金融服务战疫

⑴ 金融如何影响战争,金融在战争中的作用

金融与战争
有人认为就是金融就是金融，战争就是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可是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利益呀！没有一场战争的背后没有经济利益，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当代的二次世界大战，亦或是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背后无不应藏着经济利益。可见金融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家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为了
保险1001 张剑波

⑵ 解放战争中的金融之战。

从中国历史上看，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实现统一后的首要经济措施就是货币统一。从现代政府来看，货币统一更是其独立统一的前提和调控经济的首要条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人民政府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实现货币统一的，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旧中国货币混乱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十分坎坷，从衡量国家独立统一程度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尚出于分裂、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混乱状态。

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体，我国的币制即开始陷入混乱状态。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试图结束混乱，实现货币统一，使我国的货币走上现代制度。但是不久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国民党的货币统一落空，而且法币（纸币）的发行，反而为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可能。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抛弃这种纸币。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在城市，金银、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元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等硬通货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二、人民币的诞生和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1、人民币产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性胜利已经为期不远。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筹划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工作遂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有南汉宸负责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当时确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人民币的发行方针是“适当稳定”。即要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以及市场货币松紧的程度，有计划地慎重地将人民币投入市场。

2、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立即开展了关内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即指出：“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违本位货币。新币发行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3]

为了在货币统一过程中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统一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固定比价，混合流通。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时，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冀难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上述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上述货币。天津解放前后，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币对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兑换比价（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规定）。例如：对中州币是1：3；对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是1：100；对长城银行券是1 200；对晋察冀边币、热河省银行券是1：1000；对西农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是1：2000；对冀热辽边币是1：5000。这些比价，与当时市场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的过渡办法，可使各地区之间原来被割断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方便了群众兑换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场震动。但是，这种办法又是灵活的。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了适应站着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规定暂准东北银行券、冀南币作为人民币的辅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其他解放区的货币则不准进城流通使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东北银行券和冀南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与东北人民政府在山海关建立了联合办事处，挂牌兑换华北、东北两地的货币，实行通汇，以便利两个地区之间的往来。

（2）按规定比价全部收回各解放区行的货币。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4]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规定凡持有解放区货币者，在兑换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银行按规定原比价兑换。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已经统一为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

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后，对蒋币则以兑换为主，排挤为辅。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立于16日颁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间按人民币对金元券1：6的比价予以兑换。2月2日，北平军管会也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内，人民群众有拒用金元券及议定比价的自由。政府的收兑比价为1：10，但是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元券500元。为了做好收兑工作，北平市人民银行在市内设立了247处兑换点，组织了5000多人做收兑工作，结果仅用18天即顺利完成了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8亿多元。在兑换期内，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天津、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兑金元券的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挤出解放区的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规定，凡持有金元券10万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登记，开给金元券携带证，凭证可携带金元券到国统区；同时 放宽对进入解放区物资的限制，以鼓励人民群众把金元券运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随着金元券的迅速贬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也将兑换比价不断调低，收兑期限也越来越短，一般不超过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兑换比价为1：2500，期限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时，鉴于国民党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无限制无差别的收兑方针，规定人民币与金元券的比价为1：10000，并在市内设立了369个兑换点，仅用7天即完成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36万亿元，占国民党政府金元券发行总量的53%。

1949年7月，溃逃中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重庆发行“银元券”，企图最后一次利用纸币劫掠大陆人民的财富。对此，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宣告，今后在新解放区，银元券一律作废，不再收兑；并号召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拒用银元券，从而加速了银元券的崩溃。但是，在华南和西南解放以后，为了减轻人民的损失，人民政府还是限期收兑了银元券。如重庆解放以后，军管会宣布按人民币100元兑换银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仅10天即收兑完毕。共收兑银元券1017万元，折合人民币101700万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解放战争改变了过去先解放乡村后占领城市的办法，而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推进，首先占领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时的江南广大农村，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金元券、银元券等纸币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银元、铜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后，对农村来说，只是人民币如何去占领的问题。

四、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

1、金银计价流通情况及原因。

建国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其发行的法币、金元券等纸币在解放战争后期信誉一落千丈，金、银等硬通货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尤其是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贮藏较多，遂重新成为市场上计价流通的主要货币，其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由于银元自1948年以后逐渐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其价格也不断上涨，速度往往超过一般商品。以上海为例：1949年1—5月批发物价上涨78307倍，而银元则上涨了112971倍，黄金60682倍，美钞80553倍。就全国看，银元的价格是其本身价值的2至3倍，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抗战前一两黄金可换110枚银元，而1949年5月只换30至40枚银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币也不得不实行逐渐膨胀的办法，1949年4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量为607亿元，7月底达到2800亿元，11月达到20000亿元，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则达到49100亿元，。虽然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但通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统一财经后物价即下降），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麦、20支纱、白细布五种商品价格综合上涨103．7倍。由于人民币币值不稳，加上旧中国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仍然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即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据估计，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的人数就达50余万（主要为买卖金银，即俗称“黄牛”和银元贩子），北平市的街头，也到处都是银元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众所周知，这些金融投机势力仍很活跃。因此，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发行的货币，而是金银美钞，尤其是银元。

2、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活动。

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机，使人民币尽快驱逐金银，占领市场，同时又不至引起人民币过量发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银流通和低价兑换的冻结政策。

为了制止金融投机，稳定物价，各地人民政府在颁布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私相买卖的法令后，即组织行政力量和人民群众严厉查缉金银投机活动。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查辑银元黑市，在3天内拘捕银元贩子380人。而人民币与银元的最大较量则发生在江南解放以后的华东地区。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为重心的华东地区已经成为银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实上成为银元的辅币。江南解放以后，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盘踞市场已久的银元则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敌人。

1949年6月初，江苏、浙江城市以上海为为中心，金融投机分子掀起银元涨风。上海的投机分子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利用电话网与全市各个据点进行联络，报喊行情，哄抬价格，从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内将银元价格抬高了两倍，从而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阵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调查和部署，于6月10日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同时立即行动，在投机分子集中活动的高峰时刻，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缉获现行投机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节严重的200余人，对其他的投机据点也一并取缔。在此前后，人民政府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声讨银元投机，坚决拒用银元，取缔了街头巷尾的银元黑市交易。终于使人民币完全占领了市场。随后，南京、武汉、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开展了打击银元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年12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了2000余人，对地下钱庄和炒卖金银、外币摊档（当地称其为“剃刀门楣”）集中的地段进行了大清查，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个，对1016个投机分子分别给予惩处或教育释放。

在解决取缔银元买卖和严禁金银计价流通的同时，各地人民政府还采取了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的办法。由于社会上金银较多，为了不致因兑换而大量增加市场上的人民币，加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实行了低价冻结政策（西南地区解放以后，由于该区银子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资不够多，为避免冲击市场，索性暂时不予收兑金银），即人民银行的兑换牌价较大幅度低于黑市价格，从而使富人不愿将手中的金银去兑换人民币而愿意保存起来。但是这种低价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时也考虑到兑换者的利益，随着物价上涨，几次调高兑换牌价。到1949年底，上海收兑银元108万多枚，北京收兑22万多枚。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适当提高了金银兑换比价，加上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币下乡，占领农村市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剧烈通货膨胀政策，纸币迅速贬值，农村的抵制办法就是拒用纸币，在市场交换中使用银元等硬通货或者实行以物易物，粮食和布匹在许多地区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解放战争是先解放乡村并包围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况则不同了，由于我们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本身人民币的推行也十分困难。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区，由于人民币也在贬值，乡村中的实物交换所占比重也较大。如果说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银流通，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那么对于幅员广大的新区农村来说，以经济手段为主使人民币占领并扩大市场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行政命令为主不仅实施成本过高，而且会导致实物交换比重的增加。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是以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币下乡措施和人民币真正深入广大农村、占领农村市场，则是在1950年3月统一财经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币下乡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税收，即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征收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的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通过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即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使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大经济手段的促进，银元基本退出市场，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为缩 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个别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前，人民币尚未占领新解放区农村，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7]

4、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耐心等待、稳步前进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习惯。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照顾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形成的心理和习惯，暂准行使银元，待条件具备后再逐步用人民币收兑。例如同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管理银元办法”（经中财委批准）即规定：（1）甘肃大部、宁夏、青海部分地区仍应继续坚决贯彻禁绝银元流通的既定政策，仅甘肃拉卜楞区、宁夏阿拉善区、青海西南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准银元与人民币同时流通，然后再逐渐以经济为主辅助人民币市场的扩大，俟条件成熟时（可能需要数年）再行禁止银元。（2）在暂准银元流通的地区，为了加强政府对银元的统一掌握与管理，可考虑有人民银行领导成立（吸收当地有威望人士参加）“货币交易所”按照当地银元与人民币的市价进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决持有人民币或银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难。如该地区银元缺乏，只准人民银行有计划以汇兑方式向该区调剂，其他公私单位都不准自由携往。（3）暂准银元自由流通地区的国营贸易公司及其他国营企业（邮政、交通等）和税务机关一律禁止收受银元，以支持人民币流通范围的稳步扩大；但是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土产时，视具体情况，可用银元。（4）为了推行人民币下乡、组织经济力量、削弱银元流通的市场基础，国营贸易公司和人民银行必须尽力扩大业务。（5）在银元暂准流通区与禁止区的交界地带，应加强银元的缉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暂准银元流通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西藏）银元价格下跌、币直不稳，人民币流通范围开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可以选择的办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沿用所采取的办法，继续压迫银元价格下降，然后一次收兑或只收进不放出，肃清银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1953年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议中央采取后一种办法，3月7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报告，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并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的少数民族地区，亦照此报告合理调整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

五、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加强外汇管理

如前所述，旧中国货币混乱、外国货币广泛流通，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崩溃，美钞、港币等外币更是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计价手段之一。美钞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为最多；港币则主要流通于华南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几乎是港币的天下。

针对上述情况，各地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加强了外汇管理，制定了外汇管理办法，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同时还规定：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侨民，凡持有外国货币者，必须在限期内，按规定牌价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指定机构兑成人民币，或者作为外币存款换取外汇存单；因公务或旅行进入中国国境者所持有的外币和票据，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设在边境的兑换机构兑成人民币或作为外币存款；一切外汇业务，包括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汇兑、外汇买卖，都必须由中国银行办理或在其监督下由指定的银行经营。

收兑外币的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国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华北、华东、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币，以美钞为主；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到1950年底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广泛流通于华南城乡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外币。

在第一阶段，人民政府一方面严厉取缔外币黑市买卖，另一方面则采取折实存款的办法，吸收外币存款，由于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双管齐下，效果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兑入103万美元、97万港元、其他外币折合120万美元；上海则兑入758万美元、149万港元，吸收各种外汇、外币存款共计1242万美元、572港元、65万英镑。[9]

在第二阶段，以驱逐和收兑港币为主的禁止外币流通工作更为艰巨。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至1950年2月，为了把港币迅速逐出市场，人民政府对港币采取了坚决肃清、排挤为主、兑换为辅的方针（因港币数量巨大，如大量收兑将会引起物价暴涨），将港币打入黑市，以促使其回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凡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票据契约，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偿本位，严禁外币流通使用，但是由于港币流通普遍、深入农村，兑换尚需时日，暂准按人民银行的牌价使用。同时，人民政府还开展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运动。为了打击港币黑市，稳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于12月4日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进行了大扫荡，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档沉重打击了港币黑市，把港币与人民币的黑市比价由12月4日的1：3333元压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银行牌价为1：1500元）。斗争的结果，确定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货币；铲除了港币黑市的据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并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

1950年2月以后，由于人民币流通范围扩大，同时交通的恢复也使政府掌握了较多的物资，基本具备了禁止港币流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禁止港币流通使用。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兑换牌价提高，以利收兑；并颁布优待外币存款办法，准许外币存款移作自备外汇或按优待侨汇的牌价支取人民币。随后，广东也先后宣布禁止港币流通。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实行“三平”政策，物价币值都趋于稳定，港币黑市比价已为人民银行的牌价所控制，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市市场。这个时期货币统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量收兑港币、组织人民币下乡。以广州市为例，3月中旬以后每日的港币收兑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仅1950年一年，广东省就收兑港币9211．3万元、美钞71．65万元。据估计，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华南民间的港币已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乡流通市场。

六、中国大陆货币统一的实现

1949年至1950年的货币统一行动，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它只是集中于关内的广大地区，而对较早解放的东北、内蒙和刚解放的新疆并没有实施货币统一，三个地区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货币，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急于实行全国货币的统一。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正确的。

⑶ 汉朝金融战役是什么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⑷ 超级大国苏联如何被金融战役击垮

这个他们自身的问题也很多，但是美蝈策划的做空卢布计划使苏连彻底失去自我改造的能力，价值高达27万亿美元的苏连财富被这次的货币战争抽干。而苏连在政治上的幼稚最终导致崩溃解体！

⑸ 十年磨一剑 中国反洗钱战役中金融情报功不可没

自2006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通过，中国反洗钱工作全面步入法治化至今已有十年。
十年来，中国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形成了制度完善、机制健全、运行良好的反洗钱监督管理体系。但在新形势下，新技术领域、跨境金融业务中的洗钱风险日益加大。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反恐压力不减，中国的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形势正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上海证券报记者近日走访了四川广元、攀枝花和广东汕尾等地，实地探寻基层金融部门在反洗钱和协助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记者 高翔 ○编辑 陈羽
制毒案件中的金融情报
义务机构是反洗钱的第一道防线，需要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以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三大义务。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就是金融机构一线业务人员发现的
四川省广元市，是武则天故里，位于川陕甘三省的结合部，被称为“川北门户”。有5条高速公路、4条铁路穿境而过，与机场和1个内河港口构成了立体交通网络。
发达的交通，促进经济往来，但也便利了制毒贩毒者藏身于大山深处。随着目前毒品犯罪活动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尤其是成都地区的制毒贩毒打击力度加大后，广元山高林密、无制高点的地貌，极易使制毒窝点在该地落脚。
今年5月26日，广元市剑阁县某金融机构的一位客户要求提前还贷。他经营着一家养鸡场，此前向该金融机构贷款了10万元，还有14个月才到期。
据信贷经理了解，养鸡场的经营一直不景气，且这个还款时点与当地土鸡养殖的出栏周期并不吻合——养殖的鸡还比较小。进一步了解发现，该客户的还贷资金来源于出租其部分养鸡场设施所收取的租金，且租金高于周边行情4倍以上，也超出了该养鸡场正常经营一年的收入所得。
就在两个月前，银行工作人员尚可直接进入养鸡场，但出租后的养鸡场却新修了大门和围栏，门口养着狼狗，里边的人员不允许外人进入查看。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该金融机构的高度警觉，并据此于6月3日向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反洗钱科反映了该情报。
为了及时、高效报送涉毒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为禁毒部门发现毒情、侦破涉毒案件提供金融情报支持，人行成都分行于2015年2月3日下发文件，要求建立四川禁毒反洗钱金融情报监测分析和报送体系。而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又据此制定了《广元市涉毒资金监测模型》，下发辖内的金融机构。
接到情报后，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认定该情报符合《广元市涉毒资金监测模型》中制毒犯罪资金监测识别特征，认为养鸡场的租用人涉嫌“制毒”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迅速指导金融机构将情况报告了当地的公安机关。
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制毒贩毒案件的侦破中，金融情报至关重要，我个人认为人行和金融机构起的是‘站岗放哨’的作用。在这起案件中，金融机构就是根据我们制定的模型，发现了该案的可疑线索。”
接到上述线索的同时，广元市禁毒支队也接到情报，福建省长汀县公安局在侦办“5·17”毒品案件中发现大量的溴代苯丙酮（制作冰毒的原料）可能流入剑阁县辖区。当地村委会也反映，有人员形迹可疑，且养鸡场内散发出异味。
综合研判各方情况，公安机关于6月8日在广元市剑阁县盐店镇成功端掉制毒窝点，同时成都警方的另一抓捕组还在成都抓获了制毒技师2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缴获了制毒半成品麻黄素疑似物300余公斤，扣押溴代苯丙酮3吨，查获易制毒化学品二甲苯、胺水、盐酸等辅料50吨。剑阁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如果这些原材料完成制作工序，可制造出1吨冰毒。”由于该制毒窝点6月5日才开始制作，因此并无毒品成品流出。而冰毒的主要原料，正是麻黄素。
金融机构和按照规定应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被称为义务机构，后者目前在我国指非银行支付机构，未来将扩展至其他主体。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指出：“义务机构是反洗钱的第一道防线，需要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以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三大义务。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就是金融机构一线业务人员发现的。”
切断毒贩的“生命线”
以义务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为基础，经过监测分析，人民银行依法向执法部门移送了大量线索，为国家预防和打击洗钱及上游犯罪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情报支持
上文所述的“剑阁6·7制毒案”，源于客户的一次异常还款行为，还未直接涉及涉毒资金往来。事实上，通过获取涉毒资金线索进而查明涉毒资金网络，而后打击对应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摧毁涉毒团伙网络的经济基础，在案件侦破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攀枝花市地处四川和云南的结合部，据该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国宏介绍，由于距离金三角毒品生产地的直线距离仅800公里，因此攀枝花是毒品由金三角经云南进入四川，北上到内地的重要通道之一。犯罪分子的手段也越来越智能化，利用快速便捷的支付体系，远程毒品交易、远程操控的跨区域案件越来越多。
小莎（化名）今年20岁，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原先在家里干农活。一次，她遇见了吉恩某某，后者请她来攀枝花负责一些转账的事情，一个月工资2000元。小莎答应了。后来她对上证报记者回忆说，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经手的是毒资。
来到攀枝花后，小莎手中最多时有10张银行卡。有时吉恩某某会让她去转账，有时会让她去取钱，后来也让她去大桥底下“接货”。她在圈子里也有了自己的外号——“小女孩”。
最多的一次，她用几张银行卡给多个账户转过去五十余万元。而她所不知道的是，这批账户已被监测。2015年初，攀枝花某金融机构就通过监测系统上报了“关于卢某某等人银行账户涉毒洗钱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经过初步分析后，形成线索，移交公安部禁毒局。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直属于人民银行，成立于2004年，履行的是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接收、分析职能，目前已与2600余家义务机构总部建立了电子化数据报送渠道，涵盖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非银行支付等领域。
2015年5月13日，公安部向四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交办该案线索，四川成立专案指挥部，对该案立案侦查。分析表明，卢某某等人的账户从2012年至今涉案资金达5.3亿元，涉及交易对手账户2300多个。随着线索的挖掘，又重点对该案涉及的160多个交易对手的身份信息和资金交易进行调查，拓展出一批新的线索。
据攀枝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案民警介绍：“远程跨区域的犯罪隐蔽性强，犯罪分子不用见面，可能交易就完成了。如果我们采取传统的方式，一些犯罪行为可能就会被漏掉。通过对金融机构提供的线索的深度分析，对以吉恩某某为首的涉毒团伙的结构和资金流向进行了梳理，我们基本摸清了涉毒团伙成员分工、人员招募、边境购买毒品、运毒回攀线路、交接毒品方式、藏毒窝点等涉毒情况，为抓捕打下了基础。”
2016年4月17日晚间，小莎在接应毒品时，与其同伙一同被警方抓获。当晚，警方又将闻讯准备乘车逃离的吉恩某某及同伙抓获。
截至6月末，仅攀枝花警方已侦破涉毒案6起，抓获嫌犯33人，缴获海洛因38公斤。攀枝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负责人认为：“经过监测、研判和甄别，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移送的可疑涉毒交易线索，与攀枝花本地、乃至周边地区毒品犯罪的特征是吻合的，精准度较高，基本上都涉及毒品犯罪的问题。与禁毒部门传统的情报来源渠道不同，卢某某案件的情报来源主要是反洗钱部门，以金融数据为主。”
以义务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为基础，经过监测分析，人民银行依法向执法部门移送了大量线索，为国家预防和打击洗钱及上游犯罪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情报支持。十年来，人民银行系统累计向侦查机关报案或移送线索近万件。
在看守所，小莎告诉记者，如重获自由，她想外出打工挣钱。当记者问她是否吸过毒，她回答没有。
堵住转移赃款的通道
2015年4月，人民银行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
洗钱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地下钱庄是人们心目中较为神秘的通道之一。地下钱庄较多地分布在沿海地区，且有对应的向境外转移赃款的国家或地区，如广东对应我国港澳地区，温州对应欧美，山东则对应日韩。
据人行广州分行反洗钱处负责人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的对敲是地下钱庄的主流操作模式，人民币不用出境，外币也不必回流，由于广东毗邻港澳地区，“轧差”也很便利。除此之外，还有非法支付结算型地下钱庄和非法套现型地下钱庄，不涉及外汇买卖，前者希望掩饰资金来源，后者是企业急于套现的一种操作模式。
所谓“对敲”，即地下钱庄的客户需将资金转到境外时，将人民币汇至地下钱庄的指定账户，在境外收取地下钱庄按约定汇率兑付的等值外币。如需将资金汇入，反向操作即可。在这过程中，资金并未发生实质上的跨境转移，而是用记账的手法，后续通过“水客”携带现金出入境、虚假投资、虚假贸易收付款等方式平账，即轧差。
2015年4月，人民银行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
这是中纪委牵头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子行动，重点是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贪污贿赂等上游犯罪向境外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犯罪活动等进行集中打击。
广东汕尾，毗邻港澳地区，许多当地的渔民和海鲜干货店主都有旅居港澳地区的亲戚，过去常收到亲戚寄回的港币作为生活资助，后来就出现了专做港币生意的掮客，当地人称“港纸佬”。严某等人最初从事单纯的外币买卖，通过向汕尾地区的港币“头家”收购由港澳同胞支付给内地眷属的生活费，再出售给有需求的渔民、海鲜干货店以及走私分子等客户，从中赚取每千元0.5-1元的点数。
到了后来，其经营范围扩大到了采取对敲结算的方式帮助本地的外资企业在我国香港地区和内地之间转移资金。在日常监测中，汕尾某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严某的账户交易频繁且金额巨大（每天十多笔，每笔几十万不等），仅短短三个月内累计交易额已高达1亿元。经分析，怀疑该客户涉嫌地下钱庄非法外汇买卖，于是按照规定提交了重大可疑交易报告。
汕尾市某金融机构负责人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我们发现了诸多疑点。据柜台工作人员回忆，客户年纪不大，是1983年出生的，但交易额巨大，交易频繁，且基本不沉淀，交易结构异常复杂，呈树状，且枝繁叶茂。我们马上向人民银行报告，并认真摸排了整个交易脉络。”
人民银行汕尾市中心支行收到报告后，立即上报人行广州分行启动反洗钱调查程序，组织辖内的六家银行机构扩大范围排查该客户及其交易对手的资金运作情况，随后就该线索与汕尾市公安局进行情报会商。2015年11月24日，汕尾市公安局正式立案，案件专号“11·24”。
随后，公安部门、人行和金融机构多次对碰信息，梳理出严某等10名涉案核心人员及相关亲属的基本情况。人民银行汕尾市中心支行累计调取80名个人近1200多个账户交易流水，总结分析出涉案资金流向路线24条。
2016年5月19日下午3时，汕尾公安出动警力150余人，在深圳、汕尾等地统一开展收网行动。为了防止涉案资金转移，收网前一个小时，人民银行汕尾市中心支行与公安联合部署资金冻结工作。在下午3点收网的同时，汕尾当地的银行就迅速地完成了账户的冻结。
“11·24”特大地下钱庄案涉案金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冻结涉案账户1200多个，冻结资金约7190万元人民币，抓获严某等犯罪嫌疑人15名。
央行反洗钱局反洗钱调查处负责人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截至去年底，专项行动破获重大案件380起，涉案累计交易金额达上万亿元（累计交易金额统计每笔资金的每次交易），最大限度地切断了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通道。今年5月，新一轮的专项行动已布置到位。”
中国绝不是国际洗钱中心
个别媒体关于中国是国际洗钱中心的说法，有违事实，有悖于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国过去不曾是、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是所谓的国际洗钱中心
2004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代表中国政府致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主席，正式承诺中国将遵守FATF发布的反洗钱建议。
FATF是反洗钱领域最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发挥着制定和推广国际反洗钱标准、评判各国反洗钱工作合规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作用。承诺遵守FATF发布的建议，意味着中国的反洗钱工作需要达到国际标准要求，也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与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的反洗钱工作起步晚，但起点高，一开始就参照FATF发布的国际标准。”
2007年6月举行的FATF全会上，各成员一致同意接受中国成为正式成员国。2012年2月，中国正式通过了FATF第三轮互评估及后续评估程序，这意味着中国在反洗钱工作的主要方面已经达到国际标准要求。
2012年，FATF通过了新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标准，即FATF新40条，而中国也将面临FATF的第四轮互评估。
在央行反洗钱局应对FATF互评估工作的相关人士看来，新标准的要求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大截”。互评估结论是衡量各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体系的权威结论，如若不通过，会影响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展业，继而影响中国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应对FATF第四轮反洗钱互评估，能认真查找我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的不足，是完善我国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体系的契机。
除了趋严的国际标准，其他多重因素也使得当下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反洗钱局负责人介绍说：“反恐怖融资的重要性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必须进一步发挥反洗钱在遏制恐怖融资方面的作用，切断恐怖分子的经济补给线。此外，借助互联网，非法集资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呈多发式增长。再次，走私、逃税、贪腐、毒品等上游犯罪依然十分活跃，反洗钱部门应该在协助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此外，互联网金融和虚拟货币，也为犯罪分子洗钱和恐怖融资提供了新的通道。FATF今年发布的一篇报告显示，虚拟货币以其匿名、转账快速、低波动性（货币兑换时风险低）以及可靠的特性，成功吸引了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注意。已有执法机构注意到，一些恐怖主义网站开始接受比特币捐款，有部门发现恐怖分子间的谈话涉及使用比特币购买武器等内容。
洗钱风险也已上升为跨境金融业务的主要风险之一，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洗钱资金的流出地和中转站。
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人民银行会将互联网金融机构逐步纳入反洗钱监督体系，也会研究建立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遏制洗钱活动从金融领域向部分非金融行业的转移扩散。我认为，无论是从体制机制，还是从反洗钱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具备管控各类洗钱风险的条件和能力。个别媒体关于中国是国际洗钱中心的说法，有违事实，有悖于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国过去不曾是、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是所谓的国际洗钱中心。”

⑹ 索罗斯四大战役是哪些

“破坏者”索罗斯的四场经典战役。

1、英镑危机，净赚10亿

1992年，德国经济的发展如火如荼，德国的官方货币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也因此不断攀升。

德国春风得意，英国经济却一直处于不景气的境地，它需要实行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德国政府却因为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担忧引发通货膨胀，于1992年7月把贴现率升为8.75%。

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而一场英镑的旷世危机的导火索也由此被点燃：过高的德国利息率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英镑而抢购马克的风潮。在过去的200年间，英镑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然而到了1992年9月，投机者开始进攻欧洲汇率体系中那些疲软的货币，英镑首当其冲。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出场了。他开始大举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狂跌，英国政府也因此乱了阵脚。到了16日清晨，英国政府无奈宣布提高银行利率2个百分点，几小时后又宣布提高3个百分点，将当时的基准利率由10%提高到15%，并同时大量购进英镑，希望可以吸引国外短期资本的流入，以增加对英镑的需求以稳定英镑的汇率。然而，就在英国央行布局的同时，索罗斯早已开始对英镑的空袭。大量英镑被抛出，大量德国马克被买进。

尽管英国央行购入了约30亿英镑以力挽狂澜，但未能阻挡英镑如雪崩般的跌势。16日收市，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一天之内大幅下挫约5%，英镑与美元的比价也跌到1英镑等于1.738美元的低位。此后的一个月内，又再度下挫约20%。

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告这场货币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并同时宣布英镑将退出欧洲汇率体系，开始自由浮动。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则在此次英镑危机中获取了逾十亿美元的暴利。

2、泰铢沦陷，百亿入账

在英镑危机爆发的5年后，索罗斯将他的目标锁定在了东南亚。1997年的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沉浸在一场资产的盛宴中，对自身经济体制的漏洞并无察觉。索罗斯再次抓住了机会。

由于泰铢具有在东南亚各国流通性良好、风险较小、资产泡沫巨大等特点，这种货币很快就成为索罗斯中意的突破目标。

1997年3月，泰国央行宣布国内数家财务公司及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索罗斯将其视为采取行动的信号，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导致泰国银行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发生挤兑。

就在大家因为突如其来的崩盘不知所措陷入慌乱时，以索罗斯为代表的空头们开始大量抛售泰铢。5月，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试图挽救这场危机，但这笔数字相对数量庞大的游资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下令旗下基金组织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空袭战”资金规模，并于当月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如果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这股飓风瞬间席卷了印尼、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然而，与泰国类似的是，这些地区央行的救援再度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此后的局势发展开始变得有些无法控制：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机制，实行浮动汇率机制，当日，泰铢兑美元汇率暴挫逾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

3、闪袭香港，遭遇惨败

1997年7月中旬，港币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港币对始多年来的首度告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市场，大量买入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00港元的心退关口之上。

刚开始的一周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厅兑美元汇率就跌破了7.7500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币汇率重又拉升至7.7500措元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金融实力。索罗斯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就这样失败了。

这时候的索罗斯刚刚打完一场漂亮的“扫荡战”，扫荡了整个东南亚金融市场，这次出手甚至波及到了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但是索罗斯绝不是那种肯轻易罢休的人，他开始对港币进行大量的远期买盘，准备再重视英格兰和东南亚战役的辉煌。

1997年7月21日，索罗斯开始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日，美元兑港币3个月远期升水250点，港币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从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于次日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香港政府通过发行大笔政府债券，抬高港币利率，进而推动港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扬。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币的银行提出了口头警告，使一些港币投机商战战兢兢，最后选择退出港币投机队伍，这无疑将削弱索罗斯的投机力量。当港币又开始出现投机性抛售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暴涨。一连串的反击，使索罗斯的香港征战未能讨到任何便宜，据说此举使索罗斯损失惨重。这次出手也是索罗斯为数不多的“败仗”之一。

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这对香港无疑是一种强心剂，但对索罗斯来说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索罗斯所听到的”坏“消息还远不止这些。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发表声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使索罗斯感到投机港币赚大钱的希望落空，只得悻悻而归。

4、做空日元，狂赚10亿美金

与之前做空英镑和泰铢不同，做空日元的手法似乎更加狡猾和老到。

近几年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让索罗斯瞄准了日本这个动荡的肥肉。一位业内投资人士认为日元遭到对冲基金做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经济体制内部的病因。

过去的十年间，日本政府大力推销国债，日本财政收入对于举债的依赖已经使得日本国债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几乎达到收不抵支的情况。

有数据显示，与欧债危机中心地带各国债务/GDP接近150%的比值相比，日本的这一数字竟高达200%，但仍能靠着借新钱还旧账的“庞氏骗局”维持。

于是，“做空日元”成为当时华尔街最热门的投机交易。据了解，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日元兑美元汇价已经下跌近20%，2013年2月更是创下33个月新低，为1985年来同期表现最差。

索罗斯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掘金机会，不过，主导那次做空的是跟随他20多年的得意门生斯科特-贝森特。

2012年夏，贝森特正式接掌索罗斯基金。当遭遇9级地震的日本开始大量进口原油时，他便预测日元会贬值并积极寻找机会做空。直到2012年10月，贝森特前往日本调研，在得知“渴望”日元进一步量化宽松的安倍晋三当选首相几率最大同时他发现大量日本资金从澳元高息资产撤回国内后，他感觉时机已经来临。

为了筹集巨额建仓资金，索罗斯大量抛售股票。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索罗斯卖出通用汽车与通用电气的股份。并且其基金在上一季度售出了110万股LinkedIn、26万股亚马逊以及250万股Groupon的股票。

若大手笔做空日元，必定会引发日本金融监管部门“注意”，贝森特的主要策略是通过日元利差交易放大杠杆融资，大量买进押注日元贬值与日股上涨的衍生品投资组合。一位接近索罗斯基金的人士透露，贝森特主要做空的日元头寸，集中在执行价格为90-95区间的日元看跌期权，并以杠杆融资买涨日股作为“掩护”。

这也是索罗斯惯用的手法——做空外汇市场，做多股票和指数。所以，索罗斯除了增加日元空仓外，还买涨日股，日本股票占该公司内部投资组合的10%。因为索罗斯认为日本解决经济困局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会引发另一个现象，就是短暂的股指繁荣，注定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的确，日经225指数从2012年11月份8619的低点上涨幅度达到33%，这又让索罗斯大捞一笔。

⑺ 疫情来势汹汹 车企推多项“减压”政策 与经销商携手战疫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志在打赢这场来势汹汹的抗“疫”战，众多车企更是纷纷响应，捐赠了大量的物资。面对当前出现的员工不能正常复工，经营店不能按期开业，客流急剧减少的现象，各大车企为了缓解经销商的压力，推出了不少“减压”政策，以图共渡难关。

1.减负释压：东风日产迅速启动返利补贴、贴息降息等针对性的金融财务支持，为身处疫情寒冬中的经销商减负释压，展开务实有力的支持。

2.政策松绑：灵活调整考核机制，结合疫情发展，酌情调整经销商目标。东风日产在一季度DBS考核取消总部评价成绩，取消第三方考核，减轻经销商压力，帮助经销商伙伴轻装上阵。

3.供给保障：针对疫情特殊时期的物流状况，东风日产调整物流计划，排除万难，保障供给，优先确保疫情影响区域车源供应，同时启动物流加急方案，实现产销优化和无缝衔接。

4.平台赋能：疫情蔓延下，线上服务成为更多消费者的习惯。东风日产积极搭建平台，完善线上业务体验。东风日产官网、车巴巴、东风日产天猫/京东旗舰店全天候24小时提供线上看车及线上金融服务，使消费者获得优质线上体验；同时，为了进一步强化经销商在线上平台业务开展，东风日产在内部“学习强店”平台新增“战疫加推”板块，进行针对化的指引培训，并通过平台推送《数字营销指导手册》，为专营店提供短视频营销技法、自媒体营销技法、数营先锋学习资源等逾10种数字营销支持与指导。

写在最后：

如今疫情还在继续，车企们的援助也在持续进行，此次各大车企针对经销商伙伴一系列暖心举措，充分展现了他们作为企业的责任与担当。除此之外，我们预测接下来还将有多家车企相继推出针对经销商的“减压”政策，因为在“隔离”成为热议当下，各大经销商几乎很难完成考核，而车企的“减压”政策则恰好让经销商在令人寒心的疫情中感到一阵暖流，一起共渡难关。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