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如何让本土品牌走向全球化
最近的调查认定，对许多公司的未来而言，全球化是影响最大的因素。根据美国管理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146个受访者中，有一半选择全球化作为未来数年里影响生意的最大因素。在最近由科尔尼公司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Louis Harris and
Associates公司发现，接受调查的778家欧洲和北美公司中，有一半以上预期在三五年内将扩大其活动的国际范围。然而，公司所做的不止是从全球着想。在Harris调查的公司中，有一半多已经扩大到新的国家市场。
区域经济成长步伐的加速，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这种快速成长率不仅改变了这些经济的规模，而且改变了其先进程度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至少，使你的公司全球化，可以大大有助于股票价值的最大化。
按目前的经济成长预测，发展中国家下世纪初在全球经济产出中占据的份额，将比工业化国家更大。例如，中国现在正以全球经济领导者面貌出现，它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到2020年，在今天的发展中经济体中，有9个将居世界15大经济体之列(见图1)。一些人预测，继中国之后，将是美国和日本，然后是印度、印尼、德国、南韩、泰国、法国、台湾、巴西、意大利、俄罗斯、英国和墨西哥。这种异乎寻常的成长的原因是：世界人口，特别是过去10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有了巨大增长，再加上生活水平和人均GDP的提高；战后贸易和金融流动的巨大增长；人们几乎普遍接受以自由经济模式来组织经济活动。
世界人口。1800年，工业化国家只占世界人口的21%；到1950年，比例增加到35%。不过这种分布情况已经快速逆转。现在工业化国家的比例下降到了15%，预期35年内将下降到11%。
贸易流的增大。两个关键因素造成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我们就在这种相互依赖之下经营。首先，贸易伙伴抛弃了支持和保护进口替代政策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其次，它们将国内经济向外国资本开放，为更多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这种结合更有效率地配置了金融和生产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作出了贡献。
自由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改革和私有化，使得发展中国家1994年能够筹集174亿美元资金，确立了繁荣的私部门，恢复了财政的均衡。金融部门减少国家调节和资本管理的自由化，加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强了一个国家经济吸引和管理外国资本的能力。稳定价格和货币紧缩政策，产生了正的实际利率(positive real interest rates)，形成了庞大的资本流入。
尽管存在这些让公司全球化的重大原因，但失败比成功更常见。虽然人们关于确定全球战略的说法和著述很多，但对于如何实施这样一种战略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却鲜有共识。为了弥补这一缺失，科尔尼公司建议考察一下，从以往发展国际性生意--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尝试中可以学习些什么教训。本文的目的是，为近期形成优越全球绩效的行动提供具体的、有根据的建议。
对调查的总结
科尔尼公司这项研究的意图，主要是为了揭示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公司在其走向全球的努力中目前都业绩不佳。我们将"业绩不佳"定义为，所取得的结果不如高层管理者的预期或推测；我们将"成功"定义为，达到或者超过了这些目标。纵贯整个研究，这种衡量办法是我们的基准。
全球化的绩效因一种双刃性的挑战而受到损害。首先，最常见的战略规划方法，未能在运作一种国际性生意中的全球性方面与地方性方面二者之间实现某种有效的平衡。其次，也是最令人吃惊的是，管理层似乎没有认识到战略、组织和执行的相对重要性。
全球性与地方性造成全球化业绩上的失败的第一面刀刃，是地理战略与影响该产业和迫使该产业发生变化的力量(我们称这些力量为产业驱动力)之间的配合问题。这种配合在全球化相对成功的原因中大约占40%。因此，聚焦于这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具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并需要长期性(3至5年)的努力。
这项研究，从我们对战略部分的考察中出现了三个问题。首先，产品战略应当非常具有全球性；就是说，这种战略不是过分强调地区和地方的变异，而应当走在那些推动你的产业全球化的力量前头。其次，区域性战略看来是在处理全球性问题和处理地方性问题之间的一种软弱的妥协。更大程度地利用区域市场和产品战略，导致全球绩效相对较大的下降。再次，由于并非所有驱动力都是全球性的(如客户服务标准)，因此最佳的战略通常是反映具体驱动力的混合解决办法。
例如，像三驾马车办法(北美、欧洲和亚太)这种传统范式是有缺陷的。甚至将亚太作为一个战略单位的做法也是说不通的。市场的特点要比地理邻近性更能使一家公司有效地发挥其强势，这种特点在新兴市场如印度尼西亚市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先进市场之间是不同的。而且，在东南亚和中国，地位已经稳固的全球竞争角色是很不相同的。可能是建立在缺乏创新和国家之间言归于好基础之上的区域主义，挡在了有效全球化的道路中间。
一种新的制定全球战略的方法，也许是确定有着共同的市场、战略或商业挑战的地区或国家集群。这种分组便于学习，也有助于转移关键性能力，而区域战略则由于力图适应国家之间的差异而使资源过于分散化。最后，我们的数据表明，无论从战略还是从支撑这种战略的组织结构来看，非常具有全球性都是较好的。
战略、组织与执行之间的相互作用传统的全球化方法是：制定一种总体性战略，然后设计所需的组织结构，最后保证公司具备让该战略形成活力的能力，我们将这种能力称为执行能力(见图3)。然而，在三五年的时间里，制定有效的战略，只占全球化努力中绩效收益潜力的40%，有效的组织结构则只贡献10%。
因此，有一半以上的全球绩效依赖于执行能力的有效发展，这种能力包括关键性能力的转移、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和基础设施，以及公司文化。执行能力看来是取得全球性成功的发动机。聚焦于这方面，不仅产生最大的影响，而且能在最短的时间框架即大约一年之内产生这种影响。
根据这些发现和其他研究的结果，没有必要遵循旧的"战略-组织结构-执行能力"的顺序。事实上，公司应当认真考虑扭转这一次序。等待一个管理团队设计出一种将公司与那些影响其产业的外部力量配合起来的战略，重新组织公司结构来支持这一战略，并设置落实这一结构的管理流程，将失去太多的时间。不管启动这种走向全球化的动力的事变或因素是否消失、变形或甚至变得更坏，某个竞争者都可能已经更快地适应，竞争优势将丧失。
执行能力中威力最大的要素，是关键性能力的有效转移。具有20%强的转移关键能力的公司，绩效能增进7%。绩效更好的公司转移关键能力要比绩效较不好的公司好22%。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公司不仅无效地转移其关键性能力，而且大多数以很多的方式定义这种能力，使得它们经常引起误解。此外，关键性能力只是反映基本能力需求(新产品开发，低成本制造和其他的基本"必须条件")，而不是竞争优势的独特来源。
另一种明显的发现是，在所研究的每一个公司，都需要全面检查人力资源方面的习惯做法，这种发现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尽管几乎所有的首席执行官都认识到，建立全球性管理的人才队伍和培养全球性领导者的重要性，但普遍来说，他们对全球性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运用和效果的评价仍可以说是无效的。因此，受访者很少认为他们已经有教育领导人才、培养他们的能力和酬报他们的有效人力资源计划，而这些领导人是未来在全球舞台上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战略与产业驱动力的配合
传统上，战略是由市场和产业力量推动的。这些力量包括像贸易壁垒、对竞争威胁的回应、规模经济、客户产品需要和客户服务需要这样的驱动力。例如，设计一种适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效应的战略的公司，学会了向贸易集团内部的公司打开大门，同时又维持甚至强化针对外来者的壁垒。不过，公司可以通过绕过或越过某些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获得某种竞争优势。
要非常具有全球性公司应当推动很具全球性的战略，而不是推动很具地方性的战略。就是说，要追求实施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的战略，这种战略超越了产业驱动力所表达的意义。一位调查参与者告诉我们："不要让本国的贵族推动战略"。我们的研究显示，比产业驱动力显示的情况超前的全球性结构和项目如果增加20%--一种罕见的情况--将导致绩效增进3%。与此同时，更多的是根据地方市场而不是根据产业驱动力来制定的战略--一种更加普遍得多的、越来越流行的方法--进展并不顺利。各种战略，走在一个地区的法律要求和客户要求前面的程度每提高20%，便导致全球绩效下降4%。
这一建议还考虑到了反映全球化驱动力的成长和执行方面普遍的迟滞。即，到了你调整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例如，在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客户服务需要的全球性质将提高82%，而这一驱动力的地方或区域方面将只分别变化26%和52%。同样，全球性竞争威胁将增加52%，而根据地方基础它们将只变化11%，从区域上看，只变化28%。
探索替代区域战略的选择方案公司应当一步调整到全球战略，这种战略以产业驱动力或战略性挑战为基础形成市场的集群，而不是根据地理形成市场的集群。一位参与调查者沮丧地说："我们已经将区域作为一种便利条件继承下来，但我们知道它们经常实际上没有好的意义。"另一位参与者承认，他的公司"如今陷入了一种区域集团的心态"。
传统以邻近性为基础的区域战略是与弱绩效联系在一起的；采用区域产品战略每增加20%，全球绩效便相应下降3%。绩效好的公司平均起来对他们采用的区域产品战略的肯定程度，要比绩效差的低19%。不幸的是，采用区域产品战略的情况很常见，而且还在增多。
以集群为基础的另一种选择，是根据产品和市场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根据其差异组成单位。这种选择可以在产业驱动力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些驱动力包括：客户需要、规模经济或竞争威胁、战略挑战的性质，如市场发展的水平和市场的规模(见图4)。因此，各个单元聚焦于市场的近似性而不是市场的邻近性，使得公司能够通过标准化和和谐化抓住规模经济的机会。
要允许混合的解决办法我们提议，公司根据产业驱动力显示的情况，对战略的不同成分进行不同程度的协调。公司的各种行业内部和各种行业之间，应当在全球性的或集群性的或地方性的基础上，不同程度上把不同功能的战略组合起来。这些混合的解决办法，依据的是这些不同的程度。这将增加全球性协调的收益，同时又保持因适应地方带来的许多收益。例如，在全球范围采购经常是成本上最有效的、战略上明智的，但销售和服务应当适应地方的需要和要求。
通过组织来强化战略
从使组织结构与全球战略配套方面，公司可以利用的杠杆相对要少些。适当的全球网络结构而不是集中化的控制，是关键之所在。
要非常具有全球性即便各种战略目前仍按对地方的反应来制定，但公司仍应当追求高度的全球协调。采用全球性结构每提高20%，绩效便增进2%。一位研究参与者评论道："由于我们从全球的观点看待我们的生意，因此更容易采取战略性的决策，而且通常涉及的权衡也得到更好的理解。"
全球性组织结构越来越普遍，但它们并没有跟上全球战略的步伐。我们调查中的绩效较好者报告，他们比绩效较差者采用全球性结构的程度平均要高出13%。
允许混合型结构正如前面所述，当人们追求混合的战略时，根据战略目标所示，向不同的生意和不同的功能管理者赋予不同的地理范围，其效果是特别明显的。这方面的目的是设计出一些组织结构，它们能强化经过选择的一系列战略。在实践中，这可能意味着单一的企业采用以全球为基础的生意和以集群为基础的生意，这种生意以全球性的、集群性的甚至以地方性的支持功能为支撑。
建立执行能力
毫无疑问，在全球化方面最好的投资是在执行层面上。我们的调查参与者取得的成功当中，有大约一半是在这一层面上贡献而来的。尽管有一种好的战略和组织结构，但执行能力--包括关键性能力，人员，管理流程和公司文化--对公司实现甚至超越其全球角色的目标而言，都产生最大的影响。
增强转移关键能力的能力公司首先必须就关键能力转向那里取得一致，然后为这种转移设置永久性机制。这一两步骤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位参与者所哀叹的那样："要是我们公司以前知道我们公司现在知道的就好了。"
关键性能力，是用来向那些地位独特和给公司带来报偿的客户配送价值的手段和机制。因此，能力并不是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本身，而是用来发展、影响和更新这种产品或服务的流程。当这样一种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时，它便是关键性的；就是说，它是难以复制的，提供其他竞争者提供的东西所没有的无形收益。例子包括：公司的生意和组织竞争力；像专利、商标和软件技术等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性但属排他性的技术产品和流程。关键性能力不仅难以有效地在各种单位之间转移，而且企业内部各部门领导常常对这些能力的界定存在分歧。
我们发现，具有20%强的能力来转移关键性能力的公司，在全球绩效方面能获得7%的增进。绩效较好者对自己的转移能力的评价，要比绩效较差者的评价平均高出22%。
正如前面所述，我们发现，对于关键性能力，各单位之间，公司与不同行业管理者之间，存在错误沟通或缺乏沟通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本研究中，我们对每位参与调查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行业领导和国别单位领导进行了访谈。平均起来，只有35%的首席执行官和行业领导就他们公司的关键性能力达成了一致意见。更令人不安的是，行业领导和他们自己的国别管理者经常只是略为达成一致意见。
因此，公司迫切需要在整个企业确定、创造、利用和更新这些能力。高层管理者必须创造和培育一种人们既善于跨越各种界限交流思想、流程和系统，又善于为这种交流设置永久转移机制的组织。本研究中很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们，这已经处在他们最紧迫的日程上："我们必须更明确地、更殚精竭虑地、更大胆果断地交流、教育和实践我们的关键性能力。"
这种有效转移的能力，受到全球性公司文化、全球性管理流程的效力和全球性人力资源流程的效力这些强点的推动。事实上，人是提高公司转移能力的能力的主要武器。然而，当过多的自主性分解给地方管理者时，它对人力资源实践的有效全球化起到了稀释作用。如果说参与调查者给全球性人力资源实践的运用和有效性都打高分，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地方管理层是在某种全球体系的框架之内工作。我们建议公司增进人力资源流程的全球性协调，这意味着减少地方自主性。
要非常具有全球性在推进全球化时，管理流程应当"冲在前头"(见图5)。高度全球性的流程，便于全球性的协调和全球性的工作方式。它们还增强了关键能力的转移，减少了复杂解决办法带来的惩罚。与战略和组织层面相比，在短期内实施全球性机制，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是由于，在全球层面上，有着更加集中的聚焦点，它从特性上看更具操作性；而且新产品开发时间更短，风险更小，争论也较少。
采用全球性管理流程每提高20%，绩效便增进2%。绩效较好者报告，他们采用全球性流程要比绩效较差者平均多出10%。
结论--首席执行官优先考虑的重点
首席执行官确实承认需要增进他们公司的全球绩效(图6)。所调查的35位首席执行官将最优先考虑的重点放在培养全球管理人才，并以未来五年内能力平均提高65%为目标。这是好消息，因为培养全球性领导者可能是眼下公司所能采取的最重要步骤。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全球性战略和全球性组织毫无意义。即便没有最新流程的支持，超前思维的、具有跨文化适应力的领导者可以管理得更好，至少目前暂时是如此。
这一目标之后，是转移最佳实践的愿望(能力提高的目标为54%)，为创新和恢复活力而培养人才和领导者(53%)，刺激关键性能力的转移(51%)和充分利用世界性的能力(51%)。这些优先考虑的重点，可以通过遵循我们的主要建议而得到最快最有效的实现：扭转习惯性的全球化次序。先建立你的执行能力，这将带动你的组织甚至带动你的战略到达竞争前沿的位置。
Ⅱ 文化经济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使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和动力。文化已成为推动市场发展和市场革新的内在动力，文化与经济越融合，文化生产力的潜能就越巨大，这也是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型经济 文化经济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型经济。现代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使多数人们用于物质生活的开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更多的钱向非物质的方向，文化的、休闲的方向消费转移。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休闲的教授杰夫瑞·戈比预测，在稍后几年里，经济结构中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80％－85％。而华盛顿地区公共策略预测部主任莫利特则认为，休闲、娱乐以及旅游业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并且席卷全世界。在从现在到2015年这段时间里，新技术和其它一些因素可以让人们把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这样的社会需要保证了文化经济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而且，由于不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文化经济将容纳巨大的劳动力，为解决就业难问题带来出路。 文化经济表现出文化经济化的特征。文化与市场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相对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文化已经很不适应社会需求；中国文化要想追赶世界文化强国，必须要走“文化经济化”这一条路。不能把“文化经济化”简单理解为牟利。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的文化市场，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化经济化”，也无法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相反，由于肆无忌惮的篡改、曲解传统文化，急功近利的“演义”经典文化，必将使中华文化遭受灭顶之灾。走“文化经济化”之路，是将市场作为发展文化的手段，目的是利用经济杠杆来撬动文化市场，利用经济手段去促进文化的“原创”和资源的开发，达到发展文化的目的。 中国的文化经济要适时地融入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和互动使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速度和规模空前增加，各民族文化都将在与他族文化的交往中吸收他族文化的精华来优化自己民族的文化，进而又会出现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趋势，全球文化也就会在冲突与融合的交互中走向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阶段。我们在文化建设中要积极吸取国际上的优秀文明成果。要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 将市场和计划两种体制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法则成为世界经济规则和相同的制度语言。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由市场经济派生出来的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等文化要素逐步得以确立，进而形成市场经济体制文化。而与此同时，应当认识到中国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观念，如重视社会公平的理念、大公无私的胸怀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没有过时，不仅不能被抛弃，还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予以发扬光大。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我们在制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时，首先就是要将这两种体制文化有机地进行整合，将市场经济的优秀理念与计划经济的优秀理念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形成有机统一的新型文化。 抓住机遇，实施经济文化一体化战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发展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一定的经济土壤必然生长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代产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极大的经济潜力，对于丰富文化生活、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自然、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较大差距。崭新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模式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一趋势,大力促进我国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着力培育文化力,提升经济力，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重要途径。
Ⅲ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中国证券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新常态概念意味着新挑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新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李扬：第一个挑战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
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具体来说，就是要解决好投什么、如何投、谁来投三个问题。投什么是要偏向消费生态，如何投是要减少负债、增加股本，谁来投是要民间资本来投。对投资进行
处理，一要做好激励机制问题，现行GDP的考核很难对政府、企业起到激励作用。二要做好基础设施投资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经济结
构、调整统计方法和计价方式，让这些过剩的产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领域中去。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
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
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
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
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中国房地产市场将经历一个五年时间的中期调整。在这一过程中，
金融问题会产生，但金融问题还不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原因在于：一是现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但还没有造成负资产。如果造成负资产就会出现恐慌性抛售现
象；二是金融机构还没有出现大面积亏损；三是中国居民借钱比较少。对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调控，我不主张采取措施，建议把过去的措施取消掉。因为过去的措施太
多，多到我们无法看到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但要采取长期措施，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十几来年来没有顶层设计，因此，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回答。
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
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
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
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
问题的方案。
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
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
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Ⅳ 供给侧改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好处
面对庞大有消费能力的市场群体，中国国内企业难以提供有质量品牌产品和高水准的服务，即使能够提供也存在不便利、成本高等各种问题。即，国内供给结构出现了问题。中国政府改革供给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目的就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提升有效供给
根据经济学基本规律，市场由两方面因素形成的，即供给侧与需求侧。围绕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供给侧强调配置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资金、技术、创新等要素，为全社会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而需求学派强调，需求充足与否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是理想的市场经济状态。当市场需求不足时，刺激投资、消费、对外贸易来促进需求增加，从而实现市场供求均衡和经济社会发展。
无论是强调供给侧还是强调需求侧，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发挥其作用都需要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2.结合国内外市场推进
在全球化竞争中，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质量。因此，中国更需要强调市场主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全国范围内，政府部门推进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普及和执行，并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加大惩治和处罚力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给予人民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确保市场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其次，中国政府加快打破国内外市场壁垒步伐。一方面，中国与一些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相关产能合作备忘录，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机遇和空间。特别是，2016年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全面实施FTA，大幅度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中国正进行与东盟FTA升级版的谈判，以及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等，有利于引导中国市场主体的生产行为和提升服务质量。
在国内，2016年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其首要任务就是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最迫切的就是促进交通便利和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有质量、信誉产品和现代服务进入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成本。
新的经济形势下，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领域，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尽管普通产品供过于求，但是个性化、定制化、公共性的消费与服务严重供给不足。地方政府应积极创新和加快弥补短板，建立和完善社区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文化、健身、教育等，从而解决基层组织的公共性服务不足问题。
对于中小企业，政府需要做好三方面事情，弥补其短板：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帮助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深圳市政府长期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包括家具、钟表、服装研发中心，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材料表面分析检测中心等;给予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的机会，包括政府采购招投标中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机会;对中小企业融资给予支持，包括优惠利率和信用担保等。
最后，要支持供应链等新型业态促进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产能、库存、杠杆都是市场主体经营过程中的行为，产能过大说明效率不高有待改进，库存过多说明产品缺乏竞争力，杠杆过高说明市场经营风险尤其是金融隐患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市场主体创新，深圳、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应用供应链新型业态，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积极创新，借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相对自由流动的背景，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以大数据为支撑，发挥规模效应，跨界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和内外体系，大幅度库存、供需、研发等环节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目标。
Ⅳ 有个有关“经济全球化利弊”的辩论，我的观点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怎样正确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和贫富分化问题 ？
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内确实存在着剥削，剥削的发展产生了贫富分化。
那么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和贫富分化呢？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剥削也一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剥削将经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发展轨迹。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从无到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社会剥削经历从有到无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认为剥削绝对不好,例如认为有剥削的奴隶社会,取代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是一大进步。
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更快更高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展生产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剥削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目前，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领域中，还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存在着剥削的现象。这一定范围内的剥削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产生了贫富分化。
一般地，社会主义是不应该有剥削的，但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殊的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我国的国情所决定，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剥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单靠国家有限的财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难以完全解决如此众多的人口的就业和生计问题。因此，引进外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这样做，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剥削，但是归根结底对社会主义有利，对人民有利，因为它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发展私营经济的时候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简而言之，我国的国情情决定了我国要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要求，多种所有制共存，在多种经济形式，为剥削现象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而目前社会主义不具备消灭私有制的物质手段，客观上也为剥削现象留下了一席之地，加之现阶段，人们对劳动形式的不纯要求，以及思想道德的多层次性，使剥削现象的存在有了客观依只要次些条件存在，剥削现象就有其客观必然性，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作为经济现象，它总是顽固地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二、
重庆市社科院院长蒋一苇在6月重庆市委举办的理论讲座上说,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更快更高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坚信人类要走向共产主义,这并不只是一种道义上的信念,而是总结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作出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认为剥削绝对不好,例如认为有剥削的奴隶社会,取代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大进步,就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种道义上的信念。我们走社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
郭绍扬
私有制是剥削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及基础。正因为如此，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剥削作为己任，并为之奋斗不息。建国以后，党力图在这方面有所前进，几十年来，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限制、改造私有制，限制、进而消灭剥削。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剥削这一经济现象却又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活之中。对此，人们议论颇多，褒贬不一。显然，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剥削，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间题，从理论与实线的结合上探讨这一现象，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有关剥削的几个问题谈点肤浅的看法。[文秘资源-www,tingko.com,找范文请到文秘资源网]
一、剥削的内涵及现阶段剥削的主要形式
1 ．剥削的内涵：理论界将剥削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说”将平均主义及一些非劳动收入都界定为剥削。本文所要讨论的狭义的剥削，即剥削是指社会上一些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有对甚至是使用权）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行为，称为剥削。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的主要形式：根据以上对剥削的定义，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我认为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表现出来：( l ）雇工：这是现阶段的主要形式。雇工经营实质上是雇主占有生产资料听有权（或使用权），通过雇工的方式以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目的一种经营活动。（2）股金：在股份经济中，有些股东不从事企业的生产和管理，脱离企业经营活动，仅凭借股金分享高额利润。（3 ）高利贷盘剥：特别是在私营借贷中，有些高利贷者以高出国家银行几倍、几十倍的利息借出。（4 ）租赁：把生产资料承租给别人，从而占有他人剩余劳动。（5）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国资本家凭借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而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有时甚至占有必要劳动。
二、剥削是让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
马克思说：”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须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资本论》，第一卷，第263 页）．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剥削产生的经济条件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为我们分析现阶段存在剥期现象指明了方向。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经济形式，是“剥削”这一经济现象产生的客观经济基础。我们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从我国国情来看，我们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但是生产力仍没有达到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而这样呈现出的生产力多层次性，就客观地、必然地导致了所有制的多层次性，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因此，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私人经济存在并鼓励其适当发展，是适应生产力水平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既然私人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根据马克思的利余价值理论，作为私营经济的必然产物— 雇工以及因此产生的剥削，就有其存在客观依据。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未具备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物质手段，这是剥削现象存在的直接根源。因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物质基础本来就十分薄弱，加上这些年来工作上的种种失误，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难免会出现资金、找术设备短缺的困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现在的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超来。要使他成为地上，合法，可以雇工。”( 1956 年犯月7 日约见民邀、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这种社会需要仍未充分满足，特别是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要坚持改革和开放，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为此，我们要采取种种措施，吸引国外资本．吸引华侨投资，大力吸收国内民众间的资本投资，这必然就会出现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济，雇佣关系和剥削现象的出现就是难免的了。
3 ．人们对劳动形式的不纯要求是剥削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成熟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由于缺乏生产力为客观基础而不能为生产者提供最好的生产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劳动者都希望以最适应本身特点的劳动方式创造能基本满足个人要求的物质财富。一方面，有的劳劝者在现行政策的允许下购买了部分生产资料，需要有劳动力为之生产；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特别是广大农村相当一部分劳动力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劳动的季节性而不能与生产资料充分结合，暂时游离于社会之外，需要寻找生产资料以获得生活资料．因此，为了加快货币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的过程，把散在的生产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私营经济的雇佣关系也就应运而生。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的多层次性是剥削现象的思想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多种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思想道德的要求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农经济思想、道德还有较大的市场。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尊重个人利益、不承认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只能是空想主义，实践己证明行不通。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下，还要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其中包括非劳动收入。
简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多种经济形式，为剥削现象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而目前社会主义不具备消灭私有制的物质手段，客观上也为剥削现象留下了一席之地，加之现阶段，人们对劳动形式的不纯要求，以及思想道德的多层次性，使剥削现象的存在有了客观依只要次些条件存在，剥削现象就有其客观必然性，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作为经济现象，它总是顽固地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三、坚持用生产力标准来评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
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而且明确了我们“要把
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显然，我们也只有运用这一标准来评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剥削现象。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激励机制。这主要表现在：
( l ）为了获得较多的剩余价值，私营经济经营者愿意把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只是挥霍浪费．这种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结果，在客观上起到了将社会闲置的个人资金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作用，可以进一步吸收闲余劳动力，优化生产要素的结合，促进整个社会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 2 ）私人经济经营者个人致富的内在冲动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经营者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选择经营方向、经营品种，根据竞争的需要，迅速调整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这有助于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多方需要．
( 3 ）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经营者往往采取内含式扩大再生产的办法，就是必须提高资本技术构成，因而必须用较先进的技术装备代替原有设备，提高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这对公有制经济无疑是一种挑战，因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4 ) ‘在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激励下，私营经济经营者有时要看准时机，采取资本集中的办法扩大经营规模，从而达到自已的目的。无论是大鱼吃小鱼，还是用和平的办法，收买股份组织股份公司，都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
上述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剥削现象，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有一定激励作用的。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具有质的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只是一种经济现象，是在一定对间、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这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中的剥削从其生产的条件和作用来看，有质的区别．具体反映在：
( 1 ）制约它们的经济规律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是私营经济的产物。而私营经济是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出现的，它必然要与公有制经济发生种种联系，它的发展方向、规模必然要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制约。而传统的剥削是以私有制制度为基础的，它受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制约。
( 2 ）两者的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人占用生产资金，来源于经营者的劳动，雇主以自已的劳动所得的财产所有权为根据，获取部分剩余价值，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牺牲现期消费，而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的贡献，这是他们追求利润的一个主要动力。资本主义剥削者的资本来源于剥削，‘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脏肮的东西”，这就是资本的本质。资本家迫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已的私欲。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高额利润，基本上归资本家。
( 3 ）．两者存在的范围和程度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剥削现象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银行、邮电等部门，目前王没有出现私营经济．在私营经济中，剥削量也受到政策和社会道德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是无听不包、无所不有的，它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其欲望是无止境的。
( 4 ）两者体现的关系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是在社会主义法律的允许的范国内，雇佣的双方是在政治平等的前提下，经过协商约定，体现的是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雇主与雇工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资本主义剥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资级的剥削，体现了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正如恩格思指出的那样，”只有在本人完全不必劳动时，这个雇佣劳动的人才成为真正的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16 卷，第307 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经营者，一般都从事劳动或管理，因此与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是有区别的，两者体现的关系也显然不同。
( 5 ）两者的发展前途不同。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种剥削现象，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相悖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剥削见象将在社会主义社会消失。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它就将存在，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与资本主义剥削有以上五个方面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主要反映在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上，即私有经济的经营者占有部分生产资料，是从属于公有制经济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我们决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更不用担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会导致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
四、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私营经济中出现的剥削观象，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剥削，这是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必然经济现象。尽管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以消灭剥削为出发点的，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证明，一定范围内的剥削现象，实际上从未中断过。“文化大革命”前对民族资产阶级土商业的改造，以及实行赎买政策，“文化大革革”中自发出现的地下工厂，都充分证明了要人为地消灭和以法令的形式禁止这种经济现象，是不可能的。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发展私营经济所走的路，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现阶段，不是允许或不允许剥削现象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正电、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们承认剥削现象是一个必然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让这种剥削现象任其发展，我们也要充分认识这种剥削的消极因素，采取必要的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因势利导，使其循着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发展。只有善于运用政策对私营经济加以引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产生促进作用。
我们也只有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最后消灭剥削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是社会主义道义所诅咒的，但为了取得消灭剥削的最后胜利，在经济生活中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合法性，我认为这是我们对待现阶段剥削现象的应有的基本态度．
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展生产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公平的思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仍存在剥削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剥削制度在我国的消灭。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现象仍然存在。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且具有多层次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而只能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份并存和共同发展，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制度。这种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存在意味着我国要彻底消灭剥削现象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允许这些经济成份中剥削现象的存在，并非是鼓励剥削现象，重新建立剥削制度，而是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⑷，为将来彻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本质的“消除两极分化”与“消灭剥削”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同一过程中的两手方面，其核心内容是相通的。因为消灭了剥削和剥削制度，也就消灭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对立，当然也就消除了两极分化。
先富政策
放眼世界，只有经济落后和经济特别发达的国家，它们的贫富差距水平都很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因此贫富差距出现并扩大是正常的，只有当经济继续发展，经济水平达到一个顶点后，我国的贫富差距就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对发展生产力也确实有益。但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现阶段贫富差巨不断拉大，是否已经超过一定的限度呢？一般人的新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看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的贫富差巨已经相当明显了。
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1984年为1.74: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19:1，2001年为2.9:1，2002年为3.11:1，2003年为3.23:1，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2∶1。
2.地区收入差距拉大。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四个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比最低的四个省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高7000～10000元左右，而2000年，四个最高省市比四个最低省区高4000～6000元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四个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比最低的四个省市贵州、甘肃、云南、陕西高3700～6000元左右，而2000年，最高的四省市比最低的四省高4000～6000元左右。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1978年，我国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上升为2.35∶1。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垄断行业、新兴产业部门等行业的收人增长很快，而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收入增长缓慢。
4. 非法致富现象较为严重。有一些社会成员利用非法手段，如偷税漏税、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各种形式的寻租、内部人控制等非法收入现象相当普遍。其中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最突出的是利用职权谋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从索贿受贿到权钱交易到与不法分子狼狈为奸，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和突出。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
现阶段贫富差巨不断拉大，是否已经超过一定的限度呢？
我国的基尼系数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但是，目前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有：巴西0.567、香港0.533、智利0.549、新加坡0.522等，即使达到0.65的南非，也不曾听说产生什么动荡。可见，0.4 的警戒线只具吓人的作用。
再看基尼系数低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0.267，与比利时0.28、芬兰0.26、法国0.28、德国0.27、挪威0.28和瑞典的0.23等，都属于一个档次，都表明收入达到接近绝对平均的程度。但曾经作为过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在欧洲是一个穷得滴卤的国家，它的0.267只能说明是一个均贫指标；与比利时等那些西欧国家相比，后者代表的则是均富指标。两者大相迳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可见基尼系数没有想想的那么可靠。
贫富差异加大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水平。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二）出口退税政策
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三）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
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四）“鲶鱼效应”的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五）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差距。比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
（六）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外资，发展我国经济，实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Ⅵ 逆全球化下，中国怎么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虽然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但中国坚定奉行开放战略，坚定地支持经济全球化。
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抓住关键机遇期，坚持与各国一道互利共赢，合作共赢，共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经济合作添砖加瓦，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推进一带一路进程，深化亚投行建设，推动多边关系和平发展、稳定发展。
最后，应当注意防范当前形式下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和贸易挑战，积极推进国内供给侧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补短板、降成本，保持我国经济良性运行。
Ⅶ 举例论述全球化的效应
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效应之一，是使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交流，降低了世界经济活动的成本，提高了全球经济效益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并有利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世界经济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联结成的有机整体，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的两个过程：全球化由经济发展的推动而不断加深，而经济发展也因全球化而得到促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经济开放度（贸易/GDP）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高增长的13个国家经济开放度是92.1，而低增长的国家只有70.2。高增长的国家通过扩大对外交流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和发展空间。全球化为所有的国家提供了广泛的经济交往的舞台和发展机遇，使每个国家都能从中获得收益。因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实现了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相互交织，形成了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发达国家由于经济成熟，市场已趋于饱和，遂全力向世界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扩张；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价格水平，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它有条件从最便宜的国家进口商品，其购买支出远远低于国内价格，从而获得国民收入的外溢。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全面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外来资本及技术，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难以获得国民收入的外溢，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利益，这有利于扩大它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与经济关系的密切，为各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了条件。这不仅使世界经济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
经济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依存对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提出了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经济规则基本上都是由西方国家单独或联合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居于不平等和不利的地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公平等问题必然会成为世界经济政治议事日程的当务之急。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是一个经济整体，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和弱势状态，发达国家的发展总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牺牲为代价，世界的经济体系就缺乏和平与繁荣的真正基础，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就毫无正义性和普遍合法性可言。这样的全球化是不可能长久持续和顺利发展的。实际上，当前国际社会所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正有关联。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进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必将使改革旧有的不合理规则体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各种类型的国家都被深深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成员。与昔日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强制裹胁到世界市场不同，如今它们是作为独立主权国家而主动参与到世界市场中来的。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它们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和作用将不断提高和增强，它们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会不断增强和更加有力。全球化的利益应当是共享的，全球化的竞争应当是公平的，未来经济全球化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能否实现某种意义的平衡。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要求全球性的经济制度体系不断出新和变革。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原有的制度、规则已难以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近年来，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规章制度，为世界经济活动确立了相关行为规则，但是这并不能涵盖所有领域，而且这些规则由于缺乏强制执行的权威机构而很难实施。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使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和运行机制的缺陷暴露无遗，所以对国际经济组织及其维系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造或重构是保证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效应之二，是使国际关系的内容发生变化，推动和促进国际政治机制的构建与国际政治秩序的重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权利及国际关系构成了深入和持久的挑战。与其他各种体系一样，国际体系“是通过以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而联结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实体的集合体”。一方面，全球化的逻辑与国家体系正在发生冲突，国家的主权地位正在受到挑战，国家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强化；另一方面，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也并非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安排，是需要国家来进行推动的，国家不仅可以利用国际社会现有的规则、制度及渠道发挥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全球化进程，对全球化的速度、范围及趋势实施某种控制，并最终确定全球化的世界统一的规则。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推动世界各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和国家形态的重塑，以国家形态的变化为基础，国际关系的内容及国际政治秩序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的背景下，导致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因素有所减少，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化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减小。全球化的作用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变成了经济上的竞争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世界各国均把主要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问题，并把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活动空间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为此，经济、社会、文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提高，而传统的军事关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这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也使国际社会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在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经济以及政治、文化和人员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复杂，必须有必要的国际规范加以约束；从深度上说，世界市场的规模发展意味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要使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有机的整合，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需要遵循一些超国界的共同规范。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规范与规则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成为解决不断出现的国际性矛盾与冲突的客观需要。不仅如此，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利益的内涵，国家利益的核心从传统的国家安全发展为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安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各国的密切合作与协调，国际关系并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明显增强。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趋于多元化，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已经无法维持垄断性的主体地位，而必须与一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共享世界舞台。这必然促使各个民族国家作出调整，重新审视传统国际机制及国际秩序的本质特性，努力寻找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结合点。此外，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和作用将会不断加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得到规则和过程的公平，更需要得到某种特殊的照顾和结果的公平，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与斗争是加快新国际政治秩序构建的重要动力。总之，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为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的重构创造了必要的环境并提供了基本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效应之三，是为落后国家利用外资和全球市场、发挥“后发优势”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全球化虽然给它们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全球化也为落后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和少有的历史机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利用发达国家的已有成果，借助世界市场的资本、技术等因素而获得加速发展。第一，全球化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本来源，而且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增值提供了重要场所。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工业化和走向全球化的双重任务，资金不足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而全球化恰恰为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渠道并创造了条件。资本的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很容易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剩余资本。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动力，而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了资本的充裕。因此，如何实现剩余资本的不断增值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否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则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增值提供了一条途径。据统计，1985—1996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由5%上升到14.7%。与发达国家相比，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总量较少，但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和扩大出口，又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及升级，也有利于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南南合作的加强。第二，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有利于增加商品和劳务出口，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加速，扩大了对初级产品以及劳务的需求，这为盛产这些产品并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落后国家扩大出口提供了机会。同时，由于贸易自由化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工业品关税的大幅度减让，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环境得以改善，大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大大加快工业化国际扩散的速度，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且国际贸易本身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86—1996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占GDP比重平均每年上升1.2%。第三，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信息及管理理念。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先进的设备、技术及管理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一体化以及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频繁实际上就包含了设备、技术、人才等在内的企业经营资源的国际转移。因此，全球化发展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设备和技术，而且还能同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及管理理念，迅速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良好的微观基础，并进而推动经济与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全面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的成功表明，无论其原有的经济基础如何薄弱，只要采取适当的对外开放政策，将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完全有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最终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这在信息化时代尤其如此。由于信息产业明显不同于其他现代工业，这为发展中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提供了更可行的机会。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输入发达国家的技术产品和接受投资的过程中获取发达国家在信息革命中已创造的先进成果，从而大量节省初期研究开发费用，并使自己的信息产业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所以，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赶超战略、达到自强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关键是看各个国家如何应对并做出何种选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就形象地指出：“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
Ⅷ 简述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核心
是一个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的术语，是指为了解决超出一国或一地区的某一问题，而由各国进行政治协商以共同解决的方式。
全球治理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此这一概念有别于世界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在保留现有各国政府管理机制和力量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协调，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府所能及，因此，全球治理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Ⅸ 我国是怎样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
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从正面角度讲，是合作与互补；从负面角度说，是竞争、争夺与损伤。因此，中国在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能放松本质性的东西，即国际间的利益争夺，切防国家利益受损。
经济战从来都是和其它方面的冷战渗透手段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若无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多方面渗透的配合协助，任何经济战图谋恐都难以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误导而奏效。因此经济战涉及国内各方面的政策。
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危险的靠出卖本国利益而牟利的买办集团，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已经成为外部经济战及财富“掠夺”的最好帮手和合作伙伴。
由于我国已成为美、日谋取世界霸权和亚洲霸权的最大障碍。因此，美、日等国除支持其在华金融资本对我进行商战外，还明显具有对我进行经济战的战略企图。这种经济战不仅以利己为目的，而且还有利用经济手段，兵不血刃彻底削弱打垮对手的战略目的。
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当前的危险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对华经济战的三把刀
美对华经济战实际上从93年6月邓小平病重不能理事就正式开始了。日本在其中起了极坏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的同谋。迄今为止，这场经济战共有三把刀。前两把我们已结结实实挨上了，造成了我两大财富黑洞。
第一个财富黑洞是误导我实行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94－98年持续五年的严重经济衰退损失至少4万亿人民币。{2.8万亿的银行呆帐中，估计真正损失掉的财富约为2万亿元，其余8千亿元为经过努力可追回的贷款加上地方政府为虚报政绩多缴税而向银行借的款。而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一般不会低于银行贷款的真正坏帐损失，因此估计因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损失（包括银行贷款和社会自有资金）约为4万亿元。其所对应的物质财富的损失则包括大量积压损毁的商品，闲置报废的生产能力和设施，亏损、破产的企业资产，廉价卖掉的土地、商品、建筑物、企业和无形资产，因失业而损失的工作时间等等。虽然银行的坏帐都被剥离冲销了，但这个财富黑洞却不会因此而消失。}这是其对我经济战的第一把刀。
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历了大约十年滞胀后，已基本不再错误地用货币紧缩政策治理通货膨胀，而是自八十年代里根时期开始主要依靠供应学派理论实行减税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并成功地应用至今。但美国却利用其在世界经济学术领域和国际经济权威机构的地位和影响鼓励中国采用（与美国内完全相反的）紧缩货币政策和杀鸡取蛋式的增值税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居然有我宏观调控应得“诺贝尔奖金”之说），造成我国94－98年持续五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和其后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
补充：
1，国内的流动性和对外一定程度的封闭（通向外部的血管）
一国经济若要有效率，必须有较高的流动性。丧失流动性的经济是死住的经济，就像我们93年6月宏观调控以后至2002年，近十年周转速度极慢。
但如在我高速运转经济肌体中装上通向外部世界的血管，我经济肌体高速运转的效率就将成为对外淌血或被外抽血的“效率”。这些通向外部的血管主要包括：
A. 取消外汇管制，这是通向外部的主要血管。
B.外资控股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因对其外汇和我本位币兑换事务难于监管，因此可绕过外汇管制，形成一条联接外部的血管。
这两种通向外部的血管都是既方便由内向外淌血又方便从外向内吸血。
C.而对内开放境外资本市场（QDII）和对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QFII）则是力图（通过装几条小血管再将其扩大）突破外汇管制。
D.外企在已全流通的A股上市，将使外资在生产资本形态上的原自有资本逐渐变现撤出而又不影响其继续经营赚钱。虽未能使其原自有资本直接变为外币而只转变为人民币，但毕竟可使其最不容易变现撤出的生产资本变成了货币形态的人民币，接下去再将其弄出境外即可（这在电子货币和互联网时代其实并不太难）。因此，这条实业外资的撤出渠道也是一条通向外部的间接血管。
由于我现在的法制环境，所有通向外部的血管只能是以我单向失血为结果。
由于2003年以来我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未再继续以前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我过去几乎窒息的经济又重新活跃起来，流动性也大大增强。美国等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以诱导我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来抑制我经济发展，于是便压我金融对外开放，力图使我产生效率的国内流动性成为对外失血的流动性。
因此，我国的经济当前只能是在保持和提高国内流动性及其所产生的效率的同时，对世界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闭隔离。
2.关注以小博大的经济杠杆
欲提高我金融对外淌血的“效率”，不管是经济战还是被其利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商战，都要尽量利用经济杠杆以小博大。其形式主要有：1.控制银行等金融机构。2.利用期货的杠杆效果，尤其是对宏观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本市场（股市）和外汇市场的期货。
3.金融工作和改革应以控制和防范风险为第一目标
由于货币的流通制约着商品流通，金融就成为控制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又由于金融业通常以小博大的高效率高风险特征，因此，金融领域不论是微观的个别金融企业，还是宏观的金融政策，都将规避和防范风险作为第一目标。
纵观世界近代经济史，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又有几次不是金融危机所引发？工商企业家的优秀素质在于其不断的积极进取精神，而银行金融家的优秀素质却在于慎重和减少风险。同样，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是积极进取的技术革命政策。而金融领域的宏观政策却应以重视控制和防范风险为首要内容。因此，近年来我金融领域忽视风险控制的“跃进”式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社会经济风险。
三.外汇储备的结构和使用问题
而当前一些人以外汇储备过多为理由对外汇管制政策的种种非议则毫无根据。当前外汇储备存在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其结构和使用不合理的问题。如：为何将外汇储备大量保持在其长期趋势注定要贬值的美元，尤其是对国家安全风险极大的美元债券形式上？为何不将其主要保持在注定要升值并重回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形式上？等等
正是由于我们的外汇储备被主要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才生出所谓外汇占款的“通货膨胀”问题和人民币汇率的国内升值压力的问题。
央行对外汇占款的通胀顾虑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外汇占款根本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素，因为国家用人民币买进的是硬通货，如收购外汇放款过多引起物价上涨，国家随时可用购入的外汇进口紧缺货物平易物价回笼人民币。任何一个国家的本位币作为一般的交换价值，它所对应的具体物质财富，其构成都包括商品和硬通货（世界货币）。因此作为本位币所对应的物质财富--硬通货增加了，本位币自然也应增加。这其中没有什么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硬通货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任何紧缺商品以回笼本位币。从这个意义上说，硬通货比起其它具体商品，是能支撑住人民币币值的更为可靠的物质保证。
如果我们从过去几年就将汇储备合理使用，购买大量石油、铁矿砂、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难道不是比现在将外汇储备主要美元债券上更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吗？如果我们的硬通货有一个合理的储备结构，将其主要保持在注定要升值并重回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形式上，难道不是比保持在美元债券形式上更有利于国家安全，更能使其保值增值吗？正确的使用和储备外汇，人民币又能有什么内部升值压力？
外汇管理局显然把问题搞错了，然后又借此提出要实现外汇进出平衡，鼓励境内对外投资，这只能有利于资本外逃。
四、其它一些较大的经济失血问题
1.关于银行大量坏帐的处理问题
巨额的坏帐损失有很多是完全可以追回来的。但经济管理权威匆匆忙忙让这些拖欠银行巨额坏帐的大中型国企破产解散，有关责任人也一走了之，人走帐烂，人为地造成无人追帐无人过问的状况。如中央各部许多直属公司都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是当时的管理层放弃了追逃巨额银行坏帐的努力。
现在银行和金融管理部门又将这些原本只要认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坏帐打包，以不成比例的低价溅卖外商。这也是一种巨额财富外流。
2.外资大量兼并我骨干国企的严重金融后果
跨国公司对我骨干国企大量兼并的严重后果，除我民族产业基础、市场、品牌、优良资产、技术研发力量及大批熟练技工、国防军备、就业、税收等各方面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外，对金融和宏观经济方面也有着非常严重的恶劣影响。
对外大批溅卖骨干国企无疑是国家民族财富的巨大流失，并将因此而极大地恶化已很危险的金融形势。由于我已存在总共不小于六、七万亿人民币的两大财富黑洞。在此已严重失血的经济形势下，外企大鳄对我骨干国企大量兼并不但使我进一步大失血，而且还将使我彻底丧失宝贵的造血细胞。因此其必导致我财政金融形势更加恶化，从而大大增加了发生金融及经济灾难的危险。
拉美国家由于腐败而走上经济发展的买办化道路，为一时的财政收益不惜对外大肆出卖国企、矿山、港口、土地等等。直至卖光全部资源、权益、基础设施，国家再无可创造财富的造血细胞，惨烈的金融及经济危机就随后降临了。
历史证明，这种对外开放的买办化道路，其最终结果不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崩溃，就是甲午战争的丧权辱国。总之都是一蹶不振。
3.重大对外经济合作失误造成失血
由于目前我法制环境不能有效抑制腐败，以及与外国勾结的买办贪官政治势力坐大，以及我重大经济决策机制还存在较多漏洞，因此我在重大对外经济合作中很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失误，出现一些片面有利于外方而我由方承担风险和损失十分悖理的情况，尤其是几百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特大型项目，如出现失误就将使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而且还是在不触动外汇管制的情况下流失大量外汇。
总之，所有这些经济失血问题加在一起，也会大大增加金融风险，恶化国家金融及经济安全形势。
五、建议采取的措施
鉴于目前我法制环境尚不能有效清除严重腐败并杜绝大量非法收入形成资本外逃的源泉，并于与国际金融接轨后不能有效监管、防范境外金融资本的冲击、控制和侵蚀，
鉴于美、日等国对我明显的经济战图谋及已使我受到的重大损失，
鉴于美国对俄罗斯、拉美、东南亚实行的经济战并使其经济实力均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前车之鉴，
鉴于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各个领域尤其是要害关键部门的严重渗透及这种渗透对其经济战的有力配合，
我目前应高度重视国家金融及经济安全，特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暂停一切与国际金融接轨的推进措施和计划，在保持国内经济活力和流动性的同时，对国际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中国金融若要与世界接轨，必须是在基本清除了腐败及其产生的资本外逃的源泉，并基本完善了法制，消除了主要“接轨”隐患的成熟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
2. 成立国家经济安全监管机构。以对经济改革经济运行及国际经济合作中任何可能出现有损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及其它方面安全的事件和发展趋势，执行检查、审议、评估、监督等职能。该机构应有足够的权力，并向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报告工作。其成员应是具有专业素质的爱国者，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而不能是以全球化和各类改革目标为根本宗旨。
3. 完善法制，严肃法纪，铲除腐败。并健全金融及经济政策决策机制。以消除未来以国际金融接轨的一切隐患。
4. 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各级人大、政协代表及候选人，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基层民意代表及候选人都应该而且必须是爱国者。应追究任何有意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和事，以纯洁各级国家组织，清除买办汉奸贪官污吏的政治势力。唯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行的经济战及各方面的严重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