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制度

『壹』 商业银行破产的清偿顺序

摘要:我国有关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政出多门，不仅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多难选择，而且直接延缓了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进程。因此，我国应当制订一部统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规。
关键词:金融机构;破产;债务;顺序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65-03

一､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模式分析

现有金融法律有关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有如下几种模式:
第一､《企业破产法》模式。该立法模式以《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为代表，比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破产的保险公司和银行所欠债务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力图在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和企业破产法的一般适用性之间求得一致，将特殊性镶嵌于企业破产清偿顺序中。从《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看，立法机构有意将特殊性债务“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镶嵌于企业破产法清偿顺序中，体现储蓄存款优先受保护的程度，而其他债务完全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安排。按照该思路，商业银行破产时债务的清偿顺序依次定位为: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税款､一般债务。
《保险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与企业破产法基本相同的四个层级清偿顺序。与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清偿顺序相比，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保险法第三层级的清偿债务是“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而商业银行法第三层级为“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可见，我国保险法和商业银行法所规定的四个层级的清偿顺序表明两部法律完全贯彻了企业破产法债务清偿原则，体现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需要完全遵循企业破产法清偿顺序的立法目的。
第二､不对破产清偿顺序做出规定。该模式以《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证券法》为代表，不对债务清偿顺序做出规定。这表明立法机构有意识地将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与证券公司的破产统一于企业破产法之中。
第三､比照企业破产清偿顺序对行政撤销金融机构的债务清偿顺序做出安排。该模式以《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为代表。该条例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对金融机构撤销后至破产清算阶段期间行政清算债务清偿顺序规定为: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法人和其他组织债务､股东出资。然而金融机构撤销的行政清算实践表明，包括职工安置､资产处置､维护债权等工作都涉及到行政清算费用的开支，需要及时从被撤销机构财产中优先支付。这表明对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与破产清算在债务清偿顺序方面应该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二､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模式的不足

第一､企业破产法和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专门立法对清偿顺序的规定采取列举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穷尽所有的债务，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正确适用。在已被撤销的金融机构破产债务中，有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资金，扶贫､救灾资金等对公性质债务以及违规压票应转出而未转出的单位存款债务等。金融机构的这些债务本身又有其特殊性，具有优先清偿的法理基础。《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法均没有对这些债务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
第二､按照金融机构类别立法不利于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统一。从金融机构立法看，我国《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均根据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特殊性，对债务清偿顺序进行规定。但是，随着混业经营时代的到来，同一金融机构可能同时欠有储蓄存款债务和保险金债务。这表明，现有《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所规定的清偿顺序将不适应综合经营时代对债务清偿顺序的要求。
第三､各特别法之间在立法理念上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在协调性方面，立法机构没有对在出现不同部门法律所规定的优先权竞合情形下的清偿顺序做出规定。在一致性方面，我国《证券法》对客户持有的证券以及客户保证金债务赋予了取回权，从而确保了证券客户保证金所有人的权利不会因证券机构的破产而受到任何影响。但是一方面，保险法和银行法并未赋予保险金债务和储蓄存款债务取回权效力，保险金债务和银行储蓄存款债务的优先性远远低于证券客户保证金债务。另一方面，我国《证券法》并未对客户保证金债务做出机构债务和自然人债务的区分，对机构和自然人的保护力度相同。而我国《商业银行法》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仅给予储蓄存款债务优先受偿权，非自然人存款不享有优先权。然而相比较具有投资性的证券保证金而言，逻辑上法律给予具有生存保障性质的储蓄债务的保护力度应不小于给予证券客户保证金债务的保护力度。在分业经营格局下，不存在适用上的不便，但是综合经营时代的来临这种格局将给法律适用带来阻碍。
第四､特别立法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顺序之间缺乏协调性。《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和《企业破产法》在债务清偿顺序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证券法》和《信托法》与《企业破产法》无论在债务总类､还是立法模式上均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特殊规则与《企业破产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法律上没有理顺，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此外，修订后的《企业破产法》新增加了多种优先债务，而立法机构没有及时修订《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的相关条款，这必然使特别法与《企业破产法》的不协调程度增大。

三､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法律适用实践

自中国首家破产金融机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关闭以来，有大量的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或行政清算程序。这些金融机构的退出不仅考验了金融监管机构处置金融风险的水平能力，而且对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规则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债务清偿顺序立法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了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进程。以四川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为例，在2001年和2002年人民银行对城市信用社的关､停､并､转集中整治活动中，该省有18家城市信用社被关闭撤销。
从这18家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看，在清算实践中，(1)所有的被撤销城市信用社均把清算费用(很多机构将职工安置费用纳入其中)列为第一顺序清偿，储蓄存款作为第二顺序清偿。但是，从调查得知，在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过程中，储蓄存款总是被放在第一位清偿。由于储蓄存款人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所决定储蓄存款的超优先兑付的特点，储蓄存款无法等到清算费用支付后再兑付。因此，在实际的清算工作中，储蓄存款与清算费用的兑付或开支的先后顺序不取决于法律所规定的顺序，而取决于存款人取款行为发生时间和清算费用开支发生时间。在很多时候，储蓄存款的兑付往往优先于清算费用的开支被先于清偿。(2)抵押担保债权并未完全获得别出权资格。根据调查，在十八家被撤销机构中，人民银行发放再贷款时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有十二家。其中一家清算组提前归还了人民银行再贷款，有两家机构的清算组承认人民银行抵押债权享有别出权资格，另有两个机构清算组将其抵押担保债务放置于税金之后清偿。其余七家机构将抵押担保债务视为一般债务清偿。(3)各清算组把维护金融稳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并以此安排债务清偿顺序。在确保金融稳定任务的前提下，政府主导下的清算组将金融机构的政府债务包括诸如政府出面组织的保支付存款､税款､扶贫救灾款等作为优先债务清偿。然而，维护金融稳定与确保特殊债权人的生存是紧密联系的两项任务。当储蓄为存款人的生活资金来源时，维护金融稳定任务与确保债权人生存任务得到了统一。优先支付储蓄存款就是为了实现维护金融稳定与确保债权人生存的双重价值目标。(4)各清算组对市场退出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同类债务在不同机构清偿顺序中层级不统一。根据调查，十八家被撤销城市信用社中有九家机构清算组将职工安置费用与清算费用放在同级层次清偿，有城市信用社则将职工安置费用放在清算费用和储蓄存款之后清偿，更有城市信用社则将职工安置费放在清算费用､储蓄存款和税款之后清偿。


四､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司法实践

第一､政策性破产与司法破产的二元机制破坏了债务清偿顺序法律的统一性。在实践中，所有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均需取得国务院批准。其中，对有储蓄存款债务的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首选行政撤销性的政策性破产方式，而对没有储蓄存款债务的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则采取直接的司法破产方式，从而形成了金融机构债务清偿的二元机制。尽管政策性破产是我国在解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时采取的权益之计，但是多年来一直被相关部门所推崇，使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长期呈现政策性破产与司法破产的二元格局，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和法律权威的树立。例如，按法律规定，在证券公司破产时，对个人债务和自然人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只能作为一般的普通债务清偿。但是为了维护稳定，在实际清偿中，政府或人民银行按照政策性文件《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以下简称“《收购意见》”)的规定收购个人债权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确保个人不至受到太大损失。事实上，我国对破产金融机构储蓄债务所采取收购并按比例清偿的方式类似于美国做法。在美国，由于有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一旦金融机构破产，美国存款保险公司通过置换的方式首先支付存款人债务，并以此取得原存款人法律地位。在此种制度下，原存款人特别是小额存款人的权利几乎不会受损失。
第二､法院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企业破产法赋予法院的司法破产功能不匹配。在金融机构破产实践中，法院只不过是破产的宣告者。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着破产清算职责;政府财政与中央银行一道共同扮演着存款保险机构的角色。法院受理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在政府基本完成储蓄存款兑付､职工安置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正式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最艰巨的任务已经被监管部门和政府完成了。金融机构的司法破产实质上是处理非储蓄存款债务的清偿问题。毫无疑问，对于司法清算工作，法院如何给自己定位，直接影响到清算费用开支的大小，影响到破产金融机构对各类债务清偿比例的高低以及市场退出的进程。
第三､公平清偿原则贯彻不足。但是，如果债务清偿顺序的安排总导致破产金融机构对其一般债务的清偿比例很低甚至为零，则必然出现特例普遍化，平等成为特例的非正常现象。
清偿储蓄存款和安置职工是破产金融机构清算组重头工作。为了完成这两项工作，清算组可以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土地和其他任何财产。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均明确要求在金融机构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前，相关部门必须完成职工安置和储蓄存款兑付工作，否则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清算分配方案中往往不反映职工安置费用。我国金融机构清算实践表明，金融机构的破产凸显了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压下不得不与债权人进行博弈的无奈，债权人被迫承受社会变革的成本。
第四､行政清算往往成为破产清算的必要前置程序，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程序启动的人为迟延。一方面，金融机构一般是在金融监管机关组织协调下完成储蓄存款兑付后才进入司法破产清算程序的。然而，与具有专门知识背景，熟悉金融实践活动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相比，我国法院工作人员对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经验和知识都比较欠缺，加之法院人力物力的限制，时常导致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进程。四川18家被撤销城市信用社自2002年行政撤销关闭以来，时至四年迟迟没有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即使在金融机构被宣布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后，监管部门相关人员也在实际上主导着破产清算进程，法院与行政清算人员之间潜在的冲突很可能发生，延迟破产终结时间，人为增加费用，影响债权人利益。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在金融机构破产司法实践或行政撤销实践中，破产清偿规则从来都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法院不得不变通适用相关条款。
显然，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实践表明，我国应当制订一部适用于所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统一性法规，并抓紧出台《存款保险法》，完善和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最大限度防范道德风险，以应付经济周期波动所潜伏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贰』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之前必须进行以下哪一项程序

《企业破产法》第七条规定了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对债务人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有启动权，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对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申请。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又称破产保护）与破产和解三个破产程序中，启动人是不同的，分述如下：
1、 破产清算程序：可由债务人、债权人、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仅适用于已解散未清算完毕的企业破产）、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等四类主体申请启动。启动人可以直接申请启动破产清算程序，也可以先启动破产重整或破产和解两个程序终止的同时再启动。应注意的是，在重整期间，若出现新《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三种情形时，管理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裁定终止破产重整程序并宣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达成和解协议后，和解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2、破产重整程序可由债务人、债权人、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重整）三类主体直接启动，也可由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在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启动的破产清算案后至宣告破产前的期间内启动。
3、破产和解程序只能由债务人一方直接启动或在被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案件后至宣告破产期间内启动。
（二）破产程序的启动
根据启动程序及启动人的不同，破产程序启动的条件亦各有不同，分述如下：
（一）破产清算程序的启动条件，因启动人不同而有所区别：
1.债务人启动破产清算程序的条件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根据这一规定，债务人申请企业破产清算的条件即破产原因有两种：一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具体是指债务人所欠债权人债务的期限已经届满，并未实际履行该债务的情形。债务人首先必须说明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说明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说明债务人在申请时有多少到期债务未清偿；二是说明债务人在申请时的现金存款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这方面一般通过企业的现金流反映的，因此质疑条件也称“现金流条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说“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体是指企业因出现亏损，导致企业的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即通常说的资不抵债，但这也只是是账面资产而已，实际企业的资产多体现为积压产品，淘汰原材料等，债务人没有足够的货币资产用以偿债，甚至债务人已发生多次拖欠他人债务长期不予归还的情形。
另外，根据《企业破产法》 第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的，应当提交破产申请书和有关证据。破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二）申请目的；（三）申请的事实和理由；（四）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载明的其他事项。债务人提出申请的，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券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在实践中，除第八条规定材料外，还应准备以下文件：（一）企业亏损情况书面说明，并附会计或审计报告；（二）企业至破产申请日的资产状况明细表，包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企业投资情况等；（三）企业在金融机构开设账户的详细情况，包括开户审批材料、账号、资金等；（四）企业债权情况表，列明企业的债权人名称、住所、债权数额、发生时间和催讨偿还情况；（五）企业已发生的诉讼情况等；

『叁』 论破产重整与破产清算的区别，（商法）求解答，谢谢

您好！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制度均是我国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程序，共同构成现代企业破产制度的三大基石。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的区别：
1、调整内容和规范重点有所区别
(1)破产清算制度是通过宣告债务人破产后，由破产管理人对破产财产进行清算、评估、处理，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分配规则对破产财产进行分配，最终使债务人不复存在的一套制度。破产清算制度往往适用于那些无法通过重整或和解而继续生存下去的公司。
(2)企业重整制度则着眼于积极预防破产，充分调动各方利害关系人的积极性，共同拯救陷于经营困境的企业，从根本上恢复债务人的生产经营能力，维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实现企业价值的更生再造。其在性质上，重整制度具有债务清理和企业拯救的双重目的，而后者是主要方面。
2、适用条件不同
(1)能够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必须是债务人出现了破产原因。破产原因有两种：一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无论该等债务是否到期;二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只要满足上述情形之一的，即可被认定为出现了破产原因。破产原因并不论债务人是否经营盈亏，只问能否偿还债务，譬如本身经营并不亏损，但却因不适当地承担了担保责任而被宣告破产。
(2)相对来说，破产重整程序开始的条件较破产清算更为宽松，不仅在破产原因已经发生时可以申请重整，在债务企业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时，即有发生破产原因可能的，债权人也可以申请重整。
3、申请人范围不同
(1)破产清算申请人可以是债务人和债权人。此外，对于企业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金融机构具有破产原因的，国务院相应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亦可以提出破产清算。
(2)破产重整制度的申请人则较为广泛。按照新破产法的规定，重整程序的申请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前的初始重整申请，可以由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提出;二是破产案件受理后，破产宣告前的后续重整申请，初始申请为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债务人或者持有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出资人可以提出。值得说明的是，法律并没有明确“注册资本1/10以上”是指单一持有还是合计持有，通常学界认为应当理解为是合计持有。此外，金融机构具有破产原因或者有发生破产原因可能的，国务院相应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亦可以提出破产重整。
4、适用的法律措施不尽相同
(1)破产清算制度只是通过法律程序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清算，并将可分配财产在有关权利人(主要是债权人)间实现较为公平的清偿，因而没有更多的措施可以采用。
(2)企业重整制度的适用目标是企业摆脱经营困境，维持其正常经营秩序。为此，重整制度的措施较为丰富，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者禁止的，原则上都可以实施，如可采取延期偿还或减免债务的方式，还可采取无偿转让股份，核减或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将债权转化为股份，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新股或公司债券，转让营业、资产等方法;此外还有重整方式的多样灵活性，如当各个表决组不能一致以法定多数通过重整计划时，那么管理人可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决定将重整计划提交法院强制批准。
如能提出更加具体的问题，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肆』 如何看待破产立法理念的历史演变

破产法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个别强制执行制度，当时的“屠杀分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当作是破产雏形中对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但破产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后，立法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早期的破产法是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着眼来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间随着债务人地位的变化和提高，破产制度慢慢走向精细和完备。归纳起来，破产立法变迁带来的理念变化和制度创新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破产法的立法本位发生了重大转变 破产法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解决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从产生之初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走向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破产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债务清偿关系有时可能影响到他人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业、金融企业、超大型企业的破产，会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故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十分重视如何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大型企业的挽救，以避免因破产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作用。因此，面对社会发展形式的变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从私法的角度考虑破产问题，难免会导致对国家介入调整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仅仅依赖传统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难以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因此，在我国新的破产立法中，应当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债务关系进行传统的私法调整的同时，还需要运用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价值的实现。破产法立法本位变迁，对我国当今构建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破产法的制度价值不断变化和创新 破产立法本位的变迁必然会带来破产法的制度价值的变化。在传统弥补传统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价值基础上，现代破产法还具有两个新增价值：第一，给予债务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传统破产法以保护债权人为要而对破产人实行惩戒主义， 破产程序的目的仅仅是使各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但债务人在破产后不能获得免除债务的优惠。这样使得债务人没有申请破产的积极性和原动力，其结果是即使出现了破产原因，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而使得财产继续减少，最终不利于债权人。现代破产法既体现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债务人的保护，其最大的特点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进行免责，以使其摆脱债务，东山再起。第二，现代破产法还具有及时切断债务膨胀，保障经济秩序良好允许的功能。现代交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锁链，各交易主体均是这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主体的破产，往往会影响其他主体，而引起连环破产。而现代破产法恰恰可以及时有效地切断该链条，进而保护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转。

与此同时，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也日益为当今社会所认识。所谓间接调整作用是指破产法对调整债务关系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破产来优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调整社会产业与产品结构。必须承认，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作用都是通过破产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而间接实现的。不能将这些间接调整作用理解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根本动因，更不能以此来说明破产法存在和实施的必要性，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必将产生危及破产破产法存在价值的种种错误认识。我国过去对破产法宣传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一谈到破产法，多从社会表现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间接调整作用，而对其本质作用缺乏认识，宣传不足。所以，当破产法的实施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出现困难时，便自然冒出种种以其他制度取代破产法、乃至完全否认破产法的错误主张。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我国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实际上自身早已“破产”。 在目前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呼声日益高涨的时期，也存在过分渲染破产制度间接调整作用的舆论，立法机关对此应当确立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现代破产法制度价值的变与不变。

现代破产法注重从广义上理解破产概念，有机衔接和解、重组等相关制度 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概念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仅限于指处理经济上破产时债务如何清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即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由法院主持强制清算其全部财产，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法律制度。但这其实只是最为狭义的理解。而现代学者通常对破产法律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将破产清算以外的各种以避免债务人破产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视为破产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将其狭义地理解为破产清算制度。

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分析可知，国外的金融机构破产也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和解、重组等市场退出方式和破产清算制度有机结合，统一构成广义上的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该法中规定了和解、整顿等制度。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也都将托管、接收等制度与破产清算规定在一起。鉴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和现行制度基础，我们构建新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在立法中有机衔接托管、重组与破产清算之间的关系。

现代破产法充分意识到破产欺诈的危害，强调加重破产法律责任 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确实施的，破产法更是如此。目前，破产案件中的欺诈逃债行为十分严重。一些债务人利用破产程序终结后余债可免于清偿的规定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策划各种欺诈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损害职工利益，破坏经济秩序，有些还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如不坚决打击破产欺诈行为，破产法的实施将步入误区。 为此，现代破产法都非常注重从法律责任上设计相应对策来解决此类问题。我国新破产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设置了较现行立法更为完善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另一方面是从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规定上加重对破产企业负责人和破产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金融破产领域，由于金融机构破产必然要受到当局严格的金融监管，此类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也不能忽视。再者，对破产企业负责人规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有助于督促经营者遵从法律规定，谨慎从事经营，起到一定的惩戒和威慑的作用。另外，在我国还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机构，利用破产欺诈损害国家利益，维护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难保不会发生。因此，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时，必须注意现代破产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产法律责任的规则设计。

『伍』 商业银行破产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必须协调各相关法律的规定和适用。
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渊源主要是《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由于各国破产制度不同，两法之间的协调问题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由普通《破产法》对商业银行的破产加以规制。商业银行一旦进人破产程序，完全由法院主导，由法院指派破产管理人或接管人对其活动进行控制。至于是由一般法院审理还是专门由破产法院审理，各国不同。从破产案件的复杂性、破产案件对法官和破产管理人要求的专业化程度高等因素，破产案件一般由专门法院审理。第二种，商业银行破产以《破产法》为一般适用，同时在《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破产作特别规定。第三种，制定专门的《商业银行破产法》。
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主要有《企业破产法》(正在修订)、《商业银行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人民银行法》、《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一般学者认为，金融机构的破产涉及到存款人、债权人，在当前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机制、投资者补偿基金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破产会比一般工商企业破产更为复杂，因此提出不将金融机构列人《破产法》或者“由国务院另定”，即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对金融机构破产作出特别规定。但是，按照国际经验和国际组织的倡议，应将金融机构破产纳人普通破产法。因此，也有学者主张，在《破产法》中规定专门章节，规范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问题。不论做哪种制度安排，协调各相关法律的规定和适用当属必然。
二、确定适当的破产申请人。
对于何人具有破产申请人资格问题，各国规定也有三种做法:第一种，申请人限制为债权人。第二种，在债权人之外，监管当局或指定的接管组、清算组也可以提出。第三种，监管当局是惟一的申请人。多数国家采用第二种立法模式。
应当说，监管当局作为破产申请人的制度安排有其法理依据:第一，银行业监管当局对金融业的准人、退出、持续性的监管，渗透到金融活动的全过程，利用特殊地位，监管当局能够比较全面的获得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信息，对金融机构的持续性经营能力、偿付能力作出准确判断。相比较债权人，监管当局的信息优势十分明显。第二，银行业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所作出的判断是基于社会金融秩序和公共金融安全利益。监管当局的法定职责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持金融稳定。在这样的监管价值目标之下，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所做的判断并非仅仅考虑个体利益，而是更多的考虑到个体对整体金融秩序的影响。以此角度，金融监管当局当可成为金融机构破产申请人。第三，监管当局作为破产申请人与债权人为申请人并不构成冲突。监管局作为破产申请人是对债权人为申请人的补充，而不是排斥债权人履行权利。如果仅把监管当局作为惟一的申请人，可能导致由于监管当局怠于行使职权而使情况恶化，错过对金融机构重整或清算的最佳时机，最终损害债权人利益;或者，监管当局被寻租，而使情况恶化的情况发生。
依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对商业银行提起破产申请的申请人包括债务人、债权人。此外，《商业银行法》设置了一个前置程序，即“经银监会同意”。现有法律并没有确立监管当局作为破产申请人的资格，是为缺失，应在相应法律中加以完善，明确规定监管当局、接管人、债权人为破产申请人。
三、设置合理的破产条件。
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金融机构破产条件应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资不抵债”不适用于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破产。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当然构成进人破产程序的法定条件，此无异议。但是，一味排除资产标准并非可取。当由于种种原因，债权人无法获得银行经营信息，或者不能及时履行权利等情形下，商业银行已经发生严重的流动性风险，此时如果处置及时或许不至于累及过众，如果放任，则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这时，需要法定资产负债标准作为破产条件，而能够依据该条件对商业银行提起破产申请的正是前述的银行业监管当局。
确定何种资产负债标准作为破产条件并非易事。一般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出现问题:第一，超额准备金急剧下降，储备资产下降。第二，资产流动性下降，出现流动性缺口，核心存款与总资产比例下降，贷款总额与核心资产比例上升，易变负债与总资产比例上升。第三，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膨胀，资金大量沉淀出现亏损或虚盈实亏。
第四，资产负债期限和结构严重失衡，风险集中度提高。
第五，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然而，这些标准是定性评价，是描述性标准，如以此为法定标准，必然导致监管当局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被滥用。因此，确定破产的资产标准需要数个量化性标准，该标准应当对商业银行具有普适性。本文以为，在数个量化标准中流动性指标、资本充足率指标、贷款集中度指标是三个核心指标。各指标的数量标准应当借鉴证券市场上市条件数量指标的形成过程，及时调整和修订。
四、明确清算人的指定及其权利、义务。
依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破产清算人由人民法院组织，由银监会及有关部门和人员参加组成。清算组人员构成对于确保清算偿债的公平与秩序十分重要。如果法院指定清算人全部由行政部门人员构成，则可能造成行政权力借口公共金融利益而损害债权人及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有悖公平清偿的目的。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在清算组组成人员中应当明确规定有一定数量、比例的债权人、股东或职工参与，便于利益者对商业银行破产清算的监督。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全球银行破产行动计划”，确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为破产银行的债权人和股东谋取最大的利益。我国《破产法》规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民事活动。
对破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清算组可以决定解除或继续履行。”《商业银行法》对于破产清算组的权利、义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应该说，清算组一旦控制商业银行，债权人、股东等利益相关人让位于清算组，其利益的控制取决于清算组的行为，此时，应当保障债权人、利益相关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并规定该权利可诉请法院救济。唯如此，清算组方能在有效监督下为公平清算行为。
五、确立特别的清偿次序。
普通《破产法》的债务清偿次序一般不适用于商业银行破产。美国联邦破产法规定，如劳动债权、各种担保债券并不当然优先。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破产中加人了存款保险制度、中央银行再贷款援救等金融安全网因素。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以强调优先债权优先，实则是用存款保险制度为少数债权提供偿付保障，违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初衷，损害中小存款人，特别是个人存款人的利益，不利公平。
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清算清偿次序为清算费用、职工工资、优先债权、一般债权。《公司法》则规定，公司清算的清偿次序为清算费用、所欠国家税款、职工工资、优先债权、一般债权。这里面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第一，劳动债权是否优先。修订的《破产法》对于劳动债权是否优先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一般认为，劳动债权包括拖欠的职工工资、拖欠的职工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费用、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三部分，劳动债权优先并不存在争议，但其是否优先于其他担保债权值得商榷。在商业银行破产中，劳动债权是否优先于其他担保债权同样值得疑问。金融机构之间借贷十分普遍，而且数量巨大，如果在商业银行破产案件中，劳动债权优先于一般担保债权将极大危害金融机构利益。第二，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如何清偿。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为了拯救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其来源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当商业银行难以被拯救，进人破产清算时，理应对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这类无担保债权优先清偿，并且应当明确规定其清偿次序在国家税款之前。这类资金不应成为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构成部分，不得再征税，应在税款之前清偿，以体现该资金的特殊属性。第三，存款保险制度偿付给商业银行的资金是否与商业银行清算财产合并。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后，一旦商业银行破产，可以获得一定的存款保险偿付，该资金应当与破产财产分开使用，主要优先偿付中小债权人，特别是个人债权人的债权。

『陆』 我国现行法律对金融机构破产有哪些特殊规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由于市场变化以及管理团队经营能力的差别，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经营困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境况。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既有可能通过重整或和解方式走出困境，起死回生，也有可能从此陷入破产，最后走向清算注销。

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金融机构主要是由国家投资设立，而且是作为事业单位运行，因此对于金融机构不论因何种原因出现的经营困境，均由国家出面解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与完善，对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问题要逐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即要通过重整或和解使其缓解纠纷走出困境，或者通过破产清算走向“死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起草过程中，对于金融机构破产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有人主张纳入《企业破产法》，使金融机构的重整破产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也有人主张不纳入《企业破产法》，直接针对金融机构破产制定专门法律。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最后通过的《企业破产法》作出了将其纳入该法的规定。

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及国外立法概况

金融机构，即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从事某种金融业务的企业机构。由于国家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分别制定有若干不同的法律，金融机构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此外，金融机构还包括依法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关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其市场经营中由于市场变化或经营方面的原因，也会发生一般企业一样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或者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况，需要依法终止经营，解散机构，清理清偿债权债务并消灭法人资格，即需要依法进行破产。

在破产过程中，金融机构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第一，金融机构所从事经营的资产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公司的自有资本或者固有财产，包括企业设立时由股东投入的出资与经营所形成的资产，为公司资本与权益；二是由金融机构管理的客户财产，包括吸收客户的存款，接受委托的投资，吸收的保费，管理的保证金等。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要以两部分财产来进行，他们既不能只管理客户财产而放弃管理自己的财产，也不能只经营自己的财产而将客户的财产弃之不理。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在经营中将其自有资产与管理的客户财产严格分离，甚至进行物理分离，严禁将两种财产进行混淆经营，特别禁止侵占客户的利益。金融机构破产时，能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只限于其自有财产，不能拿客户的财产清偿债务。第二，由于上述特点，一旦市场变化或出现经营失误，造成的损失就不仅是金融机构自己的损失，也势必同时造成客户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金融机构不能拿客户的财产清偿债务，也往往会导致不能“完璧归赵”地归还客户财产。第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关闭涉及人数众多，关系到社会稳定，如果启动破产程序，必须经监管机关批准。

对于金融机构破产问题，国外通常采取参加保险或建立基金的做法，即在有关金融机构开业时，就要参加保险或者参与相关基金，向其投入一定的费用，一旦这类金融机构破产，就可将破产事务移交保险公司或有关机构进行处理。

世界各国破产法对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立法规定也各有不同，有的直接适用破产法，也有的由专门法或特别法加以规定。德国是在破产方面针对金融机构进行专门立法的国家。德国通过立法建立了金融机构破产的预警机制，设立了专门的联邦银行贷款监督管理局，各类银行每年须向监督管理局上报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监督管理局对银行实行分类管理。一是对风险较大的银行实行以下措施：进行放贷限额管制；必要时冻结银行资金；重新选择银行主管；禁止银行向其股东分红；派员进驻银行以改善其工作。二是对危机严重的银行从严处理，措施包括：全面冻结银行资产(即停业)；积极寻求新股东注入资金以挽救危机(最长不能超过六个月)；申请银行破产(只有监督管理局才有此权力)。三是注重预警机制，实行银行再保险基金制度。即要求所有银行在开业时按业务额自动交纳一定会费形成基金，一旦银行破产，以此基金支付储户。美国的破产法适用于金融机构的破产。该法规定国内保险公司、银行、储蓄银行、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住房贷款协会、信贷协会或工业银行、股票经纪人和商品经纪人、投保银行等类似机构都属于该法规定的破产主体。俄罗斯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和特殊主体破产规定得比较详细，除在该法第九章对金融机构，包括信贷组织、保险组织、证券公司等的破产作出规定外，又制定了单行法，如适用于俄罗斯银行业的《关于“信用机构破产”的联邦法》，作为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破产规定的支持法。

我国《企业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规定

金融机构破产总体上属于企业破产，要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则与程序，但金融机构有自己的特点，也不能完全依照该法的所有条文来执行。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这一规定要求：

第一，金融机构达到破产界限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这对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来说是一种特定的权力。在一般企业的破产中，能够对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只有债务人与债权人，以及处于清算中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如法定代表人、高管、股东等。而在金融机构破产中，需要破产的金融机构及其债权人，通常都不会主动提出破产申请，其风险和债务会继续积累、扩大。本条授权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有关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金融监管机构对其监管的金融机构的风险既了解得比较详细，其评价也比较客观，规定金融监管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或重整申请对于及时防范、发现和处理这种经营风险十分必要，也有利于对出现经营困难的机构进行及时救助，使其摆脱困境，起死回生。国外很多法律也有这样的规定，有的甚至规定金融机构的破产只能由金融监管机构提出。当然，本条对于金融监管机构提出破产申请的规定，并不排除金融机构本身及其债权人依法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

第二，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或托管措施，采取必要的手段对其进行救助与 “整改”，使其摆脱困境。这是其他有关法律对监管机构的一种授权，即对于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采取的相关救助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保险公司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严重危及或者已经危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该保险公司实行接管。该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接管组织的组成和接管的实施办法，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并予以公告。

第三，对于对有关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允许监管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如以商业银行为被告的经济纠纷，以信托公司为被告的商事纠纷等。这一规定是针对当前金融机构清算中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应对之策。近几年来，国家对于出现风险的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是由金融监管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接管、托管等风险处置措施的。在此期间，经常发生债权人通过向各地法院提出诉讼或对诉讼结果要求强制执行，抢先取得金融机构的财产，使金融监管机构采取的行政处置措施无法正常实施的情形。为了顺利处置出现风险的金融机构，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有关监管机构只能进行个案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法院中止对被接管、托管的金融机构的民事案件的受理、审理和执行(即所谓“三中止”)。但由于法院采取“三中止”措施法律依据不足，也引起一些当事人的非议，为此，上述规定为这种“三中止”措施的采取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对这样的申请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应裁定对该申请予以支持，待接管、托管人接管相关业务后，再依据有关法律对这种中止的程序进行恢复或采取其他形式进行处理。

金融机构实施《企业破产法》相关办法的制定

金融机构破产不同于一般企业，因为这类机构的自有资产与他们负责管理的客户财产是分离的，而他们的经营又要包括客户资产。一旦出现破产，他们只能以自有的资产清偿债务，而不能动用客户资产。加之金融机构的破产涉及众多客户的财产利益，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这种特点，有关法律对于金融机构破产规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于商业银行的破产规定为，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要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商业银行被宣告破产的，要由人民法院组织国务院银行业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即对商业银行的破产，一是要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二是要由有关部门参加组成清算组，三是在有关程序上也需要有一些特殊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即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要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

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企业破产法》也规定了一些原则性要求，对这种要求的实施，有赖于一系列具体措施相支撑，为此，《企业破产法》规定，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即对这类机构的破产，从总的原则来说要适用《企业破产法》，但就操作而言，还要由国务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和有关专门的金融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后，按照《企业破产法》与有关实施办法的规定来执行。-

『柒』 证券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1、破产清算方式退出市场

破产是指证券公司发生支付不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法继续经营情况时，由法院宣告其进入破产还债程序。破产程序一般由法院主持，公平处置证券公司的债权。破产程序终结后，证券公司主体消灭。国际证券市场已经发生多起证券公司破产的实例：1997年日本三洋证券、小川证券、山一证券破产。韩国高丽证券破产、中国香港地区正达行证券公司破产。根据报道，中国的大连证券、新华证券、佳木斯证券的破产案件已经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金融机构的破产应该受一国《破产法》的规制，特别是在破产的程序性规定上，可以准用破产的民商事程序。但是金融机构的破产与一般企业的破产在实体性规定上具有较多的不同点。各国在破产法之外均有特别的规定，主要包括破产案件的受理标准、依职权宣告破产等。这些特别法的规定涉及到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机构与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分工和权限分工问题。例如，美国《1978年破产改造法》授权美国证交会（SEC）参与证券公司的破产。我国《商业银行法》71条和《保险法》86条分别作出相关规定：商业银行破产和保险公司破产的破产应该经过金融监管机构同意。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被宣告破产后，人民法院组织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在证券公司破产问题上，我国《证券法》却独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应该说是一个立法上的重大不足。使我国法院在证券公司的破产案件上缺乏特别性的法律规定，更无法准确处理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权利衔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的权力模糊和缺位有可能会增大证券公司破产对证券市场的冲击，特别是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动摇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因为，法院在处理证券公司破产问题上，其专业能力和对资本市场的独特性明显不如专业性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公司客户的权利保护是证券公司破产法的应当亟待完善的内容。

2、托管经营的逐步退出方式

证券公司的托管经营是中国处理问题券商的广泛采用的方法，托管具有明显的权宜之计和过渡性质。从托管实践模式看，包括以下三种模式：1、同业托管经营，由新成立券商或老券商托管违法券商托管问题券商。在新券商托管中，新的出资者解决问题证券公司个人账户窟窿，接管其证券营业部，获得证券牌照，成立新证券公司。太平洋证券托管云南证券便是新成立券商托管的适例，而老券商托管经营往往不承担问题券商的债务，中国民族证券托管鞍山证券、东北证券托管新华证券就属于这种情况。2、行政接管：2004年初国家组成托管组接管南方证券。3、资产管理公司托管证券公司。2004年7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恒信证券、德恒证券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托管闵发证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汉唐证券。
但是对托管经营的法律性质，托管方和被托管方、投资者、债权人的关系却从来没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从而造成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托管机构和被托管机构的债权人、职工发生的法律诉讼和纠纷不断发生，法院在处理类型案件中由于无法可依，存在极大的任意性。造成证券市场的严重混乱。特别是在证券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被托管机构的债权人认为托管是一种重组和合并，要求托管机构承继问题券商的全部债务，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证券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

3、非破产清算方式

企业的解散包括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前者是指股东方通过一定的程序宣布结束合资关系，法人因发起人（或股东）合意而消灭；强制解散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被国家行政机关命令解散的情形。强制解散的原因包括：不遵守行政法规的行为，如不参加年检，违反环境保护法的污染行为，股东出资瑕疵，达不到法人成立条件等。
证券公司是特许行业，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双重行政管制，所以证券公司的强制解散包括许可证取消和工商执照吊销。无论是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证券公司必须经过清算程序才能退出市场。我国法律在破产清算程序上明显存在立法不足。

4、吸收合并的退出方式

证券公司的重组包括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证券公司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情况下，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问题。从吸收合并的主体来看，目前法律尚禁止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也不允许外资介入投资银行和基金业务以外的其他的证券业务。因此，在目前的法律前提下，只能是中资的证券公司的收购。
根据法理，合并包括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在这两种收购下，都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因为，证券公司的资产本身构成投资者、债权人利益的一般担保。证券公司被合并后， 产生了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人的债务承担问题。

『捌』 企业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有什么区别

1、申请的前提条件不同

虽然破产清算与重整都是在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启动的，但破产重整的前提是企业仍有挽救的希望，并获得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协商同意。

2、申请主体不同

就破产清算来看，除债权人、债务人外，在企业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对于破产重整，债务人或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同时，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

另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存在破产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申请的时间不同

关于破产重整，企业法人只要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而提出破产清算，以债务人已发生破产原因为前提，即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