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改革背景

① 匯改的背景資料：人民幣匯改歷程

人民幣從1949年到1952年用浮動匯率制度。
從1953年到1973年，以計劃經濟制度，人民幣與美金有正式的掛鉤，匯率保持在在1美元兌換2.46元人民幣的水平上。但是在這時代中國大陸的外國貿易很少，所以人民幣匯率意義不是很大。
1973年，由於石油危機，世界物價水平上漲，西方國家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匯率波動頻繁。為了適應國際匯率制度的這種轉變與現實中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動帶來的不利影響，根據有利於推行人民幣計價結算，便於貿易，為國外貿易所接受的原則，人民幣匯率參照西方國家貨幣匯率浮動狀況，採用「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計算方法進行調整。為此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973年的l美元兌換2.46元逐步調至1980年的1.50元，美元對人民幣貶值了39.2%，同期英鎊匯率從1英鎊兌換5.9l元調至3.44元，英鎊對人民幣貶值41.6%。
從1980年到1984年，中國大陸有雙重匯率制度。1981年至1984年，初步實行雙重匯率制度，即除官方匯率外，另行規定一種適用進出口貿易結算和外貿單位經濟效益核算的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格，該價格根據當時的出口換匯成本確定，固定在2.80元的水平。人民幣官方匯率因內外兩個因素的影響，其對美元由1981年7月的1.50元向下調整至1984年7月的2.30元，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53.3%。
1985至1991年4月復歸單一匯率制度。匯率繼續向下調整，從1984年7月的2.30下調到1985年1月的2.80，之後又多次下調。這階段雖然恢復了單一的匯率制度，但在具體的實踐中隨著留成外匯的增加，調劑外匯的交易量越來越大，價格也越來越高，因此名義上是單一匯率，實際上又形成了新的雙重匯率。
1991年4月至1993年底。這一階段對人民幣匯率實行微調。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官方匯率數十次小幅度調低，但仍趕不上出口換匯成本和外匯調劑價的變化。到1993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官方匯率與調劑匯率分別為5.7和8.7。可見，這時期人民幣匯率制度演化與改革的特點是：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官方匯率逐漸向下調整。
人民幣在1994年起與美元非正式地掛鉤，匯率只能在1美元兌8.27至8.28元人民幣這非常窄的范圍內浮動。
2005年7月21日19時，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美元/人民幣官方匯率由8.27調整為8.11，人民幣升幅約為2.1%。央行同時還宣布廢除原先盯住單一美元的貨幣政策，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08年，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以來已經升值了19%，但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停止了升值走勢。
2010年6月19日，中國央行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來源: 人民網(北京) 信息發布時間：2010-07-05 11:19:00

②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及背景

變革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影響匯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15年：在制定當日人民幣中間價時，首先參考上日「收盤匯率」，即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匯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供需狀況。

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即在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變化情況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調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據對不同籃子的權重選擇不同從而報出不同中間價。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

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2)匯率改革背景擴展閱讀：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有利於縮小國際收支差距，對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維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一些層面方面看，這一匯率制度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人民幣匯率因素貿易巨額順差關系太過密切。

「外需」變身為「內需」將推動國內資產泡沫迅速形成，還有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拐點，升值預期的消失將導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外資大量出逃等，這些問題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應適用浮動匯率安排，而近中期內應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

③ 請問，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背景

隨著國家之間開放度的擴大，由於國家之間經常出現的貿易不平衡、債權債務不平衡、國際收支不平衡、投資不平衡等經濟發展不平衡，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升值還是貶值會面臨異常復雜的選擇。一國的貨幣與別國貨幣的匯率不僅面臨新的變動，而且變動的方向還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壓力。

比如，近幾年來歐美以及日本不斷施加影響和壓力，希望人民幣升值。主要理由是中國貿易的順差較大，外匯儲備較多，以及中國出口對這些國家就業的影響。但是，以上因素能否成為人民幣升值的充分理由？我持懷疑態度。就順差而言，由於中國國際貿易的順差主要是外商投資企業所創造（占近60％），如果外資企業將利潤匯回國內，這種順差對中國並無多大的實際意義。我認為，通過促使人民幣升值來平衡國際貿易差額即減少中國的順差，不見得是好辦法。至於中國出口對美國就業的影響，這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是由國際產業分工變化的趨勢造成的，是外國資本看中了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主動將一些傳統產業和加工工業轉移到中國來，實際上，到中國來投資的產業基本上是低端產業，與美國的中高端產業不構成真正的競爭。還有，對於過多的外匯儲備，也要作具體的分析。其實，在過多的外匯儲備中，順差所佔的比重並不大。在外匯增加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國外資本的凈流入，其中包括一些熱錢進入我國。這些，都花費了大量的人民幣。在這樣的情況下，借口外匯儲備增加，就要求人民幣升值，同樣沒有多少充分的理由。

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不能因為順差較大與過多的外匯儲備就要求人民幣升值，那麼目前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何在？我認為主要是國際上許多國家的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已經發生變化，要求我國人民幣必須在匯率上作相應的調整。在2006年以前，我們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在美元匯率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幣值卻保持不變，實際上就扭曲了人民幣的真正價值。現在，盡管我國實行人民幣匯率不再釘住單一美元的政策，代之以實行一攬子貨幣調節。但由於美國在我國對外經貿中佔有較大權重，隨著美元幣值的變化，人民幣也應作相應的變化。因此，在若干年內，人民幣有所升值是基本趨勢。

人民幣升值的策略原則

人民幣幣值與國際貨幣的差距，確實需要作相應的調整。但是，如果短期內調整的幅度過大，頻率過高，都會對出口、投資等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比如，如果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過大，出口企業一下子難以適應和承受，對外貿易容易出現大起大落的情況；假如人民幣升值對外商投資的成本增加太多或太快，也會挫傷利用外資的積極性。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和頻率過快，還會引起國際貨幣市場的混亂，加劇貨幣市場的投機現象。在具體的策略原則上，我認為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掌握人民幣升值的主動權。
2．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人民幣升值太快，會引起財富在貨幣持有者之間出現不合理分配情況，影響到進出口企業的成本和效益發生劇烈變動，以至於產生不合理預期，導致貨幣市場出現混亂的情形，甚至引發通貨膨脹。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掌握好人民幣升值的節奏，拉長人民幣升值的時限，盡可能減少人民幣升值的陣痛。
3．控制投機現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來自貨幣市場的投機最為顯著。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投機，人民幣升值的效應會大打折扣。在這個問題上，有關管理部門應對人民幣在不同群體中的分布結構、人民幣的流向、流量、流速有宏觀把握，明確人民幣升值對不同利益群體的影響，協調好因人民幣升值而出現的利益矛盾。對海外流入的熱錢要加以跟蹤分析，盡可能讓投機企圖難以得逞。對利用人民幣升值製造謠言、囤積居奇、興風作浪擾亂市場的行為，依法打擊和嚴懲。
4．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人民幣在升值問題上被動與滯後，在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金融改革滯後的問題。金融改革主要的問題，一是作為政府管理金融機構的職能轉變緩慢，對金融調控管理的效率和公平都沒有到位；二是國有及股份化的商業銀行改革進展遲緩，股份化改革也不夠徹底。由此導致國家對金融的過度集中，金融體系非常糟糕。國家辦的銀行多，地方辦的銀行少；官辦的銀行多，民有民營的銀行少。在金融對外開放步伐加快的情形下，國外金融快速進入中國，國內金融改革卻處於被動狀態，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功能沒有充分發揮，金融融入國際、與全球化接軌就成了很大問題。由此，人民幣升值的正面效應就有可能受到抑制，負面效應有可能不合理放大。
5．留有一定的餘地。人民幣升值不僅不能幅度過大、頻率過快，而且應留有餘地。比如，按照目前的趨勢，倘若人民幣應該升值20％，我們也不一定非升值20％不可。相反，可以在升值到15％左右的時候，停下來看一看，觀察各方面的反映。因為，社會各方面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也是動態的，在不同的時期，對人民幣升值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必要求人民幣升值一定要准確到位。而且，我們也可以通過國內貨幣量供應的合理增長，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和壓力。也許，現在我們希望人民幣升值應達到20％，但過了若干時期，對人民幣升值的希望就小於20％的水平。

④ 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越詳細越好

一、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於多個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長、資本流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從對外貿易入手，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不易。不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夥伴中，對美順差最大，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也最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調整對外貿易地理結構來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針對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壓力，在繼續鼓勵外資流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可以適度考慮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他國市場。針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可以採取措施適當控制其增長速度。另外，也可以考慮推行QDII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漸進式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打下基礎。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權衡人民幣升值問題，適時調整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從國際經驗來看，既然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臨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在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大幅度匯率調整極為重要。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要簽訂類似「廣場協議」式的國際性文件。為此，要讓匯率始終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要認識到，成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對於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產業間的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而這一點，有待於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消除升值預期。

三、要綜合處理匯率升值影響物價水平所產生的問題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基於巨大的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對其可能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要實事求是,具體深入地分析他國匯率波動的歷史教訓,才能真正有助於我們借鑒。匯率問題,涉及面甚多,在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國際交往的情況下,匯率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從整個日元的升值中，就長期來看，日元的升值導致了日本物價的整體下跌，日本CPI指數，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來多年出現負增長。所以說看本幣升值對物價的影響不能只看眼前，而要著眼於長期，著眼於對未來物價的影響，對長遠的整體經濟的影響。那種認為人民幣升值可能抑制當前通貨膨脹趨勢的觀點，短期來看也許可行，長期來看，還可能進一步形成通貨緊縮趨勢，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我們不能單從本幣的升值來看對物價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能因為眼前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而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短期通脹壓力。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畢竟，通過人民幣對外升值來抑制通脹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匯率升值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且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也會抵消本幣升值對通脹的抑製作用。所以說，要認真研究綜合處理匯率升值通過影響物價，進而影響經濟系統的問題，為未來人民幣升值後減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做好准備。

四、其他減輕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對策

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作為出口企業來說，要努力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針對出現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下調的壓力，以及對總需求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西部大開發的措施，擴大內需來解決。針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儲備風險，我們要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針對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增加投資、融資渠道。
一、人民幣升值之利：
（一） 人民幣升值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
1）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更值錢了，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國外債壓力的減輕和購買力的增強等等。
例如：誰在掏錢維持號稱「全球老大」的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轉？想當然的回答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廣大納稅人。這個回答並不全對。因為當前的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巨大，光*納稅人的貢獻還不夠開銷，因而不得不大量舉債。而最大的債主是誰？是日本和中國。中國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買的是美國政府公債。
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強大的帝國的最大債主之一。這個事實本身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去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說話的人民幣自然而然也就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這是好事。
3）有利於進口產業的發展：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二）人民幣升值的前景還是越來越清晰的。
這是因為，正如1994年以前人為高估人民幣幣值的政策被迫放棄一樣，人為低估人民幣幣值也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在匯率的問題上，政策干預，雖能一時起作用，但最終還是市場說了算。只要中國能夠保持經濟高增長，同時推動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進程，那麼，人民幣升值，成為區域乃至世界貨幣將為時不遠。而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不遠的將來突然停步；中國的貨幣當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幣將走向完全可自由兌換。
實際上，人民幣的上升之旅已經開始，起點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貶值。這一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並攏，由上一年的1美元兌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貶值幅度為33%。從那時起到去年末，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的情況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1999年以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升值分別為18.5%、39.4%和62.9%。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的結果也反映了同樣的趨勢。
雖然如此，但在當前，試圖誘導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具備現實條件。

二：人民幣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表現在三個方面：
1） 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到我國外貿和出口。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帶來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
一國貨幣的升值，帶來的是該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訓的。在1985年，為了遏制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財政首腦就採取過相應的手段，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從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後，從1985~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廣場協議」被公認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現在日本無非是想把這一悲劇轉嫁到中國。
2） 還會影響到我國企業和許多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因為盡管「中
國製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佔的市場份額，主要依*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在競爭中並不處於主導地位，如果競爭力受到打擊是很可怕的。
《中國企業家》這次調查的最大發現是：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對於正在中國經濟舞台上活動著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例如：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宏生，這位中國彩電出口大戶的老總面對升值的前景憂心忡忡，他認為，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人民幣如果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等於出口價格提升了10%，而中國國內製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怎麼可能調節10%的升值壓力？肯定會出現大面積虧損。
黃宏生以創維為例，勾劃出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線：「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很難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廠產品跟我們的價格一樣低。比如來自墨西哥的彩電、歐洲土耳其的產品很便宜，我們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們今年在美國市場希望能提高三千萬美金銷售，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了，那麼這個計劃就流產了。」
又如：與製造企業相比，那些在匯率風險最前沿的外貿企業，是變化的最強烈的感知者。對於出口型企業來說，出口的量，相對進口，要大得多。因此，黃宏生才說，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東方科學儀器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黃方寧，向記者講了一個因為歐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們有一筆交易，簽約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還是1:0.9，等到交貨時，漲到了1:1.1了，他們又沒有採取鎖定匯率的措施，於是賠了。「即使我們有10%、20%的中間利潤，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損失。只能自己補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來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將投資轉移到墨西哥或馬來西亞，20世紀80年代，台灣也曾經歷過中國現在的壓力，在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40漲到1:25後，一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產業，紛紛轉移到東莞。同樣，有專家分析，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傳統產業又會從東莞轉移到像中亞、越南等更不發達的地區。本來，中國還有很多地區，比如西部，可以容納這些產業，但因為貨幣的調整是針對所有企業的，可能使得中國被迫提早經歷產業空洞化的過程。
3） 還會破壞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
緣越來越近。升值業可能葬送我國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資環境，新增的海外投資則會減少，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將被大大消減，因為這種投資變得相對昂貴。另一方面，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可能增加，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緣越來越近。
例如：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貨幣政策，以吸納國內資金，但其效果卻適得其反，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同時又產生了外資流入推高了本幣匯率的矛盾，觸發了經濟結構問題的暴露，或出現泡沫經濟或出現經濟滑坡，從而被迫實行本幣貶值政策，直接導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交易風險，並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何為金融危機？這就好比是一戶本來很窮的人家，來了一個巨富親戚，
為他們帶來了暫時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闊而借給這家人巨資，不料這戶人家的富親戚突然消失，留給這戶人家的只有高築的債台，並因此導致了借其巨債的朋友。一時間危機四起。
可見，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
4） 還有，升值後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
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一些「泡沫」進一步膨脹或造就新的「泡沫」，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國許多散戶投資者紛紛在當地開立人民幣儲蓄帳戶，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幣匯率制度變化會讓他們受益。當然，這些散戶帳戶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幣帳戶，因為依照中國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在海外開立人民幣帳戶是非法的。他們開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儲蓄帳戶，帳戶內的存款是美元，但基於人民幣的現貨匯率，這些帳戶將因人民幣兌美元現貨匯率的波動而升值或貶值。 Everbank首席執行長Frank Trotter稱，公司此舉在一些客戶中產生了很大反響。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幣匯率開始顯示失衡跡象以來，這些客戶一直在要求開立人民幣計價帳戶。Everbank於7月1日推出了此類新帳戶，並在隨後的幾周內將逾650萬美元投入該類帳戶。
（5）此外，人民幣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物價肯定會降下來，因為進口品的價格會下降。
人民幣升值增大就業壓力，惡化當前就業形勢：外商投資企業對吸引國內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現在的情況更是如此，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財政赤字將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很容易受到反傾銷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勢並不樂觀。如此時人民幣升值則會是使目前這種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
匯率的變動與各國國內的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國民收入水平以及物價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一種貨幣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應該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說了算。
然而：鹽川正十郎的提案則更像一場政治陰謀。手拿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如果是一個小孩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個小孩一定還幼稚到沒有學會用錢。如果是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就會引發一場風波。而這場風波就是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的一項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
最近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討論成為國際上一個十分關注的話題。先有日本財相在七國財長會上提出要求，後有美國財長斯諾講話和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都呼籲人民幣升值，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格林斯潘的講話，更是讓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其實，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考慮，鹽川正十郎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沒有道理。首先，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谷，憑什麼你中國卻一枝獨秀？中國的一枝獨秀我們日本也有貢獻，你看，日本從你們那裡進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幣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夠貶值，這樣日本的出口產品才有競爭力。 中國經濟具有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平和廉價的貨幣3大優勢，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幹涉的，只有最後一點——人民幣匯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幣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但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不了企業的行動，所以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使他們在國內達不到的目的，通過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來達到。
迫使人民幣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美歐方面的動機似乎更為明顯，就是為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消弱中國的經濟實力，進而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
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升值的國際壓力日大。盡管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品牌)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於一旦。

⑤ 匯率變動與實體經濟的背景

《博弈聖經》實體經濟的定義；我們把飛秒瞬間看到的天、地、人、事、物、情感的抽象概念融合在一起，在沒有時間概念的場景中，形成的一個個金融特性的文化私湍，稱其為實體經濟。

⑥ 簡述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及其發展趨勢。

[摘
要]近年來,中國正經歷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迅速增長,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逐漸凸顯出來,進而成為國際輿論關注
的焦點。文章首先論述了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發展歷程,在此基礎上,指出目前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存在的問題並提出改進措施,希望對我國人民幣匯率
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及政策走向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關鍵詞] 人民幣匯率 匯率制度 固定匯率制 浮動匯率制
引言
匯率制度又稱匯率
安排,是指一國貨幣當局對本國匯率變動的基本方式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規定。在國際金融史上,迄今為止共出現了三種匯率制度,即金本位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採取適當的匯率制度,對於一國的經濟發展以及國際貿易將會起很大的影響作用。
一、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發展歷程
(一) 雙重匯率制時期(1981——1993)
1.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
十
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確立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開始注重發揮市場的作用,以搞活經濟。為了發展對外貿易,獎出限入,促進企業經濟核算,適應
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1979年8月國務院決定改革匯率制度,從1981年起試行雙重匯率。一種是適用於貿易外匯收支的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匯率,這是內部調
節進出口貿易的平衡價;另一種是適用於非貿易外匯收支的匯價,按官方公布的匯價辦法,仍然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的加權平均的計算方法。
這一時期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主要特點是:(1)典型的雙重匯率;(2)從性質上說是屬於貿易性匯率,它是以我國的貿易政策為中心,為出口創匯服務的;(3)人民幣仍然處於高估的狀態,難以很好地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
2.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
1980年我國恢復了在IMF中的合法地位,按照IMF的有關規定,其會員國可以實行多種匯率,但必須盡量縮短向單一匯率過渡的時間。為了解決匯率制度帶來的諸多問題,盡快達到國際標准,從1985年1月1日起,我國又恢復了單一匯率,該匯率以貿易匯價為基礎。
另
一方面,1980年10月起我國創辦了外匯調劑市場,開展外匯調劑業務,當時規定外匯調劑價格是在官方匯率之上加10%。在這之後,隨著留成外匯的增加,
調劑外匯的交易量越來越大。在這期間名義上是單一匯率,而實際上又形成了新的雙重匯率,出現了官方牌價和調劑市場價格並存的局面。
(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4——2004)
1993
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該公告把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推到了日程表上,標志著我國外匯體制改革正式起步,改革的主要內
容有:第一,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人民銀行宣布1994.1.1起執行外匯調劑市場和人民幣官方匯率的並軌;第二放開人民幣兌換,允許人民幣有條件市場兌
換,同時取消人民幣額度管理制度,取消各類外匯留成;第三,成立銀行間外匯市場,原外匯調劑中心繼續保留,服務於外商投資企業投資企業的外匯交易需要;第
四,從即日起(1994.1.1),境內不允許外幣流通,不允許在任何非法的途徑進行外匯買賣,暫停原外匯券的發行,已發行的繼續使用,直到對換完畢。
除上述規定外,《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還對外資外債管理、強化外匯宏觀管理及強化國際收支統監等很多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從而拉開了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
(三)被稱為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制的實施(2005—至今)
中
國人民銀行在2005年7月推出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方案,其核心內容是人民幣不再僅看美元的臉色行事,而是有條件的選擇若干主要幣種,按照相應的權重
決定人民幣的浮動匯率,這是根據我國經濟及外貿現狀採取的一項重大變革。與此同時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幣值的穩定。這些管理和調節
都是以市場為基礎,參考上述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當時規定出台後人民幣對美元即日起即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目前存在的問題
眾所周知,人民幣匯率制度其實包括了多方面的內容,主要涵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外匯市場和外匯管理制度等多方面的內容和規范。當前在執行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
一點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實效性受到現有外匯管理制度的制約,這主要體現在我過強制性的外匯結算制度方面。這種外匯結算制度的後果是強制結匯政策導致國家
在外匯資金已經相當充裕的情況下,仍然不得不大量吃進真實貿易項下和投機人民幣升值項下的雙重外匯流入,被動地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其結果是:央行一方面在
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不得不收購進入國內的大量的外匯資金,造成流動性過剩;與此同時,卻為了減輕流動性過剩問題,又被迫的通過提高存款准備金或加大公開市
場操作的方法收迴流動性,形成左手出右手進的尷尬局面,嚴重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降低了政策執行的效率。
第二點是在決定匯率未來走向方面,
該政策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往往造成政策的左右為難的局面。比如當前局勢下人民幣升值預期有增無減,人民幣面臨著國內和國外的強大壓力,但是如果現在大幅度升
值,必然對我國的外貿出口產生巨大的影響;同時造成外匯儲備的具量減值,形成無可置疑的損失,也會影響到持有外匯的其他人群和機構;更為嚴重的是大幅度升
值還會人為造成人民幣匯率拐點的出現,極易引發資金外逃,造成金融的危機。但另一方面如果抑制人民幣升值或採取當前緩步升值的方法,經濟生活中的很多問題
還會頻繁的出現。
第三點是人民幣匯率經過改革雖然受美元的影響有所消弱,但不可否認,美元對人民幣的影響仍然是決定性的,客觀上為美國向中國輸出通貨膨脹、轉移經濟成本提供了通道。
三、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綜
上所述,
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加快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內在要求,也是
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完全和黨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
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要求想吻合,
同時,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對於解決對外貿易不平衡、擴大內需以及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
方面進行著手:
第一,增強匯率彈性,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應是增強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
逐漸放鬆對資本和外匯的管制。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把握的原則是:真正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採用多樣化的管理方式和手段,適當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
第二,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管理和監控,防止匯率波動帶來嚴重沖擊。國際游資為追求高額投機利潤而在全球金融市場中頻繁流動、積聚和炒作,在股票、期貨、房地產等極富投機性的市場上,巨額游資可以輕易地在較短時間內吹起經濟泡沫,引發市場的暴漲暴跌。
第
三,調節外匯儲備規模,減少人民幣升值壓力。截至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2.1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雖然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充足並保持增長態
勢,有利於維護國家和企業的對外信譽,增強海內外對我國經濟和人民幣的信心;有利於拓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商投資,降低國內企業的融資成本;有利於維護金融
體系穩定,應對突發事件,平衡國際收支波動,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但是外匯儲備持續激增是國際收支失衡的結果,順差也是國際收支失衡的一種表現。現
在,我們應該由過去的「藏匯於國」向「藏匯於民」轉變,「藏匯於民」轉變意味著民眾與市場也要分擔承受匯率風險,這就要求有一個較為完善的外匯市場,這個
市場上要有多樣的風險對沖工具,還要讓企業和個人有較多的外匯投資領域和投資品種,央行拋出「藏匯於民」的政策深意,目的就在於加快資本項目改革,將會在
健全外匯市場、豐富外匯投資領域和投資品種上做文章。

⑦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⑧ 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形成的經濟背景

2大背景
美國經濟疲軟，剛剛恢復經濟活力，美聯儲加緊印鈔機
中國人民幣匯改，以第二個為主
人民幣自2005年匯改升值以來，對美元首次連續貶值，從2014年初的最高點6.05貶到了2015年底的6.49，貶值幅度「高達」7%，引發了一場人民幣貶值的輿論炒作。近十年來，西方媒體一直在是說人民幣「不公平」地低估，要求人民幣繼續大幅升值，現在論調全變了，改而「預測」人民幣會貶到什麼位置去。典型的說法是2016年底貶到7「懸念不大」。這個前後矛盾說明，西方想通過輿論炒作影響人民幣匯率。新手投資外匯或者人民幣最好先去模擬欄目，看看基礎知識和人民幣相關背景，才能測匯率走勢

⑨ 人民幣升值的背景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近年來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匯率問題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而這些年來影響人民幣升值的本質原因是什麼？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低迷、蕭條，許多西方國家面臨著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但是於此同時中國經濟卻截然相反不僅保持著高速增長，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都成為了推動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由於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商品也因為低廉的原因增強了國際市場競爭力，這使得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以「低價」手段搶奪世界市場。因此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從而提高他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並且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從政治與經濟兩方面向中國施壓，在如此復雜的經濟與政治形勢下，以下幾個方面是人民幣升值的最主要原因：
外因：美國的施壓與日本的叫囂
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天然的地理條件為中日間建立緊密的貿易關系提供了先天條件，但也註定了問題的產生。作為我國的近鄰，資源匱乏的日本不得不從中國進口一些生活必須品，例如一次性筷子等。但是由於其本國國內生產成本遠遠高於進口故而導致其本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節節敗退，所以日本於2003年提出「中國向亞洲國際輸出了通貨緊縮」的理論。日方認為中國出口急劇增長，中國向日本輸出的廉價商品導致其國內物價水平下降，據此得出是「中國向亞洲輸出了通貨緊縮」的理論，並以此要求人民幣升值。而繼日本之後美國也提出是中國對人民幣進行操控導致了美國國內製造業失業率的增加，為了控制國內的失業率不再增加，美國政府給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來迫使人民幣升值。
內因：購買力平價、國際收支
購買力平價
「購買力平價」理論是一種重要的匯率決定理論。該理論認為,購買力平價(PPP),指一定時期內兩種貨幣的匯率是由兩種貨幣在本國國內所能購買的商品與勞務的數量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交換,實質上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購買力的交換,長期均衡匯率是由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購買力對比決定的。從2005年數據來看，中國人均GDP按名義匯率計算為1352美元，但若按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則為5791美元，兩者之間相差了4.06倍，也就是說按照購買力平價人民幣的購買力是被低估的，唯有人民幣升值才能體現出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所以人民幣的升值是大勢所趨。
國際收支
「國際收支決定論」認為,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影響匯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當一國有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對外匯的需求大於外匯的供給,本幣對外貶值;反之則會造成本幣升值。而從近年以來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可以看出中國在國際收支中的情況一直是處在順差，也就是說外匯供給遠遠大於需求，所以根據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也會產生升值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