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构建我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体系
方法步骤一、
民间金融是游离于金融监管机构之外的所有金融行为及金融主体的总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民间金融市场更趋活跃，呈现出主体全民化、取息暴利化、规模扩张化等特征。目前，我国民间金融资金总额高达数万亿，却没有专门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且规范我国民间金融活动的法律规定相对分散、禁止性规范居多，难以发挥理想的规范作用。规制措施的捉襟见肘和立法的乏善可陈，给民间金融留下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灰色地带，不利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亟须从立法上对其进行规制，从准入标准、利率管理、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和监测等方面提供操作性强的行为标准，降低交易主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
方法步骤二、
对吸收存款类与非吸收存款类民间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并根据不同的业务特点、交易主体、交易半径分别构建其监管框架，是促使监管机构有效监管民间金融活动的手段。
非吸收存款类。私人借贷通常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人缘关系，最容易发生重复博弈的情形，信息对称性强，欺骗者容易被识别。企业间借贷的交易双方往往聚集在特定的区域内，交易当事人很容易能通过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识别对方是否诚实履约。因此，局限在小范围内的私人借贷、企业间借贷自身存在一套约束与惩罚机制，市场竞争秩序完全可以保障其正常运行，只需在法律上对其形成的契约进行有效保护，并通过引导、鼓励逐步走向契约化和规范化。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专业放贷机构，其交易半径更为广阔、交易双方接触机会不多或人员流动频繁，导致信息网络、社会规范和惩罚的有效性逐渐减弱，因此需要在原有交易中增加专门从事收集、保存及公开违约信息的参与人即第三方市场主体，由其采取可靠的惩罚措施规避现在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欺骗活动，评定交易者的信用等级。
方法步骤三、
吸收存款类。民间金融演变成私人钱庄、标会、合作基金会等吸收存款类机构后，其运作机制变得错综复杂，交易规模和半径进一步扩大，极易演变为变相吸收存款和非法集资，引发社会风险。而诉讼救济存在双方力量悬殊、诉讼成本高昂等弊端。对此，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并辅之以政府监管。即可设计一定的组织形式如投资中介组织，将企业筹资者与分散的投资者连接起来，再由第三方组织通过对投资中介的监管，将不诚信的交易者驱逐出市场；也可由第三方组织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屏障，最大限度消解二者之间的直接对抗。在政府监管层面，应采取更灵活有效的监管措施，赋予企业较大的经营管理自主权，鼓励其在内部风险控制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自律性监管。
方法步骤四、
完善民间金融相关法律规范，引导民间金融良性发展。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将民间金融纳入规范化轨道是促使其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民间金融规制体系的构建亦应顺势而为，通过立法确认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建议修改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承认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赋予其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重新界定合法与非法金融活动和金融组织之间的界限，修改贷款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放宽对企业间借贷活动的限制，将企业间、企业与自然人之间的信贷合约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制定放贷人条例、合会管理办法等，明确合会、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组织的产权构造，承认各类民间金融中介组织的合法地位。对利率水平给予较大的容忍，按照借贷用途或金额的不同，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控制机制。对超过一定数额的贷款可由监管机构在科学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设定利率上限；对限额以内的借贷交易，允许民间金融的投资人与借款人根据市场需求协商拟定利率，向监管机构登记备案即可生效。
方法步骤五、
强化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明确监管主体，形成以银监会为主导，央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的监管体系，明确各机构职能与分工，形成构架清晰、权责明确、信息共享的有效监管网络。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监管机构应对民间金融主体资格、业务经营能力进行审查、确认或限制，必要时可要求民间金融组织交纳保证金或准备金，防止市场风险的扩散。建立风险防范制度，根据民间金融组织的规模和运作特点，设置区别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金和资本维持规则，增强其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建立危机处理制度，将民间金融纳入存款保险体系，对出现严重风险的民间金融组织实施快速有效处置措施，将其因破产倒闭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降至最低。
方法步骤六、
规范民间金融融资活动，保护民间金融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设定放贷人信息披露义务，对放贷协议、放贷人资格、放贷产品构成及风险进行清晰、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推行标准合同，由监管机构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作标准合同，为借贷双方提供规范、统一的契约文书范本，促进民间金融交易行为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规范营销与收债行为，确立民间金融放贷人的营销行为准则，要求放贷人在广告宣传中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禁止采用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催账还钱。
方法步骤七、
民间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其虽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也易引发欺诈及犯罪行为，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安全风险。我们只有把握民间金融的特点，遵循区别监管、分类规范、疏堵并举的原则，将其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整体框架，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相关法律规范建设，才能真正实现维护金融稳定、提高金融效率的目的。
⑵ 民间金融有什么样的风险
民间金融的合约关系是关系型合约而非契约型合约，这种合约具有的特点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建立在血缘、亲缘、业缘和地缘之上，面子成本小于民间借贷的预期收益)这种合约的达成和履行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而一旦超出临界点(面子成本=预期收益)，软性的预算约束下(无抵押、无担保)必然导致大量违约现象的发生。从表象上看，由于民间融资活动的合约完备程度弱于正规借贷合约，民间金融的信用风险要大于正规金融，但从实证角度分析，结论正好相反。原因在哪里?在于民间金融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交往活动中自发形成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保证非正式制度的效率，依靠的不是法律等正式制度约束，而是来自于看似无强制力的道德、信仰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约束。当然由此也会产生一定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通常交易成本更低的非正式安排是解决民间金融信用风险的首要手段，如果民间金融贷放者在释放这种信用风险时使内部风险外化为外部金融风险甚至是社会风险，正式制度约束就要开始发挥它的效力。
流动性风险，可以分为市场流动性风险和现金流风险。前者是指由于市场活动不充分或者市场中断，无法按照现行市场价格或者以与之相近的价格对冲某一头寸所产生的风险；后者是指无力满足现金流动的要求迫使金融机构破产。流动性风险总是表现为金融机构不能及时提供充足的现金来满足客户提取存款的要求和支付到期债务。民间金融的流动性风险可以从以上两方面进行分析，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民间金融贷放者的资金来源中短期债务比率较低(一般资本充足率较高，或者说民间金融的资金来源的稳定性较强，这是由民间金融活动高收益率决定的)，而资产存有方式比较单一(多为现金，很少持有债券和股票，因为这类金融资产的平均名义收益率远远不能与民间借贷的名义收益率相比)，没有资产变现的压力，因此民间金融比正规金融机构面临的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要小。
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水平的变化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而可能带来的损失。目前正规金融面临的利率风险主要在于期限不匹配风险(期限结构风险)、基本点风险(存贷款利息差变动风险)、净利息头寸风险、隐含期权风险(embeddedoption risk，提前偿还贷款或提前提取存款的风险)、收益曲线风险(多种债券的收益率之差发生变化而产生的风险)。而民间金融面临的利率风险要简单的多，由于民间金融的融资期限多为短期(这一点与国外广泛存在进行股权投资的天使资金状况有别)，而且利率基本上是资金需求者和盈余者的博弈形成的均衡市场利率，比较真实地反映市场资金需求价格水平，因此正规金融面临的很多利率风险(比如期限不匹配风险、基本点风险和净利息头寸风险等)对民间金融来说基本上不存在。民间金融资金借贷合约具有利率较高和期限较短的特点，资金放贷者资产持有种类的单一性使得隐含期权风险和收益曲线风险也基本不存在。目前认为民间金融利率风险在于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基础利率较高，而且在市场不均衡时向上攀升的幅度大，往往对整个社会资金供求缺口呈现一种放大反应，这是由民间金融市场分割特性和参与者在较少信息占有形成的非理性行为选择所造成的。
⑶ 民间融资风险如何防范
民间融资现已成为社会资金融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民间融资蓬勃发展的势头，政府部门不应忽视民间融资的存在，要进行客观的研究和分析，并及时做出政策调整，面对民间金融的庞大规模和非公经济融资难的现实，国家应及时调整政策取向，应当把完善立法作为规范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的首要措施。
（一）完善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首先，明确民间融资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有关内容存在着一些冲突，导致对民间融资的认定标准把握不一。因此，应尽快研究出台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修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协调立法，为民间融资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融资行为。其次，完善民间融资立法。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出台《民间借贷法》、《放债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定义、适用范围、期限、管理部门及其职责、合理的税负、纠纷处理适用法律规定等，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融资的界限，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高利贷，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逐步走向规范化。
（二）适度调整银行股本金准入的标准
适度提高民间资金注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比重。充分发挥主体金融的作用，特别是加快金融机构布局县域和乡镇的步伐。针对约八成民间融资流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现状。山东省中小企业办公室和山东省农信社推出了万家小企业信贷支持活动，仅2008年，山东省各级农信社将为参与这一活动的约3000家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优惠幅度在现行执行利率的基础上下浮10%至20%。
（三）加大信贷投资力度，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金融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同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关心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切实加强和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在保障银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对符合贷款要求的中小企业简化贷款手续，及时给予信贷支持。地方政府应重视和支持信用担保机构拓展业务，积极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拓展渠道，提供服务。同时，应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拓展民间投资渠道，减少民间融资。
（四）优化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
应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为民间融资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担保服务和人力资源等服务。如构建民间融资供需的信息服务平台；鼓励担保机构与工商联等组成担保体系等。同时，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走上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尽快明确监管职责，加强对民间融资的动态监测。国家尚未明确民间融资监管的具体部门，应该尽快明确民间融资监管的牵头部门和成员单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民间融资活动的监测分析，及时对银行进行风险提示，避免民间融资影响到金融稳定。
⑷ 试述金融机构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
我国金融市场当前存在的问题：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甚至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行业规模、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市场开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第一，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过于缓慢，内部行业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不协调。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左右，2003年美国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8．3％，而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近年来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过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乏力。金融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均衡，银行业居绝对主导地位，而证券经纪与交易业、保险业、信托投资业的比重相对偏低。而且，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第二，金融服务各行业竞争力较弱，不能有效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产品。从2004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排名来看，排名第一的花旗银行的一级资本为744．15亿美元，不良资产比率为2．06％；而国内排名最高的中国银行的一级资本为348．51亿美元，而其不良资产比率却达到了5．12％，四大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甚至高达18．99％。保险业方面，根据瑞士再保险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保险业占全球保险市场的份额排名虽居第11位，但保费收入规模仅521．71亿美元，保险密度在全球排名第72位，人均保险金额为40．2美元；保险深度排名第42位，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26％。证券业方面的表现更让人担忧，2004年底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40家，总资产3781亿元，总负债2765亿元，全年实现利润为－78亿元，整个行业处于亏损状态。 第三，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能力不强，外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创新上具有绝对优势。一方面，国外金融工具种类繁多，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且对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能力相当强；另一方面，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金融开发技术比较落后，电子化程度较低、金融工具和品种单调、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金融创新中处于被动模仿的地位，利用金融创新获取利润和占领市场主动权的能力较差。 第四，国内金融机构开展跨国业务的能力低下。除中国银行以外，其他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尚在起步阶段，而外资银行在综合化经营模式下，通过大规模的并购和重组，其分支机构早已遍及全球。在业务开展方面，国内银行大都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主，而发达国家跨国银行已经把业务重点放在如利率互换、出口保理及福费廷等一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上，利用金融创新来获取利润和规避风险。 第五，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监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发达国家大都有支持金融发展的现代化交通、通讯、计算机网络以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并且非常注重适时颁布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对金融业加以规范，对新业务、新工具进行认证。相比之下，我国金融立法比较滞后，专业性法律层次较低，法规操作性较差，在实践过程中还经常存在不能严格执行的问题。监管体制方面，我国金融监管主要依靠“三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社会监管层次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而且监管内容大都以合规性监管为主，对预防性监管的关注不充分。 今后应采取的发展策略： 第一，培养金融业的服务理念和意识，使其真正成为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重要产业。 第二，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金融服务体制。 第三，建立健全金融服务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有效控制和防范各种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第四，注重金融服务内部各行业和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较好地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加快证券、保险和信托等其他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实体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服务业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 第五，大力培养金融人才，建立科学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⑸ 关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探讨
为全面深入探讨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将于本月18日—19日召开。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以及美国衍生品交易委员会、芝加哥清算银行等海内外金融机构专家将就金融风险防范问题进行交流。
但随着中国汇制改革的加紧进行，汇率风险更引起中国金融主管部门的关注。有关金融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应尽快研究制订一部《金融危机应急法》，来确保中国的金融安全。
风险升级
事实上，8年前(1997年)的4月13日同一主题的会议也曾召开。3个月后，亚洲金融危机率先在泰国爆发。“那是一次带有预言性的会议”。9年前，类似的课题也由张海鱼等人研究。
“我们打算用一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张海鱼透露，课题组共有14名成员，都是来自中国金融高层和权威金融专家，他们将对商业银行、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三大领域开展研究。
在张海鱼看来，中国金融风险根源于金融体制不完善。因此他领导的这项研究主要从金融体制入手，分析金融风险类型、产生根源和与金融体制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防范金融风险。
“触目惊心！”张海鱼这样形容中国的金融风险。中国银行业有高额的不良资产，证券公司50%濒临破产，亏损超过1000亿元……
立法防危机
在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助理研究员崔峻岗看来，汇率风险是银行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
5月27日，中国与韩国和日本的三家中央银行在《清迈倡议》基础上进一步达成共识，分别签署货币掉期协议。这一举措将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帮助各国中央银行应对收支困难。
但有金融专家警告，这种国际合作比较松散，并不能有效抗衡国际投机力量，东盟曾有类似的货币联盟，可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却不堪一击。
这位金融专家指出，比较而言，中国制定一部《金融危机应急法》，可能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路子。
他介绍说，亚洲金融危机时，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为阻止本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关闭了国际投机资本进出的资本账户。由此，马来西亚面临空前的国际舆论压力。
《金融危机应急法》可能有助于中国避免陷入类似局面。这位专家指出，法案首先能威慑国际投机资本，帮助中国外汇市场创造平稳运行的环境；其次能减少加快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风险；为中国解决自身的问题争取更多时间。此外，还可以让更多的国民财富去支付改革成本。
他强调，《金融危机应急法》的制定可以借鉴国外的金融安全法，但应该更为有力，甚至包括在必要时暂行关闭资本账户。
⑹ 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面临哪些风险，如何监管
我国的网络金融风险监管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行业协调及风险监管不理想、现行的风险管理模式与网络金融的发展不适应等诸多不足。因此，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完善监管体制、调整监管策略、构建安全体系等措施来加强我国的网络金融风险监管。
完善对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和监控1.健全法律制度。2.加强市场准入管理。3.完善监管体制。4.调整监管策略。5.构建安全体系。6.加快人才培养。
网络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高科技性对监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熟悉金融业务和管理知识，又要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工程实践经验；既要有丰富、扎实的金融法规功底，又要有开拓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宽广视野，但目前在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中，远没有形成一支能满足网络金融业务监管需要的专业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