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李剑阁

1. 博源基金会的简介

博源基金会，得到香港政府正式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博源基金会倡导多学科交流，通过疏理问题、建立框架和寻求共识来促进国内外学界，政府部门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间的对话。 博源基金会提倡研究的创新模式，愿为国内外各领域有识之士探索、研究重大课题搭建平台，提供资金支援和相关服务。
基金会的活动包括：组织、支援研究课题，召集年度论坛，组织年度专题讲座及出版专著及论文集等。基金会以自己组织参与研究课题为主，同时也向外部研究机构及个人提供经费，资助符合基金会研究方向的课题。
博源基金会理事会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美国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银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 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 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 Cha）。
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
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逊（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2. 李剑阁的主要作品

1、《经济改革初战时期的建设方针和货币政策》，1984年12月，《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经济增长模型的递推规划方法和最优平衡问题》，1985年3月《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3、《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1985年5月17曰《人民日报》。
4、《把握历史的契机》，1985年6月25日《经济日报》。
5、《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人民生活的关系》，1985年12月，《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
6、《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1986年1月4日《经济日报》。
7、《以改善宏观调控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改革》，1986年1月2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
8、《当前我国工业生产增长的制约因素》，1986年4月，录入《中国经济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从上海看大城市的困难》，1986年3月《世界经济导报》。
10、《论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给》，198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11、《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思考今后改革的路子》，1986年11月，录入《中国经济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
12、《关于各级政府职能与分层管理的思考》，1986年12月《经济管理》。
13、《微观改革中的企业家阶层和所有制问题》，1986年第24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告》。
14、《现代化需要的企业家与企业家需要的改革》，1986年12月22日《世界经济导报》。
15、《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1987年1月《管理世界》。
16、《1979年以来建设与改革经验的研究》，1987年2月，录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
17、《财政紧缩和金融紧缩政策下的改革战略问题》，1987年12月3日《金融时报》。
18、《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1987年第11期《财贸经济》。
19、《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局势与选择》，1987年12月，录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
20、《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下的小企业》，1988年4月，《学习与研究》。
21、《重新确立理论的应有地位》，1988年5月20日《经济学周报》。
22、《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1988年第1期《改革》。
23、《经济体制中期改革规划纲要》，1988年，录入《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4、《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前瞻》，1990年11月，《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录入《Globalism Crosses National Boundaries》,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axas at Austin
25、《计划与市场问题两辨》，1991年第1期《改革》。
26、《论走出“放乱收死”的循环》，1991年2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7、《关于期货市场的几个问题》，1993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28、《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1994年1月28日《人民曰报》。
29、《1994年：改革攻坚和制度创新》，1994年第1期《改革》。
30、《继续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1995年第5、6期《改革》。获1997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31、《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1996年第6期《改革》。
32、《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1998年第9期《经济研究》，
33、《从抑制通胀到扩大内需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1998年第6期《改革》。

3. 申银万国的公司高管

董事长李剑阁
男 1949年12月出生 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处级、正处级咨询研究员，国家计委体制改革法规司副司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储晓明
男 1962年5月出生 1984年8月参加工作 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商业信贷部副主任科员，中国工商银行技改信贷部项目评估处负责人、副处长，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信贷部调查评估处处长，中国工商银行评估咨询部基础设施评估处处长兼银通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工商银行资产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级调研员，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海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东海公司党委书记，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

4. 大家帮我搞点有关电信的文章 自数3000字以上谢谢了

今年北京的冬天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围绕中国电信的产业改革前途的讨论却远比天气转暖的速度来得更加急迫。1月8日下午，一个级别甚高的电信改革高级研讨会，在没有通知首都新闻界的情况下，悄悄地召开了。

说它高级，单看主持人——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和信产部副部长周德强，与会的20人中包括了信产部、联通公司、广电总局的代表，国务院体改办、国家经贸委、计划发展委的官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还邀请了美国美林集团、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的投资银行家，社抖院经济所的张平博士作为王小强的代表、北大教授周其仁也作为学术界代表而出席。(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会议围绕着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深层走向进行了实质性探讨。经贸委官员鲜明地提出了加强政府监管的思路，由于预见到当前阶段的电信改革方案不可避免地将具有浓厚的垄断色彩，加强政府监管将成为保护民族产业，加快与国际接轨的头等大事；以主张彻底地开放竞争而闻名的周其仁教授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以开放促竞争”的，总体思路；张平博士则在完成对珠江三角洲、粤港两地信息服务业充分调查之后，系统而又有新意地提出了“加快珠三角对香港开放以迎拉未来WTO 挑战” 的观点；广电局方宏一博士则大力倡议筹组“中国数据网络特区”——在全国五大城市中实现电信网和有线电视网的互联互通。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与激烈地争论中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一天以前，北京南城的一座普通招待所里，体改办与美林集团刚刚联手举办了“当前国际电信业重组方案及发展情况研讨会”，美林的投资专家从世界电信业兼并重组的大趋势出发，从资本运营与产业重整的理论高度评价了即将到来的中国电信业改革方案。每个与会者仿佛都体会到电信产业变革的紧迫距世界只有咫尺之遥。

山雨欲来风满楼！

果然，春节刚过，人们就从不同渠道得到中国电信改革方案“尘埃落地”消息。虽然不管从哪个角度评价，这个新鲜出炉的方案仍带有浓厚的保护垄断的味道，甚至始终都没公开一张未来中国电信市场对外彻底开放的时间表，但此后的变化却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3月1日起电信资费开始全面调整，3月25 日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有关电信问题的讲话则更加振奋人心，5 月份初中美电信高层广州峰会上的成果则给了人们对电信改革以有力的信心……

让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思维，回顾一下这两年围绕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走过的坎饮坷坷。

’98大争论中国电信改革的焦点

1998年3月，以原体改委体改所副所长、 现粤海企业集团顾问上小强博上为首的“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电信产业课题组”，提出《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包括1份主报告及若干分报告和案例研究）。1998年5月中旬，《产业论坛》在京举办“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包括原邮电部、广电部、国家计委、科委、体改委、中科院、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官员学者，以及中信、AT&T等中外大型企业集团的信息主管，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次非官方会议。围绕着王小强的报告，与会者可以说既惊喜又狐疑，惊喜的是先于行业主管部门由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关中国产业发展前途的战略性改革报告，狐疑的是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各自部门利益出发品评这个有可能触及整个电信产业重组的重大课题。真可谓“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98下6月下旬， 以川国家广电局信息网络中心方宏一博士为首的“有线电视多媒体业务接入模式研究课题组”，发表《再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文，针对王文的主要观点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认识；1998年9月-1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周其仁教授撰写的《三网复合数网竞争》陆续发表。一场论战就此产生。

一次会议，三篇大作（每篇都洋洋数万言，谈论的问题则从中国的国情到国际竞争的未来），针对国内三网（电信、有线电视、计算机数据通信）合一问题，展开了这场既包含经济学层次、更囊括社会学层次的大争论。各类社会传媒也多从不同角度积极参与——1998年6月底， 《三联生活周刊》以“封面故事”的显要位置刊发的《重新洗牌—— 一场关于中国电信产业的大争论》等一组文章；7月15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刘峻的文章《中国电信业，出路何在？》；10月3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主要反映周其仁观点的《逼问网络垄断》；到了1999年1 月份《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更是以整版的篇幅推出《关于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的采访札记》，一时间名动京城。

由于王小强组成的研究课题小组阵容齐整，并明确标明“本课题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提出，与高盛公司（亚洲）联合资助”，所以一时间人们对其研究报告的背景与利益趋向发出置疑，甚至有原邮电部授意出笼的说法。以笔者的了解，一来这两家提出课题并给予资助的公司，正是1997年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全球融资协调人。中国电信（香港）的走出大陆，恰好反映了中国电信产业加速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产业一体化趋势的重要表现，而高度关注中国电信内部的重组也正是这种变化趋势发展的必然，这一课题受到了当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现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上歧山的高度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来作为多年从事产业战略研究的学者，王小强80年代就以参与编辑《走向未来丛书》和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策略而名重一时，90年代留学剑桥更加深了其对西方现代经济的感性认识，他对中国钢铁工业、航空工业、彩电制遣业等战略重组的一系列真知灼见都引起企业界与学术界的注目。王小强主张：开放电讯服务的企业化和市场化经营，但要把我国已形成规模的电信基础网（包括有线电视网）从经营性企业中独立出来，成为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基础信息网，依托电视技术平台，直扑电信、电视与计算机“三网合一”的产业前沿。虽然对报告的结论可以仁智互见，但其理论依据与可操作性都是极其鲜明的。附带指出的是，在1998年9月22日，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在王文的逻辑基础上，也推出了《中国电信行业重组分析》（此文没有在大范围内公开）。全文立足全球电信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电信公司化的背景，从中国电信的重组目标、目标结构选择、中国电信的公司化、移动通信公司重组的其它考虑因素和资本市场估价共六大角度入手，配合德、英、日、美、墨电信改革的案例研究，系统填密地提出“整体重组、内部专业化运营”的思路。报告似乎更侧重投资家的立场，认为“拥有网络是现代电信公司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绝对必要条件” ，所以不同意传输与电信业务分离；要“以转售的方式逐步放开市话和长话服务，在固话业务领域引入竞争”；由于数据互联网是未来电信的骨干业务，故不能从中国电信固网分离。

方宏一则针对王小强国战略的“电信本位”用了绝大部分篇幅诉诸反垄断，强烈要求开放电信的竞争性经营，保持电信与广电两网并存，具体方略是在有线电视网扩容改造基础上，在有线电视网上发展Internet增值服务，特别是发展网上通信，并最终以光纤入户代替现有广电HFC（同轴电缆），最终达到三网结合的目的。

周其仁教授则针对前两文继续维护电信垄断反对重复建设入手，系统论述了“ 中国电信的高社会垄断成本”的严重后果，提出了“三网复合，数网竞争”的思路。作为职业经济学家，周其仁的分析既充满了学术锐气又饱含深度的人文关怀，从某种角度上讲由于超脱了部门利益之争，所以周文的出现颇受社会大众的欢迎。但同时属名韩德强的最早见于互联网的文章《周其仁正中谁的下怀》，则强调电信开放必然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指出国家利益是首要的，“弱者的格言是团结”。而在国家的一定保护下，如何苦练内功，增强竞争力，则是一个需要多方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显然，如何判断我国电信业在即将开放的条件下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是各方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具体看法产生分歧的重要因素。

笔者无意介入这场中国电信产业发展战略的讨论，从某种角度上讲，正处于经济制度转型和社会转轨阵痛中的当今中国，遗留下来的战略讨论实在太多了，且非常有必要多重入手形成一整套的战略构架与要义。90年代初期，广播电视业和通信业都想发展全业务网，以简单延伸的方式进入对方领域，但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1994年互联网的成功商业化，提供了一种能够将不同类型网络进行无缝连接的有效方法，随着宽带IP技术的发展，在IP网上传输实时业务和多媒体信息成为可能，宽带IP网就成为三网融合的结合点。通信业正在进行一场从电路交换转向包交换的体制革命，从1984年AT＆T解体、英国电信法修改算起， 西方国家开始讨论基础电信网与增值业务的剥离，并着手实施电信市场的开放竞争与私有化进程，直到1996年美国正式完成对1934年电信法的根本性修改，期间则伴随着90年代后期以来电信恐龙们惊心动魄的兼并重组。在这样的技术与产业背景下，正视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三网的巨大差距，肯定众多跨国公司决不会轻易放过巨大的中国信息技术市场之后，中国电信产业应该遵循哪一种路线和策略来达到建设中国“三网复合”并发展IT产业，不但是技术问题更是体制的革命。

可以预言的是，技术进步、需求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性增强；互联网的国际件将兼容性、网络的外部性、以及技术进步的路径锁定效应椎向极致，为此从电信产业的开放竞争、电信设备商的重组，必然带来全球性ISP／ICP商的重组，整个IT产业部在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遇、一场深刻的变革。

’99暖春从雾里看花到云开雾散

如果说1998年夏秋，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战略还属于学界和业界精英讨论的热门话题，那么到了1999年春天，它已经成了广大公众兴昧盎然的话题——据《财经》杂志报道，今年3月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对1290 位消费者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62％的对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表示欢迎，72％认为中国电信业还需步入改革，破除垄断，引入竞争；还有70％的被调查者表示为“政企合一不利于引进资金、技术”而担忧。

民心所向，民愿难违，各种社会力量暗暗汇聚成一股洪流，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电信事业的改革加速向前、向前……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8年3月31日信息产业部的挂牌，就明确标志着中国电

★信息产业部成立之初，主要着眼于政企分开和“中国电信”的公司化改造，但此改革设计被最高决策层拒绝，于是从1998年6 月份起着手进行重组电信行业、切开“中国电信”的方案设计；

★信息产业部专家专程去美国考察，1984年美国政府分解独家垄断的AT＆T 采取的是“横竖结、合横切为主”的指导方针，而1996年美国新电信法公布后，专做国际长途业务的AT&T想方设法企图再次切入美国本地电话市场，但结果是屡遭“小贝尔”的“揉挫”而一愁莫展，历时2年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在1998年8月转向与 AT&T结盟，试探走有线电视进入用户家庭的接入道路。显然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需要全程全网，美国人走过的弯路我们没必然要再重复，于是信息产业部一开始就树立了中国电信的“竖切”原则；

★虽然这套竖切方案始终在信息产业部居于主导地位（由于主要由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提出，而被人戏称为“刘彩方案”），但同时也仍然提出了其它方案，包括了按地域“横切”以及“交叉切”的观点。最著名的“横切”模式即“南北中国方案”，以长江为界划分成两大系统，“交叉切”的提法来自“奇偶方案”即按电话号码尾数之奇偶，将业务分成两大公司；

★中金公司的《重组分析》报告，无疑为信息产业部的方案设计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作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的电信小组从1996年底就开始系统跟踪与研究世界电信业的变革趋势，1997年完成中国电信（香港）融资任务后就深入考察中国电信业重组的现状与前景。在报告的“中国电信重组的目标结构” 一节中共设计了五种方案，其中对方案四与五评价甚高，其区别只是在建设立国家电信控股公司还是直属信息产业部上各有侧重和取舍，而最后出台的“刘彩方案” 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中金投资银行家们的建议；

★虽然在去冬今春这场电信改革讨论过程中，各个渠道发生的故事给人们以扑溯迷离、雾里看花感觉，尽管不能排除部分黑箱操作的可能性，但信息产业部始终把所握着改革进程的主动权与宏观掌控力，而最高决策层也表现了对此事的高度关注。据说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节前，相关的总理办公会就召开了四次。在1998年11 月3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切开”做法已达成普遍共识， 但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切和第一步切多少，特别是针对目前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移动电话公司的处理，令决策者难以下决心。为此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命另行提出改革方案。中咨公司的方案最终未知其详，据说其中有长话与市话分离的内容，这与信息产业部观点截然相对——信息产业部的“普遍服务义务继续需要长话补贴”和“保持网络完整性”两大理由，否定了在一定时间内将长话、市话分家；但中咨公司强调的加强“联通”的建议则有了实质性进展——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杨贤足出任联通新董事长、 原中国电信数据局局长刘韵洁出任联通总工程师， 进入 1999年后联通得到的优惠政策与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开展互联网与数

★在第四次总理办公会上，国务院终于敲定了“中国电信”的重组方案，这一天是1999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而方案的框架与10 天前吴基传部长答记者问如出一辙；

紧接着中国电信改革就驶入车道。

1999年3月1日，信息产业部公布了期待已匀的邮电资费调整方案。互联网资费、固定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长话费等近10个项目都大幅降低；在一些大城市的电信营业厅出现了人们等装第二部电话、上网、购买手机的热潮，这对时下中国内需匾乏的市场可谓是一道风景。

1999年4月1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廉·戴利率领庞大代表团到达广州，在中美电信高层会上就中国政府考虑发展美国CDMA制式移动电话达成协议。此项协议将会使美国、加拿大几家著名的CDMA制式移动通信系统的设备制造商获得至少上亿美元的商机。同时从上海传来更令人欣喜的消息，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上海信息产业发展公司和美国AT＆T 公司已经鉴署了关于在浦东地区合资经营电信增值业务的协议，这将是中国通信运营业引进外资的首个试点。几乎同时，互联网上忽然传出一家名为hardcout的美国上市公司欲以8000万美元全盘收购国内著名的商业ISP 公司瀛海威时空的消息，虽然瀛海威很快就声明此消息的子须乌有，然而仍然引起业界的轩然大波。一方面是hardcout股价的迅速飙升，另一方面是中外投资者纷纷铺测此举是否意味着外商进入电信运营特别是ISP业务的禁令即将打破？ 而这一系列变革都发生在朱总理即将踏上访美之路前，但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吴部长在中美广州峰会上对记者发表的公开长篇讲话，其继续推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信念与稳健渐进的心态一览无余。

宽带IP网挑战中国电信

1999年2月11日，也就是在中国电信改革方案批准出台的前3大，国务院专门就 “中国高速互联网络示范工程”召开有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等几大部委有关人员参加的总理办公会，会上正式同意了这个简称为宽带IP项目，仅仅在1 个月之后，国家计委便正式批准实施该顺目。

高速互联网工程所要建立的是基十互联网新技术的下一代通信网络，被称做宽带IP网的这一新生事物能够为用户提供速度成倍提高，但价格成倍降低，传统电信网络根本无法比拟的互联网、电话、电视等服务。此项目由中科院牵头，加上广电局、铁道部、上海市，共出资3个亿， 主婆利用高速广电总局和铁道部的光缆网，将联通15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其中京、津、石家庄段将在1999年下半年预备启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方宏一战略最好的奖励，宽带IP网不仅仅是一个示范工程，更深邃的意义在于它更是一种权利，一片光明而广阔的前景。作为宽带IP网的积极倡导者，中科院声学所的侯强研究员一语道破高速互联网之于传统电信的要害所在：现代通信体制是面向连接型的，它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各种网络互联成无缝大网的要求，非连接型的互联网商业化的巨大成功将对现代通信体制产生强烈冲击。学者尹鸣对侯自强这一技术话语的解释更为直白：电信业的核心任务是传输信息，电信领域的技术革新必然导致体制变革。一方面，原来的电话公司已不可能继续以独家灯式提供所有业务的满足各种需求，心然导致电信业务的开放和全社会的参与；另一方面，传输网络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各种业务和经营者的公共资源，被全社会所共享。因此，电信技术的革命不但已经使传输网络与电信业务必然合一的根据不复存在，而且使础除垄断促进竞争成为80年代以来世界电信发展的基本态势。“高速互联”或许真的能为中国电信改革突破窠臼，因为在1998华盛夏，业界广泛传言要建立全国性有线电视骨干网的建议被最高决策层否定，因为这一次，这件事不是交给中国电信去做。

上海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国际接轨的争夺中凸显出精明与果敢！

万里长征刚迈出第一步

1999年的早春对中国的信息产业界可谓是风起云涌、充满无穷变化。

长风破浪会有时

进入1999年以来，虽然美国的经济增长已明显趋缓，但网络经济依然“凯歌行进。”

4月7日，Yahoo公司公布了一季度的财务报告，市值突破410亿美元，其净利润高达1640万美元，首次超过作为工业时代标志的波音公司市值，其实，不仅 Yahoo 如此，一大批与网络相关的世界级明星企业和超级富豪脱颖而出，Amazon、Aol 、 ebay、eTrade、Qwest等新一代网络服务与通讯公司的崛起， 使得无数声名显赫的传统大公司黯然失色。目前，AOL、Yahoo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4000万以上，日均访问量超亿人次。专家预计，用户规模达到8000万到1亿的“超级IT 巨人”可望在年内脱颖而出。据统计，目前在信息产业领域，硬件业的平均利润是5％， 软件业为 10％，而信息服务业为15％，有人据此断言，IT业将成为本世纪末“财富雨水”最多的一个新兴产业。网络经济已不再是学者专家理论研究的话题，或者是个别奇迹公司的火箭式飞升，它正逐步从根本上影响着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与价值走向。全球网络服务巨头加快了合纵连横，大规模兼并重组，开始重新洗牌，其规模之大、频次之高前所未有。目前AOL、Yohoo、MSN“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出现。 一个网络服务企业真正成长为“巨人”的时代已呼之欲出。

据4月份最新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1.8亿，比上同期翻了一番。其中今年第一季度新增网民0.33亿，专家据此预计，今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将再攀新高，达到用户将接近4亿，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的两倍，增长率为172 ％，比去年高出72个百分点。随着网民数量的增长，互联网开始在全球社会生活和公众舆论方面发挥巨人般的影响。在最近北约空袭南联盟以及年初海湾战事的报道中，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在“及时性”和“随时性”两方而超过传统媒体，数千万网民充分感受到了网络媒体的魅力，互联网让传统媒体显得黯然失色。市场调查公司Jupiter Communications曾向2200名网友的调查显示，虽然广播电视还是一般大众收看新闻快报的主要来源，但遇到突发新闻事件，超过一半的网友会先上网查看最新消息。而且，超过八成的网友认为，网络新闻与广播电视新闻一样值得信赖。 1999年世界电信日的主题就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不仅仅是网上购物，而是依托计算机系统开展的所有商务活动，电子商务的全面推开，实际上给现代社会经济注入了一个全新的“神经系统”。根据IDC公司的调查， 今年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将再增长一倍，达680亿美元、接近去年的3倍，超过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近几年，美国的风险投资一直不断增长。从这几年风险资金的流向来看，占第一位的总是信息技术产业，1998年占了全部风险投资的62％，达78亿美元。1998年靠风险资金支持的新上市公司共77家，其中近1／3是互联网公司。风险投资体制的引进，标志中国IT服务企业的商业生存环境正在加快向国际接轨，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相继探索建立了“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或“科技发展基金”。如北京市1998年以市财政市科委出资5000万元，由市创业中心直辖实施，依托地方金融机构（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上海市出资设立的“高科技成果转达化风险资金”，从1998年至2000年，市政府安排6亿元资金，按市场运作方式， 用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贷款、股权投资和融资担保；深圳市筹集数亿资金，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等。再比如具有实力的一些经济实休，共同集资组建风险投资公司，由北京首创集团、中投保等五家公司集资4亿元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等。1999年3月份一家在国内业界不声不响（即使在深圳也知名度不高）的深圳中贸网公司（在美国注册公司名为INTERMOST），却抢了个先，悄悄在美国OTC股票市场上市。

1999年5月18日，在深圳召开的“99中国风险投资及信息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中国光大集团、深圳赛博韦尔软件产业集团组织的中国风险投资协会（筹委会）也已诞生，引进风险投资扶持IT企业快速成长的新机制正在探索过程中，可以预见一个借助风险投资推动IT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呼之欲出。面临如此好的形势，中国企业可谓任重而道远。

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

——1994年4月20日“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与美国

NSFnet实现直接联网。从此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Internet的国家。

——1994年5月21日， 中国科学院计算饵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改变了中国的CN顶级域名服务器一直放在国外的历史。

——1994年9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的建设启动。

——1994年10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启动。

——1995年1月，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Internet接入服务。

——1995年10月，中国第一个民营互联网服务商瀛海威时空在北京开通。

——1996年1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 ）全国骨干网建成并正式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

——1996年2月11日，国务院第195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1996年12月，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169网）全面启动。

——1997年4月18日至21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 将中国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网络建设的16字方针。

——1997年5月30日，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

—— 1997 年 11 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了首次《中国 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后每半年公布一次，成为国内评价互联网发展的标准数据。

——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了由国务院批准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1997年，CHINANET实现了与中国其它三个互联网络的互连互通。

—— 1998年7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骨干网二期工程启动。

——1999 年 1 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了第三次《中国 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999年2月，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CNlSTEC）正式运行。

5. 李剑阁的提案建议

2012年3月，资本市场发展成为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其中服务实体经济、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成为讨论重点。委员们强调要避免经济出现“投机化”和“空心化”倾向，建议进一步规范完善创业板和新三板市场，尽快重开国债期货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提交的提案建议，应该尽快重开国债期货市场。经过数年努力国债期货已完成了合约及规则设计、技术系统开发工作，国债期货仿真交易已经启动并在逐步扩大参与范围。国债期货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上市条件基本成熟，重开国债期货市场已水到渠成。

6. 李剑阁的介绍

李剑阁，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董事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理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曾经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3月至2008年7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7月被免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同月被任命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董事长。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Guangdong 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GTIIT)的首任校长(Chancellor)。

7. 南京师范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首先，郭秉文不是南师校友。这一点请题主知悉。

另外，给大家补充一些小众些的校友，他们同样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很能体现南师的时代气息、人文气息。

朱青生

国务院经济智囊——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金融界的大鳄其实是81级南京师范大学校友。从朱镕基秘书、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到中金、申万宏源董事长，这位纵横金融界几十年的重量级“大佬”，于1949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他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而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并取得硕士学位。他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董事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果是商学院的同学，有机会可以听听先生回馈母校的讲座，一定会受益匪浅。

8. 经济学家对这次经济危机有什么评价

经济学家:中国应在金融危机中寻找机会转变经济结构
时间：2008年10月28日 21:54:18 中财网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应在金融危机中寻找机会转变经济结构
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市场海啸给前行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部分经济学家28日表示，中国应在金融危机中找到转变经济结构的机会。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济学家座谈会"上，不少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金融危机中保持稳定，首先因归功于改革开放，尤其是金融体制的改革。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金融体系依然稳健运行，这也得益于近年来规模巨大的国有银行改革。
这些经济学家们同时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虽然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国内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有待进一步转变与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王洛林说，中国经济目前与美国关联度较大。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并不仅仅在于中国金融机构海外投资受损或者中国出口贸易受影响，也给中国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增长方式敲响了警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肖耿认为，当前的复杂形势给了中国一个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机会。随着通胀压力的减轻，中国具备了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学家们指出，危中有机，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寻找机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说，危机过后，以美元或者少数货币为主、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要发生变化。此外，更多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将有更多的发言权。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新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只有积极地有所作为，才能体现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责任。

9. 327国债事件感想

很久以前，有个法老梦见将有七年的饥荒要降临埃及大地，一个叫约瑟夫的年轻人给他解梦，想出了预防计划，即对谷物运用远期买入对冲。饥荒居然真的出现了，这个计划拯救了埃及人民，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观点：期货市场仅局限于农业领域。直到1972年5月16日，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引入金融期货，这个观念才被打破。

金融期货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突破之一它包括利率期货、指数期货、货币期货。在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上，金融期货的交易额占到80％以上。

我国曾对几种金融期货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1992年6月1日，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推出外汇期货交易；1993年3月10日，海南证券交易中心首次推出深圳股份综合指数期货的A股指数期货。这两种期货交易由于推出的时机不成熟，不久就被关闭。

一筹莫展之际,一些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1976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91天短期美国政府券期货。国债被称为“金边债券”，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信用好，安全性极强,流动性好.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的支持者.考察者由喜上眉梢.,喜滋滋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宝贝捧回了国内,不料,从此掀开了327事件的序幕,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福兮，祸之所倚

当时我国国债发行极难。1990年以前，国库券一直是靠行政分配的方式发行的。国债的转让流通起步于1988年，1990年才形成全国性的二级市场。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大大跌破面值，5年期券只标80多元，扣除应有利息，已蚀本金20多元。这时票贩子倒成了好人，他们以高于财政部二级市场转让价格收购群众的国库券。我国从1981年到1995年间，发行国债4509。33亿，个人投资者普遍把国债作为一种变相的长期储蓄存款，很少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兴趣。

通过多次国际考察，决策者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感觉应当有金融工具的创新。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而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大力鼓励。借鉴美国的经验，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设计并试行推出了12个品种的期货合约。上交所认为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这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还有一个小秘密，当时证监会成立不久，这类事还管不到，趁早干起来，免遭以后申报、审批之苦。

国债期货试行的两周内，交易清淡，仅成交19口。1993年7月10日，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天，财政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公告称，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将参照中央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的保值补贴。国债收益率开始出现不确定性。国债期货市场的炒作空间扩大了。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重新设计了国债期货合约的品种和交易机制，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 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从1995年1月到5月17日由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的4个多月时间里，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量达到49686。 09亿元，是上交所1995年全年股票交易量的16倍。

国债期货的巨大成交和较强的流动性，带动了整个国债市场的发展：1、促进了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统计显示，国债期货推出前的93年1月到5月，国债现货成交总额为21亿元，日成交0。19亿元，国债期货推出后的1994年同期国债现货成交总额达到378亿元，日均成交3。74亿元，分别是前者的 18。5倍和19。7倍，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2、促进了国债价格的发现，国债期货推出后，对现货的价格带动明显，市场中以1992年5年期为代表，国债现券从1994年1月开始走出长期滞留的面值最低谷，并在随后一年出现了25%的升幅。一些和约价格得到了正常发现，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展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年收益的确定、期限结构安排等都提供了决策依据。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祸起萧墙——疯狂的8分钟

“327” 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由于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相应现货价格预期。因此，影响现货价格的因素也就成了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影响1992年三年期国债现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1）基础价格：92（3）现券的票面利率为9。5%，如果不计保值和贴息，到期本息之和为128。50元。

（2）保值贴补率：92（3）现券从1993年7月11日起实行保值，因而，其中1995年7月份到期兑付时的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影响着92（3）现券的实际价值。

（3）贴息问题：1993年7月1日，人民币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上调至12。24%，这与92（3）现券的票面利率拉出了2。74个百分点的利差，而1994年7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公告仅仅规定了92（3）等国债品种将与居民储蓄存款一样享受保值贴补，并未说明92（3）现券是否将随着储蓄利率的提高进行同步调整。因此，92（3）现券是否加息成为市场一大悬念，直接影响92（3）现券的到期价值。

（4）1995年新券流通量的多寡也直接影响到92（3）期券的炒作，由于上海证交所采用混合交收的制度，如果新券流通量大，且能成为混合交收的基础券种，那么，空方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市场将有利于空方，如果相反，则对多方有利。

这些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为92（3）期全的炒作提供了空间。

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但管金生不这样看。管金生何许人也？ 1988年上海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分别是上海人行的申银、交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1993年首批证券商业信用评比，万国获得国内惟一最高级别AAA信用等级，在当时拥有270多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独占16。7%的交易额。万国是券商的老大，万国有一句广告词：“万国证券，证券万国”。管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有“证券教父”之称。他认为第一，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9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货膨胀回落必然会导致保值贴补率的回落；第二，对92（3）国债的贴息将增加财政支出十几亿元，因此不可能贴息；第三，1995年新国债发行额度将在1500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50%，因此，流通梁必然较大。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逐渐加大。市场潜伏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高层想的多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忘了下面有个国债期货市场。但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开始了。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步步紧逼。

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50元。

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而所有的327国债只有240亿。光是操作就让人感叹，十个手指要多么灵活才能敲进这么多指令？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80%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抛空的“327”品种。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象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谁能想到自己买的是泥饭碗，但是却必须还一个金饭碗。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可以说，那天所有国债期货的入市者在“天堂”和“地狱”间走了一回。

当噩梦醒来后

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西端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而最能显现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一块，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1990.12.19—1997.12.18）”。门上的漆色已略显斑驳。举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在那里——已是文物。作为上海证交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次敲响了这面锣。那正是1990年的岁末，他35岁，号称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1995年年初，他正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出访。按日程应当2月28日回国，但想到工作上许多事没有安排，所以提前于22日回到国内。不料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就发生了“国债327事件”。 历史悄悄地将他的证券业生涯打上了一个休止符。

尉刚回国，就有人说国债期货可能会有问题。但他当时没有在意。23日早晨一开市，果然市场上是全线向上行情。他正在办公室与人洽谈交易所购买外滩市政府大楼的事，交易部负责人报告说国债期货交易异常，有人一下子下单200万口。后来查明是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恶意炒做。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耿说证监会刚向财政部拿下国债期货的管理权，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管理办法太晚了！

尉文渊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发通知，随手抓了一张电脑打印用过的废纸，写了几句话发了出去，大意是说国债期货交易发生异常情况，经初步调查，发现有严重的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进一步调查了解。

证监会让上交所自己处理。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上海证交所的这一决定曾经在市场上引起了一定的非议，协议平仓更是有违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万国并无700万口这样巨量的持仓，因此这一决定最大限定地保护了万国，避免几个月后一场金融风潮在我国的发生。

当时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因为万国信誉好，允许多开，但是只允许开40万口。实际上那天万国开了200万口。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 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2月24日，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1、从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2月25日下午3时，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将他的《紧急建议》传真给人总行副行长戴相龙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提议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的查处。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1999年有一次他与现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同机飞北京，屠说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龚浩成听说后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尉2000年又公开在媒体亮相时身份已变成158海融证券网的CEO，但他常感慨地回想起“327国债事件”，也许因为那是他的“滑铁卢”。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决定认为，上海证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经过四个多月深入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做出了开除公职、撤消行政领导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有关此事件与国债期货的宏观政策、法律和规则设计等问题的分析,请参见本期”衍生市场与法律”栏目董华春的文章《春天花会开——浅谈我国国债期货发展及法律问题》)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春天在哪里

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期货交易从思想准备到具体付诸实施，不足10年的时间。这期间，各类期货交易所达到2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达360多家，成交金额达几千亿人民币。我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程。世界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总裁沃尔夫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期货交易”，日本期货协会理事长森正治对中国期货交易发展之快感到“十分震惊”，香港期货交易所执行总裁黎佳俊对上海交易所负责人说：“你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期货交易发展的快与慢，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笔者认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可行性条件已逐渐具备。

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放开，其次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流动，再次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回购利率已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形式。在国债发行上1996年开始采用了公开招标形式，由承销商竞争投票确定国债发行价格与收益率。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国债保值补贴率被取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于1996年4月1日启动，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国债发行和交易、结算制度趋于完备。1996年国债发行方式上采用招标发行的方式，由于承销商对市场的预期不同，因此在招标中收益率是不确定，这就带来了收益率风险，为国债期市开展提供了依据。在交易机构上形成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在交易、结算上形成了全国国债统一托管结算系统；投资队伍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逐渐成熟。

再次,宏观经济不断好转，市场外部条件得以改善。1995年国债暂停的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导致保值贴补率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宏观经济出现了低通货、高增长的良好局面，保值补贴率被取消，国债市场发展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财政部又推出国债专用帐户、降低交易费用等。

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现在期货业再也不是“私生子”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到会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家期货公司的老总评价说，10年来期货业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从未见过国家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领导的身影。“周小川能来，说明期货业的春天不远了。”包括董辅礽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国债期货也到了应该恢复的时候了。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看来,中国期货业真正的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

10. 李剑阁的人物经历

1978年1月到1981年12月，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士。
1982年1月到1984年12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
1984年12月到1988年6月，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1988年6月到1992年5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体改法规司副司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2年5月到1994年6月，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
1994年6月到1998年3月，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1998年3月到2008年7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8年7月，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2013年7月，任申银万国董事长。
2015年2月11日，申万宏源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李剑阁因工作原因，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