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办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措施

㈠ 如何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

,指导意见在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
一是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台、产品和服务创新。支持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建设创新型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网络基金销售和网络消费金融等业务；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设立互联网支付机构、网络借贷平台、股权众筹融资平台、网络金融产品销售平台；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在符合金融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下自建和完善线上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拓展电商供应链业务；鼓励从业机构积极开展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创新,提升从业机构核心竞争力。
二是鼓励从业机构相互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支持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服务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创新商业模式,建立良好的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和产业链。
三是拓宽从业机构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支持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优质从业机构在主板、创业板等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金融政策,对处于初创期的从业机构予以支持。
四是相关政府部门要坚持简政放权,提供优质服务,营造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政策支持。
五是落实和完善有关财税政策。对于业务规模较小、处于初创期的从业机构,符合我国现行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政策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结合金融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统筹完善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落实从业机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六是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互联网金融配套服务体系。鼓励从业机构依法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鼓励符合条件的从业机构依法申请征信业务许可,促进市场化征信服务,增强信息透明度等。
■名词解释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态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促进金融包容具有重要意义,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了大门,在满足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投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以及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功能和作用

㈡ 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各金融机构推出了哪些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

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企业、农户、贫困人群等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时，往往面临客户分散、资信水平不高、信息规范化标准化不足、缺乏有效抵质押物等问题。针对小微企业、农户、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短、小、频、急”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打造专属产品服务体系。
一是运用新型信息技术手段，拓展银行服务渠道。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渠道发展迅猛。截至2017年末，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账户数已达32.8亿户，主要电子交易笔数替代率平均达到79.6%，其中，手机银行交易笔数占主要电子交易笔数的31.8%。
二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提供线上信贷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涌现出一批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前海微众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创新大数据模型风控模式，精耕个人小额消费贷款、电商贷款等细分领域。建设银行探索全流程线上融资模式“小微快贷”，2017年新增客户超过14万，当年放款1466亿元。互联网保险迅速发展，2017年互联网保险签单124.91亿件，较上年增长102.60%。
三是开展续贷业务创新，缓解小微企业贷款到期资金周转难题，提高贷款资金使用效率。目前，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均已开展续贷业务，泉州银行创新续贷产品“无间贷”，截至2017年末累计为客户节约融资成本2.5亿元。
四是发展供应链金融，与核心企业合作对供应链上下游的小微企业进行批量授信、批量开发。农业银行“数据网贷”通过“核心企业推荐+历史数据分析”，向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集群客户提供全流程线上化的供应链融资服务。
五是完善贷款审批流程，探索运用零售业务管理技术，优化小微企业贷款审批政策和流程，压缩获得信贷时间。中国银行“信贷工厂”模式将授信流程从200多个步骤减少至23个，审批时间从2-3个月缩短为5-7个工作日，最快当天即可完成审批。
六是丰富抵质押品类型。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开展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抵质押贷款，缓解“缺担保”难题。
七是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明确“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建风险补偿金”的政策要点，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496.96亿元。
八是服务科创企业发展。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科技企业特点，探索建立有别于传统信贷业务的科技金融组织架构、管理机制、业务流程、风控手段以及保障体系。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设立科技支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等645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7万亿元和0.6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外部投贷联动项下科创企业贷款余额225.6亿元。
九是创新农业保险产品，丰富价格保险、指数保险、制种保险的种类。2017年共开发出农业保险产品1714个，涉及215类农产品。价格保险标的扩大到4大类72个品种，指数保险已备案19个省（区、市）57款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制种保险开办省份达29个。
十是创新农产品期货期权产品，降低农业价格风险。已上市23个农产品期货品种和2个农产品期权品种，覆盖粮、棉、糖、林木、禽蛋、鲜果等主要农产品领域。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目前已包括天然橡胶、玉米、大豆、棉花、白糖等5个品种，试点项目达到79个，试点区域包括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多个省（区、市）、覆盖近40个贫困县，各期货交易所支持资金总额达到1.23亿元。
本答案由 关数e 海关数据科技服务平台 整理自银保监会就首次发布普惠金融白皮书答记者问

㈢ 央行对防控金融风险采取哪些措施

你好，央行为防控金融风险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总量适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继续优化流动性管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资本流动的变化，合理安排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适当水平，合理引导货币市场利率。灵活运用利率等价格调控手段，调节资金需求和投资储蓄行为，促进经济和价格总水平稳定。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结合起来，并根据经济景气变化、金融机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对有关参数进行适度调整，发挥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的逆周期调节功能。

二、着力优化信贷结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扎实推进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引导金融机构把握好贷款投放节奏和结构，切实到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进一步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有效信贷投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民生工程尤其是保障性安居工程、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技术改造等。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三、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强风险定价能力，积极探索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顺应市场需求，稳步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品种和范围。进一步做好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做好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和监管工作，探索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继续推进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人民币对新兴市场货币交易。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

四、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发展，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优化融资结构，继续鼓励金融创新，拓宽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渠道，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大型商业银行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发方式转型。扎实推进中国农业银行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统筹考虑政策性金融总体发展，坚持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深化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稳步推进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

五、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加强对民间借贷、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的监测分析，及时掌握风险状况，从全局的、系统的、长期的视角处理好信贷合理增长和银行贷款质量提升之间的关系，做好风险提示和防范工作。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风险，防范非正规金融及其他相关领域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既要防止金融风险蔓延，也要防止出现道德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㈣ 金融改革创新方面，有哪些新思路，新想法

新常态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步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状态，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金融业亦是如此。金融业如何适应新常态，又如何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是新常态下金融业改革和转型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29日召开的2015金融街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表示：“金融一定要适应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有新的思路。”谈到，在适应新常态中，金融主要起到5个方面作用：一是参与解决农村的改革问题；二是大力建设公共投资基金；三是鼓励创新、创业；四是鼓励国有大企业改革。此外，为了适应新常态，地下金融应该尽早升到地面上来，变成阳光下的金融。“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金融业不是被动的。一定要把金融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出来，做到金融的优化管理。”
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宏观调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作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是促进我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殷勇在会上表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路径和工具也在不断地丰富和优化。”同时，针对社会上对于中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说法，殷勇明确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进行量化宽松。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还出现了下降。
统计显示，从今年3月份开始，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逐步缩减，9月末同比下降3%，比2月份的高点下降了5.6%。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逐步增加，8月末同比扩张15.2%，从过去5年来看，是高水平增长率。“这与实施量化宽松的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萎缩的情况是不同。我们通过自然方式就能满足央行的资金需求，如确有需要，外汇储备也有空间和灵活性。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质量和流动性安排能够维护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安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新常态下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而金融业也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孤立发展。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所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金科玉律。金融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就是泡沫，它产生之初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同时，他也强调：“并非金融业要无条件地为实体经济所提出的需求服务。”
在李扬看来，金融的功能有六项：提供支付结算方式以便利交易，提供集中资源和投资分散化的机制，提供跨时间、国界和产业的经济资源转移方式，提供风险管理方法，提供价格信息以帮助协调经济各部门的分散化决策以及当交易各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法。“因此，简单地把金融是不是提供钱作为是否服务实体经济的标准是比较片面的。在新常态下，特别是在我们有剧烈的结构调整的需求情况下，特别要全面地发挥金融的功能。”
对于下一步金融业改革的重点，与会嘉宾各抒己见。李扬提出，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低层次的、与科技创新相关的资本市场。二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实行的禁止非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信用关系的制约，放松对非金融机构信用活动的限制，让实体经济之间直接发生信用活动。三是推动产融结合。应当鼓励实体经济办金融，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或者说非金融的但其中含金融业务的公司。四是要推动“互联网+”，放开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限制，以互联网为新技术手段和载体，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作用。要使金融体系更贴近实体经济，我国金融体系可能要经历一个投资银行化的过程。
“要适应当前的新常态，必须适应市场化，对企业来说就是要自己找销路，自己筹资金，这也是新常态中所必需的。”厉以宁补充说。

㈤ 如何改进银行金融服务的的对策及建议

对策及建议：

1. （1）大力发展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坚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西部经济，加大对西部信贷力度。

   （2）对民众，加强金融服务宣传力度，使得西部低收入者也能利用金融工具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政策机制。政府应该金融支持与财政扶持并重在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逐步建立信贷支农的财政贴息、税收优惠、风险补偿、中介服务等政策机制，为农村金融服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大力整治社会信用环境。

   （3）对农民进行金融知识的培训，让农民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

2. 服务意识创新。

   （1）服务意识的创新，首先是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客户购买金融产品是为了享受金融服务的，只有认识到客户的重要性，并且一切服务围绕着客户，才能留住客户，留住客户的资金。

   （2）其次是树立“银行客户双赢”的经营理念，在服务产生的价值理解上要发掘层次的内容。再次是树立“服务第一”的思想观念，在服务内涵上应根据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开辟新功能，增加新内容，拓宽新的服务渠道。

   （3）第四是服务要不断创新，紧跟时代步伐，在服务的空间上扩展；把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创新由系统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发展中间业务转移到全方位支持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中去。最后是树立“服务到家”的主动服务理念，使服务意识与不断变化的服务需求和拍甚至超前。引进回访制度。客户办理完业务离开并不是服务流程的终止，需要建立创新性的银行回访制度。建立创新性的顾客回访制度一方面有助于银行保持现有顾客、寻找潜在顾客，使银行服务流程的终点重新又变为起点；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回访准确把握顾客需求，为产品创新提供必要的资源。

3. 明晰市场定位，实施差别化、个性化服务策略。首先，建立客户信息管理系统。对客户的档案分门别类进行管理，据个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交易习惯和业务偏好等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的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通过全方位的个性化特色服务，不断吸引客户，培育更多客户群。其次，银行要进行充分调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市场细分，将客户分为优质客户一般客户和低质客户等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客户对银行金融服务产品的需求各不相同，给银行带来的利润相差也很大。银行要根据自身特点，确定主要目标客户，为其置身定做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产品，获取更大利润。

4. 提高金融创新能力，为客户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和特色服务。商业银行可以从三方面采取产品创新的措施。

5. 强化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业务经营、用工管理及分配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要建立新型人事管理制度，并且有效实施内部控制体系。对于金融服务从业人员的监督要到位，防止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客户资金，或者私自客户资金。另外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支持和鼓励员工为做好工作所作的全部努力，包括创新、对银行的忠诚和责任感等。建立员工业务考核奖惩机制，采用目标责任制的形式，将目标责任与考核奖惩挂钩，为了有效的调动人的积极性，可以从物质激励、事业发展激励、培训发展激励、工作激励、精神激励几方面人手。

6. 服务创新中的人才培养 服务创新中的人才培养商业银行应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和金融理论实践水平的人才，以适应新形势下金融为经济服务的客观要求。一要组建专门的创新团队,充实科技队伍，增强科技保障实力。二要加强对一线员工的培训，提高业务技能。提升技术在服务创新中的支持力度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服务创新，三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四是加快科技应用推广和创新步伐，进一步把商业银行的科技优势演变为核心竞争力，开拓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在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的同时，促进商业银行的超常规发展。

㈥ 深圳市出台33条扶持金融金融创新成重点是真的吗

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以进一步完善本市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吸引优质的金融资源聚集于此，推动深圳的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据悉，该《若干措施》分为五大项共三十三条，并在全国首次设立金融科技(Fintech)专项奖，以鼓励金融企业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技术性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措施》中强调要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奖”和“金融科技专项奖”的创新激励作用。“金融创新奖”早于2005年就在深圳设立，以激发深圳市的金融创新活力。在此次的《若干措施》中，金融创新奖年度奖从原来最高1150万元增至最高1950万元，奖项总数由38个增至52个。国内首设的金融科技专项奖则重点奖励在区块链、数字货币、金融大数据运用等领域，年度奖励额度控制在600万元以内。

㈦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如何和谐发

现在看来，都是各种常人难以看懂的金融创新及衍生品种惹的祸。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金融危机三者互为因果关系。监管常常落后创新事实上，金融创新的动力之一，就是逃避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避管制说认为，回避或摆脱对金融业的内外制约，是当代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因。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西尔伯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入手，提出了金融创新的 “约束——引致”假说。他认为，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金融机构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当来自内外部的约束因素（包括政府管制、竞争、自身条件等）妨碍了金融机构获取利润时，只要绕开这些制约的收益大于成本，金融机构就会通过开辟新业务规避管制，金融创新也就随之发生了。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在当代金融创新的冲击下，金融管制向金融监管转型，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不断进行新的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监管方几乎总是处于被动反应的地位。例如，相比较而言，香港的金融体系应该说是很健全的，但是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仍然逃不过国际投机家的冲击。传统的监管机构基本是国家化的，各国政府一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的金融政策，由于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大规模投机资本为了寻求套利、套汇频繁进出各国的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动荡。通过制度安排控制风险金融创新的经济基础取决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金融深化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健全程度等三个方面。除了宏观经济制度基础条件以外，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金融市场条件有：第一，金融资产商品化形成完善的原生金融资产现货市场；第二，利率市场化，形成完整的利率体系；第三，汇率市场化，货币实现自由兑换。根据上述标准，我国基本具备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宏观经济制度基础。从微观金融市场条件看，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存在许多缺陷。第一，金融市场容量小，容易被人操纵。第二，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超过货币市场，在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发展速度又遥遥领先。第三，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利率衍生品难以发展。第四，人民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在固定汇率条件下，难以产生货币衍生品的需求。第五，我国目前价格波动最大的金融产品是股票，但股票价格的波动大部分是市场不规范行为造成的。我国金融创新该怎么走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既要警惕“超前论”，也要警惕“等待论”。而应该根据国情，踏踏实实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大发展做一些前期工作，具体措施是：1．规范试点。根据经济市场化的阶段和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需求，坚持 “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和“先试点、后推广，宁肯慢、务求好”的指导思想，根据不同类型的金融衍生品发展所需的初始条件，有选择地试点。2．法制先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只能走“先规范，后发展’的道路。3．首先发展远期和期货市场。远期交易与基础市场最接近，比较容易发展起来，也是发展其他衍生品市场的必经阶段。期权和互换市场更加复杂，初始条件也更加严格，可以在远期、期货市场取得经验后，再逐步发展。4．以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为发展突破口。我国国债和股票规模都相对较大，当前股票市场即使完全规范，价格波动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推出股指期货有市场需求，也可以减少价格的不合理波动，提高市场效率。国债期货也有利于发现远期利率，促进长期投资。5．稳步推进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国际化。虽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我国不可急躁冒进。只有等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实现后才能最终考虑全面开放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这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期。

㈧ 如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经济支持的力度

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纲领性文件，针对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为广大中小企业营造公平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在资金政策方面，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专项资金，从不同角度和环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规模实现了逐年增长。
融资难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中央财政积极研究对策，不断完善支持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是采取无偿资助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二是采取贷款贴息、担保业务奖励、创业投资引导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及创业投资机构围绕中小企业开展业务。
——在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方面。为鼓励担保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业务，从2006年开始，中央财政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门支出，对信用担保机构围绕中小企业开展贷款担保业务和降低收费标准进行补助和奖励，即按已实际发生的贷款担保业务给予一定比例的奖补资金。2008年下半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冲击，中央财政在已安排2亿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0亿元资金，对管理规范、资本实力较强的担保机构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给予资助，以进一步发挥其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上的积极作用。获得中央财政资助的330家担保机构，共为4.1万户中小企业提供了1148亿元符合政策要求的贷款担保业务，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同时，中央财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明确用于弥补担保机构代偿损失，有效提升了担保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据有关统计，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通过不断探索与规范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有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4247家，当年担保额达到7000多亿元，担保企业户数达到23万户，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主体的担保业已初步形成。
2009年上半年，财政部与工信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2009年第一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项目继续列为支持重点。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促进担保机构更好的提升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金融政策方面。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增强金融机构化解中小企业不良资产的能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我部已经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小企业和涉农不良贷款处置办法。2009年3月，我部先后决定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量奖励试点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两项政策措施以涉农贷款业务和涉农金融机构为支持对象，探索多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包括农村中小企业在内的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实现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目标。以上政策措施的出台，将有利于缓解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有关部门正着力改善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与监管环境，引导和督促银行业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改革力度，开发和丰富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正在推进。工、农、中、建等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加大了对中小企业信贷比重。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致力于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建设，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这将推进全国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大幅度增加。
现阶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是落实好已有的各项政策措施，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为此，中央财政将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相关措施，积极改进支持方式，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成效。
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再提宝贵意见。

㈨ 刘光溪：《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
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市场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为向经济大国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效显著。中央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金融资产成为居民个人重要的持有资产，金融业全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金融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促进了市场专业化分工和交换。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积极进步，就不可能有实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业务运行机制，其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实体经济，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在非公经济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思路，特别是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基础性配置，对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构成层层的制度性约束。为此，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小型微型企业”。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八报告后，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
一、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逼出来的结果
建国后，我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从1952年开始，我国对国民时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和整顿，各种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等性质被接管、没收、终止或兼并，成为国营或者公私合营金融机构。1959年起，全国各地金融机构陆续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1978年，我国实行民生改革开放的兴国战略，从上至下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基本上延续了人民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的特点，国有银行或者保险机构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支式的金融机构，快速有效地弥补了省、市、县三级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的问题。
此次金融体制改革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政策性、商业性以及合作式金融机构都毫无疑问坚持了向国有或集体所有制靠拢，成为所谓正规、正统的国字号或准国字号的金融机构。这种国有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则采取了卡压限制甚至禁止等反复无常的态度。特别是面对民间金融蓬勃发展所出现的部分金融风险时，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不是通过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而是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营金融活动。本世纪初，伴随着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一级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务的空白，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三农经济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迫切地需要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正规金融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导致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蓬勃兴起，这种大而不当的金融服务体系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经济与金融服务不协调、不匹配和不适当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一）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导致民生与三农金融资源供给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银行机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结构。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为农业反哺工业，集中有限资源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金融资源高度集中，这在银行业方面特别突出。截至2012年末，我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84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63.07%。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全国银行资产比重为44.93%，占17家主要商业银行比重为71.47%。17家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县市一级金融资源供给的缺失。我国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了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我国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
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城市信用社等具有合作性质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成立的初衷是立足当地，服务三农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然而，这些地方合作性金融机构不是农户自愿入股、具有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机构，主要是从上而下设立的，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向集体所有、国有靠拢的模式。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出资人，县级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准分支机构，出现脱农进城发展倾向，背离了其成立时宗旨，基层金融缺乏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二）区域正规金融分布严重不均需要大力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在大一统金融体制的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主要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大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式组织结构的便利，把金融资源从基层向省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集中，投向效率相对较高的省市和项目，寻求更多的利益空间和发展空间，却加剧了金融资源省市一级的分布不均。
在银行业，东部地区法人机构占全国比重仅为27%，却集中了60.2%的银行资产，其中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和江苏六省市的银行业资产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50%。同时，全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机构的总部全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在保险业，东部地区法人保险数量占全国的比例高达86.4%。在证券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期货公司的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的占比分别为67.6%、97%、69.5%。金融机构总部分布不均为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东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53.2%、76%、67.6%。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48.4%银行资产集中在东部10省市。
在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等高度集中在国家层面的背景下，金融资源的过度向东部地区集中，必然导致国家金融政策和调控主要适用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权。在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这无疑加剧了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这不利于面积广大和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资本的积累与经济增长，很容易导致我国区域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出现所谓的李嘉图陷阱。这迫切需要发展自主内生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省市分布不均所留下的空白。
（三）省市地方金融调控权、发展权严重缺失限制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我国现有分业垂直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在大一统金融体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基本上秉承了其高度集中管理的特点。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主导了全国金融立法权、监管权和调控权，还通过其分支式的组织机构对省市县三级金融实施监管。分支式的金融监管模式存在金融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基层的金融信息，金融监管滞后、监管弱化和监管真空在所难免。更为严重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完全剥夺了省市一级地方金融的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难以对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的民营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管理。这种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只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只能加剧金融供需不平衡矛盾的积累与积攒。
面对众多分散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坚持了风险控制优先审慎监管原则，限制民营资本作为主发起人设立金融机构。在过去30年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民营金融屡遭取缔、禁止和打压，只能走向地下、转入灰色，然而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整治而不倒，在夹缝中迅速成长和膨胀起来，成为所谓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但同时也留下一定的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切需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赋予省市一级地主政府金融发展权和管理权，规范和引导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四）县域金融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
我国县域金融体系是强制性外生供给制度变迁的结果，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总部通过行政手段在县城一级成立分支机构，解决了大一统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机构严重缺失的状况。这种金融制度一方面为县域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化，导致县级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过于低下，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利率机制也难以发挥价格机制作用，调节金融市场实现供求平衡。另外一方面，全国对金融机构采用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忽视了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从某种程度剥夺了基层金融发展权、监管权、调控权等方面话语权，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部分保险机构是县域一级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大多只能提供比较单一的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难以满足民营经济、三农经济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不利于经济薄弱领域的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
县域金融制度演进必然导致县域金融出现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催生了民间借贷、农村合作基金、轮转基金、民间天使基金、私人钱庄等形式多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它们以白色、灰色或黑色的身份自由开展各种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地区和经济薄弱领域资金不足的困难，但主要采用分散、隐蔽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管理和借贷形式极不规范，留下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地方政府往往成为金融稳定最后处置的直接责任者。
（五）民间金融机构非公开化经营隐藏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外的非正规金融，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安排，是一种自发的、内生的、贴近市场的金融行为，其活动完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通过利率机制自动地调节市场供求，真正地体现了金融市场上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为彻底的领域。上世纪90年代，部分地区民间金融机构扩张过快，出现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的考虑，通过强制性手段关闭、取缔了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由地上走向地下，由公开走向灰色、黑色领域，成为影子银行。
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的影子银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扩张，融资总规模约为30万亿元左右，略高于五大国有银行贷款总规模。影子银行快速扩张隐藏了潜在的信用危机，2011年8月以来，浙江温州、河南郑州、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先后爆发民间金融危机，最后在地方政府强力介入下才暂时得以稳定。面对民间金融危机，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推动银行业筑好与民间金融之间的防火墙，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与民营金融机构的合作。这种重防范、轻合理引导其规范发展的监管理念并没有跳出传统压制、限制民营金融发展的思路。大量的民间资本只能继续以灰色或黑色身份存在，这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导致正规金融越压抑，民间金融就越自由快速发展的局面。如果不改革和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所导致的体制机制障碍，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证券等民营金融机构，新一轮民间金融危机还将会爆发，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造成新一轮冲击。
三、我国民营金融机构的主要优势与弱点
民营金融是相对于国有金融而言，但并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中非国有持股部分，在这里，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并不能对国有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发挥决策和主导作用。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其资本在机构中占据主导或主要控股地位，经营管理行为自主决定，风险自我承担，优势与弱点同样明显的一种原生态金融。
（一）原生态型
民营金融机构主要诞生在正规金融普遍缺乏区域，这些区域的货币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实体经济经营规模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动相对滞后，需要大量小额、分散、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服务。正规金融机构在这些经济薄弱领域设立分支机构，很难与零星、分散的客户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获得相关信用信息需要支付大量的搜索、整理等方面的成本，不能充分发挥大型正规金融机构规模化经营的比较优势。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源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自然浓厚乡土气息的信用融资需求，在其诞生的早期是一个过渡性、转轨性和阶段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对广大农村地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薄弱地区提供服务，体现草根性、基层性和内生性的原生态型信用本质。
（二）机动灵活性
大型金融机构为大型企业大项目提供服务，小型金融机构为小型企业提供服务，这是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演进过程中自然分工的结果，它是不同规模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凭借自身较大的规模优势、较高的管理能力和较强的资金运作能力，能够承受较大经营风险，很容易获得规模报酬，主要对大型企业大型项目提供服务。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现有民营金融机构是自发诞生的，所要求的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对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所能承受的风险也较小，但具有经营机动灵活的特点，很容易与农户、小微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提供小额、期限相对较短且流动性较高的信用资金，满足其差异化的融资需求。
（三）无担保性
金融机构是以经营资金为主要对象的特殊企业，对贷款发放有严格限制的标准条件，一般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质押或保证等担保，为贷款偿还提供保证。大型企业具有较大规模经营优势，很容易满足借款条件，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相比较而言，农户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限制，所拥有的财产价值较低，能够提供的抵押能力有限。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普遍处于创业前期阶段，经营风险较大，所拥有的资产价值较低，没有规范经营的财务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只给予农户和中小微企业较少的融资支持，这导致二者主要依赖于民营金融机构提供信用资金支持，这是一种基于信誉、血缘、地缘、友缘的无担保关系型融资。民营金融经营比较灵活，很容易与农户、中小微企业建立相互信任的长期合作关系，提供无抵押担保信用融资，有效解决借贷市场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贷配给，弥补大型金融机构所留下金融服务的空白。
（四）市场性
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民间金融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薄弱领域金融服务普遍缺乏。面对广大小额、分散、流动较高的资金需求，正规金融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薄弱领域正常的金融服务需求。这种状况主要是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所造成的，正规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提供金融产品单一，存在严重利率管制，导致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自由发起成立的，是一种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金融机构，特别是灰色与黑色金融机构基本上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它们的信用资金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由使用，以满足不同经济主体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其中利率成为调节资金供给与需求的主要价格机制，基本上体现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原则。民营金融因此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彻底的领域。
（五）脆弱性
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发展必然伴随着风险的出现。民营金融机构源自于民间自发性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其快速发展同样滋长了脆弱性，特别是在国家监管部门任其自生自灭的条件下，民营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更加突出明显，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方面，大多数民营金融机构服务对象是风险较高的群体，高利贷成为普遍现象，这无疑加大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成本和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同时也加大了贷款收回的风险。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导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当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加大时，容易滋生贷款对象的投机性、庞氏性的融资需求，这导致贷款回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民营金融机构小微型、经营风险较高等特点，在筹资市场上很难与大型金融机构竞争，当面临不确定性经营风险加大时，导致信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周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如果人民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不对其提供流动性支持，民营金融机构是难以利用筹资市场解决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这容易导致民营金融机构因流动性不足而出现倒闭，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显然，我国民营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脆弱性，是我国金融领域体制机制障碍所造成的，这加大了民间金融正常运行的风险，对经济金融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四、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理论与实践障碍
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经历了鼓励、禁止取缔、再鼓励的伏起宕跌演进历程，这既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所造成的制度性障碍，也有我国金融实践方面的困境，这导致我国民营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在夹缝中寻求生存，难以通过阳光化、规范化的经营，逐步成长壮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撑和服务保障。
（一）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理论障碍
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公有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这种金融体制把民营金融当作异类，完全剥夺了民营金融的基本生存权。改革开放后，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我国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这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进行渐近式的改革，对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始终持有不确定、不明明朗的态度。每当部分地区出现金融风险的发展态势时，民营金融机构往往成为最后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温州地区的民营金融机构获得了蓬勃发展，其灵活的经营模式对正规金融机构经营构成了竞争威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为了维护、保护国有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打压限制，最后被迫关闭、被合并与兼并，逐步走向灰色区域。
在非公经济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下，金融领域由于经营的特殊性，存在更为严重的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和理论束缚，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继续生存，从而构成了我国独特、奇特的民间金融现象，这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史也实属罕见。
（二）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践障碍
我国金融机构分布主要与五级行政管理体制相匹配，自然形成层层分支式组织结构，这导致上下级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金融管理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造成金融管理信息滞后，这无疑加大金融运行的成本。特别是县城以及乡镇一级金融发展普遍存在管理不足的现象，这不仅加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也导致基层金融风险加大，难以形成正常的金融危机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面对基层金融风险出现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基于风险、监管成本、监管信息等方面的考虑，首先禁止和取缔基层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限制各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2006以来，伴随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和落后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民营经济、三农经济、中小微企业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只能求助于民间金融，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要求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解决民生领域金融服务缺失的困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表面上看民间资本受鼓励进入金融业，但实际上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民间金融发展。其中，村镇银行要求大型银行机构参与发起设立；小贷公司只贷不存，防止其规模扩张。截至2013年3月31日，全国成立村镇银行共有903家，小贷公司6555家，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全国37334个乡镇金融需求无疑于杯水车薪。其中，小微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仅江苏和浙江两省小贷公司的贷款占全国比重高达31.13%。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是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这导致金融市场化改革普遍存在困难。
五、加快推动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几点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我国要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转轨，就必须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为指导，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一）要从观念上改变金融机构须有国营、国有的经营观念
金融风险的出现与所有制无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统一为金融机构。要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实状况，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其金融高度压抑状态。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体制机制隐性障碍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完善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加快金融管理制度建设，为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调整与整合
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职能，履行好法律赋予职能与职权，实施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职能，改变依赖信用资金计划控制进行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留下合法的空间。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职能，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金融监管部门，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改变目前分业垂直的监管模式，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务实有效的政策支持，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
（四）赋予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调控权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有效地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管理，与国家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形成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共同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强化和落实地方人民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五）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支持民营机构的发展
地方政府部门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金融信息资源，实现信用信息共享，推进地方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运行的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对民间融资动态跟踪，确保民营金融机构稳定运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民营金融机构经营负担。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制订支持和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拓宽薄弱领域、薄弱地区的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