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汇率风险

『壹』 一带一路对人民币汇率有什么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有效推动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因此，概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现状，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并探索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民币国际化负面影响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措施

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一）“一带一路”概述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东起东亚经济圈，西达欧洲经济圈，其间横跨的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我国与周边各国旨在建立一条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互助共赢之路，这有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短板”和培养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

“一带一路”构想主要是由内外两方面因素驱动的。

1.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经济重心正在逐步发生转移

目前，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迅速上升，这其中，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规模达21万亿美元，全球占比达29%，货物和服务出口全球占比达23.9%，经济重心正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加大。近几年，美国相继推出了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政策，并且相继签订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全球经济规则的改写，我国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我国需要发展多层次和多元化的贸易结构，通过“一带一路”的经济纽带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和经济互补。

2.从国内经济形势而言，首先是需求不足现象突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全球出口增速十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首先，国内低成本优势消退，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已成态势。其次，我国的产业结构存在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比重偏高的状况。表现在消费领域中，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持续下降与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与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我国的产能过剩行业圈占资源，不利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总而言之，就是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疲软，无力拉动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目前，我国GDP同比增速持续下滑，2015年为6.9%，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进入中高速，要素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传统的经济驱动因素疲软。因此，我国亟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并且创造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利用国际贸易拉动国内需求增长。而“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新的经济发展构架了平台。可以预见，“一带一路”在未来进程中将囊括更多的国家，促进更多经济体实现交流与合作。

（二）“一带一路”现状

“一带一路”在国内主要区域以西部和东南省份为主，途径我国西部的兰州、西安、乌鲁木齐和东南部的福州、泉州、广州、湛江、海口等地。重点行业包括基建（铁路、港口）、油气管网及设备、旅游、电网设备、交通物流、农产品、商业贸易和金融业。经过大多数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与中国关系友好的邻国，体现了地域和国别上的开放政策。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2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共计2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1%，占同期总额的7.5%。投资主要面向东南亚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方面，对相关的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421份，新签合同额154.6亿美元。

二、“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1.“一带一路”扩大了人民币的认可度和结算范围

目前，亚洲国家大部分处于手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或加速的发展阶段，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亟需长期的资本服务。而中国的一些产业已经具有输出能力，如中国的高铁、核电、对外工程承包、智能电网、大型设备、建材生产线等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中国的设备制造质优价廉，配套能力强，与这些国家的需求高度吻合。例如，在高铁方面，我国申请技术专利多达200余种，占全球高铁申请总额的70%，而且我国高铁成本低廉，时速350千米的项目为每千米1.29亿元，时速250千米的项目为每千米0.87亿元，远低于每千米3亿元以上的国际高铁建设成本。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补，利用我国的基础建设优势弥补其他国家的缺口，同时又能够缓解我国国内需求不足的状况。在“一带一路”进程中，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规模将持续扩大，油气管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通信网络、航线航道等将成为我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载体，而且刚成立的亚投行可以为这些亚洲国家提供贷款，增加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在我国与亚、欧、非洲等多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交流的同时，也将推动人民币在这些区域的认可。特别是我国进行的相关设备输出、基础建设、提供运营管理服务，均可以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和计价的货币，这些都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境外流通量

在亚洲地区，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通常以低价换来过剩的产能。我国目前在建材、钢铁、服装等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而其他国家对此类产品存在旺盛需求。在推行“一带一路”之前，我国主要以贸易形式来销售这些过剩产能，但是由于人民币在外汇的认可度太低，所以只能以本币贬值的方式来换取过剩产能的销售，但会产生汇率波动的风险。“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能够为沿线国家建立海路、陆路沿线国家建立与毗邻国家的互联互通，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的互联互通等贸易通道，推动贸易发展，有利于形成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贸易圈。同时，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变金融机构，有利于构建一个软通货的计价机制。当一国资金短缺，亟需融资购买建材产品，恰好我国有过剩的建材产品时，只需要用人民币进行支付，这样不仅我国的过剩产能销售出去，人民币也慢慢在国际上流通了，还可以从中获取利差。这些都表明，“一带一路”将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境外流通量，当境外流通量达到一定规模时，人民币甚至将成为周边国家的储备货币，这些都最终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3.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的资金融通

依托于“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人民币债券融资和权益融资等，有利于实现人民币输出。结合我国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融资需求，可以设立人民币投资基金，专门用于以人民币的形式投资于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并附带购买中国的产品和设备等条件。这些项目投资将产生巨大的人民币融资需求，从而扩大人民币的资金融通。

（二）“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负面影响

1.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加剧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除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这样的较大的新兴经济体之外，绝大多数是经济不发达、货币币值波动风险高、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弱的小国，这些国家多发货币信用与金融风险，并且通过“一带一路”的联结，周边国家潜在的信贷违约风险极易通过亚投行传导给我国。

2.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将引发“特里芬难题”

Triffin于1960年首次提出特里芬难题，他以美元为例，指出美元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需要美国保持长期贸易逆差；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需要具备币值稳定与坚挺的特性，这反而需要美国保持长期贸易顺差。这两个目标互相矛盾，形成一个悖论。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增加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就意味着中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将拉大，而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因为为了满足各个沿线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我国就需要发行更多的货币，发行过量又将会引起人民币贬值，动摇其他国家及地区对人民币的信心。人民币持续逆差时，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国家可能放弃持有更多人民币，从而使人民币遭遇贸易逆差引发的贬值压力与维持币值坚挺的冲突。

3.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

目前，央行能够有力调控货币供应量、利率、信贷规模等，货币政策调控的作用比较直接。人民币国际化后，央行的货币供给不但受到国内货币需求影响，还受到国际货币需求影响，另外，来自国际的需求，不管是出于盈利、保值还是风险规避等多种目的而进行外汇交易，都会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在人民币在境外流通量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央行对国内人民币的调控能力将同时受到国际上货币流通的限制和约束。同时，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的连锁反应，这也加大了宏观政策的调控难度。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后，央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可能发生矛盾，这种内外平衡之间的矛盾，增加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我国需要与一些经济体建立货币合作和货币政策协调，这又将导致人民币汇率政策工具部分失效，限制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三、应对措施

（一）实施控制风险措施，降低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我国需要实施控制风险的各项措施，为人民币搭建金融安全区域，从而有效降低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例如，为了我国进口商面临的风险问题，应该构建大宗商品人民币期货市场和其他的金融产品。我国应该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货币、贸易、政策、道路等多方面合作，了解不同国家的具体需求和目标，从而因地制宜地确定合适的合作机制。其关键是要把握双方的利益共同点，系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二）为大型经济项目构建融资平台，稳定人民币汇率

针对“特里芬难题”，一方面，我国可以在其他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方面，我国应积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MF等多变金融机构合作，共同为大型的经济项目构建融资平台。同时，我国主推的亚投行也应采取开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边协作的金融平台。这些措施将推动沿海多国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减少外界摩擦，降低货币量发行过多或过少的现象，同时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影响

伴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央行对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加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央行应综合考虑其他经济体的货币供需状况，承担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责任。并且在进行调控时，应关注多国的利益共同体。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更需“以静制动”。

『贰』 “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应如何走出去

“一带一路”为广大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投资机遇。首先，与大部分“一带一路”的国家相比，我国在技术、设备、资金和服务上具有较大的优势。由于技术和资金优势，我国首要任务是帮助周边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发电站、港口、公路和高铁等。这些有利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连接。一旦周边国家的整体基础建设改善了，更加具备了被投资的条件，整个海外投资活动就会提高。
同时，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的人工成本较低，会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投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进而提高当地工人的工资，带动当地的消费，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对外投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获取相对廉价的原材料，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可以向外扩张，推广自己的产品，扩大市场占有率；促进企业自身良性发展。
其次，中国相当一部分产业，尤其是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中国企业与经济转型也遇到了瓶颈。但过剩的产能光靠国内的消费力还不够，需要有新的方向释放。可以说，“一带一路”为中国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
再次，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中，国企和民企海外投资机会是均等的。在这个过程中，两者的分工是不同的。国企有更多在海外投资的经验。相对来说，民企在投资大型项目上的经验会少一些。我国的“一带一路”对周边国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扶持作用。
在发挥这一作用时，国企有可能会投资一些回报较长、毛利率较低但对当地政治影响力较大的项目，民企会进入分工更为细致，投资期短的一些项目，两者投资重点是不同的。
企业应该怎样走出去
宋海认为，“走出去”的企业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择国家，二是选择行业，三是要搞好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团队；四要认真研究风险，寻找专业的服务团队；五是建议企业寻找合适的本地伙伴。具体而言，宋海给出以下建议。
一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诚信为本。宋海表示，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企业，不仅要考虑存在的经济风险，更要考虑东道国对我国对其投资的心理认同和接纳程度。也就是说，企业在海外运营中，要树立和维护良好的企业形象。即一方面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兼顾项目的经济性、环保性和对当地社会民生的改善，以诚意和行动改变国际社会的认知；另一方面，要把维护和改善形象纳入公司海外战略的统筹考虑和规划。“走出去”的企业要通过实施具体的商业合作项目，用看得见、信得过的成功商业项目运作，打消疑虑，筑牢合作根基。
二是熟悉并自觉遵守国际法律规范，这是企业参与海外投资的关键要素。宋海认为，商业运营的底线是遵纪守法，“走出去”的企业更要遵守三条“红线”：即本国法律法规、东道国法律法规以及国际规范和惯例。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企业应当特别注意各国法律制度体系的差异性，加强与我国驻当地使领馆的联系，积极防范相应的风险，避免盲目投资。
三是提升与媒体及公关机构的交往能力，提高透明度和规范信息披露。宋海说，在当下，“酒香也怕巷子深”，要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必须提高“走出去”企业的透明度，通过主动、真实、客观的信息披露，让世人了解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开展负责任投资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为支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改变。
他建议，企业家可以同我国驻当地的媒体、公关公司联系，同时重视海外公关人才的培养和公共关系工作的常态化与制度化，构建和谐、务实与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
四是尊重当地文化。“走出去”的企业，要有国际化视野和担当，尊重东道国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与习惯，了解东道国的文化特点及其差异性，找到与当地利益相关和沟通交流的渠道和最佳方式，提升当地居民对企业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增进中国企业与当地居民的情感纽带和文化认同。
企业参与海外投资策略的选择
当代跨国投资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并形成了美国、欧盟、日本三极化市场。有资料显示，它们约占全球对外投资额的70％。
宋海认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中，其市场战略的选择，应该是尽量避免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生正面的市场争夺，要力争先在市场空隙地带有所突破，以积蓄力量，不断扩展，逐步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多样性的对外投资市场格局。选择这种对外投资市场战略，他给出的具体建议是：首先，利用我国在资源开发方面所拥有的非常成熟的技术和低成本的人工优势，可在“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合作开发资源。他说，这些地方所拥有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有色金属矿及棉花等，资源丰富，又是我国长期所需要的，在发达国家没有进入之前，中国企业应作为一个重点选择的投资市场。
其次，应利用发达国家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产品的优惠条件，积极投资初级产品加工、工业品加工领域。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市场，把其销售市场主要建在发达国家。
再次，利用国际跨国公司只掌握核心技术、其产品自制零部件不断下降带来的市场机会，企业可根据自身优势在国内外为其生产配套产品，采用跟进投资。通过把自己融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经营体系之中，获得其全球市场的一定市场份额。
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
宋海指出，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主要采用的是新建海外企业的方式，而且大都为现汇投入，这种单一、落后的投资方式也是制约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代的资本输出，早已不是单纯的资金输出了，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采用成熟技术、成套设备、具有与投资国家和地区有较强互补关系的过剩原材料、技术软件、工程人员及信息服务等为主的资本输出方式，以加快我国成熟产业的国际转移。
他建议，投资具体方式的选择应重点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要尽可能避免独资或一切从头开始的做法。要充分利用对方优势，切实贯彻“优势互补”的原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合作开发资源方面，既要保持自身优势，又要保证对方的利益，才会有长远的合作与发展。
其次，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主要应采取并购的方式。尤其是对那些拥有专门技术特点的中小企业，要尽可能通过国外融资进行兼并或股权收购，不仅可以减少投资成本与风险，还可以进入成熟市场，培育技术上的竞争优势。
对外投资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一带一路”贯穿几十个国家，每个市场成熟度不同，国家间更有来自文化、经济、法律、政治和监管体系上的差异，甚至一些国家还存在政治不稳定或是政府管治低效的情况。加上技术革新、全球化和大宗跨境投资等趋势影响，各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宋海认为，其中的投资风险、信用风险、政治风险、互联风险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将要面临的四个最主要的风险。
他说，各国的法律法规不尽相同，不合规的操作往往会遭受严厉的处罚。法律风险是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地到底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外商投资有怎么样的法律规定和待遇，两国签合同是按照哪国的法律进行，遇到仲裁又去哪个国家，都有很多实际操作问题。在应对相关监管风险的同时，企业还需要考虑到风险敞口程度、保险范围、资金和税收、索赔和保险凭证需求等问题。
宋海给出如下规避风险的做法：一是建议企业可以选择购买本地保单、全球保单，或者是全球统筹保险方案。即通过一家全球性保险公司为自己提供统一的保险保障服务，该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其关联公司或合作伙伴，来提供统一的保险保障服务等不同方式，覆盖以上所提及的主要风险。
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企业将面对使用不同信用和支付方式的客户，因此增加了交易风险。企业可以通过评估并购买针对交易方违约风险的保险加以防范。
二是关注汇率风险。宋海提醒企业，还应该注意的是参与“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也存在金融体系风险问题。目前人民币比较稳定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但很多国家在外汇储备上很不充足。因此，去投资的企业赚的是当地的钱，但一旦当地货币贬值，投资回报就会大受影响，必须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如何应对海外投资带来的风险挑战
宋海指出，“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国家经济落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实现发展，能否在短期内通过“一带一路”就能发展起来？尤其是一些人烟稀少地区，建立互联互通能否获得经济效益？许多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盈利，甚至能否回本？至少在短期内能否通过发展经济产生经济效益？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在于能否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商业环境不佳，政治版图也存在着不确定性，这都使得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存在着较大变数。
宋海建议采取以下策略：首先，采取审慎的投资策略与操作。研究显示，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率在50％—70％之间。从目前的投资回报来看，“一带一路”中一些项目甚至有可能风险高于收益。
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企业都需要坚持“两个审慎”，即采取审慎策略和审慎操作。“一带一路”在战略层面上可以高调推进，但在具体操作中应谨慎从事，避免急功近利、大干快上，更要避免好大喜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可选择“高估风险、降低预期”的审慎策略，即宁可将风险评估得高一些，并适当降低收益预期。
其次，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时应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
一是应搞清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为了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布局以取得系统综合优势﹖还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供给？或是为了打入竞争对手的本国市场﹖明确目的后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选择制定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二是企业应充分运用资本运营手段。走并购之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购不仅可以利用目标企业现有的生产设备、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而且还可以获得对企业非常有用的技术、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还可以大大缩短项目的建设周期，可以利用目标企业原有的销售渠道，较快进入当地以及国外市场，既节约了营销成本，又避免了艰难的市场开拓；通过跨行业的并购活动，可以迅速扩大经营范围和经营地点，促进产品多样化和生产规模扩大；可以减少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使企业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再次，熟练利用国际资金，做好项目触资。这样不仅可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降低项目风险。项目融资是针对一个特定项目所进行的贷款活动，以项目现金流量和收益作为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它与传统融资方式不同，即使项目未来现金流量和收益欠佳，只要借款人目前有良好的资信和偿债能力，贷款机构也会放贷。项目融资作为一种新的国际金融方式成为一种专为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开发筹集资金的手段。
最后，重点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管理。一是引入第三方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审查。企业作为投资方，有时可能因为“身在此山中”的缘故无法正确辨析投资项目的利弊，为此，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审查，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公正地对项目进行分析，同时也能避免由于企业内部人员评估审查时的“走过场”行为，以致无法作出系统性、真实性评估的情况。
二是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控制管理。在企业决定实施对外投资并明确了投资方案之后，要注重对投资实施活动中各项事务进行控制。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做到相互制衡。企业财务部门要全面监控对外投资的资产价值，关注对外投资的资产价值变化，及时防范投资风险发生。

『叁』 一带一路计划的优势和风险分别有哪些

一带一路计划的优势和风险有：

优势：

1、“一带一路”倡议投资规模和影响力巨大。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年7月，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达52个，累计投资156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9亿美元的税收和近7万个就业岗位。

2、“一带一路”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国际产能合作，将为沿线国家带来福利。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沿线国家占世界人口的60%、全球经济总量的30%。这些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既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也蕴藏着巨大潜力。

3、“一带一路”倡议，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不但会给这一项目所覆盖的国家带来贸易上的活跃和经济上的繁荣，而且也能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与世界之间实现更大的政治凝聚力。

风险：

1、战略谋划拖累市场经济规则

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往往存在强烈的政治性指令倾向，附加了诸多战略上的意义。这给“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和实施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如果项目的落地不是基于成本收益核算，而是某种政治决定的“国家投资”，那么失败的学费永远交不完。

2、对地缘政治风险重视不够

“一带一路”倡议的陆海两条路线都穿越地理上的“破碎地带”，突出特点是大小国林立，民族宗教文化繁杂交汇，历史包袱沉重，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地缘政治风险极高。

3、缺乏统一标准

“一带一路”倡议由于过于宏大，具体项目的设计和推进可能涉及多家企业，缺乏统一的符合现代理念的标准和价值观。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

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肆』 一带一路的主要障碍

一是情感障碍。历史文化是遗产，也是包袱。研究认为，沿着张骞、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人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沿途史籍对丝路历史的记载失真颇多。在丝路沿途国家，蒙古铁骑“比辖而屠”的传说妇孺皆知，而对中国在葱岭以西的文化贡献，记载却寥寥无几。我们不可想当然地认为“一带一路”“己所欲”，便可简单地“施于人”，要下大力气还原“丝绸之路”真实历史，宣传“一带一路”的和平本质。
二是沟通障碍。“一带一路”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丝绸之路族群繁多，百教交错。沿带沿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华夏儒道罕有存迹。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问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中国文化传播也不是几百亿基金就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心。
三是道路障碍。陆上丝路有北、中、南三条主路，途径地带多雪山峻岭、戈壁沙漠。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不作为甚至存在贪腐行为，这些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复兴。“海上丝路”重在港口设施，但基础设施远非一般企业所能承受，而商业银行一般又难以承担风险，因此较难的路段可能会成为长久“瓶颈”。
四是制度障碍。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稳难”。在治理制度层面，中企与“一带一路”多数国家最易冲突的是环境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被抵制甚至驱赶的主要原因是所谓“污染”“人权”等问题。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企一大短板，而如果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
五是人为障碍。“三股势力”、境外恐怖分子对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的破坏威胁不容小觑。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也使“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另外，当今世界诸大国都是“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它们虽未公开反对，但私下里却在问中国人：你们想做什么？如果不能协调各利益攸关方的立场，它们的搅局能力不可不察。

『伍』 一带一路给世界经济文化带来哪些影响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

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

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5)一带一路背景下汇率风险扩展阅读：

合作机制

加强双边合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

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

『陆』 “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1、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形成。

最优货币区理论表明，在多国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需要具备若干条件：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金融市场一体化、产品多样化、贸易结构互补和政策协调等。

2、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而巨大的资金需求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这有利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对外输出，并在经常项目下通过跨境贸易形成回流。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从贸易结算开始的，但投资将成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金融服务相对缺失，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资金价格普遍较高。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资金融通，既可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能帮助这些国家破除资金瓶颈、加快发展。

(6)一带一路背景下汇率风险扩展阅读：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金融合作顶层设计，创新金融合作机制。

2、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确保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3、完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发挥“一带一路”人民币专项贷款和基金优势，为投融资和贸易合作提供便利化服务。

4、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推动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提高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程度。

『柒』 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减少吗

外汇储备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资金支持。从海外投资或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会贯穿亚欧大陆，东联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大概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来主要搞的还是基础设施，中国政府会动用外汇储备、财政、金砖银行或者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会做一些开发性的金融，最后是由企业自己来筹集资金进去，“这个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另外是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这是我们的一个老问题。一些大项目的推进，将使我们的一些产能能够增加使用率，还有有效使用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
1.什么是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就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但是它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的货币都可以用于充当国际储备资产的。只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能自由兑换其他储备资产的货币才能充当国际储备资产。
2.外汇储备有什么用？
从现实意义来看，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国家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足够的外汇储备表明一国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汇价的能力，它对稳定汇率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一定的外汇储备可以维护本国的国际信誉，可以作为国家向外借款的保证。
3.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
过量外汇储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首先会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次，巨额外汇储备也会加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且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第三，中国外汇储备最大的投资就是买美国国债，太单一。事实上，目前美国国债仍是全球规模最大、质量最优、流动性最好、信誉最佳的国债，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找不到可以替代美元的资产。
4.长期以来，中国巨量的外汇储备恰恰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和实施的诱因之一。外汇储备可以为战略实施提供资金支持，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缓解过量储备负面影响。

『捌』 一带一路的风险有哪些的最新相关信息

一带一路计划的优势：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通过政府间的高效沟通，可以相互深入了解双方所需所长，发挥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合理对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的发展战略和计划项目。

风险：
从安全环境层面分析，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地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因素在增多，维护安全的成本也在随之上升。毋庸讳言，“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部分国家局势紧张，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伊拉克、叙利亚等。北非、中亚一些国家也被视为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国家和地区，其中部分国家政局虽然趋稳，但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面临新旧政权交接问题，政权更迭引发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还有一些国家在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上效果依然欠佳，境外恐怖分子威胁破坏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恐怖活动不容小觑。因此，不和平、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实施过程中优先考虑的议题。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应急管理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在近一两年内，涉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抢劫、绑架和排外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中资企业及驻地机构有关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中国在当地的企业投资、项目工程等经贸合作以及境外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其影响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些问题都将是双方、多方共同应对和合力处理的难点。
从经济环境层面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在一些自贸区协定签署后，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互联互通”大打折扣。例如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印尼频繁在原产地证上对我国电梯、电子产品、家具等实行退证查询。秘鲁对我国出口的瓷砖、牛仔布等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等。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不作为甚至存在贪腐行为，这些都严重阻碍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此外，金融危机后美国重新布局全球经济战略，想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谋划跨两洋经贸安排，加之其自身多年经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三者的结合可以有效编织起全球区域经贸合作新版图，将完成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再次以主导者的身份重构全球经贸新格局。美国不仅将过去体系的挑战者日本和欧洲重新拉入其主导的经贸安排中，同时也在中国这个未来最可能挑战美国经济金融霸权国家的家门口合纵连横。
目前，中国适度调控经济增速以更好地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而不少国家将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经济转型减速拖累了全球经济的稳步复苏。将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归咎于人民币汇率的一时波动，将全球大宗商品走势的滑坡归咎于受中国股市暂时动荡的影响。
从投资环境层面分析，“一带一路”在投资环境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沿线一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承载力严重不足。陆上丝路北、中、南三条主路，沿途多雪山峻岭、戈壁沙漠。与我国相邻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和阿富汗等国的公路、铁路年久失修，运输能力不足，虽然本国政府近几年已经加大了基础设施改善力度，但主要投入用于省际通道，而在国际化通道建设上，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技术支持上还存在较大缺口。“海上丝路”重在港口设施，但基础设施远非一般企业可以轻易承受，而商业银行一般不容易承担风险，较难的路段就会成为长久的“瓶颈”。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这些国家有限的基础设施环境和薄弱的承接能力。
二是沿线一些国家严格的法律和劳工保障制度，令中国企业深感头痛。以西亚国家卡塔尔关于外国劳工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例，规定雇主必须在应结付日起7日内将员工工资汇至银行，按期支付劳动报酬。若雇主未及时支付，将采取停发任何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甚至是监禁等刑事处罚。2014年第18号决议还对劳动者的住宿条件与标准做出新规定。卡塔尔国目前正鼓励兴建劳工大型高端居住社区，保证劳动者享有高水平的娱乐休闲生活，社区的建设还将遵循最高安全标准与卫生标准。该国劳动调查专员对用人企业进行监督，调查员拥有总检察官授予的司法拘捕权，对违反劳动法的犯罪行为可施行拘捕与定罪。根据2004年第14号法令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调查专员拥有“在白天或夜晚任何工作时间，无须提前告知便可进入工作场所，对记录、账本、档案等任何与劳动者相关的文件进行检查，确定其行为是否合法”等职权。④我们的一些企业制度遭到了沿线国家工会组织形形色色的抵制。在缅甸，甚至在最危险的索马里、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考察时发现这些国家的工会制度也与我们有很大差别。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国企业的一大短板，而许多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且诉讼难、撤资难。
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华夏儒道罕有存迹。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听当地人介绍，中国一种食品以“八戒”为标识，结果遭到了多国抵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问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种族的差异是必须直面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