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金融机构贷款监管

1. 前几天银行利率放开说明了什么

中国金融市场处于尚未完全放开的状态，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曾受到行政管控，银行自行调整的空间有限，这使得国内存款利率一直较低。而银行则从较大的存贷息差中受益，储户尤其是中小储户利益受损。
自从1996年建立全国统一的拆借网络形成市场化同业拆借利率开始，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由此开启。
2012年6月，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同时，央行还宣布，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此后又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存款利率上限首次上浮，贷款利率下限下浮，标志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象征性步伐。
经国务院批准，央行宣布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贷款利率七折下限，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定价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也有利于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自主定价能力，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对企业、居民的金融支持力度。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只有11%的银行贷款是以低于央行基准利率的水平发放的。这就是说，只有非常少的借款人将从央行取消贷款利率七折下限措施中受益，而这些借款人几乎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表明，贷款利率下限的放开实际上短期影响较为有限。
推进利率自由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举措是取消对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发展迅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存款利率市场化，但它往往和影子银行搅合到一起，通过规避现有利率管制，给存款人带来一些实惠的同时，也给监管带来困难和新的风险。
目前，存款利率被限定在央行基准利率的110%之内，这是金融系统真正的制约因素，提高存款利率上限符合储户的利益。
如果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真能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将有利于有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目前，中国家庭储蓄大部分都局限在银行存款。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中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00.9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其中居民存款大约40多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0%。
民众将约50%的收入储进银行以备不时之需，但存款利率存在上限使得民众对银行或议价能力较高的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补贴，这意味着储户合理利益的损失。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金融市场上的重要价格应主要由市场决定，市场决定价格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也有助于发展金融市场。但利率市场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市场化还会继续渐进向前推进。
利率市场化完成的标志是取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
央行认为，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最为关键、也是风险最大的步骤。一旦打破存款的垄断定价格局，市场化竞争会导致存款利率快速上行，进而使得银行息差大幅压缩。这将不利于守住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及稳定市场预期，特别是在刚进行过一轮“钱荒”压力测试且金融机构成绩并不好的情况下。
根据国际经验，存款利率放开后，银行的存款争夺会非常激烈，这会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由于存款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下降，商业银行利润空间必将被挤压。为了防止出现银行不良贷款增多和资产贬值带来的挤兑危机，一般都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被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的必备前提，近期央行表态则透露出，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
银行是明显的周期性行业，一旦经济衰退或较大波动，银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不良贷款增多和资产贬值，进而陷入危机。如果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将会完全暴露，对银行和储户的利益造成损失。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有助于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促进商业银行经验机制的市场化，增加商业银行在金融业务创新及风险承担机制方面的灵活性，还可以防止出现挤兑风波，保护小储户的利益。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曾表示，可以进一步扩大甚至放开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的上浮区间，然后再逐步扩大短期存款利率上浮空间，直至最终放开上浮限制。从上述表态中或许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的路径。
除了实施存款保险计划之外，近期内可能推行的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措施包括：提高存款利率上限至基准利率的120%；扩大长期存款利率（如3年或5年期）的上浮区间，从而限制其对银行利润的影响。

2. 十年磨一剑 中国反洗钱战役中金融情报功不可没

自2006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通过，中国反洗钱工作全面步入法治化至今已有十年。
十年来，中国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形成了制度完善、机制健全、运行良好的反洗钱监督管理体系。但在新形势下，新技术领域、跨境金融业务中的洗钱风险日益加大。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反恐压力不减，中国的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形势正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上海证券报记者近日走访了四川广元、攀枝花和广东汕尾等地，实地探寻基层金融部门在反洗钱和协助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记者 高翔 ○编辑 陈羽
制毒案件中的金融情报
义务机构是反洗钱的第一道防线，需要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以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三大义务。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就是金融机构一线业务人员发现的
四川省广元市，是武则天故里，位于川陕甘三省的结合部，被称为“川北门户”。有5条高速公路、4条铁路穿境而过，与机场和1个内河港口构成了立体交通网络。
发达的交通，促进经济往来，但也便利了制毒贩毒者藏身于大山深处。随着目前毒品犯罪活动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尤其是成都地区的制毒贩毒打击力度加大后，广元山高林密、无制高点的地貌，极易使制毒窝点在该地落脚。
今年5月26日，广元市剑阁县某金融机构的一位客户要求提前还贷。他经营着一家养鸡场，此前向该金融机构贷款了10万元，还有14个月才到期。
据信贷经理了解，养鸡场的经营一直不景气，且这个还款时点与当地土鸡养殖的出栏周期并不吻合——养殖的鸡还比较小。进一步了解发现，该客户的还贷资金来源于出租其部分养鸡场设施所收取的租金，且租金高于周边行情4倍以上，也超出了该养鸡场正常经营一年的收入所得。
就在两个月前，银行工作人员尚可直接进入养鸡场，但出租后的养鸡场却新修了大门和围栏，门口养着狼狗，里边的人员不允许外人进入查看。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该金融机构的高度警觉，并据此于6月3日向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反洗钱科反映了该情报。
为了及时、高效报送涉毒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为禁毒部门发现毒情、侦破涉毒案件提供金融情报支持，人行成都分行于2015年2月3日下发文件，要求建立四川禁毒反洗钱金融情报监测分析和报送体系。而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又据此制定了《广元市涉毒资金监测模型》，下发辖内的金融机构。
接到情报后，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认定该情报符合《广元市涉毒资金监测模型》中制毒犯罪资金监测识别特征，认为养鸡场的租用人涉嫌“制毒”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迅速指导金融机构将情况报告了当地的公安机关。
人民银行广元市中心支行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在制毒贩毒案件的侦破中，金融情报至关重要，我个人认为人行和金融机构起的是‘站岗放哨’的作用。在这起案件中，金融机构就是根据我们制定的模型，发现了该案的可疑线索。”
接到上述线索的同时，广元市禁毒支队也接到情报，福建省长汀县公安局在侦办“5·17”毒品案件中发现大量的溴代苯丙酮（制作冰毒的原料）可能流入剑阁县辖区。当地村委会也反映，有人员形迹可疑，且养鸡场内散发出异味。
综合研判各方情况，公安机关于6月8日在广元市剑阁县盐店镇成功端掉制毒窝点，同时成都警方的另一抓捕组还在成都抓获了制毒技师2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缴获了制毒半成品麻黄素疑似物300余公斤，扣押溴代苯丙酮3吨，查获易制毒化学品二甲苯、胺水、盐酸等辅料50吨。剑阁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如果这些原材料完成制作工序，可制造出1吨冰毒。”由于该制毒窝点6月5日才开始制作，因此并无毒品成品流出。而冰毒的主要原料，正是麻黄素。
金融机构和按照规定应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被称为义务机构，后者目前在我国指非银行支付机构，未来将扩展至其他主体。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指出：“义务机构是反洗钱的第一道防线，需要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以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等三大义务。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就是金融机构一线业务人员发现的。”
切断毒贩的“生命线”
以义务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为基础，经过监测分析，人民银行依法向执法部门移送了大量线索，为国家预防和打击洗钱及上游犯罪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情报支持
上文所述的“剑阁6·7制毒案”，源于客户的一次异常还款行为，还未直接涉及涉毒资金往来。事实上，通过获取涉毒资金线索进而查明涉毒资金网络，而后打击对应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摧毁涉毒团伙网络的经济基础，在案件侦破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攀枝花市地处四川和云南的结合部，据该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国宏介绍，由于距离金三角毒品生产地的直线距离仅800公里，因此攀枝花是毒品由金三角经云南进入四川，北上到内地的重要通道之一。犯罪分子的手段也越来越智能化，利用快速便捷的支付体系，远程毒品交易、远程操控的跨区域案件越来越多。
小莎（化名）今年20岁，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原先在家里干农活。一次，她遇见了吉恩某某，后者请她来攀枝花负责一些转账的事情，一个月工资2000元。小莎答应了。后来她对上证报记者回忆说，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经手的是毒资。
来到攀枝花后，小莎手中最多时有10张银行卡。有时吉恩某某会让她去转账，有时会让她去取钱，后来也让她去大桥底下“接货”。她在圈子里也有了自己的外号——“小女孩”。
最多的一次，她用几张银行卡给多个账户转过去五十余万元。而她所不知道的是，这批账户已被监测。2015年初，攀枝花某金融机构就通过监测系统上报了“关于卢某某等人银行账户涉毒洗钱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经过初步分析后，形成线索，移交公安部禁毒局。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直属于人民银行，成立于2004年，履行的是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接收、分析职能，目前已与2600余家义务机构总部建立了电子化数据报送渠道，涵盖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非银行支付等领域。
2015年5月13日，公安部向四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交办该案线索，四川成立专案指挥部，对该案立案侦查。分析表明，卢某某等人的账户从2012年至今涉案资金达5.3亿元，涉及交易对手账户2300多个。随着线索的挖掘，又重点对该案涉及的160多个交易对手的身份信息和资金交易进行调查，拓展出一批新的线索。
据攀枝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案民警介绍：“远程跨区域的犯罪隐蔽性强，犯罪分子不用见面，可能交易就完成了。如果我们采取传统的方式，一些犯罪行为可能就会被漏掉。通过对金融机构提供的线索的深度分析，对以吉恩某某为首的涉毒团伙的结构和资金流向进行了梳理，我们基本摸清了涉毒团伙成员分工、人员招募、边境购买毒品、运毒回攀线路、交接毒品方式、藏毒窝点等涉毒情况，为抓捕打下了基础。”
2016年4月17日晚间，小莎在接应毒品时，与其同伙一同被警方抓获。当晚，警方又将闻讯准备乘车逃离的吉恩某某及同伙抓获。
截至6月末，仅攀枝花警方已侦破涉毒案6起，抓获嫌犯33人，缴获海洛因38公斤。攀枝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负责人认为：“经过监测、研判和甄别，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移送的可疑涉毒交易线索，与攀枝花本地、乃至周边地区毒品犯罪的特征是吻合的，精准度较高，基本上都涉及毒品犯罪的问题。与禁毒部门传统的情报来源渠道不同，卢某某案件的情报来源主要是反洗钱部门，以金融数据为主。”
以义务机构报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为基础，经过监测分析，人民银行依法向执法部门移送了大量线索，为国家预防和打击洗钱及上游犯罪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情报支持。十年来，人民银行系统累计向侦查机关报案或移送线索近万件。
在看守所，小莎告诉记者，如重获自由，她想外出打工挣钱。当记者问她是否吸过毒，她回答没有。
堵住转移赃款的通道
2015年4月，人民银行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
洗钱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地下钱庄是人们心目中较为神秘的通道之一。地下钱庄较多地分布在沿海地区，且有对应的向境外转移赃款的国家或地区，如广东对应我国港澳地区，温州对应欧美，山东则对应日韩。
据人行广州分行反洗钱处负责人介绍，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的对敲是地下钱庄的主流操作模式，人民币不用出境，外币也不必回流，由于广东毗邻港澳地区，“轧差”也很便利。除此之外，还有非法支付结算型地下钱庄和非法套现型地下钱庄，不涉及外汇买卖，前者希望掩饰资金来源，后者是企业急于套现的一种操作模式。
所谓“对敲”，即地下钱庄的客户需将资金转到境外时，将人民币汇至地下钱庄的指定账户，在境外收取地下钱庄按约定汇率兑付的等值外币。如需将资金汇入，反向操作即可。在这过程中，资金并未发生实质上的跨境转移，而是用记账的手法，后续通过“水客”携带现金出入境、虚假投资、虚假贸易收付款等方式平账，即轧差。
2015年4月，人民银行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
这是中纪委牵头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子行动，重点是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贪污贿赂等上游犯罪向境外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犯罪活动等进行集中打击。
广东汕尾，毗邻港澳地区，许多当地的渔民和海鲜干货店主都有旅居港澳地区的亲戚，过去常收到亲戚寄回的港币作为生活资助，后来就出现了专做港币生意的掮客，当地人称“港纸佬”。严某等人最初从事单纯的外币买卖，通过向汕尾地区的港币“头家”收购由港澳同胞支付给内地眷属的生活费，再出售给有需求的渔民、海鲜干货店以及走私分子等客户，从中赚取每千元0.5-1元的点数。
到了后来，其经营范围扩大到了采取对敲结算的方式帮助本地的外资企业在我国香港地区和内地之间转移资金。在日常监测中，汕尾某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严某的账户交易频繁且金额巨大（每天十多笔，每笔几十万不等），仅短短三个月内累计交易额已高达1亿元。经分析，怀疑该客户涉嫌地下钱庄非法外汇买卖，于是按照规定提交了重大可疑交易报告。
汕尾市某金融机构负责人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我们发现了诸多疑点。据柜台工作人员回忆，客户年纪不大，是1983年出生的，但交易额巨大，交易频繁，且基本不沉淀，交易结构异常复杂，呈树状，且枝繁叶茂。我们马上向人民银行报告，并认真摸排了整个交易脉络。”
人民银行汕尾市中心支行收到报告后，立即上报人行广州分行启动反洗钱调查程序，组织辖内的六家银行机构扩大范围排查该客户及其交易对手的资金运作情况，随后就该线索与汕尾市公安局进行情报会商。2015年11月24日，汕尾市公安局正式立案，案件专号“11·24”。
随后，公安部门、人行和金融机构多次对碰信息，梳理出严某等10名涉案核心人员及相关亲属的基本情况。人民银行汕尾市中心支行累计调取80名个人近1200多个账户交易流水，总结分析出涉案资金流向路线24条。
2016年5月19日下午3时，汕尾公安出动警力150余人，在深圳、汕尾等地统一开展收网行动。为了防止涉案资金转移，收网前一个小时，人民银行汕尾市中心支行与公安联合部署资金冻结工作。在下午3点收网的同时，汕尾当地的银行就迅速地完成了账户的冻结。
“11·24”特大地下钱庄案涉案金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冻结涉案账户1200多个，冻结资金约7190万元人民币，抓获严某等犯罪嫌疑人15名。
央行反洗钱局反洗钱调查处负责人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截至去年底，专项行动破获重大案件380起，涉案累计交易金额达上万亿元（累计交易金额统计每笔资金的每次交易），最大限度地切断了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通道。今年5月，新一轮的专项行动已布置到位。”
中国绝不是国际洗钱中心
个别媒体关于中国是国际洗钱中心的说法，有违事实，有悖于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国过去不曾是、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是所谓的国际洗钱中心
2004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代表中国政府致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主席，正式承诺中国将遵守FATF发布的反洗钱建议。
FATF是反洗钱领域最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发挥着制定和推广国际反洗钱标准、评判各国反洗钱工作合规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作用。承诺遵守FATF发布的建议，意味着中国的反洗钱工作需要达到国际标准要求，也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与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的反洗钱工作起步晚，但起点高，一开始就参照FATF发布的国际标准。”
2007年6月举行的FATF全会上，各成员一致同意接受中国成为正式成员国。2012年2月，中国正式通过了FATF第三轮互评估及后续评估程序，这意味着中国在反洗钱工作的主要方面已经达到国际标准要求。
2012年，FATF通过了新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标准，即FATF新40条，而中国也将面临FATF的第四轮互评估。
在央行反洗钱局应对FATF互评估工作的相关人士看来，新标准的要求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大截”。互评估结论是衡量各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体系的权威结论，如若不通过，会影响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展业，继而影响中国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应对FATF第四轮反洗钱互评估，能认真查找我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的不足，是完善我国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体系的契机。
除了趋严的国际标准，其他多重因素也使得当下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反洗钱局负责人介绍说：“反恐怖融资的重要性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必须进一步发挥反洗钱在遏制恐怖融资方面的作用，切断恐怖分子的经济补给线。此外，借助互联网，非法集资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呈多发式增长。再次，走私、逃税、贪腐、毒品等上游犯罪依然十分活跃，反洗钱部门应该在协助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此外，互联网金融和虚拟货币，也为犯罪分子洗钱和恐怖融资提供了新的通道。FATF今年发布的一篇报告显示，虚拟货币以其匿名、转账快速、低波动性（货币兑换时风险低）以及可靠的特性，成功吸引了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注意。已有执法机构注意到，一些恐怖主义网站开始接受比特币捐款，有部门发现恐怖分子间的谈话涉及使用比特币购买武器等内容。
洗钱风险也已上升为跨境金融业务的主要风险之一，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洗钱资金的流出地和中转站。
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人民银行会将互联网金融机构逐步纳入反洗钱监督体系，也会研究建立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遏制洗钱活动从金融领域向部分非金融行业的转移扩散。我认为，无论是从体制机制，还是从反洗钱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具备管控各类洗钱风险的条件和能力。个别媒体关于中国是国际洗钱中心的说法，有违事实，有悖于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国过去不曾是、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是所谓的国际洗钱中心。”

3. 宏观审慎监管的完善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对策建议

随着2010年末巴塞尔协议Ⅲ的发布，银监会已开始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的实施，并正在着手制定包括动态资本、动态拨备、杠杆率和流动性在内的四大新监管工具，搭建中国银行业新的监管框架。从上述列举的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巴塞尔协议着重强调了“逆周期监管”(跨时间维度监管)的重要性，试图通过硬性的量化监管指标熨平金融体系固有的顺周期性所引起的经济波动，而忽视了跨机构维度的监管。笔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不能一味地局限于从量化指标上满足新协议的要求，而是要立足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设计出有利于自身发展和金融稳定的监管制度。 1、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征税。随着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大型投资银行的相继破产，美国政府立即启动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计划，对这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进行注资营救。金融系统的负外部性造成了公共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同时负外部性使资源配置效率受损，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解决负外部性问题上，基于动机的手段优于直接的命令或控制，而“庇古税”则属于典型的基于动机的方法。庇古认为，对产生外部性的活动征收的税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失，就可以促使经济的竞争均衡重新达到帕累托效率边界。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可效仿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对国内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征收“金融稳定贡献税”(FSC)，将税款积累成为一只“纾困基金”，主要用于支付未来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
从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看，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征税只会减少银行当期利润而不会根本削弱银行竞争力。中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全部接受过国家财政的注资，也就是说纳税人承担了银行股改过程中的所有成本。管理者经营出色，国有金融资本的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管理者经营不善，国有金融资本的损失也由国置之脑后承担。为了避免纳税人在危机期间再额外垫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损失，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征收金融稳定税就显得尤为必要。
2、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考虑到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若要控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限制银行资产规模和降低可替代性的途径并不可取，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关联度。此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产品的创新只能转移和分散风险并不能减少风险。随着金融衍生品创新程度越来越高，其风险累积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因此，加强金融创新监管的重点是强化并表监管和理财产品监管，要求各系统重要性银行切实落实并表制度、理财产品必须做到“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真实披露”。监管部门要将金融创新立足于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之上，将金融产品创新活动纳入明确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有效规范金融产品创新，将金融创新产生的杠杆放大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至最小。 2007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第一次提出了影子银行的概念。2010年9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将影子银行定义为：“除接受监管的存款机构以外，充当储蓄转投资中介的金融机构”，一般包括按揭贷款公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投资载体(SIV)等。由于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设计非常复杂，而且信息披露并不充分，使得监管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难以识别包括产品风险、对手风险等在内的一系列风险。此外，由于影子银行没有资本充足率指标的硬性约束，虽然其自有资金很少，但业务规模却很大，潜在的信用扩张倍数可能达到几十倍。
从2010年开始，随着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内银行面临强烈的信贷投放冲动与信贷额度限制之间的矛盾。为避开贷款规模的限制，商业银行纷纷推出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转让等“影子银行”业务，导致金融系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隐患。因此，监管部门要特别关注“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稳定带来的影响。首先，监管部门要根据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和业务特点明确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建立严格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检查制度，控制金融产品的杠杆率。其次，监管部门应要求影子银行定期或及时向其披露包括产品设计、产品销售、交易方式等方面的信息，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最后，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国际合作。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并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与影子银行的国际化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国内监管部门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与IMF、G20等国际组织加强信息共享、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协调等领域的合作，建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高级研讨会”上对中国当前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行了概括：“国内信贷持续扩张动力仍然较强，跨境资本流动蕴含潜在风险，流动性过多、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周期性不良贷款增加等宏观风险显著上升，金融业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面临严峻考验”。2008年以来，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内部通胀压力加剧、外部汇率大战的双重压力，过剩的流动性以及为规避政策限制而不断出现的金融产品也让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改变其总量调节基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拥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而且两者难以相互替代，因此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配合就显得非常必要。事实上，中央银行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徘徊于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取舍关系，而是如何在当前的经济稳定与未来的经济稳定之间做出决策，即政策的实施必须通过对物价稳定和金融失衡的双重视角来全面评估经济状况。当经济过热迹象出现时，如果货币政策仍然宽松，则任何后续的宏观审慎工具都难以奏效。换言之，宏观审慎监管的结构性调节优势必须以适当的货币总量调节为基础。
因此，为了维护金融环境的稳定，在制度设计上，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之间要及早建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对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定期进行磋商，互相及时通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政策执行情况及取向；要加强两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早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中心，防止金融机构从规避金融监管的角度，随意转移金融资产，进行违规操作；要以提高透明度、引导公众预期为手段，定期公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运行情况，向公众表明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对当前金融运行的态度和看法，通过市场手段调节金融中介，防止或减缓金融市场对金融政策预期产生的震动，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4. 如何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目前，国际上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设计主要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时间维度，主要是关注顺周期效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系统的风险是否在金融体系内部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作用下被放大了。这主要考虑采取逆周期政策。二是跨行业维度，主要关注某一特定时点上由于银行间相互依赖的支付体系和共同风险敞口。这主要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针对系统的重要性银行制定严格的规则。三是结构维度，根据金融系统的结构特征，制定限制金融体系风险承担和抗风险能力的措施。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宏观经济审慎监管首先是逆周期政策，应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建立逆周期调控机制。他还表示，要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弥补监管真空和不足，防范和控制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第一，在逆周期政策方面，当前主要经济组织和监管当局最为推崇的政策工具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它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持有更多的资本，以利于其在经济低迷时期可以维持合理的信贷供应。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的规定，各成员国可根据“信贷/GDP”指标超出趋势值的程度等要求银行增加2.5%以内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以保护金融体系由于信贷激增所带来的逆向冲击。近几年，我国央行在不断探索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调控作用。该机制将利率、汇率等价格型指标和货币信贷增长等数量型指标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进行风险提示，以减少金融机构“羊群效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放大作用，另外还运用信贷政策、差别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来引导和加强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和调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第二，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方面，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承担损失的能力。其政策工具主要是系统性资本附加和系统性流动性附加，它是依据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当持有与其系统地位相对应的附加资本金和流动性资本，以缓解其自身失败导致的向其他金融机构的传染效应。第三，针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特点，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对流动性和杠杆率的要求。为提升控制流动性风险的能力，提出了LCR（流动性覆盖比率）和NSFR（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作为对最低资本要求的补充，新的杠杆率测算涵盖了表外风险。除此之外，宏观审慎管理还将一些影响金融体系失衡的宏观经济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率等，纳入到了金融部门的评价计划中。
二是中央银行主导宏观审慎管理。在国际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中，加强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职权已成为一种趋势。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国际上普遍实行的是中央银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让渡监管职权给专门的监管机构。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出了这种制度安排的弊端。2009年1月，由各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资深人士组成的30人集团公布的《金融改革：一个金融稳定框架》报告中提议，应当给予中央银行足够的监督权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其不仅在金融危机时期也能在信贷扩张时期发挥更大作用。受此影响，英美、欧盟等国家纷纷扩大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权限。
长期以来，对于中央银行是否应拥有金融监督职权一直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不能兼任金融监管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否则存在利益冲突：央行对微观金融的关注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另一种观点则赞同央行应当同时具有金融监管职能和宏观政策制定职能，理由是：由于央行具有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因此在特定情况下扮演着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理应对金融机构行使监管权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央银行缺乏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不利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在我国，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权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我国政府从宏观层面和国家整体上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判断。第二，我国中央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我国以国际视野展开系统性风险的早期预警工作。当然，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取缔金融监管机构，而应当是正确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5. 银行面临的危机

楼主提到的银行抄业的袭危机应该是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的银行具体面临什么危机，以及怎样变“危”为“机”
我试着回答下
说到对银行业的冲击，我觉得还是钱上面的损失大，因为我们的商业银行几乎都购买了美国的次级债，现在这些钱几乎收不回来，成了坏账，好像是几十亿美元，这个具体我也忘记了，楼主可以找些资料看看，至于其他影响，我觉得影响有限，因为我们本身金融领域没有完全开放，涉及的层次还没有那么深，所以受到的冲击有限，当然也是个人观点
至于如何做到转变，我觉得我们还是学习，观望为主，趁机去收购美国倒闭的金融机构的想法不能太冲动，一定要谨慎，学习他们的经验，教训，好的东西，然后再挖一批人才回来，给他们创造好的金融环境，利用机会发展我们的金融业，我觉得是个风险不高，而且比较实用可行的主意。当然了，这个想法还是太保守了点，可以看情况而定了。
简单分析这么多，希望楼主有点收获，也希望多多交流。

6. 存款利率放开

中国金融市场处于尚未完全放开的状态，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曾受到行政管控，银行自行调整的空间有限，这使得国内存款利率一直较低。而银行则从较大的存贷息差中受益，储户尤其是中小储户利益受损。
自从1996年建立全国统一的拆借网络形成市场化同业拆借利率开始，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由此开启。
2012年6月，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同时，央行还宣布，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此后又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存款利率上限首次上浮，贷款利率下限下浮，标志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象征性步伐。
经国务院批准，央行宣布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贷款利率七折下限，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定价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也有利于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自主定价能力，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对企业、居民的金融支持力度。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只有11%的银行贷款是以低于央行基准利率的水平发放的。这就是说，只有非常少的借款人将从央行取消贷款利率七折下限措施中受益，而这些借款人几乎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表明，贷款利率下限的放开实际上短期影响较为有限。
推进利率自由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举措是取消对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发展迅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存款利率市场化，但它往往和影子银行搅合到一起，通过规避现有利率管制，给存款人带来一些实惠的同时，也给监管带来困难和新的风险。
目前，存款利率被限定在央行基准利率的110%之内，这是金融系统真正的制约因素，提高存款利率上限符合储户的利益。
如果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真能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将有利于有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目前，中国家庭储蓄大部分都局限在银行存款。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中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00.9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其中居民存款大约40多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0%。
民众将约50%的收入储进银行以备不时之需，但存款利率存在上限使得民众对银行或议价能力较高的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进行补贴，这意味着储户合理利益的损失。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金融市场上的重要价格应主要由市场决定，市场决定价格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也有助于发展金融市场。但利率市场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市场化还会继续渐进向前推进。
利率市场化完成的标志是取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
央行认为，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最为关键、也是风险最大的步骤。一旦打破存款的垄断定价格局，市场化竞争会导致存款利率快速上行，进而使得银行息差大幅压缩。这将不利于守住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及稳定市场预期，特别是在刚进行过一轮“钱荒”压力测试且金融机构成绩并不好的情况下。
根据国际经验，存款利率放开后，银行的存款争夺会非常激烈，这会提高银行的融资成本。由于存款利率上升，贷款利率下降，商业银行利润空间必将被挤压。为了防止出现银行不良贷款增多和资产贬值带来的挤兑危机，一般都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被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的必备前提，近期央行表态则透露出，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
银行是明显的周期性行业，一旦经济衰退或较大波动，银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不良贷款增多和资产贬值，进而陷入危机。如果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将会完全暴露，对银行和储户的利益造成损失。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有助于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促进商业银行经验机制的市场化，增加商业银行在金融业务创新及风险承担机制方面的灵活性，还可以防止出现挤兑风波，保护小储户的利益。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曾表示，可以进一步扩大甚至放开中长期定期存款利率的上浮区间，然后再逐步扩大短期存款利率上浮空间，直至最终放开上浮限制。从上述表态中或许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的路径。
除了实施存款保险计划之外，近期内可能推行的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措施包括：提高存款利率上限至基准利率的120%；扩大长期存款利率（如3年或5年期）的上浮区间，从而限制其对银行利润的影响。
打字不易，如满意，望采纳。

7. 三万元的定期一年存款年利息是多少

按照2017年国家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75%计算，现在存入一年期定期存款30000元，到期所得到的利息是525元。

2018年各银行年利息：

(7)周小川金融机构贷款监管扩展阅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存款利率上限今年放开概率很高

存款保险条例上半年或可出台

针对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何时生效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去年年末存款保险条例公开征求了意见，意见结果总体正面，这说明成立存款保险的机制，各方面条件已基本成熟，他个人估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出台。

根据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存款保险制度要求实行强制保险，所有的存款类金融机构都必须加入存款保险制度，最高偿付限额设为人民币50万元。

有记者问，今年有没有可能全面放开存款利率市场化？周小川回答说，去年，人民币存款利率的上浮空间扩大了20％，今年前不久的利率调整，又再进一步将浮动区间向上扩大了10％。

“因此，大家非常合理地估计，我们离利率市场化也就是最后的存款利率上限的解除已经非常近了。”周小川说，“今年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可能存款利率上限就放开了，这个概率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近年来，央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我国热钱存在但不严重

“金融市场上有些追求短期投机性利益的资金流动，叫做短期投资性的热钱。”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有关热钱的提问时说，在我国国际收支上，绝大多数资金的进进出出都有正常的贸易和投资背景，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与热钱有关。“

这个数量往往不容易准确观察，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并不是很厉害。”周小川说，与正常的投资贸易相比，这个数量也不是很大。

易纲补充介绍，去年我国境内企业和个人涉外收入是33000多亿美元，涉外支出32000多亿美元，企业和个人在我国境内金融机构的美元存款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

今年1月，又增加400多亿美元。这说明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都在优化资产负债表，根据预期调整资产和负债的货币结构，这是“藏汇于民”的好现象。“当然，我们也在警惕一些不正常的跨境资金流动。”易纲说。

人民币汇率波幅增大是正常现象

针对人民币汇率波幅增大的问题，周小川说，人民币汇率波动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还取决于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的供求关系。此外，汇率波动水平与整个国际局势有没有重大事件等也有关系。

“去年以来，国际上很不平静，有很多因素导致汇率波动。如果在一个阶段来看波动率，人民币与世界上很多货币比较起来是相对稳定的，波动算比较小的。”周小川认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元开始走强。

“总体来讲，我们认为是正常的。贸易商、投资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基本上能够正常应对这种波动。”周小川说。

正在制定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意见

在回答记者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办法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台的问题时，周小川介绍，去年金融界在准备一个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新政策，这个政策主要体现为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按照现在监管的框架给予适度的监管。“但是这个文件目前还正在起草讨论之中，我估计，应该不久就会与大家见面。”

潘功胜介绍，人民银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态度，就是鼓励创新发展、分类适度监管，“人民银行正在牵头制定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意见，我们目前正在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希望能够早一点出台。”

扩展基层金融服务，缓解中小企业贷款。

货币供应量和总贷款量都那么大，为什么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突出？周小川表示，其中一个原因是存在大量低效率的资金占用，这样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机会就少了，这个局面应该改进。

周小川分析认为，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中小企业和初创的微型企业处于基层，而基层的金融服务不太够，所以基层的金融服务还要进一步扩展，形成竞争性的金融服务，这样就能够改善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这次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专门说，要大力发展民营资本，设立新的中小银行。”

“在金融政策、监管政策以及宏观调控政策上也还有一些文章可以做，可以进一步地支持中小企业贷款。”周小川说。

参考资来来源：网络-定期存款利率

人民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存款利率上限今年放开概率很高

8. 我国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是怎么回事

解读央行近期酝酿信贷管理体制改革

消息人士透露，央行近期召集主要银行开会，讨论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事宜。央行在会上表示，拟建立新的信贷管理体制，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确定信贷投放速度，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将纳入考量范围。

业内人士指出，央行近期酝酿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意在将信贷管理方式从行政管制向综合运用市场化调控手段转变。如果该举措得以实施，意味着央行可能不再设定信贷目标，而是根据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动态拨备率、存贷比指标来指导信贷投放。窗口指导、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央票等工具的使用将更加频繁。

但消息人士表示，在建立新的信贷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争议，目前没有明确定论。

分析人士表示，由于涉及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改革信贷管理体制意味着信贷额度将由央行制定转变为央行与银监会共同制定。

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与利率市场化密切相关。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表示，“十二五”期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方面将取得明显进展。首先将选择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放开其定价权，“硬约束”包含符合宏观审慎性监管框架的资本充足率、资本质量等要求。

业内人士表示，近日银行间市场推出了中国版CDS———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由于持有贷款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向其他机构购买信用风险缓释合约来实现信用风险转移，理论上银行可以通过购买合约减少银行风险资产权重，进而提高资本充足率，扩大信贷投放规模。银监会可能会尽快研究制定相关规则，对商业银行能否通过购买CRM实现信用风险转移作出认定。
——资料来源于上海中规钢材电子交易市场

9. 银行业的行业事件

产生于1995年、已风靡全球的网络银行(中国称“网上银行”)，正伴随着中国网络业的迅速崛起而发展。1998年，招商银行开中国银行之先河，率先推出了网上银行业务，之后中行、建行、工行出先后推出该项业务。这些不同于以往计算机应用的网上银行，使客户不必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享受每周7 天、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的银行服务。由于其间广泛运用了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与银行传统的和创新的业务深入交融，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着中国银行业的微观经营和宏观监管。
一、网上银行对商业银行将产生本质的影响
中国网上银行虽然是商业银行在自身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传统银行业务的延伸和创新。但从现实和长远的发展态势看，它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观念、业务类型、经营方式、组织机构、管理体系、员工队伍等都将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1、对商业银行有重要的战略发展意义
网上银行的技术基础，使其具有灵活、强大的业务创新能力，不仅可以延伸、改良传统的业务，还出现了诸如银证合一、存折炒股、在线支付等新业务。并且其创新的空间还很巨大。同时，网上银行的出现，以其灵活、便捷的优势，正被人们迅速接受，弥补了传统银行业无法或不便涉及的领域，信息容量惊人。可以预料，传统银行业支撑着网上银行业务的快速成长，网上银行也将拉动传统银行业务的持续发展。能否及时、有效地在网上银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关系到能否保持商业银行现有的市场份额，也将决定其未来的市场结构。
从现实看，中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商业银行的差距有目共睹，并且成为加入WTO后开放银行市场的一块心病。但在新兴的网上银行技术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不大，并且中国银行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国外银行进来后，也不可能一下于把网络建起来。因此，加快网上银行的发展步伐，也是迎接WTO的挑战、缩小与国际银行业发展差距的捷径和机会。
2、迫切要求商业银行更新经营、管理观念与管理方式
网上银行具有覆盖面广、客户操作灵活、依靠网络技术、操作的无纸化、虚拟化等特征，使银行原有的管理观念和业务运转方式发生着本质的变化。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地套用现有银行的业务和管理体系。比如，应由网点的扩张转向网络的扩展；需要更新银行的服务理念，深化服务标准，调整机构建设、成本控制、管理信息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思路，主动扬弃、升华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以开放、接纳的心态对待这一新生事物。
3、安全与风险防范更为复杂
安全与风险防范是传统银行业经营“三性”之首位要素，在网上银行时代这一要素并没有淡化。这是因为它面对着开放、虚拟、管理松散和不设防的互联网，时刻经受着黑客、网络技术的挑战与考验，具有风险传输快、影响面广等特点，还有来自银行内部人员的操作性风险。与传统银行安全问题集中、具体、风险防范环节多等相比，显得更为复杂。1998年，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就将对电子银行与电子货币活动的风险划分为操作风险、信誉风险、法律风险、跨境风险，以及与传统银行相同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等。这些问题，是发展网上银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对中国银行业的宏观监管和调控方式提出的新问题和要求
监管和调控的目的是理顺社会行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监管和调控也要自觉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工作方式。1998年3月，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就针对全球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的发展变化，及时把它纳入银行监管的范畴，推出了《电子银行与电子货币活动风险管理》的报告。很显然，面对网上银行的出现和电子货币时代到来，中国对银行业的现有监管和调控方式亦要及时适当调整，发挥其规范和保障作用。否则，只会束缚这一新事物的发展。网上银行正在并将要对监管和调控银行业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并呼唤着这些监管规则的转变。
1、急需一套权威的网上银行风险与安全标准
由于网上银行缩小了银行市场的地理距离，打破了地域界限，使银行市场，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潜在着新的风险。防止银行业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提上议事日程。就目前而言，中国已有的四家网上银行所采用的安全认证方式各不相同，国家对此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界定。对网上银行的运转行为，也没有相配套的法律做约束和保障，对其中的许多行为和权益将难以公正裁定。网上银行的一系列业务品种也需要确认。面对网上银行的发展，谁是裁判?如何裁判?怎样确保网上银行技术安全的权威性?确定什么样的网上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和机制?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对国家相关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任务，也困扰着网上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
2、社会货币流通速度将逐渐发生变化
在网络银行时代，由于企业和个人资金划转的效率提高，大大缩短了社会资金的在途时间。毫无疑问，在同样的货币总量条件下，货币的乘数作用被放大，其直接结果是扩大了一定时期的社会货币流量。对此，应引起央行的足够重视，加强监测，增强制定货币政策的准确度。
3、呼唤调整对银行业的监管方式和内容
央行对商业银行现有的监管，主要是针对传统银行，重点是通过对银行机构网点指标增减，业务凭证、报表的检查稽核等方式实施。而在网上银行时代，即使是传统的业务也日益建立在电子化、网络化基础上。机构网点的增加已不十分重要；账务支付的无纸化、处理过程的抽象化，业务量的大幅度增加，均使现有的监管方式在效率、质量、辐射面等方面大打折扣。监管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及权威性面临考验挑战。
由于网络银行是电子化、信息化的产物，使银行业务创新加快。而新的业务品种多突破了现有银行监管的政策法规，比如银证合一的银行卡、存折炒股、网上支付结算等。这些业务又深受社会的喜爱。对此，就不能要求网上银行新业务削足适履；套用现有的监管和调控标准。中央银行必须主动研究新情况，调整现有的规则，防止”以不变应万变”。否则只会束缚和妨碍网上银行的发展。 2007年11月12日，美联储批准了招商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的申请。这是15年来首家获准在美设立分行的中资银行。预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开设纽约分行的申请也会很快获准。2007年10月份以来，民生银行和工商银行相继发布了在海外市场的并购消息，交通银行法兰克福、澳门分行、工商银行莫斯科分行也相继开业。
2006年，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8亿美元，工商银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一笔交易金额就达54.6亿美元。
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大潮已经来临。但是，快速的发展步伐并不意味着高风险。
中国银行业海外扩张的动因
从内部环境来说，迅速改善的经营状况为当前中国银行业海外并购提供了资金保证。经过1998年以来的改革，中国银行业的主要指标已经有了较大改善。截至2007年6月末，工行、中行、建行、交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3.3%，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8%。在资本充足率方面，达到8%银行的数目已从2003年的8家增长到135家。2007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2544.3 亿元，已经达到2006年全年利润的84%。
通过中国政府的注资和上市融资，中国商业银行募集了大量资金。2003年以来，中央汇金公司代表中国政府分别向中行、建行、工行注资225亿美元、225亿美元和150亿美元。
2006年11月，工行在上海和香港证券市场同时上市，募集220亿美元，为其海外扩张提供了资本。此前，建行、中行、交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均已上市。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大举海外扩张。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大量外资银行造成冲击，贝尔斯登（Bear Stears）、北岩（North Rock）等纷纷开始与中信证券、工行、中行接触，寻求对方收购。美元对人民币的持续贬值也使中国银行业收购外国银行较为有利。美国存款量最大的25家银行中，8家已经被外资收购，是5年前的2倍。
中国政府也在大力促进中国银行业的“走出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鼓励有条件的商业银行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包括探索采取并购方式参股境外金融机构，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 中国银监会对于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扩张设立了很低的门槛：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权益性投资余额原则上不超过其净资产的50%；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申请前一年末资产余额达到人民币1000亿元以上；有合法足额的外汇资金来源；公司治理良好，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中国的金融环境也使海外扩张成为中资银行的战略重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经由2005年初的25.8万亿元增加至2007年9月的 39.3万亿元，流动性过剩使中国金融系统迫切需要寻找投资渠道。中国政府为了抑制流动性过剩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多次采取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等紧缩政策，这促使中国金融部门把视野转向国外市场。
中国商业银行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有效的支持。高盛作为工行的战略投资者，担任工行入股非洲标准银行的财务顾问，在并购对象选择及具体交易安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美银）作为建行的战略投资者，为了整合双方的亚洲业务，促成了建行成功收购美银亚洲。正是在战略投资方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建议下，中行才会考虑进入飞机租赁行业。
低风险扩张策略
中国银行业海外扩张的基础是高涨的海外需求。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融资需求，使中资银行有了海外发展的客户基础，不会与外资银行发生正面竞争。2005年，据国际金融公司（IFC）调查，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中58%的企业表示他们在获得融资方面存在困难，77%的企业希望获得长期和中期融资。据统计，过去4年，中国离岸银行和国际融资业务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详见前瞻《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中国商业银行的海外发展战略在地域选择上也体现了其在配合中国客户海外业务需求。商务部《2006年度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外投资中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占了81.5%。
由于香港在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中行、工行、建行等都把香港作为其海外扩张的始发地，工行、建行、交行在其海外战略规划中都把亚洲作为了其扩张的战略重点。
中国企业对能源、矿产等资源的巨大需求推动了其对非洲等资源富裕地区的投资，中国银行的进入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支持。
针对于此，工行与南非标准银行将成立价值10亿美元的全球资源基金，把握南非能源市场的快速发展。低成本的融资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争夺自然资源过程中取得成功。
中国银行业极为注重自身能力与海外扩张方式相适应，在扩张上根据不同市场环境，采取并购和新设相结合的方式。

10. 为什么要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

区域型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但在金融领域民间资金的进入还不是很顺畅、民营、外资经济都非常活跃的局面，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因此，当前应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只有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作为金融产品，它的功能越复杂，衍生的层次越多，经常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是内在的风险性越大，第二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距离会更远。”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说，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一方面又压低利率，存款负利率导致价值扭曲，资源配置出现问题。郭田勇认为，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集中力量办政策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认为，国际上的小企业融资也不都是靠银行的，小企业融资来源很多，高科技企业很多是靠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我们除了用行政手段，通过监管来化解风险，还要通过市场机制、效益最好、最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上来，而只有通过利率市场化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说。当然，利率市场化现在还有一些障碍，比如银行业公司治理还不太行。“就像我们让一个人学游泳，所以我们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来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利益，一些地方的高利贷现象就会自然消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由此可以大为改善，利率市场化，走保险的路子。”他说。魏加宁说，我国金融业存在一个不好的倾向，二是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创始人的自我积累以及民间借贷。只有当小企业有了一定的现金流，而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往往只有5%—，当前我国金融改革方面，很重要一点是放宽市场准入，这对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也很重要。据介绍。“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所以他们并不积极。支持小企业发展、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以后会出现问题，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我国在工业、农业领域基本上形成了国有编者按：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说，当前存在的房地产泡沫，逐步推进。”推行存款保险制度，他始终是很难学会游泳的。国内几家大型国有银行通常认为不存在破产倒闭的可能性，进一步开放市场，我国金融机构就无法退出，当务之急是深化金融改革，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推动利率市场化“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兴办各类股份制。深化金融改革，所以存款保险容易增加成本，好像是从他们兜里掏钱保护这些中小银行。因此，要保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要防止金融业出现创新过度而形成自弹自唱的情况。“要让金融有效地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允许民间资金设立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这就可以使民间借贷浮出水面。通过加强竞争、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等等，将是未来几年中国金融领域改革最有特色的事情。”郑新立说。“我们一直在讲要扶持中小企业，但我们连一家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都没有。”魏加宁说。在日本有两家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公户，银行等金融机构才能把资金配置到最需要：大银行和小银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相同，让金融机构能优胜劣汰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我国将择机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郑新立认为，现在我国推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前要通过兴办各类存款保险公司，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风险，不让他呛水，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如果现在利率市场化条件还不完全成熟，那么可以先采取一些措施，把银行的利差水平先降下来;6%。专家分析认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民间借贷问题，目前推行存款保险制度有一个障碍，不仅大的金融机构不能退出，一些小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也不能退出。金融机构只有生没有死是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因此一定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需大力发展社区金融机构郑新立认为，实际上都和利率没有市场化有很大的关系。去年以来，部分地区出现高利贷泛滥。去年上半年，温州市贷款平均利率达到25%，民间借贷蔓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轮货币政策调控中。”郭田勇说，总是在澡盆里学，一方面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退出去之后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我国也应该至少有一两家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性银行。他认为，政府要分清市场和政府的责任，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办好政策性银行，一部分国有资本可以从商业银行中退出来、融资贵问题，才会有银行信贷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