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杠杆率周期性

① 经济学中什么叫逆周期调控

逆周期调控是一种宏观审慎政策。

央行等相关部门应在客观准确判断宏观形势的基础上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灵活的逆方向调控，建立健全与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相联系的动态拨备要求和额外资本要求。

通过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平滑信贷投放、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实现总量调节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机结合，大大提高金融监管的弹性和有效性。

简而言之，逆周期调控是指通过一些政策工具和措施让整个周期波动性平缓下来，负面冲击小一点。

(1)宏观杠杆率周期性扩展阅读

实现逆周期调节的政策目标，需加强财政、货币、信贷和产业等政策工具的协调运用。

1、第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通过产业、科技、土地、贸易、劳动用工等政策协调配合，经济扩张时要防止投资过热、经济过热；经济收缩时要扩大融资总量、增加财政投资、鼓励产业投资。

2、第二，增加资本监管制度的“逆周期”要素，即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动态调整资本充足率，以实现在经济萧条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在经济过热时适时提高监管标准。

3、第三，建立逆周期的信贷调节机制，发挥资本、宏观政策与市场机制对信贷增长的约束作用，平抑信贷周期。

4、第四，注重新工具的开发和运用，建立与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相联系的前瞻性拨备要求，设计与经济周期变化有关的杠杆率和流动性要求，实现总量调节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机结合。

② 降杠杆，债转股，到底和企业有何关系

我们知道，杠杆是一种简单机械，能够通过改变力臂长度实现在作用力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力矩的机械效果。所以，企业降杠杆，翻译成人话就是使小劲办大事。
如果仅仅是商业企业，使用高倍率的杠杆进行经营，对社会的影响不大，无非就是无法偿债，变卖货物还债罢了，处置周期很短，不足部分债权人可能就损失掉了，下次借钱谨慎点儿，别借给老张这种不靠谱的。
但是生产型的工业企业就不一样了，企业的杠杆率太高，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就越大，欠了债权人的钱还不上，人家过来就不让你继续干了，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可没有普通商品容易变现，这些生产资料一堆积，工人也没办法干活，这个影响可就不小了，出现这样情况的工厂多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就会陷于停顿，市场机制没办法简单直接地发挥调配资源的作用了。
说到这其实很清楚了，所谓杠杆率，其实就是资产负债比率，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就是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越高，经济风险就越大，当然，在宏观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没什么，但是在经济下行周期，杠杆率高就很危险。
中国经济连续的高速增长，导致很多企业不断通过融资扩大生产规模，很多企业杠杆率过高，互相之间又形成大量交叉的担保，更是进一步放大了风险，一旦出现了经营风险，很容易形成系统性的债务危机，最终走向生产停顿，降低整个社会的福祉。
所以，降低杠杆率，其实就是降低系统性经济风险。
如何降低企业杠杆率呢？
一是清偿债务，降低债务规模，减小杠杆倍数，毫无疑问，这很困难。大部分负债经营的企业并不具备大规模清偿债务的能力。
二是扩大自有资本，增资扩股，增大杠杆率的分母，寻找看好企业前景的战略投资者。我们知道，这也不容易，因为你这个企业将来怎么样谁也说不好，股权的变现能力并不强，即便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套现也有诸多限制。
于是，大招来了——债转股！也就是说，原来你公司欠银行的钱，银行也不要了，干脆以这些钱入股，成为你们公司的股东。债务规模削减了，同时股本金增加了，真是一举两得！
债转股也并非是“免费午餐”，发改委就发布了债转股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三类鼓励债转股的企业：
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

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
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
四类企业禁止债转股：

禁止失去生存发展前景、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债转股;

禁止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严重失信企业债转股;
禁止有可能导致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债转股;
禁止债权债务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债转股。

③ 非周期性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作用特点

我所理解的经济周期是指有规律的经济波动，有循环往复的特征，是由经济的内生变量所自发导致。并非所有的经济波动都是周期性的。就我国过去一个时期和当前的情况看，经济波动的某些成分与周期因素有关，但还有一些不具有周期性的外生变量对经济走势有重要影响，这些不能用周期理论来解释。对这些因素需要关注和研究，才能相对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的货币政策、政府投资规模，再加上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储蓄、投资的影响，这些因素对过去的经济走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的经济走势。
我们很长时期以来，一直采取的是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刺激投资。货币增长持续地、大幅度地超过GDP增长，流动性持续性地过于充裕，债务杠杆率持续上升，这些已经不是短期现象。而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提高GDP，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并用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刺激投资。
2000年以后，支出法GDP的投资率从过去的35%左右持续上升到接近50%。最终消费率从63%左右跌到50%以下，近年来有小幅度回升，刚出来的数据是53%左右。现在和80年代、90年代比较正常情况下的最终消费率相比，仍然低十个百分点以上，但是储蓄率和投资率高于80年代和90年代十个百分点以上。这与政府投资及货币刺激有直接关系。正是过度投资导致了大规模产能过剩、效率下滑和持续的增长乏力。
宏观经济学里早就有资本积累黄金律的理论，说明资本积累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我们用我国的长期增长历史数据做过一个模型分析研究，发现最终消费率在66%左右是相对合理的比例。对应的投资率应在34%或略低。低于66%的消费率和过高的投资率会带来产能过剩、效率下降、债务杠杆率上升等一系列结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在2000年以后的这十几年来不断加重的。
最近几年结构有所调整和改善，但是离回到更加正常的消费率和投资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目前出现的一些经济回暖迹象仍然是短期波动，而中长期增长趋势还取决于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如何推进。

④ 亲周期性的得出结论

综上所述，不论对于监管部门还是中央银行来说，准确预测经济所处的周期以及商业银行潜在的财务风险，并采取相应监管措施缓解监管制度亲周期，难度都是相当大的。目前的金融危机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无法预测历史上出现的各次金融危机，包括本次金融危机。建立预警体系，加强预测危机的能力，也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要认真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核心的问题是保证银行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持有充足的资本，从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资本的质量、规模及其纯洁度则显得尤为重要。与危机造成的损失相比，银行持有更多资本比持有少量资本要付出的代价小得多。提高资本覆盖的风险面、重新采用杠杆率以及提高总体资本充足率水平，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相对来言也易于达成共识。如果制定资本监管亲周期性的补救措施难度较大，短时间内难以成形，不妨先集中精力把后几项工作做好做扎实，确保成效，从微观角度为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作出贡献。亲周期性-考虑了亲周期性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 当前考虑了亲周期性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主要是三类模型：一是经过发展后的结构模型，即在原有的描述信用风险的结构中加入宏观经济周期因素，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改。二是新兴的简约化模型，这种模型以强度过程为分析的基础，在强度过程的设计中可以加入宏观经济周期变量；三是引入宏观分析的结构模型，直接将信用等级迁移概率与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化。
发展后的结构模型
结构化模型由Merton(1974)首先提出，它建立在Black&Scholes期权分析理论基础上的。基于结构化方法的模型正是通过将系统性风险因素纳入到资产价格的随机扩散过程来测量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违约概率的影响的。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变化，一方面资产回报的波动率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违约点和违约距离也在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由于Merton模型中关于违约时间和违约边界的假定过于严格，以后的研究对默顿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了放松。如Black与Cox(1976)模型，该模型假定公司资产到达较低边界时就会发生违约，同时分析了不同债务级别对内生违约边界的影响：借鉴Black与Cox(1976)模型的建模思想，Longstaff与Schwartz(1995)构建了新的模型，当公司资产价值第一次触发较低违约边界时就会发生违约。Briys和deVarenne(1997)以随机障碍为特征，将违约边界推广到随机利率环境下，对Longstaff- Schwartz模型进行了推广。
简约化模型
该方法放弃了对企业价值的假设，将违约看做由随机强度过程决定的不可预期的随机事件，随机强度过程决定了信用风险的价格。无论随机强度过程是通过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还是通过无风险利率结构，都与宏观周期是密不可分的。Jarrow，Lando和Turnbul(1995)提出了基于信用等级迁移矩阵的强度过程模型。在模型中，违约强度过程被看做有限状态的马尔可夫过程，通过信用等级迁移矩阵确定违约强度。 Duffie&Singleton(1998)提出了另一类简约化模型，该模型将无风险利率替换为带有违约强度过程调整的短期利率，提出了基于期限结构的简约化模型。
引入宏观分析的结构模型
麦肯锡公司所开发的CreditPortfolio View模型就是典型代表。Nickell、Perraudin和Varotto(1998)、Wilson(1997a，1997b)的经验证据表明，信用评级的转移一般取决于宏观经济周期。CreditPortfolio View模型最大特点是引入了当期的宏观经济环境，认为信用质量的变化是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结果。
从考虑了经济亲周期性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综述中，我们发现：这些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在信用风险产生机理、度量的时间跨度以及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处理等方面均不相同。但是，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存在的缺点是导致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的重要原因。关于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亲周期性的效应比较的实证研究可能是今后努力方向。

⑤ 在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经济杠杆中最有效的经济杠杆

这个不好说，不同经济体不一样，中美日欧各有不同，不同的经济周期也不一样，一般来说要看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都很有效

⑥ 银行体系存在的顺周期性到底是什么

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是近来一个热门话题，但它具体是指什么？ 在当前危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哪些政策选择可以缓解其对金融系统的影响？

什么是顺周期性

严格地讲，顺周期性是指在经济周期中金融变量围绕某一趋势值波动的倾向。因此，顺周期性增强就是意味着波动的幅度增大。

但这种简单描述很难准确概括现实生活中金融体系的变化。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发生了一次冲击之后，资产价格的变化路径和金融变量的变化方式会呈现出各种不同或极端异常的波动，而且几乎都是非线性和不连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流动性紧缩)。这些都是复杂金融体系的典型特征。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性，则其变化就会偏离线性趋势和出现非线性特点，如路径依赖、持续震荡和制度性转变等现象。

确实，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金融系统是基于多种因素和许多交易对手方的相互依存。变量通过各种网络进行传导，而由于金融创新及监管套利行为，网络结构和制度框架会不断地变化。另外，金融体系是由“人”组成的体系。金融体系的变化受到人类对周围冲击反应方式的影响。很早以前大家就知道“羊群行为”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更准确地讲，由于相互间的影响，因此个人根据其理性判断所形成的反应会产生非常强的放大效果。

因此，顺周期性的更广泛定义包含了三个部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区分这三个部分：(1)围绕趋势值波动；(2)趋势本身的变化；(3)均衡值可能出现累计性偏离。这些都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挑战。监管机构必须努力识别在什么情况下纯粹的周期性波动会导致不同结果：可能是趋势本身的变化，或是一个累计过程的开始。

解决顺周期性的一种可行操作方法是分析所有放大机制，这些机制会造成金融体系永久性偏离我们事前所掌握的路径，因此趋势本身会在短期或中期内受到影响。

哪些机制会起作用

从分析的角度讲，区分资本的顺周期性与杠杆率的顺周期性非常有用。资本的顺周期性容易理解。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金融机构是盈利的，而且强大的资本基础会使金融机构不断扩大市场业务。市价重估的会计原则也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机制的作用。根据市价重估的会计原则，资产价格的上涨会迅速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这种“倒置的需求曲线”(即需求随价格上升而增加)会形成巨大的反馈效应。

杠杆率的顺周期性则比较难以捉摸。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扩张和收缩。在这一过程中多种不同机制会发生作用：

第一是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技术是度量和管理风险的工具，如VaR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尤其是当模型的建立是依据非常短的时间序列。与估值相关的风险管理实践(如增加保证金的规定)会放大杠杆率的波动，并会导致恐慌性抛售和“单边下跌”的市场。

第二是与短期货币市场相关的其他机制，当市场感到流动性充裕时，交易商和经纪商会有强烈动机通过增加杠杆率来进行期限转换(即短借长贷)。

第三是风险嗜好本身也会随经济周期变化。显然，人类的动物本性也会发挥作用。另外，估值的收益和损失的核算方法会鼓励承担更多风险或引发突发性收缩行为。

应当避免顺周期性吗

因为如下理由，所以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避免顺周期性：

第一，金融稳定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当金融稳定有利于更好的宏观经济发展时，金融稳定才有意义。金融波动可能是由于基本因素引起的。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可能有助于金融体系发挥缓冲器的作用，“吸收”外部的经济冲击。金融波动可以增加财富和改善财富质量，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或缓解对灵活性较低的产品或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整。

第二，由于上述原因，并不是所有顺周期性都是有害的。具体结果如何取决于因果联系：金融体系是否是不稳定变化的原因或放大了不稳定因素？或金融系统仅仅是对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做出反应？我们只应当关注“内在顺周期性”，即金融体系自身和由金融体系引发的顺周期性。

第三，实体经济中的周期性可能对长期增长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在生产系统中产生一种“积极的清除”机制。

如果出现金融失衡的长期累积，就会在两方面造成真实和重大的损失：第一是资产价格显著偏离其基本趋势，这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第二，如果在短期内突然消除金融失衡，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造成极大干扰。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目前遭遇的情况完全符合泡沫的定义。

当前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个潜在目标，即宏观审慎性监管应当，也完全可以避免泡沫。泡沫并不总是出现在金融体系内部。生产率冲击也会造成泡沫。但周期性波动并不一定导致泡沫，除非在某种金融环境中允许放大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当前危机中顺周期性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本次危机的第一阶段，大家很可能对顺周期性问题采取一种“短期”看法。似乎是市价重估的会计原则，加上极端缺乏流动性的市场，共同导致了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下跌和造成了“过度”损失，而与基本经济因素没有关系。

但现在看来，银行的损失与基础资产价格变化之间不成比例的现象似乎完全可以归咎于极高的杠杆率，这种极高的杠杆率是在过去10年中积累而成的。顺周期性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了作用，而且是在信贷周期上升的阶段中。

以下典型事实可以具体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在过去10年里，整个金融体系的杠杆率上升非常快；

第二，在20032004年间，杠杆率的增长趋势出现了显著的提升；

第三，金融机构之间的“内部”杠杆率上升速度快于实体经济的外部杠杆率；

第四，杠杆率的上升与期限转换的大幅增加有密切关系；

第五，在降低杠杆率问题在财务和风险报告中的影响方面，风险度量技术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六，会计核算方法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立即确认利润会导致度量资产收益率与确认风险两者之间在时间上失去联系，这会造成承担风险的强大动机和极大放大信贷周期。

政策选择

解决顺周期性问题显然涉及许多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应当是宏观审慎性监管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具体包括一般方法和缓解顺周期性的工具两方面的内容。

1.一般方法

像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一样，在应对顺周期性问题时也涉及在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我们可以按照“自动稳定器”的原则来建立一种基于规则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但并不考虑这些机构自身的具体情况。具体例子包括反周期的资本规定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动态提取规定等。

相反，相机抉择的政策可以是来自宏观审慎监管当局“自上而下”的干预措施。当得出危险的失衡正在积累(或消除)的判断时，监管当局就采取措施和施加(或取消)限制。

也许我们不能放弃第二种方法。由于很难准确识别周期状况，所以完全依赖自动机制具有很大危险性，因为自动稳定机制无法进行准确定位。尤其是金融周期通常受到风险嗜好的驱动，而我们现在还无法对风险嗜好进行预测。实际上，宏观审慎性监管的一个关键目标可能是“管理”(不是法律意义上，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中总的风险嗜好。这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些相机抉择的判断。如何做出这类判断将决定宏观审慎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过去审慎性监管框架是基于所有资产价格的变化都是由于基本因素的假设。这种方式会造成监管当局不能及时处理过度的顺周期性问题。例如，无法在泡沫破灭之前证明其存在。至少在泡沫的初始阶段，我们并不缺少对资产价格变化的“基本因素”解释。

为了在将来更好地应对顺周期性问题，评估和证明某些事实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主要资产价格、风险贴水或信贷总量指标显著和持续偏离过去水平或趋势，则应当进行宏观审慎性分析，目的是发现发挥作用的放大机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因为事前犹豫不决而造成当前巨大的社会成本的话，则一定会得出这种方法是非常有益的结论。

这也是政策措施的一个理性过程。顺周期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承担过多风险。泡沫的出现是因为投资者存在某种动机，即忽略泡沫会破灭的“最终风险”。我们很难在事前消除这种动机中的非对称性。因此，宏观审慎性监管机构有必要密切监测金融体系和保持进行干预的机制。

2.工具

我们当前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是针对一些金融机构的资本规定。资本规定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缓冲机制，银行和股东必须遵守。资本规定也是一种动机函数：可以促使或限制银行管理者承担风险。因此在解决顺周期性问题时，似乎很自然会想到反周期的资本规定。

但是，在银行最需要调整资本的时候，资本规定可能没有约束力。如果资产市场处于繁荣时期，而且预期收益率很高，则无论监管规定怎样要求，银行都可以找到必要的资本金。银行会有能力同时满足资本规定和分配利润。相反，在经济下降阶段，资本金会减少，而这时最需要资本金。显然现实中存在一种非对称现象：在繁荣时期有大量资本进入，而在萧条时期则没有资本进入。现在还不清楚引入反周期性资本规定是否足以应对这种非常强大的机制，尤其是在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

为了应对顺周期性问题和及时消除失衡的积累，可能有必要寻找其他工具。这些工具必须可以更直接地对单个机构或整个金融体系的动机产生影响。在这方面，会计核算方法可能会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从经济的角度讲，在分析一笔金融投资的收入时，一般很难识别因承担过风险而产生的超额收益。但是财务报告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引入这种审慎性的区分机制。

对可交易的证券，没有理由或可行的其他方法来替代公允价值核算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对所有估值收入或损失立即确认为利润或损失，并在财务报告中列示和披露。我们完全可以隔断估值与收入/损失确认之间的联系。必须引入某种机制来隔断估值过程(仍然应当依据市场价格)与收入及利润确认之间的联系，如果目的仅仅是为了考虑风险状况的话，则我们的结论是这些风险的确存在，但还没有成为现实。当发现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时，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动态提取方法就是一种可以运用的相关技术。如果因复杂性和流动性不足造成额外风险时，也可以使用估值准备金的方法。如果这些调整是基于规则和完全透明的，则这些做法不会降低或减少投资者可以获得的信息的质量和数量，投资者可以据此来了解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

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另一种方法是，监管体系如何“迫使”金融机构对风险的各个方面进行定价。在税收理论中有一个类似观点：如果金融机构不将风险转移，而是在内部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我们就可以避免市场失败。这种方法最好能够应用到与期限转换相关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目前，许多国家都对金融机构实行定量的流动性比率管理。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无法保护整个金融系统免受总的流动性冲击，如果对流动性的需求变得非常大和所有缓冲机制都变得不充分的话。事前对系统的流动性风险进行定价会降低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并促使金融机构不过多依赖期限转换的融资方式。

必须承认，在如何对流动性风险进行定量分析方面，我们还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次优的世界，因此，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法肯定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

⑦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影响

作为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逆周期资本监管体现的是监管部门对于危机的反思与新危机的预防。旨在缓解银行顺周期行为的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对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逆周期资本缓冲体现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跨行业维度，二是时间维度。关注的是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是时间维度的监管，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层面的风险如何通过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而被放大，所使用的是资本、拨备和杠杆率等政策工具。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时间维度的监管工具，能够有效缓解银行业顺周期行为对经济周期的放大作用，从起到稳定经济波动的作用。
其次，逆周期资本缓冲能够减少银行信贷顺周期对货币政策的消弱作用，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银行顺周期性使货币政策呈现出非对称特征。在信贷扩张阶段，宽松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和产出效应大于紧缩货币政策；在信贷收缩阶段，宽松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和产出效应也大于紧缩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更加明显。银行信贷顺周期性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产生了严重阻碍。
因此，旨在缓解银行顺周期行为的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在另一层面上也有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最后，逆周期资本缓冲增强了银行资本监管要求，提高了对商业银行安全的关注。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实质上也是增强了银行资本监管的要求，这种新安全指标的建立，也意味着在经历最严重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迎来了新的时代，银行业监管的核心价值观选择上对银行业安全的关注可谓史无前例。 在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同时，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也带来了种种挑战。如银行资本缺口加大和未分配利润受到挤压等。巴塞尔协议Ⅲ已对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我国银行业若要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要求，将面临巨大的资本缺口。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无疑更进一步扩大此缺口。
在经历2009年信贷扩张的大幅资本消耗的中国银行业因此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资本短缺困境，不得不再次考虑资本补充路径。这将大大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意愿，更高的资本计提要求也将吞噬商业银行利润，商业银行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会有所下降，这将推动中国银行业转型。按照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需要建立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因为目前我国监管层对缓冲资本没有特别要求，国内商业银行距离巴塞尔协议Ⅲ中2.5%的要求尚有差距。申银万国的分析表明，在资本缓冲准备方面，国内银行业平均水平在1.76%，除交行外，其他银行均低于2.5%的标准。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银行将需要提取更多的一般风险准备，从而未分配利润将受到一定挤压。

⑧ 如何理解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积极稳妥去杠杆

积极稳妥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当前，杠杆率高企弱化了实体企业的投资能力，加大了债务违约风险，亟须多措并举去杠杆，为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应坚持市场化路径，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能动性。
从短期看，应针对企业的债务结构分类施策，合理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逐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一是支持适应市场发展并有持续经营能力、但暂时存在资金流转困难的企业以债务转移或置换等方式降低债务负担。可由债务企业的关联方或有意对负债企业进行重组的企业购买并承接债务；也可给予增信安排，通过发行长期公司债券置换短期债务。二是积极探索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实施方案，推动企业债务重组。引入第三方评级机构，选择有较好发展前景但面临周期性、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以及虽然债务负担较重但运营正常的企业，以企业价值为核心，适时将部分债务转化为优先股或普通股，并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应警惕恶意逃废债现象。同时，加大僵尸企业出清力度，杜绝其搭债转股便车。三是推进实体企业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金。以有稳定现金流、系统性风险较小的大中型企业为主，通过结构性融资安排将存量资产转化为可交易对象，提高资金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合理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的效益和价值，以优化劣，分散风险。同时，进一步探索做市商制度，提高做市商的积极性和做市能力，增强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流动性。化解债务风险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市场规则，由债务双方协商决定，切忌搞“拉郎配”。应依托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价值回归功能，由市场对证券化产品合理定价，防止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出现虚抬资产价格和过度投机行为，并制定配套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从中长期看，应逐渐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商业银行应严格落实资本金管理制度，构建信用风险评估体系，通过风险权重调整、优化授信结构等方式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严控影子银行规模和表外业务风险，从源头控制企业部门杠杆率。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再融资、发行债券等途径加速股权、债权资本形成，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化解债务风险，引导社会资本向优质企业集中。同时，改革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为各类经济主体投融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根本上看，企业去杠杆要建立在宏观经济稳增长的基础上。这就要求追加企业贷款或扩大赤字，但二者均有导致不良债务增加的隐患。因此，应保持稳增长和去杠杆的平衡，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逐步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消除经济泡沫化风险隐患。一方面，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有效的信用管理，清除资金向实体企业流动的障碍；以预期管理降低汇率波动等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企业去杠杆和优化全社会杠杆结构结合起来，优化债务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布。同时，加快税收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税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资本回报率。

⑨ 中国央行与银保监会：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

中国央行与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自2020年9月30日起实施。
通知从中国实际出发，参考国际惯例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关要求，明确了中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方式、覆盖范围及评估机制。同时，根据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状况和疫情防控需要，明确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初始设定为0，不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要求。
中国央行、银保监会将综合考虑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杠杆率水平、银行体系稳健性等因素，定期评估和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的重要举措，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提升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波动和突发性冲击导致的负面影响，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