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對金融機構進行規制

㈠ 金融監管部門有哪些

我國的金融監管部門包括「一行兩會」，即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版和證監會。

金融監管是政權府通過特定的機構，如中央銀行、證券交易委員會等對金融交易行為主體作的某種限制或規定。本質上是一種具有特定內涵和特徵的政府規制行為。金融監管可以分成金融監督與金融管理。金融監督指金融主管當局對金融機構實施的全面性、經常性的檢查和督促，並以此促進金融機構依法穩健地經營和發展。金融管理指金融主管當局依法對金融機構及其經營活動實施的領導、組織、協調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動。

拓展資料：

金融監管是金融監督和金融管理的總稱。綜觀世界各國，凡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無不客觀地存在著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管制。

從詞義上講，金融監督是指金融主管當局對金融機構實施的全面性、經常性的檢查和督促，並以此促進金融機構依法穩健地經營和發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當局依法對金融機構及其經營活動實施的領導、組織、協調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動。

參考資料：金融監管機構_網路

㈡ 如何構建我國民間金融法律規制體系

方法步驟一、

民間金融是游離於金融監管機構之外的所有金融行為及金融主體的總稱。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資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民間金融市場更趨活躍，呈現出主體全民化、取息暴利化、規模擴張化等特徵。目前，我國民間金融資金總額高達數萬億，卻沒有專門機構對其進行監管，且規范我國民間金融活動的法律規定相對分散、禁止性規范居多，難以發揮理想的規范作用。規制措施的捉襟見肘和立法的乏善可陳，給民間金融留下很大的不確定性和灰色地帶，不利於民間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因此，亟須從立法上對其進行規制，從准入標准、利率管理、資金來源、資金用途和監測等方面提供操作性強的行為標准，降低交易主體的不確定性和交易風險。

方法步驟二、

民間金融法律規制體系的構建思路

對吸收存款類與非吸收存款類民間金融機構實施分類監管，並根據不同的業務特點、交易主體、交易半徑分別構建其監管框架，是促使監管機構有效監管民間金融活動的手段。

非吸收存款類。私人借貸通常基於一定的地緣、血緣、人緣關系，最容易發生重復博弈的情形，信息對稱性強，欺騙者容易被識別。企業間借貸的交易雙方往往聚集在特定的區域內，交易當事人很容易能通過建立長期的合作夥伴關系識別對方是否誠實履約。因此，局限在小范圍內的私人借貸、企業間借貸自身存在一套約束與懲罰機制，市場競爭秩序完全可以保障其正常運行，只需在法律上對其形成的契約進行有效保護，並通過引導、鼓勵逐步走向契約化和規范化。而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專業放貸機構，其交易半徑更為廣闊、交易雙方接觸機會不多或人員流動頻繁，導致信息網路、社會規范和懲罰的有效性逐漸減弱，因此需要在原有交易中增加專門從事收集、保存及公開違約信息的參與人即第三方市場主體，由其採取可靠的懲罰措施規避現在及未來可能存在的欺騙活動，評定交易者的信用等級。

方法步驟三、

吸收存款類。民間金融演變成私人錢庄、標會、合作基金會等吸收存款類機構後，其運作機制變得錯綜復雜，交易規模和半徑進一步擴大，極易演變為變相吸收存款和非法集資，引發社會風險。而訴訟救濟存在雙方力量懸殊、訴訟成本高昂等弊端。對此，可引入第三方機構，並輔之以政府監管。即可設計一定的組織形式如投資中介組織，將企業籌資者與分散的投資者連接起來，再由第三方組織通過對投資中介的監管，將不誠信的交易者驅逐出市場；也可由第三方組織作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屏障，最大限度消解二者之間的直接對抗。在政府監管層面，應採取更靈活有效的監管措施，賦予企業較大的經營管理自主權，鼓勵其在內部風險控制管理的基礎上實行自律性監管。

方法步驟四、

構建民間金融法律規制體系的具體路徑

完善民間金融相關法律規范，引導民間金融良性發展。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將民間金融納入規范化軌道是促使其健康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民間金融規制體系的構建亦應順勢而為，通過立法確認民間金融的法律地位。建議修改物權法、合同法等法律，承認民間金融組織的合法地位，賦予其交易自由與營業自由，在此基礎上，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重新界定合法與非法金融活動和金融組織之間的界限，修改貸款通則及相關司法解釋，放寬對企業間借貸活動的限制，將企業間、企業與自然人之間的信貸合約納入法律保護的范疇。修改公司法、商業銀行法等法律，制定放貸人條例、合會管理辦法等，明確合會、小額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組織的產權構造，承認各類民間金融中介組織的合法地位。對利率水平給予較大的容忍，按照借貸用途或金額的不同，實行差別化的利率控制機制。對超過一定數額的貸款可由監管機構在科學調查與評估的基礎上設定利率上限；對限額以內的借貸交易，允許民間金融的投資人與借款人根據市場需求協商擬定利率，向監管機構登記備案即可生效。

方法步驟五、

強化民間金融的法律監管，維護市場秩序、防範金融風險。明確監管主體，形成以銀監會為主導，央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的監管體系，明確各機構職能與分工，形成構架清晰、權責明確、信息共享的有效監管網路。建立市場准入制度，監管機構應對民間金融主體資格、業務經營能力進行審查、確認或限制，必要時可要求民間金融組織交納保證金或准備金，防止市場風險的擴散。建立風險防範制度，根據民間金融組織的規模和運作特點，設置區別於正規金融機構的最低資本金和資本維持規則，增強其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建立危機處理制度，將民間金融納入存款保險體系，對出現嚴重風險的民間金融組織實施快速有效處置措施，將其因破產倒閉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降至最低。

方法步驟六、

規范民間金融融資活動，保護民間金融借款人的合法權益。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設定放貸人信息披露義務，對放貸協議、放貸人資格、放貸產品構成及風險進行清晰、准確、完整的信息披露。推行標准合同，由監管機構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製作標准合同，為借貸雙方提供規范、統一的契約文書範本，促進民間金融交易行為的標准化和規范化。規范營銷與收債行為，確立民間金融放貸人的營銷行為准則，要求放貸人在廣告宣傳中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禁止採用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催賬還錢。

方法步驟七、

民間金融是一把雙刃劍，其雖能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但也易引發欺詐及犯罪行為，增加了金融體系的安全風險。我們只有把握民間金融的特點，遵循區別監管、分類規范、疏堵並舉的原則，將其納入國家宏觀調控的整體框架，有步驟有層次地推進相關法律規范建設，才能真正實現維護金融穩定、提高金融效率的目的。

㈢ 我國民間金融具體有哪些形式對民間金融規制的研究有哪些

目前，針對特定對象進行股權融資和股權投資的形式，稱作私募。這是合法的融資途徑。這種方式不承諾收益，不公開宣傳。一般的民間借款不會高於銀行商業利率的4倍。

㈣ 中央銀行的職能有哪些

中央銀行的職能有：

1、發行的銀行職能：指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是一國或某一貨幣聯盟唯一授權的貨幣發行機構。中央銀行應根據貨幣流通需要，適時印刷、銷毀貨幣，調撥庫款，調劑地區間貨幣分布、貨幣面額比例。

2、銀行的銀行職能：指中央銀行充當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最後貸款人。銀行的銀行這一職能體現了中央銀行是特殊金融機構的性質，是中央銀行作為金融體系核心的基本條件。中央銀行通過這一職能對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動施加影響，以達到調控宏觀經濟的目的。

3、政府的銀行職能：指中央銀行為政府提供服務，是政府管理國家金融的專門機構。國家財政收支一般不另設機構經辦具體業務，而是交由中央銀行代理，主要包括按國家預算要求代收國庫庫款、撥付財政支出、向財政部門反映預算收支執行情況等。

4、監管職能：制定有關的金融政策、法規，作為金融活動的准則和中央銀行進行監管的依據和手段。依法對各類金融機構的設置統籌規劃，審查批准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設立、業務范圍和其他重要事項。對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監督。

5、調控職能：中央銀行以國家貨幣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身份，通過金融手段，對全國的貨幣、信用活動進行有目的、有目標的調節和控制，進而影響國家宏觀經濟，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實現其預期的貨幣政策目標。

(4)誰對金融機構進行規制擴展閱讀：

中央銀行行使監管職能的對象是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除此之外中央銀行還需要對金融市場的設置、業務活動和運行機制進行監督管理。隨著中央銀行國有化進程的加快，中央銀行對國家負責，許多國家的銀行法規明確規定了中央銀行作為政府代理的身份，從而實現了中央銀行向政府銀行的轉化。

進入20世紀中葉，中央銀行不與普通商業銀行爭利益，行使管理一般銀行的職能並成為金融體系的中心機構，這標志著它向銀行的銀行轉化。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離不開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總目標，在具體運用中大大加強並注重其綜合功能的發揮，即由過去的一般性運用向綜合配套運用轉化。

㈤ 多部門就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公開徵求意見了嗎

中國人民銀行會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部門起草了《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日前，正式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指導意見》遵循以下基本原則：一是堅持嚴控風險的底線思維，防止金融風險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傳遞。二是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目標，既充分發揮資管業務的投融資功能，又嚴格規范引導，避免資金脫實向虛。三是堅持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實現對各類機構開展資管業務的全面、統一覆蓋。採取有效監管措施，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

四是堅持有的放矢的問題導向，針對資管業務的重點問題統一標准規制，對金融創新堅持趨利避害、一分為二，留出發展空間。五是堅持積極穩妥審慎推進，防範風險與有序規范相結合，充分考慮市場承受能力，合理設置過渡期，加強市場溝通，有效引導市場預期。

㈥ 掌管市場貨幣發行量的決策部門是

掌管市場貨幣發行量的決策部門是中國人民銀行，只有中國人民銀行才有這個許可權，其他的任何部門都沒有這個許可權

㈦ 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意見的內容

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統一同類資產管理產品監管標准，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經國務院同意，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聯合印發了《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106號，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堅持防範風險與有序規范相結合，合理設置過渡期，給予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有序整改和轉型時間，確保金融市場穩定運行。

下一步，各相關部門將按照職責分工，認真貫徹落實《意見》的各項要求。金融機構應按照《意見》的相關規定，依法合規開展資產管理業務。

近年來，我國資產管理業務快速發展，在滿足居民和企業投融資需求、改善社會融資結構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部分業務發展不規范、多層嵌套、剛性兌付、規避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等問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統一同類資產管理產品監管標准，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經國務院同意，現提出以下意見：

一、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一）堅持嚴控風險的底線思維。把防範和化解資產管理業務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減少存量風險，嚴防增量風險。

（二）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目標。既充分發揮資產管理業務功能，切實服務實體經濟投融資需求，又嚴格規范引導，避免資金脫實向虛在金融體系內部自我循環，防止產品過於復雜，加劇風險跨行業、跨市場、跨區域傳遞。

（三）堅持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實現對各類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全面、統一覆蓋，採取有效監管措施，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

（四）堅持有的放矢的問題導向。重點針對資產管理業務的多層嵌套、杠桿不清、套利嚴重、投機頻繁等問題，設定統一的標准規制，同時對金融創新堅持趨利避害、一分為二，留出發展空間。

（五）堅持積極穩妥審慎推進。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堅持防範風險與有序規范相結合，在下決心處置風險的同時，充分考慮市場承受能力，合理設置過渡期，把握好工作的次序、節奏、力度，加強市場溝通，有效引導市場預期。

二、資產管理業務是指銀行、信託、證券、基金、期貨、保險資產管理機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接受投資者委託，對受託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的金融服務。金融機構為委託人利益履行誠實信用、勤勉盡責義務並收取相應的管理費用，委託人自擔投資風險並獲得收益。金融機構可以與委託人在合同中事先約定收取合理的業績報酬，業績報酬計入管理費，須與產品一一對應並逐個結算，不同產品之間不得相互串用。

資產管理業務是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金融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時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出現兌付困難時，金融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墊資兌付。金融機構不得在表內開展資產管理業務。

私募投資基金適用私募投資基金專門法律、行政法規，私募投資基金專門法律、行政法規中沒有明確規定的適用本意見，創業投資基金、政府出資產業投資基金的相關規定另行制定。

三、資產管理產品包括但不限於人民幣或外幣形式的銀行非保本理財產品，資金信託，證券公司、證券公司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子公司、期貨公司、期貨公司子公司、保險資產管理機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等。依據金融管理部門頒布規則開展的資產證券化業務，依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頒布規則發行的養老金產品，不適用本意見。

四、資產管理產品按照募集方式的不同，分為公募產品和私募產品。公募產品面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公開發行。公開發行的認定標准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執行。私募產品面向合格投資者通過非公開方式發行。

資產管理產品按照投資性質的不同，分為固定收益類產品、權益類產品、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產品和混合類產品。固定收益類產品投資於存款、債券等債權類資產的比例不低於80%，權益類產品投資於股票、未上市企業股權等權益類資產的比例不低於80%，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產品投資於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不低於80%，混合類產品投資於債權類資產、權益類資產、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資產且任一資產的投資比例未達到前三類產品標准。非因金融機構主觀因素導致突破前述比例限制的，金融機構應當在流動性受限資產可出售、可轉讓或者恢復交易的15個交易日內調整至符合要求。

金融機構在發行資產管理產品時，應當按照上述分類標准向投資者明示資產管理產品的類型，並按照確定的產品性質進行投資。在產品成立後至到期日前，不得擅自改變產品類型。混合類產品投資債權類資產、權益類資產和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資產的比例范圍應當在發行產品時予以確定並向投資者明示，在產品成立後至到期日前不得擅自改變。產品的實際投向不得違反合同約定，如有改變，除高風險類型的產品超出比例范圍投資較低風險資產外，應當先行取得投資者書面同意，並履行登記備案等法律法規以及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程序。

五、資產管理產品的投資者分為不特定社會公眾和合格投資者兩大類。合格投資者是指具備相應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投資於單只資產管理產品不低於一定金額且符合下列條件的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組織。

（一）具有2年以上投資經歷，且滿足以下條件之一：家庭金融凈資產不低於300萬元，家庭金融資產不低於500萬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於40萬元。

（二）最近1年末凈資產不低於1000萬元的法人單位。

（三）金融管理部門視為合格投資者的其他情形。

合格投資者投資於單只固定收益類產品的金額不低於30萬元，投資於單只混合類產品的金額不低於40萬元，投資於單只權益類產品、單只商品及金融衍生品類產品的金額不低於100萬元。

投資者不得使用貸款、發行債券等籌集的非自有資金投資資產管理產品。

六、金融機構發行和銷售資產管理產品，應當堅持「了解產品」和「了解客戶」的經營理念，加強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向投資者銷售與其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相適應的資產管理產品。禁止欺詐或者誤導投資者購買與其風險承擔能力不匹配的資產管理產品。金融機構不得通過拆分資產管理產品的方式，向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低於產品風險等級的投資者銷售資產管理產品。

金融機構應當加強投資者教育，不斷提高投資者的金融知識水平和風險意識，向投資者傳遞「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理念，打破剛性兌付。

七、金融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應當具備與資產管理業務發展相適應的管理體系和管理制度，公司治理良好，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和問責機制健全。

金融機構應當建立健全資產管理業務人員的資格認定、培訓、考核評價和問責制度，確保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人員具備必要的專業知識、行業經驗和管理能力，充分了解相關法律法規、監管規定以及資產管理產品的法律關系、交易結構、主要風險和風險管控方式，遵守行為准則和職業道德標准。

對於違反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本意見規定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從業人員，依法採取處罰措施直至取消從業資格，禁止其在其他類型金融機構從事資產管理業務。

八、金融機構運用受託資金進行投資，應當遵守審慎經營規則，制定科學合理的投資策略和風險管理制度，有效防範和控制風險。

金融機構應當履行以下管理人職責：

（一）依法募集資金，辦理產品份額的發售和登記事宜。

（二）辦理產品登記備案或者注冊手續。

（三）對所管理的不同產品受託財產分別管理、分別記賬，進行投資。

（四）按照產品合同的約定確定收益分配方案，及時向投資者分配收益。

（五）進行產品會計核算並編制產品財務會計報告。

（六）依法計算並披露產品凈值或者投資收益情況，確定申購、贖回價格。

（七）辦理與受託財產管理業務活動有關的信息披露事項。

（八）保存受託財產管理業務活動的記錄、賬冊、報表和其他相關資料。

（九）以管理人名義，代表投資者利益行使訴訟權利或者實施其他法律行為。

（十）在兌付受託資金及收益時，金融機構應當保證受託資金及收益返回委託人的原賬戶、同名賬戶或者合同約定的受益人賬戶。

（十一）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其他職責。

金融機構未按照誠實信用、勤勉盡責原則切實履行受託管理職責，造成投資者損失的，應當依法向投資者承擔賠償責任。

九、金融機構代理銷售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資產管理產品，應當符合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資質條件。未經金融監督管理部門許可，任何非金融機構和個人不得代理銷售資產管理產品。

金融機構應當建立資產管理產品的銷售授權管理體系，明確代理銷售機構的准入標准和程序，明確界定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明確相關風險的承擔責任和轉移方式。

金融機構代理銷售資產管理產品，應當建立相應的內部審批和風險控製程序，對發行或者管理機構的信用狀況、經營管理能力、市場投資能力、風險處置能力等開展盡職調查，要求發行或者管理機構提供詳細的產品介紹、相關市場分析和風險收益測算報告，進行充分的信息驗證和風險審查，確保代理銷售的產品符合本意見規定並承擔相應責任。

十、公募產品主要投資標准化債權類資產以及上市交易的股票，除法律法規和金融管理部門另有規定外，不得投資未上市企業股權。公募產品可以投資商品及金融衍生品，但應當符合法律法規以及金融管理部門的相關規定。

私募產品的投資范圍由合同約定，可以投資債權類資產、上市或掛牌交易的股票、未上市企業股權（含債轉股）和受（收）益權以及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資產，並嚴格遵守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要求。鼓勵充分運用私募產品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

內容來自人民網

㈧ WTO中的中國金融行業的規則

WTO體制下競爭規則分析（一）

胡國棟

鑒於貿易政策和競爭政策的日益緊密相關，以及國際貿易領域中限制性競爭行為日益增多，WTO在1996年新加坡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上做出決議，「建立一個工作組，研究成員提出的有關貿易與競爭政策相互作用的問題，包括反競爭行為，以便確認值得在WTO框架內進一步考慮的領域」。據此，WTO成立了貿易和競爭政策互動工作組，幾年來，在該工作組組織下，各成員國就如何在WTO體制下建立競爭規則進行了探討。

在2001年多哈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我國加入了WTO。與此同時，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通過的《部長宣言》確認了建立一個多邊框架來加強競爭政策對國際貿易和發展的貢獻的必要性，同意從現在到WTO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這段時間，貿易和競爭政策互動工作組將就以下方面的澄清做進一步的工作：核心原則，包括透明度、非歧視和程序上的公平以及核心卡特爾(Hardcore Cartels)規定；自願合作方式；支持通過能力建設逐步的加強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機制；對於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參與者的需要應給予完全的考慮，應就解決這些需要給予適度的靈活性。

而且根據第四屆部長級會議《部長宣言》的部署：在WTO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以後，將以《談判方式會議》上經由明確一致達成的決定為基礎，進一步進行競爭政策的談判，並且談判應在不遲於2005年1月1日前結束。第五屆WTO部長級會議將評估談判中取得的進步，提供任何必要的政治指導，並採取必要的決定，當所有領域的談判結果出台的時候，將召開一次部長級會議的特別會議，就這些結果的接受和實施做出決定。

競爭政策是WTO涉及的一個新領域，長久以來，人們對WTO的認識只局限於WTO是消除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各國進行市場准入談判的場所，而對於WTO體制在競爭法律制度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則尚未有從學理上進行系統的認識和研究。

根據競爭法的基本原理，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力、禁止限制競爭性協議（尤其是卡特爾）、審查企業合並是競爭法的三大支柱。其中，前兩類制度在WTO現有體制中已經初現雛形。本文的出發點即在於，試圖從競爭法這一嶄新的角度對WTO體制進行剖析，系統分析WTO現有的初步的競爭規則。

一、WTO協議中競爭規則的發展演變

（一）WTO成立之前的階段
GATT—WTO體制在本質上是一個基於重商主義理念開展多邊貿易談判的場所，該體制以市場進入為導向，通過互利的貿易減讓促進全球貿易的開展。[1] 在WTO是否應該納入競爭規則，長期以來一致有兩種爭論。支持者認為，「只有貿易政策，而無競爭政策，政策體系是不完整的，其存在的缺陷、漏洞和盲點，必定會使單一貿易政策行之不遠」。 [2]反對者則認為，「當國家之間更加趨於相互開放市場，限制性商業慣例在國內國際市場的生存空間就更小。所以，WTO應該致力於其傳統的角色，繼續完成旨在減少消除政府所設置貨物服務貿易障礙的議程」。[3] 由於存在上述兩種針鋒相對的辯論，WTO在將競爭規則那納入其體制的過程歷經曲折。
事實上，早在1948年3月，探討組建ITO（國際貿易組織）的哈瓦那會議上，世貿組織的前身關貿總協定的23個創始締約方便達成協議，要求通過透明度、協商、調解的方式來控制限制性商業慣例的危害。會議通過的哈瓦那憲章第5章第46條指出，「締約國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並與本組織合作，管制國際貿易中限制競爭的商業實踐，如分割市場或者增強壟斷勢力，而不管它們是由私人企業還是國營企業所為」。[4] 但是，美國政府將成立ITO之條約送請其國會批准時，遭到國會之反對，致使ITO未能成立。在此前，由於ITO的23個創始會員為籌組 ITO曾在一九四七年展開關稅減讓談判。各國為避免籌組ITO的努力完全白費，且美國政府參與關稅減讓部分之談判已獲國會授權，因此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最後協議，將該關稅談判結果，加上原ITO憲章草案中有關貿易規則之部分條文，成為眾所熟知之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如此，哈瓦那憲章原先關於限制性商業慣例的規定便被舍棄，不過，在GATT之中，保留著一些可以適用於限制競爭行為的模糊規則。

此後，在GATT締約方組織的前七輪多邊談判中，有關限制性競爭行為的規則一直未能進入談判議程，或者雖進入談判議程，但是卻不能達成一致意見。

（二）WTO成立之後的階段

1994年結束的第八輪烏拉圭回合談判，各方不僅達成了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而且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保障措施協定》等協定中對限制性競爭行為都有涉及。其中《服務貿易總協定》以及其後達成的關於金融業和電信業的附屬協議，明確地在具體產業部門納入反對壟斷的競爭規則；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則要求，在對該協定進行審議時，應該考慮是否補充有關投資政策和競爭政策的規定。
WTO成立之後，在1996年新加坡第二屆部長會議上通過的宣言第20條要求，「建立一個工作組，研究成員提出的有關貿易與競爭政策相互作用的問題，包括反競爭行為，以便確認值得在WTO框架內進一步考慮的領域」。據此，WTO貿易與競爭政策相互作用工作組成立並開展工作。經過多年努力，2001年多哈第四屆部長會議決定於2002年1月31日到2005年1月1日進行世貿組織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多邊貿易談判，其中貿易與競爭政策關系是新一輪多邊談判的議題，如果新一輪談判取得成功，WTO體制下將正式建立全球性的競爭規則。
WTO體制下競爭規則分析（二）

二、wto規則中針對濫用市場支配力行為的規定

(一)禁止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規定
壟斷的產生有兩個主要途徑：其一、立法機關或政府授權企業進行壟斷；其二、企業由於所在行業的特點或通過自身經營優勢形成的壟斷。企業具有壟斷地位，這一事實並不為競爭法所反對；只有當企業存在濫用壟斷地位的行為，競爭法才進行規制。

在對外貿易中，政府授權企業對某一領域進行壟斷的情形尤其多，這種做法被稱為「國家壟斷貿易」（state trading）。國家壟斷貿易指，「容易在市場競爭中引起混亂無序的諸如某種農業品、煙草和石油等，把本應由私人公司經營的國際貿易，由國家承辦，政府依法指定某家企業作獨家經營或專買專賣，排除本行業內的競爭，實行壟斷」。[5] 在我國加入WTO，承諾放開對外貿易經營權之前，我國外貿體制即為國家壟斷貿易體制。

與競爭法對待壟斷經營者的態度一樣，「GATT並不想禁止設立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或者單位，僅為了限制其濫用的機會……」[6]。 由於國家壟斷貿易與關稅、海關手續、數量限制、國家補貼等手段被視為阻礙國際貿易的重要障礙，GATT為防止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7]）濫用支配地位，在GATT第2條第4款、GATT第17條、GATT《注釋和補充規定》以及《關於解釋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7條的諒解》中作了詳盡的規定。

1、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的界定

根據《關於解釋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7條的諒解》第1款的規定，所謂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指被授予包括法定或憲法權力在內的專有權、特殊權利或或特權的政府和非政府企業，包括銷售局。[8] 也就是，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是一個廣義概念，包括國有企業、私人企業，也包括實際上從事壟斷貿易的政府機構，例如歐洲各國政府農業部門的「營銷局」。

2、濫用市場支配力行為之禁止

（1）限制對進口產品在國內市場銷售時進行加價（Mark-up）。根據GATT《注釋和補充規定》，進口加價指「進口壟斷向進口產品收取的價格（不包括第3條范圍內的國內稅、運輸和分銷，及購買、銷售或進一步加工所附帶的其他費用，以及合理的利潤）超出起岸成本的幅度」。以煙草專賣為例，一條名牌外國香煙的國際市場價格假定為100元，在不存在壟斷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繳納10%關稅及其他稅費後，以10%利潤計，則在國內市場售價為125元。但是，由於專賣公司具有壟斷地位，可以把售價加碼到200元一條。

這種超高定價的行為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顯然屬於國內競爭法禁止的行為。然而，由於這種行為實質上等同於變相加關稅，例如原先價格125元的香煙被加碼到200元，實質上等同於加收了75%的關稅。可見，利用經營壟斷貿易的企業進行的加價行為，進口國可以變相地抑制國內需要，限制進口。

GATT第17條對上述加價行為作了原則性規定，要求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應僅依照「商業因素（normal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包括價格、質量、可獲性、適銷性、運輸和其他購銷條件）進行壟斷產品的購買或銷售」。也就是，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僅僅能在合理商業因素的范圍內（如收取交易費、手續費），對進口產品加價。這一原則體現在《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216段，「工作組各成員指出：中國大部分農產品的國內價格高於世界價格，這個差價容許中國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或單位以低價進口，而在將產品授予批發商與最終用戶時加價（Mark-up）。有些成員擔心，這種做法在關稅配額管理創造更多准入機會後，會更加普遍。這些成員特別關注，加價會降低進口產品的競爭力，並限制中國最終用戶可使用品級與質量的高低。中國代表表示，現在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並未對進口產品加價，而指收取正常的交易費。因此，中國的做法符合WTO義務，並未造成任何貿易扭曲，且中國法律限制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收取的費用」。

在上述要求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對進口產品加價必須合理的基本原則下，GATT第2條第4款與GATT第17條第4款還根據壟斷貿易的產品是否在成員的減讓表中，區分以下兩種情形進行規定：

第一、如果國家壟斷貿易的產品是在減讓表中的產品，則適用GATT第2條第4款規定，「如任何締約方形式上或事實上對本協定所附有關減讓表中列明的任何產品的進口設立、維持或者授權實行壟斷，除非減讓表中有所規定或最初談判減讓各方之間另有議定，否則此種壟斷不得以提供平均超過該減讓表所規定的保護水平的方式實施」，也就是對於被列入減讓表的受壟斷經營產品，壟斷帶來的保護水平（即偏離市場競爭或商業習慣的程度）以減讓表所列約束稅率為上限。[9]

第二、如果國家壟斷貿易的產品不是在減讓表中的產品，則通過透明程序進行保障。對此，GATT第17條第4款（b）規定，「對一不屬於第2條下減讓對象的產品設立、維持或授權實行進口壟斷的一締約方，應在有關產品貿易中占實質性份額的另一締約方的請求，應將最近代表期內該產品的進口加價通知締約方全體，如無法進行此類通知，則應通知該產品的轉售價格」。

（2）歧視行為的禁止

歧視行為是濫用壟斷地位的另一種表現。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由於其處於專買專賣的優勢地位，更有條件進行歧視行為。例如，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在貨物向哪個國家地區出口，貨物從哪個國家進口的問題上，可能不依市場導向，而考慮其他因素，而做出歧視性的選擇。當壟斷貿易的產品是某種獨特商品時，上述歧視行為更可能造成對他國的損害，從而引起關注，如《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214條規定，「一些工作組成員考慮到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絲綢供應國的地位，對紡織部門原材料的供應表示關注，特別是絲綢的供應」 。

GATT禁止上述歧視行為的發生。GATT第17條第1款（a）項規定，「每一締約方承諾，如其建立或維持一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無論位於何處，或在形式上或事實上給於任何企業專有權或特權，則該企業在其涉及進口或出口的購買和銷售方面，應以符合本規定對影響私營貿易商品進出口的政府措施所規定的非歧視待遇的一般原則行事」；同時， (b) 項進一步要求，當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進行壟斷產品的購買或銷售時，「應依照商業慣例給予其他締約方的企業參與此類購買或銷售的充分競爭機會」。

概而言之，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不得有歧視性的商業行為。

（二）禁止服務貿易壟斷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規定

服務貿易是烏拉圭回合談判才開始涉及的領域，但在進展迅速。在1994年達成《服務貿易總協定》之後，1997年還進一步達成了《基礎電信協議》和《金融服務協議》。服務貿易領域是WTO體制中競爭規則較為完善的一個領域，其特色在於：不僅在《服務貿易總協定》中有關於競爭問題的一般性的規定，在金融與電信產業還做了進一步的要求。上述要求均著眼於防止成員國在服務業中居於壟斷地位的經營者有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行為，從而阻礙服務貿易市場的自由進入。

1、禁止壟斷者歧視行為的一般原則性規定

《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基本原則是最惠國待遇原則，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第2條規定，「每一成員對於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應立即和無條件的給予不低於其給予任何其他國家同類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

對於處於壟斷地位的經營者進行的歧視行為不僅可能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同樣也是競爭法禁止的行為。《服務貿易總協定》第8條給予明確的禁止，「每一成員應保證在其領土內的任何壟斷服務提供者在有關市場提供壟斷服務時，不以其在第2條和具體承諾下的義務不一致的方式行事」；而且「一成員的壟斷提供者直接或通過附屬公司參與其壟斷權范圍之外且受該成員具體承諾約束的服務提供的競爭，則該成員應保證該提供者不濫用其壟斷地位在其領土內以與此承諾不一致的方式行事」。

2、對金融行業中壟斷經營者的具體規定

金融業傳統上處於反壟斷法的豁免領域，「因為人們認為這些領域中競爭的壞處將會大於好處」。[10] 但是，如果國內處於壟斷地位的金融服務經營者濫用壟斷地位，往往可能對國外的金融服務經營者造成市場障礙。例如，根據金融行業的特殊性，可能存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清算機構，這樣的清算機構如果拒絕向外國金融服務經營者提供服務，則使得外國金融服務經營者無法開展業務。因此在1994年《關於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中，不僅要求各成員對處於壟斷地位的金融服務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力的歧視行為進行禁止；並要求各成員盡量減少金融服務業中的壟斷，形成競爭性的市場結構。

首先，在《關於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B部分「市場准入」中，第1條規定，「每一成員應在其有關金融服務的減讓表中列出現有的壟斷權，並應努力消除這些壟斷權或縮小其范圍」。

其次，在《關於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C部分「國民待遇」中，第2條規定，「如一成員為使任何其他成員的金融服務提供者在與該成員的金融服務提供者平等的基礎上提供金融服務，而要求參加、參與或進入任何自律組織、證券或期貨交易所或市場、清算機構或任何其他組織或協會，或如果該成員直接或間接地向此類實體提供在提供金融服務方面的特權或優勢，則該成員應保證此類實體對在其領土內的任何其他成員的金融服務提供者給予國民待遇」。

3、對電信行業壟斷經營者的具體規定

傳統經濟學原理，認為電信行業是一個自然壟斷行業。近年來，隨著技術的發展，電信行業正在演變成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但是，電信行業的新進入者特別容易受到處於壟斷地位的運營商的限制，如果處於壟斷地位的運營商拒絕向新進入者提供互聯互通，新電信運營商根本無法進入市場。所以，為了保證各成員國在電信市場准入問題的承諾不受其壟斷電信運營商限制性競爭行為的影響，在1994年《關於電信服務的附件》和1997年《關於電信管理准則的參考文件》[11] 中對於壟斷電信運營商可能出現的歧視、拒絕交易等濫用市場力的行為都有明確規定。

根據《關於電信服務的附件》第5條，「每一成員應保證任何其他成員的任何服務提供者可按照合理和非歧視的條款和條件進入和使用其公共電信傳輸網路和服務，以提供其減讓表中包括的服務。」

《關於電信管理准則的參考文件》則進一步明確防止壟斷電信運營商的限制競爭行為。該文件第1條即是「競爭保障（competitive safeguards）」條款，該條規定「（1）防止電信業中的反競爭行為，應維持適當措施以防止主要提供者獨自或聯合從事或延續反競爭行為；（2）保障以上所述反競爭行為尤其應包括：（a）進行反競爭性的交叉補貼；（b）利用從競爭對手那裡獲得的具有反競爭效果的信息；以及（c）未及時向有關服務提供者提供有關關鍵設施的技術信息及為提供服務所必需的有關商業信息」 。

（三）禁止知識產權領域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規定

濫用知識產權行為不是一種獨立的壟斷行為類型，而由於性質的不同，分別屬於垂直協議、濫用支配地位的行為。[12] 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在知識產權領域濫用支配地位的行為做出了規定。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8條第2款要求各成員國注意防止知識產權權利人可能濫用其權利，而對交易相對方有損害的行為，根據該款規定各成員國「只要與本協定的規定相一致，可能需要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知識產權權利持有人濫用知識產權或採取不合理地限制貿易或對國際技術轉讓造成不利影響的做法」。在其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第8節中進一步詳細確立了對知識產權協議許可中限制競爭行為進行控制的規則。根據該節第40條規定，由於限制競爭的有關知識產權的許可活動或條件可對貿易產生不利影響，並會妨礙技術的轉讓和傳播，所以，各成員可以在其立法中明確規定在特定情況下可構成對知識產權的濫用並對相關市場中的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許可活動或條件，並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防止或控制此類活動。協議具體列舉了可以明確禁止的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1）排他性返授條件（Exclusive grantback conditions）；（2）阻止對許可效力提出質疑的條件（Conditions preventing challenges to validity ）；（3）強制性一攬子許可 (Coercive package licensing)等。上述三種行為實質上附加不合理條件，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行為表現，同樣為競爭法所禁止。

根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31條（k）項規定，當知識產權人有濫用其權利，進行限制競爭行為時，成員國可以將強制實施許可作為懲罰該該限制競爭行為的手段。這種情形下的強制實施許可與普通程序的強制實施許可有以下不同之處；（1）普通程序的強制實施許可要求被許可人應已經按照合理商業條款和條件努力從權利持有人處獲得授權，但在合理實踐內沒有成功；但是作為懲罰權利人限制競爭行為的強制實施許可無需具備上述條件；（2）普通程序強制實施許可下生產的產品應該主要供應強制許可所在國的國內市場；但是懲罰權利人限制競爭行為的強制實施許可不用遵守該要求；（3）普通程序強制實施許可應向權利持有人支付適當報酬，同時考慮授權的經濟價值；懲罰權利人限制競爭行為的強制實施許可下的報酬數額，則可以考慮糾正限制競爭行為的需要，也就是報酬數額的經濟價值因素會少考慮一點，而更側重於其彌補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於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濫用權利的規定，與前述規制壟斷地位的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企業、金融服務者、電信服務者的規定不同。對於前述幾種類型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成員國必須予以禁止；但根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8條和第40條的表述，成員國有權利通過立法限制知識產權人濫用其權利，然而，這只是各成員國被WTO規則賦予的權利，各成員國並沒有義務必須採納上述立法。前述通過強制實施許可控制限制競爭行為也是成員國可以選擇運用的權利而非義務。

另外，《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並未涵蓋所有濫用知識產權行為。根據第40條的規定，只有在知識產權許可交易中發生的濫用知識產權權利的行為才屬於第40條約束的對象。「發生在合同許可之外的限制性競爭行為或者影響技術轉讓的行為，如研究開發、合作協議或者聯營協議等中的知識產權條款，以及具有市場力量的企業的單方行為，都不屬於第40條解決的問題」。

WTO體制下競爭規則分析（三）

三、WTO規則針對卡特爾的規定

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卡特爾指「任何產品的生產者聯合起來控制其生產、銷售、價格以及在任何特定的行業或者商品中獲取獨占的一種聯合」。[14] 卡特爾一般也稱為橫向限制協議。卡特爾可以區分為國內卡特爾、國際卡特爾、進出口卡特爾。國內卡特爾是數家國內廠商針對國內市場的聯合行為，一般受到各國競爭法的嚴厲禁止；國際卡特爾是數個不同國家廠商針對國家市場的聯合行為，由於其危害性較為明顯，近來為各國執法機構所關注，通過執法合作予以打擊；進出口卡特爾是數家國內廠商針對國外市場的聯合行為，由於有利於本國利益，往往為各國競爭法所豁免。然而，進出口卡特爾的危害也正在於這種「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特性，各國都希望他有利於本身利益，然而如果各國都競相採用的話，將是一個博弈上的囚徒困境，對大家的共同利益造成損失。

在WTO目前的規則下，對於影響國際貿易的國際卡特爾並沒有明文規定。
對於國內卡特爾行為，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第8條第5款有所涉及，前提是國內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卡特爾行為，違背了最惠國待遇原則，妨礙了國外服務提供者的市場進入。如前所述，《服務貿易總協定》第8條的目的在於，通過最惠國待遇原則，防止處於壟斷地位的服務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力阻礙國外服務經營者的進入；但是如果國內服務經營者之間的卡特爾行為也有同樣效果時，也被禁止。對此，《服務貿易總協定》第8條第5款規定，「如一成員在形式上或事實上(a)授權或設立少數幾個服務提供者，且（b）實質性阻止這些服務提供者在其領土內相互競爭，則本條的規定應適用於此類專營服務提供者」。另外，在《政府采購協定》第15條第1款提及了企業串通投標這種卡特爾行為，但只是規定「如果供應商提交的投標書是串通的，可以進行有限招標」。

對於進出口卡特爾行為，WTO現行規則有兩個地方了進行規定：當這種行為是政府支持下的進出口數量限制手段或者屬於《保障措施協定》禁止的「灰色區域措施」[15] 將受到禁止。

首先，GATT第11條第1款，「任何締約方不得對任何其他締約方領土產品的進口或向任何其他締約方領土出口或銷售供出口的產品設立或維持除關稅、國內稅或其他費用外的禁止或限制，無論此類禁止或限制通過配額、進出口許可證或其他措施實施」。從該條的文字表述看，該條主要針對政府採取的限制進出口數量的措施，並不單純適用於企業之間行為。但是，如果旨在限制進出口貨物數量的企業卡特爾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則這種卡特爾因為具有政府行為的性質，屬於該條禁止的行為。在1988年日本半導體一案中，GATT專家組認定：日本半導體生產商組成的出口卡特爾受到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導，因此應該被GATT第11條第1款禁止 。[16]

其次，《保障措施協定》第11條第1款（b）規定，「一成員不得在出口或進口方面尋求、採取或維持任何自願出口限制、有序銷售安排或其他任何類似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單個成員採取的措施以及根據兩個或兩個以上成員達成的協議、安排和諒解所採取的措施。」所謂「類似措施」，包括「出口節制、出口價或進口價監控體制、出口或進口監督、強制進口卡特爾以及酌情發放進出口許可證的方案等」；第3款規定，「各成員不得鼓勵或支持公私企業採用或維持等同於第1款所指措施的非政府措施」。可見，根據《保障措施協定》，如果企業的進出口卡特爾被當作一種「灰色領域措施」，則這種行為違反第11條第3款的規定。

四、WTO規則關於競爭執法的規定

（一）競爭法的國民待遇原則

GATT第3條是對國內稅和國內法規的國民待遇原則進行規定。
GATT第3條第4款規定，「任何締約方領土的產品進口至任何其他締約方領土時，在有關影響（affecting）其國內銷售、標價出售、購買、運輸、分銷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規和規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不得低於同類產品所享受的待遇。」

對於上述第4款，GATT專家組1958年在義大利歧視進口農業一案中曾有過解釋， [17]「第4款涉及的是影響（affecting）國內銷售、購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定，並非直接管理（governing）銷售、購買的法律、法規和規定。由於該款使用了『影響（affecting）'一詞的表述，這意味著條款起草者的立法意圖不僅僅將直接管理（governing）銷售、購買的法律、法規和規定納入限制的范圍，而且將影響競爭狀況的法律法規也涵括進來」。

所以根據GATT第3條第4款的規定，WTO成員國的國內競爭法同樣必須使用國民待遇原則。這尤其體現在競爭執法的程序規定方面，國內當事人與國外當事人在競爭執法過程中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利義務。例如，當一個國外企業出口到我國的產品受到我國市場上一些限制性競爭行為的不當影響時，那麼在向競爭執法機關申訴、起訴的權利方面，國外企業應當享有與我國企業一樣的權利。

（二）監督成員國競爭執法的規定

根據GATT第23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