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互聯網金融是否能取代傳統金融行業
互聯網金融（ITFIN）是指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實現資金融通、支付、投資和信息中介服務的新型金融業務模式。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及其向金融領域的滲透，互聯網金融已在我國蓬勃興起，現階段，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了傳統金融業務的網路化、第三方支付、P2P網路借貸、大數據金融、眾籌和第三方金融服務平台等六種模式。
互聯網與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勢所趨，將對金融產品、業務、組織和服務等方面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互聯網金融對促進小微企業發展和擴大就業發揮了現有金融機構難以替代的積極作用，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打開了大門。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有利於提升金融服務質量和效率，深化金融改革，促進金融創新發展，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構建多層次金融體系。作為新生事物，互聯網金融既需要市場驅動，鼓勵創新，也需要政策助力，促進發展。
溫馨提示：以上解釋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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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怎樣實現傳統銀行業務向互聯網金融轉變
基於高級的互聯網技術與信息技術，互聯網金融開始出現各類創新的業務模式，這些創新突破傳統業務范疇，建立了全新且高度依賴於互聯網和移動技術發展的業務模式。互聯網金融在給社會大眾帶來了更好的體驗、更多的選擇，增進了社會的整體福利的同時，它的出現及快速發展，使商業銀行面臨客戶流失、業務萎縮的危險，傳統經營服務模式面臨變革，對傳統的金融理念、金融模式、金融業務和金融監管體制帶來了影響和沖擊，改變著傳統金融機構的生存業態，也為傳統金融機構提供了市場化競爭的新思路和創新活力，推動了傳統金融機構的積極轉型和變革創新。
❸ 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必須堅持什麼為主體
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應構建市場需求科學轉型為主的模式。對於傳統產業中的眾多優勢企業和潛力企業，應通過技術改造，培育品牌，實現就地轉型升級，逐漸培育成高新技術企業或提升競爭力。
充分發揮政策對轉型發展的導向和引領作用，建立轉型升級的鮮明導向，綜合運用產業、財稅、環保、土地、金融、能源等政策手段，重點支持企業轉型發展，積極推動優勝劣汰。加快轉型升級的個性化政策研究，促使經濟發展的政策從「普惠制」向「特惠制」轉變。集中力量支持一批支撐產業轉型的大平台、一批對產業轉型發展具有強勁支撐作用的大企業、一批具有較強帶動力的重點企業發展。
❹ 如何推進全面轉型促進銀行全面發展
幾個轉型方向
面對傳統經營模式和增長方式受到的種種挑戰，我認為，積極推動銀行業的綜合化經營，將成為我國銀行業轉型的重要方向。其中，發展各類資產管理業務是銀行綜合化經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是進一步推動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發展。2005年，國內商業銀行獲准發起設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邁出了銀行業綜合化經營的重要一步。工銀瑞信是首批試點的三家銀行系基金管理公司之一，經過兩年多的快速發展，基金管理規模已達到五百多億，躋身中國十大基金公司行列，成為資本市場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次是大力發展私募基金和企業理財等投資銀行業務，推動相應的衍生產品創新。目前全球私募基金規模已非常巨大，幾乎所有的國際金融公司都有自己的私募基金。2006年，全球並購交易的總值在3.79萬億美元，其中通過私募基金方式主導的交易占並購交易總量20％，美國2006年十大並購案中有五宗由私募基金經手。中國有很多並購通過直接投資的辦法來完成，將來通過私募基金的方式也可進行國際投資。現在存在的問題是：一方面，私募基金還沒有非常好的法規，包括銀行業如何從事私募基金業務還不夠明晰；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流動性相對過剩，但同時企業資本金嚴重短缺，不僅使得銀行的一些貸款資本化，而且造成國內一些優質的項目大量引進國際私募基金。這就導致了兩方面後果：一是國內金融機構難以分享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超額利潤，二是進一步加劇中國流動性過剩。所以我們建議，應逐步擴大商業銀行發展投資銀行的業務范圍，穩妥推進中國金融機構的私募基金業務，有效緩解上述矛盾。
企業理財是資產管理業務的重要部分，也是目前商業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的一項重要內容。從我們的實踐來看，商業銀行實際上是有很多產品可以做成理財產品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就是一個很有潛力的產品，我看將來會有一個幾千億、幾萬億甚至更大規模的市場。銀行大量的信貸資產完全可以通過證券化賣掉，銷售給願意承擔較高風險並獲取較高收益的投資者。此外還有「信託加理財」產品，銀行設立專項的資產管理計劃，資金富裕的企業和個人可以通過信託平台直接將資金提供給有需求的企業。當然，這樣一些產品都需要做產品風險的隔離和信用增級，需要信託公司承接和管理更多的資產支持證券和資產管理計劃。
近年來我們自主開發的理財產品也越來越多，除各類固定收益產品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外，將來還會包括各類衍生產品，如基於信貸類固定收益產品的一些衍生產品、組合產品以及更有前途的一些利率、匯率的衍生產品等。
第三是促進私人銀行業務發展，推動個人資產管理業務創新。私人銀行業務是商業銀行為富裕個人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重要載體。根據美林對中國私人財富的調查，資產凈值100萬美金以上的個人有25萬到50萬。中國商業銀行中100萬美元凈值的客戶數量不多。原因是發展私人銀行對服務、渠道和產品要求很高。在亞洲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私人銀行客戶要求的主要是跟資本市場掛鉤的產品。如果要拓展此項業務，可能需要能夠直接投資到中國的股市、香港的股市甚至全球的股市，這就要求我們要有非常好的專業團隊，能提供投資建議，也需要我們有完善的產品線。目前，我們已計劃積極嘗試拓展私人銀行業務，推動高端個人資產管理業務發展。
第四是繼續拓展完善資產託管服務。資產託管是資產管理業務必須的重要服務環節。隨著基金公司、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等各類機構資產管理規模的不斷擴大，資產託管業務也得到了迅速發展。全球最大規模的資產託管銀行紐約銀行在同梅隆銀行合並之後，託管資產總量達到18萬億美元，資產託管成為其最核心的業務。隨著我國基金等資產管理業務的快速發展，銀行資產託管業務量也相應增加，但絕對規模同國外相比來說仍然較小。工商銀行是我國最大的資產託管銀行，託管資產1.24萬億，今年託管資產增加7767億，增長率達168％。希望隨著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的快速發展，工商銀行託管資產規模能迅速縮小與國際先進銀行的差距。
總之，資產管理業務是商業銀行未來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我有兩個希望：一是希望在法律層面加大對商業銀行綜合經營的支持；二是希望將來銀行在證券、投資銀行、股權投資基金、信託公司等領域發展資產管理業務的空間能夠進一步拓展，通過加快資產管理發展來疏導中國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增強中國商業銀行的整體競爭力。
❺ 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必須堅持以 什麼為向導
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必須堅持創新驅動為導向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製造業分工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為重振實體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紛紛推進「再工業化」，重塑製造業新優勢；新興經濟體和東盟等周邊國家則利用我國製造業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的機會，加大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力度，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兩頭受壓的困局，必須改變以往以做大規模為導向的產業政策，調整為以創新驅動為導向的產業政策，具體思路可以歸納為：「抓兩頭、放中間，調結構、促創新，搭平台、造環境，定標准、強監管」。「抓兩頭、放中間」要求產業政策轉向從產業發展生命周期角度支持處於發展階段「兩頭」的產業，即對處於孕育期和幼兒期的新興產業給予扶持，扶上馬再送一程，促進產業快速成長；對處於衰退期的傳統產業，在職工再就業培訓、轉產就業安置、設備淘汰補助等方面給予企業退出援助，盤活存量資源；而對處於「中間」即成長期和成熟期的產業，則要充分放開，讓其在市場競爭中強筋健體、自由發展。「調結構、促創新」是指產業政策的目標要從原來的「擴能增量」調整為「創新驅動、提質增效」。一方面，要推進以科技創新引領的全面創新，加快培育高端裝備製造業、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另一方面，要按照由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邁進的目標，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推動傳統製造業結構優化和轉型升級，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地位，促進產業結構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水平。「搭平台、造環境」要求政府支持產業發展的著力點放在搭建發展平台、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上。「定標准、強監管」主要強調通過標准引領，規范行業發展秩序，並積極推動我國產業標准上升為國際標准，提升我國產業發展國際競爭力，努力搶佔全球產業發展制高點，逐步掌握行業話語權。
❻ 傳統的金融向互聯網金融轉型的原因有哪三點
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有五大不同：
一、定位不同：互聯網金融主要聚焦於傳統金融業服務不到的或者是重視不夠的長尾客戶，利用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規模效應和較低的邊際成本，使長尾客戶在小額交易、細分市場等領域能夠獲得有效的金融服務。譬如互聯網金融的一個細分領域，房產抵押市場，以為用戶提供便利的房產抵押融資服務為核心內容，客戶群體多為擁有個人住宅式房產的中產階級用戶。
二、驅動因素不同：傳統金融業是過程驅動的，注重與客戶面對面的直接溝通，在此過程中搜集信息、建立管控風險、交付服務，互聯網金融是數據驅動需求，客戶的各種結構化的信息都可以成為營銷的來源和風控的依據。
三、模式不同：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金融機構都在積極的運用互聯網的技術，但是模式設計上是有差別的。前者是線下向線上進行拓展，努力把原有的基礎更充分的利用起來，提升服務的便捷度。而互聯網金融則與之相反，普遍都採用O2O的抵押模式，例如互聯網金融下的房貸一般開創線上申請、審核，線下審批簽約公證、抵押相結合的新模式，這種採用線上向線下拓展的模式在挖掘客戶上具有強大的優勢。
❼ 經濟轉型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經濟轉型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
5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2016金融街論壇上表示，我國金融業改革的著力點是構建現代金融體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改革的體制性目標是建立有效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現代金融體系。目前，國務院已決定由人民銀行等十部委共同編制國家金融「十三五」專項規劃，即「十三五」現代金融體系規劃。當前經濟轉型關鍵時期，如何推進金融體系改革，探索謀劃現代金融體系建設新路徑，一時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對此，國研網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陳道富。
國研網：當前，我國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以及內外部經濟因素影響下，經濟正平穩轉型到新常態，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我國金融體系面臨哪些困難與挑戰？
陳道富：我國當前正處於深刻的經濟轉型期。經濟轉型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與國際經濟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二是經濟增長從高要素投入轉向尋求經濟效率；三是開始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原有的金融體系大體上是適應原有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的，當經濟轉型時就會出現各種金融困境，這也是金融需要轉型的信號。
一、「三元悖論」與「中心外圍」結構制約中國的貨幣政策
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給原來相對獨立的金融體系帶來沖擊，集中表現為所謂的「三元悖論」和「中心外圍」結構。
「三元悖論」揭示了一個經濟體不同同時實現匯率、利率及資本管制三個目標。「三元悖論」成立是建立在無套利均衡基礎上的。如果將匯率看作貨幣對外價值，利率看作貨幣的對內價值，資本自由流動則意味著國內外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則三元悖論本質上是一價定律在貨幣領域的體現，即一種商品在一個市場只能有一個價格。要想破壞一價定律，則只需破壞該定律成立的前提條件即可，如一個市場、同質商品、無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場結構下，可以有多種方式達到市場均衡。「三元悖論」僅揭示瞬間無套利均衡要求，無法判斷哪個組合的均衡結構更好。
中國當前正在尋找「三元悖論」所揭示的匯率波動、資本管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的平衡點。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資本賬戶逐步開放，跨境資金流動日益頻繁、規模巨大。2009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的錯誤遺漏方向開始從凈流入，轉為凈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計凈流出5939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從2014年二季度開始出現凈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計凈流出5600億美元。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近些年出現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來，分別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和頻率的增大，在有限的匯率波動幅度內，給國內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帶來了較大的挑戰。央行的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分別與2014年的5月和6月達到歷史高點，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別減少了30906億元人民幣和7908.92億美元。我國的基礎貨幣余額2015年3月達到歷史高點後開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計減少2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金融體系與世界金融體系的融合，不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論」約束，還接受了金融資源的世界再配置。從全球動態均衡來看，二戰後全世界金融體系存在明顯的「中心外圍」的美元周期結構。這與是否採取浮動匯率沒有太直接關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世界採取基於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美元波動牽動全球資金流動。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進入了以浮動為主的匯率體系，但仍呈現明顯的美元周期。美國的利率和匯率調整，引導著全球資金的流動。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中國也成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周期與美國並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割裂
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但中國近些年金融的發展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實體經濟發展需要。一方面貨幣大量投放，各類金融創新活躍，發展迅速，另一方面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除了承擔大量經營風險，還不得不管理並承擔大量金融風險。企業不是不得不應對流動性風險（資金使用的期限，與金融體系真正提供的資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從事期限匹配的流動性管理），甚至捲入金融操作（杠桿率不斷提高，通過委託貸款等方式，為其他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乃至進入國外被歸入金融業的房地產業和地下金融行業）。此外，通脹預期和資產泡沫的陰霾始終無法消除。
貨幣凝聚著人類的普遍信任。在經濟階段轉換期，特別是經濟增長模式和動力的轉換期，在原有的增長點和增長模式下出現產能過剩，競爭過於激烈，盈利狀況惡化，難以凝聚社會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經濟增長點並沒有經過社會實踐的充分檢驗，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規模還較小。這樣以商業盈利模式為基礎的社會信任大幅下降，社會普遍信任轉向以物和政府信用為主，表現為房地產和政府信用（含隱性擔保）的過度膨脹。
貨幣藉助資產實現擴張或收縮，支持貨幣擴張的資產價值的來源不同，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具有不同效果。
當實體資產屬於新的商業創造(包括新項目、原有項目的擴大、改建等)，貨幣因此而擴張會帶來實體經濟的真實擴張，從而引起對現有實體資源的爭奪，引發實物資源的相對價格和絕對價格水平的調整。如固定資產投資增加。當這些投資機會被證明確實具有穩定回報，貨幣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就能實現良性循環。但當投資機會並不具有穩定回報，成為不良資產，貨幣金融體系則需要通過不良資產退出實現貨幣收縮來及時承認錯誤。如果不良資產不能及時退出，則在經濟體中保留了多餘的貨幣創造，產生虛假繁榮的貨幣基礎。
當實體經濟屬於現有的存量資產，只是實現了證券化進入金融領域（貨幣的深化）。這種類型的貨幣擴張不再對實物資源產生增量需求，只是產生金融領域的資產供給。如農村經濟（自給自足經濟）的貨幣化，貨幣的國際化及各類資產的證券化等。貨幣深化並不會帶來對現有資源的增量爭奪，只是貨幣金融體系的邊界擴大。
當資產價值增加來源於現有金融資產的價值重估（利率或者風險偏好變化，那麼並不產生金融領域的資產供給，只是實現金融資產的再配置。如我國上一輪股市繁榮期，大量上市公司將非上市公司裝入上市公司，以獲取兩者之間的價差，等等。當價值評估重估以合理定價機制為基礎時，這是利用金融體系利用其價值評估體系以較低成本提高資源優化配置效率的過程，是廣義的套利和資源整合過程。但當價值評估的定價機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導，或者存在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時，不再是套利和資源整合，而是價值的再分配和欺詐掠奪。
當經濟處於轉型期是，經濟體中的投資機會匱乏，貨幣擴張越來越多的由存量投資機會證券化和價值重估實現時，貨幣的大量投放並不能帶來實物資源價格的上漲，而會表現為資產價格的上漲。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通貨膨脹相對穩定，但不斷出現資產泡沫。投資者普遍面臨「資產荒」難題，不斷尋找價值窪地，提高風險偏好。從微觀企業來看，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企業盈利狀況較好，但由於缺乏新的投資機會，上市公司保留較大比例的現金。我國近期更是出現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價格較高。當房地產價格上漲與貨幣投放相互實現時，市場參與者陷入了囚徒困境：雖然不看好房地產內在價值，但由於房地產價格上漲會顯著損害貨幣持有者的購買力，不得不參與房地產的追逐。
三、金融運行與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觀金融機構從業務發展出發，順應實體經濟轉型的需要已進行了大量創新。從實踐看，近些年隨著我國金融放鬆管制，金融跨業和跨界融合日趨豐富，傳統金融領域外出現了大量創新。受制於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經濟社會管理框架的制約，金融管理無法有效回應金融發展。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國金融體系事實上承擔著除資源優化配置外的宏觀調控、產業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導」、「行業目錄」廣泛存在。我國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會、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投資者保護機構）在金融領域的職責和管理架構，特別是政府和不同市場主體在風險管理和風險承擔方面的界線並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領域中，所有者、監管者、行業促進者、經營者的職責交錯，甚者承擔了部分社會安全網的職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責（險）利並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風險最終轉化為財政風險和貨幣風險。
事實上，我國有必要將監管部門應從微觀金融風險中解放出來，更多關注行業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加強一行三會、中央和地方在監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強化政府在平衡市場力量（消費者、投資者保護；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機構將某個領域的市場影響力不合理地滲透到其它市場）的職責。需要發揮行業協會在促進行業發展中的作用。充分發揮市場服務機構的作用，推動服務中介的去行政化進程。金融機構應在風險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並因此承擔相應的風險損失，獲取必要的風險收益。
國研網：「十三五」時期，金融改革將面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兩大任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列為2016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一。當前存在哪些金融風險？
陳道富：隨著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和經濟金融轉型的不斷深入，過去多年積累的體制機制矛盾讓我國進入了金融風險集中暴露期。個人認為金融風險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風險是中國經濟階段性轉換和經濟下行伴隨的風險。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9%，今年的增長目標為6.5%~7%。隨著經濟下行和世界經濟環境的惡化，一些企業會破產退出，同時更多風險也會暴露。這一類風險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必須要面對的。
第二類風險是「三期疊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導致的負面效果新的階段表達而產生的風險。
第三類風險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風險。金融改革是中國進行的巨大探索，無論是利率、匯率市場化還是資本賬戶開放或者國內的政策調整，本身都是風險和收益並存的過程。越是偉大的改革轉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領域，對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領域企業家精神的體現，是可能帶來巨大收益的。中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決心「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這是主動暴露並解決問題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金融風險。從投資的角度看，承擔資產風險也是獲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徑。因此，金融風險是破舊立新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機」並存，需要在實踐中實現「轉危為機」。
國研網：在當前經濟轉型大背景下，您認為金融體系的轉型應該如何推進？
陳道富：目前，我們看到金融體系非常火熱，看到互聯網金融，看到體制外的體系，看到非常火熱的金融，所有人都在從事金融業，都在做金融業務。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實體經濟融資難等等一些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我們需要尋找實體經濟真正響應的方面，大致有三個方面：
第一，金融體系放在更廣的范圍內，放在經濟系統、社會系統里，它的命題是經濟發展階段提出的命題，這個命題就是所謂的新常態或者三期疊加，所以首先要服務於新常態，尤其是轉軌過程。轉軌過程對金融體系來說，它的價值發現功能，重新創造價值功能，給金融體系提出了很強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體系本身，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都不是穩定的系統，怎麼實現它的優化配置？如果是一個穩定的系統，它是缺乏流動的系統。大家看到的亂，看到的不協調，一方面是發出了信號，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實反映的是中國金融體系成長、突破過程中的煩惱。金融體系必須要面對他的亂，面對他的不穩，只有真正去面對自己金融體系不穩的根源，才能解決他。所以這個過程，中國需要充滿活力、總體穩健的金融體系，這又是矛盾又是統一的過程。微觀上需要活力，需要尋找經濟的增長點，需要尋找市場機會，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觀上穩定的系統，一定是權、責、利一致的，中國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制度設計上在破壞權、責、利，有一些是無意識的破壞了權、責、利，因此，宏觀上就要進行對應，所以這是第二個層面，把金融體系變成一個有活力的、穩健的體系，這個過程中需要打破金融體系之間不合理的流動性障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開放的系統，所以我們要從市場生發出來，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的系統，需要開放、活力、穩健的系統。
第三，對金融體系來說它不是一張白紙，金融改革會在第三個層面產生問題，中國的金融體系是金融的轉型。它最終的目標來源於實體經濟，但是它又不是一張白紙，它是在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進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體系裡進行的金融變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種成長。這種變革的深度取決於處在哪個層面上，在枝節上的改革、改良，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經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講的很多物理層面的變革。接下來是理念上的變革，這種變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礎上。所以怎樣在現有的格局下歸位，原有的金融體系相當程度上表現為錯位，表現為對金融體系認識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種歸位，需要一種轉型的設計，這種歸位有橫縱兩個坐標。
第一個是財政和商業的橫的關系，中國一直在處理財政和金融的關系，今天中國很多問題都是來源於金融在執行很多財政、產業的職能，財政和金融之間到底如何協調？如何在這個光譜上處理政府和商業機構之間的關系？我覺得這是中國需要重新考慮的，金融體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體系不可完成的任務，或者不是最優完成任務的時候，所以首先需要做這方面的討論。
第二個是縱軸，金融體系怎麼發揮作用？整個企業家創新的最初動力就是破壞權、責、利的有限責任，只拿股本金，到這兒而止，這是一個斷層。在國家層面可以看到國家隱性擔保的行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權、責、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觀上進行糾偏。但是我需要給你的偏差產生巨大的活力，這是在縱軸上，你會發現怎麼劃分微觀實體的權利，行業監管，金融救助，宏觀調控，整個縱軸的關系，這是在商業運行的點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靈活金融體系，中國在這方面其實有很多的偏差。
為什麼講中國是「成長的煩惱」？小孩子總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時候，家長處於愛護，可以給小孩任何指點。但是小孩成長起來了，有自己的思維，自己行為能力的時候，有自己的發展空間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一種叛逆。這時候不是把我認為應該怎麼做更好的東西給你，而應該是包容的，允許你犯錯，允許你探索，允許你有不一樣價值觀。這裡面就會涉及到微觀主體、監管部門和宏觀救助的關系。從國家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改革真正能推動的力量都是來源於自己，其實最核心的是自己怎麼看到自己沒有跟上金融變動的情況。
所以國家再怎麼管理，怎麼面對金融體系更加靈活響應實體經濟需求產品的風險點，所謂系統性風險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這種風險可以持續累積。國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國這個土地上尋找真正的風險點，建立起針對這樣風險點的監管體系、救助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這是今後三五年會產生化學變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國金融體系在未來，能為中國經濟新常態形成穩健、靈活、可持續發展的，真正發揮資源優化配置功能的一個體系。
❽ 劉光溪：《強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創新，加快培育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強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創新
加快培育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雲南省金融辦黨組書記 主任 劉光溪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完善，我國實體經濟市場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為向經濟大國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金融體製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成效顯著。中央在橫向層面形成了多層次、多類別的金融組織體系和金融市場體系，經濟貨幣化程度保持較高水平，金融資產成為居民個人重要的持有資產，金融業全面對外資金融機構開放。金融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流動性和風險分散機制，滿足了大規模長期性投資和大規模技術創新的需要，促進了市場專業化分工和交換。可以說，如果沒有金融體制改革取得的積極進步，就不可能有實體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金融業無論是管理體制還是業務運行機制，其市場化改革滯後於實體經濟，形成了大經濟小金融的發展現狀。在非公經濟對GDP貢獻占據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基本上延續了國有或者國有控股占據主導地位的發展思路，特別是嚴格限制民營資本主發起設立金融機構，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體制機制障礙，制約了金融資源對實體經濟的基礎性配置，對經濟體制轉軌、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換構成層層的制度性約束。為此，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的補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要通過完善法律、法規等制度框架，加強引導和教育，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支持民間資本參與設立村鎮銀行，鼓勵創業投資機構和股權投資機構投資小型微型企業」。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2013年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這是全國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和黨的十八報告後，國家第一次明確提出試點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風險自擔的小微型民營金融機構。2013年8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強調進一步豐富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機構種類，支持在小微企業集中的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機構，推動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民營金融機構。
一、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是我國經濟社會大發展逼出來的結果
建國後，我國選擇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金融國有化成為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必然選擇。從1952年開始，我國對國民時期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體系進行全面改造和整頓，各種金融機構由於官僚資本、私人資本等性質被接管、沒收、終止或兼並，成為國營或者公私合營金融機構。1959年起，全國各地金融機構陸續並入當地人民銀行，從而形成了大一統的金融體制。1978年，我國實行民生改革開放的興國戰略，從上至下對大一統金融體制進行改革，但基本上延續了人民銀行分支式組織結構的特點，國有銀行或者保險機構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分支式的金融機構，快速有效地彌補了省、市、縣三級金融機構普遍缺乏的問題。
此次金融體制改革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前提條件下進行漸進式的改革，政策性、商業性以及合作式金融機構都毫無疑問堅持了向國有或集體所有制靠攏，成為所謂正規、正統的國字型大小或准國字型大小的金融機構。這種國有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各種內生性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對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金融機構則採取了卡壓限制甚至禁止等反復無常的態度。特別是面對民間金融蓬勃發展所出現的部分金融風險時，國家金融管理部門不是通過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合理引導民間金融發展，而是通過強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締、禁止各種民營金融活動。本世紀初，伴隨著四大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在縣域一級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務的空白，民營經濟、中小企業、三農經濟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這迫切地需要國家金融管理部門放寬金融市場准入限制，中央金融監管部門重新鼓勵民間資本參與設立金融機構，支持當地實體經濟的發展。
二、大力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30年的金融體制改革形成了金融資源高度集中、縣域正規金融高度壓抑以及民間金融高度脆弱的發展格局，導致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不一致。伴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蓬勃興起，這種大而不當的金融服務體系還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形勢，經濟與金融服務不協調、不匹配和不適當等問題充分暴露出來。
（一）金融資源高度集中導致民生與三農金融資源供給缺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一統金融體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銀行機構、保險機構、證券機構為主體，其它金融機構為補充的現代金融體系，並普遍採用分支式的組織結構。這種金融制度安排為農業反哺工業，集中有限資源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導致金融資源高度集中，這在銀行業方面特別突出。截至2012年末，我國17家主要商業銀行資產總額為84萬億元,占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63.07%。其中五大國有銀行佔全國銀行資產比重為44.93%，佔17家主要商業銀行比重為71.47%。17家主要商業銀行高度集中銀行資源，不僅形成「大而不倒」的發展格局，更為重要的是，加劇了縣市一級金融資源供給的缺失。我國主要商業銀行高度集中了銀行資源，不僅形成「大而不倒」的發展格局，更為重要的是，加劇了我國基層金融服務的缺失。
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以及城市信用社等具有合作性質的地方性金融機構，成立的初衷是立足當地，服務三農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然而，這些地方合作性金融機構不是農戶自願入股、具有合作性質的基層金融機構，主要是從上而下設立的，其改革基本上延續了向集體所有、國有靠攏的模式。地方政府成為實際的出資人，縣級分支機構基本上成為准分支機構，出現脫農進城發展傾向，背離了其成立時宗旨，基層金融缺乏現象並沒有得到有效緩解。
（二）區域正規金融分布嚴重不均需要大力培育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在大一統金融體制的演進過程中，國有金融機構主要經歷了商業化經營和股份制改造兩次大的市場化改革。改革的結果是國有金融機構憑借其分支式組織結構的便利，把金融資源從基層向省市集中，從中西部向東部地區集中，投向效率相對較高的省市和項目，尋求更多的利益空間和發展空間，卻加劇了金融資源省市一級的分布不均。
在銀行業，東部地區法人機構佔全國比重僅為27%，卻集中了60.2%的銀行資產，其中廣東、北京、上海、山東、浙江和江蘇六省市的銀行業資產總額佔全國比重超過50%。同時，全國17家主要商業銀行機構的總部全都分布在東部地區。在保險業，東部地區法人保險數量佔全國的比例高達86.4%。在證券業，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期貨公司的總部設立在東部地區的佔比分別為67.6%、97%、69.5%。金融機構總部分布不均為金融資源向東部地區集中提供了便利，東部地區的銀行貸款、債券融資、股票融資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 53.2%、76%、67.6%。在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中，48.4%銀行資產集中在東部10省市。
在金融政策、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等高度集中在國家層面的背景下，金融資源的過度向東部地區集中，必然導致國家金融政策和調控主要適用於東部發達地區，這從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金融發展權。在我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平衡的條件下，這無疑加劇了金融資源的地區分布不均，這不利於面積廣大和人口眾多的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資本的積累與經濟增長，很容易導致我國區域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經濟發展出現所謂的李嘉圖陷阱。這迫切需要發展自主內生型的、以民營資本為主體的民營金融機構，彌補正規金融省市分布不均所留下的空白。
（三）省市地方金融調控權、發展權嚴重缺失限制了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
我國現有分業垂直的金融管理體制是在大一統金融體制基礎上演化而來的，基本上秉承了其高度集中管理的特點。國家金融監管部門不僅主導了全國金融立法權、監管權和調控權，還通過其分支式的組織機構對省市縣三級金融實施監管。分支式的金融監管模式存在金融監管鏈過長，不能及時反映基層的金融信息，金融監管滯後、監管弱化和監管真空在所難免。更為嚴重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完全剝奪了省市一級地方金融的調控權、監管權和發展權，難以對貼近基層、貼近社區、貼近民生的民營金融機構實施有效的管理。這種金融監管制度安排只是飲鴆止渴的權宜之計，並不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長久之策，只能加劇金融供需不平衡矛盾的積累與積攢。
面對眾多分散的小微型民營金融機構，國家金融監管部門首先堅持了風險控制優先審慎監管原則，限制民營資本作為主發起人設立金融機構。在過去30年金融體制演進過程中，民營金融屢遭取締、禁止和打壓，只能走向地下、轉入灰色，然而卻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整治而不倒，在夾縫中迅速成長和膨脹起來，成為所謂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但同時也留下一定的金融風險，對經濟社會穩定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國民營金融機構快速發展，由此形成一種倒逼機制，迫切需要國家金融監管部門賦予省市一級地主政府金融發展權和管理權，規范和引導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
（四）縣域金融高度壓抑為民間金融機構發展留下了大量發展空間
我國縣域金融體系是強制性外生供給制度變遷的結果，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和金融機構總部通過行政手段在縣城一級成立分支機構，解決了大一統金融體制下縣域金融機構嚴重缺失的狀況。這種金融制度一方面為縣域信用資金流出提供了便利化，導致縣級銀行機構的存貸比過於低下，存在嚴重的信貸配給現象，利率機制也難以發揮價格機製作用，調節金融市場實現供求平衡。另外一方面，全國對金融機構採用統一的市場准入標准，忽視了各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存在巨大差異，從某種程度剝奪了基層金融發展權、監管權、調控權等方面話語權，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部分保險機構是縣域一級主要的金融服務機構，大多隻能提供比較單一的和傳統的存貸款業務，難以滿足民營經濟、三農經濟多樣化的資金需求，不利於經濟薄弱領域的資本積累和實體經濟的技術創新。
縣域金融制度演進必然導致縣域金融出現高度壓抑，為民間金融留下了大量發展空間，催生了民間借貸、農村合作基金、輪轉基金、民間天使基金、私人錢庄等形式多樣的民間金融機構。它們以白色、灰色或黑色的身份自由開展各種金融服務，解決農村地區和經濟薄弱領域資金不足的困難，但主要採用分散、隱蔽等方式從事經營活動，管理和借貸形式極不規范，留下了一定的風險隱患，地方政府往往成為金融穩定最後處置的直接責任者。
（五）民間金融機構非公開化經營隱藏巨大潛在的金融風險
民間金融作為游離於正規金融體制外的非正規金融，伴隨著非公經濟的快速發展，重新煥發了蓬勃的生機。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誘導性制度安排，是一種自發的、內生的、貼近市場的金融行為，其活動完全遵循市場運行規則，通過利率機制自動地調節市場供求，真正地體現了金融市場上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原則，是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最直接、最為徹底的領域。上世紀90年代，部分地區民間金融機構擴張過快，出現了一定的金融風險。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基於對金融風險控制的考慮，通過強制性手段關閉、取締了各種民間金融機構。民間金融並沒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由地上走向地下，由公開走向灰色、黑色領域，成為影子銀行。
游離於正規金融體制之外的影子銀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快速擴張，融資總規模約為30萬億元左右，略高於五大國有銀行貸款總規模。影子銀行快速擴張隱藏了潛在的信用危機，2011年8月以來，浙江溫州、河南鄭州、內蒙古鄂爾多斯等地先後爆發民間金融危機，最後在地方政府強力介入下才暫時得以穩定。面對民間金融危機，國家金融監管部門進一步推動銀行業築好與民間金融之間的防火牆，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審慎開展與民營金融機構的合作。這種重防範、輕合理引導其規范發展的監管理念並沒有跳出傳統壓制、限制民營金融發展的思路。大量的民間資本只能繼續以灰色或黑色身份存在，這無疑加大了民間金融運行成本和風險，導致正規金融越壓抑，民間金融就越自由快速發展的局面。如果不改革和消除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玻璃門、彈簧門所導致的體制機制障礙，合理地引導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銀行、保險、證券等民營金融機構，新一輪民間金融危機還將會爆發，對我國經濟金融穩定造成新一輪沖擊。
三、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的主要優勢與弱點
民營金融是相對於國有金融而言，但並不是國有金融機構中非國有持股部分，在這里，眾多分散的中小股東並不能對國有金融機構經營和管理發揮決策和主導作用。民營金融機構是由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其資本在機構中占據主導或主要控股地位，經營管理行為自主決定，風險自我承擔，優勢與弱點同樣明顯的一種原生態金融。
（一）原生態型
民營金融機構主要誕生在正規金融普遍缺乏區域，這些區域的貨幣化、商業化和市場化程度較低，實體經濟經營規模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動相對滯後，需要大量小額、分散、流動性較高的金融服務。正規金融機構在這些經濟薄弱領域設立分支機構，很難與零星、分散的客戶建立良好的長期合作關系，獲得相關信用信息需要支付大量的搜索、整理等方面的成本，不能充分發揮大型正規金融機構規模化經營的比較優勢。相比較而言，民營金融機構源於民間原始的、散發著自然濃厚鄉土氣息的信用融資需求，在其誕生的早期是一個過渡性、轉軌性和階段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對廣大農村地區、農戶和中小微企業等薄弱領域、薄弱地區提供服務，體現草根性、基層性和內生性的原生態型信用本質。
（二）機動靈活性
大型金融機構為大型企業大項目提供服務，小型金融機構為小型企業提供服務，這是世界各國金融機構演進過程中自然分工的結果，它是不同規模金融機構具有不同的經營特點和比較優勢所決定的。國有大型金融機構憑借自身較大的規模優勢、較高的管理能力和較強的資金運作能力，能夠承受較大經營風險，很容易獲得規模報酬，主要對大型企業大型項目提供服務。相比之下，我國目前現有民營金融機構是自發誕生的，所要求的市場准入的門檻相對較低，經營規模較小，所能承受的風險也較小，但具有經營機動靈活的特點，很容易與農戶、小微企業建立良好合作關系，提供小額、期限相對較短且流動性較高的信用資金，滿足其差異化的融資需求。
（三）無擔保性
金融機構是以經營資金為主要對象的特殊企業，對貸款發放有嚴格限制的標准條件，一般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質押或保證等擔保，為貸款償還提供保證。大型企業具有較大規模經營優勢，很容易滿足借款條件，獲得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相比較而言，農戶主要分布於農村地區，由於地理位置限制，所擁有的財產價值較低，能夠提供的抵押能力有限。中小微企業特別是小微型企業普遍處於創業前期階段，經營風險較大，所擁有的資產價值較低，沒有規范經營的財務信息。正規金融機構基於成本和風險的考慮，只給予農戶和中小微企業較少的融資支持，這導致二者主要依賴於民營金融機構提供信用資金支持，這是一種基於信譽、血緣、地緣、友緣的無擔保關系型融資。民營金融經營比較靈活，很容易與農戶、中小微企業建立相互信任的長期合作關系，提供無抵押擔保信用融資，有效解決借貸市場由於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信貸配給，彌補大型金融機構所留下金融服務的空白。
（四）市場性
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國民間金融屢禁不止的原因是我國經濟薄弱領域金融服務普遍缺乏。面對廣大小額、分散、流動較高的資金需求，正規金融存在嚴重的供給不足，難以滿足薄弱領域正常的金融服務需求。這種狀況主要是我國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體制所造成的，正規金融機構數量有限，提供金融產品單一，存在嚴重利率管制，導致信貸市場存在嚴重的信貸配給。相比較而言，民營金融機構是由民間資本自由發起成立的，是一種滿足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性金融機構，特別是灰色與黑色金融機構基本上不存在市場准入限制，它們的信用資金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由使用，以滿足不同經濟主體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需求，其中利率成為調節資金供給與需求的主要價格機制，基本上體現了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市場原則。民營金融因此成為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最直接、最徹底的領域。
（五）脆弱性
金融發展與金融風險是同一問題的兩面，發展必然伴隨著風險的出現。民營金融機構源自於民間自發性內生性的金融服務需求，其快速發展同樣滋長了脆弱性，特別是在國家監管部門任其自生自滅的條件下，民營金融機構的脆弱性更加突出明顯，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方面，大多數民營金融機構服務對象是風險較高的群體，高利貸成為普遍現象，這無疑加大農村地區的生活、生產成本和中小微企業經營成本，同時也加大了貸款收回的風險。伴隨著經濟周期變化導致經濟繁榮與衰退的交替，當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加大時，容易滋生貸款對象的投機性、龐氏性的融資需求，這導致貸款回收存在較高不確定性。另外一方面，民營金融機構小微型、經營風險較高等特點，在籌資市場上很難與大型金融機構競爭，當面臨不確定性經營風險加大時，導致信用資金來源與運用的周期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如果人民銀行和大型金融機構不對其提供流動性支持，民營金融機構是難以利用籌資市場解決所面臨的流動性困難，這容易導致民營金融機構因流動性不足而出現倒閉，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顯然，我國民營金融機構普遍存在脆弱性，是我國金融領域體制機制障礙所造成的，這加大了民間金融正常運行的風險，對經濟金融安全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四、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的理論與實踐障礙
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經歷了鼓勵、禁止取締、再鼓勵的伏起宕跌演進歷程，這既有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所造成的制度性障礙，也有我國金融實踐方面的困境，這導致我國民營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在夾縫中尋求生存，難以通過陽光化、規范化的經營，逐步成長壯大，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撐和服務保障。
（一）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理論障礙
建國後，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在公有制思想的指導下，建立高度集中的大一統金融體制，這種金融體制把民營金融當作異類，完全剝奪了民營金融的基本生存權。改革開放後，伴隨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過渡，我國對大一統金融體制進行改革，但這是在公有制為主體條件下進行漸近式的改革，對民間資本成立金融機構始終持有不確定、不明明朗的態度。每當部分地區出現金融風險的發展態勢時，民營金融機構往往成為最後的受害者。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溫州地區的民營金融機構獲得了蓬勃發展，其靈活的經營模式對正規金融機構經營構成了競爭威脅。國家金融監管部門為了維護、保護國有金融機構的正常經營，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打壓限制，最後被迫關閉、被合並與兼並，逐步走向灰色區域。
在非公經濟蓬勃發展並對GDP貢獻占據主導地位的狀況下，金融領域由於經營的特殊性，存在更為嚴重的姓公姓私、姓國姓民的思想束縛和理論束縛，嚴格限制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民間資本只有走向地下、進入灰色區域繼續生存，從而構成了我國獨特、奇特的民間金融現象，這在世界各國的金融發展史也實屬罕見。
（二）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實踐障礙
我國金融機構分布主要與五級行政管理體制相匹配，自然形成層層分支式組織結構，這導致上下級之間存在層層委託代理，金融管理信息不對稱不可避免，造成金融管理信息滯後，這無疑加大金融運行的成本。特別是縣城以及鄉鎮一級金融發展普遍存在管理不足的現象，這不僅加大了基層金融服務的缺失，也導致基層金融風險加大，難以形成正常的金融危機風險預警機制和防範機制。面對基層金融風險出現時，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往往基於風險、監管成本、監管信息等方面的考慮，首先禁止和取締基層金融機構特別是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上世紀80-90年代，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就是採用這種方式限制各種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
2006以來，伴隨四大國有銀行商業化經營和股份制改造，在縣域和落後地區留下大量金融服務空白，民營經濟、三農經濟、中小微企業存在巨大的資金需求缺口，只能求助於民間金融，由此形成的倒逼機制，要求國家金融監管部門解決民生領域金融服務缺失的困難。國家金融監管部門重新鼓勵民間資本參與設立村鎮銀行、小貸公司、資金互助社等小微型民營金融機構，表面上看民間資本受鼓勵進入金融業，但實際上通過嚴格的市場准入條件限制民間金融發展。其中，村鎮銀行要求大型銀行機構參與發起設立；小貸公司只貸不存，防止其規模擴張。截至2013年3月31日，全國成立村鎮銀行共有903家，小貸公司6555家，並且主要分布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對於全國37334個鄉鎮金融需求無疑於杯水車薪。其中，小微型金融機構貸款規模主要集中在發達地區，僅江蘇和浙江兩省小貸公司的貸款佔全國比重高達31.13%。
2012年，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出台了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實施細則，但相關政策的實質性內容並沒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國姓民的體制性障礙，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玻璃門與彈簧門現象並沒有從實質上得以解決。結果，現有民營金融機構只是局限在小貸、村鎮銀行、擔保公司、典當以及私募股權等幾類，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租賃等主要金融領域基本上是國有金融機構一統天下，民營資本只能參與入股，而不是由其主發起設立金融機構，這導致金融市場化改革普遍存在困難。
五、加快推動我國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幾點建議
金融是現代經濟運行的核心，我國要推動實體經濟的轉型、轉軌，就必須以黨的十八大報告、《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等為指導，加快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合理規范引導民間資本成立形式多樣的民營金融機構，彌補正規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務空白，滿足不同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才能充分發揮金融資源對實體經濟的配置和引導作用，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統籌發展。
（一）要從觀念上改變金融機構須有國營、國有的經營觀念
金融風險的出現與所有制無關，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國有與民營的分別界限，消除所有制認識誤區在金融領域的負面影響，統一為金融機構。要打破國有金融機構高度集中壟斷的現實狀況，合理地引導民間資本主發起設立民營金融機構，推動地方金融特別是基層金融、縣域金融市場化改革，消除其金融高度壓抑狀態。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體制機制隱性障礙
國家金融監管部門作為我國金融業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動放權讓利的金融體制改革，降低民營金融機構市場准入門檻，特別是要消除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玻璃門與彈簧門現象，完善金融發展的差異化政策，加快金融管理制度建設，為民營資本主發起設立銀行、保險和證券等金融機構提供製度支持和保障。
（三）國家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調整與整合
人民銀行要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的職能，履行好法律賦予職能與職權，實施好貨幣政策宏觀調控職能，改變依賴信用資金計劃控制進行宏觀調控的計劃手段，為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留下合法的空間。銀監會、證監會與保監會等國家金融管理部門要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職能，探索建立統一規范的金融監管部門，代替目前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部門聯系會議，改變目前分業垂直的監管模式，實現金融監管信息共享，為民營金融機構發展提供務實有效的政策支持，推動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
（四）賦予地方政府金融監管調控權
國家金融管理部門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調控權、監管權和發展權，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門，填補地方金融監管缺失，有效地對民營金融機構進行引導和管理，與國家監管部門形成監管合力，形成分層有序的金融管理體系，共同推動民營金融機構發展。強化和落實地方人民政府處置金融風險和維護地方金融穩定的責任。
（五）地方政府要充分發揮屬地管理優勢支持民營機構的發展
地方政府部門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整合金融信息資源，實現信用信息共享，推進地方信用體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設。推動建立民營金融機構運行的監測預警機制，做好對民間融資動態跟蹤，確保民營金融機構穩定運行。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建立民營金融機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完善稅收優惠政策，減輕民營金融機構經營負擔。合理引導民間資本支持地方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的發展。制訂支持和鼓勵民營金融機構發展的指導性意見，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拓寬薄弱領域、薄弱地區的融資渠道，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對農村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補貼。
❾ 強調指出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突破口是什麼
推進自主創新，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 對接強強合作，增強企業發展創新力。將產學研合作作為提高企業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和突破口，積極引導和支持企業加強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開發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全力打造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示範基地。 加大技改投入，激活傳統產業生命力。圍繞推進企業「二次創業」，深入開展對標行動，鼓勵企業大力實施技術改造，淘汰落後產能，促進產業升級和產品換代，實現產業鏈向高端延伸。 實施科技招商，發揮新興產業影響力。堅定實施綠色、可持續發展戰略。
❿ 試分析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業有什麼沖擊，面對沖擊傳統金融業應該如何創造新
首先是對於適應新環境。從今年開始，互聯網金融非常熱，我們也發現了市場的變化。商業銀行擔負了資金融通和中介的功能，互聯網金融的出現雖然不能完全說去中介化，但也對傳統的金融業產生了三個沖擊。
第一，從支付來看，商業銀行的支付結算傳統上是社會結算，但從去年以來，第三方支付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像支付寶[微博]、財富通這些第三方支付成為線上支付的主流。在交易鏈條的重構過程中，客戶的交易信息和消費信息被隔離開來，對銀行有釜底抽薪的顛覆性作用。
第二，從負債端來看，互聯網金融對銀行活期存款的沖擊。傳統的金融機構需要多少年才能累計到余額寶[微博]的用戶數量，對存款的沖擊是不爭的事實，大規模資金流向互聯網的趨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對商業銀行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三，在資產端。現在互聯網金融的借貸平台主要還是從事個人消費信貸、小微金融業務，貸款客戶絕大多數還是傳統商業銀行不能覆蓋的客戶。現在來看沖擊有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新型的網路借貸方式所覆蓋的客戶會與傳統銀行業覆蓋的客戶有所交集。包商銀行一直長期致力於小微金融業務，我們的口號也是立足百姓創業，立志國際品牌，做最好的小企業金融服務集成商，我們在這方面的感受比較深刻。
除了業務層面的支付、負債、資產端的沖擊以外，互聯網金融對傳統商業銀行的沖擊還有以下兩點。
第一個就是互聯網思維對傳統金融思維的沖擊，用戶為王、產品優先、簡約極致的創新思維對包括包商銀行在內的傳統企業產生了巨大沖擊。對金融業的沖擊在去年剛剛開始，但從電商對傳統零售業的沖擊來看，我們的感受還是非常深刻。
第二，互聯網獲取客戶和流量的能力比商業銀行大。互聯網客戶有很高的黏性，而商業銀行傳統獲取客戶的方法顯得遲緩而笨重，就像余額寶在短期之內獲得大量客戶，這是商業銀行和互聯網企業非常大的差距。
當然，我們也在思考傳統金融機構的優勢在哪裡。我們認為優勢可能還在於傳統金融機構的風控能力和資產製造能力。隨著利率市場化，負債端的競爭趨於白熱化，未來可以想像的圖景是資金只是幾個的問題，核心是怎麼運用這些資金。運用資金的過程其實就是資產定價和風險控制的能力。資產定價和風控能力也將是以後一段時間商業銀行的關鍵能力。
當然，商業銀行積攢了幾十年的風控技術以及大量的人才資源也決定了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作為金融市場金融基礎資產的製造者和生產者的角色。或許物理網點會成為雞肋或負擔，但傳統商業銀行的資產製造能力才是商業銀行相對於互聯網企業的巨大優勢。
昨天包商銀行正式推出了互聯網金融平台，也是我們在互聯網領域的重要嘗試。在研發階段，我們考察了各種商業模式、各種互聯網企業。當然，我們也與國外的金融機構進行了探討。下面就這個新的模式跟各位進行分享。
第一，銀行是整體的互聯網化，還是單兵突進。我們內部進行過討論。作為中小商業銀行，是否可以通過體系性的變革重生成為完全適應未來互聯網競爭環境的新的銀行。後來感覺這個難度很大，因為商業銀行傳統的組織架構、業務流程和管控模式、企業文化都跟互聯網環境下的企業有所不同。對於一家現有商業銀行的改造的困難也非常大，也可能引起比較大的動盪。所以我們的線上平台也是採取單兵突進的方式，設計新的模式、組建新的隊伍、建立新的文化來適應新的競爭。
第二，是用現有品牌，還是用新的品牌。目前來看，業內大部分的商業銀行推出的互聯網金融基本還是傳統的銀行品牌。事實說從兩個角度來說，一個是客戶的角度。從傳統渠道和互聯網端進來的客戶是兩個層面的，雙品牌運作可能更合適。我們也考察過國外比較成功的銀行也是採取雙品牌的策略。當時我們也問他們為什麼不在銀行內部建一個銀行，他們認為在內部建不太可能。從前端來看，可能就是名字不一樣、界面不一樣，其實後面的產品製造的流水線或者是生產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包括文化。對於用主品牌，還是雙品牌，我們現在的宣傳還是新建一個品牌。
第三，大而全，還是小而精的選擇。這是商業銀行的關鍵選擇，也是比較有誘惑的選擇。從目前來看，一些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的資產比較大，實力也很強，有這種全面布局的想法也非常正常。從國外的數字化銀行的案例來說，包括美國成功的商業模式和國內互聯網企業的做法，專注極致、簡約可能才是真正的成功之處。尤其是美國的模式，其實非常簡單。我也在想為什麼這么簡單的東西能做成呢？而且為什麼會有市場機會呢？也可能是因為現在日益復雜的金融體系反而給這種簡單需求的滿足提供了市場機會。我們的線上品牌也是秉承這種單一的商業模式，產品也比較簡單，用戶界面也非常的簡約。
以上就是我對商業銀行介入互聯網金融的思考，包括對環境的分析和一點認識，不對之處請各位專家和嘉賓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