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释放城乡发展红利
当“三农问题”被“十八大”确立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接下来如何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有效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等，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5月11日上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位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的北京校区内，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了“2013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并发表了名为《重庆市农村金融的探索》的主题演讲。中国农业部副部长朱保成、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于旭波、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孙中华、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等嘉宾参与会议，并就农业方面问题表达看法。重庆商报作为重庆唯一受邀媒体，独家参与报道。
会上，黄奇帆市长向在场的近400位嘉宾介绍了重庆在城乡统筹、城镇化建设、发展农业现代化等方面进行的探索试验。他认为，农民工问题、城乡土地问题，以及农村金融问题，是我们现在进行城乡统筹，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方面，绕不过去的三大问题，而要解决这三大问题，都需要推进改革。因此，通过改革产生和释放改革红利，将是接下来中国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肯定农民工进城
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
会上，孙中华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个阶段性变化可概括为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可变动、城乡发展加快融合四个特点。
黄奇帆认为，农民工问题是中国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的第一个问题。
“要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认清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义所在。农民工进城，导致农村人口减少，如果说我们现在9亿多农民，每户农民能分配到5亩耕地，那么随着农民工进城落户，可能在十几年以后，每户农民就能有10到15亩耕地，规模效应就出来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提高了。”黄奇帆在现场表示。
其次，农民工进城还能帮助城市突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瓶颈。“比如沿海的一些开发区，一到每年12月，农民工回老家之后，接下来两三个月的时间，工厂被迫停产了，这是给生产力带来的极大损失，且这种损失每年都有一次。”黄奇帆坦言。
他介绍，为了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重庆尝试了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只要是在重庆城镇工作了3年以上，或者在重庆城镇有已经落户的亲属的农民工，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办理重庆城镇户口，而办理了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就能享受到五个“一步到位”，即跟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待遇。
另一方面，土地是集体所有，如果户口迁到城里去了，不再是农民，自然不能再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在这方面，我们也进行了改革，我们认为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即使农民工转户到了城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还是可以继续保留，由他自行处置，给亲戚朋友用、或是自己留着，或者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出去，这符合老百姓利益。”黄奇帆表示。
在他看来，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打工，400万在重庆城里打工，总体而言，这些农民工都是以工作为载体进城的，他们转户之后，社会也没有感觉有什么负担，企业也都能接受，而农民工能够在城里安居乐业，也形成了重庆非常有竞争力的撒手锏。
“最近几年，跟沿海相比，重庆任何工业园区都不会出现一年有两三个月的停工现象，基本上是12个月都开工，每到年底，重庆吸纳到的外地订单、企业投入总是能增长20%到30%，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城镇化过程中千万不要忽略农民工进城的问题。”他表示。
平衡城乡土地
全国首创地票交易制度
外界普遍存在一种担心：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可能导致耕地减少。黄奇帆认为，全世界的城镇化发展过程，都是耕地增加的过程，在过去百年，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城镇化发展、工业化发展而直接导致耕地的减少。
黄奇帆表示，从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的居住状态来说，一个基本现象是，城市人均建设性用地一般是100平方米，而农村的人均建设性用地一般要250到300平方米，全世界都如此。而当农村有1亿人在城里落户之后，城市要增加1万平方公里的刚性用地，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在农村的建设性用地自然就闲置出来，如果将闲置的土地复垦为耕地，这个时候就会增加2.5万平方公里以上的耕地。
但为什么我们国家过去30年耕地在不断减少？在黄奇帆看来，农民不断进城，城镇化率不断增加，但农民原先在农村的建设性用地却没有减少，两头占地，最终造成土地紧张。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黄奇帆介绍，重庆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次探索，开办了全国唯一一家地票交易所。
“当农民在城里落户以后，如果他觉得若干年后，他持有的宅基地实在没用，就可以交给政府复垦为耕地，然后获得相应的地票，比如遇到房产商或其他单位需要征地，以20万元每亩的价格买下地票指标，农民1亩地票指标就可以获得这20万元，即使扣除复垦等成本也有十几万元，对农民来说就会增加一笔收入。”黄奇帆表示。
黄奇帆介绍，地票制度推出以后，重庆这几年每年都有几万亩宅基地变成耕地，宅基地的主人也得到了地票，而这几万亩宅基地的地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每年都有七八十亿元资金从房产商的手中直接到了农民手里；另一方面，几年下来，我们已经复垦了十多万亩耕地。“这对于大城市反哺大农村，工业化推动农业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黄奇帆说。
“10年以后，重庆的城市可能增加1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但是3400万亩耕地一定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我们有地票制度。”黄奇帆表示，经国务院批准，地票制度目前在重庆已经探索了四年，这项制度带来的结果是，城乡建设性用地得到了一个综合性的平衡，城市供地能得到保障，房地产价格也不会因土地太少而变得畸形高涨，而与此同时，农村的耕地也得到了增加。
发展农村金融
政府牵头为农贷担保
此外，在黄奇帆看来，要全面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还必须要推进金融下农村。
“无论是重庆，还是全国，当前农村金融比重都很低，我国60多万亿元贷款金额，农民、农户的贷款只有2000多亿元，重庆也一样，1.6万亿元的贷款总额，农户贷款在几年前却仅有30多亿元，农民得不到贷款，银行不借钱给农民，这已形成了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瓶颈。”黄奇帆表示。
在他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信用的问题，信用的本质就是财产担保，但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财产可以担保，农民家庭的三块地，不管是宅基地、耕地还是林地都是集体所有，而按照规定，集体所有的地不得用于金融质押。
黄奇帆介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重庆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进一步明晰了重庆的宅基地、耕地、林地，三种地块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比例。以宅基地为例，集体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占20%的比重，农民的劳动使用权、承包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占80%的比重，有了这样一个界定之后，重庆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进行了实验性的探索。
探索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民可以把自己使用权的部分用于质押，这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让农民也有了可质押的财产。
而这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是，万一出现坏账怎么办？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又有了‘三个三分之一’的概念，就是农民担保质押了，真出现坏账还是需要赔钱，但也不需要全赔。”黄奇帆表示，一旦出现坏账，农民作为贷款人要赔三分之一，担保公司帮助其负担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由商业银行用自己的坏账准备金自行覆盖处理。为此政府牵头成立了重庆兴农融资担保公司，由市政府拿出30亿元，每个区县各出1亿元，最后形成60亿元总资本的担保公司，为农民贷款进行担保。
“如此一来，整个过程合情合理也合规，也能得到金融系统的支持。”黄奇帆称，过去三年时间，重庆的农户贷款从30多亿元增加到了现在的300多亿元，再过3年，达到七八百亿元、甚至一千亿元都有可能。
他认为，这就增加了农民的金融资产，农业生产力就会得到更好更快发展。与此同时，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增加了，以前重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到总收入的3%，大部分是靠劳动收入和政府财政补助的收入，这一比重现在已经增加到了5%。“我认为合理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应该占到10%左右。”他说。
在他看来，如果能够把农民工进城这件事处理好，减少农民的数量，就能增加农村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如果又能把地票制度搞好，保证城乡建设性用地一增一减平衡有余，那么一座城市的房地产发展也会更加健康，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增加；再把农村金融也搞好，就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改革，都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调整，所以，通过一系列改革，持续产生和释放改革的红利，将是我们接下来10年、20年，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黄奇帆表示。
精彩观点
朱保成：农业品牌建设要厘清四大关系
在中国农业部副部长朱保成看来，农业品牌建设在未来的新农业发展中意义重大。
“农业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是农业大国，不少农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还不是农业强国，突出表现在我国缺少一批像荷兰花卉、津巴布韦烟草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农业品牌。”朱保成在会上表示。
在他看来，我国农业品牌建设必须妥善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要处理好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之间的关系。根据权属，我们可将农产品品牌分为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对于农产品公用品牌，大多由社会组织和企业单位所拥有，反映了相关组织、企业、农户集体共同行动和发展的共同诉求，具有共用和共享的特点。而对于企业品牌而言，是以企业为权利人而申请注册的企业商标，具有企业独享的特点。
二要处理好品牌与商标之间的关系，商标源于法律，是企业品牌在法律上的体现形式，是用于区别产品来源和服务提供者的可视性标志，企业品牌来自于市场，其法律保护由商标权利来保障，但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区分标识和符号，而是一种被赋予了形象、个性乃至生命的综合象征。商标掌握在企业的手中，而品牌是属于消费者的，当消费者不再认可品牌，那么品牌就一无所值了。
三要处理好品牌与贴牌的关系。农业企业的授权贴牌生产正在快速地发展，有些企业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以其他企业授权的品牌进行销售，虽然不能从品牌价值链中分享足额利润，但对于企业自身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品质，显然有积极意义。
四要处理好品牌创建与维护的关系。创建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的品牌不容易，但为应对市场变化所进行的品牌形象维护、品牌市场地位和品牌价值的保护等维护工作更不容易，这要求我们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有效防范企业因内部原因造成的品牌危机。
于旭波：肉奶油糖未来存较大增长空间
随着我国农业发展步入全新阶段，未来将会在哪些领域出现增长空间？
在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于旭波看来，从中粮自身的分析结果来看，未来10年，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国市场对于肉、奶、植物油和糖的消费，还会出现很大程度的增长。
“从消费结构与中国相近的日本、韩国等国的发展经验看，要到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2万美金的时候，中国整体的消费才会进入一个相对均衡的阶段，去年，我们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水平还只是达到9000美元。”于旭波坦言。
他在现场表示，我国现在的肉类年总产量为7000万吨以上，增长空间很大。而与之相对应的乳品消费量也仅有3000多万吨。
“现在在中国，将所有的米、面、油、糖、肉、蛋、奶数据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的猪肉消费量跟西方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差距，但鸡肉和乳品的消费量差距尚较为明显，相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这些产品领域，还会出现非常大的增长空间，未来部分农产品的供求缺口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他说。
李建春：解决农业问题需系统性方案
在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看来，要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提高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就需要“三农”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中国农业在多样化和差异化程度上都很高，要期望一种模式、一个规律，就能够把不同地区、不同门类的农业问题都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李建春坦言，因此，在他看来，不管是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应该鼓励各个地方因地制宜，找出一个符合当地实际、符合当地农业生产发展规律的发展方法。
随后，他现场分享了巴南区解决农业问题方面的经验。
“我们提出的思路是用‘三化’解决‘三农’，首先是用农业的产业化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其次是用农民的职业化，改变农民的劳作方式，由个体劳动变为集体劳动；再有就是用农村的社区化，改变农民的居住方式。”他介绍。
而商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现在这一模式正在熙可在巴南的投资项目上全面实施。
“比如农民的职业化，农民不可能做到，从播种到最后的销售都一手做完，他的强项是什么，就应该专门做什么，我们会由农业合作组织对他们进行培训，就培训他们做好一件事情。”他说。
此外，商报记者还在现场看到，鉴于巴南区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做出的有益的实践探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编制局助理总干事Hans d’Orville先生还在大会现场授予了李建春“人与生物圈城乡统筹先锋奖”。就在去年10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发布了《生物圈城乡统筹白皮书》，就曾对巴南区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经验进行了特别总结和介绍。
朱演铭：未来的务农者绝非今天的农民
“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假如中国的农业体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系统性改革，都能像重庆一样，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不难预见，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最大瓶颈，将是相关人才的大量缺失和中国教育改革的严重落后。”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一上台就表示。
在他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人才缺失。根据中科院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大学生失业率为17.5%，而农民工失业率仅为3.4%，而且3.4%还是农民工在转换工作时的状态，并不算是准确的失业率。与此同时，大学生平均月薪是2766元，而农民工是3500元，建筑业的农民工和城市月嫂的月薪甚至过万。
“我们现在不断听到‘民工荒’的声音，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学生荒’？因此，我强调的人才缺失，是指和市场需求相吻合的、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相关专业人才的缺失。”他坦言。
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务农者绝不是我们现在在农村的农民，而应该是新一代的具有竞争力的农场主，实干的农业职业工人、农业机械工程师、农学家，以及懂得制定现代农业和家庭农场市场营运规则的政府官员和农业协会领袖，“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懂得学习和应用科技来实现精益农业，他们有能力管理有效的全供应链营运，并能全面提高农业的全因子生产效率。”他说。
㈡ D股的推出有何重要意义
D股是什么?D股推出的意义是什么
2017-01-13
大家都对A股,B股都很熟悉，但是肯定没听过D股!不过D股真的要来了，上交所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推出D股。
何为D股?
有媒体报道，上证所副总经理近日对外表示，称将来企业不仅能在沪深交易所、股转市场发债、融资，也可以通过中欧所到境外筹资。其还称，明年上证所的重点工作就是在中欧所发行D股，把人民币产品带到欧洲市场。
关于“中欧所”，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集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三家单位共同出资成立，并在德国的金融之都法兰克福开业的“中欧国际交易所”的简称。
而所谓的D股，是指注册在中国境内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欧所上市的股票。股票直接在中欧所发行，类似于香港H股。
D股的目标发行人为中国大陆A股蓝筹上市公司及高技术创新型中国大陆公司。
D股推出的意义
对于要D股推出的意义和好处，从总体上来看，未来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升在欧洲的品牌知名度，促进销售的增长;其次，还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开展跨境并购业务，提升全球的竞争力，以及拓展境外的低成本、高效率和低风险的融资渠道。
另外，D股的推出也为中德两国的企业合作拓宽了空间，提供了资本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德国的制造业，其“工业4.0技术”具有引领作用。通过发行D股，能将中国的制造业跟海外联动起来，这对中国的企业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此外，理财师还指出，对于D股的推出，其实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也起到利好作用。
尽管纽约和伦敦的大型股票交易所早已有中国企业挂牌上市，但只有中欧所可以挂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允许中国企业在欧洲以人民币而非英镑或欧元来筹集资金，这可提升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不过D股的推出目前还只是计划和安排，还未能交易，若投资者是对目前的A股投资不满意或是不敢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参与一些国内机构的互联网金融类的投资项目，而且大多数此类产品的收益率也不低，是目前投资理财的一种很好的补充。
㈢ 中国平安和PICC哪个好
picc最有实力。1949年10月20日成立，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现在叫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㈣ 什么叫E股
D股是将在德意志交易所与中国沪深交易所合资的中欧国际交易所挂牌的股票。
2)E股则没有相关说明.
3)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或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向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流通股权部分投资所形成的股份。如果该法人是国有企业、事业及其他单位，那么该法人股为国有法人股；如果是非国有法人资产投资于上市公司形成的股份则为社会法人股。
4)国有股是国有法人股的简称.
㈤ 浅析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何作为
你好，
券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机遇
券商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在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中本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券商在调配资金流向、满足各行业资金需求方面尤其是对于长期投资方面还有差距。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应用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风险可控下基于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还没有得到证券行业的充分重视。
鉴于国内的金融创新刚刚起步，国内券商在经营理念、盈利模式、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基础制度建设、管理经验与技术等方面与国外券商存在着较大差距。不过，近年来国内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伐明显提速。继中英联合声明确认双方支持上交所和伦交所就“沪伦通”问题开展可行性研究后，中德两国也在资本市场的合作中取得成效，组建中欧国际交易所打造离岸人民币资产交易和定价中心。这些对于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增强服务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相辅相成，实体经济下滑最终将拖累资本市场的发展，帮助国内实体经济走出困境是资本市场当下的重要使命。要解决当前企业有效投资与有效需求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撑是资本市场的一项重要任务。
目前证券公司的金融产品创新在面临企业的各种资质和需求时，仍无法满足大部分企业的需求。券商在开展创新业务的时候，往往总是从众多企业中挑选出相对优质的企业去尝试，大量中小企业受制于自身发展规模和水平被排除在外，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券商应充分利用其强大的投资研究能力和投资咨询业务能力，投身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中。券商可以利用其资本中介的职能为企业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提供顾问咨询服务。
在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时，券商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设计为企业进行结构性融资，通过测算企业某项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打造量身订制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如此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整体融资成本，券商也可增强客户黏性，并获取可观的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证监会重启IPO并进一步完善新股发行制度，有助于激发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活力。券商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上，可发挥其投资中介和融资中介的功能，通过私募股权和股票质押融资等方式，根据企业的风险大小程度进行风险量化，为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全生命周期整体金融方案，从多方面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在具体途径方面，可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拓展市场，不断研发和推出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券商还应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和专业的人才队伍，发挥多元化和综合化的金融中介服务优势，帮助中小企业量化风险和降低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