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金融时报高杠杆

1. 公司杠杆比率一般多少

从公司的债权人复立场来讲，制公司的负债应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当然公司的负债肯定是越低越好，资产负债率反映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也可以衡量企业在清算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同时也是一项衡量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指标，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

2. 货币政策为什么将不再宽，对中国经济有什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今天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货币政策经过多年QE，全球已到达周期尾部，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不再宽松。他还就再通胀、结构性改革等问题作了评论，华尔街见闻综合财新、腾讯财经、证券时报等媒体，将周小川讲话要点整理如下：
判断再通胀为时尚早
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曲折，各国复苏速度不一致，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中国2010年开始回归谨慎货币政策。
认真去考虑何时、如何离开货币政策宽松周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判断再通胀为时尚早。收紧货币政策是渐进的过程。
楼市泡沫不是货币政策的预期后果
不能说货币宽松政策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这其实是不预期的后果；经验表明，当货币政策宽松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或者导致某些资产泡沫，金融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或者其他资产泡沫，但人们还是需要做取舍，还是要关注康复、经济复苏这一面。
中国不会“直升机撒钱”
中国政府不会依赖于“直升机撒钱”式刺激措施。中国央行有诸如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非常严肃的经济解决方案；为经济复苏，政府应着力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财政状况，强调结构性改革；如果大家都持有现金的话，负利率就没有效果了，随着数字货币普及，现金使用率大幅度下降，“在极端通缩的情况下，也许负利率比直升机撒钱更有用”。
中国投资者应获得他国更好对待
中国开放举措取决于各部门，但是中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做的是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业。这方面已有不少准备工作，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取决于谈判进程和策略，中国可能希望换来一些民企对海外高科技行业的准入；同时需要等待美国政府明确双边谈判立场。中国也与欧洲、东盟等方保持自贸谈判沟通。
财政政策有助于结构性改革
他还认为，财政政策对结构性调整非常有帮助。一些省份债务沉重，一些仍然有财政刺激空间。调结构要靠财政政策，建议调整央地财权关系。
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是很高；需要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财权、事权以及调整地方财政政策的限度。
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结构性改革
英国央行有“融资换贷款”（FLS），中国央行也也创设了一些货币政策工具。中国央行引导资金进入“三农”和小微企业，但最终效果还要拭目以待。
刚刚，周小川一声炸雷会刺激中国经济哪些巨变？
如此下去前景堪忧，2013年后果严重的“钱荒”局面或将重现。
面对威胁中国金融系统稳定和长远经济发展的高杠杆投机，中国政府加以控制的决心没有动摇，中国货币市场的焦虑情绪也因此挥之不去。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于3月23日-26日在海南博鳌举办，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并发言。他提出，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后，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次周期的尾部，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了。
周小川今日提出，在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后，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次周期的尾部。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了。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速度在进行，不同国家的表现截然不同。全球市场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
以中国来说。过去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9月底，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2010年底，国务院决定，回到谨慎的货币政策。
此外，周小川还说：财政政策对结构性调整非常有帮助；各国复苏速度不一致，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认真去考虑何时如何离开货币政策宽松周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判断再通胀为时尚早；收紧货币政策是渐进的过程。
稍早些，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24日报道，在本周前三天连续净投放之后，中国央行23日、24日连续两天暂停向货币市场注入现金，使资金拆借双方都陷入紧张不安的状态。受此影响，短期资金利率继续在两年多来的高点附近徘徊，这也凸显出中国政府决心减少经济对廉价信贷和庞大债务的病态依赖。
渣打集团驻香港经济学家丁爽说，这是中国央行的未雨绸缪之举，等于明确告诉市场情况不会如其所愿。
中国央行24日继续在货币市场收紧银根，通过每日流动性操作净回笼300亿元人民币。20日到22日中国央行净投放1100亿元以满足季节性现金需求，然后于23日拧紧了货币阀门，结束了这一主要具有象征意义的操作。
本周一轮小规模的资金紧张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银行和其他一些金融机构争相持有现金以便支付税款，同时提高了拨备以满足资本监管要求。21日，几家小型农村贷款机构遭遇贷款违约的消息令紧张情绪进一步演变为恐慌，使七天期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升至26个月高点5.01%。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24日刊登题为《NCD发行成本飙升
中国银行业“钱荒”隐忧再现》的文章称，中国金融系统正受到一个新问题的困扰，那就是可转让定期存单（NCD）的大量使用。
NCD是类似债券的贷款。中资银行对NCD的使用呈爆炸式增长，这对中国政府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债务依赖的决心构成考验。
为遏制债务融资引发的资产泡沫，中国政府上调了一系列关键短期利率，受此影响，NCD的成本也快速上升，并使银行业暴露于投资亏损和突现融资压力的风险之下。中国政府自1月底以来已两度上调短期利率。
如此下去前景堪忧，2013年后果严重的“钱荒”局面或将重现。
招商银行高级分析师刘东亮称，NCD的风险很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在整个金融系统内引发流动性危机。
NCD最初有吸引力是因为成本低、不要求抵押，但自去年10月以来，发行AA评级的3个月期NCD的平均成本已从2.90%涨至4.72%。
刘东亮表示，如果NCD的发行成本进一步上涨，超过投资回报，那就只能选择抛售债券，而这会给本已脆弱的债券市场带来更大压力。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24日报道，由于旨在抑制影子银行的新措施促使大银行储蓄资金，中国金融体系本周遭遇现金流紧张，这凸显出政府降低债务的举措存在出现意外后果的风险。
报道称，银行日益依赖动荡的短期资金进行放贷和其他投资，而非依赖客户储蓄，分析人士已对这种做法的风险提出警告。
收紧流动性使得七天期回购利率21日达到了三年来的最高点。
据当地媒体报道称，21日一些小型农村银行货币市场贷款出现了违约，促使央行向它们提供应急资金。央行注入的资金缓解了问题，但是七天期回购利率23日依然达到5.4%。
中信证券一名分析师说：“实际流动性是足够的，问题在于预期。市场为此感到紧张。每个人都在问自己‘会不会有没看到的问题’或者‘会不会有某种惩罚措施迫使机构抛售资产’。然后银行变得谨慎，停止放贷。”
综上所述，中国官方希望能把一二线城市和楼市里的大量热钱，有目的性的赶往股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楼市，是当前的基本态度。
周小川最近说了哪些话？BWCHINESE总结了10件事,句句震撼。
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全面发声，连说10件大事，对中国经济、住房、利率等，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结构和质量正在改善，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中国的高储蓄率将转化为投资。
关于货币政策
●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仍然保持高贸易顺差和低通胀，人民币不具备长期贬值空间。
关于财政政策
●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宏观政策，中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赤字增加。
关于住房
●个人住房加杠杆的逻辑是对的，住房贷款应有大力发展的阶段。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偏低，很多国家占总贷款比例为40-50%，中国大概在百分之十几左右，银行也觉得个人住房贷款相对比较安全。
关于利率
●利率政策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利率信号要清晰。要逐渐建立利率走廊，目前正在建立之中。中国反对利用竞争性货币贬值来提振出口。
关于债务
●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债务问题。债务比GDP目前比例偏高且继续增长，需保持高度警惕。
关于股本市场
●中国有强烈的愿望让股本市场有很好的发展。中国股本融资市场还不够成熟，虽有强烈发展愿望，但是不能拔苗助长。
关于金融监管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执行并不一定要求监管体制改革。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会表现出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做出调整的压力，目前正在研究之中。要防止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对全球各市场的风险传导。
关于外汇储备
●中国外汇储备会保持在合理适度水平。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短期波动将向经济基本面回归。
关于G20
●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平衡，G20将讨论全球经济和政策考量，将加强协调以促进全球复苏。

3. 在严重失业的背景下,实行本币贬值为什么会加剧通胀

什么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指实行低利率政策，减轻企业贷款、融资成本负担，释放居民储蓄，鼓励和扩大消费；实行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放开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控制，促使信贷资金，快捷、顺畅地支持经济发展。

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我国十多年来在货币政策总称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此举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就是要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货币供给取向发生重大转变。

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货币供给取向发生重大转变。

其实，在今年年中货币政策已进行了灵活审慎的调整，9月份后央行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方法

人民银行将继续实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既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预期，也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政策操作，努力维护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周小川在报告中介绍了下一步七大金融宏观调控工作：

一是拟定保证金融稳健运行的各项应对预案，建立完善国际金融危机监测及应对工作机制。

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演变的监测，重视与其他主要央行的沟通。加强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密切关注国内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及时制定完善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预案，努力避免和减少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二是继续改进流动性管理，保证市场流动性充分供应，引导货币信贷合理投放。

结合国际收支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将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制定完善银行体系流动性支持应急预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指引，优化信贷结构。

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根据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调整信贷投放的节奏和力度。同时将总量调整和结构优化相结合，在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加大对“三农”、就业、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要加强对信贷投向的监测指导，确保贷款投向符合信贷政策要求。

四是结合地震灾后重建进展情况，制定金融支持政策。

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在坚持商业化运作和风险可控原则下，积极满足灾区信贷资金需求。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房重建贷款指导意见，通过机制创新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户住房重建的有效贷款需求。继续通过支农再贷款增强灾区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研究拓宽优惠利率支农再贷款的使用范围。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专项票据兑付的政策扶持力度。

五是加强对房地产金融的监测，改进房地产金融服务。

建立健全房地产金融监测机制，密切跟踪房地产市场发展态势。简化和规范住房贷款制度，理顺住房消费贷款政策。引导商业银行科学评估房地产业的风险，在完善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支持房地产业的合理有效信贷需求，促进房地产信贷市场平稳运行。

六是加强价格杠杆工具调控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合理运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实施调控，稳定市场预期。加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更多地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积极推动外汇市场发展，丰富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七是加强外汇管理，防范短期资本流动冲击我国金融体系。

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管理，完善针对不同流出流入渠道的管理措施，防范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加强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及监管，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对外投资体系。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其中心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确定十项措施是：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 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就是要以提振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其中，今后两年多时间内约4万亿元新安排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为直接。

“这一系列政策调整，释放出"保增长"的强烈信号。政府投资将会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市场信心将会进一步恢复，我国经济完全能够保证平稳较快增长。”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认为。

扩大投资规模优化结构并重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在1998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度启动。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此次财政政策从“稳健”转“积极”，意味着我国将再度加大财政支出，扩大投资规模，其政策力度大、效果直接，能有效刺激经济。

十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可以看出，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着眼于拉动经济增长，更强调了夯实基础、保障民生，体现了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举。此举既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应急之策，更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

货币政策已灵活审慎调整

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我国十多年来在货币政策总称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此举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就是要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货币供给取向发生重大转变。

其实，在今年年中货币政策已进行了灵活审慎的调整，9月份后央行连续三次降低利率，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

扩大内需，眼前靠投资、长远靠消费。从十项措施可以看出，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为消费创造条件，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等更是直接拉动消费的举措。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成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一大亮点。

这次中央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将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避免重复建设；既有利于拉动当前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能有效扩大投资，又能积极拉动消费。

民生工程作扩大内需重点

在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国家将通过增加政府投资，集中解决民生等领域的历史欠账，加快办成一批人民群众热切盼望的大事、实事。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也是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有效办法。通过把民生工程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在加强社会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重大基建为经济发展添后劲

这次公布的十项措施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未来我国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

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增值税改革减轻企业负担

按照部署，要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据测算将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减少重复征税因素，降低投资成本，可以有效地鼓励投资，增强经济活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斌认为，全面施行增值税转型必将有利于企业经营和利润的增加，也为企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
宽松型货币政策的实施策略1

宽松型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放宽对货币供应量的限制,充实市场的流动性;通过调低利率水平,降低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提高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央行目前的措施是有效的,在对市场流动性的阻吓心理形成后,小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既可以刺激投资需求的增长,又迎合全球金融政策调整。对近期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建议有:

1、正视通货膨胀的输入性。

央行和国内其他权威机构都认为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压力是输入性的,并且其“输入”后并没有引发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危机,而只是与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相结合,形成了结构性通胀压力。如果输入性、结构性通胀压力的认定成立,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的大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压力的源泉已经或即将发生剧烈的变化,通胀压力的“输入”已经变得不可持续了。而国内的结构性通胀压力自然有结构性的政策措施予以纠正和控制,作为对总需求有直接影响的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手段可以在通胀率尚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去应对新的外部冲击和总需求扰动等问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与国家反通胀的政策主旨相背离。

2、参与全球金融政策协调,适度调低利率。

央行实施降息的政策同时兼顾内部和外部经济调控的效果。内部效果主要是指降息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和生产积极性,并适度补偿企业劳工和生产资料成本的提升;外部效果是指在全球主要国家都处在降息周期时,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较高的名义利率,容易激励外部游资继续涌入中国,持续抬高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形成新的风险源泉。此外,适度的降息并不会导致国内现行通货膨胀压力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重新加剧。降息在现阶段主要刺激的是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不明显,不会直接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对于房地产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市场需求不足,适度的降息可以逐次击发各个层次的有效需求和供给,避免“断供潮”的发生和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3、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自救能力,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直接作用于银行系统的高能货币,对于紧缩银行的信贷资金的效果明显。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中小银行的海外投资纷纷出现风险,甚至已经形成了巨额损失,这一损失使本就资金规模有限的中小银行资金链崩紧,企业的信贷能力和盈利能力都受到了较大的束缚。为避免来自银行领域的流动性紧缩,央行需要根据危机的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的贷款发放和盈利水平,提高银行的自救能力。

4、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

在美国次贷危机全球化的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机构发挥了重要的援助和缓冲作用,而在欧美及东亚各国的救助政策中,提升存款保险上限对于保持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我国的银行体系事实上拥有着国家给予的隐性主权信用,这种信用即使银行在其经营中存在明显的“道德风险”,又使财政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和责任。适时探索中国式的存款保险制度,构建兼有保障和监督性的存款保险机构应是央行在下一阶段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
美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2

宽松货币政策孕育泡沫雏形

之前美联储向市场注资、降低贴现率等措施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举措，受深层次中长期风波影响，美联储不得不采取超预期的利率政策。这使得市场意识到美国经济受信贷危机影响已超出早前预期，美国货币政策再次由紧缩向扩张转型。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一般而言，在经济上行阶段，应采取旨在控制通胀的紧缩政策，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则应采取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政策。美联储降息显然遵从着这一规则，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有悖于维持物价稳定目标下货币当局最重要的调控理念。

降息弱化金融市场风险调控

降息导致金融市场风险控制进一步弱化。对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来说，市场泡沫破灭在宽松货币政策扶持下可能并不彻底，前期美联储降息预期已经使得市场风险再度重现，如9月8日当周的美国房屋抵押贷款申请增长率为5.5%，继续高于8月31日的1.3%，美联储大幅降息无疑会给房贷市场持续扩张创造更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为今后风险埋下更深的隐患。货币体系稳定形成冲击。事实上，美联储宣布大幅降息后，美元持续贬值，并一度创下历史新低，非美货币走高，套利交易盛行。美元中长期贬值无疑将加重外汇市场的波动性，并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储备资产安全、汇率制度稳定和收支调节有三个层次的内涵，而美元贬值以及油价和金价的波动将恶化这三层内涵，并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形成极大冲击。金融市场诸领域充当膨胀分子用长期眼光来看，美联储出人意料大幅降息的举措是相对激进的，未必会有利于未来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最终可能对美国经济实体构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在逐渐消化此次降息效应后，国际金融市场将面临更大的恐慌。美元汇率的信心的缺失、市场恐慌心理的增加有可能会加剧国际金融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全球金融风险扩大、竞争压力上升，其结果可能会增加未来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加深金融危机。

信贷危机根源难以化解

从货币市场来看，美国次级债问题已经使得全球贷款成本上升，致使许多投资债务证券的基金和银行出现巨额亏损。这时候降低借贷成本，可能会缓解信贷紧缺的压力，但由于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对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价值和品质的不确定性，而导致抵押贷款损失的直接原因就是数年来的超低利率和宽松的放款条件，因此，在运用结构金融工具的背景下，过度放款、过度杠杆操作促成了金融体系的高杠杆状况。然而这些金融体系的固有问题并非一次降息就能解决。近期全球主要央行未能促使商业银行恢复互相拆款的信心，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市场的流动性尚未恢复到8月信贷危机前的状况，这令市场对央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调控能力产生怀疑。

美元贬值加速非英货币升值

从汇率政策角度分析，美国降息缓解了亚洲对美国经济放缓将抑制出口需求的担忧，从而支持对亚洲商品的需求。美国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市场，但如果美元处于疲势时间过长，亚洲决策者可能将面临本币升值加快，美元资产贬值以及出口受损等局面。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明之际，亚洲决策者有必要关注本币升值过快问题。

他国货币政策受到限制

美联储降息传递了经济陷入衰退的信号，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暂缓原升息计划，为呼应全球信贷危机向金融体系大量注资。鉴于全球信贷紧缩危机开始冲击更广泛层面，欧洲央行可能会于年内放松银根。而随着英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回落，诺森罗克银行(Northern Rock Bank.)挤提事件的出现，流动性问题促使英国央行暂停加息。日本央行则正在等待更多数据来证明美次级抵押贷款问题不会危及央行对日本经济温和成长的预估，目前隔夜拆借利率交换合约显示，日本央行12月升息的概率为55%，1月约为65%。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草稿中已经将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0.4个百分点，并建议欧洲央行暂时维持利率不变，以防止市场动荡导致经济增长和通胀面临下跌风险。而且，IMF建议一旦这些风险消除，则有必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实际上，自2006年以来，随着有关美国经济、利率与汇率争论的升温，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金融风险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美联储过激的宽松货币政策值得我们深思。

泡沫膨胀边缘触及中国

考虑到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连续降息政策的可能出台将连带经济各个领域负面问题的出现。当前影响美联储政策决策的主要因素仍是金融市场信贷稳定和抑制房地产市场加速下跌问题。笔者认为本轮美联储远未结束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历程，到2008年一季度末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可能达到4.00%-4.25%，对此，我们应当重点观察商业票据和三个月国债收益率的情况。美联储降息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泡沫化的加速器，并且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美贸易顺差将面临很大的变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为流动性过剩支付巨额成本

目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积累了大量流动性。美联储停止升息脚步，日本长期维持零利率或者低利率，欧洲央行为了阻止本币升值步伐放慢提高利率的节奏。这些快速增长的流动性绝大部分都可能流入到了中国为主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并不在于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于持续多年的“双顺差”。在持续“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大量的热钱乘机涌入中国，并产生与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同样效果。统计资料表明， 2003～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新增额为7798.9亿美元，而同期的贸易顺差额为3369.5亿美元，仅占43.2%，同期的非贸易顺差外汇流入则占到了56.8%，为4429.4亿美元，央行为此投入了超过3.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如按5倍的货币乘数计算，这形成了18.2万亿元的广义货币，比同期广义货币16.1万亿元的增长还多出2万亿元。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和外汇流入不断增加，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增加为流动性过剩支出的成本。

游资促成非理性繁荣

今年以来，为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问题，我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整利率和准备金率。在美国可能进入降息周期的前提下，我国如果继续加息将可能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中国，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国外汇储备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增加央行调控通胀的货币政策难度、加大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的压力。应该说，游资的进入将在国内包括房地产市场、股市在内的领域产生更多的泡沫，“非理性繁荣”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央行不得不在中美利差、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做出选择。

诚然，一旦国际泡沫膨胀到中国，作为中资金融机构，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是因美国货币政策变化促使海外投资构成的潜在影响，如可能采取加强对资本流入监管以缓解降息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压力；

二是美元持续贬值引起的外币资产风险管理问题，包括汇率风险和信用风险，需要通过调整资产组合及时止损；

三是关注国际游资对中国股市和房市的冲击，主动防范信贷风险，尤其是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

4. 中国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发表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署名文章。周小川在解读十九大报告时，重点围绕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表现、成因及对策展开论述，着重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在周小川的文章中，透露着未来金融行业发展大的政策方向，包括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这是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未来抉择；金融监管还会进一步强化，除当前实行的加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互联网金融监管外，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非法金融活动和乱办交易所等乱象严格监管，以及加强对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的利益输送行为的问责也是未来监管重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也将进一步加强，央行将在维护货币稳定的职责上进一步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意味着其权责进一步提升；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去杠杆会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会放松，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将进一步推进。

此外，周小川还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未来监管的几大重点领域，“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周小川则强调，党的领导要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这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系统性风险可以用贝塔系数来衡量。

5. 求2005年以后的网络银行发展的统计数据

面对新汇率环境经济主体要主动校正行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时网·金融时报

FN记者 黄丽珠 摄影 黑土

编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十一个月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有序过渡，平稳运行。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即将一周年之际，由本报与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金融学会共同举办了“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专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是“江苏金融发展高层论坛

”的开坛之作。其意在促进区域金融和社会经济发展，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总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决策参考。以论坛的形式发布最新理论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论周刊》实现理论与实践更大范围的结合，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金融良性互动之策。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江苏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银监局、各商业银行、有关高校、企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与会并作了精彩演讲。此次研讨会由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魏革军博士主持。

为汇率形成机制营造适宜的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 孙工声

随着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推进，各类经济主体将面对愈来愈大的机遇和汇率风险。在此情况下，各类经济主体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提高风险意识，学会运用各种避险方式，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努力提高汇率避险能力。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应作出相应调整，为实体经济营造有利的环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为汇率改革创造良好的氛围

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升值趋势的经验和教训显示，汇率改革中从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的增长路径转换才是至关重要的。从江苏的情况来看，要加强财政、金融、税收、投资、贸易等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对发展内需和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将投资为出口服务的循环，转变为投资为消费服务的循环，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今后一段时期，针对目前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建议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可考虑通过税收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二、加快外汇市场建设，为各类经济主体规避风险提供有效渠道

要进一步加快外汇市场建设步伐。允许不同交易目的的主体进入外汇市场交易，提高外汇市场的竞争程度，同时为使市场参与主体具备风险管理能力，应适当增加汇率期权等衍生工具，拓宽经济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渠道，从而增加经济主体的选择，以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的投机行为，也使市场对人民币的价值定价更加真实、准确。

三、引导企业主动适应汇率变化，适当运用金融工具规避风险

企业要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培养和引进相关的专业人员，增强处置汇率风险的能力，增强对外汇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时，企业要加强成本核算，控制费用开支，进一步扩大利润空间。并且应注重科技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尽快实现产业升级。

四、银行应积极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提高风险定价能力

商业银行应适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形势和要求，抓住外汇市场快速发展和企业汇率避险需求迅速增长的机遇，正确处理改进金融服务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增强服务意识，创新金融产品，推出适应不同需求的外汇避险工具，并相应拓宽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期限设置。

要关注和重视货币流动性和汇率弹性问题

金融时报社总编辑 宋辅良

今年5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汇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还清楚地阐明了“市场供求”在新体制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到深化外汇制度改革要用“创新手段”等。对“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涉及，比如QDII，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金融创新。

近来，我国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问题有加剧的态势。使得货币流动性、汇率弹性与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等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虽然有国内金融结构的原因，但与美元流动性过剩在中国汇率需增强弹性情况下输入有着紧密的联系。巨额外汇储备占款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是目前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之一。

综观国际社会，美元的泛滥只能输入到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且在汇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国家。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不仅外部通货膨胀可能会输入我国，而且外部的资本价格、商品价格变化都将传输到我国，对此,我们要进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应对。

当前，汇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预定目标向前推进，我们要努力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不断完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使之成为政企分离、可独立承担金融风险的主体；在国内逐步推出外汇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险产品，为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规避外汇风险奠定基础；依靠收入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组合，扩大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发展。这里，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要重点关注经济微观主体——银行和企业对汇率改革和汇率变动的反映，关注他们的反馈，这会使汇率形成机制有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

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尽管在短期内变动的不确定性较大，但从中长期来看，基本呈现出人民币升值的“渐进性”格局。就是说，人民币升值的方向是可预期的。这就给外贸出口企业留下了一个“学习期”或“适应期”。对于外贸出口企业来说，与其说面临汇率不确定性风险，还不如说是面临能否如期消化汇率升值成本的风险。因此，要求外贸出口企业在“学习期”或“适应期”内，增强汇率风险意识，加强自主创新，挖掘内部潜力，调整产品结构，并学会运用汇率避险工具。金融机构则要积极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和工具，加强对外贸出口企业的培训和咨询，为企业汇率避险提供优质服务。

在高度关注汇率风险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通货膨胀的风险。近年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已先后在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等诸多方面均有明显反映。之所以尚没有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充分反映出来，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业产能过剩，市场过度竞争；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并不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供应充足等。特别是由于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国内商品市场价格受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商品和国际市场商品的价格联动效应日益显现。如果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不上涨，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也难以有较大幅度上涨。

不久前央行已采取了提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的调控措施。显而易见，不提高存款利率是为了促进内需，同时防止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提高贷款利率是为了抑制贷款需求，控制信贷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扩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机构放款动力。因此，提高贷款基准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义在于发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贷款过快增长的强烈信号。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趋势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欧美等主要贸易国进一步加息，就会给我国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腾出空间。银根收紧和利率上升，将对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以及资产和商品价格的上涨，起到有力的遏制作用。对此，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应有所预期和准备，密切关注经济金融走势。

周小川行长针对汇率改革指出：“各类经济主体要主动校正自己的行为模式以进一步适应弹性增加、波动加大的汇率环境。”可以想见，随着人民币汇率日益走向弹性化、市场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类经济主体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再过一个月就是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周年，在这个时点下，召开“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专题研讨会意义深远。与会各界人士就汇制改革后，经济微观主体如何适应新的汇率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有效规避汇率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众多观点的交流和碰撞，生产了许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动了人们对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等问题的认识，这将有力地推动这项改革的深入和发展。

市场化是外汇储备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苏银监局局长周忠明认为，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三元悖论”，一个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与固定的汇率制度之间，最多只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事实上最终的和最大的外汇需求方和供给方。既要稳定的货币政策，又要保持相对适量的外汇储备，这双重角色的冲突使得人民银行必须有所取舍。

人民银行是专司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外汇制度应该服从并服务于货币政策。因此，人民银行在外汇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转变，将外汇的供给和需求还给市场和大众。简而言之，就是要将目前的藏汇于人民银行转变为藏汇于人民和银行。

藏汇于人民和银行，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市场化的又一重要进程。市场机制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参与者的偏好。藏汇于人民和银行，就是希望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消化央行手上过多的外汇储备，让国内投资者更便利地进入外汇市场，表达多元化的偏好。外汇市场要由行政性的集中决策向市场化的分散决策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韩红梅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指在中国现有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一种制度创新。国际上已经有成型的外汇市场和外汇产品，像掉期、远期、期权、期货等。所以，在产品创新方面，我们还处于学习阶段；就制度上来讲，国际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产品、避险产品的制度。我国的金融创新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增强企业、银行和各类经济主体的竞争能力。

而要想实现金融创新，首先要在观念上创新。政策制定者要认识到不同交易主体在市场发育过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断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并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企业要从企业成本核算方面进行观念更新。虽然企业利用远期结售汇来规避风险的比例在增长，但是，占总交易量还很低。银行需要在人员配备、会计核算、技术支持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国外市场主体追求高附加值产品，而我们可以用渐进的方式做好基础性产品，培育市场后再逐步走向高端产品。

其次，从外汇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约束、增强金融创新，需要加强行业组织的作用。对于监管和政策设计、管理者，需要不断增强监管能力。同时，在设计产品方面，要加强对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外汇管理局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为商业银行和企业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我们将努力为更多外汇市场新产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场发展空间和配套政策措施，推进我国外汇市场的健康发展。

不断增强对汇率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魏革军博士认为，经济主体的灵活性、适应性，是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在渐进改革的战略下，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与各类经济主体的适应程度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汇率本身的变化上，应着力观察汇价背后所隐含的深度和广度变化。一年来，我国经济金融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外汇市场产品和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各类经济主体对汇率改革适应性逐步增强。这些变化本身体现了我国关于汇率改革渐进性、可控性和主动性原则，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

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并没有根本缓解，经济主体的适应性也有待增强。这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必须看到，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和汇率问题，需要政策、市场和国际协调多方面的努力。今后一段时期，要尽快减少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所带来的扭曲，逐步消除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非理性繁荣，同时，不断完善、培育和深化外汇市场。此外，还要重视外汇改革及其相关政策的沟通，为市场主体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适应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国汇制改革的远景目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裴传智认为，我国汇制改革的远景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从局部可兑换到最终完全可兑换；另一个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变成把市场供求作为主导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价格，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这是市场规律。市场供求的力量在市场中是最基本、最主导的力量。它的不平衡会引起波动，即引起金融危机或者金融风暴，所以，我们要尊重市场的供求规律，把市场供求作为汇率最终的主导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宏观调控，放眼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放弃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是调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场经济越不发达，越不成熟，调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场经济成熟时，更多的是用利率来调节。

那么，汇率制度改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呢？汇率的波动会带来风险，这就需要我们规避风险。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就必须学会规避和管理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有紧迫感，加快掌握和运用避险工具，同时也给银行的中间业务进一步打开了空间。

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我们知道，汇率变化以后，即期汇率或远期汇率怎么确定，它有成型的经济理论。但在汇率决定模型中，我们现在知道的主流理论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变量而已，而在现实中，操作这些避险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个挑战就是需要知识的创新和人才的创新。第二个挑战是制度方面的创新。在制度创新方面，一方面监管部门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创新；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内部制度上也要多创新。第三个挑战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险工具。所有的避险都需要工具。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只有远期和互换，下一步我们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风险控制为保障实现银行业稳健发展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郭宁宁提出，外汇业务是中国银行的传统优势，如何应对汇制改革带来的变化，是中行关注的重点。汇制改革以后，中行敏感地意识到市场对产品创新的要求，注重研究并及时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外汇避险、保值、增值的相关金融产品，帮助企业和个人合理运用金融衍生产品规避汇率和市场风险。2005年中国银行及时推出人民币货币掉期业务，并成为全国首家拥有开办银行间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交易资格的银行。中行江苏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叙做了全国第一笔人民币货币掉期业务；研发并叙做了公司及个人人民币结构型理财产品，向市场推出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新产品———补贴式售汇(NDO)和提升式远期结汇(三角形NDF)；完善国际结算远期结售汇产品，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人民币押汇业务、(假)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等业务；研发“出口全益达”、“进口汇利达”、“国内综合保理”等国际结算新产品，积极向客户推荐贸易融资产品等。

当然，由于人民币目前仍属于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虽然从产品角度有很多的国际化经验可以借鉴，但是，鉴于国内汇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渐进性，目前有效规避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风险，或者结构较为复杂的理财产品需要银监部门进一步的审批通过。所以，总体上来说，银行和客户操作空间还很有限。

新汇率制度下银行业的风险管控

南京市商业银行副行长禹志强认为，在未来几年里，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政策理念，将贯穿汇率制度改革的始终。汇率制度改革进程的加快，向国内银行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针对汇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银行应采取以下对策：

1、加快观念转变，增强适应能力。在市场营销、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考核激励等方面及时做出调整，应对变化。2、加强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国内金融市场利率走势的跟踪分析，为风险产品的定价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3、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要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4、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提高创新能力，将外汇市场的成熟产品复制到本币市场来，从中挖掘获利的机遇。5、抓住市场机遇，大力发展个人理财产品。6、利用差别定价策略提高利润，降低风险。商业银行可根据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风险灵活定价，实现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自身利润的目标。7、推动本外币交易一体化。通过本外币市场不同工具的组合运用，实现对冲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目标。

在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之间寻找平衡

英国渣打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陈莲英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内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央行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这固然减缓了一次性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风险，但货币市场的浮动利率制度与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时存在，也造成了一些问题。

以刚刚过去的2005年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存款高速增长，贷款增速却有所回落，这两项因素导致银行资金过剩。在资金过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动的货币市场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据统计，在2005年3月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之后，银行间市场利率以及1日回购利率迅速走低，并在5月之后持续连绵的阴跌态势。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由于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调后的基础不变，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不变，货币市场连续阴跌，在2005年的很多时间里，便出现了货币市场主要投资工具利率与存款利率倒挂现象。对我们银行来说，存、贷款间的利差意味着盈利，持续下跌的货币市场利率则意味着损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采取措施推动货币市场利率上行，并有序地进行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这对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有正面影响。

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策略选择

江苏苏美达集团董事长余本礼在发言中说，去年汇制改革启动当天，人民币“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间我们公司账户上收到的外汇账款，一下子缩水了近1000万元，影响还是较大的。对于习惯了汇率稳定的外贸企业来说，在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弹性逐渐增强的现实情况下，该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保证既得利益的实现是对外贸企业经营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验。为此，在充分利用现有的银行避险工具；改变贸易结算方式和结算货币；加强管理，增强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寻求政策支持，申请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

1、期待人民币汇率及早参照一篮子货币自由浮动，使企业尽快适应，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汇率风险。

2、目前银行推出的汇率避险产品种类不够丰富，实用性不强，希望金融机构尽快提供期货、期权、互换产品等高端品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金融避险工具。

3、汇率变动影响的是全部进出口企业，是“一刀切”政策，国家应更多地通过下调出口退税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进外汇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江苏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吴先满教授认为，外汇制度改革应该加紧推进，其紧迫性来自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广义市场的建立与完善角度来看，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完善非常紧迫。目前，外汇市场发展滞后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发展。在“十一五”期间，外汇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市场的改革。

第二，从广义的价格体系建立与完善角度来看，一般商品劳务价格都已放开，市场调节机制基本形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也比较完善，但是，汇率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影响了整个价格体系功能的发挥。在“十一五”期间，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把价格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要在目前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巩固成果，深化推进。

第三，从广义的国家经济实力来看，汇率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成为储备大国，但同时也隐藏了很多问题。但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为我们更多、更大幅度地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的策略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裴平教授提出，纠正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不可操之过急，要稳步前行。短期内，应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人民币对外升值压力和对内贬值压力，减轻内外价值的偏离程度。一是缓解人民币外部的升值压力。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背景下，要调节经济的内外平衡，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入手。在总量方面，可以通过刺激总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长来减轻汇率升值压力；在结构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关税水平和出口退税率，放松资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汇的限制，进一步提高国内投资率，以及扩大消费、降低国内储蓄等。二是预防恶性的通货膨胀。要求货币政策要有预见性或前瞻性，避免货币在传导过程中偏离目标，适度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三是增强公众对汇率变动的心理准备。在内外部压力减轻和公众有心理准备时，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可以暂时缓解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偏离程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短期内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为长期内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纠正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奠定基础。
参考资料：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26/09382680728.shtml

6. 上海有可能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吗

我认为是可能的。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让世界各大金融中心都陷入风暴的核心难以自拔。而已经率先看到经济复苏曙光的中国，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强烈愿望。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将在这次危机后发生重大变化，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比较优势，将促使来自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迅速崛起。经济学家吴晓求甚至预言：“纽约、上海、伦敦将会成为新世纪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且不论这一挑战的艰巨性如何，上海无疑已经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迈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步。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早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全球应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共同倡导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均衡的多元化，维护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G20峰会时表露，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将积极参与重塑国际金融新秩序。
大国崛起金融助力
在学界，关于中国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崛起，也是焦点话题。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的金融市场受到重大冲击，大量人才流失，机构缺乏资金，这就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会，尽快改善市场环境，迅速推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日前表示，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在这次危机之后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纽约、上海、伦敦将会成为新世纪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国已经完全具备成为新世纪国际金融中心所有的条件」。吴晓求表示，如果说中国没有新世纪的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崛起还是难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难以完成，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金融崛起必不可少。
汇丰中国区行政总裁翁富泽（RichardYorke）表示：“由于中国有望比其他任何大型经济体都更快从经济下滑中复苏，因此中国以及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很可能将得到提升。”
追星超港路途仍遥
当然，无论中国能从全球危机得到什么比较优势，要使上海转型为足以媲美香港和新加坡、甚至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道路相当漫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大趋势，但不要期望在短期内就发生。
因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不是短期能改变的，发达国家所掌握的大量技术专利和资本货物上的绝对优势，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所以，中国必须做长期努力的准备。
陆家嘴论坛简介
每年一度的上海经济盛事-「2009陆家嘴金融论坛」本周五将拉开帷幕。是次一连两日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将有百余位境内外重量级政治、学术界名人与会。包括中国国务院有关领导、「一行三会」及上海市主要官员、中国主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国内着名专家学者，以及全球重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国际经济组织领袖、国际着名金融机构高管和金融学者、市场运作专家都将与会发言，探讨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政策、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展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金融新格局下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本报获论坛授权作为境外合作媒体，将全程报道这场智慧的碰撞。
金融中心排名东京悉尼剧挫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城市悲观地宣称自己的经济状况将恶化至几十年前的水平。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纽约市政府就曾对记者表示，本地经济可能倒退至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的水平。自从去年以来，华尔街的损失已经超过360亿美元(约2,800亿港元)，其雇员数量也减少了四分之一。
伦敦纽约居前二
因海外需求锐减和日圆不断升值，主要靠外需拉动的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目前正经历35年来最严重的衰退。日本政府去年12月份的经济报告将当前景气状况描述为「正在恶化」，这是7年来首次作出这种评价。欧盟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欧元区15国经济下滑1.5％，这是欧元区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表明欧元区经济衰退程度进一步加深。
不过，根据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指，尽管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大金融中心遭受重创，但伦敦和纽约证明了他们比实力相近的竞争对手更具适应性，二者依然高居世界金融中心排行榜前两位。在这个3月份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上，伦敦以781分高居榜首；纽约以13分之差屈居第2；新加坡687分排名第3，香港684分名列第4，苏黎士659分和日内瓦638分排名第5、第6。
京沪排名未提升
另外一些城市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剧烈。东京和悉尼排名大幅下降，东京从第7退居第15，悉尼从第10降至第16位。一些原本在榜单内属于「二线」的城市正在迎头赶上--与东京和悉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加拿大温哥华和蒙特利尔，分别上升5位，晋升至第25和第26。
令人瞩目的上海和北京并未因为金融危机而大幅提升排名。亚太地区，上海排名第35，下滑1位；北京51，下跌4位；首次纳入调查的台北、吉隆坡及曼谷，分别排名41、45和50；此外，汉城排名53，滑落5位。
沪建金融中心倾向「大国模式」
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战略性布局调整往往是与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相一致。例如，工业革命后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崛起；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印度、东盟、东北亚的突出表现，使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战略性调整将趋向于亚太地区。
「大国模式」基础内需大
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其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一般而言更倾向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上大体有两种：一是「大国模式」，即凭借足够大的内需推动一个大而全的金融体系全面发展，比如纽约、伦敦和东京，其金融中心的形成依赖强大繁荣的经济基础，包括大规模的经济腹地、快速增长的贸易量和内需。
另一种发展模式是「小国模式」，即专注于发展有专业优势的金融业务，以此建立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金融地位，如瑞士苏黎世和新加坡。
大国模式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例。伦敦在18世纪初成为贸易中心，国内进口商品的80%和出口商品的70%都经过伦敦，后来40%的国际结算使用英镑，英国的海外投资占西方总投资额的一半，借助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伦敦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美国经济在两次大战间的崛起，1929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由1913年的38%上升到48%，纽约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担负了向国际市场融通美元资金的角色，并以国际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的繁荣，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
新加坡采用「小国模式」
在小国模式方面，以新加坡为例，其经济规模不大，但具有非常完善的司法制度，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很高，在私人银行业务、账户管理及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走在亚太区的前列。其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和衍生金融工具日成交量可占全球的7%。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上海显然走的是「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大国模式」。
世界格局骤变海啸危机中各地「金融中心」提速撬动经济力争上游
4月29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沪权威解读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细则」……全球金融海啸肆虐，内地各省市建设金融中心却健步如飞。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关于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和变革世界金融格局的革命性思潮，正在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话题；另一方面，金融业作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支点，正契合了内地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大计。金融「危机」变为发展「契机」，而在这波金融中心建设热潮的推动下，内地金融版图的整体布局已具雏形。
近年来，在内地经济转轨和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过程中，内地各经济中心城市争建金融中心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式确立为一项国家战略以来，旋即拉开了建设金融中心的序幕。中国加入WTO以后，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天津、重庆、武汉、济南、广州等城市相继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设想。据内地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加上最近这轮金融中心建设「冲击波」，截至目前，内地提出要建立国际、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多达90个。
而内地金融中心建设的整体布局也已初步显现：上海、北京和深圳分别依托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天津、广州、杭州、南京、重庆、成都、西安等经济中心城市对区域金融资源集聚的作用也在逐渐加强。
良好的地理位置，国家的支持，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发展等等条件，使得上海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变得可能。

7. 十七大关于利率问题

周小川：稳定通胀预期 避免长期负利率局面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央银行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高端访谈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灵魂与精髓，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和推进人民银行各项工作

●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不断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努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大力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努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今后五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推进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促进金融市场产品创新和管理模式转变，深化金融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努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把应对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作为当前及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完善和创新政策工具，适当加大调控力度，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同时提出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等等。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灵魂与精髓。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和推进中央银行各项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关键。为此，本报就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央银行工作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伟大战略思想的一系列要求，您认为这对于央行今后的工作有何指导意义？

周小川：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是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实践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认识得越深刻，把握得越准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行动才能更加自觉，更加坚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灵魂与精髓，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和推进人民银行各项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做到“四个坚持”并落实“四点要求”，是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重要指导，也完全符合金融业实际。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方面，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一般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坚持多重目标，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方面，首先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稳定通胀预期，坚持币值稳定，其次要考虑推动就业，促进和支持消费增长；在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央银行工作要注重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多个目标之间的全面协调；不仅要看当前的重要经济指标，更要看时间序列及其外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坚持统筹兼顾方面，应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要坚持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通盘考虑，协同推进。人民银行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央银行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内化在头脑里、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到工作中，深入扎实地做好金融调控、金融改革、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工作。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过去五年来，人民银行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周小川：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不断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努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大力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努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五年来，我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分工协作的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金融业总资产大幅增长，金融机构资本实力、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一些酝酿多年、涉及全局、难度很大的改革顺利实施，金融业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在过去的五年里，人民银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先后14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7次调整存款利率、8次调整贷款利率，有效缓解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使货币信贷总量基本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调控中，强调更多地使用市场化手段，完善和创新政策工具，如发行央行票据、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发挥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的作用，加大对农村金融、助学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的支持力度，限制对“两高一低”及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下，国有商业银行、汇率形成机制、农村信用社、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等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平稳完成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工作，积极探索建立了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依托银行间债券市场大力推动直接融资发展，推出了企业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次级债、混合资本债券、重整资产支持债券、浮动利率债券和利率、汇率衍生工具等创新产品，进行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试点，允许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试点，大力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满足了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的融资、投资和风险管理需要，金融市场在规范和创新中加快发展。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支付系统建成并在全国推广运用，信贷征信、国库体系不断完善，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回顾五年来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认真总结和思考：一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思考、研究和解决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二是凝聚各方面对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开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高度共识，全面认真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决策。三是必须更加注重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现改革力度、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与经济社会可承受程度的有机统一。

记者：您认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人民银行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周小川：今后五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推进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促进金融市场产品创新和管理模式转变，深化金融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努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具体来看，一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努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货币政策要注重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多个目标之间的全面协调，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二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从根本上转变经营理念、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提高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快发展企业融资产品，促进金融市场产品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对外交流和开放，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四是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五是深入推进金融稳定机制建设。积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体系，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维持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六是大力改善中央银行金融服务，在法律制度框架下主动为全社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七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人民银行党建工作。按照贴近业务的原则，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加强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深入推进人民银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记者：报告提出“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增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您认为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推进？

周小川：金融体制改革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继续深入推进。今后一段时期，应继续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稳步推进农业银行改革；全面规划农村金融改革，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继续推进其他金融企业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以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为核心，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记者：报告提出“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的未来取向，您有何进一步的设想？

周小川：把应对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作为当前及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完善和创新政策工具，适当加大调控力度，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一是综合运用货币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继续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同时逐步发挥特别国债对冲作用。二是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工具调控作用，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要避免长期负利率的局面；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汇率灵活性。三是进一步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指引。适当增强差别化政策引导力度。提示商业银行高度重视风险，加强信贷政策管理和风险防范，积极采取措施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宋辅良/金融时报）

8. 什么是通货膨胀，是怎么形成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股市下跌对我们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影

通货膨胀，通俗来说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影响就是购买力的下降，钞票不值钱了。
股市下跌，股民当然是损失惨重啦。

9. 本案例文本节选自《金融时报》中文版2010年11月15日的文章。请阅读后回答问题。

1.金本位制的特征是黄金是国际储备货币，国家通过法律规定金铸币的形状、重量和成色，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的含金量比例决定。黄金输送点成为汇率波动的界限。同时，国际金本位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可
通过物价的涨落和黄金的输出输入自动恢复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严重地冲击了“金本位制”。欧洲参战各国为了应付财政赤字，纷纷脱离金本位制，开始通过印刷钞票来弥补巨额的战争开支，停止纸币与黄金的自由兑换，限制黄金的流动。一战结束后的初期，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大量的公共开支来恢复经济，使大多数欧洲国家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之中，对稳定的金融环境的渴望又促使各国纷纷尝试恢复金本位制。1919年美国首先恢复金本位制。1925 年英国也恢复了金本位制度。各国恢复金本位制的直接结果是对黄金的过度需求和黄金供给的相对短缺，不得不盯住一个更低的黄金标准，通货紧缩应运而生，成为诱发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的重要因素。1930 年从美国开始的银行倒闭风潮加速了世界经济的滑坡，而金本位制在这时又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因为许多国家为了保证金本位制而努力保护自己的黄金储备，使得它们不愿为银行提供流动资金（因为政府向其本国银行提供的任何贷款都会增长私人对政府宝贵的黄金储备的潜在要求权），加速了银行的倒闭。在1933 年的伦敦会议上，各国未能就稳定法、英和美之间的汇率达成一致，标志着国际金本位制度的终结。随着二战的爆发，各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军备上，无暇再顾及金本位制的重建。
2.1944 年7 月 1 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洲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有 44 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以下称《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A、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主要任务是对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进行监督，并为成员国提供资金融通。B、实行以美元－黄金为本位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C、各国货币的兑换性与国际支付结算的原则。D、国际储备资产的确立。外汇与黄金共同构成国际储备资产。E、国际收支的调节。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美元对外价值稳定。二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三是黄金价格维持在官价水平。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天生存在以下缺陷。第一，金汇兑制本身的缺陷。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享有特殊地位，这就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而不动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和资本输出，取得铸币税；但另一方面美国也背上了维持金汇兑平价的包袱。当人们对美元充分信任，美元相对短缺时，这种金汇兑平价可以维持。当人们对美元产生信任危机，美元拥有太多，要求兑换黄金时，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平价就难以维持。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完全依赖于美元和美国经济的稳定，这无疑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脆弱性。
第二，储备制度不稳定的缺陷。这种制度无法提供一种既数量充足，又币值坚挺、可以为各国接受的储备货币，以使国际储备的增长能够适应国际贸易与世界经发展的需要。战后黄金生产增长缓慢，与国际贸易增长相适应的国际储备的增长只能是美元的增加。1960 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在其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布雷顿森林制度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黄金生产停滞的情况下，国际储备的供应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际储备资产不敷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国际储备资产过剩，美元发生危机，并危及国际货币制度。美国只能以逆差的方式为全球提供储备货币，而同时又使这一货币的币值难以维持。这种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特里芬难
题”，它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垮台的必然性。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缺陷。该制度规定汇率浮动幅度需保持在l％以内，汇率缺乏弹性，限制了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理论上成员国暂时的不平衡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通资金，根本性的不平衡则靠调整汇率来纠正，但这两者的规模都是有限的，实际的调整效力也是有限的。实际上更偏重于国内政策的单方面调节。第四，内外平衡难统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不能充分利用汇率杠杆来调节国际收支，而只能采取有损于国内经济目标实现的经济政策或采取管制措施，以牺牲内部平衡来换取外部平衡。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元汇率下跌时，根据固定汇率原则，其他国家应干预外汇市场，但这往往会导致和加剧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若这些国家不加干预，则美元贬值就会加剧，就会遭受美元储备资产贬值的损失。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逐步暴露出
来，并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这一体系的崩溃。其发展过程从美元荒到美元灾，再到美元危机，最后整个体系崩溃。
3.小川行长的所说的缺陷主要指：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
4.从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出发，我方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必须依靠两大支柱，一是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二是国际政策监督机制的改革。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一）改革SDR 篮子，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二）大力倡导SDR 的货币化使用，逐步推动其成为全球性储备货币。在完善国际政策监督机制方面，仍以基金组织为监督的核心机构，推进基金组织加强监督能力，调整监督重点，提高监督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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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ndroid+关于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的争论 进入21

答案来自“道客巴巴”电大金融学答案 随着我国银行改革的深入，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造时可能被“贱卖”的质疑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尽管以央行行长周小川为代表的大行行长们轮番否决“贱卖论”，但由此引发的辩驳似乎并未平息。或许，类似的质疑在国资改制过程中本便是宿命般难舍的“影子”，它告诉我们：中国目前所经历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贱卖事出有因关于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说法始自交、建两行成功上市。平心而论，这种声音的出现几乎就是必然的。就一般规律而言，诚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所指出的那样：“若在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者，那么股份出让的价格一般只能相同于净资产值或比之略高，但在上市过程中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出让的价格就是首发价，可以比净资产值高许多。另外，战略投资者都希望投资后银行能上市。让他们在上市前投入，就有一个今后何时能够上市和以什么价格上市的问题，这个不确定性会减弱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使得我们吸引的战略投资者在家数和投资额上都会有所减少。”事实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在私募层面，据咨询机构安邦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中国至少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几乎每家银行出售的股权比例都接近上限。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资金，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现在，工行也即将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另外，淡马锡31亿美元入股中行10的交易亦在审批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参照系，这些股权交易与未来上市流通后势必存在的价格差在一段时间内被“隐蔽”了起来，直至交、建两行上市。譬如说，汇丰曾以每股1.86元的价格入股交行19.9，这一价格相当于交行2003年末每股净资产的1.76倍。美国银行入股建行的市净率是1.15倍，淡马锡的价格为1.19倍。而在此前，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市净率最高的是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的1.8倍，最低的是花旗银行入股浦发银行的1.54倍。上市带来了直观的、可确定的价差。交行上市首日，即在募股价格2.50港元基础上涨13，此后股价稳步上扬，目前增幅已超过30。建行的情况也类似，尽管受追捧程度未及交行，但发行价市净率亦达到了1.96倍。有了前述“基础性”的事实，其他一些质疑亦开始不时耳闻。如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以工行为例，2004年该行实现盈利747亿元。用30亿美元换来工行10的股权，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在4年之内就可收回投资，而且还没有考虑到工行上市之后的股权溢价。凡此种种，结论即在于，中国的银行正被贱卖中。针对以上质疑，来自银行及管理层的声音作出了相应的回击。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指出：“两个价格（入股价与发行价）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中介机构和投资者一致认为，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仅就转让价格而言，也大大高出账面净资产，特别是考虑两家机构还承诺以公开上市时的价格买入一部分股份，平均算下来，更要高出许多。”除了认同引进境外投资者而对发行过程产生的推动外，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另从其他股东角度算了笔账。他表示，交行上市和股价上扬后，持股比例最高的国有股东受益最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上市后，交行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占比为64.74，其中财政部21.78，社保基金12.13，汇金公司6.55。社保基金和汇金公司持有股份全部转为H股，并在1年后可全部流通。按发行价格计算，财政部及汇金公司在交行财务重组时通过注资持有的股份增值1.66倍，社保基金持有股份增值47.78；按11月25日3.375港元的股价计算，则分别增值2.51倍和95。除了基于价格的估算，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就国有银行改革路径的选取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不少行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后才体会到，只有真正能够把行业、企业做强做健康，使它的竞争力提高，不用国家不停地补贴、赔钱，才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最大利益和安全、稳定。”事实上，内地金融企业究竟是否存在长期投资价值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一方面，由于政府大力扶植以及市场垄断等因素，他们经常被看作“潜在的金矿”，尤其是在估值水平类似甚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眼下；但在另一方面，不断暴露出的经营丑闻以及薄弱的治理水平又使他们饱受质疑，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在官方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存在鸿沟”。譬如说，早在去年8月，皇家苏格兰银行即表示正在考虑对中国进行投资，但在4月21日举行的皇家苏格兰银行股东大会上，有股东对拟斥资20亿英镑入股中行的计划表示不满，认为此举有违今年年初制定的争取提高股东现金回报的策略。后在8月4日，苏格兰皇家银行公布业绩并表示可能在亚洲进行投资时，其股价大幅下跌，至正式公布参股中行的消息前，股价跌幅已经超过5％。针对这种反应，瑞银分析师指出，过去5年，外资银行往往支付相当于账面价值1.5至1.8倍的价格购买中资银行的少数股权。但若根据中国各大银行的预期利润率、长期增长率和股息派发率分析，更现实的价格应该是账面价值的1.4至1.7倍。除去对静态的入股价格的担忧外，中资银行糟糕的治理水平更令境外投资者望而生畏。去年以来内地银行业包括部分已上市或拟上市银行不时爆出的经营丑闻，显示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诚然，通过股份制改造，过去的坏账可以得到清理，不良贷款率也实现了下降，但这些银行的贷款质量仍存在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情况下。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直接导致了贱卖不贱卖的争论进入了类似于先鸡还是先蛋那样无休止的境地，而这在经济学家樊纲看来就是：“不同的人，因种种原因，包括因对各种信息掌握的差别，可能对同一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大不相同的预期……但问题在于，由于预期本身的差异，最后实现的那个交易价格，只要不是各种预期中的最大值（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最大值，因为有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就总是可能有人说这个交易是资本流失，至少那个作出最大预期值的人会认为交易价值太低，发生了资本流失。”而他的建议则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反正总会有人叫‘资本流失’，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