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序列分析中美汇率

① 根据某20项的时间数列,采用五项移动平均法进行修匀,修匀后的新的时间数列有几项

根据某20项的时间数列，采用五项移动平均法进行修匀，修匀后的新的时间数列有19项。

五项移动平均法是不断向前移动的、5个数据的平均的方法，它通过引进越来越近的新数据，不断修改平均值作为预测值，这样就可以反映数值的变化趋势。所以修匀后的新的时间数列有19项。

(1)时间序列分析中美汇率扩展阅读

常使用的方法有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方法和模型拟合法。移动平均法是根据时间序列，逐项推移，依次计算包含一定项数的序时平均数，以此进行预测的方法。移动平均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移动平均消除时间序列中的不规则变动和其他变动，从而揭示出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

移动平均法根据预测时使用的各元素的权重不同，可以分为：简单移动平均和加权移动平均。接下来我们将使用KNIME软件对实现最简单的时间序列分析法之简单移动平均法，以美元汇率数据集为例。

② 时间序列不稳定怎么做格兰杰因果检验万分感谢哦！

如此的问题还真是难度大，好像是篇学术论文呀！近年来，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后，美国政治利益集团直接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汇率，多次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2005年4月，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33票的表决结果启动一项立法程序，声称如果中国6个月内不调整人民币汇率，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进口税。2005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汇率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自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中美贸易顺差仍不断增长。由这种现象似乎可以推出一个结论，人民币升值对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并无功效。遗憾的是，这种推论并不为美国当局所接受，而我们却面临着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尴尬局面，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经济泡沫不断膨胀，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非常相似。长此以往，人民币的双向走势必将放大中国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因此有必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厘清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和实质。

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方法选择和数据说明
在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中，非平稳的序列由于带有趋势项会产生所谓的“伪回归”问题。相比之下，协整分析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且建立在协整分析基础之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判断更为全面和准确。鉴于此，本文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具体分析步骤如下：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文中出现的COFB表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月度值；EXRA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综合汇率对贸易影响的时效性，本文选取每月第一个工作日汇率作为当月汇率。
（二）计量分析及结果
1.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又称对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的检验， 主要检验样本序列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为协整检验做准备。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原时间序列数据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而二阶差分后的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故原时间序列是二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样本数据的协整检验。单位根检验表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是二阶单整的，它们可能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由于D(COFB，2)-I(2)，D(EXRA，2)-I(2)，故协整回归模型为：
D(COFB，2)= α+βD(EXRA，2)+ε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各参数得方程：
D(COFB，2) = -1.026596+41.45292*D(EXRA，2)
(-0.257916) (0.225316)
R2=0.001877 F=0.050767 DW=3.312722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中美两国的政策预期相差甚远，也与传统经济理论相差甚远。所以，美国政府和民众都不应该期望通过汇率调控来改善贸易状况，而应该秉承贸易自由化思想的精髓，摒弃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错误做法，理性看待贸易逆差。否则，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同时损伤两国人民福利。因为两个基本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在甚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贸易顺差存在的必然性：
其一，中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从低端制造业转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再加上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家庭消费为主导，中国又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大国，近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玩具和体育用品供应地，并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进口电子消费品的最大来源地。这种格局未来几年不会变。
其二，亚洲地区产业梯度和供应链的变化，使中国成为亚洲对美出口的主要原产地。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存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日本、韩国等国的企业不断增加对华投资，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大陆的主要贸易方式。随之，中国大陆对韩日的贸易逆差开始扩大，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开始增长。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亚洲其他经济体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替代。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汇率和贸易顺差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为什么面对贸易逆差扩大这一问题时，美国当局就直接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汇率呢？本文认为其深层原因是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角度，让中国分担美元的贬值成本，防范中国经济崛起，但这深层原因一直被掩盖在一表层借口之下：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其实质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点可从二战后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变化轨迹中得到佐证。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对表层借口和实质进行分析。
贸易逆差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一直具有指标性意义。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20.24亿美元，当年8月尼克松政府立即宣布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同年12月根据“史密森协议”，十国集团分别调整了对美元汇率，其中日美顺差最多，货币升值幅度也最大，由1美元兑360日元上升为308日元。但这些举措未能阻止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1972年增至64.4亿美元，当年2月美国再次宣布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256日元。1984年美日贸易逆差激增至368亿美元。自此美日贸易浓烟四起，日元升值压力不断加剧，至“卢浮宫协议”签订时升值到1∶150。日本却以此为转折点进入泡沫经济时代。
与当年的美日贸易情形极其相似，如今美国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利益集团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要求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制造贸易争端就是美国当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6年10月，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111起，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入世以后。仅入世后美国就根据421条款对华实施保障措施调查案6起。另外，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标志着美国对华反补贴税政策已发生重大转变。无疑，中国成了美国低迷经济的替罪羊，他们以美中贸易逆差为借口，以制造各种经济摩擦为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施加升值压力，其实质即是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

③ 怎么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应该选取那些变量

可以，不过要在回归模型中把其他影响GDP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回归后通过考虑人民币汇率的系数是否显著已确定其对GDP是否有影响。最好还要考虑数据的异方差、多重共线性、时间序列造成虚假回归等问题，具体看看书吧。

④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用什么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可以直接从软件上看得到，你自己找找看

⑤ 外汇汇率的时间序列存在季节性特征吗

盯住一揽子货币实行按市场供求的浮动汇率制度。问题是主要存在货币政策在调节宏观经济的独立性不足。→更多详情请点击

⑥ 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GDP时间序列（1991——2010）中国

10年前生产的物资，与现在生产的完全一样么？
另外又如异质的苹果和梨，都增长10%，你可以说经济增长10%，而现实各种商品的物质增长率显然是不同步的，如苹果增长15%，梨增长5%，你可能得到一个指数么？如这两者的总价值量是1000万元，这1000万无是代表多X吨苹果，还是Y吨梨，还是Z个妓女的屁股？？？
商品（货币）拜物教之谜，就是把人支配人劳动（行为）的社会关系，说成是物质的属性，物质的属性是物质在那种形态下的客观存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自然力（包括人类劳动）只能改变其形式，引起属性转化。
因此“生产总值”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错误，说物价上涨多少，还不如说人们被榨取的剩余价值（这种劳动时间）增加多少。
什么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货币）拜物教”，把“总价值量”称为所谓的“生产总值”，认为它代表了具体财富就是“商品（货币）拜物教”，它实际上代表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总支配关系总和，是代表权力，而不是具体财富。 因为价值是一种人类劳动，代表的是人支配人行为（劳动）的社会关系，它意味着权力，而不是具体物质的客观属性转化率。
剑桥资本争论的内容对于新古典来说是致命的，总生产涵数的说法和使用，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其经济理论的根错了，一切都是错的。生产涵数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变量关系，资本主义追求的实际变量是金钱，是利润。
总生产涵数是错的，而单一生产涵数关系，只能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中找得到这种一一逻列的关系，但它与金钱游戏有关么？

物价指数的应用，这本身就是假定每个行业的物质生产效率是同步提高或者物同减少的，而这个假设明显违背现实。

⑦ 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如此的问题还真是难度大，好像是篇学术论文呀！近年来，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后，美国政治利益集团直接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汇率，多次要求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2005年4月，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33票的表决结果启动一项立法程序，声称如果中国6个月内不调整人民币汇率，将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进口税。2005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汇率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自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中美贸易顺差仍不断增长。由这种现象似乎可以推出一个结论，人民币升值对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并无功效。遗憾的是，这种推论并不为美国当局所接受，而我们却面临着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尴尬局面，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经济泡沫不断膨胀，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非常相似。长此以往，人民币的双向走势必将放大中国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因此有必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厘清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和实质。

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方法选择和数据说明
在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中，非平稳的序列由于带有趋势项会产生所谓的“伪回归”问题。相比之下，协整分析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且建立在协整分析基础之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判断更为全面和准确。鉴于此，本文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具体分析步骤如下：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文中出现的COFB表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月度值；EXRA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综合汇率对贸易影响的时效性，本文选取每月第一个工作日汇率作为当月汇率。
（二）计量分析及结果
1.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又称对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的检验， 主要检验样本序列的平稳性和单整阶数，为协整检验做准备。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原时间序列数据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而二阶差分后的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故原时间序列是二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样本数据的协整检验。单位根检验表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是二阶单整的，它们可能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由于D(COFB，2)-I(2)，D(EXRA，2)-I(2)，故协整回归模型为：
D(COFB，2)= α+βD(EXRA，2)+ε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各参数得方程：
D(COFB，2) = -1.026596+41.45292*D(EXRA，2)
(-0.257916) (0.225316)
R2=0.001877F=0.050767DW=3.312722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中美两国的政策预期相差甚远，也与传统经济理论相差甚远。所以，美国政府和民众都不应该期望通过汇率调控来改善贸易状况，而应该秉承贸易自由化思想的精髓，摒弃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错误做法，理性看待贸易逆差。否则，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同时损伤两国人民福利。因为两个基本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在甚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贸易顺差存在的必然性：
其一，中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从低端制造业转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再加上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家庭消费为主导，中国又是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大国，近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玩具和体育用品供应地，并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进口电子消费品的最大来源地。这种格局未来几年不会变。
其二，亚洲地区产业梯度和供应链的变化，使中国成为亚洲对美出口的主要原产地。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存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日本、韩国等国的企业不断增加对华投资，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大陆的主要贸易方式。随之，中国大陆对韩日的贸易逆差开始扩大，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开始增长。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亚洲其他经济体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替代。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汇率和贸易顺差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为什么面对贸易逆差扩大这一问题时，美国当局就直接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汇率呢？本文认为其深层原因是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角度，让中国分担美元的贬值成本，防范中国经济崛起，但这深层原因一直被掩盖在一表层借口之下：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其实质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点可从二战后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变化轨迹中得到佐证。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对表层借口和实质进行分析。
贸易逆差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一直具有指标性意义。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20.24亿美元，当年8月尼克松政府立即宣布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同年12月根据“史密森协议”，十国集团分别调整了对美元汇率，其中日美顺差最多，货币升值幅度也最大，由1美元兑360日元上升为308日元。但这些举措未能阻止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1972年增至64.4亿美元，当年2月美国再次宣布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256日元。1984年美日贸易逆差激增至368亿美元。自此美日贸易浓烟四起，日元升值压力不断加剧，至“卢浮宫协议”签订时升值到1∶150。日本却以此为转折点进入泡沫经济时代。
与当年的美日贸易情形极其相似，如今美国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利益集团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要求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制造贸易争端就是美国当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6年10月，美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111起，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入世以后。仅入世后美国就根据421条款对华实施保障措施调查案6起。另外，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中国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标志着美国对华反补贴税政策已发生重大转变。无疑，中国成了美国低迷经济的替罪羊，他们以美中贸易逆差为借口，以制造各种经济摩擦为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施加升值压力，其实质即是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

⑧ 2000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给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

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
汇率对一国经济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汇市场的表现也越来越受到各国货币当局的关注，因为汇率不仅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同时也是一国发生货币危机的导火索。目前，我国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上升走势，到2009年7月22日，四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累积升值21%，但国际社会依然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很高，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经济内外失衡，同时贸易摩擦加剧。

文献回顾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侧重研究汇率水平问题，即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Robert Mundell（2005）认为不管中国面临的贸易争端有多么激烈，中国都应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他甚至认为在未来20年内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都应保持不变。而日本金融学家、首相智囊黑田东彦（2005）则认为人民币应当缓慢升值。国内学者施建淮（2005）、范从来（2004）、张斌（2003）、林伯强（2002）、张晓朴（1999）等通过相关计量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进行了估算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张曙光（2005）深入系统的研究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汇率升值的成本收益问题，指出由于内外经济失衡和持续双顺差的持续可贸易品部门和劳动生产率等一系列原因造成升值压力，在对升值的成本收益作出分析的同时，并对升值方式和对策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另一个方面侧重研究汇率的形成机制问题，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汇率体制对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问题和经济的安全运行等问题的影响。一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盯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1999）、费雪（2001）和爱德华兹（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盯住美元，实行有治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上，其中更以汇率水平为甚。而短期内关于我国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是否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产生影响的分析较少，本文正是这一方面阐述的。

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短期内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数据选择期间为2000年1月到2009年12月，共计10年120个样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本节有关计算都由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完成。

(一)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目的是排除时间序列回归相关变量之间的伪回归现象。此处采用的是ADF(Augmented Dickey - Fuller) 检验，实际上就是在零假设H0：ρ=0（Ri为一阶单整序列）下对下面的方程进行最小二乘回归。

下文用LnM2、LnM1、LnM0、LnFER、LnER分别表示M2、M1、M0、FER、ER的月增长幅度。用ΔLn M2、ΔLn M1、ΔLn M0、ΔLnFER、ΔLnER分别表示M2、M1、M0、FER、ER的一阶差分，即这些变量的月增减值。（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外汇储备exchange rate：汇率）其中M2为广义货币量、M1为狭义货币量、M0为流通中的现金、FER为外汇储备、ER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Ln M2、Ln M1、Ln M0、LnFER、LnER以及各自的差分进行ADF 检验的结果见表1。

从表1 中的ADF 检验结果来看， M2、M1、M0、FER、ER在5 %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对ER进行一阶差分或取对数后一阶差分，得到ΔlnER，对其余进行二阶差分或取对数后二阶差分，得到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再对其进行单位根ADF 检验，其ADF 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1%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ΔlnER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 M2、M1、M0、FER、ER这5 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二阶单整I(2) 过程。

（二）协整检验

由于变量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ΔlnER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是单整变量，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再进行协整检验。在对变量Ln M2、Ln M1、Ln M0、LnFER、LnER做单位根检验时采用的差分方法，会使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的信息丢失，协整检验目的是判定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的经济联系。如果两个变量通过了协整检验，我们就说其间存在着长期的经济联系。对单整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方法很多，有菲利普斯- 配荣（Philips - Perron）PP 方法的Zt 统计量和Zρ统计量、ADF 检验的t - 统计量，Johansen检验等。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 Johansen 协整检验的结果看， 变量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和d(ΔlnER)之间都以5%的显著水平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相互作用。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短期内我国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是否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产生相互作用。此处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别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

1.在滞后期为2时，外汇储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不是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的概率是0.39366，随着滞后期为6和12时，这一概率分别上升为0.52702和0.67309，可见，外汇储备在短期内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具有一定的影响，长期来看这一影响在不断弱化，由此可知长期来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是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理由。与此相反，在滞后期为2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不是引起外汇储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的概率是0.102，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对外汇储备具有显著影响，但长期来看这一影响同样也在不断弱化。

2.从货币供给量角度来看，在滞后期为6时，广义货币供给量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不是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的的概率是0.34284，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却是广义货币供给量自然对数二阶差分的变动的Granger成因；在滞后期为4时，狭义货币供给量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Granger成因同广义货币供给量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Granger成因正好相反；在滞后期为1时，流通中现金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这些结论清楚的表明， 短期内狭义货币供给量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引起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流通中现金不受汇率影响。

3.同样，由表3可知，广义货币供给量与外汇储备互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广义货币供给量与狭义货币供给量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结论与对策分析

本文通过搜集短期内货币供给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相关数据，运用了经济计量学的有关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有关变量之间的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各变量自然对数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说明一定时期范围内相互间存在着经济联系。对变量自然对数的二阶差分做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结论

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估值对外汇储备具有显著影响，但长期来看外汇储备的增加并不是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理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更多来自于非汇率因素。

短期内，流通中现金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狭义货币供给量会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又引起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随着我国汇率机制的完善，外汇市场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有效的，但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效率在长期是有限的。

货币供给量与外汇储备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外汇储备不会产生直接影响，致使我国货币政策在公开市场业务一定范围内是无效的，这也合理的解释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大量基础货币吸收外汇，结果却是给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注入了过多流动性的事实。

（二）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在短期内，货币当局或政府机构可以通过货币供给量的调整来影响汇率，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和外汇市场的健康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将会失效，其结果不仅会提高通货膨胀的预期水平，同时也使宏观调控陷入困境。因此，应适度控制广义货币供给量，使其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水平；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应该最终由两国的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利率的差异来决定，减少人为的干预。

⑨ 美联储降息对美元汇率有什么影响啊

美联储降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降息在美国证券市场引起剧烈反应。

美联储宣布降息决定之后，市场反应较为剧烈，2007年9月18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跃升336点至13739.39，创下2002年10月15日以来的五年最大当日涨幅；标准普尔500指数跃升43点至1519.78，上涨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跃升70点至2651.66，上涨2.7%。市场反应剧烈的原因在于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在政策调整幅度上超出了市场事前的普遍预期，Bloomberg的调查显示，近80%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参与者预测美联储仅会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

降息将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滞后的扩张性影响。

降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利率降低将减少投资成本、增强投资需求，投资扩张弥补消费萎靡带来的增长动力不足；二是利率降低将减轻住房抵押贷款人的还贷压力，抑制房市违约率的不断上升，进而防止“次级债风波”的持续恶化；三是利率降低将进一步缓解信贷紧缩状况，减弱生产活动和企业扩张的融资困难；四是利率降低将支撑美元汇率贬值，刺激出口增长；五是利率降低将增强市场预期，抑制经济活动在信心缺乏下的萎缩。

受政策时滞影响，这种刺激作用的大小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短期为1年之内，中期为2到3年内，长期为4到5年内)有所不同。短期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效应会逐渐显现。在降息初期实质效应较为有限，金融市场的走强将主要源于降息带来的信心恢复。从第二个季度开始，GDP增长受消费萎靡的抑制影响将有所缓和。中期看，降息能使美国经济避免陷入衰退。长期看，降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价格机制的调整将使降息效应基本体现在流动性增加和通胀压力加大上。总体看，美联储降息在短期和中期将给美国经济增长提供助力，“次级债风波”带来“大萧条”式美国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我们用1971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时间序列上连续146组数据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美联储基准利率下降或货币供应增加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会在3个季度之后完全显现，这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为3个季度，在政策变化初期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而在10个季度之后，货币政策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缓慢消失。由此可以推算，此次降息将使美国经济在2008年第二季度出现反弹。

降息将使美元持续贬值。

降息50个基点以及由此确认的宽松货币政策取向将使美元汇率持续走弱，而且这种走弱是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全面走弱。美联储此番大幅降息迅速在外汇市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应。2007年9月24日，美元指数创下78.313的本世纪新低，这一数字相对于2001年7月6日创下的121.0的本世纪高点已经下跌了35.3%。美元指数的大幅下降是各权重货币集体对美元升值的整体表现。进一步分析，美元贬值并不局限于短期，原因有四：一是根据均衡汇率决定的利率平价理论，利差变化带来的资本外流会导致本币贬值，美国利率政策较其他经济体更趋宽松将带来美元走弱的影响；二是根据均衡汇率决定的基本因素理论，经济基本面的强势是币值坚挺的基础，美国经济增长在“次级债风波”中的预期看淡将给美元汇率带来贬值动力；三是根据均衡汇率决定的国际收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债务负担和减少贸易赤字，美国长期的“双赤字”将导致美元贬值的基本走向；四是根据均衡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次级债风波”影响下，国际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减持会加剧美元走弱。

美联储降息对国际金融的影响

降息将使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受到负面影响。

美元持续贬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从而增加油价和金价大幅上涨中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分析，代表“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及由习惯和历史沿革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国际货币秩序的总和”的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包括储备资产安全、汇率制度稳定和收支调节有效三个层次的内涵，而美元贬值以及油价和金价的波动高企将恶化这三层内涵，并给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美联储降息还给国际商品市场带来了较大影响。

国际金价在持续上涨之中已经突破2006年5月12日73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位，2007年9月21日金价最高升至739.3美元/盎司，较2001年2月16日253.85美元/盎司的本世纪低位上涨了191%。国际油价在供需博弈之间已经进入新一轮冲高阶段，2007年9月21日油价一度走上82.40美元/桶的高位，较2005年5月24日49.66美元的低位上涨了65.9%。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并不局限于短期。由于黄金和美元同时发挥着价值储藏的职能，所以美元贬值将使黄金的替代避险作用更为明显；而由于石油标价货币大多为美元，所以美元贬值也会给油价上涨形成支撑。我们用2005年6月23日至2007年9月25日美元指数、金价和油价589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两年来金价波动受到美元贬值较大影响，而油价波动在显示出较强自主性的同时也与美元币值较为相关。因此，美元的贬值将与金价和油价的高位波动一起增强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的不确定性，并给国际投机性资本的大幅流动创造条件。

美联储降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降息将减轻美国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

前述分析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增长短期内会有所放慢，但不太可能出现大幅下降。中国出口在本世纪一直保持较快增长，而且市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降低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比率从2005、2006年的21%左右下降到近几个月的20%以下，2007年7月，这一数字已经降至18.96%，创下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美联储降息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抑制美国进口需求的过快下降。在“次级债风波”发生的2007年8月，中国出口总值增长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1113.6亿美元的单月出口总值创下了历史新高，相比7月的1077.3亿美元增长了22.7%，在美联储降息影响下，这一高增长势头将继续维持。

美联储降息不会改变中国货币政策审慎收紧趋势。

在美联储降息决定发布之后，很大一部分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有序紧缩受到了外部“掣肘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央行以往的加息行动是在美国利率维持高位、中美之间存在较大利差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中美利率政策方向的背离将会在收缩利差的同时给中国进一步紧缩银根形成制约。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有失偏颇，依旧维持我们之前对中国货币政策走向的判断：“宏观调控的重点是遏制金融增长高位加快的势头，切实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宏观调控将进一步加强，年内央行还有一次甚至两次加息的可能。”

从中美经济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前中国内部均衡缺失相比外部均衡缺失更具有紧迫性，尤其是2007年以来宏观经济金融增长高位加快，CPI和金融机构信贷增速较快，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的压力增加；二是国际游资的流向对中美利差变化本身并不十分敏感，而更看重人民币升值、中国股价和房价等资产价格高涨带来的收益。

美联储降息释放的流动性给中国带来双重风险。

美联储此番大幅降息和未来可预期的进一步放松银根所带来的过剩流动性，很可能将流入预期回报较高的中国市场。这种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双重风险。

首先，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金融开放压力将进一步增强。由于中国目前资本项目还没有全面开放，因此国际资本在中国市场投资价值放大的背景下会进一步要求中国金融改革提速。此外，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会带来人民币升值更大的市场压力，尤其在美元可预期的持续贬值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将加大。

其次，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由于市场内部风险控制尚不完善，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国际流动性涌入加大的背景下有可能出现投机势力更趋活跃、资产泡沫不断形成的发展态势，增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周期性风险。从数据来看，中国房市已经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2006年外资对中国房产行业的月度平均投资尚不足8亿美元，但2007年前8个月都逼近或超过了10亿美元，2007年8月这一数字已经高达14.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21%。与此同时，对房地产行业投资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值比率也从2006年初的0.085%跃升至2007年8月的27.6%。

商业银行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

——关注美元持续贬值带来的外币资产管理问题。在目前商业银行股东和市场主体都较为关心“次级债风波”对中资银行收益影响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外币资产管理需要通过资产组合及时调整来防止可能损失的出现，并审慎减少对固定收益类美元资产的购买和持有。

——密切关注美国政策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海外发展影响。在降息带来流动性增加的背景下，美国监管层为最大限度地抑制海外资本流入美国进而减弱流动性过剩压力，未来很可能以提高透明度、公司治理以及反洗钱法律架构不足等市场门槛来人为放缓中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或业务开办审批进程，对此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相关政策变化，主动拿出应对措施。

——密切关注境外资金可能加大流入中国股市和房市等境内市场的动态，主动防范信贷风险。尤其应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的审查力度，严格控制信贷发放节奏，并加大房地产贷款证券化的创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