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的利弊分析

❶ 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的利弊

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认为，民间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要把以下两个市场分开：一个是低风险的资金市场，在这个市场，低风险的小企业可以获得资金，且融资成本合理；另一个是高风险的资金市场，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其需要，高风险小企业仍要依赖民间融资市场。

因此，除了利率市场化，金融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也被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一环。当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依然狭窄、门槛高，同时风险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称“金融行业的改革首先要改革金融准入，目前，政府对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管理太紧，如果把市场准入条件开放，则有利于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

余永定分析称“之所以当前地下金融、民间借贷这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小企业找不到贷款。不过，大银行不肯借钱给中小企业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小企业风险大，所以，我们要设立更多的地区银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率的调整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实际上，地区银行比起几大国有银行更加了解当地企业的信用情况，而研究民间金融如何打破国有银行垄断，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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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我国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利弊有那些急求答案!

民营经济目前的融资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现有的银行体系主要服务于国企，由于信用担保机构不健全，有关政策体制不配套，国有大银行无论在自身机制还是运行成本上，都无法完全适应私企融资的需求，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也无法为大量的“草根经济层”提供服务，因此只有“土生土长”的民营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比较熟悉，能最充分地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最容易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凭借血缘、地缘关系，给民营经济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随着中国加入WTO，民营经济在我国整个经济构成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除了要鼓励现有的中小商业银行、地方信用社尽量予以扶持外，还要尽快培育民营金融体制。如可先试点开放股份制小银行或信用社，让部分民间资本参股，严格规范管理，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商业银行。又如，可鼓励民间资金组建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对私企进行投资；并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组建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以缓解抵押、担保难等“瓶颈”问题。

民营金融机构的建立必然也会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在改革体制内经济之前放手发展了体制外的各种经济成分，从而在各个生产行业中形成了较好的竞争环境。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最终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

建立一些优质的民营金融机构，也有助于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缓和加入WTO对国内金融业的冲击。我国加入WTO，对国内金融业的保护期只有五年，这期间，对外资金融业将逐步全面开放。应对外资金融力量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金融力量，提高中资金融管理水平，保证金融运行质量等措施外，也应该给中资金融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民营金融机构没有历史包袱，容易吸取外资金融机构的优点和长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就有可能具备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和外国金融机构竞争的能力，以竞争促进效率，也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担当起推动中资金融发展的重任，提高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整体实力。

民营金融机构的建立也有利于降低不良贷款，有效控制风险，促进我国良好金融秩序的建立。民营金融机构由于是私人创办，私人投资，对风险控制都会非常关注，如果不控制风险，那么，投资可能血本无归。而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会去积极增加赢利，能够为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提供很好的服务。（

❸ 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优点缺点

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相比较有以下的优点：
（1）混业经营使银行优化资产结构，实现资产多元化和资产风险分散化，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使商业银行资产比分业经营具有更大的整体稳定性。
（2）混业制度下银行新增投资业务，对企业提供包括投资在内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建立起密切协调的银企关系，增强银企综合的竞争能力，使银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从效率方面看，混业制度下全能型银行通过向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银行业可以利用客户资源加长业务链条，另一方面，证券业、保险业等也可共用银行网点、设备、人员，接受银行客户委托买卖有价证券及办理保险业务，大大方便银行客户的资产“一条龙”运作。另外，金融业共用日益更新和增加的技术、信息和设备资源，可以大大降低各自经营成本。


但是，实施混业经营也有它的缺点：
（1）如果允许银行资金直接进入证券市场，会产生三个问题：一是银行运用他人资金买卖证券，但一般投资者是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买卖，显然，在资金方面一般投资者与银行相比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二是相对一般证券投资者，银行可更方便迅速地获得外界难以知道的各种内幕信息，从而容易造成内幕交易。三是由于银行负债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因而进入证券市场的银行资金不可避免地带有短期的特性。这将加大证券价格的波动性，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四是证券市场风险大，而银行在经济中扮演极重要角色，允许银行资金直接进入证券市场，容易产生泡沫股市，一旦泡沫破裂，会引发股市危机－－银行危机－－经济危机。
（2）金融业务多元化可能会引起在经营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一是从事多元化经营的全能金融机构，在其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服务品种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运行机制，它们交织在一起必然有显现的和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二是为保持多元化的经营优势，全能金融机构必须不断推行金融创新，如果在新业务领域的创新活动不幸失败，很容易会传染开去，导致其他业务也会遭受挫折。三是容易形成金融垄断，不利于竞争。
（3）金融机构复杂的混业经营结构，产生了不利于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的问题。如果实行功能型监管，期货证券、保险和银行业的监管结构界限分明，这些监管部门如何进行协调，谁负责牵头监管者并负总责任等问题尚需妥善解决。

❹ 金融服务业开放或超市场预期吗

新一轮金融开放版图已经成型。根据最近财经高官的表态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日前披露的今年工作重点任务，以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的开放将成为2018年金融开放的重头戏。与此同时，境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双向开放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将在年内稳步推进，但会相对审慎。

按照目前的路线图，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将大幅提升，甚至超出市场预期。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也将在今年渐次推进。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7日撰文称，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证券市场双向开放。继续推进境内股票、债券市场开放，完善“债券通”，研究“沪伦通”，支持沪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改革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RQFII、QDII、R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在更大空间配置资产的便利性，扩大境内商品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

❺ 资本项目开放的利弊分析

摘要：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实证结论差异的原因在于度量指标和样本上存在区别。多数实证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的收益少于发达国家。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资本项目

开放后，在增加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约束性方面，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小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必须具备一定的宏观经济和微观金融条件。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经济增长，金融深化

在理论分析框架下，开放资本项目将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风险分散和促进金融发展等来促进经济增长。在1997年香港年会上，时任IMF总裁Fischer也提出“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IMF的核心工作”。但在实证研究中，尽管有实证研究认为开放资本项目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存在相反结论的实证研究，Bhazwati(1998)甚至认为“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本文旨在梳理近10年来国外学者关于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实证研究差异的原因所在，以期得出新的启示。

一、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指标

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定量度量资本项目开放(或管制)的实际效果，常用的指标有：国民储蓄率与投资率的比较、利率差、实际资本流入等。这些指标在实证检验中并不常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难以获得数据、或者存在利率管制、或资本实际流入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等。另一类指标是根据IMF公布的《汇率安排和外汇管制年度报告(AREAER)》定性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以往的研究多采用对资本管制项目采取“0／1”变量的形式来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如Grilli，Milesi Ferreti，1995)，该方法的缺陷在于难以反映出一国对资本项目的实际控制程度。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新的度量指标，目前这些指标已经成为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的主流指标。定性度量指标主要有：

(1)Quinn指数。Quinn指数由Ouinn(1997)提出，Quinn将资本项目开放的判分范围定为0—4分，其中流入资本和流出资本的兑换各2分。其判定标准是：“0”表示完全限制资本项目兑换，“0.5”表示资本项目兑换需要批准，“1”表示资本项目兑换需获得许可、但课以重税，“1.5”表示资本项目兑换以市场机制完成、课以较轻的税赋，“2”表示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根据该判分原则，可以得出一国资本项目开放度，而“△Quinn”度量了开放度的变化。与“0/1”变量度量方法相比，Quinn指数更准确地度量了资本项目开放的强度。

(2)SHARE。根据IMF公布的《汇率安排和外汇管制年度报告》，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的SHARE为开放资本项目的年度数占整个观察期的份额。表1是Klein & Olivei(1999)(下称K-O)根据AREAER公布的资料对一些国家1986-1995年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结果。与Quinn指数相比较，SHARE指标反映的是一国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的时间份额。以芬兰为例，芬兰于1992年开放资本项目，因此，在1986-1995年间的SHARE值为5／10=0.5。

表1 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度(1986-1995年)

SHARE值
资本项目开放时间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0.1
1995
挪威
哥斯达黎加、尼尔利亚

0.2
1994-1995
西班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

0.3
1993-1995
葡萄牙、瑞典
洪都拉斯、秘鲁

0.4
1992-1995
爱尔兰

0.5
1991-1995
芬兰、奥地利

0.6
1990-1995
法国、意大利

1988-92,1995

厄瓜多尔

0.7
1989-1995

危地马拉

1986-1992

乌拉圭

0.8
1988-1995
丹麦

0.9
1987-1995
日本

1.0
1986-1995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日本、新西兰、英国、美国
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巴拿马

资料来源：Klein & Olivei(1999)。

最近，Edison & Warnock(2003)(下称E-W)提出一种从证券投资方面度量资本自由化程度的新方法。国际金融公司(1FC)公布的两个证券市场数据：(1)Global指数(IFCG)，代表一国资本市场可交易的证券总额；(2)Investable指数(1FCl)，代表外国投资者可以参与投资证券额。E-W用，IFCI与IFCG的比值来反映外国投资者对一国证券市场的可参与程度，E-W发现用证券市场开放度度量的资本市场开放度与SHARE、Quinn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二、开放资本项目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回顾

表2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所做的实证研究。在支持“开放资本项目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Quinn(1997)首次证明Quinn指数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Quinn的研究样本中包含了58个国家，其中16个拉美国家、6个东南亚国家、20个OECD国家和16个其他国家，上述国家在1958年Quinn指数平均值为2.3。Quinn的实证研究表明上述国家1960-1989年的经济增长与△Quinn1958-1988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K-O则用间接方式得出该结论。K-O首先证实资本项目开放促进金融深化，用“SHARE”作为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用流动性负债／GDP(LLY)、非金融私人部门债权／GDP(PRIVY)、商业银行国内资产与银行体系总国内资产(含中央银行)(BANK)比来度量金融深化。用93个国家1986-1995年的数据，K-O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与ALLY、APRIVY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证实上述金融深化指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尽管K-O间接得出了资本项目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子样本的实证中，K-O发现资本项目开放显著促进了20个OECD国家的金融深化，而在18个南美国家子样本中，作用则不明显。

Bekaert，Harvey，Lundblad(下称B-H-L)(2001)用证券市场开放度证实资本项目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证券市场开放是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内容，证券市场开放不仅能降低股权融资的成本，而且因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完善公司监管、增加投资和投资效率。B-H-L证实95个国家1980-1997年的经济增长与证券市场开放呈正相关关系o，即使引入宏观经济改革、金融改革、法律环境和银行危机等因素后，该正相关关系也具有显著性。B-H-L使用子样本分析时也得出与K-O相类似的结论，即发达国家通过资本项目开放获得的收益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意思的是，Edwards(2001)用21个发达国家和44个新兴市场国家1971-1997年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该结论。

在“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Grilli，Milesi-Ferreti(下称G-M)(1995)首次提出“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G-M的实证以61个国家 1966~1989年间每5年的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资本项目开放的度量指标“SHARE”、经常项目管制、多重汇率体制、期初收入、政治变量和入学率等为自变量，实证结果表明SHARE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Rodrik(1998)以近100个国家(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5~1989年的数据为样本，用“SHARE"为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指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如期初的人均收入、中学入学率、政府信誉、地区变量后，也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Kraay(1998)分别用Share、0uinn指数和实际资本流入来度量64-117个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度，然后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GN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对资本项目开放度、人口增长率、中学入学率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尽管资本项目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即使使用“事件分析法”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具有显著性。

此外，Klein(2003)的实证研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即在一定的收入水平(或人均GDP)内，资本项目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发达国家和富国开放资本项目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不发达国家，因为缺乏必要的国内金融体系，开放资本项目未必能促进本国投资的增加，而对于富裕国家，本国的金融体系则能顺利地将本国居民的储蓄转化成投资。

三、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增长影响力差异原因分析

为什么对同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其原因主要有：(1)用于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指标不同，如使用SHARE、Quinn指数或其它度量指标，而这些指标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如Kraay(1998)对117个国家1985— 1997年的三个资本项目开放度量指标SHARE、 Quinn指数、实际资本流入和流出与GDP比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1-0.7之间；(2)样本不同，如Quinn(1997)与Rodrik(1998)的实证相比，前者样本中不仅包含的发展中国家较少，而且其样本区间并不包括20世纪80年代这一“丢失的年代”。而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收益少于发达国家这一结论已被许多研究证实，如 K-O、Edwards(2001)、E-K的实证研究。我们感兴趣的是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何因国而异?一般认为，开放资本项目通过三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1)增加风险分散的机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2)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3)增加国内的政策约束(Kraay,1998)。我们依次分析这三种途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表3 1975-1997年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

1975-1982

1983-1989

1990-1997

外债
总流入
外债
总流入
外债
总流入

发达国家
3.328
3.352
3.926
4.756
4。151
5.461

新兴市场国家
1.116
2.573
1.019
1,470
0。189
0.897

非洲国家
2.725
2.976
1.990
1.843
0，029
0.330

亚洲国家
1.707
2.601
1.020
1.616
1，182
2.947

非发达的欧洲国家
2.260
2.023
0.338
0.520
0.719
1.855

中东国家
2.341
3.129
1.402
1.990
0.525
-0.229

拉美、加勒比海
-2.380
1.930
-0.531
0.929
-0.458
0.562

注：资料来源：Edwards(2001)。表中“外债”指债务资本流入与GDP之比，“总资本流入”

首先，开放资本项目与资本流入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表3是1975-1997年间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在1975~1997年，发达国家、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都具有较高的资本项目开放度，但是，无论是外债还是总资本流入，发达国家都高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而持续保持较多的资本管制的亚洲国家反而对国际资本有较强的吸引力。

其次，开放资本项目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多的金融抑制、较弱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就理论上而言，资本项目开放能减轻国内金融抑制，促进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完善，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资本项目开放后引入的国际资本更多地表现出“候鸟特征”，以20世纪 90年代发生的两次金融危机为例，1993年流入墨西哥的国际资本达到230亿美元，而在1995年流出额达到140亿美元，逆转额达到370亿美元。同样的资本逆转在东亚五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重演，1996年东亚五国的资金流入为400亿美元，1997年净流出为300亿美元，逆转额为700亿美元。这种类似“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的资金流动更多是带来经济波动而不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Stiglitz,2000)。

第三，政策的约束性。据Johnson& Tamirisa(1998)的实证分析，实施资本项目管制的两个重要目的是为债务融资和获得政策的自主性。在资本管制下，一国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税为本国财政赤字融资，还可以避免本国货币贬值和升值压力。当资本项目开放后，由于居民可以持有外国资产以及“货币替代”的潜在威胁。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将面对更多的约束条件。度量政策约束性的常用度量指标是通货膨胀率，然而Kraay(1998)的实证检验并未证实资本项目开放能显著降低通货膨胀率，其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尚缺乏独立性，而发展中国家的“弱财政”也迫使政府当局继续依赖通货膨胀税。。

四、结语

Eichengreen & Leblang(2002)在回顾了百年的资本管制史后认为：资本管制本身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资本管制却能抑制危机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因此，只有当国内金融体系稳健、国际金融环境也不易发生代价昂贵、极具破坏性的金融危机时，开放资本项目的收益才可能大于成本。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流入、增加本国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开放资本项目犹如“将赛车的发动机装入旧车”，如果不检查汽车的其它部件和培训车手的情况下就发动，其效果甚至不如未装前的旧车，因为驾驶旧车虽然慢但安全可靠，而换发动机后可能高速行驶，但更可能发生事故(Stizlitz，2000)。因此，只有在经济水平和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开放资本项目才能促进金融深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的约束性，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❻ 金融危机背景下放松金融监管的利弊分析（论文）

金融的脆弱性和金融资本的趋利性本质，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客观存在，决定实施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发展与金融霸权相结合，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风险丛生，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新制度，成为当前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的重要主题。
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出发和立足点，要服从和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一个有效率的金融监管制度应该符合四条原则，才能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中的七大关系。
在金融的监管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金融监管学派，主张进行金融监管；另一派是自由银行学派。坚决反对金融监管。但无论如何争论，世界各国都无一例外地对金融业进行严格的监管。自由化越是发展，金融监管就越严格，当前已经发展为国际监管的协调领域。金融监管需要遵循哪些最基本的理论原则，才能处理好监管中的各种关系?我国从1996年以来。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相应启动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把中央银行推到了一个“消防队”的位置，四处救火，到处掏腰包，本来风险分散在社会各个点上，央行一救，全部风险都集中于中央银行身上了。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金融监管怎样才能达到既保护债权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又能维护金融安全，避免中央银行成为“消防队”呢?中国在世纪之交金融监管面临的环境，是更严峻还是更宽松?怎样建立我国有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安全?对上述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一、金融业实行严格监管是主观偏好还是客观必然
从理性化层面来考虑，所以对金融业毫无例外地实行严格监管是来源于金融的内外矛盾，这是由客观要求决定的现实策略选择。实行严格监管，从金融的内在矛盾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1)金融自身的脆弱性。金融业自身资本只是带有象征性的，即便是按巴塞尔协议规定达到8％的标准也没有意义。历史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机构是由于资本充足率不足而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出现支付危机而导致的。(2)金融的脆弱性还在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和虚拟性。现在全球每年的外汇交易总量超过外贸交易总量的60倍，全球平均每天有约1万亿美元的游资。金融资本的趋利性和虚拟性，构成了金融本身的脆弱。(3)市场失灵的内在缺陷。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切手段。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4)由于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这样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脆弱性决定了对金融进行监管的客观必然性。
金融监管的必然性还有着外在原因，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金融霸权相结合形成的金融风险全球化，导致当代金融风险的“核裂变”效应，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它的扩散和冲击力呈几何级数扩大。这可以从当代金融危机上看出来。当代金融危机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突发性、扩散性、恐慌性、政治渗透性。金融安全危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主权维护。正因为如此，现代金融对一国经济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金融，但随着金融的发展，又成为威胁一国经济安全的定时炸弹。人们对金融的态度，就只能采取趋利避弊，利弊权衡而取其利。
因此，金融监管就是在金融内外在矛盾发展不可调和时情况下采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早在三年前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曾预言：“21世纪将是金融毁灭的世纪”。而一个积极乐观的唯物主义者则是另一种金融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全盘皆活”。如何防止毁灭论，坚持核心论，矛盾的焦点就落在对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上，即如何建立有利于金融安全的监管制度。在我国，至今采取的化解风险、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还远未达到这个效果。
二、金融监管原则的探讨
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呢?在这里我想提出四项原则进行研究：(1)金融监管要服从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排这一目标，要摆正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不能把它颠倒过来。监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要避免为监管而监管，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监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拿这一条原则来检验近四年来所采取的监管措施，从处理的18个行政关闭、破产清算的案例来看，就和这项原则不相符了，在一定程序上则是遏制金融创新、降低效率、积累风险，把金融的活力也扼杀了。(2)金融监管机制必须建立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职能用主观的行政意志来代替市场机制，这样才能达到服从创新、效率和安全的目的，不然就会导致政府失灵。市场不是万能的，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在这方面，海南发展银行的案例就是最典型的。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案处置就是主观行政违反市场规律，混淆重组和市场退出界限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带有更大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3)金融监管要依法监管，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防止金融监管者的行为扭曲，建立对监管者的权力制衡机制。现在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派出的工作组越来越多，但监管工作的效果却不理想，这也说明依法监管还必须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这样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因人因事而异。(4)金融监管不是也不可能消灭金融风险。应该看到，建立金融监管制度，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的终极作用在了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实现市场潜在收益的环境和条件。监管的最终目的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市场参与者实现收益创造条件。
因此，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应从上述四条原则出发，才能处理好七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制度变革的关系。不能用监管代替制度变革，也不能因为监管而妨碍制度变革，改革应该始终是统揽全局的，要用改革的观点研究监管。(2)处理好监管和业务创新的关系。监管和创新永远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监管的生命。(3)监管和安全的关系。监管不是要消灭风险，而现在有一些出台措施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信贷员实行贷款责任终身制。既然银行要提取呆账准备金，这就意味着必然有烂账出现，那又怎么能要求信贷员为此终身负责呢?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能避免呆账的产生。(4)监管与效率的关系。提高效率是监管的生命之所在，监管制度安排一定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就目前而言，人民银行九大区行的设立符不符合效率标准呢?提高效率有待检验，现在能看见的是摩擦上升、效率下降、成本几倍增加、金融监管真空比比皆是。(5)监管与对监管者监管的关系。我国只有监管而无对监管者的监管，由此产生的风险是中国埋藏最深的金融风险，当前建立对监管者监管的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更为紧迫的任务。(6)监管中法律监管和行政监管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上，行政监管一定要服从法律监管，特别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尤为如此。(7)监管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关系。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必须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的关系。中央银行的监管是外部监管，其基础是被监管者的内控制度，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
以上是我们在研究金融监管时应注意的四个原则和应处理好的七个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实现金融监管的目的。
三、世纪之交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环境的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制度转轨、经济转型、加入世贸组织、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国的金融风险确实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原来被掩盖的风险将会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面临着严峻的环境。
从内部环境来看，金融监管的严峻环境表现在：(1)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风险。我国银行业在剥离出1.4万亿不良资产存量后，新增不良资产又在增加，不良资产比例并未降低；资本充足率在补充了2700亿元，达到8％之后，第二年就又跌落下来，目前金融资产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而资本金却无补充来源，一不能扩股增资，二不能提高资产折旧率，三不能调整风险权重，四还限制表外业务的发展，这又如何能提高资本充足率呢?这样，呆账坏账率降不下来，资本充足率升不上去，金融盈利能力下降，优质客户群的大量流失将是商业银行发展的致命威胁。(2)金融泡沫风险。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三种泡沫：a．股市泡沫。有人说股市泡沫有那么一点，不严重，市盈率只有40倍，不算高，不构成对宏观金融的威胁。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股票市场上的四大基础结构要素，就会发现，一旦股市出现问题，风险是无法估量的。b．房地产金融泡沫。c．储蓄存款和外汇存款转换形成的同增同减泡沫。在1998年前我国国内利率比港澳台利率高出一倍的情况下，港澳台的一批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陆套利，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存入国内银行，这就导致在账户上的外汇储备和储蓄存款的双增长。在经过1998年的“七加一”的降息后，大陆利率比港澳台的利率低一倍，这时资金开始外逃，储蓄存款增幅出现下降，外汇储蓄也在减少。(3)我国内部还面临着制度风险。a．产权不明晰的“大家拿”病；b．追求政绩的“好消息”病；c．黑箱操作的“不透明”病。这是最严重的制度风险。
就外部环境而言，从世界金融发展形势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来看，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十分严峻，存在着许多威胁金融安全的问题：(1)资本的非法流入流出。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在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与遗漏栏中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由资本外逃造成的。(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我国金融落后的经营方式没得到根本改善，很可能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负效应远大于正效应，造成加入世贸组织后挑战大于机遇。(3)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外资银行的进入造成国有银行优质客户的流失、人才流失，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汇率稳定的冲击，再加上国际资本的流动，使得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冲击是巨大的。(4)美国金融霸权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现在美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是最大的，这样，它就会利用这些组织对我国的经济主权乃至国家主权提出要求，这一点从墨西哥和韩国的金融危机中部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5)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现在我国仅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资本项目仍没有放开。但资本项目开放又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利率市场化必然推动汇率的频繁浮动，只要利率、汇率口子一开，资本项目不开放也等于开放了，这就增加了资本项目管理的难度。(6)国际游资对我们的冲击。所谓国际游资就是短期资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国际游资已超过10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有1万亿美元的资本在全球寻找利润。(7)网络金融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威胁。(8)金融科技装备落后，国产化水平低，这是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9)我国现在的金融监管与形势变化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10)金融立法尚有一大片空白，信托法、基金法等法律都未出台。将外部十个问题集中起来看，最主要集中到两点：资本项目自由化决策和中国金融科技装备水平的提高。
四、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改进思路
1．要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制度，建立金融稳定发展的微观基础，这是构建稳健金融监管体系最基础的工作。要进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此来提高企业效益。 2．要建立完善的金融运作体系。有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包括：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建立起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金融格局；发展民营商业银行，建立一批与传统体制脱离关系的以民营企业为股东的银行，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民营成长型企业提供服务。 3．稳定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使金融运行转移到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来。包括：(1)人民币自由兑换。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我国的国力，只能采取先贸易后非贸易、先长期后短期、最后开放短期的逐渐过渡的方式，中国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没有也不应该有日程表。(2)由分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从近两年看，在这方面我国的步子迈得很快，现在证券业可进入同业拆措市场，保险业也可以通过购买基金进入股市，商业银行开办股票抵押贷款等。中国银行目前已集银行、证券、保险多种业务于一身，成为一个综合性金融公司了。(3)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从2000年的9月21日开始对外币利率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外币贷款利率放开，大额外币存款利
率放开，由市场决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同业公会参照市场利率议定，由银行统一执行。外币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央银行由利率的决定者转变为利率的监管者。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是稳步推进，先外币后人民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批发后零售，这反映出了我们利率改革的谨慎原则。(4)汇率自由化。要发挥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就需要汇率工具的配合。因为利率是本币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二者作为货币资金价格的同质性决定了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利率调整必须考虑到汇率的协调。
4．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将监管的三驾马车形成合力为一驾马车，现在三驾马车的联席会议表明我国已经不声不响地走出第一步。而且在监管体系的构建上，为了更好地由现在的分业监管尽快向合业监管的过渡，需要尽快考虑与国际接轨，建立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同时，积极发挥一线监管机构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实行适当分级监管，由现在的一级监管转变成三级监管。 5．提高金融科技装备水平，加强银行电子化、网络化建设，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措施。 6．培养现代金融业的监管人才队伍。在做好培养工作的同时，稳定现代金融业的监管队伍，完善对监管人才队伍的收入分配制度，实行高薪养廉，消灭权力寻租行为。

❼ 有序发展金融服务业 对我国有何利弊

“十五”期间，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2005年末银行类金融机构人民币总资产达32.7万亿元，是2000年末的2.4倍；国内股票（A股和B 股）市场五年累计筹资3986亿元，企业债券发行额也由2000年的82亿元，扩大到2005年的654亿元；截至2005年底，保险公司总资产达 15226亿元，是2000年末的4.5倍。“十一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推进金融服务业有序发展。

健全金融体系，完善服务功能。一是规范发展各类金融机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机构得到了较快发展，但金融机构的主体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仍较少，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现象。为此，《纲要》提出，“规范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中小银行以及证券公司、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力争在“十一五”期间使我国金融机构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同时又不是简单地扩张金融机构规模和引进新的金融市场主体，而是强调要在严格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规范发展各类金融机构。

二是积极鼓励金融创新。由于我国目前实行“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加之金融机构鼓励金融创新的内在机制还不完善，因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能力尤显不足，国外已经很流行的网上金融服务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十一五”期间要鼓励金融机构在制度、机构、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将防范金融风险与鼓励金融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借鉴国际经验，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和其他适合国情的综合经营组织形式，提高金融企业经营能力和竞争实力。同时，要加快金融电子信息化建设，支持发展网上金融服务。

三是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小额信贷。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主体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它们主要适应国有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所以，《纲要》明确指出，“积极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小额信贷”。为贯彻落实《纲要》精神，要在完善创业投资体制，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股权资本供给的同时，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形成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要加强研究和大力推进面向小企业的融资制度创新。

四是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和清算系统，提高支付清算效率。继续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

五是发展境外金融服务。发展境外金融服务业既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机构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此，《纲要》明确提出了“发展境外金融服务和外汇风险管理、综合理财等，为企业跨境经营提供便利服务和外汇避险工具”这一基本思路。

加快保险业发展，拓宽保险服务领域。一是发展养老、医疗保险，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积极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产品，研究开发农村简易人身保险。稳步推进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推动个人养老保险产品开发，拓展企业年金市场。

二是发展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建立国家支持的农业和巨灾再保险体系。认真总结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经验，积极探索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积极开发销售涉农保险产品。总结责任保险试点经验，稳步推广。积极推进火灾公众责任险、煤炭雇主责任险、医疗责任险等险种，充分发挥责任保险在扶助社会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研究落实国家支持农业保险和巨灾保险的政策措施，建立国家支持的农业和巨灾再保险体系。

三是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发展网上保险等新的服务方式。强化保险资产集中化和专业化管理。积极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提高保险资金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积极研究探索保险资产证券化。不断创新销售渠道，积极探索电话销售、职场行销、网络销售等新的销售模式。

❽ 如何分析金融服务业与一般产业的异同

1、金融服务业与一般产业的异同之处：
（1）金融服务业的资产回负债表中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相比答有极高的比率；
（2）金融服务业的营运资本规模是其自有权益资本的十几、几十倍，甚至更高；
（3）金融服务业的风 险性很高，同时对整体经济产生较强的联动作用；
（4）金融中介机构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 （5）金融服务业的目标同样是追求利润。

2、金融服务业即从事金融服务业务的行业。我国金融服务业目前包括(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四个分支:银行，证券，信托，保险。金融、保险业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其他银行、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业、证券经纪与交易业、其他非银行金融业和保险业等。金融服务业主要提供金融的存贷、社会资金收缩、扩放，金融领域消费的管理和设计，对金融产品设计，对消费支付方式提供和创新，金融服务业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服务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