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抽檢方案(100,15)什麼意思初學者請教
抽樣檢驗(sampling inspection)或抽樣檢查
什麼是抽樣檢驗
抽樣檢驗又稱抽樣檢查，是從一批產品中隨機抽取少量產品(樣本) 進行檢驗，據以判斷該批產品是否合格的統計方法和理論。它與全面檢驗不同之處，在於後者需對整批產品逐個進行檢驗，把其中的不合格品揀出來，而抽樣檢驗則根據樣本中的產品的檢驗結果來推斷整批產品的質量。如果推斷結果認為該批產品符合預先規定的合格標准，就予以接收；否則就拒收。所以，經過抽樣檢驗認為合格的一批產品中，還可能含有一些不合格品。採用抽樣檢驗可以顯著地節省工作量。在破壞性試驗（如檢驗產品的壽命）以及散裝產品（如礦產品、糧食）和連續產品（如棉布、電線）等檢驗中，也都只能採用抽樣檢驗。抽樣檢驗是統計質量管理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實際問題中,常要求設計一個抽樣方案,使它具有所需要的抽查特性。例如,若以批不合格品率p為質量水平，根據生產方的生產水平和使用方對產品的要求，可以確定兩個質量水平p0,p1(p0<p1),而要求所設計的抽樣方案有如下性質：當p≤p0時,以高概率（大於或等於1-α）接收整批產品；而當p≥p1時僅以低概率（小於或等於β）接收整批產品。通常稱α為生產方風險,β為使用方風險;p0為生產方風險質量,p1為使用方風險質量。除此之外,也可以根據其他形式的要求來設計抽樣方案。例如,挑選型抽樣方案中要求經檢驗後的平均質量水平(稱為平均檢出質量)達到一定的數值。
基本概念
1.抽樣檢驗:
抽樣檢驗指從批量為N的一批產品中隨機抽取其中的一部分單位產品組成樣本，然後對樣本中的所有單位產品按產品質量特性逐個進行檢驗，根據樣本的檢驗結果判斷產品批合格與否的過程。
2.單位產品：構成產品總體的基本單位。
3.樣本大小：樣本中所包含的單位產品數量，一般用n表示。
4.單位產品的質量表示方法：計數、計量
5.不合格和不合格品
(1)不合格：單位產品的質量特性偏離技術標准（規范）要求，即不符合規定的。
按單位產品質量特性的重要程度，某些行業可分為A類不合格、B類不合格和C類不合格。
A類不合格：單位產品極重要的質量特性不符合規定或重要的質量特性極不符合規定。
B類不合格：單位產品重要的質量特性不符合規定或質量特性嚴重不符合規定。
C類不合格：單位產品的一般質量特性不符合規定或質量特性輕微不符合規定。
而某些行業可分為A級不合格、B級不合格、C級不合格和D級不合格。
A級——非常嚴重——不合格分值100分
B級——嚴重——不合格分值50分
C級——中等嚴重——不合格分值10分
D級——不嚴重——不合格分值1分
(2)不合格品：具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不合格的單位產品。
按不合格的重輕程度可劃分為A類不合格品、B類不合格品、C類不合格品。
6.檢查批及批量
（1） 檢查批：為實施抽樣檢查回匯集起來的單位產品，簡稱批。
（2） 批量：批中所包含的單位產品數，即提交檢查的一批產品中所包含單位產品的總數，以N表示。
抽樣檢驗方案及其特性
抽樣檢驗方案（簡稱抽樣方案）是一套規則，依據它去決定如何抽樣（一次抽或分幾次抽、抽多少），並根據抽出產品檢驗的結果決定接收或拒收該批產品。在確定了一個抽樣方案後，可以計算具有指定質量指標（例如批不合格品率 p）的一批產品被接收的概率，接收概率L(p)是p的函數,稱為抽查特性函數，簡稱OC函數，其圖形稱為抽查特性曲線（OC曲線）。
抽樣的方法
抽樣的方法有以下三種：簡單隨機抽樣、系統抽樣和分層抽樣。
1．簡單隨機抽樣
簡單隨機抽樣是指一批產品共有N件，如其中任意n件產品都有同樣的可能性被抽到，如抽獎時搖獎的方法就是一種簡單的隨機抽樣。簡單隨機抽樣時必須注意不能有意識抽好的或差的，也不能為了方便只抽表面擺放的或容易抽到的。
2．系統抽樣
系統抽樣是指每隔一定時間或一定編號進行，而每一次又是從一定時間間隔內生產出的產品或一段編號產品中任意抽取一個或幾個樣本的方法。這種方法主要用於無法知道總體的確切數量的場合，如每個班的確切產量，多見於流水生產線的產品抽樣。
3．分層抽樣
分層抽樣是指針對不同類產品有不同的加工設備、不同的操作者、不同的操作方法時對其質量進行評估時的一種抽樣方法。在質量管理過程中，逐批驗收抽樣檢驗方案是最常見的抽樣方案。無論是在企業內或在企業外，供求雙方在進行交易時，對交付的產品驗收時，多數情況下驗收全數檢驗是不現實或者沒有必要的，往往經常要進行抽樣檢驗，以保證和確認產品的質量。驗收抽樣檢驗的具體做法通常是：從交驗的每批產品中隨機抽取預定樣本容量的產品項目，對照標准逐個檢驗樣本的性能。如果樣本中所含不合格品數不大於抽樣方案中規定的數目，則判定該批產品合格，即為合格批，予以接收；反之，則判定為不合格，拒絕接收。
抽樣方案的分類
1．計量型抽樣檢驗
有些產品的質量特性，如燈管壽命、棉紗拉力、炮彈的射程等，是連續變化的。用抽取樣本的連續尺度定量地衡量一批產品質量的方法稱為計量抽樣檢驗方法。
2．計數抽樣檢驗
有些產品的質量特性，如焊點的不良數、測試壞品數以及合格與否，只能通過離散的尺度來衡量，把抽取樣本後通過離散尺度衡量的方法稱為計數抽樣檢驗。計數抽樣檢驗中對單位產品的質量採取計數的方法來衡量，對整批產品的質量，一般採用平均質量來衡量。計數抽樣檢驗方案又可分為：標准計數一次抽檢方案、計數挑選型一次抽檢方案、計數調整型一次抽檢方案、計數連續生產型抽檢方案、二次抽檢、多次抽檢等。
①一次抽檢方案
一次抽檢方案是最簡單的計數抽樣檢驗方案，通常用（N，n，C）表示。即從批量為N的交驗產品中隨機抽取n件進行檢驗，並且預先規定一個合格判定數C。如果發現n中有d件不合格品，當d≤C時，則判定該批產品合格，予以接收；當d>C時，則判定該批產品不合格，予以拒收。例如，當N= 100，n=10，C=1，則這個一次抽檢方案表示為（100，10，1）。其含義是指從批量為100件的交驗產品中，隨機抽取10件，檢驗後，如果在這 10件產品中不合格品數為0或1，則判定該批產品合格，予以接收；如果發現這10件產品中有2件以上不合格品，則判定該批產品不合格，予以拒收。
②二次抽檢方案
和一次抽檢方案比，二次抽檢方案包括五個參數，即（N，n，n；C，C）。其中：
n1— 抽取第一個樣本的大小；
n2— 抽取第二個樣本的大小；
c1— 抽取第一個樣本時的不合格判定數；
c2— 抽取第二個樣本時的不合格判定數。
二次抽檢方案的操作程序是：在交驗批量為N的一批產品中，隨機抽取n，件品進行檢驗。若發現n，件被抽取的產品中有不合格品d，則：
若d1≤C1，判定批產品合格，予以接收；
若d1＞C2，判定批產品不合格，予以拒收；
若C1<d1≤C2，不能判斷。在同批產品中繼續隨機抽取第二個樣本n2件產品進行檢驗。
若發現n2中有d2件不合格品，則根據（d1+d2）和C2的比較作出判斷：
若d1+d2≤C2，則判定批產品合格，予以接收；
若d1+d2＞C2，則判定批產品不合格，予以拒收。
例如，當N=100，n1=40，n2=60，C1=2，C2=4，則這個二次抽檢方案可表示為（100，40，60；2，4）。其含義是指從批量為100件的交驗產品中，隨機抽取第一個樣本n1=40件進行檢驗，若發現n1中的不合格品數為d1：
若d1＜2，則判定該批產品合格，予以接收；
若d1＞4，則判定該批產品不合格，予以拒收；
若2＜d1≤4（即在n，件中發現的不合格品數為3，4件），則不對該批產品合格與否作出判斷，需要繼續抽取第二個樣本 ，即從同批產品中隨機抽取60件進行檢驗，記錄中的不合格品數 :
若d1+d2≤4，則判定該批產品合格，予以接收；
若d1+d2＞4，則判定該批產品不合格，予以拒收。
③多次抽檢方案
多次抽檢方案是允許通過三次以上的抽樣最終對一批產品合格與否作出判斷。按照二次抽檢方案的做法依次處理。以上我們討論的是計數抽樣檢驗方案，計量抽樣檢驗方案原理相同。
按抽取樣本的方式
按抽取樣本的方式，抽樣方案又可分為一次、二次、多次及序貫抽樣方案。若事先指定一個正整數n,從批中抽出n個產品進行檢驗,稱之為一次抽樣方案。一次計數抽樣方案中，接收或拒收整批產品，取決於樣本中的不合格品數x,若x不大於事先指定的с（с也稱為接收數），則接收整批產品，否則拒收。這種一次計數抽樣方案可用兩個參數(n，с)來描述,其實施程序如圖2。抽樣檢驗k次抽樣方案是:指定正整數n1,從批中抽出n1個產品進行檢驗;根據檢驗結果決定終止抽樣(作出接收或拒收的結論)或繼續抽取n2個產品,其中n2可以事先指定也可與已抽出產品的檢驗結果有關。再根據這兩次n1+n2個產品檢驗的結果，決定終止抽樣或者繼續抽樣；依此類推,最多進行k次就必須作出是否接收的決定。例如，有一種道奇－羅米格方案是二次計數抽樣方案，可用四個參數（n1，n2，с1,с2）來描述。第一次抽樣取n1個產品,若其中不合格品數x1不大於с1或大於с2(с1<с2)，則終止抽樣，並分別作出接收或拒收該批之結論；с1<x1≤с2，則再抽出 n2個產品，若這n1+n2個產品中的不合格品總數x2不大於с2，則接收該批產品，否則拒收。序貫抽樣方案相當於k次抽樣方案在 k→抽樣檢驗的情形,即可能的抽樣次數事先不加任何限制。
瓦爾德的序貫概率比檢驗（見序貫分析）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根據應用的場合不同，抽樣方案又有標准型、挑選型、調整型和連續型等區分。標准型抽樣方案適用於孤立的一批產品的檢驗。挑選型抽樣方案用於以下情況：對不合格的批可以進行全面檢驗，並以合格品替換所有檢出的不合格品後，再進行交付。調整型方案則要根據最近檢驗過的若干批的質量變化，採取適當的調整措施，例如，在正常情況下採用一個正常的抽樣方案，當批質量明顯變劣或確有提高時，則分別換用一個加嚴或放寬的抽樣方案，等等。所以，調整型抽樣方案不是一個孤立的抽樣方案，而是用一組調整規則聯系起來的幾個抽樣方案的組合。
抽樣方案的標准化
除了根據抽樣檢驗方法制定適用於各種特定情形的抽樣方案外，抽樣檢驗方法的標准化是一個重要的趨向。這就是制定各種類型的抽樣標准，其內容包括抽樣方案程序及圖表。生產方和使用方只要商定出關於批質量的某個（或某些）特性值，根據抽樣檢驗標准(簡稱抽樣標准)即可得到所需的抽樣方案。目前使用最廣泛的標準是由國際標准化組織 (ISO)通過並頒布的兩個國際標准：ISO2859－1974：《計數抽樣程序及表》和ISO3951-1981：《不合格品率的計量抽樣程序及圖表》。這兩個國際標準的藍本是美國軍用標准MIL-STD-105D和MIL- STD-414。其他國家或直接採用這些標准，或在它們的基礎上修訂出本國的抽樣標准。中國也頒布過幾個標准，如關於計數抽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准GB-2828-81》。此外，一些國家還制定了適用於連續生產線上的抽樣檢驗的連續抽樣標准。
近年來，從經濟角度來研究抽樣檢驗的問題也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趨向。比如,在制定抽樣方案時,考慮檢驗一個產品所需的費用，被檢驗批的某個質量參數（如不合格品率、單位產品的平均缺陷數等）的先驗分布（見貝葉斯統計），接收不合格批所造成的損失，及拒收合格批所造成的影響等因素，從原則上導出一個使總費用（總檢驗費用與各項損失的總和）為最小的最佳抽樣方案，也即所謂的貝葉斯抽樣方案。A.霍爾德對最佳抽樣方案進行過一些研究，他的工作有一定的代表性。
『貳』 急求一篇英文的關於銀行學或金融學的論文
現代金融學的發展
一、金融問題中的不確定性研究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於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後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後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於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後，Von 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於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並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並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後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於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於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後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後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後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並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於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願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願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於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於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於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後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後，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於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願意支付紅利而不願意將利潤用於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於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願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於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並且在以後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並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麼更願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於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後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並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麼願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願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於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後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後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代理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代理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於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於代理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於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並且Hart認為由於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並、股票的發行以及委託代理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並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後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後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採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並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並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於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於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後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後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於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於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後的短期高回報是由於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後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後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後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於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後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並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於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後，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後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於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於Modigliani 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於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於，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於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後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並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於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叄』 急求英語高手幫忙翻譯下這篇英語文章，小弟跪謝了！！
文章呢?
『肆』 論文題目「國際金融旅遊業對於貨幣增值的影響（好與壞）」誰能幫下忙
現代金融學的發展
一、金融問題中的不確定性研究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於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後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後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於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後，Von 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於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並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並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後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於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於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後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後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後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並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於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願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願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於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於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於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後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後，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於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願意支付紅利而不願意將利潤用於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於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願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於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並且在以後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並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麼更願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於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後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並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麼願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願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於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後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後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代理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代理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於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於代理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於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並且Hart認為由於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並、股票的發行以及委託代理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並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後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後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採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並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並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於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於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後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後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於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於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後的短期高回報是由於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後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後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後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於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後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並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於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後，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後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於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於Modigliani 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於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於，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於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後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並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於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伍』 懂 韓語的請進
給你 發簡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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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目前常用的C-C、B-C電子商務網站的綜合分析方法
一、理解的誤區，實踐的泥淖
Business Model，以19世紀的手工作坊為濫觴，隨著美國鐵路的延伸而逐步完善，最終被通用汽車公司總裁斯隆作出精確的規范。斯隆模式針對簡單的大眾化市場而設計，被視為傳統經營模式的典範。
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和信息經濟的飛速發展，Business Model發生全新的變化。其內涵的模糊和外延的寬泛，使我們難以對其准確定義。B-B、B-C、C-C、以及被稱為電子商務模式新突破的B-B-C等模式最為大家所熟悉。但我們發現，這兩個英文字母的各種組合實質上都反映的是某種交易形式。然而，從交易方式的角度來概括「商業模式」並不科學，也不符合實際情況。從傳統企業到YAHOO、AOL等企業的運作，以及思科所倡導的「生態系統」商業模式來看，商業模式的內涵更著重於企業的生產組織形式、管理方式和發展戰略等方面。
國外的風險投資家判斷一個企業是否值得投資主要考慮三點，其一便是「Business Model」，在另外兩項中，「企業領導團隊」是Business Model的保障，「贏利」則是Business Model要達到的目標。風險投資家承擔風險的巨大，使他們不得不從經營方式這個更廣泛的視角來考察Business Model的贏利可能性。因此，Business Model，無論從字面上來看，還是從其實際意義來看，其含義更接近於「經營模式」。
把Business Model翻譯或理解為一種「商業模式」，是在有意和無意間把人們帶進了形而上的誤區，而基於這種理解去探討和實施某種「商業模式」無疑是自欺欺人，從而陷入形而下的泥淖。因為我們都知道，B-B、B-C、C-C諸模式的實質是傳統交易形式在網路上的體現，而在生產、管理和營銷等方面尚無創新意義可言：B-C企業需要投入巨資建立倉儲及配送中心；B-B在信息流之外也需要物流的暢通和資金流的安全；各種模式下的企業都需要控製成本、降低風險，需要巨額廣告投入來樹立品牌，刺激營業額增長。因而，這些企業面臨的經營管理問題與傳統企業並無二致。
從經營的角度來看，就可發現企業經營模式之間的相關性不是很強。同一個模式，對於有的企業可能會贏利，但對於其他企業來說則會不適用，即使它們屬於同一行業，同等規模。這說明，「模式」不是「模子」，每個經營模式具有特定的內涵，不可以簡單套用。企業經營模式取決於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和特定的經營環境，因具體的實施而產生不同的績效。
何況，現在有創意的「商業模式」也就那麼幾個，而絕大多數電子商務企業不是模仿就是套用已有的這些「模式」。然而，在網路經濟領域第一個「吃螃蟹者」能否成功還是未知數的情況下，後繼的模仿者和跟進者的前途又在哪裡呢？
二、「薄利多銷」與「免費模式」
「商業模式」也好，「經營模式」也罷，以至於各種具體的運營模式，其名字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一個模式能否在可預期的時間內贏利。探討網路經濟模式的贏利能力，首先必須從把握本質著手，才有可能掌握網路經濟的脈搏，找到切實可行的、能贏利的經營模式。
贏利來自收入，收入則由銷售單價和銷售量決定。這是一個經濟常識，在傳統經濟中大家都能很好把握這個道理，但在新經濟中則出現了問題。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信息經濟和傳統的實體經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這主要表現在：實體產品的生產與復制都必須花費相當的成本，而信息產品的生產成本很高，但產品出來後幾乎可以零成本地被復制，因而實體經濟往往是邊際回報率遞減的，而信息經濟往往是邊際回報遞增的。
信息的生產成本很高，但復製成本很低這個特點，決定了新興的信息產業只能以規模求生存。也就是說，信息企業需要在初始生產時投入巨資，由規模產生高質量的信息產品，而在以後則靠「薄利多銷」的方式收回投資，進而獲取利潤。
目前網路上流行的「免費模式」是「薄利多銷」的一個特殊例子。其實，「免費」的經營模式我們早已熟悉，廣播和電視就是典型的「免費模式」。現在很多網站就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獲取廣告收入。傳統的廣播、電視是在一定的領域來提供服務。所謂「一定的領域」，指的是具有相同特徵的受眾范圍，如廣播、電視等媒體基本上是以地區和語言特徵來劃分領域。而在世界日愈一體的互聯互通時代，網路媒體以什麼來確定自己領域呢？顯然，地區概念將被淡化，語言和其他特定需要將會被網路媒體用來定位。但是，無論是廣播、電視，還是網路，作為媒體存在都只是在一定的領域內有那麼一兩家。這也是規模使然。
如果「免費模式」是為了培養自己的顧客群，那未免不現實。互聯網上各種「免費」產品的競爭使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企業培養一批忠實顧客並非易事。而當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籠絡了一批忠實的顧客時，卻有可能因你一個偶然的錯誤或失誤使他們離你而去！這種現象的出現還是因為信息產品具有易復制這個特性。如何保持並穩定發展一群忠實顧客確已成為新經濟企業的一大難題。
不過，信息經濟雖然有自己的特點，但在基本原理上還是與傳統經濟相通的。無論是「免費」還是「薄利多銷」，為了獲得足夠多的顧客和銷量，企業提供的信息產品必須有差別的。「差別」可以理解為一項獨特的產品或服務，也可以是產品中某項特別的功能，簡而言之，你的東西要和別人的不一樣。當然，「差別」對於消費者的意義越大，其價值也就越高。
三、風險與收益
投資不一定會有收益，這就是風險。在信息經濟里也不例外。在信息生產中，固定成本與可變成本還具有特殊的結構：其固定成本的絕大部分是沉沒成本（Sunk Cost）。所謂「沉沒成本」，指的是因生產停止，或研發不成功，就無法挽回的成本（無法挽回的可能性還由於你的研發成功晚於競爭對手）。這是西方經濟學家從時間上縱向決策與序貫博弈的角度來定義的，以我們通俗的說法就是「拿錢買教訓」的代價。
以網站為例，小到一個欄目，大到整個網站都有可能「沉沒」而無法收回投資。一個網站有A、B、C、D等諸多欄目，過一段時間後發現好幾個欄目訪問量很低，且還要花費一定代價去維護，最後只能將這幾個欄目撤下。
遺憾的是，熱衷於網路經濟的創業者和投資家並沒有重視甚至注意到信息生產中巨額而又比率極高的沉沒成本，因而趕上新經濟這趟車也只能「花錢兜兜風」，最後還是要「下車」。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大多數網路公司要倒閉的原因之一。
除沉沒成本外，因管理的不善和成本控制的缺乏而導致網站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浪費極大，人為地提高了建設成本，加大了經營風險。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追求收益時，怎能忘記成本和風險呢？
信息經濟對於我們來說是個全新的事物，上述幾點也許根本未觸及其本質，僅僅摸著點皮毛。不過，針對上述問題，現在的網路公司還須從以下幾點來考慮完善自己的運營模式，改善經營管理：
1、在制定長期的發展規劃時，應考慮保證產品或服務的連續性和一致性，以確保在發展過程中保持穩定的顧客群；
2、在每個項目進行前必須有可行性研究和分析，在項目實施前要有詳細的費用預算和成本控制方案，以降低成本，控制風險；
3、加強管理在各個環節上都是必不可少的；
4、企業需要不斷創新來保證產品的差異性。
『柒』 94年以來中國財政政策的調整
民主財政論－－公共財政本質的深層思考
內容摘要：
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存在本質聯系的。市場經濟的分散決策決定了公共財政的民主性質。公眾通過同政府訂立契約，實際控制著政治決策權。民主財政論對我國財政體制改革以及財政資金效率的提高等問題有著重要的啟示。
近年來有關公共財政的討論已經由理論探討上升到政策選擇層次。各方人士暢所欲言，對公共財政的概念和框架設計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為在我國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打下了良好的理論基礎。但是，仍然存在著某些基本問題尚未引起廣泛關注，特別是對公共財政本質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人們並沒有多少認識。這樣，對公共財政的討論就常常顯得過於淺薄、流於形式。本文無意對當前的討論作出評價，只想對此問題作一初步探討，以期引起各方作進一步研究的興趣。
一、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
要探究公共財政的本質，離不開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因為公共財政作為財政范疇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的產物，與市場經濟有著本質聯系。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制度特徵就是決策主體的多元化，或曰分散決策。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告訴我們，如果市場是競爭性的和完全的，且沒有外部性，那麼分散化均衡就是帕累托有效率的。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最基本假定：經濟中存在無數個廠商和消費者，那麼通過消費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分散決策，可以達到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當然，進一步的拓展中包括了政府主體，而其目標函數也是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的）。
從政治學意義上，市場經濟中分散決策就是民主決策，因而市場經濟也是民主經濟。在得到這一結論之後，本文轉向分析市場經濟中政府存在的價值和動因。
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在分散決策基礎上的集體選擇的產物。在一個極端，私人商品和服務的買賣主要依賴於市場的自願的分散決策。而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的存在，則要求有更強、更復雜的政府，對私人物品的偏好可以通過市場價格機制所表露，而公共物品的偏好難以在市場上表現出來，結果，一些物品可能生產的太少（比如：教育和對窮人的收入再分配），而另一些物品又可能生產得太多（如污染和犯罪）。這些公共物品都需要由政府來提供。
有人也許會提出質疑：我們可以通過不同形式的自願行為處理公共物品問題，產生更有效率、更為平等的結果。例如，我們可以合作修一條公路，使幾個人獲益，也可以通過改變污染量的自願市場，合作降低污染水平。但自願行為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公共物品的性質問題，比如公共服務可能招致「搭便車」行為，如果合作者修了路，但無力監測和控制這條路的使用，那麼其他人就可以不付成本地使用它；二是達成和實施市場交易的交易費用可能太高。兩個問題相互關聯，修路的合作者或許能夠達協議，但如果排除其他人的成本過高，就不可避免「搭便車」行為。
上述難題使得自願行為可能、但總體上並不能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客觀上要求組成一個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並擁有強制課稅和頒布法令的權力。但必須清楚，市場經濟的分散特徵不可能容忍一個專制政府的存在，而只能產生一個民主政府。因為政府的強制性權力是由社會公眾賦予的，是在分散決策基礎上集體選擇的結果，用來解決分散決策難以解決的各種問題。脫離了集體地民主決策，政府的權力就失去了根基。如果政府行為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則政府倒台的日子也就為期不遠了。這一點在引入契約概念之後便會更加清楚。
二、民主財政的核心是契約安排
前文分析表明，政府是民主決策基礎上集體選擇的結果。那麼，民主決策是通過何種機制來支配政府政策的呢？更進一步的，政府是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呢？這就回到經濟學中的基本概念－－契約。
契約是一個或一組承諾，當事人雙方都以契約的履行為義務，取得行為權力。就契約產生的根源看，第一根源是由於社會創造的共同需求和愛好，社會的結構和穩定等；第二根源在於勞動的專業化和交換；第三根源在於選擇性。契約的實質在於規劃未來交換過程所發生的當事人之間的各種關系。
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種契約經濟，市場經濟下的各種交易行為都是通過契約來完成的。在私人物品部門，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訂立契約來實現交易。根據契約，生產者向消費者提供產品，並取得消費者支付的價款；消費者從產品的消費中受益，但要支付報酬。如果生產者提供的產品質次價高，則消費者可以拒絕付款並選擇其他生產者。市場價格機制保證了契約的履行。
同樣，公共物品生產部門也存在著政府（生產者）與公眾（消費者）之間的契約。根據這種契約，政府要為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此需要向公眾征稅來籌集資金；而公眾從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受益，但要付出納稅的代價。如果政府不能為公眾提供滿意的公共服務，就會失去公眾的支持，如果該政府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府，還可能維持一個時期（但也有限度），如果是在民主政體下，該政府將會在選舉中被選民所拋棄。因而，可以說投票機制保證了公共契約的履行。
如果對公共契約作進一步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出，它與私人契約還是有著很大區別的。首先，公共契約的訂立者一方是公共集體，單個個人無法改變政府決策過程，但是，公眾作為整體，就可改變政府稅收和支出水平，甚至可以改變政府財政制度。在民主制度下，個人在所有時候都是一個潛在參與者，不論他是否實際參與。更進一步，由於偏好不同而造成的利益沖突，可以通過制定合理的投票規則加以解決，使政治選擇能夠符合多數人的利益。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私人契約通常是完全信息的契約，訂立雙方對私人物品的信息都是很清楚的；而公共契約則不同，政府會比公眾對政策執行效果有更多的了解，比如，政府更清楚修建一條公路的撥款是否得到了有效使用。
這就存在著一個序貫博弈（信息不對稱下的動態博弈）：
第0階段，公眾通過投票選擇了一個政府；
第1階段，政府實施一項政策，比如撥款修建一條公路。政府更清楚這筆撥款是否有效。而公眾或者無法得到這一信息，或者有些人雖然可以得到這一信息，但卻需要花費很大成本，與其個人得到的收益相比並不合算（這也可以算做是一種外部性）。
第2 階段，在年度財政報告制度下，公眾通過政府財政報告最終得知了修建公路的撥款使用情況，並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判斷該項撥款是否有效使用。
第3階段，公眾根據對政府能力的信息決定是否繼續支持本屆政府，或者選擇新的政府。
新一輪博弈又開始了。
在第1階段，政府在執行財政政策時，勢必要考慮：如果這項政策不能有效執行，那麼公眾在第2階段得知這一信息後將在第3階段對自己投不信任票，而且如果隱藏這一信息，則會面臨被揭露出來的更大危險（可能永遠失去改過機會）。因此，雖然存在著短期的信息不對稱，但是政府的最優選擇仍是努力有效率地執行財政政策。通過這種重復的博弈過程，更有能力的政府被挑選出來，這就為政府引入了競爭機制，進而提高了效率。
這里還要強調法制的作用。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制是契約實施的保證。對公共契約來說，法律制度是公眾制定出來，用以保證公共契約得到貫徹的工具。法制並非是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因為政府也必須遵守法律。在上面的博弈過程中，如果沒有政府財政報告制度的規定，對政府行為的約束機制就難以發揮作用。
至此，我們已經完成了民主財政決策過程的分析。從中可以看出，公共財政的決策主體，在表現上是政府，而在本質上是公眾。政府只是在執行決策。公眾通過選舉制度和投票機制掌握著公共決策的實際控制權，並通過法律制度保證這一機制的運行。
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公共財政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了。所謂本質，應當是同主體緊密相關的。國家分配論認為財政主體是國家，因而財政本質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而筆者認為，公共財政主體在民，因而公共財政的本質是民主財政，是以人民為主體進行公共決策的活動。
三、民主財政在公共財政中的表現
民主財政作為公共財政的本質，並非孤立存在，而是體現在公共財政的各個方面。我國要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在學習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的理論和實踐過程中，應該抓住公共財政的本質，用民主財政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公共財政。這樣才能真正學到公共財政的精髓，在實踐運用時也才能把握住正確方向。
民主財政的表現大體有以下幾個主要部分：
1、財政民主決策
民主財政要求政府要時刻牢記自己的任務只是執行公共決策，而不能越俎代庖，自己為公眾作出什麼決策。政府不但要每年向公眾公布其預算和決算情況，接受公眾監督；而且遇到重大事件時要向公眾說明，讓公眾了解情況，並遵照公眾的決策。
在我國，財政決策的效率問題一直是困撓著理論和實際工作者的一大難題。人們提出了許多指標體系，希望建立對公共政策效率的約束機制，但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各種財政資金的浪費以及由此滋生的腐敗不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主要是決策主體的缺位。
財政資金的來源主要是公眾繳納的稅收，而財政資金投向的決策權卻由政府把持，公眾沒有發言權，而政府官員缺少有效使用資金的激勵，這就造成財政資金使用的低效率。只有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重大事項由公眾直接決策，並接受公眾監督，這一問題才能根本解決。可喜的是，我國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嘗試，比如，三峽工程的決策過程就是通過人代會幾次討論才得以最後通過。又如現在正廣泛開展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民主決策的改革嘗試。
2、財政分權：
財政分權是實現財政民主決策的必要條件。倘若決策權仍主要集中於中央，地方民眾何談對地方事務的決策權？從這個意義上，分稅制的核心不在支出許可權劃分，更不在稅權分配，而在於決策權的轉移，即由中央政府決策轉向地方民眾決策。
我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了支出決策權和部分稅收管理權，但遺憾的是，這種決策權的下放沒有真正到位，即沒有落實到地方民眾手中，而只停留在地方政府手中。這就加劇了權力的濫用。雖然從理論上講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地民眾對公共物品的偏好，但如果地方政府根本沒有民主財政意識，那麼它又如何會實現財政資金的有效使用呢？結果是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新收回決策權，這也未嘗不是一種理性選擇。但如果這樣就能解決問題的話，那麼94年就不必進行這項改革了。這也可以作為改革開放以來財政體制「放亂收死」現象的一種解釋。
3、財政競爭
在財政民主決策和財政分權的基礎上，地方政府財政可以展開競爭，進而提高政府財政效率。由於各地政府能力不同，提供地方公共物品的水平也不同，各地民眾就會對政府能力加以比較，然而通過用手投票（選舉）和「用腳投票」（遷移）來選擇最好的地方政府（最有效地提供最多公共物品的政府），這就在各地政府之間形成一種競爭機制，促使其提供質優價廉的公共物品，進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4、打破公營部門壟斷
以上分析主要集中於縱向分權上，而在橫向上，對公營部門的壟斷也要減少到最低限度。公營部門的壟斷權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由於公共需要才具有存在價值。如果這種公共需要已經消失，則壟斷權力也應當消失。
根據這種分析，我國目前存在的公營部門的壟斷權力許多都在可取消之列。現在日益發展的私人郵政服務及日益強烈的打破電信行業壟斷的呼聲都體現了公眾對取消公營部門壟斷的要求。政府必須清醒地認識：雖然公營的壟斷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種功績不能成為其繼續存在的理由。必須積極致力於打破壟斷，鼓勵民營。也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這些部門的經營效率。
『捌』 為什麼期貨交易流動性比遠期高
往往做期貨的處了一些很大的企業做一定的套期保值以外,其他全都是只交易合約而不進行實物交割 所以期貨交易會很頻繁
『玖』 什麼是數據挖掘中的關聯分析
關聯分析是指如果兩個或多個事物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那麼其中一個事物就能通過其他事物進行預測.它的目的是為了挖掘隱藏在數據間的相互關系 在數據挖掘的基本任務中關聯(association)和順序序貫模型(sequencing)關聯分析是指搜索事務資料庫(trarisactional databases)中的所有細節或事務,從中尋找重復出現概率很高的模式或規則。 其屬於灰色理論中的一種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