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A. 什麼叫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是什麼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屍企業，淘汰落後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五大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

(1)金融機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展閱讀：

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深遠的戰略意義。補短板是優化供給結構和擴大有效需求的結合點，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合點，也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結合點。

要加強既有針對性又有力度的政策支持，著力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新動能培育方面補短板，在現代服務業和民生急需領域補短板，在實體經濟有效投資領域補短板，在精準脫貧方面補短板，在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方面補短板，在優化營商環境等制度供給方面補短板。

補短板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補短板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補短板工作具有重大意義。

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需要補短板。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同時穩中有變。從主要經濟指標看，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結構持續優化，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供給強、需求弱，宏觀強、微觀弱的反差。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補短板，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B.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含義和意義

含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意義：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2、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3、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

4、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

5、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2)金融機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展閱讀

具體內容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

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

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

「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C. 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3)金融機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展閱讀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參考資料

搜狗網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D.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帶來哪些變化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描述人們口頭上所說的「供給側改革」，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方式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產生、輸出、執行以及修正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說到底，供給側改革，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來規范政府的權力。離開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談供給側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無形之手，不僅不會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會損害已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
供給結構
從中國中央政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等明確表示看，供給側改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供給約束為標準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看，無論是削平市場准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還是降低壟斷程度、放鬆行政管制，也無論是降低融資成本、減稅讓利民眾，還是減少對土地、勞動、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實際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內容。
改革角度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的需求的響應」。隨著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一些制度體系已嚴重滯後，進而提出了創新制度供給的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需求加起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雖然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為止仍然只能稱為「半拉子」市場經濟，在影響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土地、勞動力、資本、創新等要素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現在制度結構、生產結構已經不能滿足龐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類新需求，不利於中國各類消費潛力、改革紅利的釋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會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號召。
1.居於制度創新之首的，應當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
具體表現在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嚴格規范政府的行權方式，做到廉潔、高效、透明、公正、公開，一方面優化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規范，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諸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浮出水面，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決心與勇氣，更需要改革的系統設計與專業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為的空間還很大。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2.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形成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穩定的經濟關系以及規范的政府財政管理制度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兩年來，財稅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推進財稅改革的外部環境正在變得現實而嚴峻。今後一個時期，財政改革既要兼顧與其他改革之間的協調配合，自身更要向縱深推進，需要啃下多個「硬骨頭」，如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央與地方事權改革、地方收入體系重構、預算管理基礎制度建設、PPP等。這些都是十分復雜而牽動全局的改革，但對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在「管住權」「管住錢」的同時，還要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對要素市場進行全面改革，以真正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全面釋放經濟社會活力。 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一、我國經濟增長正面臨「五力」約束
1.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響區域競爭力的提升
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仍然與東部、城鎮地區有著顯著差距，且公共服務大部分附著於戶籍之上，它已經影響到全國統一要素市場的形成，使得區域、城鄉不平衡產生自我強化的內生機制。這種格局決定了我國雖然進入新常態，但並不意味著各地區、城鄉同步進入新常態。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仍有非常廣闊的財政投資空間，潛在經濟增長能力較為充足。但是，這些地區的發展不能簡單重復「昨天的故事」，要發揮「學習效應」，避免出現東部地區、城鎮地區的負面問題，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主動優化供給側。
2.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產業的總體創新能力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對產業結構競爭力形成抑製作用
我國處於加速工業化，並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重要節點。然而，幾乎所有傳統產業都出現危機，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較為突出，產業網路化創新程度較低，知識擴散和共享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投資意願不強，市場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由樂觀轉向觀望甚至悲觀，嚴重影響了我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進一步轉向知識文明的進程。一些傳統稟賦優勢在逐步喪失，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來優化生產方式，讓技術創新成本更加「低廉」，實施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3.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入攻堅期，束縛經濟轉型升級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結構競爭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仍然得不到正確處理，政府在對待處理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時，仍然懷著「管控」的思維，而非樹立平等的「合作關系」，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較為嚴重。企業、社會主體在開拓市場、配置資源時，第一時間不是想到「找市場」「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過強大的政府之手來實現既定目標。
4.改革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給側管理與對外開放新格局有機融合的方式，構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結構，提高利益結構競爭力
經濟新常態之前，出口導向戰略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吸引了大量外資，改善了我國資本短缺的狀況。然而，這種「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模式，加劇了全球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局面，引發了我國和資源能源產地的利益矛盾。我國須加快構建新型開放經濟格局，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統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做強製造業和提升服務業，服務於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從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亞投行並不是一個區域、局部概念，而是創造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機制。
5.我國傳統鄉土社會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不斷喪失，以家族為紐帶的傳統倫理結構受到劇烈影響，亟待按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完善社會倫理結構，服務於供給側管理

E. 銀行業怎麼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十三五」規劃建議稿首次提出，要「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強調，要「堅持創新發展理念，全面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這意味著未來五年金融業必須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以穩健經營為目標，找准服務實體經濟的重點領域和重要環節，構建新的行業監管方式和業務發展模式，改進服務方式，改善服務質量，提高服務效益，促進金融業成為實體經濟發展的更為強大的動力源泉。

大力發展創業金融，破解創業融資難題。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創業是激發創新的重要途徑。創業金融，目的就是通過一整套的金融制度創新，包括新三板、天使基金、PE/VC以及眾創、眾包、眾扶、眾籌等，切實解決創業者的融資難題。發展創業金融，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資本市場體系，支持符合條件的創業企業孵化、上市，並支持創業企業通過債券市場籌集資金；另一方面，要支持並推動金融機構綜合化經營，努力向創業企業提供結算、融資、理財、咨詢等一站式系統化的金融服務，對於具備發展前景的企業和符合國家政策的項目，要扶上馬、送一程，使「草根」創新蔚然成風、遍地開花，在幫助創業者實現夢想的過程中，拓展金融業發展空間。

加快發展互聯網金融，實現金融業態協調發展。近幾年來，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同金融的結合，正引領金融朝著渠道移動終端化、跨界融合常態化、產品服務精細化等方向發展，成為提升我國金融業綜合競爭力的新生力量。未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將進一步規范，不僅可以提高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金融供給和金融需求的匹配程度，有效滿足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經營過程中的資金需求，而且可以提高實體經濟運行效率，激發社會創業的激情與活力，推進新業態、新動力的形成與發展，為我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提供重要支撐。

積極發展綠色金融，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近年來，在全國各地不時出現的「霧霾」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促進綠色發展成為建設「美麗中國」的必然選擇，通過綠色金融，將社會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清潔能源、清潔交通等方面，不僅有現實必要性，而且有社會迫切性。一方面，金融業應綜合考慮與環境相關的收益、風險和成本，引領信貸資源逐步從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行業退出，支持企業工藝技術裝備更新改造，有效緩解我國產業結構「過重」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要加快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等金融產品發展，推動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投融資機制形成，更好地服務美麗中國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注重發展普惠金融，推動發展成果共享。普惠金融有兩個特徵，一是客戶覆蓋面更廣，服務對象從低收入群體擴展到城市白領、小微企業、弱勢產業以及欠發達地區。二是產品和功能更加多樣，除了存款類產品，還包括諸如信貸、支付、結算、租賃、保險、養老金等綜合化金融服務。發展普惠金融，充分體現了共享發展的理念。推進普惠金融發展，需政府和金融機構的雙輪驅動。從國家層面，應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制定有針對性的優惠政策措施，引導金融機構堅定服務小微企業、三農領域、貧困地區發展的戰略定力，增加金融產品與服務的有效供給，著力解決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從金融機構層面，需要通過創新金融服務模式，使普惠金融的供需兩端更加匹配；通過藉助互聯網、大數據等工具，降低普惠金融的服務成本；通過專業化的風險管理，控制普惠金融的業務風險。

F.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有哪些措施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

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

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

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

「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6)金融機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展閱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根本不是一回事。

它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既包括改善商品和服務供給又包括改善體制機制和制度供給，強調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供給側結構性矛盾。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體現，歸根結底是要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G.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改革內容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描述人們口頭上所說的「供給側改革」，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方式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產生、輸出、執行以及修正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說到底，供給側改革，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來規范政府的權力。離開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談供給側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無形之手，不僅不會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會損害已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
供給結構
從中國中央政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等明確表示看，供給側改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供給約束為標準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看，無論是削平市場准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還是降低壟斷程度、放鬆行政管制，也無論是降低融資成本、減稅讓利民眾，還是減少對土地、勞動、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實際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內容。
改革角度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的需求的響應」。隨著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一些制度體系已嚴重滯後，進而提出了創新制度供給的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需求加起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雖然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為止仍然只能稱為「半拉子」市場經濟，在影響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土地、勞動力、資本、創新等要素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現在制度結構、生產結構已經不能滿足龐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類新需求，不利於中國各類消費潛力、改革紅利的釋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會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號召。
1.居於制度創新之首的，應當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
具體表現在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嚴格規范政府的行權方式，做到廉潔、高效、透明、公正、公開，一方面優化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規范，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諸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浮出水面，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決心與勇氣，更需要改革的系統設計與專業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為的空間還很大。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2.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形成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穩定的經濟關系以及規范的政府財政管理制度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兩年來，財稅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推進財稅改革的外部環境正在變得現實而嚴峻。今後一個時期，財政改革既要兼顧與其他改革之間的協調配合，自身更要向縱深推進，需要啃下多個「硬骨頭」，如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央與地方事權改革、地方收入體系重構、預算管理基礎制度建設、PPP等。這些都是十分復雜而牽動全局的改革，但對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在「管住權」「管住錢」的同時，還要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對要素市場進行全面改革，以真正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全面釋放經濟社會活力。 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一、我國經濟增長正面臨「五力」約束
1.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響區域競爭力的提升
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仍然與東部、城鎮地區有著顯著差距，且公共服務大部分附著於戶籍之上，它已經影響到全國統一要素市場的形成，使得區域、城鄉不平衡產生自我強化的內生機制。這種格局決定了我國雖然進入新常態，但並不意味著各地區、城鄉同步進入新常態。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仍有非常廣闊的財政投資空間，潛在經濟增長能力較為充足。但是，這些地區的發展不能簡單重復「昨天的故事」，要發揮「學習效應」，避免出現東部地區、城鎮地區的負面問題，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主動優化供給側。
2.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產業的總體創新能力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對產業結構競爭力形成抑製作用
我國處於加速工業化，並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重要節點。然而，幾乎所有傳統產業都出現危機，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較為突出，產業網路化創新程度較低，知識擴散和共享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投資意願不強，市場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由樂觀轉向觀望甚至悲觀，嚴重影響了我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進一步轉向知識文明的進程。一些傳統稟賦優勢在逐步喪失，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來優化生產方式，讓技術創新成本更加「低廉」，實施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3.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入攻堅期，束縛經濟轉型升級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結構競爭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仍然得不到正確處理，政府在對待處理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時，仍然懷著「管控」的思維，而非樹立平等的「合作關系」，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較為嚴重。企業、社會主體在開拓市場、配置資源時，第一時間不是想到「找市場」「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過強大的政府之手來實現既定目標。
4.改革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給側管理與對外開放新格局有機融合的方式，構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結構，提高利益結構競爭力
經濟新常態之前，出口導向戰略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吸引了大量外資，改善了我國資本短缺的狀況。然而，這種「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模式，加劇了全球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局面，引發了我國和資源能源產地的利益矛盾。我國須加快構建新型開放經濟格局，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統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做強製造業和提升服務業，服務於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從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亞投行並不是一個區域、局部概念，而是創造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機制。
5.我國傳統鄉土社會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不斷喪失，以家族為紐帶的傳統倫理結構受到劇烈影響，亟待按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完善社會倫理結構，服務於供給側管理

H.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包括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

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

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

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8)金融機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展閱讀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內容

1、改革的過程就是農民要把控好自己生產質量和規模，這個事情核心的操作主體是農民，畢竟種子是農民種的，管理是農民管的，要是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利益，投機取巧，生產品質一般甚至假冒偽劣產品，改革也就沒法完成。

2、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國家宏觀調控。對於過去賣不掉的東西，中國採取的策略是用政策方式刺激它，比如家電賣不出去，就有家電補貼政策，但是這種刺激消費的政策，會導致某個產業產能過剩，以至於消耗過度，污染加重。

3、農業的發展方式需要轉變，要從供給入手，改善供給結構，這才有了農產品供給側改革。

4、供給側改革，要想得到有效的推進，除了國家的宏觀調控之外，農民也得轉變發展觀念。通過施化肥、打農葯、單純追求產量增長的生產方式，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潮流，農民還得要調整種植結構，多生產綠色有機食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來提升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