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境外企業能否受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包有無相關法律依據呢
可獲有限制受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得向境外投資機構轉讓債務人、保證人為國家機關的回債權;不得向答境外投資機構轉讓債務人、擔保人是國家軍事機關(機構)的債權;向境外投資機構轉讓債務人、擔保人是國有企業債權的,須經當地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或政府批准。同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向境外投資機構轉讓債權的,需向財政部(各地專員辦)、外匯管理局報備或報批,在獲得對應的資金來源證明、使領館商務證明以及結匯指標後方可實施收購。此外,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向境外投資機構轉讓債權的,一般不允許以協議轉讓方式實施,且需要具備外事公證資格的公證機構進行現場公證(律師見證無效)並出具中英(法)文公證文書。
『貳』 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是什麼關系
1.國務院辦公廳;
2.國務院組成部門(即常說的各大部委,包括外交部、發改委、財政部和人行等);
3.國務院直屬特設機構(現在等同於國資委);
4.國務院直屬機構(各種總署、總局);
5.國務院辦事機構(各種辦公室);
6.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包括三會,以及電監會、新華社、中科院等);
7.國務院部委管理的國家局(各種局,不帶「總」字);
8.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
中國人最講究排序,從順序上也可以看出,雖然同是正部級機構,人行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地位要高於作為「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的銀監會,這就與兩者的設立發展演變的歷史有關。
『叄』 不良資產行業參與方有哪些
1、不良資產收購市場的賣方:又稱為不良資產的供給方或提供方,包括銀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包括實業企業等)。其中,來自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主要為來自銀行的不良貸款和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各類不良資產,而來自實業企業的不良資產主要為應收賬款。在政策性業務階段和商業化轉型階段,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所收購的不良資產主要來源於銀行類金融機構。
2、不良資產收購市場的買方(接收方)╱處臵市場的賣方(處臵方):在中國不良資產管理行業中,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既是中國不良資產收購市場的主要接收方,也是中國不良資產處臵市場的主要處臵方。除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外,中國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的接收方和處臵方還包括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民營資產管理公司和外國投資者等。近年來,隨著業務經驗的積累和綜合運用多功能金融平台能力的提高,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處臵不良資產過程中,除採用傳統的處臵手段外,更加註重藉助資本市場與綜合金融服務,通過提升不良資產價值來提高不良資產的處臵收益。
3、不良資產處臵市場的買方:債務重組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主要採取的處臵方式。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還通過轉讓給第三方的方式處臵不良資產。不良資產處臵市場上主要的買方是債務人企業以及這些企業的關聯方,例如股東及控股方。其他購買主體還包括財務投資者。
4、其他參與方:除此之外,不良資產管理市場還有專業第三方服務機構,包括不良資產專業估值師、債務人評級機構、拍賣機構、律師事務所、不良資產交易平台及其他服務提供機構。這些機構憑借自身的專業知識和能力,為中國不良資產市場提供專業的中間服務,在不良資產管理價值鏈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中國不良資產市場的多方參與者利用產權市場、資本市場、租賃市場、外匯市場和信託市場,以多種方式開展了不良資產的轉移、投資和交易,推動了與不良資產相關的資本、管理與技術等要素的流動與重新配臵,促進了相關行業結構調整。不良資產市場參與者的活動提升了資產價值,推動了不良資產市場發展,也起到了促進國民經濟結構調整、推動資源有效配臵、維護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的作用。
『肆』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破產案件外幣債權如何處理
一、2005年1月1日之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外資處置不良債權,向外國投資者出售或轉讓不良資產,外國投資者受讓債權之後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債務人及擔保人直接向其承擔責任的案件,由於債權人變更為外國投資者,使得不良資產中含有的原國內性質的擔保具有了對外擔保的性質,該類擔保有其自身的特性,國家有關主管部門對該類擔保的審查採取較為寬松的政策。如果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依照《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外資處置不良資產有關外匯管理問題的通知》(匯發〔2004〕119號)第六條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通知了原債權債務合同的擔保人,外國投資者或其代理人在辦理不良資產轉讓備案登記時提交的材料中註明了擔保的具體情況,並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管理部審核後辦理不良資產備案登記的,人民法院不應以轉讓未經擔保人同意或者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或者登記為由認定擔保合同無效。
二、外國投資者或其代理人辦理不良資產轉讓備案登記時,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管理部提交的材料中應逐筆列明擔保的情況,未列明的,視為擔保未予登記。當事人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管理部補交了註明擔保具體情況的不良資產備案材料的,人民法院不應以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或者登記為由認定擔保合同無效。
三、對於因2005年1月1日之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外資處置不良債權而產生的糾紛案件,如果當事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依照當時的規定辦理了相關批准、登記手續的,人民法院不應以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或者登記為由認定擔保合同無效。
『伍』 中國有哪些公司是做不良資產和債權收購的
一、主要是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東方、長城、信達和華融,當年四大銀行上市剝離的不良資產主要是出售給這四家。
1、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 對應接收中國銀行的不良資產
2、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 對應接收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部分的不良資產
3、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 對應接收中國工商銀行部分的不良資產
4、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 對應接收中國農業銀行的不良資產
5、現在各公司同樣也接收、處置其他金融機構和非對口銀行的不良資產
二、不良資產收購市場的賣方:又稱為不良資產的供給方或提供方,包括銀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包括實業企業等)。
其中,來自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主要為來自銀行的不良貸款和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各類不良資產,而來自實業企業的不良資產主要為應收賬款。在政策性業務階段和商業化轉型階段,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所收購的不良資產主要來源於銀行類金融機構。
(5)不良資產處置外匯管理擴展閱讀:
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與政府債務
中國銀行系統特別是國有銀行系統的"壞債"占銀行貸款總額的比重很高,這似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准確的數字,只能根據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計。
為了最大程度地估計風險,避免低估問題的嚴重性,採用見到的各種估計當中較為嚴重的一種,即估計不良資產占銀行貸款總額的25%。
國有企業負債嚴重,當然首先是因為體制方面的問題。在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政府幹預這種三位一體的國有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這個整體對社會欠下的"壞帳" 總會以各種形式發生(財政補貼、三角債、工資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債券、通貨膨脹,等等,我們這里暫不詳細分析)。
但以銀行壞債這種特殊形式發生,其中一個具體的原因,就是從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逐漸地將國家財政對國有企業的財務責任,轉移到了銀行。
『陸』 銀行不良資產轉讓中隱藏了多少致命的法律陷阱
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是指5級貸款中後三類貸款,即可疑、次級、損失。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債權轉讓,在債權轉讓和債權實現上均與普通債權有所不同,司法實踐對債權轉讓效力、不同債權受讓人的執行清償范圍、訴訟費用交納金額亦有所不同。
首先,寬松對待原則。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外資處置不良債權案件涉及對外擔保合同效力問題的通知》,對於此類因二次轉讓,而導致的擔保具有對外性質,主管部門進行審查時,一般採取相對寬松的原則。
其次,必須登記備案。判斷擔保合同的效力主要看,外國投資者是否事後進行了備案。依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外資處置不良資產有關外匯管理問題的通知》規定:外國投資者或其代理人在辦理不良資產轉讓備案登記時,應在資產備案登記中註明擔保的具體情況;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局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擔保,不予登記。因此,若外國投資者一旦成功將擔保事項備案登記中;則人民法院不應以轉讓未經擔保人同意或者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准或者登記為由認定擔保合同無效。
最後,禁止再次擔保。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外資處置資產後,除原有擔保外,債務人或第三人不得為所出售或轉讓的債權提供其他擔保。
『柒』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從銀行或其它資產管理公司購買債權可不不交保證金嗎,有無依據
一、債權受讓主體資格問題
與原債權銀行政策性帳面剝離不良債權的單一性轉讓對象(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對口向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同,不良資產的處置轉讓必須考慮到投資者的購買力及市場准入的需要問題:從國內市場上投資者主體上看,單純的國有投資者多數自身都面臨方方面面的問題,對市場准入的需求也並不突出;相反,隨著國內市場民間資本的日益壯大,民間投資者(包括法人、自然人)的購買力大大增強,對一些國有領域的資產和經營具有較強的市場准入慾望;從國際市場上看,潛在的外商投資者更對不良資產的受讓懷有濃厚的興趣,其中不乏對國內市場准入和資本運作升值的動機。
1、機構投資者、自然人
從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債權轉讓的對象和結果上看,債權或其他資產的受讓主體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如投資公司、律師等社會中介機構。自然人作為受讓主體的案例較少。究竟那一類投資者可以作為債權受讓的主體,是長期困擾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債權轉讓業務中的難題。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目前法律、相關金融法規(特別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未對債權轉讓業務中的受讓人資格問題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和限制,這里涉及到對機構與自然人的政策及法律問題。在國內債權轉讓業務框架下,機構作為受讓人主體似無異議,但是自然人能否成為受讓人主體來購買金融不良債權,自然人作為受讓人主體,有可能因此成為國有企業的債權人,或者因此介入金融領域。而且自然人追償,將來可能後患無窮,因為不能確定自然人購買債權的用途,其中並不排除炒買炒賣甚至社會惡勢力介入的可能。
2001年10月26日,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以2001年第6號令發布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吸收外資參與資產重組與處置的暫行規定》(以下稱「暫行規定」),實際上回答了上述問題。根據該暫行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擁有的不良債權可以向外國、港澳台投資者轉讓。結合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法律規定,外國投資者可以為「外國公司、企業和其它經濟組織或個人」,包含了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鑒於我國已經加入WTO,根據WTO國民待遇基本原則,境內外投資者應當在市場准入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據此可以認為,我國境內的機構及個人投資者均應當可以成為不良資產受讓的主體。這樣的結論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盡快處置、回收不良資產的目標也是相符合的。從另一方面上看,「機構」與「個人」的概念實際上在實踐中變得越來越模糊,它們僅僅具有相對的意義,1999年出台的《個人獨資企業法》便是例證;另外,個人通過控股權等控制企業的經營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也造成了機構與個人混同的局面。因此,簡單人為地區分「機構」和「個人」實際上不能解決上述一部分人的擔心。由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擔負著「化解金融風險、保全國有資產、支持國企改革」的政策性任務,在債權轉讓交易中,如何根據不同的投資者性質設計相應的交易條款,以有效避免轉讓債權後出現的不良後果,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應當面對的課題(下文將論及)。
2、國有、民營
在不良金融債權轉讓對象問題上,也存在受讓人是否須為國有性質的爭論。這種爭論嚴格來說不是一個法律問題,其實質在於不良資產處置中一部分人所謂的「道德風險」邏輯:不良資產轉讓給國有性質的企業,即便定價較低,也不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相反,轉讓給非國有經濟主體,即便定價較高,如果受讓人實際回收的資產高於轉讓時的定價,就可能被指為「賤賣國有資產」。實際上,由於被剝離的不良資產多數屬於應當退出市場或被淘汰的領域,因此,在法律上基本不存在國有、非國有受讓人的准入或限制問題,特別是單純的債權轉讓,受讓人取得的僅僅是債權,而非股權。至於轉讓定價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只要在轉讓債權時嚴格履行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所規定的「公開、競爭、擇優」的原則運作,所得出的定價應當認為就是合理的,至於受讓人的是否為國有性質在所不論。
3、政府、民商事主體(東方南京辦灌雲打包案例、信達案例)
從2002年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債權轉讓的情況上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將不良資產單個或組合一次性賣斷給地方政府的方式(也被稱之為「政府買斷」)成為不良債權境內轉讓的一個「亮點」。被各類媒體廣泛關注的「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灌雲不良債權整體打包轉讓項目」以及隨後的「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鄂州不良債權整體打包轉讓項目」均是政府買斷模式的典型案例。政府買斷式的債權轉讓與一般債權轉讓不同:受讓方不是普通的民商事主體,而是地方政府;轉讓債權涉及的債務人或債務人群體為國有企業;受讓方購買債權的目的不是商業目的,而是地方政府為達到維護社會穩定、職工安置、保持國有債務企業的「牌子」等政策性目標,減少或降低因國有債務企業破產引發的一系列問題而必須由政府支付的成本進行的政府購買行為。該方式與政府及其控制的關聯企業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債務人的債務重組提供擔保具有類似的政策目的。由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具有「支持國企改革」的政策使命,從而在政府買斷等類似資產處置方式中與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標相一致,出現這種債權轉讓方式有其必然性。
與普通民商事主體作為債權受讓人的方式不同,政府買斷行為的法律效力及其操作方式值得研究。一般而言,政府作為民事主體僅僅限於參與履行其法定職責所必須的民事活動,政府買斷行為的法律效力存在不確定性;即使該行為被確定為有效,一旦政府方發生違約,鑒於國家機關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受到其財產性質的限制,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此類主體的主要財產和運作資金均不受強制執行,即使有部分可用於承擔民事責任的財產,執行起來也有相當的難度。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上述東方和信達的兩個債權組合政府買斷交易中,債權受讓方由政府控制的資產經營管理公司擔任。為避免政府買斷的法律效力不確定性、政府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有限性,筆者建議:第一,政府買斷方式下的債權轉讓協議(特別是政府分期履行付款義務的情形)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地方政府設立的資產經營管理公司或資產管理公司簽署;第二,政府一次性付款買斷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債權的,可在特殊情況下(如沒有類似的資產經營公司),直接由地方政府或經其授權的職能部門簽署。
二、向外資出售/轉讓不良金融債權中特殊法律問題
隨著不良資產處置時間的推移,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待處置不良資產的巨大存量與國內市場短期內消化不良資產的能力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利用外資進行各種方式的不良資產處置和重組成為各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必然選擇。截至目前,東方公司已經向美國投資者成功出售兩個債權組合、信達公司也在蚌埠熱點廠以及與德意志銀行的資產證券化項目中成功地利用外資進行不良資產重組、華融公司也已經在100多億不良資產組合國際招標項目中與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等外國投行進行了合作。本部分僅就債權境外出售(轉讓)中遇到的幾個突出法律問題進行簡單分析:
1、對內債務轉對外債務中的法律問題
本部分所稱「對內債務轉對外債務」系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將其擁有的不良債權或不良債權組合向外國投資者轉讓過程中,一方面,債務人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債務轉化為對外國投資者的債務(主債務轉移);另一方面,擔保人(包括:保證人、抵押人、質押人)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擔保債務轉化為對外國投資者的擔保債務(擔保債務轉移),兩者統稱為「對內債務轉對外債務」。
「對內債務轉對外債務」主要涉及我國外債管理制度,目前,關於外債管理的法律規范,包括:《擔保法》、《外債統計監測暫行辦法》、《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外債管理暫行辦法》等。這些外債管理法律規范對上述「對內債務轉對外債務」將產生如下影響:
①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外轉讓債權後,對外債務的生效要件問題
將原《經濟合同法》與《涉外經濟合同法》等進行統一規范的《合同法》對合同權利義務的全部或部分轉讓規則及生效要件進行了明確規定,根據該法,債權轉讓只要當事人之間意思表示一致並達成協議,即可在轉讓方與受讓方之間生效;在轉讓方通知債務人後,該等轉讓對債務人、擔保人生效。但是,根據上述外債管理規范,對外債務的生效尚須履行相應的外債審批、登記手續。
關於「外債」的概念。《外債統計監測暫行辦法》第三條規定,外債是指中國境內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金融機構或其他機構對中國境外的國際金融組織、外國政府、金融機構、企業或者其他機構用外國貨幣承擔的具有契約性償還義務的全部債務。《外債管理暫行辦法》第二條規定,外債是指境內機構對非居民承擔的以外幣表示的債務;第七條規定,「對外擔保」是指境內機構依據擔保法,以保證、抵押、質押方式向非居民提供的擔保,對外擔保形成的潛在對外償還義務為或有外債。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外債應當表現為外幣表示的債務,對於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多數出讓給外國投資者的不良債權,均屬於人民幣貸款債權,轉讓後,外國投資者作為受讓人和新的債權人,其擁有的債權也應當是人民幣貸款債權。根據這種定義,人民幣貸款債權對外轉讓並不造成內債轉外債的結果;只有那些原本就屬於外匯貸款的債權對外轉讓後,才符合內債轉外債的要件。事實上,人民幣貸款債權的對外轉讓並未增加國家的外債規模,不影響國家整體的外匯平衡。但是,實際項目操作中,「外債」與「對外債務」兩個概念混同,給對外債權轉讓業務的運作帶來了相當的不確定性。
關於外債的審批和登記。《外債管理暫行辦法》第21條規定,「未經國務院批准,任何政府機關、社會團體、事業單位不得舉借外債或對外擔保」;第22條規定,「境內機構對外簽訂借款合同或擔保合同後,應當依據有關規定到外匯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國際商業貸款合同或擔保合同須經登記後方能生效」;第40條規定,「境內機構舉借外債或對外擔保時,未履行規定的審批手續或未按規定進行登記的,其對外簽訂的借款合同或擔保合同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第41條規定,「不以借款合同或擔保合同等形式體現,但在實質上構成對外償付義務或潛在對外償還義務的對外借款或擔保,須按照本辦法納入外債監管」。《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規定,經外匯局批准後,擔保人方能提供對外擔保;擔保人提供對外擔保後,應當到所在地的外匯局辦理擔保登記手續;擔保人未經批准擅自出具對外擔保,其對外出具的擔保合同無效。《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債務人以自身財產為自身債務提供對外抵押、質押的,無需得到外匯局的事前批准,只須事後按規定到外匯局辦理對外擔保登記手續。根據上述規定:第一,境內企業單位對外負債所依附的契約必須履行外匯局的登記手續始能生效;第二,境內非盈利性機構(包括政府機關、社會團體、事業單位)舉借外債或對外擔保必須經國務院批准並履行登記手續後方能生效;第三,對外擔保行為中,對外保證必須經外匯局批准並辦理登記手續後方能生效;對外抵押、質押擔保須履行登記手續後生效。
根據上述外債的定義及外債的生效要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外國投資者因轉讓債權行為產生的部分「內債轉外債」事實上很難依法生效。如前所述,基於不良資產自身的特質,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債務人、擔保人多數資不抵債,不願意償還債務,很多早已下落不明,處於歇業、被吊銷甚至被注銷的狀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很難協調這些債務人、擔保人向主管部門履行審批和登記手續,在不良債權組合出售模式中,由於債務人、擔保人眾多、債權結構復雜,這種協調甚至成為不可能。如果國家不允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代為履行審批、登記手續,外國投資者受讓的債權相當一部分(即屬於外債、或有外債的部分)將在中國法律框架內處於客觀上無法生效的尷尬局面,從而不利於鼓勵外資參與不良資產的處置和重組。建議國家出台關於鼓勵外資參與不良資產重組和處置辦法的相關配套規定,明確人民幣貸款債權對外轉讓無需外債登記與審批、外匯貸款債權轉讓可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統一代為申請審批和登記,從而促進不良資產的加速處置和消化。
②外債管理辦法對外國投資者處置受讓債權的影響
根據現行外債管理法律規范,外國投資者處置已受讓債權將產生如下障礙:
第一,債務重組。根據《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43條的規定,擔保人提供對外擔保後,債權人與債務人修改債務合同的主要條款而導致擔保責任變更的,必須取得擔保人的同意,並按照原審批程序由擔保人向外匯局報批;未經擔保人同意和外匯局批準的,擔保人的擔保義務自行解除。合同主要條款指擔保項下受益人、擔保人、被擔保人、債務期限、金額、幣別、利率、適用法律等條款。這樣的規定對外國投資者受讓的不良債權處置活動十分不利。在不良債權處置活動中,債權人通過豁免部分債權金額、延長債務償還期限等對債務進行重組是最常見的方式,擔保人完全可以利用上述規定的同意及批准程序達到逃廢債務的目的。實際上,上述規定與擔保法及其司法解釋相抵觸,擔保法司法解釋規定對於減輕擔保人負擔的債務重組無需徵得擔保人的同意,對於僅延長還款期限的債務重組,擔保人仍應對原合同債權承擔相應的擔保責任。
第二,債權轉讓。根據《境內機構對外擔保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44條的規定,受益人將擔保項下的權利轉讓須事先經擔保人同意並經外匯局批准,未經擔保人同意和外匯局批準的,擔保人的擔保義務自行解除。結合該細則第43條的規定,外國投資者將主債權及擔保債權單獨或一並轉讓,均須取得擔保人的同意並經外匯局批准,如上所述,由不良資產的自身特性所決定,這樣的要求在實踐中根本無法做到。
2、法律適用問題
法律適用問題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外轉讓不良債權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合同准據法的適用不僅關繫到程序上的管轄權問題,它將進一步影響到基礎實體關系的認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向外國投資者轉讓不良債權法律適用問題涉及兩個方面:
第一,債權轉讓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該環節的法律適用即合同准據法的適用應當說是可控制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外國投資者簽署債權轉讓協議時,可以在協議爭議管轄條款或法律適用條款中明確規定協議的適用法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由中國法院管轄。這樣的法律適用條款可以解決債權轉讓的效力等問題,從而有力地保護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權益。
第二,受讓人與債務人、擔保人之間債權債務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該環節的法律適用問題較為復雜。如果外國投資者取得債權後,在中國境內對債務人、擔保人進行債務追償或重組活動,特別是通過訴訟或仲裁方式依法通過中國法院、仲裁機構追償債務的,無論原借款合同或擔保合同是否約定了爭議適用的法律、解決方式、管轄地法院或仲裁機構,依照中國的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爭議債權債務關系的判定都將按照中國的法律進行。如果外國投資者在外國法院對債務人、擔保人提起訴訟,法律適用問題將根據該國法院所在地國際私法(沖突法)規則加以確定:如該國沖突法規則指向的適用法律(准據法)為中國法律,則與前述情況相當;如該國沖突法規則指向的適用法律為中國以外的法律,則在有關債權債務的效力方面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特別是有關政府擔保效力的認定上,根據國內法律,除擔保法規定的例外情形外,均屬無效擔保,但外國法律則可能認定有效;在外債管理問題上,國內相關法律規范規定了詳盡的生效要件,但外國法的適用將可能對此進行規避,從而引發一系列與國內法律相沖突的問題,進而影響到相關國內法律確定的秩序。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外轉讓不良債權還涉及到金融債權檔案出境、外國投資者炒作不良資產等諸多問題。金融不良債權境外出售,與轉讓的債權相關的權利憑證(如借款合同、擔保合同、催收通知、銀行傳票、政府批文等)應當依法向外國投資者交付。但是,與該等金融債權相關的檔案文件,特別是其中政策性貸款項目形成的各類批件、批文以及政府擔保性文件的境外移轉,將在實際上形成障礙。部分解決該問題的辦法可以借鑒目前國內不良資產打包出售的一些特定交易結構,在這些交易中,投資者受讓債權後,並非親力親為債務追償或債務重組,而是將受讓的債權仍然委託轉讓方代為管理和處置,這樣債權的法律文件根本無需移交,所有的交易和債權的管理處置均在國內進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應當在對外轉讓不良資產中慎重對待這些問題,在交易結構、法律適用等問題的設計上,最大限度地維護中方相關當事人的利益,這是一個重要的法律課題。
三、組合債權/債權打包轉讓中涉及的債權轉讓通知問題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債權組合打包出售業務系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根據不良債權的某一共性,例如同屬某一行業、某一地域,將多筆、多戶債權組合打包,出售給境內外投資者的行為。該業務中涉及的特殊法律問題突出表現為債權轉讓通知問題。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組合債權打包出售與單一債權出售相比,其特點表現為債權筆數、戶數眾多;債務人/擔保人分散等。根據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債權轉讓對債務人生效須由債權轉讓方履行對債務人的通知義務。由不良貸款的特性所決定,債務人、擔保人中下落不明、改制、歇業、被吊銷、注銷的情況較多,事實上根本無法逐筆、逐戶對債務人進行有效的通知,在組合打包轉讓債權的情形下,通知義務的履行變得更為困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原債權銀行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之間的債權轉讓,特別規定了原債權銀行可以通過全國或省級有影響的報紙上發布債權轉讓通知公告的形式解決合同法規定的通知義務;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受讓債權後再次轉讓債權特別是組合打包出售債權,能否通過同樣的方式進行,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支持。筆者認為應當允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享有原債權銀行的上述權利,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上述司法解釋的政策目的在於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處置不良資產提供便利條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債權轉讓業務針對的是同樣的不良債權;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債務人給及保證人可否通過發布報紙公告的方式進行債權催收問題作出了肯定的解釋,因此,對於組合債權打包出售的債權轉讓通知亦應當允許通過同樣的方式進行,從而促進不良資產的處置進程。
四、債權轉讓的程序要求
一般認為,我國現行《合同法》從鼓勵當事人交易的角度出發,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只要當事人之間意思表示真實、一致,其簽訂的合同就應當確認為有效。但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外轉讓債權具有特殊性,表現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經營目標定位於最大限度保全資產,減少損失,然而,債權的評估與定價尚沒有統一的標准可循,《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處置因收購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應當按照公開、競爭、擇優的原則運作;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讓資產,主要採取招標、拍賣等方式」,從而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定了不良資產處置(包括債權轉讓)程序應遵循公開、競爭、擇優的原則。結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訂立的合同無效」的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未採取公開方式對外轉讓債權將可能被認定為無效。《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的上述規定也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外轉讓債權的處置工作帶來一些困難與不確定性,例如:地方政府買斷債權或債權組合的交易中,事實上由於交易對象的唯一性、交易目的的特殊性,不可能採取公開競價的模式進行。另外,何謂「公開」、「競爭」,公開的范圍有多大,這些問題都亟待明確。
五、轉讓方對受讓方的權利限制的情形及其有效性
為有效履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法定職責,維護金融不良債權交易的良性運作,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債權轉讓協議》中設置了限制或禁止債權受讓方行使一項或多項權利的條款,如「禁止轉售條款」、「限制追索權條款」等。
1、禁止轉售條款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吸收外資參與資產重組與處置的暫行規定》第三條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要防止以炒作資產為唯一目的的短期交易及企業逃廢債務」。一部分市場投資者購買不良債權的目的不在於對債務企業進行優化重組以及其他的依法追索行為,其目的在於對債權進行再度轉讓以獲取價差,從而在短期內實現商業利潤;而投資者的後手也可能進行類似短期炒作,債權始終處於轉讓與再轉讓的循環鏈條中。為避免引起這種不良債權的短期炒作行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與投資者在債權轉讓協議中約定,禁止受讓方將債權再度轉讓。禁止轉售條款實際上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限制債權受讓方行使債權處分權的方式,這種條款在法律上是否有效,能否對抗債權受讓方的在後受讓者?現行相關法律、行政法規並未禁止當事人之間作出這種約定,禁止轉售條款應當是有效的,受讓方取得的是一個受到限制債權處分權,其再度轉讓債權成為合同及法律上的無權處分行為,再度債權轉讓協議應當歸於無效;債務人可據此向再度轉讓債權的後受讓者主張協議無效的抗辯。
禁止轉售條款分為「絕對禁止轉售任何第三人」以及「禁止轉售特定第三人」兩種。例如,一些債權轉讓交易中,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希望外國投資者成為受讓方,從而在與國內投資者的債權轉讓協議中約定,受讓方不得將受讓債權再度轉讓給外國投資者,明確限定了再度轉讓債權的受讓者群體,故稱為「禁止轉售特定第三人條款」。
在此應當加以說明的是,對於交易對象為國內投資者的債權轉讓,我國法律、法規並未規定債權轉讓交易目的與方式對債權轉讓合同效力的影響。事實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交易中也難以判斷投資者購買不良債權的真實用途;即使在向外國投資者出售債權或債權組合時,對於何謂「炒作」/「短期交易」也難以作出判斷。
2、限制追索權條款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承接或經過重組後的一些項目,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即是債權人,又是股權權益的受託管理方或持有人;一些債權項目由地方政府或政府職能部門提供擔保,這些項目債權轉讓後將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自身或政府部門帶來諸多問題。前者,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讓債權後,受讓方將可能在債務人無法履行或全部履行債務的情形下,根據公司法追究項目出資人或股東在出資不足、抽回出資的范圍內承擔民事責任,甚至根據「揭開公司面紗原則」要求作為股東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原債權銀行承擔全部債務履行責任;後者,在不良債權境外出售的情形下,外國投資者可能在外國依據其本國的法律追究中國相應政府的擔保責任,即便在中國的法律環境下,政府擔保是無效的。
上述這些項目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持有債權轉讓將可能產生的問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債權轉讓協議簽署時可以設定「限制追索權條款」,即債權受讓方在債務追索時,不得要求作為股權持有人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承擔出資瑕疵的民事責任;不得要求政府承擔擔保責任等。限制追索權條款實質上是限制了債權受讓人形式債權請求權的范圍,對於限制的部分請求權,債權受讓人將無權行使。從合同對價的角度上看,限制受讓人行使的部分權利已經在合同對價上予以扣除,從而並不存在顯失公平、重大誤解的合同可撤銷情形。
『捌』 化解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的途徑
一、引言
1999年,我國政府推行國有企業"債轉股"改革,同時,成立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負責管理由"債轉股"而形成的國有資本。這是漫漫國企改革長路上的又一創新之舉。採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方式收購、管理和處置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是中國深化金融改革,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推動國企改革和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同時,債轉股是迄今為止中國對國有企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泛的一次債務重組行動。
在最近的一些關於債轉股的報道中可以明顯看到,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頻出重拳,開始利用外資化解不良金融資產。現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債轉股也是較為熱 門的一個話題,德,法正在積極與俄商討利用債轉股化解俄的國際債務糾紛,東南亞一些國家也正在積極利用外資化解本國不良金融資產,這些舉措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國目前操作方式是以合資或合作的形式,與外資進行資產置換,這是相對簡單且安全的方式,此外還有更多的操作方式在考慮之中。但對此問題金融界仍有分歧,更多的擔憂來自於中國不良資產的國家債權性質,及中國二級市場不成熟等,這些難免使人在選擇處理方式時有所顧慮。
然而鑒於外資在過去的20年中對中國經濟強勁的推動作用,及對中國深化改革的催化作用,在不良資產這一問題上引進外資顯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擬就針對此問題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二、利用外資化解不良資產的優點
首先可理解為在資金量上的優勢。據悉從四大國有銀行沉澱下來的不良資產有2萬億元,中國現在至少有一萬億元人民幣以上的金融資產需要進行重組或處置,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各 只有100億元注冊資金。而且,生態環境的綜合治理,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再加上我國近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上已經是捉襟見肘,政府已無力支援國企脫困了,而且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也不應該干涉企業的運行。在這種形勢下,就要求資產管理公司在利用資金問題上廣開門路,利用外資加速不良資產的處置。再則由於國家為了發展戰略的需要,建立了許多資金密集度很高,資金需求規模很大的企業,這和我國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不相符合,利用合資或到國外資本市場上市的方式直接利用國外較為廉價的資金,避開國內資本稀缺的要素稟賦限制,就可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在引進外資的同時,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也會隨之傳入我國,可以達到加速不良資產重組與處置進程的目的。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外資盤活蚌埠熱電廠不良資產就是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利用外資處置不良金融資產的一個成功的案例 蚌埠熱電廠是安徽省最大的區域性熱電聯產企業,由於自有資金嚴重不足,負債過重,管理欠佳,該企業經營出現嚴重困難。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1999年9月從中國建設銀行接收了對蚌埠熱電廠的17294萬元債權後,在反復調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制定了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處置不良資產的方案,並於2000年3月與外方簽訂了包括中外合資、合作經營、資本重組、資產重組等內容的一攬子協議。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給企業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促成了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為企業的發展增添了活力;充分發揮資產管理公司投資銀行業務手段的優勢,有助於最大限度提高不良資產回收率和化解金融風險。目前,蚌埠熱電廠項目取得顯著成效,合作公司新源熱電成立後經營良好,一舉扭虧為盈。信達公司的債權也得到了較好的處置,到今年4月,信達公司已回收債權本息8512萬元。由合作公司承擔的保留債權,由於企業經營狀況良好,貸款正常收息,加上以企業的資產做抵押,已轉變為優質債權。蚌埠熱電廠項目的成功運作,充分表明引進外資是籌集資金處置不良資產、增強實力,更重要的是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按國際慣例組織生產、經營和管理,支持國企改制脫困的一條有效途徑 。
此外,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與獨秀星投資基金下屬的獨秀星亞太投資有限公司就建立中外合資公司處置不良資產也是一次很有益的創新。根據合作協議,外方將以現金、信達公司以非現金資產投資組建合資公司,處置信達公司擁有的不良金融資產。這種合作形式在我國資產管理公司中尚屬首次。業內人士評析,通過合資的方式批量處置不良資產是目前國際上普遍採用的方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國家通過這種方式處置銀行不良資產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此次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與獨秀星亞太投資公司的合作,將是中國資產管理公司與境外金融業第一次通過建立合資公司形式處置不良金融資產的有益嘗試。這不僅有利於利用外資提高不良資產處置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通過學習和借鑒國外經驗,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處置不良金融資產的有效途徑。
而且我國在諸如信息產業,生物產業等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部門並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很多行政官員又為了政績或是某一國家戰略的需要。把一些高新產業引入那些本身就有很大問題的國有企業。於是經常可以看到某某葯廠新引進生產線擱置,某某酒廠發展的生物制葯廠房被用作了倉庫之類的報道。這類高新生產線非但不能為企業賺到利潤,反而增加了企業的負擔。這些行政干涉而造成的企業的資源配置不當,設備的閑置,給國家的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浪費。而外資在這一點上則正好彌補這一劣勢,從事專門生產領域的外資在某些行業的運作中在技術,管理經驗,信息資源上都具備較強的優勢,這樣企業的資源也能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企業的競爭力就可以得到增強。
無論如何,對資產管理公司而言,向外資放開是有效而現實的選擇,也是大勢所趨。與此同時,外商也對中國的不良金融資產抱有濃厚興趣,在他們眼中,通過購並金融資產進入中國市場,利用中國自然資源優勢和現有營銷網路,享受中國低人工成本和管理費用的優勢,擴大生產規模,是件一舉多得的美事。現在,國際資本市場有大量資金,而且他們都是做中長期投資,對我國企業重組上市很有信心。同時這對我國國有經濟也是很有益的,國有企業的經營每況日下,國有資產的經營不善,再加上現今國有經濟規模過大,而質量卻不高,這不利於確保國有經濟控制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外資的進入有利於提高國有資產的質量,有利於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且國有資產退出可帶來一大比可觀的資金,有利於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個多方共贏的方案。
三、難點及一些問題分析
雖然在利用外資推動債轉股上有很大的好處,然而由於不良資產的處置對於防範金融風險、保障經濟穩定、推動國企改革意義深遠,具體操作必須慎之又慎。再加上一下子讓那麼多的國有資本退出生產領域轉讓給外資,這不是件輕而易舉能辦成的事。在這其中也必然會遇到很多的阻礙,會出現很多的問題,下面我對主要的難點及問題加以分析研究:
1、不良金融資產自身的問題。"不良"二字本身就足以說明,這些資產的處置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企業取得經營所需的資金有兩種方式:股本或債務。長期的情形該是企業 給股本擁有者的分紅要高於債務的利息,也即支付給股本資金的平均回報中有一個風險貼水。因此國企如果連銀行利息和本金都無力 償還,則只能說明企業本身效益差,資產回報率低。經濟學家們認為,國家間的資本移動與一國內不同地區(或不同行業)之間的資本流動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因為資本總是對應著更高的預期收益率從一個舊的地點轉移到新的投資地,經濟個體都追求其最大化。因此,外資來到中國的目的也覺不是為了幫助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且相當一部分銀行不良資產已經沒有了多少價值,由於種種原因有的甚至連基本的債務關系都無法理清,這些都給利用外資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有外商就表示害怕在投資這些不良資產中遇到一些黑洞:企業大量生產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庫存嚴重,社會負擔沉重,財務狀況混亂等。
2、權與利的問題.記得當初剛傳出債轉股消息時,有一部分企業"狂轟濫炸"國家經貿委,希望被選中。而隨著資產管理公司在債轉股後可以行使股東權利的信息傳出後,一部分已經被幸運地列入到債轉股名單的企業又悄悄想退出債轉股改革。企業當初的想法無非就是想著債轉股是一頓"免費的午餐",通過一場數字游戲後完成一次債務的順利大逃亡。而事實上債轉股是一味苦葯,特別是對外資轉讓的時候。那樣隨之而來的是管理權的讓出,而且以往利用外資的實踐讓我們感受到外商控股慾望之強烈,這勢必會牽涉到企業內部的強烈阻撓。還有那些企業過去的上級主管部門或地方政府,不良資產轉讓給外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成新的合資公司,那就意味著部門行政權力的削弱。另外,國有資產退出後,所得資金是歸中央還是某部門(或地方政府)或是企業,這涉及到中央,部門(或地方)及企業三方的利益問題,影響到各方的積極性。
3、制度法規的問題。目前,我國還未制定專門針對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特別法規,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很不規范,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某些運作方式甚至還和現行法律有所抵觸。比如《擔保法》第61 條規定:"最高額抵押的主合同債權不得轉讓。"而最高額抵押的債權在銀行中運用比較普遍,金額也較大,這種規定限制了該類債權從銀行向資產管理公司的轉移。實際上,大量最高額抵押的主合同債權已經從銀行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如果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此種做法是違法無效的。 再比如,資產管理公司作為金融企業應受到《公司法》的規范。《公司法》第24條規定:"股東可以用貨幣出資",但並沒有明確可以用債權方式出資。第12條中規定:"公司對其他公司投資的,其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而以信達資產公司為例,其注冊資本約100億元,但與其正式簽約的企業,信達出資已超過了50億元,這明顯不符合《公司法》的規定。此外,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金融資產公司收購、承接、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一切稅費應予免徵。但究竟採取直接免徵還是先征後返?在具體操作上尚不明確。還有根據《全國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第44、45條規定,國有企業廠長及其他高層管理人員的任免須由政府主管部門批准。但債轉股後,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資產公司將以股東的身份加入,並可行使選舉、更換人事的權利,如果同國企的主管部門在人事任免上發生"碰撞",那麼企業究竟該聽哪個"婆婆"的指揮呢? 而目前 資產管理公司至少要 受到《商業銀行法》、《公司法》、《擔保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以及《稅法》這五種現行法規的限制,這給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留下了諸多隱患。在這種法律制度帶來了很多的不確定性,就給外資的進入增加了風險。境外的投資者不明確自己的權利,義務,無法從法律上得到明確的保障,不知道自己對這些不良資產有多大的處置權,對承接不良資產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表示擔心,這將直接影響到不良資產對外資的吸引力。
4、 此外隨著改革的深入及資本市場的發展,還會出現很多新的問題。在選擇對外資轉讓的方式上就存在一個經濟安全問題,從現在的案例來看,最近的操作方式只是以合資或合作的形式進行簡單的資產置換行為,這當然不會影響到經濟安全。但隨著股權轉讓的深入及進一步加速不良資產處置的需要,會形成更多的對外引資方式,其中更多的考慮將在資本市場。如發行債券或可轉換債券,這種方式雖然操作簡單,並能在短期內籌集大量的資金。但如果到時資產管理公司持有的股權仍無法擺脫"劣質"的命運,則債券持有者將向企業和資產管理公司按全部面值要求兌付其債券,企業和資產管理公司將陷入國際債務危機。再如利用證券市場吸引外資會否沖擊我國的證券市場體系等。
四、對策分析
當然,還有很多的問題或還沒出現或還沒有顯露出來,這些問題都阻礙了債轉股的深入,不利於外資的引進。下面我想就對這些問題的對策進行簡單的分析,希望能對此有所幫助。
在不良資產的問題上就需要資產管理公司在向國外投資者推銷這些項目之前先想一下怎樣使"不良"資產更有"賣點"。如有以負債1.54億元人名幣的煤礦企業 ,經打扮搖身變成"當地的龍頭企業,市場潛力巨大,技術全國領先,有穩定的市場"等,當然資產管理公司在虛的地方作好文章後更因在實的地方下好工夫,資產管理公司更應當向那些進外投資者介紹些他們所關心的種種優惠條件。普遍的比如資產管理公司處置的不良資產可以享受部分或全部稅費減免;政府有關部門即將出台吸引外資的相關政策,對外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購買公司股權、債權和實物資產,組建外商投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等方面加以明確,在外商投資待遇,簡化審批程序,外債額度,外匯匯出上將給予政策扶持等。另外據悉,4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都已向中國證監會申報了承銷資格,其中,信達公司的證券承銷業務經營資格已獲批准,准備在自己資產管轄的范圍內做上市承銷、a股增發等工作。國務院有關文件已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可在資產管理范圍內從事股票承銷、資產證券化等工作。那麼如果外資進入這些資產管理公司范圍內的項目進行並購或重住組,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效益良好,達到國內上市發行a股的資格,那就可以由資產管理公司推薦上市。另外,目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債權人中有不少國有企業是a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或本身就是上市企業,如華融資產管理公司 手中就有11家上市公司的債權,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手中有20多家,如果能參與這些不良資產的處置,就有可能成為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或上市公司的債權人。也就是說完全有可能通過參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方式率先進入我國的a股市場,其中機遇和前景對他們來是說不言而喻的。如果這事可行,那他將是這些不良資產的 最大賣點。當然在追逐這些賣點的同時也應考慮到用折價的辦法給境外投資者以優惠,來吸引外資進入,在美國就曾有過一美圓購買幾十億美圓企業的事情。
在部門權力的問題上我認為這正好順應政府的體制改革,削弱部門的權力有利於政府機構的縮編整改,且市場經濟體制應順應"大社會,小政府"潮流。在利益這一問題上,我認為可參照稅制改革中的"分稅制",即同時兼顧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在保證中央利益的前題下最大可能的激發地方(或部門)的積極性。不過此問題要顯得負雜些,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央與地方(或部門)在對企業的扶持上力度有所不同。因此很難用統一的標准來劃分各方所得的比例。但國家利益應放在首位,為此在此問題上還是應採取強硬的態度。這就需要強化資產管理公司的職能,賦予其相當大的權力,讓其在運作過程中不受地方及部門行政力量的干預,讓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盡可能市場化。雖然以中央的行政力量排除地方的行政力量,這仍然不能擺脫行政干預的影子,但在現有的條件下,這也是非常可取的一條途徑。
對於政策法規的問題不少人士建議盡快起草《債轉股特別法》或《投資銀行法》,並制訂有關條例,明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免、減稅的范圍和具體方法,會計核算和財務處理的操作方法以及其他相關事宜,為其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使債轉股真正成為推動國企改革和發展的一項突破性的政策措施。法律的確定性,穩定性增加了操作的透明度,有利於海外投資者減少購買不良資產的風險。
在資本市場上的一些新問題應慎重考慮,對在選用債券這一形式上,應充分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應對企業的經營狀況、市場前景、贏利狀況及還債能力進行詳盡的分析。同時,還可考慮採用保險的形式,以保險這種規避風險的機制正適於減少這部分風險。對於利用證券市場來融資的形式,是否可考慮劃出一個專門板快。以該股權市場的相對獨立性來減少對主板市場的沖擊。此外還有很多形式如退出基金、備兌憑證等,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多,還會出現更多的形式,這些都需要金融專家及業內人士進行深入分析,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雖然目前還未遇到這些問題,但隨著入世的臨近,我國的資本市場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沖擊,這也是發展資本市場所必需的。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應未雨綢繆,不要等有了風險,風險大了,產生了後果再來處置。然後再說,由於歷史的原因雲雲。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整個操作過程中,資產管理公司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人員構成一定要精幹,高效,專業,應主要由職業投資專家組成,其經營體制也必須市場化,不能成為一個新的政府職能部門。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東角色將會在國家改進對國有企業的管理中實現。要在政策和體制上保障和促進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的依法轉讓、置換和並購,為國企引入更多的投資和利益主體,使債轉股從一項階段性政策發展成為實現國有企業最合適資產匹配最優管理的制度保障。國家應在政策上的支持,授予資產管理公司更大的權利,使不良資產在買賣過程中不受太多的行政干預。
『玖』 國有銀行壞賬剝離給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之後,發生了什麼
1999年開始,信達、華融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奉命處理四大商業銀行上萬億不良資產,十年後這些「壞賬銀行」又借市場化跳板把更多賬單塞進國家手中,如此輾轉騰挪的後果便是,壞賬不減反增,全體納稅人掏腰包。
要了解今次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仿照「信達模式」設立共管賬戶的性質,就必須知道中國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的前世今生。亞洲金融風暴中的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決定將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1.4萬億元的巨款壞賬果斷剝離,對口設立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簡稱AMC),以求換得金融業和整體經濟的輕裝改革。財政部作為唯一股東向每家公司注資100億元,並擔保四大AMC從央行獲得6041億元再貸款,再向四大國有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共發行8110億元金融債券,以此按1:1的對價購買不良資產。
在華爾街,處置不良資產的公司往往被稱為「禿鷲」,他們靠那些「腐肉」為生,也替整個經濟體清理垃圾。而這批中國金融「禿鷲」的設立目標也是為了在十年存續期內「最大限度保全資產和減少損失」。央行行長周小川曾說,首次剝離的1.4萬億不良資產「50%是各級政府行政干預導致的,30%是為了支持國有企業,剩下的20%才是銀行自身經營造成的。」簡單說,AMC的成立就是給中國金融業向市場經濟轉軌「擦屁股」的,正是這四家「壞銀行」的存在讓四大國有銀行有了成為「好銀行」的可能性。
2006年底,官方公開數據顯示,AMC累計處置不良資產1.21萬億,占接受總額的83.5%,現金回收約2110億元,回收率約在20%左右。對於資產管理的十年成績,外界褒貶不一。盡管處理不良資產是個高技術難度的活兒,盡管四大國有銀行中工行、建設銀行雄踞全球銀行業賺錢能力前兩位的成績表明當初「扔下沉重包袱」、「以時間換空間」決策的正確性,但20%左右現金回收數據仍然表明,AMC辛辛苦苦十餘年,銀行系統不良資產還有1萬多億元,只是從商業銀行挪到到AMC口袋裡。
再考慮20%回收率背後的成本,AMC成立時從國有銀行借調了工作人員,回收現金的費用率在8.65%。AMC前期將相對優質不良資產處理萬之後,後期回收率一年比一年低,管理費用卻一年比一年高。AMC管理人員曾披露:「如果回收100塊錢你只能拿1塊錢獎勵,而製造100塊錢費用你可能拿20塊錢回扣,你選擇哪個?」甚至出於十年存續期結束後前途未卜的擔心,不乏有的AMC留著不良資產賺其他業務的錢,以免坐吃山空。
在AMC運作期間,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一直非常普遍。首先是「大限將至」的時間壓力讓AMC不得不在後期以迅速清空庫存為目的實施「大甩賣」。曾參加過AMC資產包拍賣的業內人士稱,因為經濟周期而形成的不良資產如果必須在行政指令下的2006年底前處置完成,坑定會導致「賤賣」。他還透露,AMC為防範與私人交易時的道德風險,更傾向於賣給政府,價格自然也壓的很低。
最為極端的例子發生在2006年,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沈陽辦事處將18.67億國有金融不良資產低價轉讓,價格不足債權的1%。購買人隨手僅靠其中一筆債權(約占總額1.4%),不僅收回了1800萬的投入還另賺800萬元。有業內人士甚至將之指斥為「崽賣爺田不心疼」的行為。事實上,AMC擁有不良資產處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且掌握了資產折扣權,但回收率並沒有硬性指標,運營損失由國家承擔,這其中就產生了「尋租」空間。
2005年初,國家審計署披露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現已被查出各類違規和管理不規范問題資金700多億元,發現案件線索38件、涉案資金67億元。時任審計署長李金華在通報中指出,一些AMC財務管理鬆弛,虛報、挪用回收資金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採取虛報冒領、截留收入、虛列費用等手段,將資金用於發高額工資及獎金補貼等。
監管機關還注意到,回收資產最大化及處置成本最小化似乎並沒有被放在AMC日常業務最重要的位置。憑藉手握上萬個企業的債務處置權,AMC建立了涉及租賃、證券經紀、不動產和信託業務在內的分支部門,華融官網曾顯示它擁有300家企業的股權,旗下擁有10家金融平台公司,2009年利潤同比增長102.9%。但是,所有AMC的業務信息包括最為重要的資金回收率並不曾定期公開。《紅色資本主義》作者卡爾•沃特直言,從不良貸款被剝離出銀行資產負債表那一刻起,政府和這些資產管理公司間的資金流動至今仍不完全透明。
總結「壞賬銀行」過去十年,明顯特點就是在上萬億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處置上「成效不大」,壞賬只是挪了窩但錢並沒清算。更為嚴重的是,AMC在十年運營中本身又再不斷產生新的欠賬。據統計,包括四家AMC在成立初期以及2005年再度剝離不良資產,央行提供給AMC的再貸款高達1.2萬億;AMC向四家銀行發行的8110億元債券10年後也無法償還。
也就是說,4家AMC政策性業務回收的現金在扣除各項費用之後,絕大部分用於支付央行再貸款和金融債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夠償還本金的微乎其微。以華融公司為例,銀監會資料顯示,截至2005年末,華融公司共回收現金543.9億元,而同時期,華融公司向工行支付全部累計應付金融債券利息389.16億元,同時向人民銀行支付再貸款利息45.78億元,還有累計費用支出為28.91億元,三項合計已達463.85億元。
老賬還沒處理完,超過萬億的政策性業務虧損掛在了AMC的賬上,這就是「壞賬銀行」十年後所面臨的尷尬現實。不過在選擇AMC選擇後續改革路徑的時候,事業單位政府「管飽」的優越性再次體現。2009年建設銀行宣布持有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的2470億債券延期十年;隨後中國銀行業跟進延期債券10年,利率維持年息2.25%不變,財政部繼續對債券提供擔保。
另外,AMC欠央行的5739億再貸款則停息掛賬。正常情況下央行為保障資產負債大致平衡,每增加一筆債權就該相應的鈔票。每還一筆錢,也要注銷一筆基礎貨幣。掛賬意味著左邊AMC不用再償還貸款,右邊也不再縮減貨幣,流動性停留在市場上,就有可能導致全社會的通貨膨脹。
類似上述政策「管飽」落實到具體資產管理公司,就產生信達向市場化轉型時的「共管賬戶」。2010年,國務院批復信達與財政部共設「共管賬戶」,將歷史上形成的2000多億元巨額掛賬損失剝離至此賬戶,存續時間初定為十年。
「共管賬戶」本質上用未來的收益來還當前的欠賬,做法是將剝離的不良資產置換成優質資產,財政部向信達發放等額付息債券,以其作為信達唯一股東未來預期可獲得的分紅以及所得稅減免部分歸還。引入「共管賬戶」方案後,財政部作為不良資產的債主不需要立即支付現金化解損失,而信達的財務報表將變得干凈甚至「健康」,最終新帳、舊賬都留給了未來。
2010年《證券市場周刊》撰文指出,從AMC接收不良資產開始,所謂「政策性收購」就是個數字游戲。十幾年後,AMC欠央行約1萬億,簽四大國有銀行8200億,原購入的1.4萬億不良資產只有20%現金回收。無論這些欠款是進入「共管賬戶」還是債券延期、停息掛賬,都不過是在國家資產負債表的不同科目下「左兜換右兜」。但債務就是債務,企業核銷要靠利潤,財政核銷要靠納稅,央行核銷要靠通脹。
這些壞賬隱藏在中國的GDP效益中,真正成為中國經濟的泡沫。僅以「共管賬戶」剝離剩餘壞賬的做法匡算,如果後來的長城、東方都仿照信達、華融的方式操作,未來十年近萬億不良資產還是處理不掉,最後的結果分攤到全民每個人需要為此掏出將近1000元。而據西南財經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野華的測算,包括農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本,中國金融漸進式改革成本已累計3.2萬億,若一次性核銷,2009年中國GDP總量的10%就沒有了。
凡是資本運作,必定有群體為此支付代價。央行與財政部不是創利企業,由央行和財政部承擔不過是由納稅人承擔成本的隱諱說法。分析中央財政拯救銀行壞賬的具體方法,也可以證明是如何為壞賬買單的。當壞賬積累的一定程度,銀行只有用自身利潤核銷壞賬才是直接支付。若國家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就相當於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隱性通脹的方式攤薄所有人民幣使用者的福利,以鑄幣稅的方式搜刮國民以填補銀行的無底洞。
此外,AMC向四大銀行發行的金融債券是由中央財政擔保的,這種隱形擔保的形式雖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買單,但最終是由中央財政間接、延期支付的。央行再貸款雖然目前已停息掛賬,最後也還是通過流通領域的通脹造成物價上漲,民眾買單。總的來說,起初的銀行不良資產經過AMC處置後並沒有減少,如今通過市場化改革又再塞回財政體系,壞賬在被轉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時仍然在被放大、被惡化,最終接盤的只能是全體納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