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居民资金杠杆率到底是怎么算的
杠杆比率到底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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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银行配资业务重启 杠杆率1:1.5到1:2.5之间 2.融资融券的比例为1:1,和买房首付是20%,那么杠杆率为有
⑵ 互联网金融一个用户的成本是多少
互联网金融产品就是以低投资门槛著称的,但是要具体问起投资金是多少,就要具体到平台和产品了,不同平台的不同产品门槛是不一样的,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军团基金类产品都是1元起投,但是收益基本上都维持在4%左右,像网筹金融这类网贷产品起投金额一般为100元,收益相对其他产品来说是短期高收益的,在9%左右。
⑶ 居民加杠杆买房还有很大空间是什么意思
关于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杠杆率(债务/GDP比重),因为统计数据等原因,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基于公开信息,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全社会杠杆率超过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个部门之间,企业杠杆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杆率最低。
具体说来,企业杠杆率被认为在120%~170%,领先于很多大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隐性债务,可能更高);居民杠杆率在40%以内,落后于主要国家。
从上述数字上看,三个部门中,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最大;且居民杠杆形成的银行资产,质量优于企业部门,是银行偏爱的安全产品。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记者会上的表态,正应和了这一现实:“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应掌握好整个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关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个部门之间杠杆率差别的原因,有助于判断居民的杠杆空间到底有多大。
三个部门之间的杠杆率差别如此之大,特别是企业部门如此之高,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企业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门,提高并维持了其部门的杠杆率(当然,2009年之后企业贷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而不在于中国企业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不像美国有那么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同样不如美国发达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企业杠杆率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
如果只考虑政府认可的账面的债务,政府杠杆率在30%左右,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相信这是各种分析认为政府仍有加杠杆空间的理由。但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债务及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的隐性负担,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也因为此,中央对地方债务扩大比较谨慎,在推出地方债务置换的同时,力保全国地产市场不大幅下跌,因为后者是维系地方乃至全国债务状况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同样,企业的杠杆率帮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杆水平。不是每个居民都有资格加杠杆。稳定的现金收入应是首要条件。因此,对于加杠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工)。周小川行长希望鼓励的群体,应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均直接、间接来自于企业。可在经济不景气、PPI连续几年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要保证不亏损已经很难,维持运营、缴上税费、发下工资,银行贷款是最优选择。
企业部分承担政府和个人的杠杆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在6万亿元左右(如计算上银行外的融资,成本会更高),超过名义GDP的年度增加额;货币供应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于支付这些利息。就是说,贷款的利息,也要用贷款来还了。经济疲弱、企业无现金利润、亏损,滚雪球般的债务模式不可持续。
是否可以不维持这种模式呢?那就是企业去杠杆(破产,退出市场),对上述的逻辑做一个调整,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政府的杠杆率上升。个人的杠杆率也会下降,因为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有些个人收入下降甚至没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担债务的条件,其历史债务将转嫁给银行。最后的债务接盘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损失者是居民个人:如果不让银行破产,那债务只能通过全社会通胀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许银行破产,通胀的幅度稍小,银行的储户损失更大。同时伴随的,将是GDP萎缩,资产价格暴跌。
两害相权无轻者。这恐怕也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自去年起就吹风降低企业社会负担(五险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长在前述会议上同时提及:“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比较低。”不难理解,政府希望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要实现这个预期,须考虑三个问题:房地产行业是否能发挥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杆空间是否足以满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产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在未来维持居民的杠杆水平?同时,这种具有明显选择性的政策暗示,也应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中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是否可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是否有这些国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稳定、可加杠杆的居民群体?中国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业破产?
⑷ 金融中加杠杆是什么意思
简单地说来就复是一个乘号制(*)。使用这个工具,可以放大投资的结果,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收益还是损失,都会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加,所以,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前,投资者必须仔细分析投资项目中的收益预期,还有可能遭遇的风险.
⑸ 互联网金融有哪几个细分领域
绿色能源领域,以融资租赁业务为基础的互联网类金融公司。主要是在太阳能资产租赁领域。
潜在问题:
(一)、新能源行业,国家政策问题不大,但是容易和政治走得太近,不管是当地政府还是中央高官,这一块风险需要衡量。
(二)、需求资金量非常大,标的在不拆标的情况下,金额巨大,并且能源行业周期较长。可能行业本身风险就很大。
基于社交金融LBS,也是众保模式,基于陌生人地理位置,担保人确认借款后,担保放款,担保人也有一定收益;属于信用借款,模式十分新颖,具有社交属性、金融属性和众保属性。大数据、LBS等“黑科技”手段运用,高大上。
潜在风险:
(一)、众保模式在中国很容易变形,出现相互恶意担保骗贷,风险高。基于陌生人,信任度更要打折扣。
(二)、高大上的科技手段,在P2P面前,风控、征信等难题下,多少显得很虚,有真实的瓶颈。
消费分期主要面对是高校学生,消费3C产品。切入点非常准确,目标客户明确,后期也为大数据做准备,学生在毕业后依然是稳定潜在客户。美国也有一家类似的公司SoFi,在最近也都获得了十足发展,也得到了大笔融资。
潜在问题:
(一)、学生没有收入,靠家里的生活费。或许信用不错,但属于“瑕疵客户”。
(二)、可能融资金额数据有问题。严重怀疑这两家由于竞争,存在虚假融资公告。
潜在问题:
(一)、资金池直接赤裸裸的宣传。“随用随取”的宣传方式,直接宣传资金池模式。
(二)、病毒式营销。把邀请营销用到了极致,外加利息递增的方式(挺恶心的,这么利用人性弱点)。
随着股市走牛,一路过了4400点,股票配资一路走火啊,行情好,市场好,又是互联网金融热点。发展速度值得关注,值得期待。
潜在问题:
(一)、面临经营不稳定风险。
(二)、政策风险。证监会在4月17日出手限制场外股票配资,随时面临法律风险。P2P股票配资这方面的风险无法规避。
定位于被忽视的群体——刚刚开始工作的小白,还没有足够能力,但是发展潜力巨大。在掌握他们消费习惯等大数据的情况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相关服务。
潜在风险:
(一)、此客户群属于“次级客户”,风险较大,违约概率较高。
(二)、发育较慢,时间周期较长,还面临流失风险。从一个“次级客户”成长几年,当其有能力时,可能需求减弱。
⑹ 月入一万花销一千!是什么力量在挤压年轻人的消费能力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似乎比从前更愿意消费了,特别是当高铁爆满、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等剧情频频上演时,更多的人急于张开双臂去拥抱消费升级新时代。
然而,有这样一大群人,“月入一万,花销一千”。你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绝不是个例。这恰恰是当前许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中国家庭的缩影。
持续上行的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
是什么原因,让年纪轻轻且月收入不低的人们去承受节衣缩食的窘迫?
负债!
以大城市举例,诸多机会与巨大的发展空间,吸引着无数年轻人的涌入,但高企的房价让年轻人买房不得不背负起巨额债务。
数据显示,参与负债的城市家庭年龄大体上呈驼峰分布,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家庭,而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的负债参与率与30-44岁中年人群的负债参与率接近,也远高于其他年龄群体(见下图)。这也反映出,年轻人群已经成为负债一族的主要成员。
衡量居民负债情况,有一个业内熟知的指标叫居民杠杆率,用以表征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下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96年中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2008年也仅为18%,但是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短短六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6.4%,到了2017年二季度居民杠杆率已经高达47.4%,较之2008年激增了近30个百分点,这也高于国际上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
账面上的信息或许还无法完全反映出真实情况。根据海通证券姜超的测算结果,倘若考虑到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于2017年7月突破了53%;如果按照当前速度扩张,到2017年底就将达到56%左右,这与不少发达经济体60%以上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已经相差无几。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居民部门债务率从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飙升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来自居民部门的负债往往不是几个月就能还清的,大多都要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房产按揭还款的期限一般为10-30年)。数据显示,来自居民部门的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自2012年第三季度起一直高于短期贷款,且从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二者差距有明显的加大趋势,中长期贷款占比一度达到94.9%。近期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的比重虽然有所回落,但也保持在70%以上(见下图)。
来自居民部门的负债之所以会呈现上述情况,究其根本,是因为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当房价“一年翻一番,五年乘以三”的剧情在各地上演的时候,现实的压力让一大群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继续燃烧青春的激情,就早早地投身于买房大业之中,因为他们预期“如果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由此也背负了一身的长期巨额债务。
债务逼近收入,抑制居民消费水平
当然,中国居民部门负债率仍称不上高,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距离85%的债务阈值更是相去甚远。为此,有些专家学者公然表达了对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支持,其理由是:
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总体杠杆率快速攀升,从170%上升至235%,其中以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最为严重,其杠杆率也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相比之下,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相对较低,这也为决策部门提供了一条“杠杆转移”的新思路,即居民和政府部门加杠杆的同时,为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腾出空间。
这样看来,居民加杠杆似乎还有较大上升空间。然而,从另一个维度――债务收入比来看,事实恐怕不甚乐观。
所谓债务收入比,指的是家庭总债务和年收入的比值,相较于居民杠杆率这样的宏观指标,债务收入比更能衡量一个家庭的负担程度和家庭债务风险。Wind数据显示,中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时的18.5%暴涨至2017年8月的77.1%。
考虑到上述统计只是来自商业银行的数据,事实上,中国居民不仅仅向银行借贷,还会向父母、亲戚、朋友借款,向大量的小型互联网金融公司借款,而这些隐形的杠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由此可见,前文的计算结果实际上很可能低估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这也说明,中国居民加杠杆的空间着实已经不多。
另外,从存贷比的维度来衡量,同样可以佐证上述观点。存款可以反映居民的资产和财富状况,贷款则可以反映负债状况,所以居民存贷比可以衡量举债和偿债能力的变化。从下图可以看到,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部门贷款/存款的数值一直呈大幅上行态势,2014年比2008年近乎翻番。海通证券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7月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2%的历史新高,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居民负债水平的日渐走高,加杠杆空间已然不大。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高负债率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按照今天的居民负债程度,如果一个人每月可以支配的收入为10000元,那么他首先需要从中拿出7710元用于还债(如房贷),如此一来,剩下的2000多元钱才是他真实可供日常开支的收入。
读到这里,相信有人要问:眼下不正值消费升级新时代吗?既然这么多人被债务所累,怎么能叫消费升级呢?
诚然,老百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铁一般的事实,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的进化也是毋庸置疑,然而,消费升级的热风可能只是吹到了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还没有张开双臂拥抱消费升级的实力。
李迅雷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分化日渐加剧,消费升级实际上只发生在3亿中产人士身上,他们才是引发开篇提到的高铁爆满、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等现象的主要力量。剩下那十亿人,还在负债前行,真真是“想买不能买才最寂寞”。
高负债让国民经济发展挑战重重
话说回来,居民部门适度加杠杆,可以刺激内需并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还能缓冲宏观经济去杠杆的压力和风险,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过度加杠杆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反作用。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10%,债务增加可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当家庭信贷超过GDP的30%,债务的增加就会开始损害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持续攀升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论述如下:
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来看,诚如前文所说,过高的债务让无数年轻人有钱不敢花,即便他们收入再高,在巨额债务面前也是枉然。几年前的热播电视剧《蜗居》中,郭海萍的人生可谓是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她在剧中的一段台词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这些收入水平已经位居金字塔中部,而实际上却是“穷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十年。”
如此可见,“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日渐提升”这一现象看似美好,却暗藏危机。当内需难以进一步刺激时,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否还能得以延续?
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且集中在房地产领域,难免会引发人们对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特别是,自2016年底以来,由于规模和占比控制,按揭贷款受限,居民被迫借道高成本、短期化、风险大的消费贷款,甚至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过桥贷款”等等,过度加杠杆进入楼市,从而让本处于安全区的居民杠杆率,开始显现出结构性的风险。倘若对其继续放任却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控,一旦风险积累带来“明斯基时刻”的爆发,那结果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
我们该如何控制居民杠杆率?
当然,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居民杠杆率的有效控制。而要控制居民杠杆率――
首先就要改变热点城市房价“只涨不跌”、“长期上涨”的预期。人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疯狂加杠杆购房,源头就在于过去十多年来形成的房价坚挺、只涨不跌的顽固预期并未得到改观。因此,我们要坚持楼市调控的最终目标,稳住力度不放松,同时也应尽快推出长效机制,打破“政策一松绑、房价即反弹”的楼市不良循环。
其次,要严格防范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针对银监会部署的“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检查各项内容(即“违法、违规、违章”、“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进一步加以规范整改,并有效引导资金向实体经济部门流动,从而确保系统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最后,作为居民部门成员的我们自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与业务水平。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种种状况:有债的更加从容地还债,没债的更加踏实地消费。特别是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爆炸式发展,让更多新兴经济业态不断涌现,自然也带来了种种可能获得更高收入的新机会。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审时度势,从变革自己做起呢?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付一夫)
⑺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怎么计算的举例说明
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名义GDP
如:2016年我国GDP74.4万亿,居民部门贷款余额大约33.33万亿,相除后得2016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为44.8%。
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一般来说,投行的杠杆倍数比较高,美林银行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为33倍。
杠杆率的优点
引入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手段,其主要优点为:一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二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有关数据显示,一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出现背离。
⑻ 炒股如何加杠杆 全部
炒股加杠杆一般找复配资公司。选择制适合自己的配资杠杆,一般建议不要超过20,杠杆越高,你所承载的风险就越大。
在签合同时,要仔细看配资合同,除了利息之外,有没有其他额外费用。确保合同没有问题,就可以和配资公司签合同了。根据自己的风险可控范围,做整体投资计划,包括投资方向,投资周期,预期回报率,回撤率,止损线,投资风险及应对措施等一系列的规划。
(8)互联网金融居民加杠杆扩展阅读:
股票连续竞价时段,因为有许多投资者可能同时买卖同一只股票,所以交易所制定了“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
如某只股票现价5.66元,如果甲投资者此时输入5.66元的买入价,而乙投资者同时输入5.67元的买入价,则乙投资者的申报优先于甲投资者的申报成交。如果大家申报的买入价格相同,则谁先输入买单谁先成交。
⑼ 居民杠杆率是什么意思
杠杆率一般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应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一般来说,投行的杠杆倍数比较高,美林银行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为33倍。
杠杆率的优点
引入杠杆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手段,其主要优点为:一是反映股东出资的真金白银对存款人的保护和抵御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维持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确保银行拥有一定水平的高质量资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润)。二是能够避免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复杂性问题,减少资本套利空间。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如果商业银行利用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进行监管套利, 将会严重影响银行的资本水平。有关数据显示,一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出现背离。2008年年末,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3.1% ,但杠杆比率只有2.9%;UBS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1.5%,杠杆比率却只有2.6%。
通过引入杠杆率,能够避免过于复杂的计量问题,控制风险计量的风险。三是有利于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通过引入杠杆率,使得资本扩张的规模控制在银行有形资本的一定倍数之内,有利于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快增长。
杠杆率的缺点
杠杆率也有其内在缺陷:一是对不同风险的资产不加以区分,对所有资产都要求同样的资本,难以起到鼓励银行有效控制资产风险的目的。二是商业银行可能通过将资产表外化等方式规避杠杆率的监管要求。三是杠杆率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定义, 同时对会计准则有很强的依赖性。由于杠杆率的相关项目主要来源于资产负债表,受会计并表和会计确认规则的影响很大,在各国会计准则有较大差异的情况下,该指标难以在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由于杠杆率具有以上内在缺陷,不可能简单替代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作为独立的资本监管手段,但其作为加权风险资本充足率的补充手段,可以从另一角度反映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扩张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