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去杠杆

⑴ 如何让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敢贷、愿贷、能贷”

民营企业融资难一直存在，相比国企有政府的背书和兜底，民营企业的融资更加市场化，融资难、成本高。这种情况很难在根本上改变，牵涉到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也在积极寻求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

这些政策出台以后，情况有多改观，截至2019年1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包括单户授信10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及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余额9.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末高2.4个百分点。1月份增加2109亿元，增量是上年同期的2.6倍；2019年1月，新发放的1000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水平为6.16%，环比下降0.1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21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1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165万户，1月份增加26万户，同比多增7万户。可以看出，最近几个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金额有较大提升，利率也有所降低。主做股权设计、并购，业余股民，爱好搏击更多好文，欢迎点赞关注

⑵ 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频现该怎么解决

近一段时间以来，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加速暴露，一些民营上市公司或持有上市公司的集团接连出现债券违约，引发了市场的担忧。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债务违约，体现出金融与政府债务双重监管大背景下，一些企业自身经营和财务控制能力出现了问题，债券市场的风险整体仍然可控。

而在稍早之前，则出现了企业发债10亿元几乎全部流标的情况。5月21日，东方园林发布公告称，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15亿元的债券已经获批，原本计划发行的10亿元公司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仅0.5亿元。业内人士认为，在信用收缩的大环境下，资质较差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部分城投平台再融资压力进一步加大，这可能将继续加快相关信用风险的暴露。

WIND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发生至少19起债券违约事件，涉及发行主体11家，合计债券余额为176.04亿元。除此前的春和集团、大连机床、丹东港、亿阳集团外，新增违约主体5家，分别为上海华信、富贵鸟、凯迪生态、神雾环保和中安消。与2016年不同的是，本轮违约多集中在民营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一些较知名的上市公司，因此引发了市场对风险蔓延的担忧。

中金公司认为，本次“违约潮”并非事出偶然，本轮债务违约加速受去年底来融资环境收紧所驱动，尤其是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非标资产快速回表为地方政府与民企的资金链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同时，多项去杠杆宏观政策叠加，包括财政支出放缓、地方政府融资及基建投资监管趋严，表内信贷额度偏紧等，也加剧了企业融资的压力。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记者表示，这一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所致。由于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差异较大，违约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形势相对较差的地区。从行业来看，违约事件主要集中在一些面临较大行业分化和环保压力的传统产业。

上市公司发债热情高涨

Wind统计显示，今年以来上市公司信用债发行规模已达4465.34亿元，而去年同期仅为979.41亿元，增幅高达355.92%。大幅攀升背后，上市公司偿债压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存量信用债规模已达28188.96亿元。其中，年内偿债规模将达5436.61亿元。即使扣除年内发行的短融，偿债规模仍达3666.11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按照细分行业分类，房地产发债规模最高，达到了864.9亿元，紧随其后的是电力能源行业，达到了831.9亿元，采矿行业发债规模也达到了215亿元。这三类行业发债规模占上市公司发债总量的比例达42.81%。Wind统计显示，在年内上市公司债券到期情况方面，包含多个细分行业的制造业到期债券规模为1761亿元，其次为电力能源行业，到期规模为822.6亿元，房地产行业为717.86亿元。

东方金诚评级公司首席分析师苏莉认为，强监管下发生的信用收缩对债券发行人构成了一定的挑战，融资成本和再融资难度有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对“借新还旧”过度依赖的企业冲击较大。具体来说，部分负债高企、盈利能力出现显著下降的民营企业或较为边缘化的国企，尤其是处于产能过剩领域企业或成为信用风险暴露的集中区；部分面临债券到期和回售压力的房地产企业，在再融资难度明显上升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新的违约主体。

另一方面，公开信息显示，年报公布后，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正在受到交易所的高度关注。以飞乐音响为例，5月18日，上交所对其下发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问询函要求该公司结合业务构成、资金使用安排、经营情况，说明报告期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并要求上市公司结合短期借款规模、流动资金等，分析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以及应对措施。

债券市场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尽管债券违约事件时有发生，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仍然整体可控。李迅雷强调，从违约金额来看，信用债违约金额比例还不到1%，大概只有0.4%、0.5%左右，远远低于目前银行的坏账水平，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李迅雷表示，从金融监管角度来讲，要打破刚性兑付，所以不排除接下来还有不少公司出现违约。他指出，应当要有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意识，做好预期引导。

中信证券则认为，近期频繁爆发的信用风险事件，各家主体违约的导火索和根源有所不同，其风险的积聚与爆发不在货币政策或流动性环境，而在于自身经营和财务控制能力。在稳杠杆和防风险目标下，预计原有风险处置将更加温和，防范新风险积聚。未来信用风险总体会更为缓和，但结构上低评级主体仍然面临一定风险。

中金公司建议，在政策层面，要遏制风险蔓延，短期内需要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及较稳定的政策预期，保持社融增速环比在一个较合理的水平有助于稳定总体融资条件及总需求，同时尽快颁布资管新规的执行细则及过渡期的安排也有助于“非标”资产有序退出，降低“踩踏”风险。中长期制度建设方面，金融去杠杆不能“单兵突进”，平稳去杠杆需要财税体制改革及低质量信用资产平稳退出机制等方面的配合。

苏莉认为，近期及后续可能出现的违约案例是我国信用债市场去除刚性兑付面纱之后呈现的信用风险本来状态，信用风险的还原和释放将促使信用债市场回归信用风险定价的本源，引导投资者理性平衡信用风险与收益，有助于消除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不过，在相对集中暴露信用风险的阶段，也需要避免金融机构集体非理性和踩踏效应导致风险传染性加剧。建议债券市场投资者提升信用风险识别和组合管理能力，对债券风险的暴露制定应对预案，冷静应对信用风险。

⑶ 民营企业如何去杠杆

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加大灵回活度，货币政策应为结答构性改革提供合适的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加有力，财政赤字需要逐步提高；中国将努力化解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将帮助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置业；中国将更注重供给侧改革；承诺坚持开放政策；继续采取措施防范金融风险；继续创新驱动的策略；将鼓励大众创新和万众创新。 中国将鼓励房地产开发商降低房价，以此作为去房地产库存的措施之一；将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整合，鼓励其转变营销策略；过时的（房地产市场）限制措施应予以撤销

⑷ 民营企业频现债务违约中国如何实现“良好的去杠杆”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在《关于去杠杆化的深入理解》（An In-Depth Look at Deleveraging）一文中，将去杠杆过程分成了“糟糕的通货紧缩去杠杆”“良好的去杠杆”“糟糕的通货膨胀去杠杆”三个类别。而所谓良好的去杠杆是指货币增加供给，以缓解因债务减少及紧缩形成的通缩压力，形成正增长，负债/收入比率下降，名义GDP增长率超过名义利率。
达利欧发现，有些国家去杠杆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剧变，甚至引发战争，有些则能通过有序的调整，经济恢复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状态。而好的去杠杆能平衡好债务减记、紧缩政策、财富转移和债务货币化的关系。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直言，如果不改变营商环境，不做其他要素市场的改革，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只是一个口号。
去杠杆进入新阶段，最佳的图景是中国能够通过“和谐去杠杆”，不仅将经济恢复到平衡状态，还能推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实现“美好生活”。“结构性去杠杆”的提出让整个去杠杆的路径更为清晰，然而相应的配套改革却是缺位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民间资本将有可能在未来有进一步收缩的风险，经济活力也会黯然失色。

内容来源：凤凰网

⑸ 中国民营经济2016年全年概况如何，经济何时全面回升。2016年下半年小型企业的走向

2016年中国经济将呈现趋势放缓态势，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一）经济增长仍将下行1、领先指标不乐观。2014年以来，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克强指数”呈现趋势性下滑。2015年9-11月份分别为0.18%、0.38%和0.61%，1-11月份累计1.65%。从先行指标短期波动和累计指标的趋势看无明显改观的迹象。2015年12月中采制造业PMI指数为49.7%，环比小幅上升0.1%，但连续五个月低于荣枯线，亦为2012年1月份以来较低值。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4%，比上月上升0.8%，为年内高点，显示以服务业为主的非制造业表现较好，是目前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总体而言，2015年PMI指数显示制造业在低位小幅波动，下行压力依旧。2、需求端改善预期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旧维持下行态势。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落。2014年10月份以来，随着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房地产销售逐渐回暖，但房地产企业缺乏扩大投资动力，房地产销售的好转难以向投资端传导。高库存短期内难以消化，商品房待售面积从上年末的6.21亿平方米上升至2015年末的7.19亿平方米，加之73.5亿平方米的施工面积，高库存将随着在建项目竣工进一步加剧。2016年在政策层面，供给端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将进一步弱化，需求端如信贷、利率、公积金政策则会相应加强，但政策旨在消化库存，难以带动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回暖。2016年房地产市场格局依旧是以消化库存为主，房地产投资难有大的起色。制造业投资可能继续下滑。考虑到其本身具有的顺周期性，伴随经济放缓，制造业企业利润也将下降，企业盈利恶化将进一步拖累企业投资，加之企业高负债率、去杠杆，以及PPI持续负增长等多重因素叠加，企业经营2016年将更加困难，进一步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基建投资增长可能乏力。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大空间，除交通外，生态环保、城市综合管廊等领域有望成为新的投资重点；财政赤字可能将继续提高，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置换，城投债发行加速，有利于增加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国开行政策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将继续有助于基建设施建设增长。但2015年以来基建投资增速已经逐渐显露疲态，比上年同期低3.6个百分点。考虑到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现状,以及未来供给侧改革和相应的减税政策,财政在收入端将面临更大压力。而基于前期基建投资高增长带来的高基数效应，为维持基建投资的较高增速，在边际上需要财政政策更大支持力度，基建投资维持较高增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素。未来基建投资增速主要看政府财政能否突破资金的约束，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落实效果，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专项建设债的发行以及PPP模式推进等，但基建投资增长乏力的可能性较高。出口低迷态势可能仍将延续。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汇率波动和制造业成本上升，都将对中国出口形成持续拖累。第一，全球贸易放缓将继续使出口承压。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贸易增长连续三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根据WTO于2015年9月30日做出的最新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将放缓至2.8%，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率为1.4%，将首次低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率3.05%。第二，主要经济体形势对未来出口改善的促进作用不大。预计2016年美国经济有所回暖，有利于中国对美出口回升，但TPP和TTIP协议反映出美国区域主义的贸易态度，对中国出口也可能产生阻碍；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或有所改善，但预计总体依然低迷；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前景依然不太明朗，多数国家仍处于经济萎缩周期中。第三，受全球低速增长影响，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持续好于预期，美联储已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0.25%-0.50%，2016年可能进一步加息，包括欧元、英镑、日元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汇率的波动性可能加大，这将给2016年中国出口带来不确定性。第四，从出口制造业成本看，在当前制造业劳动力减少，土地价格上升的局面下，制造业成本相对上升的趋势短期内不变，对2016年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但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较大，未来在出口方面的潜力将逐渐显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对外经贸合作力度加大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可能有利于改善中国出口。综合判断，2016年出口仍将延续低迷态势。消费需求将继续保持有所企稳的态势。促进消费增长的有利因素主要有：首先，短期消费和房地产市场高度相关，2016年房地产销售仍将保持增长，房地产销售的增长将带动家居、建材、家电等消费的增长。其次，近年来餐饮消费增速呈现上升态势，未来有望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提升空间可能有限。再次，前期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将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等将带来长期潜在消费需求的提升。201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对汽车销量形成短期利好，也将对2016年上半年的汽车消费产生影响。另外，乡村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扩张。乡村与城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差值从2014年底的1%，增加到2015年末的1.3%，将对未来消费形成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及劳动力市场低迷很可能对2016年消费形成制约。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总体放缓，全年实际增长7.4%，比上年同期低0.6个百分点。居民未来收入增长情况与就业均不乐观，收入增速回落将影响消费增长，而劳动力市场低迷也将改变消费者预期，降低消费。综合看，2016年消费需求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3、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子行业，其增加值近似为三个子行业增加值之和。从年度数据看，2015年金融业占GDP之比为8.5%，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6.7%，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皆为历史最高。从季度数据看2014年第4季度至2015年第4季度，金融业当季同比增速显著提高，分别为14.2%、15.7%、19.2%、16.1%和12.9%，不仅高于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也高于2008年以来金融业自身的增幅。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速提高与2014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繁荣有关。金融业相对发达的英、美、日、德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多数年份也在8%以下。因此，无论从自身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的走势，还是与英、美、日、德等经济体相比，中国金融业占GDP占比相对较高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现象。考虑到经济放缓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及股票交易量可能放缓等因素，2016年金融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将会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可能下降。总体看，短期内经济仍将延续下行走势，季度增速波动较大，全年可能在6.5%左右；中长期内，经济增速可能会经历一个L形增长阶段，何时筑底企稳，则取决于供需两端发力和供给侧改革的力度和效果。（二）通货紧缩风险有可能加大从国际看，受全球需求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输入型通缩的压力将增加。从国内看，尽管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起到促进增长和价格稳定的作用，经济增长放缓速度得以缓解，但受经济增长放缓和总需求疲软等因素的影响，价格水平仍将低位波动。2016年猪肉和鲜菜鲜果等对CPI拉升作用有限，而诸如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粮食价格下行等其他因素对CPI的抑制作用应受到关注，总体上CPI低位波动仍将延续，PPI继续维持下跌态势，跌幅有可能收窄，但存在不确定性。预计2016全年CPI涨幅在1.1%至1.5%之间，中值为1.3%；PPI涨幅在-5%至-3%之间，中值为-4%。（三）就业压力可能显现一方面，2016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影响就业状况。另一方面，去产能可能对就业形成较大冲击。2015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去产能的工作任务，2016年传统行业的去产能和僵尸企业的关停重组如果推行力度过大，原来过剩严重行业的隐性失业将显性化，就业市场产生压力增大。（四）金融风险动荡概率不减1、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风险上升。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万亿元，已连续16个季度反弹；不良贷款率1.59%，已连续9个季度反弹。2016年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可能加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显现。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库存消化周期拉长，房价下行预期增强。房地产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抵押物，若其价格下行将直接降低企业资产价值及抵押物估值，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质量。部分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较紧，存在高成本、多渠道融资现象，一旦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行或预期变化，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非法集资等外部风险在2016年存在向商业银行等转移传染的可能性。2、债务问题可能凸显。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偿债能力下降。近期3.2万亿地方债务置换缓解了地方政府短期偿债的时间约束，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加之土地出让金大幅度下降，使地方政府的现金流趋于衰减，偿债能力明显下降，部分地方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地方政府性债务与银行体系有着密切联系，需防范财政风险向银行风险转化。二是企业负债率较高。我国企业部门债务与GDP之比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上升较快，目前是几大部门中杠杆率最高的，并且显著高于其他经济体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根据经济金融统计数据测算，截至2014年末，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内的非金融企业债务余额96.6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约为152%；如将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融资平台债务扣除，非金融企业债务约80.2万亿元，与GDP之比仍高达126%。2016年在经济增长放缓、PPI长时间下降且仍未企稳反弹的情况下，企业部门债务风险加大。3、金融市场风险不可忽视，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2015年6月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出现大幅震荡，尽管目前资本市场的整体风险下降，但市场的修复和投资者信心的恢复都有待时日，在此过程中市场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同时实体经济放缓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不断下滑，国内企业和居民为寻求更高的回报，选择投资高风险资产或海外资产。而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为刺激经济需要不断降息降准，在实体经济投资率放缓的背景下，这会促使投资资金流向高风险资产，加剧金融风险因素的积累。4、新型金融业态可能隐含风险。近些年来，中国金融业态出现多元化趋势，一些市场交易所等类金融机构及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缺乏有效监管，中小投资者缺乏风险自担的意识和能力，部分交易场所违规经营甚至涉嫌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和责任有转嫁社会、商业银行和政府的趋势。5、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上升。伴随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中国经济放缓及国内流动性充足、市场利率降低，我国资本流出的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可能上升。6、国际金融风险上升。美联储已开启加息周期，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恶化，全球金融风险上升。目前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形势较为严峻，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美联储加息已引起跨境资本异常无序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国际金融风险可能对中国产生较大负面冲击。此外，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债务问题、金融市场及新型金融业态的风险、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风险等问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将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流动性风险将以各种方式显现。（五）经济政策面临困境1、货币政策空间较小。一是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降低的环境下，降息降准会促使资金流向高风险资产，加剧金融风险因素的积累，特别是在当前新型金融业态、金融组织、金融模式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二是宽松的货币信贷条件可能继续推高企业杠杆、弱化去产能政策效果。三是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有可能加大资本流出的压力。2、财政政策也面临困境。在经济增长放缓和减税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增长将放缓。而财政支出将增加，这可能导致财政赤字率上升。同时，土地出让金的减少及积累的大量地方政府债务也缩小了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2016年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需要权衡。去产能及企业部门去杠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加杠杆；房地产企业去库存和就业状况恶化可能导致居民部门的加杠杆。在企业经营困难、融资成本较高和居民收入放缓的情景下，2016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保持在11%至13%之间，如何实现降杠杆可能是一个艰难的政策选择。

⑹ 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不包括什么

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不包括产权过度保护。民营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是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低；转型升级压力。

民营企业面临着“三山”“三门”“三荒”等问题。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市场准入门槛高如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企业面临用工荒、用钱荒、用地荒；还有“两高一低”即成本高、税费高、利润低。

帮助民营企业的措施：

1、全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采取股债并举、成立救助基金等办法，以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驰援民营企业。

2、全力帮助企业降本减负。

对中央明确的减税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企业，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明显降低用地和物流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3、全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把服务和保障企业发展贯穿纪检监察工作和执纪执法的全过程、各方面。

4、全力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解决好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切实增强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获得感。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执行同样标准去产能、去杠杆，绝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对民营企业断贷抽贷，安监、环保等领域执法和执行政策过程中避免简单化，杜绝“一刀切”“一关了之”“一律不批”。

⑺ 宏观经济两大政策

近日，国土部向各省国土部门下发了《关于严格落实异常交易地块上报制度有关问题的函》，要求各县级国土部门对2011年以来的成交地块进行清理，对漏报的地块应在6月30日前补充上报。价格监控体系进一步升级。此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落实房地产调控的通知》中，对于限购给出的总体原则，房价上涨较快、房地产调控压力较大的城市，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就都可以实施限购政策，限购令也同时升级。

对房价体系进一步监控

合富置业市场部首席分析师龙斌表示，政策主要就是稳定房价，加强对各地房价、地价监测，以便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市场动向，加强监管。对楼价地价应该没有直接影响，但将会问责地方、督促地方重视监管问题落到实处。

地产经济学家邓浩志认为，从最近整体市场动向来看，目前不少热钱仍在追逐住宅产品，比较突出的表现是热钱从限购的城市转战部分不限购的小城市。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动向，所以扩大了监控范围。而部分地方政府尤其部分不发达地区对房地产的依赖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们对中央政策执行有“打折扣”的情况出现。中央这次清理通知也是觉察到部分小城市地方政府的行为而作出的举动，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发生。

那么，对房价体系的进一步监控，是否会让楼价应声而落？邓浩志表示，政策整体对已经监管比较严厉的大城市影响比较大，对此前监管相对不严的小城市也有一定影响。而影响的层面主要集中在土地市场，对一手住宅市场的影响不大，短期内也不会影响到房价的走势。

限购扩大至三四线城市

对于限购令升级，限购范围还将继续扩大到三、四线城市这一举动，邓浩志认为，如果热钱持续冲击中国住宅市场，那么三、四线城市限购可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今年下半年中央宏观调控成果稳住“钱太多”这个问题，则三、四线城市的炒家自然会退去，那时候限购也不再需要。他同时认为，限购仍旧只是一个过渡性措施，限购的目的是为十二五期间计划中的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争取时间。如果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能按计划推出，缓解了住房压力，则放开限购是水到渠成。如果这个计划完成不了，或者有较大差距，住房供求矛盾仍旧突出，那么只要限购一放开，房价还会出现暴涨。

⑻ 哪些领域和部门最应该去杠杆

应该是房地产市场和房贷吧，房地产热绑架了实体经济，是中国当下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而同时老百姓将钱都用到了房子上，挤压了其他消费不说，从金融角度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

⑼ 是努力去杠杆还是在默默加杠杆

凤凰财经讯 在2014年已经较高债务的基础上，2015年的中国经济继续加杠杆，而今年依然继续提高。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示：目前我国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已经超过警戒线，并且至今还在继续提高，这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增长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在此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将不远。
那么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的杠杆情况分别如何呢？今日华泰证券[1.04% 资金 研报]在华尔街见闻发布最新研究结果，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国际警戒线，仍持续加杠杆
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政府债务约为388250亿元，占GDP比重为57.37%，国际警戒线为60%，可见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然偏高，但低于发达国家。然而，从政府此前表态可以预见，为“稳增长”今后一段时期政府部门仍将处于加杠杆进程。
有许多学者反映，政府部门的“钱”应该花在“正地方”，财政支出应该是帮助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支出。市场预计我国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规模会超过5.5万亿元，而其中居民部门加杠杆基数相对较小，所以5.5万亿元的社会融资，绝大部分还是进入了传统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广发证券[1.37% 资金 研报]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其经过调研发现，“地方政府拿这个钱，在现有的政策激励下也没什么人干活，大部分又买入了银行的理财产品，这是中国目前的金融空转的状态。”
居民部门：加杠杆进程，但远低于发达国家
华泰证券报告显示，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低，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则略高。负债率低与我国的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联系，此外，居民部门的债务构成单一，只有贷款，其中住房抵押贷款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5年楼市回暖，购房需求集中释放，人们纷纷前去申请公积金贷款买房。近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苏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积金贷款额度吃紧，公积金账户几乎出现“被贷空”的现象。今年房地产持续高温，这一现象恐怕会加剧。
企业部门：去杠杆进程，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报告数据显示，上市公司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较为平稳，呈稳中有降格局，工业企业则呈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产能过剩行业以及部分传统行业去杠杆效果明显。而房地产、部分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在不断加杠杆，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加杠杆”明显。此外，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偏高，地方企业高于中央企业。
华泰证券预期，企业部门去杠杆趋势在未来几年仍将持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企业部门处于加杠杆进程，但是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数据显示，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相比，均居于首位，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66个百分点。由于经济下行、企业盈利能力恶化，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近5年内增加了42个百分点。
对此，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强调，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特别是商业银行主导，这个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国总体杠杆率偏高的事实。未来我们将通过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我国2016年的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中，去杠杆位列其首，但是，真的会“去”吗？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到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增长速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虽然去杠杆关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就会被牺牲。危机持续过程中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需要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李扬认为，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高杠杆陷阱，因为我们很难接受短期调整的成本，不但宏观层面去杠杆的可能性很低，微观层面的资产重组也很难推进，金融体系转型更是无法一步到位。黄益平建议，短期内不宜在宏观层面过度强调去杠杆，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杆配合国企去杠杆。
楼市去库存应加杠杆还是去杠杆？
关于楼市去库存应该是加杠杆还是减杠杆的问题，在两会期间就被讨论得沸沸扬扬。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目前房地产领域用加杠杆的办法去库存，风险很大，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长副行长潘功胜的态度则是，目前中国房地产的杠杆率并不高。
此前，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称，同时做到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实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产领域，还是为了去库存而加杠杆，但加杠杆的结果，却是一二线城市房价的大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去库存的效果尚不明显。这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资源配置之下资金的虹吸效应造成的——资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资前景的一线城市楼市。这种情况不仅会带来对实体产业的抽血，也为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难题更添一重难度。
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还是宽松的？
最后，华泰证券表示，当前“去杠杆”更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事实上，我们今年也这么做了，从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购“天天见”，SLF(7天期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月月见”可见一斑。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引用数据称，去年的GDP增长率是6.9%，但是名义增长率只有6.4%，相比起来，M2增长率是13.3%，“比GDP增长高了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宽松的了。”
“今年1月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了1万多亿，按这个速度，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还远吗？”
海通证券[0.06% 资金 研报]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09年至今，中国的M2规模不仅超越美国，而且接近于美国的两倍。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QE，但美国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都去杠杆了。然后再慢慢加杠杆。中国目前则是在杠杆的基础上加杠杆，在泡沫的条件下创造泡沫， 在债务的基础上增加债务。这就很难实现去杠杆和化解泡沫的目标。如果说，宽松的环境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但过度宽松的环境则往往会乐不思蜀。
说到底，我们都明白，提高经济生产率、推动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才是去杠杆最具活力的方式。

⑽ 传统制造业是高杠杆企业吗

当前中国经济的高杠杆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大家讨论中国经济风险，几乎三句话不离高杠杆。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了风险铁三角？
美国经济学家雷恩哈特和罗格夫在2009年出了一本畅销书：《这次不一样》。一个主要的结论，是钱借多了、杠杆太高，容易出问题。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杠杆率一直在快速上升，这让人担心中国版金融危机是否正在不断逼近。最近国际清算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提出在很多国家出现了风险铁三角现象：第一，生产率下降；第二，杠杆率上升；第三，政策空间收窄。三个因素搅合在一起，很难走出来，所以叫风险铁三角。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中似乎也都存在。
今年政府提出五大经济政策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个是去杠杆。目前看，去杠杆政策的成效不大，任重道远。实际上，无论是学界、业界还是政界，对高杠杆问题有普遍的担忧，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认识并不深入，起码共识不清晰。
谈到杠杆率，国际比较中常用综合性指标是M2/GDP。中国的负债率做一个简单的跨国比较可以看到，M2占GDP比率已经达到200%，美国是80%。除了日本比我们高，再比我们高的已经不多。还有一个更常见的综合性指标是非金融负债与GDP之比，我国目前是240%左右，这个数字超过多数新兴市场经济的水平，但跟发达经济比的水平相似。
但如果我们简单地拿这类数字来下结论，还需要考虑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杠杆率太高其实还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细分一下，比如把非金融部门再分成政府、家庭和企业来研究，我们发现其实政府的负债率并不高，居民部门也不算太高，负债率最高的是企业，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之比达到160%，在全世界都算是很高的比率了。继续细分下去，我们再把政府分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发现地方比中央的高。
政府杠杆率太高有什么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在30%以下，GDP增长率平均为4.1%；这一比重在30%-90%时，GDP平均增长率大概在2.8%；这一比例超过90%，GDP平均增长率为2.2%。显然，政府举债对GDP增长的效应有负面影响。
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似乎是共识，总体达到160%。但各行业的杠杆率差异很大，最高的是房地产与采矿业。如果进一步分解成国企与民营企业，它们的杠杆率也不相同。另外，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的杠杆率的提升对GDP增长贡献比较大，国企差一些。这样看来，如果加杠杆，加民营企业的杠杆更好，如果去杠杆，去国企的杠杆更好。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更愿意把钱借给国企，民企反而会变得更加保守，它们的杠杆率会下降。这意味着即使政府想刺激经济增长，但发出的钱更多地流入到了效率相对较低的国企。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从效率的角度看，这可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换句话说，杠杆的质量在下降。这不但令生产率下降，政策空间也会大打折扣，因而出现了风险铁三角。这就是当前最令人头痛的困局。
为什么会走入这样一个境地？我的解释是三个双轨制。第一个双轨制是国企和非国企的双轨制；第二是要素市场的双轨制，政府对金融、土地等诸多生产要素的干预还很明显；第三是金融行业的双轨制，传统大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等市场化金融并行。我们国企与民企杠杆率的分化问题，其实也与这三个双轨制有关，简单地看，国企和民企所受到的政府的支持是不一样的。国企面对软预算约束，受市场纪律约束相对较少，即便绩效一般，银行也会认为把钱借给国企更安全。从微观层面看，这完全没问题。从宏观层面看，资源不断流向效率相对较低的部门，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要往前走，关键是新旧产业的更替。今后要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但新产业往往得不到好的金融服务。传统的制造业有很多国企，杠杆率已经很高，下不来，继续占用大量的金融资源。无论是东南沿海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还是西北、东北的资源型企业，很多已经失去自生能力。但东南沿海的产业调整非常快，东北、西北的产业调整比较艰难，因此形成了很多僵尸企业。中国当前过剩产能问题严重的领域，僵尸企业也很多。
但是对于去杠杆，我们的预期也应该切合实际。去杠杆的重点应该放在改善杠杆的构成与质量，一句话就是增加好杠杆、减少坏杠杆。第一个建议是去僵尸。当然，去僵尸也不是说简单关门了事，中央政府还应该在就业安排和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提供支持，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相对平稳。
第二个建议是终结双轨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