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理解2016年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1、去产能
主要讲来的是钢自铁、煤炭等行业,该破产的就破产关掉。失业的企业职工,安排转岗和再培训再就业。目前这些僵尸企业都是靠银行贷款,还有一口气。
2、去库存
主要说的是房地产开发的空置楼房,要卖掉空房、去掉库存。据说各地政府都有去库存的任务指标。
3、去杠杆
就是减低负债,政府、企业、个人都可以有负债,政府举债搞某某项目即在加杠杆。
4、降成本
就是降低整体的税负水平,5月1号开始实行的营改增即为具体的举措。
5、补短板
诸如脱贫、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核心问题是所谓去杠杆,即减低负债。持续亏损,资不抵债的大型企业,持续向银行借钱,不会因为“债转股”而好转,窟窿只能越来越大,银行自身的风险就越来越大。个人方面的负债,主要还是供房一族。
❷ 如何理解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积极稳妥去杠杆
积极稳妥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当前,杠杆率高企弱化了实体企业的投资能力,加大了债务违约风险,亟须多措并举去杠杆,为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应坚持市场化路径,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能动性。
从短期看,应针对企业的债务结构分类施策,合理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逐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一是支持适应市场发展并有持续经营能力、但暂时存在资金流转困难的企业以债务转移或置换等方式降低债务负担。可由债务企业的关联方或有意对负债企业进行重组的企业购买并承接债务;也可给予增信安排,通过发行长期公司债券置换短期债务。二是积极探索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实施方案,推动企业债务重组。引入第三方评级机构,选择有较好发展前景但面临周期性、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以及虽然债务负担较重但运营正常的企业,以企业价值为核心,适时将部分债务转化为优先股或普通股,并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应警惕恶意逃废债现象。同时,加大僵尸企业出清力度,杜绝其搭债转股便车。三是推进实体企业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金。以有稳定现金流、系统性风险较小的大中型企业为主,通过结构性融资安排将存量资产转化为可交易对象,提高资金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合理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的效益和价值,以优化劣,分散风险。同时,进一步探索做市商制度,提高做市商的积极性和做市能力,增强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流动性。化解债务风险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市场规则,由债务双方协商决定,切忌搞“拉郎配”。应依托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价值回归功能,由市场对证券化产品合理定价,防止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出现虚抬资产价格和过度投机行为,并制定配套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从中长期看,应逐渐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商业银行应严格落实资本金管理制度,构建信用风险评估体系,通过风险权重调整、优化授信结构等方式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严控影子银行规模和表外业务风险,从源头控制企业部门杠杆率。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再融资、发行债券等途径加速股权、债权资本形成,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化解债务风险,引导社会资本向优质企业集中。同时,改革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为各类经济主体投融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根本上看,企业去杠杆要建立在宏观经济稳增长的基础上。这就要求追加企业贷款或扩大赤字,但二者均有导致不良债务增加的隐患。因此,应保持稳增长和去杠杆的平衡,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逐步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消除经济泡沫化风险隐患。一方面,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有效的信用管理,清除资金向实体企业流动的障碍;以预期管理降低汇率波动等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另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企业去杠杆和优化全社会杠杆结构结合起来,优化债务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布。同时,加快税收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税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资本回报率。
❸ 国企去杠杆任务重困难多如何破解
为推进央企降杠杆工作,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一系列举措,包括要建立严格的分行业负债率警戒线管控制度;建立多渠道降低企业债务的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督促已签订的框架协议抓紧落实;强化问责等。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国企降杠杆也需积极稳妥地推进。连平建议,首先要确定合理的降杠杆目标。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央企特点,结合不同行业的特
点,把企业负债率目标定在合理水平上,即便是适当高一点的水平也是可以接受的。其次,要制定规划。目前,国企负债规模很大,降杠杆如果压得过猛,企业将难
以承受。因此,有关方面应把握好节奏,下足“绣花”功夫,敢于啃硬骨头,分步骤实施,严防风险,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
国企的资金还是很雄厚的。
❹ 去杠杆是指降低财务杠杆吗如果不是,那是指降低什么
首先定义杠杆一词,个人理解来自于“财务杠杆”概念.当企业负债经营时,用较小的权益资产支持起了比较大的经营规模,由此产生“杠杆效应”.按这个逻辑,我理解的“去杠杆”就是指企业或经营主体主动降低资产负债率.如果这个理解从根本上就错了,请用力拍砖.
去杠杆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政府去杠杆,二是金融去杠杆,三是企业去杠杆.
一、政府去杠杆政府去杠杆,就是削减政府债务,对中国而言重点是地方政府债务.其实中国政府整体债务占GDP比重与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相比,还不算高,去杠杆的需求不是太迫切.主要问题是不透明,让中央领导、银行心里没底.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政府去杠杆,不如说是调结构更合适.
第一个问题经济界讨论的很多,见仁见智吧.我没有具体数据不做判断,但有一点很明确.
现存债务已是既成事实,投资项目有清偿能力还得上最好,还不上就从全国财政大盘子里找钱,实在还不上,就只能债务重组.
当然债务重组最好的办法不是像早先那样,再剥离几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这样等于全国人民集体买单,效率不高且不公平.而是对银行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相关不良贷款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CLO),吸引投资者来买.悲观的投资者可以买优先级,低风险低收益.乐观的投资者可以买劣后级,高风险高收益.这样就把地方债务风险从银行体系转移到了广泛的投资人身上,也就盘活了债务存量.
关于第二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明确政府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建立规范的地方债、资产支持证券(注意,这里指狭义ABS!不是CLO)发行机制,让真正用钱的和投钱的直接见面,是为用好增量.这一点对承销商,如银行、券商们,是利好.
具体到银行,去杠杆不可能是减少存款,现在看来也只能压缩同业业务、表外业务了.银行是整个社会最大的资金来源,同业不让做,表外业务受限于资本压力短期内不可能全回到表内,这样看来全社会资金成本会上升.对银行而言利好利空很难判定,因为我不清楚同业、表外业务给银行带来的收益大还是风险大,请大家指教.但对依赖理财产品、同业业务等筹集资金的企业,短期内则是大利空.
有人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为了金融去杠杆,个人认为理解有误,应该是转移银行信用风险的举措.信贷资产属于银行资产,而卖资产无论如何不会降低银行的杠杆水平的.因为它和银行负债端的资金来源根本就是两回事.不过,如果CLO能够常规化、可盈利,债务风险就能有效转移,那长期来看对银行业确实是一个利好.需要说明的是,CLO的开展,给银行带来信贷额度,如果不对这部分信贷流向进行指导控制,很可能资金又会流向政府融资平台.这样的话,反而不利于政府去杠杆了.
❺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杆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是美英的两倍多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的杠杆率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明确三个特点。
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公布的信贷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衡量指标,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5.6%,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1%,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2%,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这段时间,四个杠杆率指标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增幅甚至超过140%。
二是从国际范围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受基数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等因素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比BIS统计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部门杠杆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国、英国的两倍多。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三是加杠杆的资金来源中,虽然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和占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据BIS的统计,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在2007年之前,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几年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发展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点。2008年-2016年,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均值约为7万亿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于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其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业资产增速快于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银行融入资金再给企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规避监管等目的,借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高一剩、房地产行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
我国的杠杆率快速增长并且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促成因素较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我国的投资坏境较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为加杆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内也针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不仅降准降息而且货币超发问题相对突出。2008-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7.5个百分点,而2001-2007年只有5.8个百分点,增长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GDP年均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个百分点。货币超发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在下降,推动了杠杆率提升。
从金融方面看,我国融资方式中以债务融资为主,也会导致杠杆率提升。长期以来,国内高储蓄率为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推动了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业的银行业规模壮大,让其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32万亿元,是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业总资产之和的5倍多,是当年GDP总量的3倍多。这些都为债务融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而从资金需求看,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且税收征缴中债务利息具有税盾效应,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增大了其主动负债的动机,以及企业破产清算成本较高等,均导致企业部门也有较强的债务融资偏好。据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的研究,国内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其杠杆率较同类企业明显更高。
杠杆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都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就国外的情况看,几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情况,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这方面,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房地产贷款飞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5.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6%。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于房产配置的比例过高,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不仅微观层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也加剧了宏观层面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在近几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过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企业难以承受,也易于导致再融资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论表明,银行监督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融资溢价正相关,而融资溢价与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银行贷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业可能的违约损失。企业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与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现,势必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
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同时采取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积极稳妥推进
对于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积极稳妥去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去杆杠的思路和重点。杠杆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率较高易于引发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杆并不是不加区分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要重点控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降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就是说,去杠杆要同时兼顾杠杆率过快上涨和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于政府部门,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有缩小的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杠杆率问题也要予以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主要是用于配置房产,要重点关注其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对房地产的调控,减少家庭部门加杠杆配置房产,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就国际经验看,去杆杠的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单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决的,对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其次要控制货币量,对金融业务进行规范。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也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充足所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管好货币供应的总阀门。在此基础上,结合基础货币供给方式变化,适当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短期借贷便利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价格水平,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并进行套利的积极性,以控制金融机构负债的总规模。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同业业务,不排除其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较多,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同业套利空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加杠杆也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因此我们不仅要管理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最后要推动经济发展和融资方式转变。杠杆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既要对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预期,也要积极通过创新、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稳定经济增长。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税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业部门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杆率;要积极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规定,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要规范并完善企业上市管理制度,发展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提供制度支持和市场保障,从而逐步降低对债权融资的依赖。
总之,对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去杠杆也要积极稳妥,根据杠杆的实际情况与最新变化,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的矛盾,统筹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资金的供给端,也要调节好资金的需求端,采用多种手段从多方发力,以保障去杠杆的成效。
❻ 积极稳妥去杠杆对应的哲理
积极稳妥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当前,杠杆率高企弱化了实体企业的投资能力,加大了债务违约风险,亟须多措并举去杠杆,为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应坚持市场化路径,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能动性。
从短期看,应针对企业的债务结构分类施策,合理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逐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一是支持适应市场发展并有持续经营能力、但暂时存在资金流转困难的企业以债务转移或置换等方式降低债务负担。可由债务企业的关联方或有意对负债企业进行重组的企业购买并承接债务;也可给予增信安排,通过发行长期公司债券置换短期债务。二是积极探索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实施方案,推动企业债务重组。引入第三方评级机构,选择有较好发展前景但面临周期性、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以及虽然债务负担较重但运营正常的企业,以企业价值为核心,适时将部分债务转化为优先股或普通股,并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应警惕恶意逃废债现象。同时,加大僵尸企业出清力度,杜绝其搭债转股便车。三是推进实体企业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资金。以有稳定现金流、系统性风险较小的大中型企业为主,通过结构性融资安排将存量资产转化为可交易对象,提高资金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合理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产的效益和价值,以优化劣,分散风险。同时,进一步探索做市商制度,提高做市商的积极性和做市能力,增强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流动性。化解债务风险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市场规则,由债务双方协商决定,切忌搞“拉郎配”。应依托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价值回归功能,由市场对证券化产品合理定价,防止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出现虚抬资产价格和过度投机行为,并制定配套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从中长期看,应逐渐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商业银行应严格落实资本金管理制度,构建信用风险评估体系,通过风险权重调整、优化授信结构等方式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严控影子银行规模和表外业务风险,从源头控制企业部门杠杆率。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推动债券市场发展。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再融资、发行债券等途径加速股权、债权资本形成,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化解债务风险,引导社会资本向优质企业集中。同时,改革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为各类经济主体投融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