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人民币汇率制度，未来改革的目标
面对新汇率环境经济主体要主动校正行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时网·金融时报
FN记者 黄丽珠 摄影 黑土
编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十一个月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有序过渡，平稳运行。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即将一周年之际，由本报与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金融学会共同举办了“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专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是“江苏金融发展高层论坛
”的开坛之作。其意在促进区域金融和社会经济发展，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总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决策参考。以论坛的形式发布最新理论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论周刊》实现理论与实践更大范围的结合，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金融良性互动之策。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江苏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银监局、各商业银行、有关高校、企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与会并作了精彩演讲。此次研讨会由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魏革军博士主持。
为汇率形成机制营造适宜的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 孙工声
随着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推进，各类经济主体将面对愈来愈大的机遇和汇率风险。在此情况下，各类经济主体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提高风险意识，学会运用各种避险方式，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努力提高汇率避险能力。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应作出相应调整，为实体经济营造有利的环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为汇率改革创造良好的氛围
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升值趋势的经验和教训显示，汇率改革中从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的增长路径转换才是至关重要的。从江苏的情况来看，要加强财政、金融、税收、投资、贸易等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对发展内需和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将投资为出口服务的循环，转变为投资为消费服务的循环，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今后一段时期，针对目前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建议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可考虑通过税收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二、加快外汇市场建设，为各类经济主体规避风险提供有效渠道
要进一步加快外汇市场建设步伐。允许不同交易目的的主体进入外汇市场交易，提高外汇市场的竞争程度，同时为使市场参与主体具备风险管理能力，应适当增加汇率期权等衍生工具，拓宽经济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渠道，从而增加经济主体的选择，以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的投机行为，也使市场对人民币的价值定价更加真实、准确。
三、引导企业主动适应汇率变化，适当运用金融工具规避风险
企业要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培养和引进相关的专业人员，增强处置汇率风险的能力，增强对外汇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时，企业要加强成本核算，控制费用开支，进一步扩大利润空间。并且应注重科技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尽快实现产业升级。
四、银行应积极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提高风险定价能力
商业银行应适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形势和要求，抓住外汇市场快速发展和企业汇率避险需求迅速增长的机遇，正确处理改进金融服务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增强服务意识，创新金融产品，推出适应不同需求的外汇避险工具，并相应拓宽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期限设置。
要关注和重视货币流动性和汇率弹性问题
金融时报社总编辑 宋辅良
今年5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汇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还清楚地阐明了“市场供求”在新体制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到深化外汇制度改革要用“创新手段”等。对“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涉及，比如QDII，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金融创新。
近来，我国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问题有加剧的态势。使得货币流动性、汇率弹性与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等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虽然有国内金融结构的原因，但与美元流动性过剩在中国汇率需增强弹性情况下输入有着紧密的联系。巨额外汇储备占款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是目前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之一。
综观国际社会，美元的泛滥只能输入到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且在汇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国家。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不仅外部通货膨胀可能会输入我国，而且外部的资本价格、商品价格变化都将传输到我国，对此,我们要进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应对。
当前，汇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预定目标向前推进，我们要努力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不断完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使之成为政企分离、可独立承担金融风险的主体；在国内逐步推出外汇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险产品，为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规避外汇风险奠定基础；依靠收入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组合，扩大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发展。这里，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要重点关注经济微观主体——银行和企业对汇率改革和汇率变动的反映，关注他们的反馈，这会使汇率形成机制有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
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尽管在短期内变动的不确定性较大，但从中长期来看，基本呈现出人民币升值的“渐进性”格局。就是说，人民币升值的方向是可预期的。这就给外贸出口企业留下了一个“学习期”或“适应期”。对于外贸出口企业来说，与其说面临汇率不确定性风险，还不如说是面临能否如期消化汇率升值成本的风险。因此，要求外贸出口企业在“学习期”或“适应期”内，增强汇率风险意识，加强自主创新，挖掘内部潜力，调整产品结构，并学会运用汇率避险工具。金融机构则要积极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和工具，加强对外贸出口企业的培训和咨询，为企业汇率避险提供优质服务。
在高度关注汇率风险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通货膨胀的风险。近年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已先后在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等诸多方面均有明显反映。之所以尚没有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充分反映出来，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业产能过剩，市场过度竞争；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并不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供应充足等。特别是由于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国内商品市场价格受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商品和国际市场商品的价格联动效应日益显现。如果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不上涨，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也难以有较大幅度上涨。
不久前央行已采取了提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的调控措施。显而易见，不提高存款利率是为了促进内需，同时防止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提高贷款利率是为了抑制贷款需求，控制信贷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扩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机构放款动力。因此，提高贷款基准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义在于发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贷款过快增长的强烈信号。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趋势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欧美等主要贸易国进一步加息，就会给我国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腾出空间。银根收紧和利率上升，将对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以及资产和商品价格的上涨，起到有力的遏制作用。对此，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应有所预期和准备，密切关注经济金融走势。
周小川行长针对汇率改革指出：“各类经济主体要主动校正自己的行为模式以进一步适应弹性增加、波动加大的汇率环境。”可以想见，随着人民币汇率日益走向弹性化、市场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类经济主体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再过一个月就是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周年，在这个时点下，召开“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专题研讨会意义深远。与会各界人士就汇制改革后，经济微观主体如何适应新的汇率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有效规避汇率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众多观点的交流和碰撞，生产了许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动了人们对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等问题的认识，这将有力地推动这项改革的深入和发展。
市场化是外汇储备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苏银监局局长周忠明认为，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三元悖论”，一个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与固定的汇率制度之间，最多只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事实上最终的和最大的外汇需求方和供给方。既要稳定的货币政策，又要保持相对适量的外汇储备，这双重角色的冲突使得人民银行必须有所取舍。
人民银行是专司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外汇制度应该服从并服务于货币政策。因此，人民银行在外汇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转变，将外汇的供给和需求还给市场和大众。简而言之，就是要将目前的藏汇于人民银行转变为藏汇于人民和银行。
藏汇于人民和银行，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市场化的又一重要进程。市场机制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参与者的偏好。藏汇于人民和银行，就是希望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消化央行手上过多的外汇储备，让国内投资者更便利地进入外汇市场，表达多元化的偏好。外汇市场要由行政性的集中决策向市场化的分散决策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韩红梅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指在中国现有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一种制度创新。国际上已经有成型的外汇市场和外汇产品，像掉期、远期、期权、期货等。所以，在产品创新方面，我们还处于学习阶段；就制度上来讲，国际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产品、避险产品的制度。我国的金融创新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增强企业、银行和各类经济主体的竞争能力。
而要想实现金融创新，首先要在观念上创新。政策制定者要认识到不同交易主体在市场发育过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断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并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企业要从企业成本核算方面进行观念更新。虽然企业利用远期结售汇来规避风险的比例在增长，但是，占总交易量还很低。银行需要在人员配备、会计核算、技术支持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国外市场主体追求高附加值产品，而我们可以用渐进的方式做好基础性产品，培育市场后再逐步走向高端产品。
其次，从外汇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约束、增强金融创新，需要加强行业组织的作用。对于监管和政策设计、管理者，需要不断增强监管能力。同时，在设计产品方面，要加强对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外汇管理局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为商业银行和企业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我们将努力为更多外汇市场新产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场发展空间和配套政策措施，推进我国外汇市场的健康发展。
不断增强对汇率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魏革军博士认为，经济主体的灵活性、适应性，是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在渐进改革的战略下，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与各类经济主体的适应程度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汇率本身的变化上，应着力观察汇价背后所隐含的深度和广度变化。一年来，我国经济金融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外汇市场产品和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各类经济主体对汇率改革适应性逐步增强。这些变化本身体现了我国关于汇率改革渐进性、可控性和主动性原则，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
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并没有根本缓解，经济主体的适应性也有待增强。这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必须看到，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和汇率问题，需要政策、市场和国际协调多方面的努力。今后一段时期，要尽快减少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所带来的扭曲，逐步消除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非理性繁荣，同时，不断完善、培育和深化外汇市场。此外，还要重视外汇改革及其相关政策的沟通，为市场主体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适应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国汇制改革的远景目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裴传智认为，我国汇制改革的远景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从局部可兑换到最终完全可兑换；另一个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变成把市场供求作为主导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价格，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这是市场规律。市场供求的力量在市场中是最基本、最主导的力量。它的不平衡会引起波动，即引起金融危机或者金融风暴，所以，我们要尊重市场的供求规律，把市场供求作为汇率最终的主导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宏观调控，放眼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放弃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是调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场经济越不发达，越不成熟，调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场经济成熟时，更多的是用利率来调节。
那么，汇率制度改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呢？汇率的波动会带来风险，这就需要我们规避风险。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就必须学会规避和管理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有紧迫感，加快掌握和运用避险工具，同时也给银行的中间业务进一步打开了空间。
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我们知道，汇率变化以后，即期汇率或远期汇率怎么确定，它有成型的经济理论。但在汇率决定模型中，我们现在知道的主流理论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变量而已，而在现实中，操作这些避险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个挑战就是需要知识的创新和人才的创新。第二个挑战是制度方面的创新。在制度创新方面，一方面监管部门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创新；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内部制度上也要多创新。第三个挑战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险工具。所有的避险都需要工具。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只有远期和互换，下一步我们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风险控制为保障实现银行业稳健发展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郭宁宁提出，外汇业务是中国银行的传统优势，如何应对汇制改革带来的变化，是中行关注的重点。汇制改革以后，中行敏感地意识到市场对产品创新的要求，注重研究并及时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外汇避险、保值、增值的相关金融产品，帮助企业和个人合理运用金融衍生产品规避汇率和市场风险。2005年中国银行及时推出人民币货币掉期业务，并成为全国首家拥有开办银行间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交易资格的银行。中行江苏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叙做了全国第一笔人民币货币掉期业务；研发并叙做了公司及个人人民币结构型理财产品，向市场推出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新产品———补贴式售汇(NDO)和提升式远期结汇(三角形NDF)；完善国际结算远期结售汇产品，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人民币押汇业务、(假)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等业务；研发“出口全益达”、“进口汇利达”、“国内综合保理”等国际结算新产品，积极向客户推荐贸易融资产品等。
当然，由于人民币目前仍属于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虽然从产品角度有很多的国际化经验可以借鉴，但是，鉴于国内汇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渐进性，目前有效规避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风险，或者结构较为复杂的理财产品需要银监部门进一步的审批通过。所以，总体上来说，银行和客户操作空间还很有限。
新汇率制度下银行业的风险管控
南京市商业银行副行长禹志强认为，在未来几年里，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政策理念，将贯穿汇率制度改革的始终。汇率制度改革进程的加快，向国内银行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针对汇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银行应采取以下对策：
1、加快观念转变，增强适应能力。在市场营销、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考核激励等方面及时做出调整，应对变化。2、加强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国内金融市场利率走势的跟踪分析，为风险产品的定价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3、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要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4、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提高创新能力，将外汇市场的成熟产品复制到本币市场来，从中挖掘获利的机遇。5、抓住市场机遇，大力发展个人理财产品。6、利用差别定价策略提高利润，降低风险。商业银行可根据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风险灵活定价，实现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自身利润的目标。7、推动本外币交易一体化。通过本外币市场不同工具的组合运用，实现对冲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目标。
在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之间寻找平衡
英国渣打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陈莲英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内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央行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这固然减缓了一次性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风险，但货币市场的浮动利率制度与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时存在，也造成了一些问题。
以刚刚过去的2005年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存款高速增长，贷款增速却有所回落，这两项因素导致银行资金过剩。在资金过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动的货币市场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据统计，在2005年3月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之后，银行间市场利率以及1日回购利率迅速走低，并在5月之后持续连绵的阴跌态势。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由于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调后的基础不变，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不变，货币市场连续阴跌，在2005年的很多时间里，便出现了货币市场主要投资工具利率与存款利率倒挂现象。对我们银行来说，存、贷款间的利差意味着盈利，持续下跌的货币市场利率则意味着损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采取措施推动货币市场利率上行，并有序地进行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这对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有正面影响。
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策略选择
江苏苏美达集团董事长余本礼在发言中说，去年汇制改革启动当天，人民币“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间我们公司账户上收到的外汇账款，一下子缩水了近1000万元，影响还是较大的。对于习惯了汇率稳定的外贸企业来说，在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弹性逐渐增强的现实情况下，该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保证既得利益的实现是对外贸企业经营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验。为此，在充分利用现有的银行避险工具；改变贸易结算方式和结算货币；加强管理，增强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寻求政策支持，申请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
1、期待人民币汇率及早参照一篮子货币自由浮动，使企业尽快适应，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汇率风险。
2、目前银行推出的汇率避险产品种类不够丰富，实用性不强，希望金融机构尽快提供期货、期权、互换产品等高端品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金融避险工具。
3、汇率变动影响的是全部进出口企业，是“一刀切”政策，国家应更多地通过下调出口退税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进外汇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江苏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吴先满教授认为，外汇制度改革应该加紧推进，其紧迫性来自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广义市场的建立与完善角度来看，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完善非常紧迫。目前，外汇市场发展滞后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发展。在“十一五”期间，外汇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市场的改革。
第二，从广义的价格体系建立与完善角度来看，一般商品劳务价格都已放开，市场调节机制基本形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也比较完善，但是，汇率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影响了整个价格体系功能的发挥。在“十一五”期间，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把价格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要在目前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巩固成果，深化推进。
第三，从广义的国家经济实力来看，汇率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成为储备大国，但同时也隐藏了很多问题。但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为我们更多、更大幅度地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的策略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裴平教授提出，纠正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不可操之过急，要稳步前行。短期内，应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人民币对外升值压力和对内贬值压力，减轻内外价值的偏离程度。一是缓解人民币外部的升值压力。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背景下，要调节经济的内外平衡，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入手。在总量方面，可以通过刺激总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长来减轻汇率升值压力；在结构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关税水平和出口退税率，放松资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汇的限制，进一步提高国内投资率，以及扩大消费、降低国内储蓄等。二是预防恶性的通货膨胀。要求货币政策要有预见性或前瞻性，避免货币在传导过程中偏离目标，适度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三是增强公众对汇率变动的心理准备。在内外部压力减轻和公众有心理准备时，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可以暂时缓解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偏离程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短期内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为长期内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纠正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奠定基础。
② “对于有固定汇率的国家，如果只有政府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哈佛大学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了题为“汇率体制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中国的表现及含义”的演讲。演讲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现在对Rogoff教授演讲是很好时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汇率制度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2%，并开始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主要货币，同时允许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即实行所谓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Rogoff教授讲演将对理解我国汇率制度问题具有借鉴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对最新的汇率方面的研究文献做了综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从历史上看，十多年前国际上很多国家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使用了浮动汇率制，但所谓中间浮动汇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而现在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使用了中间汇率制度。并且这个趋势会不断持续，到2020年可能会继续上升。Rogoff教授强调，在划分国家汇率制度分类时，不是听政府宣称他们使用了某种汇率政策，而是要看他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很多宣称浮动汇率的国家实际上是固定汇率制，同样有很多宣称固定汇率制实际是浮动汇率制的，这样的国家很多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双重汇率。
Rogoff教授接着讨论未来汇率制度会如何变化。对于“2050年世界汇率体系应该如何”？在中国影响较大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观点是，未来只有一种世界货币。Rogoff教授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在未来50年后，世界货币系统应该由至少三种到四种主要货币组成，比如人民币、美元、欧元，再加上一个主要石油输出国或是商品输出国的“与大宗商品相联系的”货币。当然对于外围货币而言，还会存在很多问题。
另议一个问题是，现今中国应该做什么？Rogoff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政府将汇率制度变得更加弹性化这一举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适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以及贸易的扩张，固定汇率制已不再是中国可行的汇率制度，特别是如果中国想要对自己的货币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迫使中国跟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固定汇率制也非常困难。当然中国有能力永远保持固定汇率制，但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既然中国政府明确应该改革汇率制度，但应如何考虑时机选择问题？Rogoff教授认为，早调整比晚调整要好，否则国家会因此遭受损害。也有意见认为，中国不会受损，原因是中国有约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欧洲经验为例说明外汇储备并不能使国家免受伤害。由于不愿放弃固定汇率制，瑞典损失了100亿美金的储备，整个银行系统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崩塌，花费了近7年的时间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国7000亿的外汇储备相比于全球每天20000亿美金的交易市场规模而言微乎其微。外汇储备并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麦金农、蒙代尔教授都曾指出，中国不应放弃原先的固定汇率政策。从蒙代尔80、90年代的著作看来，维持固定汇率制的一个中心论据在于，没有一个政府不会通货膨胀。这也几乎是蒙代尔教授唯一重要的论据。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稳定的浮动汇率制会比原来的固定汇率制好。货币政策上的改进，例如独立的央行、设定通胀目标，都使国家在没有汇率工具的条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货膨胀。而且现今国际社会的通胀问题已经远远没有过去那么严重。1992年，全球有超过40个国家的通胀率达40%，其中津巴布韦是20000%，刚果人民共和国是10000%。现在，津巴布韦的问题依然严峻，但其他的国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胀程度。刚果人民共和国现在的通胀率也只有个位数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认为中国不会因为放弃固定汇率制而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即使遇到问题，也可以加以控制。这需要中国对自身的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同时加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和管理。
反对放弃固定汇率制的第二个理由在于金融危机。西方学术界很多文章认为，如果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则会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Rogoff教授认为出现金融危机多半是由于国家是被迫放弃原先的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发生金融危机一般是由于货币价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为例，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在于墨西哥政府将比索对美元的汇率降低30%而造成汇率危机。比索实际价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间墨西哥全国GDP的30%也由于比索贬值而消失殆尽。损失严重的还有墨西哥的很多银行，他们多为借入美元、贷出本国货币。同样的情况还曾出现在韩国和印尼。但中国目前情况是存在汇率升值压力。当然会有银行和企业在此次汇率变动中受损，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变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会出现大规模全球性的宏观经济危机、或者说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极小。
蒙代尔教授等人认为，如果中国人民币升值，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10%、而会和日本一样降为0。1985年日本曾与美国在欧洲订下广场协议，约定日本汇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赞同此种观点。他认为，日本经济问题不是在汇率政策调整之后就出现的，导致经济萎靡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确定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严重失误。
汇率制度弹性化和汇率升值是两码事。现在对于人民币的压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后的某一天压力会是使人民币贬值。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贸易顺差，也来自于资本的净流入。而资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难。如果资本控制力平衡，那么现在人民币的压力则可能贬值。
接着Rogoff教授列举了人民币被低估的论据。首先，从货币的购买力看，举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为例，在各国此产品的销售价格各不相同，中国价格最低，仅合1.27美元。再者，从中国的贸易增长来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化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以中国、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为例做比较。中国以1979年为基点，日本以1955年为基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1966年为基点，作图比较发现，中国与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同，贸易规模逐年上升，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维持。
但从真实汇率(经过用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汇率)来看，中国情况则并不典型。1979年后中国真实汇率发展趋势与自由化后日本背道而驰。日本保持上升趋势，而中国则不断下降。通常来说，从整个世界来看，一个国家富有的程度与其国内的价格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即越富有的国家东西越贵。因此，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得富有后，真实汇率水平是应该上升的。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应：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会经历货币的升值，原因在于较高的生产率发展水平会带动工资的提升。而在中国，Belassa Samuelson效应并没有出现，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后备队伍。中国经济正在全球化、但是生产率高的地区可以不断地从尚未全球化的较为落后地区吸入劳动力，这一过程阻止了劳动力价格上升，从而阻碍了整个价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于人民币被低估，中国2004年贸易顺差官方数据为1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数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达到日本储备规模。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于何处？庞大的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其他很多国家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最大压力。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会推动美元短期内升值，但这只是暂时性效应，美元总体面临的压力是贬值。美国用掉了全球储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必须为最富有国家的挥霍行为买单，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美国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国总的经常账户顺差为8880亿美金，当今国际上顺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比中国还要高出很多。而美国2004年的赤字已经达到6660亿美金，几乎吸收了经常账户总额的3/4，这也是美国广借外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美国贸易不平衡中，中国只占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现场展示了一幅曲线图，表现的是各国在国外拥有资本规模占国内GDP比例。可以发现，红色虚线代表的日本是这一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典和挪威仅随其次。新兴的亚洲国家近期发展很快，他们以及中东国家现在这一比例都在逐渐升高。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一比例都为负数，即所负外债超过拥有的国外资产。且美国这一比例很高，并逐年增长。这也是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国汇率的弹性化有助于改变世界贸易不均衡的状况，但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币与美元间存在较大的关联。Rogoff教授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贸易分成供给和需求两部分，以需求部分为标准来使世界贸易获得均衡，那么需要整个亚洲地区货币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亚洲货币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缓解。
改变国际贸易不均衡的现状最需要美国的调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很低，基本上为零；公共储蓄则为负数。另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欧洲可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增加储蓄、降低赤字；欧佩克国家虽然可以通过油价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余，但从过去的经验而言，他们面临着政策和价格水平的调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长期维持赤字运转的状况。
最后Rogoff教授讨论了“汇率制度与资本市场整合紧密相关”这一问题。他展示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不同经济体发展关系的图形，其中列举了1980到2000年间发展最快国家和最慢国家，分别列出他们的人均GDP变化以及资本市场是否开放的情况，最快的置于左边，最慢的置于右边。左边的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泰国、印度等，右边的则包括海地、尼日尔、尼加拉瓜、多哥等。总体来说，发展最快的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慢的国家则反之。Rogoff教授强调，资本市场是否开放，仍然要看国家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例如中国，虽然说资本市场不放开，但实际上仍然有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结论：发达国家大多资本市场开放；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地将资本市场放开。老一辈的宏观经济学家多是持这一观点：资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从最近的宏观经济学著作来看，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Rogoff教授认为，如果从长期的国家发展证据出发，传统观点仍然站得住脚。
从资本开放角度看，中国在某种程度包含两个部分，较发达的东部和内地尚未很好发展的地区。较发达的地区，类似于土耳其、韩国等，属于新兴市场。而其他内地地区尚不属于新兴市场，很多方面与中国的东部地区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区使用同一种货币。因此，更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而言非常适用，但对其他地区并非如此，这是个困难的问题。弹性汇率制度如果运用于贫穷地区，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但总体而言这个问题在中国不会很严重。
最后Rogoff教授对其演讲的内容做了简短的总结。汇率制度非常重要，并且汇率制度是与资本控制紧密相连的，必须结合在一起考虑。另外，没有一种汇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准的。但有一条基本规律是，国家变得越富有，汇率制度就应该越弹性化，同时资本市场也应该越开放，以增加与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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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unyusoen87563015752016-12-23 10:51:25
③ 泰国中央银行为什么放弃已坚持14 年的泰铢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索罗斯利用金融期货等手段，买入3个月或6个月的期货，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泰铢对美元汇率一度下降,到时再从低买回,从中获利.
当中央银行的外汇与黄金储备不足以维持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可以取缔非法的外汇黑市交易.
举个例子吧:
比如汇率是1美元可换25泰铢,可以先向银行借25泰铢,然后进行疯狂抛售,把抛售的泰铢换成1美元,抛售成功后,泰铢一泻千里,开始贬值,1美元可以换30泰铢,你用1美元再换回30泰铢,把25泰铢还给银行后,是不是又赚了5泰铢呀.
谁做不好,谁就要下台,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④ 你认为人民银行应该确定并公布 名义锚吗为什么
所谓货币政策的“名义锚”，就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规则，用来对一国货币对内价值或对外价值进行限定，其选择有两个考虑：一是通过设定“名义锚”可以提供物价水平被唯一确定所必要的条件，进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从而在长期内保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二是“名义锚”能够对中央银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动机以及政府的通货膨胀偏好形成约束，从而抑制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成功设定“名义锚”，能够充分保证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在本质上，“名义锚”是一国货币政策盯住的名义经济变量。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名义锚”主要有三种：汇率目标、货币供应量目标和通货膨胀目标。
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公布“名义锚”变量，但在操作中货币供应量和汇率事实上充当了“名义锚”的角色。从199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1996年正式采用Ml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1998年后每年会提前公布下一年度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并根据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随时调整。同时，1994年以后多数时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都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区间内。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有义务同时维持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稳定。
双重“名义锚”的困境
在双重“名义锚”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对货币供应量形成严重冲击，央行对M2的控制难度增加；而外汇储备增加正是我国执行当前汇率制度的结果，如果为了维持货币供应量目标，就要放弃当前的汇率制度。这样，中央银行就必须在货币供应量和汇率这两个“名义锚”之间做出选择。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更多地把维持汇率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货币供应量目标，M2保持着“系统性宽松”状态，多数年份超出年初目标，导致经济面临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此外，货币供应量目标和汇率目标自身也存在难以控制的风险。第一，社会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传统的银行信贷外，其他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也在提高，货币供应量控制难度增加。从去年数据来看，A股市场融资量创历史新高，以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快速发展，银行信贷类理财产品发行呈井喷式扩张，通过信托、私募、小额贷款等“影子银行”渠道融资的比例不断上升。第二，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受到许多条件限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黄金非货币化、货币发行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缺乏明确可信的“货币锚”，各国汇率波动剧烈频繁，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各主要储备货币国都选择明哲保身甚至以邻为壑、转嫁危机，不惜公开挑起“货币战争”，我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难度在增加。
继续完善“名义锚”功能
尽管双重“名义锚”面临诸多困境，但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短期内双重“名义锚”仍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改良和完善。
首先，应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按照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协商的意见，今年货币信贷总量调控重新由人民银行负责，并且推出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这一新的调控手段，配合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如同悬在银行头上的利剑，商业银行不得不在上缴差别存款准备金和贷款投放之间做出选择。可以说，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的推出可以有效提高信贷增长的可控性。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和准确性。“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是对信贷、M2指标的有益补充，有利于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是今后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面对直接融资规模及比重的逐渐增加，社会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影子银行”违规业务层出不穷，单一的信贷、M2指标都难以满足货币供应量调控的需要，明确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成为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保证。
最后，从长期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向自由浮动将是必然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汇率的“名义锚”作用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也会下降，转变货币政策目标，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新的单一的“名义锚”，将更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内外均衡。
你是周丽晖的货金么 <(▰˘◡˘▰)> 刚好在做这道题。。
⑤ 如何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和汇率安排
人民币汇率是否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需要有一套标准进行核定，无论是IM F，或者是经济学家，大家都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基本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和合理的区间。”经济学家们普遍同意，
一个国家的货币的汇率在短期内主要由两大要素决定：一是它与其它国际主要货币的利率的差别；二是人们对该货币未来的汇率的预期。
⑥ 国家是不是已经放弃汇率了
汇率怎么放弃？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交换比例，不是谁能放弃的。只要存在不同货币的交换，汇率就会存在。
⑦ 如何应对经济崛起时期的汇率升值压力
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日本和德国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崛起过程中，汇率升值也都曾经成为困扰这两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难题。
面对货币升值压力，日本和德国采用了不同的对策，给这两个国家的宏观稳定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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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日本的教训
二战过后，日本相对美国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日本产品国际竞争力日益强大，70年代以后，日本出口在趋势上大于进口，经常项目保持持续性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造成了国内的货币政策压力，同时也带来了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国的不满。当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经济的其它部分保持了较快劳动生产率的时候，汇率升值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它会引导国内经济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重新配置，实现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令人遗憾的是，日元升值过程当中，汇率政策和赁币政策的错位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伴生了一系列后遗症。
在60年代，日本基本保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日元和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保持在360：1的水平上，该时期内，日本的对外贸易也基本保持平衡，少量的贸易逆差由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弥补。60年代末期，受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和越战升级的影响，美元难以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以德国为首的其它国家也不愿忍受美国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1971年，尼克松总统彻底中断了美元和黄金的兑换承诺，同时单边向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市场预期美元贬值。
最初，日本银行不愿放弃360：1的汇率水平，但是，市场上出现的美元贬值预期引起了美元的大量抛售。尽管日本当时对资本账户还保持严格管制，但日本银行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因为吸纳美元超额供给使基础货币供给增长了50％，360：1的汇率水平再也难以维持，日元开始走上升值之路。
面对美国为首的贸易逆差国的压力，货币当局不得不让汇率升值。但是，汇率升值引起了国内贸易品部门的反对。如日本尼桑公司财务总监所言：日本公司辛辛苦苦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节省成本，但是，日元升值一夜之间把这些努力全都白费了。
为了减缓日元升值压力，日本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压力。表面看来，日本货币当局采取低利率政策可谓一箭双雕：低利率有利于激励私人部门(主要是日本银行)持有更多的美元资产，减少外汇市场上日元升值压力。同时，根据传统的宏观经济增长工具箱，降低利率有利于扩张需求，有利于减少了由于日元升值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不仅无法在长期内阻挡日元的升值，反而给国内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70年代中期，日本通货膨胀最高达到了接近25％的水平。
广场协议以前，尽管日元升值，但是幅度并不很大。广场协议以后，在1985-1987年短短的3年时间里，日元升值75％。汇率的调整要求原来在贸易品部门的投资大量转向非贸易品部门。日本储蓄率非常高，高储蓄率同时也支撑着非常高的投资率。当贸易品部门突然难以为巨大的资本创造利润时，资本流向何处呢?日本国内金融市场难以在短时间内为这些过剩资本找到合理的出路，于是，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经济一触即发。紧要关头，迫于日元升值压力的日本货币当局又一次大幅下调利率，希望能缓解日元升值压力，同时也希望借此减少汇率升值带给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扩张货币政策还是没有改变日元升值的趋势，相反地，低利率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刺激着洪水般的资本涌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经济由此而生。
德国的经验
20世纪60--90年代，德国经济和日本经济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为了战后世界经济最突出的亮点，也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
1960-1990年的30年间，德国的对外贸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顺差，而且顺差规模在1965年以后逐步扩大。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对外贸易更多地在欧洲国家占据较大比重，对美国虽然也有大量贸易顺差，但远不如日本贸易顺差那样集中。
在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持续升值。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期间内累计升值2．79倍。同期内，马克经过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升值2．43倍。无论是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还是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同期内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过了日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前，马克对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同期内，德国经济相对美国经济走强。固定的汇率无法反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变化，为了保持和美元固定的汇率，德国货币当局不得不在市场上购入超额供给的美元。货币当局美元资产的不断增加威胁到了国内的物价稳定。尼克松冲击以后，对国内通货膨胀深恶痛绝的德国货币当局放弃了当时4马克兑换1美元的固定比价，马克开始连续升值。
尽管马克升值，但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推动马克的进一步升值。
德国货币当局政策旗帜鲜明，重心是国内，尤其是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马克汇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1974年，德国放松外汇汇兑方面的管制。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难选择之间，德国货币当局同样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物价和产出稳定是货币当局最关心的事情。相对而言，马克汇率居于次要的位置上，货币当局基本贯彻了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浮动汇率制度，不会因为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的物价稳定。
借助欧洲区域内的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欧洲共同体国家于1972年达成协议，区域内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动幅度保持在2．25％以内。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正式建立以后，这一区域内的汇率联动机制也被延续下来。欧洲货币联动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对马克升值的投机资本转移到了那些货币联动机制中相对较弱的货币身上。无论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还是来自德国自身某项关键经济指标的变化，当市场普遍预期马克相对美元要升值的时候，投机资本并不直接冲击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相对马克较弱的里拉、英镑或者是其它欧洲国家货币身上。
启示
通过以上日本、德国1960-1990年汇率波动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国经历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遇到汇率升值的压力，汇率必然需要随着这种趋势进行调整。
经济基本面的调整往往是缓慢渐进的过程，与此相对应，汇率的调整最好也是缓慢渐进的，这样的调整过程最符合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渐进的调整过程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面临非常突然的大幅汇率调整，国内投资会一下子找不到出路，这部分资本如果大量涌向资本市场，很可能引发泡沫经济。
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决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德国的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因为汇率价格中的泡沫伤害国内的经济；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保汇率，最终，汇率没保住，反而触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德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在一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如果在非常严重的时期也可以诉求于突然的资本管制)缓解国际压力。绝不能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利用欧洲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德国把投机资本引向了区域内那些弱国货币的身上，同时又借助予区域内的汇率联动减少了该国货币在区域内的升值，保持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稳定。(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何帆)
⑧ 以外币对外支付时，汇率应如何确定
问：以外币对外支付时，汇率应如何确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国税发〔2009〕3号）第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对外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为人民币以外货币的，在申报扣缴企业所得税时，应当按照扣缴当日国家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⑨ 为什么很过国家放弃盯住美元汇率
每个国家的经济情况都可能不同，而每个国家的央行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来决定使用何种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当一个国家使用盯住汇率制的话，那这个国家便失去了通过调节货币政策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手段。
当盯住美元的国家的经济运行周期和美国相近的话，那盯住美元不会有太大问题，而一旦该国的经济运行周期和情况和美国发生很大偏离，就很难继续盯住美元汇率，而必须要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和控制本国经济了。
⑩ 央行怎样应对汇率问题
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版
央行权对汇率进行有管理的操作，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央行通过控制央行中间价和对外汇交易中心每日汇率波动幅度进行限制，以控制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范围。
同时，央行通过直接入市，用人民币对外币进行买卖，来改变市场外币和人民币的供求关系，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央行逐步放弃了对汇率的直接干预，但如果汇率波动超出央行容忍范围，央行仍会对汇率进行直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