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住房杠桿

❶ 央行行長周小川提防範明斯基時刻，有何深意

自由經濟體肯定出現。非自由經濟體可以無限調控。
太棒了好幸運？羊毛出在養身上，轉變成內耗型經濟，不見危機確見衰落。
跳出圈看，一次危機沒有什麼可怕！以後是新生和重建。反而沒有危機的危機是最大危機，社會效率不斷下滑，逐步衰落了。
退一步海闊天空，不如危機早點發生。

❷ 周小川說降杠桿對於股市是利空嗎

不可信的，不過做為長線的投資者，是可以選擇進行戰略性的投資了。

❸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行政級別上與各大部長是否平級還是比部長高一級

1、前任央行行長周小川在（2013－2018年）期間擔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副國級），同時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委書記。其個人行政級別要比省部級部長高一級。

2、在國務院26個部委之中，不止一個部委出現由副國級身份人員兼任部長的情形，例如公安部，國防部等部長是由國務委員兼任，在行政級別上個人也是屬於副國級，這種情況下兩者行政級別是相同的。

行政級別人員范圍介紹：

國家級副職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書記、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軍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國家監察委主任。

中共中央直屬各機構正職及部分副職一般為政治局常委、委員、書記處書記及其他副國級幹部兼任。

省部級正職

省級行政區（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的省（黨、市）委書記、省長（政府主席、市長）、政協主席、人大常委會主任、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政委和司令員（明確為正部長級）。

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各部委正職幹部（如教育部部長、國家發改委主任）。

中央紀委正部級副書記、中共中央直屬各機構正職、特殊副職及辦公室主任（中聯部部長、中宣部副部長、中組部副部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國家正部級企業正職領導（如鐵路總公司總經理、中投公司總經理、董事長 ）。中央委員一般由省部級正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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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 簡介：

周小川，男，漢族，1948年1月生，江蘇宜興人，1968年7月參加工作，198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系統工程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工學博士學位，研究員。曾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現任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方首席代表。

1968－1972年 黑龍江省八五二農場知青

1972－1975年北京化工學院四系儀表自動化專業學習

1975－1978年 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所第四研究室技術員

1978－1981年 機械科學研究院北京自動化研究所計算機應用與系統工程專業碩士研究生

1981－1985年 機械科學研究院北京自動化研究所第一研究室技術員、工程師(其間:1982－1985年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系統工程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工學博士學位)

1985－1986年 國務院體改方案研討領導小組成員

1986－1986年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

1986－1991年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其間:1986－1989年掛職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

1991－1995年 中國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其間：1992.09－1992.11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1995－1996年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成員

1996－1998年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

1998－2000年 中國建設銀行行長、黨組書記（黨委書記），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黨委書記

2000－2002年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

2002－2013年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委書記

2013－2018年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委書記。

2018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方首席代表。

黨的十九大代表。

❹ 居民加杠桿買房還有很大空間是什麼意思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政府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政府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政府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政府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政府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政府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政府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政府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政府，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政府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政府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❺ 住房貸款應該有大力發展空間是什麼意思

今天上午，G20會議在上海正式召開，上午9點半，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就資本外流、匯率走勢以及貨幣信貸政策進行了分析和解讀。
1
談外匯儲備：中國的對外支付能力沒什麼可擔心的
去年11月份以來，中國外匯儲備下滑較快，針對一定規模的資本外流，周小川稱，「保持我國對外支付的能力，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地方。」
周小川表示，中國外匯儲備始終是變動之中，不是固定的。2002年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不足3000億美元，到2014年年中則接近4萬億美元，儲備規模已顯偏移。除了經常項目順差與外商直接投資以外，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當中，也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額外資本流入，這部分資金會擇機掉頭，並不奇怪。在此過程中，儲備規模有所下降是正常的，也是與經濟調整和經濟趨向更加平衡的增長相匹配的。
2015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33萬億美元，有明顯的資本流出。外匯儲備規模變動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外匯儲備投資資產的價格波動、交叉匯率變化以及支持「走出去」的資金運用等。比如，匯率、價格等變動會減少外匯儲備賬面價值千餘億美元，這不同於實際的外匯流出。企業等主體增持外匯存款、提前償還外匯貸款，都會減少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資金也會從外匯儲備規模中調出。外匯儲備這些變動屬於正常現象。
此外，也有一部分外匯儲備的變動是由於市場參與者近期在預期基礎上的行為所導致的，如出口商延遲結匯，進口商提前購匯，投資者提前離場，消費者提前消費，民營企業加快海外投資等等。周小川指出，穩定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更顯得特別重要。同時相信只要經濟基本面健康且匯率接近均衡，預期會回歸理性。
周小川稱，「總的來看，外匯儲備的變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時候甚至可能會產生一些「過沖」，但也不應把這種「過沖」當成趨勢。外匯儲備的波動終將回歸理性，中國的外匯儲備會保持在合理、適度的水平。」
2
談匯率：人民幣不存在貶值基礎
中國2015年匯改時明確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不是一個新提法，但受各種因素影響，參照一籃子這一特徵顯得並不清晰，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過於穩定，彈性不足。
周小川表示，「參照一籃子貨幣，進展起起伏伏。美元仍舊是一籃子貨幣中最重要的貨幣，有主導性的作用，但也不排除歐元、日元和其他新興市場貨幣的影響。」
但從近期市場情況看，人民幣匯率走勢還是比較好地反映了上述機制。總體上人民幣匯率大的走勢反應了市場供求的變化，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
「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市場短期波動將向經濟基本面回歸。」周小川指出，市場往往對短期因素反應比較充分，而央行作為宏觀部門，主要從長期視角觀察人民幣匯率走勢，強調經濟基本面因素。目前看，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仍較高，從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貶值的基礎。中長期來看，供求關系等規律性因素還是會發揮主導作用，人民幣匯率的走向將反映經濟基本面。
3
談1月2.5萬億信貸：主要是中國新年因素
一月份貨幣信貸數據公布後，有觀點認為，中國貨幣信貸增長過快、貨幣政策「放水」、中國在進一步「加杠桿」等看法。對此，周小川表示，「我們會高度重視總需求的調控和杠桿率的變化。」
周小川指出，一月份的部分數據確實比較高，但央行一般不對一月份的數字作過分的反應，主要是傳統中國新年因素。許多公司、機構集中發獎金，補發所欠工資；居民大量旅行、購物和家庭團聚，現金的需求量會多出2萬億元；商業銀行也往往傾向於年初多放貸款。央行傾向於節後穩定一段後再適度引導。
4
談債務水平：確實偏高，但有中國特殊的國情
最近，央行下調了二套房購房比例，一月信貸新增也很大，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在加杠桿，應該如何看待去杠桿和加杠桿的平衡以及應該如何去杠桿？
周小川認為，中國政府高度關注債務水平，也精心進行了國際比較。發現中國是偏高的，同時還在繼續增長，需要引起警惕。但中國有中國的特點，有三個因素要關註：
1儲蓄率高，接近50%，其中最主力的還是居民儲蓄；

2如果一個國家，股本融資如果發育成熟，就會有很多資金變成企業股權，中國有強烈願望更好發展股本融資；

3中國從70年代末期開始改革開放，人均GDP低，人民底子薄，辦企業要借錢，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當人民財富積累多了，債務率也會逐漸下降。我們也會充分吸收國際經驗，也會結合自身特色改善這個問題。
5
談樓市：住房貸款有大力發展的空間
周小川指出，住房貸款應該有大力發展的空間。個人住房貸款在銀行總貸款的比重還是偏低的，有的國家佔到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所以銀行覺得還是比較安全的產品，所以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周小川同時稱，房地產市場時冷時熱，所以要進行逆周期調節。首付比例原來是30%，現在降低是有空間的。今後可能會考慮給銀行更多自主權，來制定首付比、利率。監管部門同時對銀行進行監管。
「原來中央和監管部門直接規定的事情多一些，這樣有優點，但也有缺點，比如銀行沒有靈活性和區別性。所以我們今後對金融機構總體審慎性要加強，但具體的事情給他們一定的裁量權，確保總體風險可控。」
6
談金融監管：不一定要改革，中國的金融監管有調整壓力
有媒體問：危機後世界各國都推進了以宏觀審慎為主線的金融監管架構改革，央行對系統性風險的管理明顯加強，大多數央行都承擔了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十三五規劃中指出要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您認為即將啟動的金融監管架構改革的最優模式是怎樣的？
周小川回答稱：這個問題分兩個層次，一個是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一個是G20政策成果之一。金融危機後，G20國家一起，在以往研究基礎上，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應對經濟危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經濟大起大落，同時修訂一部分過去的指標體系，使得宏觀調控更加審慎，這是規則方面，達成了共識。
在各個國家實行要參與不同情況，各國按照框架精神來執行。但並不是說，這一框架的執行一定要有監管改革，這是更復雜，更具挑戰性的改革。有些缺陷會導致某些問題的突發，大家希望要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全球有不同的做法，沒有完全一致的模式。
我們國際的金融監管體制，也會出現一些不滿意的地方，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動盪，需要改變，需要調整的壓力，目前仍處於研究之中。其中一個因素要考慮，是否有利於宏觀審慎框架的有效運行。

❻ 房貸杠桿率是什麼意思

杠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與權益資本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映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

無論企業營業利潤多少，債務利息和優先股的股利都是固定不變的。

當息稅前利潤增大時，每一元盈餘所負擔的固定財務費用就會相對減少，這能給普通股股東帶來更多的盈餘。

這種債務對投資者收益的影響，稱為財務杠桿。

財務杠桿影響的是企業的稅後利潤而不是息前稅前利潤。

財務杠桿率等於息稅前利潤與營業利潤之比，反映由於固定的債務存在，財務費用（利息）對保險企業利潤的影響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負債的程度和企業償債能力，財務杠桿率越高反映利息費用越高，導致ROE指標越低。

(6)周小川住房杠桿擴展閱讀

1、杠桿率的優點

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

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2008年年末，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3.1% ，但杠桿比率只有2.9%；UBS核心資本充足率為11.5%，杠桿比率卻只有2.6%。通過引入杠桿率，能夠避免過於復雜的計量問題，控制風險計量的風險。

三是有利於控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通過引入杠桿率，使得資本擴張的規模控制在銀行有形資本的一定倍數之內，有利於控制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快增長。

2、杠桿率的缺點：

一是對不同風險的資產不加以區分，對所有資產都要求同樣的資本，難以起到鼓勵銀行有效控制資產風險的目的。

二是商業銀行可能通過將資產表外化等方式規避杠桿率的監管要求。

三是杠桿率缺乏統一的標准和定義， 同時對會計准則有很強的依賴性。

❼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❽ 是努力去杠桿還是在默默加杠桿

鳳凰財經訊 在2014年已經較高債務的基礎上，2015年的中國經濟繼續加杠桿，而今年依然繼續提高。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那麼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的杠桿情況分別如何呢？今日華泰證券[1.04% 資金 研報]在華爾街見聞發布最新研究結果，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仍持續加杠桿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約為388250億元，佔GDP比重為57.37%，國際警戒線為60%，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然偏高，但低於發達國家。然而，從政府此前表態可以預見，為「穩增長」今後一段時期政府部門仍將處於加杠桿進程。
有許多學者反映，政府部門的「錢」應該花在「正地方」，財政支出應該是幫助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支出。市場預計我國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規模會超過5.5萬億元，而其中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數相對較小，所以5.5萬億元的社會融資，絕大部分還是進入了傳統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廣發證券[1.37% 資金 研報]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其經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拿這個錢，在現有的政策激勵下也沒什麼人幹活，大部分又買入了銀行的理財產品，這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空轉的狀態。」
居民部門：加杠桿進程，但遠低於發達國家
華泰證券報告顯示，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低，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則略高。負債率低與我國的高儲蓄率有著必然的聯系，此外，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單一，只有貸款，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5年樓市回暖，購房需求集中釋放，人們紛紛前去申請公積金貸款買房。近日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蘇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吃緊，公積金賬戶幾乎出現「被貸空」的現象。今年房地產持續高溫，這一現象恐怕會加劇。
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報告數據顯示，上市公司企業資產負債率變化較為平穩，呈穩中有降格局，工業企業則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部分傳統行業去杠桿效果明顯。而房地產、部分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行業在不斷加杠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加杠桿」明顯。此外，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偏高，地方企業高於中央企業。
華泰證券預期，企業部門去杠桿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企業部門處於加杠桿進程，但是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較高。數據顯示，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居於首位，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由於經濟下行、企業盈利能力惡化，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近5年內增加了42個百分點。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強調，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商業銀行主導，這個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國總體杠桿率偏高的事實。未來我們將通過股權投資，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我國2016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杠桿位列其首，但是，真的會「去」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李揚認為，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高杠桿陷阱，因為我們很難接受短期調整的成本，不但宏觀層面去杠桿的可能性很低，微觀層面的資產重組也很難推進，金融體系轉型更是無法一步到位。黃益平建議，短期內不宜在宏觀層面過度強調去杠桿，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桿配合國企去杠桿。
樓市去庫存應加杠桿還是去杠桿？
關於樓市去庫存應該是加杠桿還是減杠桿的問題，在兩會期間就被討論得沸沸揚揚。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目前房地產領域用加杠桿的辦法去庫存，風險很大，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長副行長潘功勝的態度則是，目前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率並不高。
此前，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同時做到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實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產領域，還是為了去庫存而加杠桿，但加杠桿的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大漲，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去庫存的效果尚不明顯。這是由於市場的自發資源配置之下資金的虹吸效應造成的——資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資前景的一線城市樓市。這種情況不僅會帶來對實體產業的抽血，也為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難題更添一重難度。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
最後，華泰證券表示，當前「去杠桿」更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事實上，我們今年也這么做了，從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購「天天見」，SLF(7天期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月月見」可見一斑。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海通證券[0.06% 資金 研報]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稱，09年至今，中國的M2規模不僅超越美國，而且接近於美國的兩倍。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QE，但美國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去杠桿了。然後再慢慢加杠桿。中國目前則是在杠桿的基礎上加杠桿，在泡沫的條件下創造泡沫， 在債務的基礎上增加債務。這就很難實現去杠桿和化解泡沫的目標。如果說，寬松的環境有助於改革的順利推進，但過度寬松的環境則往往會樂不思蜀。
說到底，我們都明白，提高經濟生產率、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才是去杠桿最具活力的方式。

❾ 公司杠桿比率一般多少

從公司的債權人復立場來講，制公司的負債應控制在百分之五十左右，當然公司的負債肯定是越低越好，資產負債率反映在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通過借債來籌資的，也可以衡量企業在清算時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程度。同時也是一項衡量公司利用債權人資金進行經營活動的能力指標，反映債權人發放貸款的安全程度。

❿ 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

關於居民個人、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