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汇率受限

『壹』 货币局制度与美元化的本质区别

在货币局制度下，如果本币钉住的外币是美元，实际上就是程度较低的美元化。这种货币制度把美元作为发行本币的保证，并保持本币与美元之间汇率的稳定。虽然在本国或本地区还保留本币，但本币与非货币局制度下的本币相比已有本质的区别，该国或该地区的货币当局已经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美元化则是一种彻底的货币局制度。在美元化的制度下，美元不仅仅是发行本币的保证，而且全部或部分取代了本币的职能。因此，货币局制度与美元化的差别主要是美元发挥作用程度的差别以及存在单一货币还是两种货币的差别。

『贰』 货币局制度与外汇储备

首先应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货币局制度
货币局制度
货币局制度，（又译作：货币发行局制度、钞票局制度、货币发行板、货币发行局机制、货币局安排）是一种严格的汇率制度，在此制度下，一国将其货币的汇率牢牢钉住另一种货币，例如美元或欧元。货币局制度保证该国的钞票和硬币能以某一固定的汇率完全兑换成被钉住的货币。由于有此保证，货币局制度不能发行超过与其外汇储备等值的钞票和硬币。因此，货币局制度的运作是被动和机械化的。这种制度可防止政府通过印钞票来为其活动融资，能避免因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香港的联系汇率即是货币局制度，港元的汇率以1美元兑7.8港元钉住美元。

它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为后盾。

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要供应量和货币储备相匹配的。如果外汇储备过多，那么相对的本国货币发行也将过多，很有可能引起资产泡沫或者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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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美元化的概念与理论

美元化（dollarization）的基本含义如下：作为一种事实，它是指美元在世界各地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过程，它是指美元在美国境外的货币金融活动中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均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政策，它是指一国或一经济体的政府让美元逐步取代自己的货币并最终自动放弃货币或金融主权的行动。出于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将美元化的上述三种含义简约地称之为事实美元化、过程美元化和政策美元化。（在以后的讨论中，除非特别说明，美元化指的就是政策美元化。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美元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来定义美元化。）如果把美元化程度“色谱化”，那么对某经济体而言，色谱的一端便为美元完全不起作用，而另一端为彻底美元化，即完全放弃本币。一般的情况是介于两者之间。离彻底美元化最近的，是以美元为储备货币并按照固定比率兑换本币的“货币局体制”。从技术上讲，它也最容易实现彻底美元化。
被称之为本世纪三大主导货币体系[2]之一的货币局指的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发行按固定汇率可自由兑换为某种“外部储备资产”（external reserves）－比如外汇或贵金属－的纸币和铸币。货币局不接受存款，其持有的均为高质量的、以所储备的资产计值的、能够带来利息收入的有价证券。依据费率规定，货币局的储备资产必须百分之百地、甚至略微大于流通中的纸币和铸币。货币局的利润－即铸币税，通常要上交给政府。货币局本身没有制订与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也不扮演商业银行的终极贷款者的角色。由于货币局拥有百分之百的外部储备，故从相当意义上讲，它在本质上已无异于货币本位制（美元化或欧元化）。此外货币局体制还有一好处，即实行它的经济体可以用其对储备货币的选择来约束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一旦美国（或欧盟）采取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它们就可以放弃美元（或欧元）而选择欧元（或美元）为储备货币。结果，世界的货币体系将会更加稳定和高效率。（Hanke and Schuler 1998; Hanke 1998）
从理论上讲，美元化无非是大多数经济体在面对“三难抉择”（trilemma）时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或被迫的反应。持续了两年多、危害甚大、似乎正在趋于平静的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其之所以爆发的一个根本性的、同时也是现今国际金融框架中固有的原因，就是所谓的“三难抉择”。对任何一个经济实体而言，它通常要寻求三个货币金融目标：一，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以便利用利率杠杆来对付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二，要维持较为稳定的汇率，以便消除或降低由币值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和对金融体系的扰动；三，要确保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以便使资本来去自由。然而，这三个目标在逻辑上和操作上却是相互矛盾的。作为国际金融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原理，一经济体最多可以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即至少牺牲掉其中的一个目标）。国际金融中的这一“三难抉择”使得每个经济体只能在下述三种汇率体制选择一种。一，浮动汇率制。它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并且不要求决策者必须采取诸如提高利率的措施去捍卫汇率，从而使政府能够运用货币政策去实现其经济目标。然而它却不可避免地要在币值波动方面付出代价。二，固定汇率制。它在维持币值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这时利率必须成为维持汇率稳定的主要工具。三，资本管制。它相对地调和了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但是却不得不在资本自由流动方面有所放弃，并承担由此而来的其他一切代价。（Krugman 1999）基于上述理论，美元化的基本含义，在于通过放弃三大政策目标之一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目标，以求近乎“一劳永逸”地来换取币值的稳定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两大目的实现，从而使决策者避免了必须同时兼顾上述三个政策目标、但结果又只能是顾此失彼的窘境。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在上述三大政策目标中，如果某一新兴经济必须放弃其中的某一个目标才能避免“三难抉择”的话，那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否是最应该放弃的目标。实际上，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目标所花费的成本相对而言十分高昂。为了维护这种政策独立性，浮动汇率制和资本管制往往成为必须的政策工具。从理论上讲，虽然浮动汇率能够让一国保持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市场总是对经济运转的表现做出过度反映（overshooting），其结果或是将该经济体的币值远远地贬低到其实际价值之下，或是大幅度抬高到其实际价值之上。在前一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和债务及利息负担会不断加剧或加重；在后一种情况下，产品的竞争力和贸易收支状况会不断下降和恶化。或许更意味深长的是，一旦某一相对弱小的经济体置身于“三难抉择”之中，即使完全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目标，亦即采取固定汇率政策并全力捍卫之，另外两大目标的实现也并无绝对的保证。经济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正日益达成共识：某经济要想获得固定汇率的好处，则必须对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以限制投机行为，或是做出令人信服的承诺以便让市场相信它完全能够制止住投机的冲击。如果一国不打算采取对资本自由流动造成巨大损害的资本管制政策，则较为理想的选择竟然是建立与美元化等货币本位体制十分接近的货币局体制。（Bergsten 1999a）看来至少对一些小经济体而言，美元化似乎成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必由之路了。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元化意味着较为剧烈的制度变迁。鉴于美元化不可避免地会对既得利益格局带来冲击，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在此过程中的损益和受益承担会有所差别，故美元化政策的实施与否和速度快慢等，均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或讨价还价的结果。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元化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放弃现有的中央银行体制。这意味着美元化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自动放弃其最终贷款者或货币发行的角色，意味着放弃它对金融体系的正常监督与管制，尽管后一职能可以由其他新建的机构来承担，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的权利丧失。

『肆』 为什么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中央银行丧失最后贷款人功能

因为实施货币局制度的国家要盯住某一基准货币，保持固定汇率；而美元化的国家的货币是美元，没有自己的法定货币，中央银行就不复存在了，更不要说最后贷款人功能了。

『伍』 水平钉住汇率制度与货币局制度区别 汇率与经济如何相互影响

货币局制度是一种汇率机制，它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汇率钉住一种作为基准的外国货币；二是所发行的货币保证完全以外汇储备作为后盾
水平盯住汇率制 基本上可以看成固定汇率制 ，但长期内会有调整
汇率的高低，能反映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汇率的变动，又将影响所有宏观经济变量如国民生产总值、物价水平、就业水平、国际收支、经济增长率等等。显然，汇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活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汇率的变动是判断一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之一，汇率的走势分析是宏观经济形势预测的主要手段之一。

『陆』 既然港币与美元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为什么港币对美元汇率会有变化

在香港的公开外汇市场上，港币的汇率却是自由浮动的，即无论在银行同业之间的港版币存款交易（批发市权场），还是在银行与公众间的现钞或存款往来（零售市场），港币汇率都是由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决定的，实行市场汇率。联系汇率与市场汇率、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存，是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最重要的机理。
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货币发行局制度。根据货币发行局制度的规定，货币基础的流量和存量都必须得到外汇储备的十足支持。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首要货币政策目标，在联系汇率制度的架构内，通过稳健的外汇基金管理、货币操作及其他适当的措施，维持汇率稳定。 联系汇率制度的重要支柱包括香港庞大的官方储备、稳健可靠的银行体系、审慎的理财哲学，以及灵活的经济结构。

『柒』 汇率中的货币局制度和钉住汇率制度有什么不同

呵呵，货币局制度属于钉住汇率制度的一种，而且是最严格的钉住汇率制度，它要求一国的货币发行以等额的黄金或者外汇储备作为条件，对货币当局的货币发行和兑换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

一般来说，由于充足的货币发行储备和规则限制，货币局制度中汇率的稳定性较一般的钉住汇率制度要高。对于外向型的开放性市场，实行货币局制度可以更好的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和发挥其比较优势，我国香港所实行的货币局制度就比较成功。

货币局制度下的汇率稳定和其他的钉住汇率制度一样，必须以货币当局能够实行可持续的货币政策和拥有充足的外汇、黄金储备为前提。根据著名的汇率制度选择不可能三角，在货币制度可兑换的情况下，实行这种汇率制度时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空间相当有限。从长期角度看，这种人为绑定的汇率制度有可能会蓄积巨大的货币价值失衡风险，一旦崩溃则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货币危机，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崩溃就引起了空前的货币危机。

『捌』 汇率监督是哪一个组织对经济的调节功能

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玖』 汇率制度的制度分类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早期，成员国很难找到一个与其国际收支均衡相一致的平价，以及伴随货币危机而来的对平价的重新调整，人们由此开始了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持久争论。传统上的汇率制度分类是两分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或弹性汇率)，这也是最简单的汇率制度分类。但固定或浮动的程度是很难掌握的，在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之间还存在众多的中间汇率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两种方法运用于事实上的汇率制度分类：一种方法是通过官方储备和利率的变化来分析中央银行的干预行为(Popper,1994)；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检验汇率平价的变化，来对汇率政策的结果进行经验性分析 (Frankel，1993)。日以后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除了RR分类以外，一直是这两种分类方法的应用和延伸。
汇率制度分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基于何种汇率进行分类。现有文献对汇率制度分类的归纳，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事实上(de facto)的分类；另一种是基于各国所公开宣称的法定上(de jure)的分类。由于这两种分类都是基于官方汇率的分类，所以这一归纳存在着局限性，还应进一步扩展。从经济学最核心的一个命题一市场调节还是国家干预——出发，最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基于市场汇率还是基于官方汇率来进行分类。 (一)IMF的分类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IMF把汇率制度简单地分为钉住汇率制度和其它；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IMF则不断地细化汇率制度分类。IMF原来对各成员国汇率制度的分类，主要依据的是各成员国所公开宣称的汇率制度；但纯粹依赖各成员国所宣称的汇率制度的分类，具有事实做法和官方宣称经常不符的局限性。
IMF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别对基于官方宣称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进行了修正，其1999年的分类是：
(1)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主要有美元化汇率和货币联盟汇率；
(2)货币局汇率；
(3)传统的钉住汇率；
(4)有波幅的钉住汇率；
(5)爬行钉住汇率；
(6)有波幅的爬行钉住汇率；
(7)管理浮动汇率；
(8)完全浮动汇率。
IMF(2006)强调，它的分类体系是基于各成员国真实的、事实上的安排；这一安排已被IMF所认可，而不同于各成员国官方宣称的安排。这一分类方案的基础是汇率弹性(flexibility)的程度，以及各种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对汇率变化路径的承诺。引人注目的是，IMF从2001年开始将汇率制度分类与货币政策框架联系在一起，即在对各成员国进行汇率制度分类的同时，也对其货币政策框架进行分类。IMF认为，不同汇率制度的划分还有助于评价汇率制度选择对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程度的含意。该分类体系通过展示各成员国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下的汇率制度安排以及使用这两个分类标准，从而使得分类方案更具透明性，以此表明不同的汇率制度可以和同一货币政策框架相容。据此，IMF对其分类作了较小调整，例如其2005年的分类是：
(1)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41个成员)，主要有美元化汇率和货币联盟汇率；
(2)货币局安排汇率(7个成员)；
(3)其他传统的固定钉住安排(42个成员)；
(4)水平带内钉住汇率(5个成员)；
(5)爬行钉住汇率(5个成员)；
(6)爬行带内浮动汇率(1个成员)；
(7)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52个成员)；
(8)独立浮动汇率(34个成员)。
如果将上述汇率制度划分为硬钉住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那么硬钉住制包括(1)和(2)，中间汇率制包括(3)至(6)，浮动汇率制包括(7)和(8)。按照IMF 的分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间汇率制度的比重在不断缩减，并不断向硬钉住和浮动集聚。但是，中间汇率制度仍然没有消失，如在2005年，中间汇率制度在IMF所有成员国中的比重为28.4%，无法证明“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
(二)Ghosh、Guide、Ostry和Wolf的分类(GGOW分类) Ghosh等人(1997)认为，事实分类和法定分类各有优缺点，他们试图将两种分类方法综合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们主要采用的还是基于IMF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所公开宣称的法定分类，其宏观经济数据也主要来源于IMF的数据库。
GGOW分类有两种：
一种是三分法，即钉住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
另一种是更加细致的九分法，即钉住汇率制包括钉住单一货币、钉住SDR、其它公开的一篮子钉住和秘密的一篮子钉住，中间汇率制包括货币合作体系汇率、无分类的浮动汇率和预定范围内的浮动汇率，浮动汇率制包括无预定范围内的浮动汇率和纯粹浮动汇率。
Ghosh等人并没有对各国汇率制度进行具体分类，其主要目的是检验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三)Frankel的分类Frankel(1999)认为，汇率制度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由最具刚性的到最具弹性的汇率安排依次是：货币联盟汇率(包括美元化汇率)、货币局汇率、“真实固定”的汇率、可调整的钉住汇率、爬行钉住汇率、一篮子钉住汇率、目标区或目标带汇率、管理浮动汇率和自由浮动汇率。随后，Frankel(2003)又对汇率制度分类作了调整和细化，按照通常的三分法。由最具弹性的到最具刚性的汇率安排依次是：
(1)浮动汇率，包括自由浮动汇率和管理浮动汇率两类；
(2)中间制度汇率，包括目标区或目标带汇率(细分为Bergsten-Williamson目标区和Krugmen-ERM目标区两种)、爬行钉住(细分为指数化的钉住和预先申明的爬行)、一篮子钉住和可调整的钉住四类；
(3)严格固定，包括货币局汇率、美元化汇率(或欧元化汇率)和货币联盟汇率三类。
Frankel认为，中间制度和浮动的分界线在于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中央银行虽然偶尔干预外汇市场，但并没有声明任何目标的国家应当归类为浮动。严格固定和中间制度的分界线在于对固定汇率是否有一个制度性承诺；若有的话，就是严格固定。但是，Frankel的分类只是对IMF分类的一 种修正和理论描述，并没有自己分类的详细标准，更没有据此对各国的汇率制度进行具体分类。按照Frankel的看法， “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 (或“中空论”) 和世界上的货币会越来越少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Frankel认为，世界货币池类似于马尔可夫静态平衡过程，独立的货币总是会被创造、消失或在汇率制度之间转换，但池子里的货币大体保持稳定。
(四)Levy-Yeyati Sturzenegger的分类(LYS分类) Levy-Yeyafi和Sturzenegger(2003，2005)的分类是基于事实上的分类，它与IMF早期的基于各国所公开宣称的法定上的分类不同。三个分类变量是：
(1)名义汇率的变动率；
(2)汇率变化的变动率；
(3)国际储备的变动率。
分类的依据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国际储备应该有较大变化，以减少名义汇率的变动性；而弹性汇率制则以名义汇率的持续变动和相对稳定的国际储备为特征。因此，这三个变量的组合足以决定各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归属。LYS分类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计算了1974～2000年向IMF报告的所有183个国家的数据，因此避免了研究者选取分类变量时的随意性。LYS分类有两个：一个是四分法，即浮动汇率、肮脏浮动汇率、爬行钉住汇率和钉住汇率；另一个是三分法，即浮动汇率、中间汇率制和[[硬钉住汇率]]。
LYS分类和IMF分类高度一致，大约2/3的观测值是相同的。LYS分类发现了几个事实：
(1)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20年间，固定汇率制的数量确实在下降；但在20世纪90年代，相比较IMF的分类而言，固定汇率制却相对稳定。他们把这一现象叫作“隐蔽钉住” (hidden pegs)或“害怕钉住”。在他们的研究中，公开报告中采取中间汇率制度或弹性汇率制度而实际上采取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 15%上升至90年代的40%。但“害怕浮动”和“隐蔽钉住”是不同的，前者是指想要浮动，但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和金融稳定性而将浮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后者是指想要钉住，但为了使投机性冲击的成本更高而允许一定程度的汇率波动。许多使用汇率作为名义锚的国家，特别是小型开放经济体，为了避免投机性冲击所带来的汇率制度的脆弱性，倾向于回避对汇率水平的公开承诺。
(2)传统的或爬行的钉住等中间汇率变得越来越少，从而证实了“中空论”(Eichengreen，1994)或“两极论” (Fiseher，2001)的存在。怛是，“中空论”对于非新兴市场非工业化国家是不成立的，这表明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对于经济发展是必须的。
(3)“事实”上的浮动，其汇率的变化率很小。那些宣称浮动的国家，为了稳定汇率而经常性地使用很多的干预措施，从而证实了“害怕浮动”的存在，而且“害怕浮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是普遍现象(Calvo和Reinhart，2000)。
2291个分类观测值的分布情况，并与 IMF的分类作了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工业化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浮动汇率制，而非工业化国家更倾向于使用中间和固定汇率制；31.8%的工业化国家是固定汇率制，而非工业化国家的这个比例是48.1%。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总的来说支持了“两极论”的观点。
相比较其他分类，LYS分类有如下进展：
(1)通过聚类数据的识别，使分类方法更具客观性：
(2)权衡了分类结果和政策变量的关系；
(3)为今后的进一步经验分析提供了综合数据库；
(4)对汇率制度做出了实际的评估；
(5)通过两轮的分类步骤，可以辨别不同汇率制度所面临的冲击强度，从而克服了无关性假设带来的偏差，特别是汇率制度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只有在较高变动率水平上才显著这样的假设。但是，由于LYS分类是基于日历年度的，所以在汇率制度发生变化或货币贬值的年度，就不是很可靠了。另外，许多观察值的分类也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有6%的观测值是无法分类的，例如中国和印度的汇率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许多年份是不能确定的。
(五)Reinhart和Rogoff的分类(RR分类) 无论是基于法定的汇率制度分类还是基于事实的汇率制度分类，都是仅仅依赖于官方汇率的分类。Reinhart和Rogoff(2004)认为，复汇率制不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还是之后。都是广泛存在的。他们使用了 1946～2001年153个国家由市场决定的平行汇率的月度数据(以五年为计算期限)，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分类。RR分类在方法上有两个创新：第一个创新是首次采用了平行和双重市场汇率的数据。这些市场不但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相当重要的。Reinhart和Rogoff认为，在大部分复汇率或双重汇率经济体中，双重汇率或平行汇率相比较官方汇率而言，不仅是更好的货币政策的风向标，而且是最具经济意义的汇率。因此，RR分类的主要依据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而不是官方汇率。第二个创新是发展了各国详细的汇率制度安排和相关因素(例如汇率管制和货币改革)的历史年表，并通过使用一套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区分了官方宣称的法定汇率和实践中的事实汇率之间的差别。RR分类把这种分类命名为自然分类，并把汇率制度划分为14种类型(如果把超级浮动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别，则有15种)，同时把这14种类型再归纳为五大类，这样就可与IMF的分类作比较。RR分类最有特色的分类是增加了自由跌落，其数据来源与其他分类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Pick货币年鉴”、Pick黑市年鉴”、“世界货币报告 ”、IMF和各国央行的数据。
从RR的自然分类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4～1990年和1991～2001年两个阶段具有两个发展趋势：
(1)自由跌落在汇率制度中都是重要的种类，在前一阶段占12%、后一阶段占13%。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国家而言，40%的国家是属于自由跌落的。
(2)与官方汇率的世界货币史相比较，汇率制度向弹性汇率制聚集。有限的弹性——在自然分类中主要是实际爬行钉住——变得更加重要，而在官方汇率分类体系 (指IMF分类)中是微不足道的。在过去的1991～2001年间，钉住制是最为重要的，其次就是有限的弹性。另一个令人吃惊的差异是自由浮动的重要性在下降。在1991～2001年间，按照官方汇率分类，30%多的国家属于自由浮动；而按照自然分类，只有不到10%的国家属于自由浮动。这进一步证明了“ 害怕浮动”的存在。实际上，自由跌落的国家要多于自由浮动的国家。另外可以看出，无论考不考虑自由跌落，RR分类并不支持“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
自然分类与官方汇率分类有很大的差异，两者的相关系数有0.42，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分类上分歧巨大。这充分说明了在发展中国家平行市场的普遍性。RR分类还得出了一个与通常想像大不相同的结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和瓦解后，汇率制度的变化很小，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对汇率制度的影响不大。RR分类的最大优点是克服了分类者的主观判断，并且对汇率制度的细微差别做了区别。特别重要的是，它对历史事实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纵横结合，较为科学合理。
(六)Courdert和Dubert的分类(CD分类) Courdert和Dubert(2004)的分类发展了事实分类方法，提出了区分事实汇率制度的统计方法，并将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管理浮动汇率、爬行钉住汇率和钉住汇率四种类型。如果按照三分法，中间汇率制度包括管理浮动和爬行钉住。其分类的依据和LYS分类相似，主要考虑了名义汇率和官方储备的变动率，并通过四个分类步骤，检验了数据的序贯性。
在CD分类中，浮动汇率的国家比IMF和LYS分类要少得多，这进一步证明了“害怕浮动”的存在。同时，CD分类还证实了亚洲国家的货币普遍钉住美元，几乎65%的汇率制度是钉住或是爬行钉住美元的。与RR分类不同，CD分类使用的是季度数据，所以能够观察到汇率制度的年内变化，并将时间序列数据处理为不同的分布情形，在一定的自由度下检验原假设是否成立。CD分类结果与RR分类很相近。这一分类的特点是区分了爬行钉住和管理浮动，并确认了贬值的存在。
(七)Dubas、Lee和Mark的分类(DLM分类) DLM分类是基于有效汇率的事实上的分类。Dubas、Lee和Mark(2005)的创新点就在于将有效汇率的变动率作为分类的决定因素，而以往的文献强调的是相对于锚定货币的双边汇率变化。他们提出了三个理由：
(1)一些保持硬钉住的国家，其有效汇率比双边汇率更不稳定，例如阿根廷；
(2)那些与锚定货币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国家，双边货币汇率的变动是无关紧要的；
(3)在各国中央银行日益分散它们的主要以美元标价的储备资产时(例如韩国)，评价汇率稳定性的多边方法是有用的。根据他们的计算，在172个可获得数据的国家中，有92个国家的有效汇率变动率大于双边汇率变动率，其中有12个是OECD的成员国。从汇率制度的发展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固定汇率的比例有减少的趋势，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却保持稳定，并一直在各种汇率制度中占最大比重。
相比较LYS或IMF分类，有效汇率分类与RR 自然分类的一致性较高；LYS或IMF分类与有效汇率变动性不相关。基于Ghosh等人的法定分类，DLM分类按逐渐增强的汇率稳定性将汇率制度分为6 种：
(1)独立浮动；
(2)管理浮动汇率；
(3)按照既定指标的调整；
(4)合作安排；
(5)有限弹性；
(6)货币钉住。
如果按照通常的三分法， (1)和(2)属于浮动汇率， (3)和(4)属于中间汇率， (5)和(6)属于固定汇率。按照这一分类，不同组别的分类结果显示，非工业化国家采用的汇率制度中。比率较高的是有限弹性和合作安排；而工业化国家则是合作安排和有限弹性。没有发生危机的汇率制度中，有限弹性和合作安排的比率较高；而独立浮动和管理浮动下，危机发生的比率较高。 以上汇率制度的分类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共同点：首先，基本上都承认浮动汇率、中间汇率和硬钉住三种基本汇率制度的划分，这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取得了共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汇率制度分类的可比性。其次，各种汇率制度分类均充分证明了“害怕浮动”现象的存在。再者，基本上都朝着事实分类的方向收敛，至少是考虑到了汇率制度上“做的”(Deeds)和“说的” (Words)的差异性。然而，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有以下四点。
1各种汇率制度分类的相关性较低。RR分类与DLM分类的相关度最高(0.527)，RR分类与IMF分类的相关度最低(0.184)，这说明现有的各种分类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2CD分类与IMF和LYS分类由于在方法上和考察样本范围上的差异，所以分类结果也有所不同。
3IMF分类，由于主要是基于各国的官方声明，因此与其他分类方法相比高估了纯粹浮动的比例(因为有“害怕浮动”的广泛存在)。
4IMF和LYS分类都没有考虑到货币贬值或自由跌落的特殊情形。当这两种情况发生时，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经济衰退。
总的来说，IMF分类、RR分类和LYS分类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汇率制度分类；RR分类还兼具事实分类的优点，故已有一些经验性研究均采用了RR分类结果。DLM分类对大国的汇率制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因为大国的贸易伙伴的多样化程度要比小国复杂得多。考虑多边汇率而不仅仅是与主要货币的双边汇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效汇率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拓展。 DLM分类使用的权重是商品贸易地理分布的比例，然而在当今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特别是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今天，计算有效汇率也应包括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地理分布的权重。
由“做的”和“说的”不同而导致的法定分类的缺陷之外，现有汇率制度分类还存在着如下一些缺陷。
1、没有共同的、核心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法。相互之间可比性较差。哪些核心因素决定汇率制度的变化，这应该是汇率制度分类理论的基础；但由于汇率决定理论还不成熟。汇率制度分类方法还有待发展和创新。
2、主要是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事后分类，而统计检验的一个弱点是：哪怕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如果它反映了经济的基本面，其变动率也有可能较低；而钉住汇率如果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也难免会频繁变动。甚至出现自由跌落或贬值。同时，国际储备不仅仅是一种外汇干预资产，还是一种支付手段，与汇率制度的关系有可能是间接的，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因此，以汇率或国际储备的变动率作为统计分类的标准难免会出现偏差。
3、现有分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都只是考虑了名义汇率而不是实际汇率；如果是考虑实际汇率的话，结论可能又会不一样。
汇率对市场的影响
对市场的影响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决定，一是汇改带来的汇率调整空间，二则是汇改带来的资产增值收益。
就汇改的空间而言，人行的发言人强调此次在2005年汇改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实际上就是给渐进式推进的汇改定调，也间接提示汇率的浮动空间不会太大。实际上，这也非常符合如今国际国内经济复苏进度缓慢，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环境的客观现实。
在汇率调整空间不大的背景下，又恰逢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资产价格调整，人民币资产价格的波动风险甚至大于汇改带来的收益，因此总体资产增值收益也不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次汇改对市场的直接影响有限，更多体现在短期心理层面，不会对市场产生明显的中期影响。
总之，汇率制度分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今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客观性标准和分类方法。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各种分类方法既需要取长补短，还取决于汇率决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拾』 什么是 货币局制度并且举例子

任何汇率制度的持续需要与之适应的外部环境。无论是实行“两极”（固定和浮动）还是“中间”（介于固定与浮动之间）汇率制度都需要国际机构的支持或相关的周边国家的政策协调。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也不例外。货币局制度的基本要素是：首先，中央银行每发行本币要有相应的外汇储备作基础，本土货币发行额只与外汇储备额相关。其次，它具有自动兑换约束，即中央银行必须无条件地按照固定的汇率接受市场对所固定外汇的买卖要求。再次，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因应市场对本土货币需求的变动，扩张或收缩本国货币的供给，不能主动创造国内信贷，因而无法主动地去影响本土的经济发展。货币局制度一旦形成，不能轻易改变，往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世界各国有许多实行货币局制度的，但是效果大相径庭。我们从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货币局制度汇率安排的局限性和种种弊端。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顶住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阿根廷与香港的汇率机制，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接近，但是两者有许多根本的不同。我们不能说阿根廷与香港是两种版本的货币局制度，但是可以说汇率制度背后的外部环境是不同的。

第一，是否设立中央银行的形式上的不同。阿根廷有中央银行负责中央清算和储备体系运转。1美元兑换1比索；发行货币受到66.67％外汇储备的支持。而香港没有中央银行，但是设立金管局。1美元兑换7.8港元；发行货币受到100％外汇储备的支持。

第二，在对付意外事件的“免责条款”方面态度不同。阿根廷规定比索可以升值，但是不能贬值。香港则没有明确的免责条款。

第三，国内利率偏离储备货币国家的利率的幅度不同。阿根廷的利率一直高于美国的利率。较高的国内利率损害了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且还导致了国内信贷美元化。香港的利率则往往低于美国利率（1997－1999年除外）。港内的信贷通常采用港币的形式。

第四，融资效率的不同。阿根廷的布宜诺思艾利斯虽然说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但是由于各种国际银行设施并不发达，筹资效率受到一定影响。香港一直是亚洲金融中心，是全方位多功能的国际资金集散地。尤其以亚洲的离岸金融中心而著名，所以筹资效率较高。

第五，国际信用评级的不同。阿根廷长期以来搞赤字财政，背上了一千五百亿美元国债和不断累积的外债。国际上对其国家乃至金融企业的评级每况愈下。香港不仅拥有一千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而且是被评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区之一。

第六，主要贸易伙伴汇率操纵的不同。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0％。巴西可称为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可是巴西在1999年将本币贬值了40％，这对阿根廷的出口打击很大。香港对内地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30％以上，并且内地进出口贸易商品的很大比例也是通过香港中转的。而且人民币一直维持汇率稳定，这是香港联系汇率制背后最可靠的支柱。

第七，危难中救援之手不同。每次危机来临阿根廷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求助，为此也不得不接受那些远离阿根廷的人的指手画脚和一些苛刻条件。一次比一次谈判艰难。而这些谈判结果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大陆一直支持香港，两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国际游资袭击香港时，大陆机构拥有港币存款的25％部分没有动。因为大陆的资本项目实行管制，所以国际投机资金难以进攻大陆，为此大陆的该部分港币存款也对联系汇率制起着稳定作用。

以往对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研究通常把其归入货币局的“超级固定”一类的分组中。这类国家有：阿根廷、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波斯尼亚等国。这些研究只限于对该制度内部问题展开，而没有分析外部周边环境对其的影响。尤其是在香港回归后，中国内地对维护港币的稳定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如果认为货币局制度能自动地维持和确保钉住汇率制度的信誉，这种想法则过于天真入世后，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准备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将会使这种休戚与共的货币支持关系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