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本地经济

Ⅰ 为什么金融机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金融机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原因如下：

1、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完善产业链条，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从资本的逐利性角度来讲,只有产业链完善了,产业集群形成了,对资本才有吸引力，建议对清远传统优势支柱企业，如陶瓷、水泥、有色再生金属等，采取聚集优势企业，完善产业链，做大产业规模的方式，提升竞争力，以不断增强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

2、是加大对引进金融机构的政策引导，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对于近年来新进金融机构，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大政策引导，引导其将资金投入到促进清远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领域，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除鼓励外来金融机构来清远设立机构外，还要建立对应的约束机制，例如设定存贷比、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等年度考核指标，促进其加大对清远经济的支持力度，对于年度考核不达标的机构，限制其在清远地区的后续设点。

3、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要积极鼓励本土金融机构“走出去”，加大区域金融辐射，拓展资金。更多资讯来源炎黄财经。

Ⅱ 重磅信号！央行定调2021年十大工作任务 信息量很大

导读：1月6日央行官网消息，2021年央行工作会议于1月4日召开，总结2020年主要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2021年工作。

作为新一年央行工作的“风向标”，2021年央行工作会议近日召开。会议部署了2021年工作十大重点，向市场传递了多个重磅信号。

此次会议定调了2021年的十项工作任务。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二是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三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

四是加快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五是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风险排查，做好风险应对。

六是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

七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八是深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改革。

九是持续改进外汇管理和服务。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十是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

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继2020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四季度例会首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央行工作会议再次指出，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在深入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基础上，会议要求，2021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字当头，抓住重点，守住底线，敢于担当，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为此，会议提出了2021年十项工作任务。其中，第一项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回顾2020年，央行坚持总量政策适度、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三大政策取向，搞好跨周期设计。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1.75万亿元长期流动性。累计推出9万多亿元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前瞻性引导利率下降，推动实现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目标。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从央行工作会议来看，支持实体经济仍将是2021年的重点工作方向。会议的第二项要求提出，“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如，延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下称“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继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牵头发挥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政策合力。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

前不久，央行联合银保监会等五部委下发的《关于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均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且相关资金总额控制在国务院批准的额度内。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2021年还是强调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一方面，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是从总量上为经济平稳增长创造合理的信贷环境。另一方面，在总量的目标下更加强调灵活精准，聚焦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缓解，如科技创新、绿色金融、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等。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

相比于2020年，央行2021年工作会议将“绿色金融”相关内容专门单拎出来做了部署，并且在十大工作任务中排在第三位。会议要求，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

具体来看，要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逐步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的重点任务之一，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随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例会上，曾首次提及“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在此情况下，监管是否进一步加大对绿色金融的监管指标，引发业内关注。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预计2021年将在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体系中进一步加大对绿色金融的考核力度。今年是以结构性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发力点。推测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将继续纳入MPA考核，对制造业、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领域信贷支持力度不减，同时提升对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领域的金融支持。

据央行数据，2020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1.55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6.3%，其中单位绿色贷款余额11.51万亿元，占同期企事业单位贷款的10.5%。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贷款和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5.56和3.08万亿元，比年初分别增长17.1%和9.3%。分行业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3.52万亿元，比年初增长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3.33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0.3%。

央行行长易纲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视频演讲表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已经对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场景融合进行了探索。在湖州，当地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减少环境气候相关信息不对称，帮助绿色企业、项目与金融机构快速对接。人民银行还可通过该平台监测银行绿色贷款等数据。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曾撰文指出，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也将进一步深化，银行的信贷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向低碳产业倾斜，加强对绿色产业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强化的减排目标下，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碳捕获与封存（CCS/BECCS）等绿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也将为银行带来可持续发展机遇。

Ⅲ 地方政府如何发挥金融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发挥政府职能 为金融机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蔡宜春

金融机构一般都是中央直属单位，管理体制也是自上而下的总分行制，但其服务对象却是当地民众与当地经济，在服务当地的过程中才能壮大自己。所以，地方政府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以提升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地方政府应当利用不同金融机构各自的特点，正确协调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一、地方政府要与各级人民银行协调关系，充分了解掌握中央金融政策的变动与贯彻落实情况，及时调整当地经济发展方向。我区的金融发展情况与全国有很大不同。为了及时调动资金，保证经济正常、均衡发展，商业银行往往不得不向政府有关部门发放临时周转贷款。但不同时期金融货币政策的不同常常给贷款带来困难，使商业银行在执行金融货币政策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处于两难的 尴尬境地。地方政府如果能预先了解掌握金融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就能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重点时把握轻重缓急，从而有效取舍，做到发展与资源配置更趋合理。

二、地方政府要与银行监管部门保持实时联系与沟通，及时了解掌握当地金融运行情况，为商业银行健康运行提供有利环境和通道，确保金融稳健运行。由于金融市场规模有限，金融行业内部的竞争也相对激烈，特别是政府类存款这一块，更是肥美可羡。有时会出现人为因素的介入，导致竞争的不公平，使金融机构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由于受当地从业人员的制度执行水平限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一些问题，影响地方经济正常运行，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政府应责成银监部门严格监管，避免人为问题的发生。要加强协调与指导，创造适当环境，治理“三乱”，有力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

三、虽然银行商业化已经多年，但各家银行在专业银行时期的长处并未完全消失，在执行不同领域金融服务时可能还存在差别。如中行的国际金融业务、农行的农业金融业务、建行的中长期金融业务、邮储银行的与邮局汇款紧密联系的邮政储蓄业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服务内容与特点等方面，都仍然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有意识地引导各商业银行使其短处变长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其原有的长处，保证金融服务的质量与速度。

四、在用好用足国家优惠金融政策的同时，关注各金融管理条线政策、制度的平衡性，及时协调、充分调动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形势看，我区将长期处于执行国家优惠金融政策的局面。怎样用好用活用足国家优惠金融政策，政府应当关注、支持、鼓励、创造条件，不放弃任何有利于我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在各商业银行管理条线中，经营亏损或高成本现象给商业银行带来经营困难，其总行对于经营补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补贴与否、补贴多少都不一样。这常常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政府应当及时出面协调，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为金融员工争取更多的应得的利益，使经营环境更加公平合理，这对于化解矛盾、激发热情是大有助益的。

地方政府是当地经济的领航员，各金融机构服务于地方政府确定的经济工作重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如果其它因素过多，必将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

金融机构的经营发展和服务是具有能动性的。金融机构应当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各项金融政策，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密切配合各级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开展文明、有效的行业竞争，不断研究市场，强化体制与机制改革，实行规范可行的内部管理制度，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采取适合群众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方式和措施，防范各类风险，千方百计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经济大发展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转

Ⅳ 如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经济支持的力度

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各地银行机构加大了对科技型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取得了较好成效。以某市为例，截至年三季度末，该市银行业机构为150多家科技型企业授信130亿元，占全部授信的15%。然而，银行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影响到了科技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一）企业财务状况或生产经营状况无法满足贷款条件大部分的科技企业为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不稳定，如某市一家科技研发企业，获取一个项目从研发到投入生产需要大概2年时间，期间客户只预交少量订金，研发成功即可获的全部研发资金，如不成功则合同失效，企业自行承担研发费用，企业因生产周期长、研发费用高、经营风险大，难以达到银行贷款条件。（二）可供抵押担保的资产少通常科技企业自有资产少，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少，缺乏有效担保，如某市科创园区为近年来科技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但大部分科技企业为租用园区工厂，自有资产不足以提供抵押担保；另一方面，科技型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因技术性强、专业性高，难以评估作押。（三）银行服务科技型企业能力和意识有待提升银行专业化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特色化还不够，对科技型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还不能完全得到满足。目前，大部分银行基于资金安全方面的考虑，贷款资金必须有符合条件的抵押，某市仅有商业银行在试行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且信贷产品、信贷担保、业务流程、风险评价等主要还是面向传统产业客户和传统有形资产，未根据科技企业的特点建立有区别的信贷业务系统，也没有相应提高对科技型企业贷款的风险容忍度考核。（四）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还需完善缺乏再担保机构以及地方担保机构能力偏弱，部分担保机构对企业发展评估专业性有待提高，仍然以企业是否有担保、抵押为评判标准，弱化了为企业提供有效担保的效果。（五）政府对科技型企业支持有限虽然有政府“两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但这些资金在高新技术发展资金中所占比重小、安排分散，不能对一些好项目大项目提供有力支持。（六）融资渠道单一调查显示，银行信贷仍是科技型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占企业融资的80％以上。社会性的投融资渠道不畅、方式不多。一方面是大量社会资本积淀，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企业投资风险大，易受经营环境的影响，变数大、资产少，相应负债能力也比较低，风险较大，难以吸引投资者。企业获取资金困难，致使一些好项目因缺少资金支持，难于做大做强，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和实现产业化。二、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实践（一）加强监管引导金融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引导银行加强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一是引导银行建立完善适合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和信贷业务流程；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层机构的审批权限；三是在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信贷规模等方面争取的政策倾斜；四是对科技型企业不良贷款进行科学考核和及时处置；五是鼓励银行业机构创新科技型企业融资产品、融资渠道、担保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需要。（二）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各地紧紧抓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积极搭建科技专营支行，某市目前有2家银行机构成立了科技专营支行，并配备了相关专业人才，在建立商业可持续的科技型企业贷款机制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三）大力推动风险补偿机制建设针对科技型企业贷款风险大的特点，各地政府出台了《科技和金融试点信贷融资业务风险补偿暂行法》，实现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对全面改善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环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法》通过对科技支行提供一定数额的坏账风险补偿和奖励促使银行提高风险容忍度，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入。（四）进一步丰富金融服务品种根据科技型企业市场状况，各地银行业机构及时开发出满足科技型企业需求的新产品，如某市商业银行与市中小企业创新中心、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合作，推出“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并推出针对以企业自有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动产或货权为抵质押担保项下的“仓储通”贷款业务；农村信用社推广互助式会员制担保贷款，为9家科技型企业授信5200万元，累计投放资金3700万元。（五）对科技型企业开展上市辅导融资与融智相结合，对有上市预期的科技型企业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而且在上市规划与辅导，募集资金监管与使用，后期发展规划等方面给予有效的智力支撑，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某市为例，在银行的帮助下，该市有2家科技企业将于2年内实现上市，企业发展即将步入新阶段。（六）积极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以某市为例，为帮助企业实现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2014年度由浦发银行该市支行主承销的1家科技企业的5亿元中期票据成功发行，为企业拓展了低成本资金的来源渠道，有效支持了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三、对进一步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建议（一）进一步完善对科技型企业的专业化服务机制，开展好间接融资服务进一步推动科技专营支行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产品标准化、作业流程化、核算独立化、风险分散化，指导科技专营支行坚持重点服务科技型企业的经营方向、经营理念不变。探索科技支行“一行两制”模式，坚持并完善科技支行“五个单独”管理体制——单独的客户准入机制、单独的信贷审批机制、单独的风险容忍政策、单独的拨备政策和单独的业务协同政策；推动贷款审批权限的下放；坚持信贷评估时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兼顾、重大项目的联合评审、风险管理前移、团队责任制，完善科技支行风险管理机制。（二）探索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开发适合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产品指导专营机构不断探索和创新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进产品服务创新，满足科技企业的发展需求。组织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不断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处置方式；简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流程，开通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绿色通道”；制定并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技术规范和实施法；探索“评估+担保+信评+辅导”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模式。建立“统借统还”融资平台的模式；探索信贷工厂模式，推进联合互保贷款；探索“贷款银行+助贷机构”的小额贷款模式。推进质押贷款创新，不断创新保理融资模式。推进股权质押贷款、合同能源贷款、应收租金保理、债权保险融资等方面的创新。（三）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为企业提供切实有效服务大力推进科技担保机构的创新。推进科技担保在担保模式和反担保模式方面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互助担保、补贴资金贴现，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无形资产质押；推进科技担保在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方面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创业担保、担保换分红和担保换期权。探索贷款银行、产业园孵化器、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政府专项支撑资金、科技担保机构共同担保的“科技型企业融资联合担保平台”模式。（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与机制统筹市县(园区)两级支持金融、科技等相关资金，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建立政府、金融机构联动的风险共担机制，重点用于信贷风险补偿、创投风险补偿、融资担保债务发展、引导基金资本金注入和科技金融平台建设工作经费，发挥国有资本战略导向作用，以更大的政策力度，支持科技金融体系发展。探索政府购买科技创新成果、服务及采购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新模式；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探索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五）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促进股权投资发展的政策，依托当地区域优势，积极引进全国性或区域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机构和拓展业务；通过政府出资引导，组建产业重组基金，促进成长型企业的发展提高和衰退期企业的整合重组。通过税收优惠、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公服务和项目对接等政策优惠，创造创业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良好环境。逐步形成各类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区，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为PE、VC等风投资本提供通道，拉动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跟进。完善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系统，通过上市奖励、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返还和提供中介桥梁、历史遗留解决、协调服务等，促进科技企业上市。搭建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充分发挥其综合服务功能，有组织推进金融创新和服务协调，不断增强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Ⅳ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银行机构加大了对科技型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取得了较好成效。以某市为例，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该市银行业机构为150多家科技型企业授信130亿元，占全部授信的15%。然而，银行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影响到了科技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企业财务状况或生产经营状况无法满足贷款条件大部分的科技企业为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不稳定，如某市一家科技研发企业，获取一个项目从研发到投入生产需要大概2年时间，期间客户只预交少量订金，研发成功即可获的全部研发资金，如不成功则合同失效，企业自行承担研发费用，企业因生产周期长、研发费用高、经营风险大，难以达到银行贷款条件。

（二）可供抵押担保的资产少通常科技企业自有资产少，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少，缺乏有效担保，如某市科创园区为近年来科技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但大部分科技企业为租用园区工厂，自有资产不足以提供抵押担保；另一方面，科技型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因技术性强、专业性高，难以评估作押。

（三）银行服务科技型企业能力和意识有待提升银行专业化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特色化还不够，对科技型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还不能完全得到满足。目前，大部分银行基于资金安全方面的考虑，贷款资金必须有符合条件的抵押，某市仅有商业银行在试行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且信贷产品、信贷担保、业务流程、风险评价等主要还是面向传统产业客户和传统有形资产，未根据科技企业的特点建立有区别的信贷业务系统，也没有相应提高对科技型企业贷款的风险容忍度考核。

（四）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还需完善缺乏再担保机构以及地方担保机构能力偏弱，部分担保机构对企业发展评估专业性有待提高，仍然以企业是否有担保、抵押为评判标准，弱化了为企业提供有效担保的效果。

（五）政府对科技型企业支持有限虽然有政府“两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但这些资金在高新技术发展资金中所占比重小、安排分散，不能对一些好项目大项目提供有力支持。

（六）融资渠道单一调查显示，银行信贷仍是科技型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占企业融资的80％以上。社会性的投融资渠道不畅、方式不多。一方面是大量社会资本积淀，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企业投资风险大，易受经营环境的影响，变数大、资产少，相应负债能力也比较低，风险较大，难以吸引投资者。企业获取资金困难，致使一些好项目因缺少资金支持，难于做大做强，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和实现产业化。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实践

（一）加强监管引导金融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引导银行加强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一是引导银行建立完善适合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和信贷业务流程；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层机构的审批权限；三是在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信贷规模等方面争取更多的政策倾斜；四是对科技型企业不良贷款进行科学考核和及时处置；五是鼓励银行业机构创新科技型企业融资产品、融资渠道、担保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各地紧紧抓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积极搭建科技专营支行，某市目前有2家银行机构成立了科技专营支行，并配备了相关专业人才，在建立商业可持续的科技型企业贷款机制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三）大力推动风险补偿机制建设针对科技型企业贷款风险大的特点，各地政府出台了《科技和金融试点信贷融资业务风险补偿暂行办法》，实现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对全面改善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环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办法》通过对科技支行提供一定数额的坏账风险补偿和奖励促使银行提高风险容忍度，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入。

（四）进一步丰富金融服务品种根据科技型企业市场状况，各地银行业机构及时开发出满足科技型企业需求的新产品，如某市商业银行与市中小企业创新中心、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合作，推出“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并推出针对以企业自有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动产或货权为抵质押担保项下的“仓储通”贷款业务；农村信用社推广互助式会员制担保贷款，为9家科技型企业授信5200万元，累计投放资金3700万元。

（五）对科技型企业开展上市辅导融资与融智相结合，对有上市预期的科技型企业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而且在上市规划与辅导，募集资金监管与使用，后期发展规划等方面给予有效的智力支撑，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某市为例，在银行的帮助下，该市有2家科技企业将于2年内实现上市，企业发展即将步入新阶段。

（六）积极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以某市为例，为帮助企业实现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2014年度由浦发银行该市支行主承销的1家科技企业的5亿元中期票据成功发行，为企业拓展了低成本资金的来源渠道，有效支持了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对进一步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对科技型企业的专业化服务机制，开展好间接融资服务进一步推动科技专营支行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产品标准化、作业流程化、核算独立化、风险分散化，指导科技专营支行坚持重点服务科技型企业的经营方向、经营理念不变。探索科技支行“一行两制”模式，坚持并完善科技支行“五个单独”管理体制——单独的客户准入机制、单独的信贷审批机制、单独的风险容忍政策、单独的拨备政策和单独的业务协同政策；推动贷款审批权限的下放；坚持信贷评估时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兼顾、重大项目的联合评审、风险管理前移、团队责任制，完善科技支行风险管理机制。

（二）探索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开发适合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产品指导专营机构不断探索和创新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进产品服务创新，满足科技企业的发展需求。组织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不断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处置方式；简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流程，开通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绿色通道”；制定并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技术规范和实施办法；探索“评估+担保+信评+辅导”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模式。建立“统借统还”融资平台的模式；探索信贷工厂模式，推进联合互保贷款；探索“贷款银行+助贷机构”的小额贷款模式。推进质押贷款创新，不断创新保理融资模式。推进股权质押贷款、合同能源贷款、应收租金保理、债权保险融资等方面的创新。

（三）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为企业提供切实有效服务大力推进科技担保机构的创新。推进科技担保在担保模式和反担保模式方面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互助担保、补贴资金贴现，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无形资产质押；推进科技担保在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方面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创业担保、担保换分红和担保换期权。探索贷款银行、产业园孵化器、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政府专项支撑资金、科技担保机构共同担保的“科技型企业融资联合担保平台”模式。

（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与机制统筹市县(园区)两级支持金融、科技等相关资金，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建立政府、金融机构联动的风险共担机制，重点用于信贷风险补偿、创投风险补偿、融资担保债务发展、引导基金资本金注入和科技金融平台建设工作经费，发挥国有资本战略导向作用，以更大的政策力度，支持科技金融体系发展。探索政府购买科技创新成果、服务及采购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新模式；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探索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

（五）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促进股权投资发展的政策，依托当地区域优势，积极引进全国性或区域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机构和拓展业务；通过政府出资引导，组建产业重组基金，促进成长型企业的发展提高和衰退期企业的整合重组。通过税收优惠、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办公服务和项目对接等政策优惠，创造创业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良好环境。逐步形成各类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区，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为PE、VC等风投资本提供通道，拉动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跟进。完善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系统，通过上市奖励、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返还和提供中介桥梁、历史遗留解决、协调服务等，促进科技企业上市。搭建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充分发挥其综合服务功能，有组织推进金融创新和服务协调，不断增强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Ⅵ 如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

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内励支持和引容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纲领性文件，针对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为广大中小企业营造公平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在资金政策方面，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专项资金，从不同角度和环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规模实现了逐年增长。
融资难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中央财政积极研究对策，不断完善支持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是采取无偿资助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二是采取贷款贴息、担保业务奖励、创业投资引导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及创业投资机构围绕中小企业开展业务。

Ⅶ 央行：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

风财讯消息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三季度（总第90次）例会于9月2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顺利完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切实提高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比例。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综合施策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补短板、锻长板，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Ⅷ 刘光溪: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突破 —加快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内生需求型转变

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突破
—加快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内生需求型转变 2015 中国金融
刘光溪

县域经济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中央在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县域经济”概念，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三农、农民问题，关键在于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才能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定位。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县域经济需要县域金融提供资金聚集、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才能实现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提升县域经济增长的活力。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三农金融改革，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并要求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立足基层，主要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金融支持。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支持经中央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国家高度重视县域金融极度薄弱的现状，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普遍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在过去近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中央金融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①]，而县域金融改革始终遵循了外生供给型的发展路径。要正确理解这种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需要认真分析、认真研究我国经济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寻求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从而正确理解它是如何通过惯性趋势达到当前状态，才能实现县域经济发展金融瓶颈突破，建立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服务体系。
一、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的内生逻辑
制度演进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发展的连续过程。今天的制度几乎总是表现出与昨天的、常常是一个世纪或者更早的制度强烈的联系[②]，而未来的制度又是今天制度演进的结果。我国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的安排，是近几十年来我国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制度共同演进的结果。
（一）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民间金融基本生存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主导下，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选择。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金融业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在此背景下，各种私营金融业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分散走向集中，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造。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指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和私营银行；对实行公私合营银行进行人员整编、机构合并。中国人民银行制订“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方针，对私营钱庄实施公私合营，或者自行淘汰；对合营或联营的大银行整顿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除损益自理外，业务、人事归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管理[③]。人民政府通过没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把它们改造成为国营银行，把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改造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集中经营银行信贷、保险业务和黄金、白银、外国货币交易[④]。
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各种私营银行、钱庄、信托公司改造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北京总管理处进行统一管理。1959年，公私合营银行的各地分支机构并入当地人民银行[⑤]。金融业公有制改造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基于稳定社会、打击投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消灭所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借贷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合作金库、钱庄、典当、各省地方银行机构、农工银行、农民银行、县银行[⑥]等县域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等性质被终止、没收与兼并，形成国有的、统一的全国性金融机构，完全摧毁和剥夺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以民间金融为主体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
（二）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剥夺三农金融发展权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无论是企业或者个人的经济活动均纳入了国家指令性计划，整个社会没有商品生产与交换，也没有市场机制，国家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基本上否定了现代金融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金融机构只是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一个核算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成为必然。
实际上，早在1953年，人民银行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通过“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把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⑦]。1959年以后，公私合营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其它国有银行先后并入当地人民银行，形成了大一统金融体制，其分支式的组织机构分布全国各地，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银行，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所有单位和个人只能与国家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商业信用被禁止[⑧]。农村信用社被集体化、准国有化后，已经不是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组织机构，以利息、租金为基础的三农信贷交易被全面禁止，钱庄、典当以其它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全面停止了经营或者被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三农金融发展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剥夺。
（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剥夺了三农金融内生需求权
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最主要途径。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只有把私营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才能保证经济剩余的积累流向重工业部门，摆脱重工业优先发展资源短缺的约束。1956年，我国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式的农业合作社，这是一种共同劳动、共同所有的人民公社化经营模式，但是一种低级、落后、愚昧和强制性的原始公有制，是中国几千来农民革命均贫富思想的集中体现，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化、机械化和市场化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这种农业合作社基本上排斥了商品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国家通过统销统购政策强制性占有农村剩余产品。
为了实现农村金融剩余的集中和农村金融资源转化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政府通过信贷资金的“统收统支”将农村信用社纳入了公有制经济体系[⑨]。农村信用社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参与的基层金融组织，更多的是承担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政治任务。所有社员不论自愿与否都加入了信用合作社组织，并且只有入社的义务，不能享受退社的自由和权利[⑩]。随着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村信用社最终被人民银行合并，成为政府获取农村金融剩余的工具。国家通过对农产品剩余和农村金融剩余的强制性索取，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限制生产要素流动，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廉价占有农村剩余资源的主要手段[11]。农村剩余资源被强制性剥夺，商业性生产、交换、消费基本上不存在，农村金融内生性需求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结果，城乡二元分治问题严重，三农问题代价沉重，城镇化推进缓慢，农业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大规模农业人口长期处于贫困之中[12]。
（四）小农经济长期以来难以形成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
我国传统上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只存在农民个人占有，不存在个人所有土地制度[13]。农民只能向大土地所有者或者集体租种土地，主要以实物地租形式缴纳，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只是部分存在[14]。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长期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所要求的货币化、商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只有少量以货币为中心的商业性交换。广大农村生活在这种以传统为纽带小农经济社会里，内部自生性经济变化只是很小的因素，缺乏足够的经济进步[15]，基本上延续了父辈的生活足迹，导致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缺乏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货币化支付只是起着非常小的作用，经济生活货币化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每一项工作任务都具有货币化报酬，是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16]。
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低级公有制模式，基本上排斥了货币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反而强化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我国农村地区没有真正出现现代化农业生产。1979年，我国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主要以余粮的实物形式上缴给国家，通过劳役地租形式相互交换和调节劳动力的使用，这种非货币化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普遍存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和落后地区，直到本世纪初才发生根本性改变。实物地租或者劳役地租一方面反映了物资匮乏，另外一方面说明了农户手中没有足够用于交换的资金。工作和生活没有普遍货币化，这意味着生产者普遍缺乏市场，对于货币收入只是例外而非常规的社会[17]，很难产生内生性金融
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制度性障碍开始显露出来。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产，但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18]，土地难以实现流转，进一步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三农地区市场化水平极端低下。自由契约是现代商业化正常运转的前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土地资源分配制度，是依靠政府指令使农户与集体共同达成协议，而不是在自由契约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从而对土地资源交换与流转形成制度性约束。农村土地自然失去了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式创造利润的机会，农民也不能享受土地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级差地租。结果农村土地生产成本很高，而使用效率很低，农村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受到进一步限制，难以形成满足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二、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
建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若要彻底扬弃这种制度再次进行社会变革显然是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1978年，我国进行二次改革主要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渐近式的改革，这次改革既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相应地，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这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基层金融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并且金融发展只能逐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限制，结果造成内生需求型县域金融高度压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一）姓国姓民体制障碍束缚了县域民间金融发展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并没有具备农业现代化生产条件，传统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三农经济的市场化、货币化水平较低，需要小额、分散、灵活的金融服务。土地作为农民的主要资产，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同时也不能以土地经营权担保向外来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相比之下，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各种民间金融，是一种基于借款人私人信息的一种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融资，较好满足了农村地区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消除了借贷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信贷配给，民间金融因此成为我国县域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80-90年代，民间金融为三农经济、乡镇企业提供大量金融服务，对县域正规金融发展形成重重竞争压力和冲击力，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金融风险。面对民间金融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金融管理部门不是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而是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间金融活动。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难以对基层金融风险实施有效控制；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形成的认识，难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民间金融却不能真正地享受国民待遇，实现阳光化、透明化经营，而县域正规金融形成高度金融压抑，难以满足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这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内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务的空白，2006年，中国银监会允许金融业对所有社会资本放开[19]，但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民间金融发展，民间资本多元化发展格局仍未完全放开。2008年银监会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金融仍然在夹缝中寻求生存。最突出的就是金融领域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表面上看民间资本受鼓励进入金融业，但实际上各种制度安排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形成约束。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但要大规模、大面积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还存在较长的时间。
（二）分业垂直体制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济发展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遵循机构改革范式，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独立出来，并通过分支式组织结构在全国各县市形成基层金融服务体系。分支式组织结构较快解决了县域金融服务主体缺乏问题，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主要追求目标。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四大国有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县域信用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贴近项目信用资金普遍缺乏，加剧县域金融资源稀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作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分业垂直的分支式组织结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由于受到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大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集中省市一级，人民银行成为大多数县级唯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但由于职能受限，不可能对县域金融实施有效管理。
30年金融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银行经历了金融垄断到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路径。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是进行横断层面的改革，并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20]。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组织结构，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必然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发展，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很难获得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三）农村信用社准国有化制度安排导致脱农进城趋势
1979年，中央政府决定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地位，办理三农各项金融业务，执行国家金融部门的职能任务，县联社归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而是大部分出资来自国家，农民出资只占很少部分的准国有银行，已经失去了基层农户合作的性质。这意味着农村信用社是中央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外来型金融组织，并不是诞生于三农内生性需求的金融服务主体，这实际上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合作服务领域，压制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正式脱钩，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1999年以后，人民银行组建了地（市）联社，对县联社实施管理。2003年，国务院进行以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为核心信用社改革，推动农村信用社组建成为省级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移交给省政府，退出对信用联社的管理。省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出资人，成立省联社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管理。省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县联社的联合体，其产权属于省级政府，通过统一的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和信用资金计划对县联社实施管理和控制。县联社彻底失去了名义上合作性质独立法人地位，间接成为省联社下属准分支机构，成为三农资金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集中的抽水机。省国企的行政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而三农服务职能进一步弱化，这与县域和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强化与创新趋势不相一致。
（四）外生型三农金融服务难以平衡商业性与政策性
我国三农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跳出外来机构范式这一模式，即重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存在，而不重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持与服务。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具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不对三农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中国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农业银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范围。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三农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三农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五）突破条条框框认识的误区，加大对县域新型金融组织体系培育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根本上解决外生供给强制型金融制度的问题。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入股。二是建立具有合作性质的农业产业基金、农业创投公司、三农资金互助社。三是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功能，对小微企业提供特色化融资服务。四是鼓励引进股权投资基金，对特色产业、优势产业进行孵化，培育市场制度。
（六）建立具有开发性质的县级政策性金融服务机构
商业化金融机构难以实现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平衡，而县域金融薄弱现状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专业性服务，实现对县域经济的培育和开发。一是成立土地银行，我国是典型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大国，土地是广大农民主要资产。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限制需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模式，成立县级土地政策性银行将土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土地级差收入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集体化、集约化经营。二是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需要政府提供农业风险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有效对接，通过创新政府补偿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较好地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三是成立政府农业信贷机构。成立不以盈利为目的农业信贷机构，对三农提供农产品抵押贷款、灾害补贴、差价补贴以及仓储等其它涉农贷款。四是成立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针对农民贫困，自身信用等级较低，自身担保能力有限，农村资金普遍匮乏情况，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或者农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主要为农林牧渔等农业生产、加工、运销、仓储等涉农生产提供担保。
（七）加快推进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基础设施建设
县域金融改革突破先行先试需要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对县域分支机构和乡镇金融网点建设，为推进从解决三农金融“缺失”向解决三农金融“薄弱”的转变奠定基础。二是建立农户、小微企业信息披露机制和信用评定机制，推广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全面提升基层信用水平和信用意识。三是大力推进现代支付系统建设，节约基层金融运行成本，为诚信环境建设奠定基础。四是加大对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三权”的权证登记颁证、确权评估、流转服务工作，为三农“死资产”票据化、资产化、证券化流动奠定基础。五是建立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平台、产权中介服务评估平台，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在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前提下增加农民收益，形成促进农民土地流转的机制，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增加农民收益，为金融招商引资奠定基础。
（八）构建县域金融发展的引导机制、风险补偿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
一是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重点产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金融的补贴力度，引导金融资金、民间金融更多地投向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形成县域金融发展引导机制。二是建立小微企业、农户贷款、“三权”抵押新增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构筑风险补偿体系。三是探索财政资金分担风险担保机制，形成政府、金融机构、担保中介机构、农户共同分担的贷款风险机制和土地流转机制，提升“三权”抵押贷款融资的能力和条件。四是创新农户互保、联保等信用融资模式，形成借款人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五是建立全方位农民保障体系，确保农民目前生活有提升，长远生计有保障；充分利用基金理财功能，成立土地保障基金，用于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补贴以及农民养老保险支出，促进土地流转。

[①]刘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国金融[J],第15期.
[②]库尔特.多普菲,2004.演化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72页.
[③]张徐乐,2006.生存与消亡：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当代金融家[J],第2期.
[④]刘少奇,195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R].
[⑤] http://ke..com/view, 2012.公私合营银行.
[⑥]县银行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协助的一种股份公司组织,其本质就是现代村镇银行,1947年,全国已经成立县银行总数544家。叶世昌,潘连贵,2001. 中国近代金融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93页.
[⑦] http://www.pbc.gov.cn,中国人民银行历史沿革,2012.
[⑧] http://www.pbc.gov.cn,中国人民银行历史沿革,2012.
[⑨]姚会元,陈俭,2008.三农信用制度异化问题探析,学术交流[J],第11期.
[⑩]何广文, 2006.三农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逻辑思路,银行家[J],第2期.
[11]何广文,2006.三农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逻辑思路.银行家[J],第2期.
[12] http://cpc.people.com.cn,201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张占斌,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13]高德步,2001.世界经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6-37页.
[14]厉以宁,2002.资本主义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40页.
[15]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8页.
[16]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33页.
[17]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33页.
[18]林业、草地、海滩等公共资源都是采用承包责任的使用方法,其产权归集体所有.
[19]中国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三农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三农建设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6〕90号.
[20]刘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国金融[J],第15.
[21]王军,2011.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体制支撑[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4-265页.
[22]温铁军,2008.三农合作基金会的兴衰史.中国改革[J],第8期.
[23]杨德平,2011.我国二元经济转换中的三农金融,博士论文[D].中国人民大学.

Ⅸ 央行：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

会议强调，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9月28日央行发布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于9月25日召开2020年第三季度例会。
会议强调，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今年以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顺利完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切实提高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比例。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综合施策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补短板、锻长板，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Ⅹ 如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经济支持的力度

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纲领性文件，针对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为广大中小企业营造公平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在资金政策方面，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专项资金，从不同角度和环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规模实现了逐年增长。
融资难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中央财政积极研究对策，不断完善支持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是采取无偿资助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二是采取贷款贴息、担保业务奖励、创业投资引导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及创业投资机构围绕中小企业开展业务。
——在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方面。为鼓励担保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业务，从2006年开始，中央财政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门支出，对信用担保机构围绕中小企业开展贷款担保业务和降低收费标准进行补助和奖励，即按已实际发生的贷款担保业务给予一定比例的奖补资金。2008年下半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冲击，中央财政在已安排2亿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0亿元资金，对管理规范、资本实力较强的担保机构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给予资助，以进一步发挥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上的积极作用。获得中央财政资助的330家担保机构，共为4.1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1148亿元符合政策要求的贷款担保业务，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同时，中央财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明确用于弥补担保机构代偿损失，有效提升了担保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据有关统计，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通过不断探索与规范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有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4247家，当年担保额达到7000多亿元，担保企业户数达到23万户，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主体的担保业已初步形成。
2009年上半年，财政部与工信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2009年第一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项目继续列为支持重点。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促进担保机构更好的提升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金融政策方面。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增强金融机构化解中小企业不良资产的能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我部已经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小企业和涉农不良贷款处置办法。2009年3月，我部先后决定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量奖励试点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两项政策措施以涉农贷款业务和涉农金融机构为支持对象，探索多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包括农村中小企业在内的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实现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目标。以上政策措施的出台，将有利于缓解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有关部门正着力改善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与监管环境，引导和督促银行业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改革力度，开发和丰富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正在推进。工、农、中、建等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加大了对中小企业信贷比重。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致力于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建设，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这将推进全国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大幅度增加。
现阶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是落实好已有的各项政策措施，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为此，中央财政将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相关措施，积极改进支持方式，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成效。
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再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