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a股杠杆率
A股股市杠杆率即“借来的钱”在股市总市值中的比例，这个比例可以衡量股市的热度。
根据上交所和深交所提供的数据，两市融资余额规模当前约为17300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仅仅以此计算，那么当前A股的杠杆率仅为3.3%。
这个数字乍一看没任何问题，也让那些通过融资融券杀入股市的投资者舒了一口气，这也为部分券商所宣传的杠杆率不高提供了有力佐证。
但这个算法其实在中国可能会出一些问题，这是因为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仅占总市值的40%，在全球排位靠后，远远低于台湾股市的65%，日本股市的75%及美国股市的95%。
为何A股流通盘的比例这么低？
这是因为A股中大量蓝筹股属于国有企业，相当一部分股票被国有企业、机构所持有，这部分股份在A股中属于“死水”，任你股市风云变换，这些企业机构也不太可能短期内将这些股票出售。所以用中国的融资余额除以流通市值更能体现出真实的杠杆率。
换个算法，按照流通盘的方式来计算的话，中国股市的杠杆率已经超过了10%，这是全球历史罕见的水平。
这个数字在全球来看是什么水平？根据麦格理银行按流通市值的统计，台湾股市的杠杆率是1.4%、美国2.5%，日本0.8%。即使在过去30年去时间范围中，最高也只有台湾创下过6%的杠杆率。可见如果A股是个大赌场的话，其中的赌徒们是风险最高的。
但在场外配资已经全民化的今天，如果只按券商给出的融资规模来估算A股的杠杆资金显然是不全面客观的。
根据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的估算，伞形信托、增资配股总的规模大约4000亿左右。而民间配资和P2P配资的平台规模由于较为隐蔽，所以无从统计，但据网贷之家的报道，P2P股票配资交易规模可能达1000亿。所以，如果将信托与P2P配资的规模加入的计算的话，A股的杠杆率最高达到了10%。这充分反映了中国股市之所以走牛的最大推动力来源于投资者通过两融获得的资金。
有人总愿意拿这波行情去跟2007年股市火爆程度去比较，同样是股指飙升，但值得指出的是，那个年代中国股市还是一个非杠杆化的市场。高杠杆市场下的投资者，应该警惕了。
Ⅱ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
关于居民个人、和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的各种融资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部分承担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的杠杆率降下来、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