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如何讓本土品牌走向全球化
最近的調查認定，對許多公司的未來而言，全球化是影響最大的因素。根據美國管理協會進行的一項調查，146個受訪者中，有一半選擇全球化作為未來數年裡影響生意的最大因素。在最近由科爾尼公司委託進行的一項調查中，Louis Harris and
Associates公司發現，接受調查的778家歐洲和北美公司中，有一半以上預期在三五年內將擴大其活動的國際范圍。然而，公司所做的不止是從全球著想。在Harris調查的公司中，有一半多已經擴大到新的國家市場。
區域經濟成長步伐的加速，是全球化的一個主要推動力。這種快速成長率不僅改變了這些經濟的規模，而且改變了其先進程度和戰略上的重要性。至少，使你的公司全球化，可以大大有助於股票價值的最大化。
按目前的經濟成長預測，發展中國家下世紀初在全球經濟產出中占據的份額，將比工業化國家更大。例如，中國現在正以全球經濟領導者面貌出現，它在不久的將來將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
到2020年，在今天的發展中經濟體中，有9個將居世界15大經濟體之列(見圖1)。一些人預測，繼中國之後，將是美國和日本，然後是印度、印尼、德國、南韓、泰國、法國、台灣、巴西、義大利、俄羅斯、英國和墨西哥。這種異乎尋常的成長的原因是：世界人口，特別是過去100年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有了巨大增長，再加上生活水平和人均GDP的提高；戰後貿易和金融流動的巨大增長；人們幾乎普遍接受以自由經濟模式來組織經濟活動。
世界人口。1800年，工業化國家只佔世界人口的21%；到1950年，比例增加到35%。不過這種分布情況已經快速逆轉。現在工業化國家的比例下降到了15%，預期35年內將下降到11%。
貿易流的增大。兩個關鍵因素造成了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我們就在這種相互依賴之下經營。首先，貿易夥伴拋棄了支持和保護進口替代政策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其次，它們將國內經濟向外國資本開放，為更多的經濟活動提供資金。這種結合更有效率地配置了金融和生產資源，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作出了貢獻。
自由經濟政策。財政、貨幣改革和私有化，使得發展中國家1994年能夠籌集174億美元資金，確立了繁榮的私部門，恢復了財政的均衡。金融部門減少國家調節和資本管理的自由化，加速了資本市場的發展，增強了一個國家經濟吸引和管理外國資本的能力。穩定價格和貨幣緊縮政策，產生了正的實際利率(positive real interest rates)，形成了龐大的資本流入。
盡管存在這些讓公司全球化的重大原因，但失敗比成功更常見。雖然人們關於確定全球戰略的說法和著述很多，但對於如何實施這樣一種戰略及其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卻鮮有共識。為了彌補這一缺失，科爾尼公司建議考察一下，從以往發展國際性生意--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嘗試中可以學習些什麼教訓。本文的目的是，為近期形成優越全球績效的行動提供具體的、有根據的建議。
對調查的總結
科爾尼公司這項研究的意圖，主要是為了揭示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公司在其走向全球的努力中目前都業績不佳。我們將"業績不佳"定義為，所取得的結果不如高層管理者的預期或推測；我們將"成功"定義為，達到或者超過了這些目標。縱貫整個研究，這種衡量辦法是我們的基準。
全球化的績效因一種雙刃性的挑戰而受到損害。首先，最常見的戰略規劃方法，未能在運作一種國際性生意中的全球性方面與地方性方面二者之間實現某種有效的平衡。其次，也是最令人吃驚的是，管理層似乎沒有認識到戰略、組織和執行的相對重要性。
全球性與地方性造成全球化業績上的失敗的第一面刀刃，是地理戰略與影響該產業和迫使該產業發生變化的力量(我們稱這些力量為產業驅動力)之間的配合問題。這種配合在全球化相對成功的原因中大約佔40%。因此，聚焦於這一方面，提供了一種具有很大影響的因素，並需要長期性(3至5年)的努力。
這項研究，從我們對戰略部分的考察中出現了三個問題。首先，產品戰略應當非常具有全球性；就是說，這種戰略不是過分強調地區和地方的變異，而應當走在那些推動你的產業全球化的力量前頭。其次，區域性戰略看來是在處理全球性問題和處理地方性問題之間的一種軟弱的妥協。更大程度地利用區域市場和產品戰略，導致全球績效相對較大的下降。再次，由於並非所有驅動力都是全球性的(如客戶服務標准)，因此最佳的戰略通常是反映具體驅動力的混合解決辦法。
例如，像三駕馬車辦法(北美、歐洲和亞太)這種傳統範式是有缺陷的。甚至將亞太作為一個戰略單位的做法也是說不通的。市場的特點要比地理鄰近性更能使一家公司有效地發揮其強勢，這種特點在新興市場如印度尼西亞市場與日本和澳大利亞這樣的先進市場之間是不同的。而且，在東南亞和中國，地位已經穩固的全球競爭角色是很不相同的。可能是建立在缺乏創新和國家之間言歸於好基礎之上的區域主義，擋在了有效全球化的道路中間。
一種新的制定全球戰略的方法，也許是確定有著共同的市場、戰略或商業挑戰的地區或國家集群。這種分組便於學習，也有助於轉移關鍵性能力，而區域戰略則由於力圖適應國家之間的差異而使資源過於分散化。最後，我們的數據表明，無論從戰略還是從支撐這種戰略的組織結構來看，非常具有全球性都是較好的。
戰略、組織與執行之間的相互作用傳統的全球化方法是：制定一種總體性戰略，然後設計所需的組織結構，最後保證公司具備讓該戰略形成活力的能力，我們將這種能力稱為執行能力(見圖3)。然而，在三五年的時間里，制定有效的戰略，只佔全球化努力中績效收益潛力的40%，有效的組織結構則只貢獻10%。
因此，有一半以上的全球績效依賴於執行能力的有效發展，這種能力包括關鍵性能力的轉移、人力資源、管理流程和基礎設施，以及公司文化。執行能力看來是取得全球性成功的發動機。聚焦於這方面，不僅產生最大的影響，而且能在最短的時間框架即大約一年之內產生這種影響。
根據這些發現和其他研究的結果，沒有必要遵循舊的"戰略-組織結構-執行能力"的順序。事實上，公司應當認真考慮扭轉這一次序。等待一個管理團隊設計出一種將公司與那些影響其產業的外部力量配合起來的戰略，重新組織公司結構來支持這一戰略，並設置落實這一結構的管理流程，將失去太多的時間。不管啟動這種走向全球化的動力的事變或因素是否消失、變形或甚至變得更壞，某個競爭者都可能已經更快地適應，競爭優勢將喪失。
執行能力中威力最大的要素，是關鍵性能力的有效轉移。具有20%強的轉移關鍵能力的公司，績效能增進7%。績效更好的公司轉移關鍵能力要比績效較不好的公司好22%。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公司不僅無效地轉移其關鍵性能力，而且大多數以很多的方式定義這種能力，使得它們經常引起誤解。此外，關鍵性能力只是反映基本能力需求(新產品開發，低成本製造和其他的基本"必須條件")，而不是競爭優勢的獨特來源。
另一種明顯的發現是，在所研究的每一個公司，都需要全面檢查人力資源方面的習慣做法，這種發現並不令人感到奇怪。盡管幾乎所有的首席執行官都認識到，建立全球性管理的人才隊伍和培養全球性領導者的重要性，但普遍來說，他們對全球性人力資源管理流程的運用和效果的評價仍可以說是無效的。因此，受訪者很少認為他們已經有教育領導人才、培養他們的能力和酬報他們的有效人力資源計劃，而這些領導人是未來在全球舞台上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戰略與產業驅動力的配合
傳統上，戰略是由市場和產業力量推動的。這些力量包括像貿易壁壘、對競爭威脅的回應、規模經濟、客戶產品需要和客戶服務需要這樣的驅動力。例如，設計一種適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效應的戰略的公司，學會了向貿易集團內部的公司打開大門，同時又維持甚至強化針對外來者的壁壘。不過，公司可以通過繞過或越過某些人們普遍接受的原則，獲得某種競爭優勢。
要非常具有全球性公司應當推動很具全球性的戰略，而不是推動很具地方性的戰略。就是說，要追求實施在全球范圍內協調的戰略，這種戰略超越了產業驅動力所表達的意義。一位調查參與者告訴我們："不要讓本國的貴族推動戰略"。我們的研究顯示，比產業驅動力顯示的情況超前的全球性結構和項目如果增加20%--一種罕見的情況--將導致績效增進3%。與此同時，更多的是根據地方市場而不是根據產業驅動力來制定的戰略--一種更加普遍得多的、越來越流行的方法--進展並不順利。各種戰略，走在一個地區的法律要求和客戶要求前面的程度每提高20%，便導致全球績效下降4%。
這一建議還考慮到了反映全球化驅動力的成長和執行方面普遍的遲滯。即，到了你調整的時候，可能為時已晚。例如，在十年的時間跨度內，客戶服務需要的全球性質將提高82%，而這一驅動力的地方或區域方面將只分別變化26%和52%。同樣，全球性競爭威脅將增加52%，而根據地方基礎它們將只變化11%，從區域上看，只變化28%。
探索替代區域戰略的選擇方案公司應當一步調整到全球戰略，這種戰略以產業驅動力或戰略性挑戰為基礎形成市場的集群，而不是根據地理形成市場的集群。一位參與調查者沮喪地說："我們已經將區域作為一種便利條件繼承下來，但我們知道它們經常實際上沒有好的意義。"另一位參與者承認，他的公司"如今陷入了一種區域集團的心態"。
傳統以鄰近性為基礎的區域戰略是與弱績效聯系在一起的；採用區域產品戰略每增加20%，全球績效便相應下降3%。績效好的公司平均起來對他們採用的區域產品戰略的肯定程度，要比績效差的低19%。不幸的是，採用區域產品戰略的情況很常見，而且還在增多。
以集群為基礎的另一種選擇，是根據產品和市場之間的相似性而不是根據其差異組成單位。這種選擇可以在產業驅動力基礎上建立起來。這些驅動力包括：客戶需要、規模經濟或競爭威脅、戰略挑戰的性質，如市場發展的水平和市場的規模(見圖4)。因此，各個單元聚焦於市場的近似性而不是市場的鄰近性，使得公司能夠通過標准化和和諧化抓住規模經濟的機會。
要允許混合的解決辦法我們提議，公司根據產業驅動力顯示的情況，對戰略的不同成分進行不同程度的協調。公司的各種行業內部和各種行業之間，應當在全球性的或集群性的或地方性的基礎上，不同程度上把不同功能的戰略組合起來。這些混合的解決辦法，依據的是這些不同的程度。這將增加全球性協調的收益，同時又保持因適應地方帶來的許多收益。例如，在全球范圍采購經常是成本上最有效的、戰略上明智的，但銷售和服務應當適應地方的需要和要求。
通過組織來強化戰略
從使組織結構與全球戰略配套方面，公司可以利用的杠桿相對要少些。適當的全球網路結構而不是集中化的控制，是關鍵之所在。
要非常具有全球性即便各種戰略目前仍按對地方的反應來制定，但公司仍應當追求高度的全球協調。採用全球性結構每提高20%，績效便增進2%。一位研究參與者評論道："由於我們從全球的觀點看待我們的生意，因此更容易採取戰略性的決策，而且通常涉及的權衡也得到更好的理解。"
全球性組織結構越來越普遍，但它們並沒有跟上全球戰略的步伐。我們調查中的績效較好者報告，他們比績效較差者採用全球性結構的程度平均要高出13%。
允許混合型結構正如前面所述，當人們追求混合的戰略時，根據戰略目標所示，向不同的生意和不同的功能管理者賦予不同的地理范圍，其效果是特別明顯的。這方面的目的是設計出一些組織結構，它們能強化經過選擇的一系列戰略。在實踐中，這可能意味著單一的企業採用以全球為基礎的生意和以集群為基礎的生意，這種生意以全球性的、集群性的甚至以地方性的支持功能為支撐。
建立執行能力
毫無疑問，在全球化方面最好的投資是在執行層面上。我們的調查參與者取得的成功當中，有大約一半是在這一層面上貢獻而來的。盡管有一種好的戰略和組織結構，但執行能力--包括關鍵性能力，人員，管理流程和公司文化--對公司實現甚至超越其全球角色的目標而言，都產生最大的影響。
增強轉移關鍵能力的能力公司首先必須就關鍵能力轉向那裡取得一致，然後為這種轉移設置永久性機制。這一兩步驟的過程是至關重要的。正如一位參與者所哀嘆的那樣："要是我們公司以前知道我們公司現在知道的就好了。"
關鍵性能力，是用來向那些地位獨特和給公司帶來報償的客戶配送價值的手段和機制。因此，能力並不是公司的產品或服務本身，而是用來發展、影響和更新這種產品或服務的流程。當這樣一種能力是競爭優勢的來源時，它便是關鍵性的；就是說，它是難以復制的，提供其他競爭者提供的東西所沒有的無形收益。例子包括：公司的生意和組織競爭力；像專利、商標和軟體技術等各種形式的知識產權；非專利性但屬排他性的技術產品和流程。關鍵性能力不僅難以有效地在各種單位之間轉移，而且企業內部各部門領導常常對這些能力的界定存在分歧。
我們發現，具有20%強的能力來轉移關鍵性能力的公司，在全球績效方面能獲得7%的增進。績效較好者對自己的轉移能力的評價，要比績效較差者的評價平均高出22%。
正如前面所述，我們發現，對於關鍵性能力，各單位之間，公司與不同行業管理者之間，存在錯誤溝通或缺乏溝通的情況非常嚴重。在本研究中，我們對每位參與調查的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行業領導和國別單位領導進行了訪談。平均起來，只有35%的首席執行官和行業領導就他們公司的關鍵性能力達成了一致意見。更令人不安的是，行業領導和他們自己的國別管理者經常只是略為達成一致意見。
因此，公司迫切需要在整個企業確定、創造、利用和更新這些能力。高層管理者必須創造和培育一種人們既善於跨越各種界限交流思想、流程和系統，又善於為這種交流設置永久轉移機制的組織。本研究中很多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首席執行官告訴我們，這已經處在他們最緊迫的日程上："我們必須更明確地、更殫精竭慮地、更大膽果斷地交流、教育和實踐我們的關鍵性能力。"
這種有效轉移的能力，受到全球性公司文化、全球性管理流程的效力和全球性人力資源流程的效力這些強點的推動。事實上，人是提高公司轉移能力的能力的主要武器。然而，當過多的自主性分解給地方管理者時，它對人力資源實踐的有效全球化起到了稀釋作用。如果說參與調查者給全球性人力資源實踐的運用和有效性都打高分，那麼我們就可以假定地方管理層是在某種全球體系的框架之內工作。我們建議公司增進人力資源流程的全球性協調，這意味著減少地方自主性。
要非常具有全球性在推進全球化時，管理流程應當"沖在前頭"(見圖5)。高度全球性的流程，便於全球性的協調和全球性的工作方式。它們還增強了關鍵能力的轉移，減少了復雜解決辦法帶來的懲罰。與戰略和組織層面相比，在短期內實施全球性機制，也是相對比較容易的。這是由於，在全球層面上，有著更加集中的聚焦點，它從特性上看更具操作性；而且新產品開發時間更短，風險更小，爭論也較少。
採用全球性管理流程每提高20%，績效便增進2%。績效較好者報告，他們採用全球性流程要比績效較差者平均多出10%。
結論--首席執行官優先考慮的重點
首席執行官確實承認需要增進他們公司的全球績效(圖6)。所調查的35位首席執行官將最優先考慮的重點放在培養全球管理人才，並以未來五年內能力平均提高65%為目標。這是好消息，因為培養全球性領導者可能是眼下公司所能採取的最重要步驟。如果沒有正確的領導，全球性戰略和全球性組織毫無意義。即便沒有最新流程的支持，超前思維的、具有跨文化適應力的領導者可以管理得更好，至少目前暫時是如此。
這一目標之後，是轉移最佳實踐的願望(能力提高的目標為54%)，為創新和恢復活力而培養人才和領導者(53%)，刺激關鍵性能力的轉移(51%)和充分利用世界性的能力(51%)。這些優先考慮的重點，可以通過遵循我們的主要建議而得到最快最有效的實現：扭轉習慣性的全球化次序。先建立你的執行能力，這將帶動你的組織甚至帶動你的戰略到達競爭前沿的位置。
Ⅱ 文化經濟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挑戰
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文化因素越來越多地滲透到經濟活動中，使經濟獲得了新的發展形態和動力。文化已成為推動市場發展和市場革新的內在動力，文化與經濟越融合，文化生產力的潛能就越巨大，這也是一個國家在綜合國力競爭中最根本的、最難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競爭優勢。 一種與時俱進的新型經濟 文化經濟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型經濟。現代社會財富的大量增加使多數人們用於物質生活的開支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小，而更多的錢向非物質的方向，文化的、休閑的方向消費轉移。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休閑的教授傑夫瑞·戈比預測，在稍後幾年裡，經濟結構中休閑產業的從業人員將占整個社會勞動力的80％－85％。而華盛頓地區公共策略預測部主任莫利特則認為，休閑、娛樂以及旅遊業將成為下一個經濟大潮，並且席捲全世界。在從現在到2015年這段時間里，新技術和其它一些因素可以讓人們把生命中50％的時間用於休閑。這樣的社會需要保證了文化經濟在未來社會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而且，由於不需要很高的技術水平，文化經濟將容納巨大的勞動力，為解決就業難問題帶來出路。 文化經濟表現出文化經濟化的特徵。文化與市場的結合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關鍵。相對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文化已經很不適應社會需求；中國文化要想追趕世界文化強國，必須要走「文化經濟化」這一條路。不能把「文化經濟化」簡單理解為牟利。單純追求經濟效益，一切「向錢看」的文化市場，不是真正意義的「文化經濟化」，也無法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相反，由於肆無忌憚的篡改、曲解傳統文化，急功近利的「演義」經典文化，必將使中華文化遭受滅頂之災。走「文化經濟化」之路，是將市場作為發展文化的手段，目的是利用經濟杠桿來撬動文化市場，利用經濟手段去促進文化的「原創」和資源的開發，達到發展文化的目的。 中國的文化經濟要適時地融入世界經濟文化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和互動使文化在全球的傳播速度和規模空前增加，各民族文化都將在與他族文化的交往中吸收他族文化的精華來優化自己民族的文化，進而又會出現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趨勢，全球文化也就會在沖突與融合的交互中走向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的新階段。我們在文化建設中要積極吸取國際上的優秀文明成果。要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承認世界多樣性的現實。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世界文化的發展方向。 將市場和計劃兩種體制文化有機結合起來，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在全球化進程中，市場經濟法則成為世界經濟規則和相同的制度語言。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由市場經濟派生出來的與其相適應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等文化要素逐步得以確立，進而形成市場經濟體制文化。而與此同時，應當認識到中國長期以來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些觀念，如重視社會公平的理念、大公無私的胸懷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並沒有過時，不僅不能被拋棄，還應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予以發揚光大。在經濟全球化這一背景下，我們在制定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戰略時，首先就是要將這兩種體制文化有機地進行整合，將市場經濟的優秀理念與計劃經濟的優秀理念有機地揉合在一起，形成有機統一的新型文化。 抓住機遇，實施經濟文化一體化戰略，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經濟文化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經濟發展離不開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一定的經濟土壤必然生長出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文化產業已經成為當代產業結構中的重要一環，具有極大的經濟潛力，對於豐富文化生活、提高公民素質，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由於自然、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與發達國家比較仍有較大差距。嶄新的經濟文化一體化發展模式為我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一趨勢,大力促進我國經濟與文化的協調發展,著力培育文化力,提升經濟力，這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的重要途徑。
Ⅲ 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經濟面臨六大挑戰
中國證券報：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新常態概念意味著新挑戰。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面臨哪些新挑戰？中國應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李揚：第一個挑戰是投資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無論如何繞不過投資。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主要取決於投資。但投資又帶來了產能過剩、增長水分等很多問題，所
以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剩」的悖論，在新常態下需要進一步解決好這個悖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對投資進行一些新的處理。
具體來說，就是要解決好投什麼、如何投、誰來投三個問題。投什麼是要偏向消費生態，如何投是要減少負債、增加股本，誰來投是要民間資本來投。對投資進行
處理，一要做好激勵機制問題，現行GDP的考核很難對政府、企業起到激勵作用。二要做好基礎設施投資的商業可持續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調整經濟結
構、調整統計方法和計價方式，讓這些過剩的產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領域中去。
第二個挑戰是債務率上升和杠桿率飆升。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是
因為發達經濟體杠桿率上升、債務上升導致的債務危機。在危機發生時，我國的杠桿率和負債率都不算高，但這幾年都飆升了。我國的實體經濟總負債杠桿率的佔比
目前還不高，但是企業的負債非常高，實際上與國際比較都是這樣。
第三個挑戰是城鎮化問題。原來城鎮化是開發計劃，買地、賣地、招商，現在需要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鎮化，要從土地市場一體化的角度看城鎮化。城市化是為了提高效率，城鎮化的社會含義意味著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四個挑戰是房地產市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從體制上削弱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的經濟社會基礎。另外，城鎮化戰略的轉型，終止了住房市場發展的傳統動力。
未來城鎮化將不再主要體現為開發區化的城市規模擴張，所謂10-20年的剛性需求是否還存在，需要認真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當城鄉土地一體化時，房價上不
去了。再加上房地產市場供應量絕對大於需求量，居民的購房意願急劇下降。
中國房地產市場將經歷一個五年時間的中期調整。在這一過程中，
金融問題會產生，但金融問題還不會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原因在於：一是現在房地產市場價格下跌，但還沒有造成負資產。如果造成負資產就會出現恐慌性拋售現
象；二是金融機構還沒有出現大面積虧損；三是中國居民借錢比較少。對房地產市場的短期調控，我不主張採取措施，建議把過去的措施取消掉。因為過去的措施太
多，多到我們無法看到房地產市場應該是什麼樣的。但要採取長期措施，因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十幾來年來沒有頂層設計，因此，對於一些根本性問題沒有回答。
第五個挑戰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地方政府債務可能長期化，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理由有三點：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仍控制在
40%以內，處於國際通行的60%債務率控制標准范圍內，但是如果不加以處置，長此以往就會成為大問題；二是中國整體的資產負債表仍然健康，我們可在不對
經濟健康造成較大損失和對經濟增長速度造成較大不利沖擊的條件下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單一制的政體，使得我們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國可供選擇的去杠桿空間仍然
很大，包括政府資產的轉賣、債轉股，長、短期債務重組轉換，拉長負債久期，降低期限錯配風險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債務總體可控，其實也是解決地方政府債務
問題的方案。
第六個挑戰是金融問題。量寬、價高是金融的主要問題。量寬是中國的流動性過剩，但利率很高，這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這一問
題經常發生並且長期持續，導致我國金融結構中存在種種障礙。理論上說，這一現象阻礙了貨幣向信用的轉移，貨幣向信用轉移過程中，每轉移一步就加一下價，最
後到實體經濟手中便貴了。
Ⅳ 供給側改革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好處
面對龐大有消費能力的市場群體，中國國內企業難以提供有質量品牌產品和高水準的服務，即使能夠提供也存在不便利、成本高等各種問題。即，國內供給結構出現了問題。中國政府改革供給領域的結構性問題，目的就是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1.提升有效供給
根據經濟學基本規律，市場由兩方面因素形成的，即供給側與需求側。圍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供給學派認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供給側強調配置勞動力、土地、原材料、資金、技術、創新等要素，為全社會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而需求學派強調，需求充足與否決定經濟發展狀況，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是理想的市場經濟狀態。當市場需求不足時，刺激投資、消費、對外貿易來促進需求增加，從而實現市場供求均衡和經濟社會發展。
無論是強調供給側還是強調需求側，都有其局限性，因為發揮其作用都需要相適應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
2.結合國內外市場推進
在全球化競爭中，無論是產品還是服務，最重要的還是取決於質量。因此，中國更需要強調市場主體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全國范圍內，政府部門推進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的普及和執行，並進一步完善質量、安全、知識產權、公平競爭等領域的法律法規體系，特別是加大懲治和處罰力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給予人民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確保市場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
其次，中國政府加快打破國內外市場壁壘步伐。一方面，中國與一些經濟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特別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相關產能合作備忘錄，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提供了機遇和空間。特別是，2016年中國與韓國、澳大利亞等經濟體全面實施FTA，大幅度降低關稅，削減非關稅壁壘;中國正進行與東盟FTA升級版的談判，以及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的談判等，有利於引導中國市場主體的生產行為和提升服務質量。
在國內，2016年繼續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和長江經濟帶戰略，其首要任務就是推進區域市場一體化，最迫切的就是促進交通便利和降低運輸成本，減少有質量、信譽產品和現代服務進入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成本。
新的經濟形勢下，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領域，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國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盡管普通產品供過於求，但是個性化、定製化、公共性的消費與服務嚴重供給不足。地方政府應積極創新和加快彌補短板，建立和完善社區以及農村的公共服務，包括醫療、文化、健身、教育等，從而解決基層組織的公共性服務不足問題。
對於中小企業，政府需要做好三方面事情，彌補其短板：建立公共技術平台，減輕中小企業負擔，幫助中小企業技術進步和創新，例如，深圳市政府長期為中小企業提供公共技術服務平台，包括傢具、鍾表、服裝研發中心，電子產品質量檢測中心，材料表面分析檢測中心等;給予中小企業參與市場的機會，包括政府采購招投標中給予中小企業一定的機會;對中小企業融資給予支持，包括優惠利率和信用擔保等。
最後，要支持供應鏈等新型業態促進企業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產能、庫存、杠桿都是市場主體經營過程中的行為，產能過大說明效率不高有待改進，庫存過多說明產品缺乏競爭力，杠桿過高說明市場經營風險尤其是金融隱患明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市場主體創新，深圳、上海等東部沿海地區企業應用供應鏈新型業態，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積極創新，藉助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相對自由流動的背景，運用現代互聯網技術，以大數據為支撐，發揮規模效應，跨界整合產業鏈上下游和內外體系，大幅度庫存、供需、研發等環節的交易成本，實現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的目標。
Ⅳ 有個有關「經濟全球化利弊」的辯論，我的觀點是：不利於發展中國家。
怎樣正確看待我國現階段的剝削和貧富分化問題 ？
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范圍內確實存在著剝削，剝削的發展產生了貧富分化。
那麼如何看待我國現階段的剝削和貧富分化呢？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定的規律，剝削也一樣。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剝削將經歷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的發展軌跡。歷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剝削從無到有;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社會剝削經歷從有到無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也並不認為剝削絕對不好,例如認為有剝削的奴隸社會,取代沒有剝削的原始社會,是一大進步。
實行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更快更高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展生產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剝削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目前，在三資企業、私營企業等領域中，還存在僱傭勞動關系，存在著剝削的現象。這一定范圍內的剝削持續一段時間後，就產生了貧富分化。
一般地，社會主義是不應該有剝削的，但是，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特殊的社會主義，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我國的國情所決定，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剝削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國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底子薄，社會生產力還比較落後。單靠國家有限的財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難以完全解決如此眾多的人口的就業和生計問題。因此，引進外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這樣做，雖然在一定范圍內出現了剝削，但是歸根結底對社會主義有利，對人民有利，因為它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鄧小平同志在談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發展私營經濟的時候說：「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這就告訴我們，我們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三個有利於」的標准來看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現象，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簡而言之，我國的國情情決定了我國要經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特殊階段，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要求，多種所有制共存，在多種經濟形式，為剝削現象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而目前社會主義不具備消滅私有制的物質手段，客觀上也為剝削現象留下了一席之地，加之現階段，人們對勞動形式的不純要求，以及思想道德的多層次性，使剝削現象的存在有了客觀依只要次些條件存在，剝削現象就有其客觀必然性，不管人們是否承認，作為經濟現象，它總是頑固地以種種方式表現出來，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發揮作用。
二、
重慶市社科院院長蔣一葦在6月重慶市委舉辦的理論講座上說,實行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更快更高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馬克思主義堅信人類要走向共產主義,這並不只是一種道義上的信念,而是總結社會發展必然規律作出的結論。馬克思主義也並不認為剝削絕對不好,例如認為有剝削的奴隸社會,取代沒有剝削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大進步,就說明了科學社會主義不是一種道義上的信念。我們走社主義道路而不走資本主義道路,
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現象
郭紹揚
私有制是剝削產生和存在的前提及基礎。正因為如此，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宣布：「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剝削作為己任，並為之奮斗不息。建國以後，黨力圖在這方面有所前進，幾十年來，我們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限制、改造私有制，限制、進而消滅剝削。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剝削這一經濟現象卻又出人意料地出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生活之中。對此，人們議論頗多，褒貶不一。顯然，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出現的剝削，是一個不容迴避的間題，從理論與實線的結合上探討這一現象，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擬就有關剝削的幾個問題談點膚淺的看法。[文秘資源-www,tingko.com,找範文請到文秘資源網]
一、剝削的內涵及現階段剝削的主要形式
1 ．剝削的內涵：理論界將剝削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說」將平均主義及一些非勞動收入都界定為剝削。本文所要討論的狹義的剝削，即剝削是指社會上一些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有對甚至是使用權）無償地佔有他人的剩餘勞動或剩餘產品的行為，稱為剝削。
2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剝削的主要形式：根據以上對剝削的定義，我國現階段的剝削現象，我認為主要通過以下幾種形式表現出來：( l ）僱工：這是現階段的主要形式。僱工經營實質上是僱主佔有生產資料聽有權（或使用權），通過僱工的方式以佔有工人的剩餘勞動為目的一種經營活動。（2）股金：在股份經濟中，有些股東不從事企業的生產和管理，脫離企業經營活動，僅憑借股金分享高額利潤。（3 ）高利貸盤剝：特別是在私營借貸中，有些高利貸者以高出國家銀行幾倍、幾十倍的利息借出。（4 ）租賃：把生產資料承租給別人，從而佔有他人剩餘勞動。（5）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中，外國資本家憑借佔有生產資料的權利而佔有工人的剩餘勞動，有時甚至佔有必要勞動。
二、剝削是讓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必然存在的一種經濟現象
馬克思說：」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須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資本論》，第一卷，第263 頁）．這里，明確地指出了剝削產生的經濟條件是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為我們分析現階段存在剝期現象指明了方向。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多種經濟形式，是「剝削」這一經濟現象產生的客觀經濟基礎。我們是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從我國國情來看，我們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但是生產力仍沒有達到社會化大生產的程度，而這樣呈現出的生產力多層次性，就客觀地、必然地導致了所有制的多層次性，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並存。因此，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允許私人經濟存在並鼓勵其適當發展，是適應生產力水平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力發展生產力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既然私人經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那麼，根據馬克思的利余價值理論，作為私營經濟的必然產物— 僱工以及因此產生的剝削，就有其存在客觀依據。
2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未具備消滅一切私有制的物質手段，這是剝削現象存在的直接根源。因我國的社會主義脫胎於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物質基礎本來就十分薄弱，加上這些年來工作上的種種失誤，在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才，難免會出現資金、找術設備短缺的困准．為了解決這些困難，在五十年代，毛澤東同志就說過：「現在的自由市場還有資本主義，雖然沒有資本家。上海地下工廠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超來。要使他成為地上，合法，可以僱工。」( 1956 年犯月7 日約見民邀、工商聯負責人談話）經過三十多年的建設，這種社會需要仍未充分滿足，特別是貫徹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要堅持改革和開放，要「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為此，我們要採取種種措施，吸引國外資本．吸引華僑投資，大力吸收國內民眾間的資本投資，這必然就會出現私營經濟、中外合資和中外合作經濟，僱傭關系和剝削現象的出現就是難免的了。
3 ．人們對勞動形式的不純要求是剝削現象產生的重要原因。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體現，成熟的、完全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還由於缺乏生產力為客觀基礎而不能為生產者提供最好的生產環境．在這種情況下，廣大勞動者都希望以最適應本身特點的勞動方式創造能基本滿足個人要求的物質財富。一方面，有的勞勸者在現行政策的允許下購買了部分生產資料，需要有勞動力為之生產；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資源充裕，特別是廣大農村相當一部分勞動力由於土地的有限性和勞動的季節性而不能與生產資料充分結合，暫時游離於社會之外，需要尋找生產資料以獲得生活資料．因此，為了加快貨幣資金轉化為生產資金的過程，把散在的生產要素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私營經濟的僱傭關系也就應運而生。
4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道德的多層次性是剝削現象的思想基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多種經濟形式相適應的思想道德的要求也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國長期處在封建社會，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小農經濟思想、道德還有較大的市場。現階段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不尊重個人利益、不承認追求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只能是空想主義，實踐己證明行不通。所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下，還要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其中包括非勞動收入。
簡言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多種經濟形式，為剝削現象提供了決定性的條件，而目前社會主義不具備消滅私有制的物質手段，客觀上也為剝削現象留下了一席之地，加之現階段，人們對勞動形式的不純要求，以及思想道德的多層次性，使剝削現象的存在有了客觀依只要次些條件存在，剝削現象就有其客觀必然性，不管人們是否承認，作為經濟現象，它總是頑固地以種種方式表現出來，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發揮作用。
三、堅持用生產力標准來評價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現象
十三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 而且明確了我們「要把
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發展生產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准。」顯然，我們也只有運用這一標准來評價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的剝削現象。
1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激勵機制。這主要表現在：
( l ）為了獲得較多的剩餘價值，私營經濟經營者願意把資金用於擴大再生產，而不只是揮霍浪費．這種剩餘價值資本化的結果，在客觀上起到了將社會閑置的個人資金轉化為生產資料的作用，可以進一步吸收閑余勞動力，優化生產要素的結合，促進整個社會資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 2 ）私人經濟經營者個人致富的內在沖動和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迫使經營者根據自己的優勢和市場需求的變化，靈活選擇經營方向、經營品種，根據競爭的需要，迅速調整本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這有助於滿足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多方需要．
( 3 ）為了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經營者往往採取內含式擴大再生產的辦法，就是必須提高資本技術構成，因而必須用較先進的技術裝備代替原有設備，提高生產水平和管理水平。這對公有制經濟無疑是一種挑戰，因而，有利於整個社會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 4 ) 『在獲取更多剩餘價值的激勵下，私營經濟經營者有時要看準時機，採取資本集中的辦法擴大經營規模，從而達到自已的目的。無論是大魚吃小魚，還是用和平的辦法，收買股份組織股份公司，都有利於社會化大生產。
上述可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的剝削現象，對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有一定激勵作用的。
2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現象與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具有質的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只是一種經濟現象，是在一定對間、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這與傳統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中的剝削從其生產的條件和作用來看，有質的區別．具體反映在：
( 1 ）制約它們的經濟規律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現象，是私營經濟的產物。而私營經濟是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出現的，它必然要與公有制經濟發生種種聯系，它的發展方向、規模必然要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規律的制約。而傳統的剝削是以私有制制度為基礎的，它受剩餘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制約。
( 2 ）兩者的資金來源和用途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人佔用生產資金，來源於經營者的勞動，僱主以自已的勞動所得的財產所有權為根據，獲取部分剩餘價值，實際上包含了他們犧牲現期消費，而為社會進步提供了物質基礎的貢獻，這是他們追求利潤的一個主要動力。資本主義剝削者的資本來源於剝削，『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臟骯的東西」，這就是資本的本質。資本家迫逐剩餘價值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已的私慾。資本主義生產中的高額利潤，基本上歸資本家。
( 3 ）．兩者存在的范圍和程度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的剝削現象是在一定范圍內的，有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鐵路、銀行、郵電等部門，目前王沒有出現私營經濟．在私營經濟中，剝削量也受到政策和社會道德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是無聽不包、無所不有的，它在全社會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榨取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其慾望是無止境的。
( 4 ）兩者體現的關系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是在社會主義法律的允許的范國內，僱傭的雙方是在政治平等的前提下，經過協商約定，體現的是平等互利的合作關系，僱主與僱工的矛盾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資本主義剝削是資產階級對無產資級的剝削，體現了兩大階級的根本對立，正如恩格思指出的那樣，」只有在本人完全不必勞動時，這個僱傭勞動的人才成為真正的資本家。」（《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16 卷，第307 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經營者，一般都從事勞動或管理，因此與資本主義的資本家是有區別的，兩者體現的關系也顯然不同。
( 5 ）兩者的發展前途不同。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種剝削現象，與社會主義制度是相悖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這種剝削見象將在社會主義社會消失。資本主義的剝削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是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它就將存在，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消滅資本主義剝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現象，與資本主義剝削有以上五個方面質的區別，這種質的區別，主要反映在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佔有狀況上，即私有經濟的經營者佔有部分生產資料，是從屬於公有制經濟的，而資本主義社會是資產階級佔有生產資料。我們決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更不用擔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會導致社會主義性質的改變。
四、正確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私營經濟中出現的剝削觀象，大力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社會主義經濟。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存在剝削，這是由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必然經濟現象。盡管社會主義的建立是以消滅剝削為出發點的，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已證明，一定范圍內的剝削現象，實際上從未中斷過。「文化大革命」前對民族資產階級土商業的改造，以及實行贖買政策，「文化大革革」中自發出現的地下工廠，都充分證明了要人為地消滅和以法令的形式禁止這種經濟現象，是不可能的。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發展私營經濟所走的路，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在現階段，不是允許或不允許剝削現象存在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正電、如何正確對待的問題。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我們承認剝削現象是一個必然的客觀存在，並不等於讓這種剝削現象任其發展，我們也要充分認識這種剝削的消極因素，採取必要的經濟手段和經濟杠桿，因勢利導，使其循著繁榮社會主義經濟的軌道發展。只有善於運用政策對私營經濟加以引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剝削現象，對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才能產生促進作用。
我們也只有充分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為最後消滅剝削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初級階段的剝削現象是社會主義道義所詛咒的，但為了取得消滅剝削的最後勝利，在經濟生活中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其合法性，我認為這是我們對待現階段剝削現象的應有的基本態度．
三、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展生產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
關於公平的思考，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
為什麼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仍存在剝削
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確立，標志著剝削制度在我國的消滅。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剝削現象仍然存在。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由於我國生產力落後，且具有多層次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我們不能搞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而只能實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和鼓勵其他經濟成份並存和共同發展，只能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分配製度。這種所有制結構和分配方式的存在意味著我國要徹底消滅剝削現象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我們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允許這些經濟成份中剝削現象的存在，並非是鼓勵剝削現象，重新建立剝削制度，而是通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採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⑷，為將來徹底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物質基礎。
社會主義本質的「消除兩極分化」與「消滅剝削」是在實現社會主義目標同一過程中的兩手方面，其核心內容是相通的。因為消滅了剝削和剝削制度，也就消滅了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對立，當然也就消除了兩極分化。
先富政策
放眼世界，只有經濟落後和經濟特別發達的國家，它們的貧富差距水平都很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中國是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因此貧富差距出現並擴大是正常的，只有當經濟繼續發展，經濟水平達到一個頂點後，我國的貧富差距就會隨著經濟的發展慢慢縮小
改革開放以來，實行讓一部人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帶動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政策。這一政策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種手段，對發展生產力也確實有益。但如何實現先富帶動後富？現階段貧富差巨不斷拉大，是否已經超過一定的限度呢？一般人的新三座大山」的教育、醫療、住房問題，看來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們的貧富差巨已經相當明顯了。
我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1.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1984年為1.74: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為2.65:1，2000年為2.19:1，2001年為2.9:1，2002年為3.11:1，2003年為3.23:1，200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2∶1。
2.地區收入差距拉大。2005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四個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廣東，比最低的四個省區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高7000～10000元左右，而2000年，四個最高省市比四個最低省區高4000～6000元左右；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四個省市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比最低的四個省市貴州、甘肅、雲南、陝西高3700～6000元左右，而2000年，最高的四省市比最低的四省高4000～6000元左右。
3.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明顯拉大。1978年，我國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的行業的工資之比是1.38∶1，1998年則上升為2.35∶1。2000年，行業最高人均工資水平是行業最低人均工資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壟斷行業、新興產業部門等行業的收人增長很快，而一些傳統產業部門如冶金、煤炭、紡織等行業的收入增長緩慢。
4. 非法致富現象較為嚴重。有一些社會成員利用非法手段，如偷稅漏稅、敲詐勒索、貪污受賄、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以及各種形式的尋租、內部人控制等非法收入現象相當普遍。其中社會反映最為強烈、影響最突出的是利用職權謀取不義之財的腐敗行為，從索賄受賄到權錢交易到與不法分子狼狽為奸，腐敗問題相當嚴重和突出。轉貼於中國論文下載中
現階段貧富差巨不斷拉大，是否已經超過一定的限度呢？
我國的基尼系數這一指標從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但是，目前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和地區有：巴西0.567、香港0.533、智利0.549、新加坡0.522等，即使達到0.65的南非，也不曾聽說產生什麼動盪。可見，0.4 的警戒線只具嚇人的作用。
再看基尼系數低的國家：如阿爾巴尼亞0.267，與比利時0.28、芬蘭0.26、法國0.28、德國0.27、挪威0.28和瑞典的0.23等，都屬於一個檔次，都表明收入達到接近絕對平均的程度。但曾經作為過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阿爾巴尼亞，在歐洲是一個窮得滴鹵的國家，它的0.267隻能說明是一個均貧指標；與比利時等那些西歐國家相比，後者代表的則是均富指標。兩者大相逕廷，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可見基尼系數沒有想想的那麼可靠。
貧富差異加大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發展我國經濟，片面地強調效率問題，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的對外優惠政策，同時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種程度上拉大了我國的貧富差距水平。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我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導致一些人鑽了法律的空子，為了致富而不擇手段。很多人通過各種非法手段「剝削」，大量侵吞公有財產，在短時間內暴富，使中國在短短的20年內產生了很大的貧富差距。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最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推行所謂的走出去戰略而讓私人以私營公司名義用國家資金在國外注冊企業，這極大地方便了許多見利忘義之徒侵吞國有財產——在國外注冊私營企業的老闆可以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國家在自己注冊企業中所擁有的財產，而中國政府甚至連向外國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
（二）出口退稅政策
為刺激出口所實行的不惜代價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造成兩極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稅給予的暴富機會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單據以騙取出口退稅本身成了某些「模範外向型地區」的一大賺錢機會。
（三）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
這樣一種政策鼓勵了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切斷與其國內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者的聯系，它雖然有利於廣東等少數沿海地區發展加工出口經濟，卻使廣東的出口產業發展不再能帶動內地的相關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由此而加劇了直接生產出口產品的行業和地區與其它行業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使廣東的富裕與全國的經濟發展失去了關聯。
（四）「鯰魚效應」的觀念
這種觀念認為，進口的壓力會使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活得更好，就象在長途販運的活魚中放入吃魚的鯰魚會激活販運的魚那樣。而近幾年的許多政策都是按照這種思路設計的。實際上即便是那些在開放進口的壓力下生存下來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會大幅度下降，這會使貧者進一步貧窮，從而加大社會中的貧富分化。
（五） 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市場經濟是從無到有，是一個逐步建立的過程。在市場經濟建立的各個具體階段，不同社會群體的獲益程度很不相同。換言之，在市場化不同的具體階段會形成不同的、與之對應的相對富裕的社會群體。這些群體不可避免地同依舊在計劃經濟體制內的社會群體在收入上拉大差距。比如，在金融領域市場化的初期階段，許多人靠投資外匯、債券、原始股票而一舉躋身富裕階層。從一定意義上來講，誰與市場化過程能保持著同步的關系，誰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來。
（六）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引進外資，發展我國經濟，實行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這種製造貧富兩極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現在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上。當今中國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是在外資企業工作的高薪階層。對中國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員工工資不能計入成本，而應當視為利潤的一部分，從而不僅員工應當繳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企業還要為此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但是這種作法卻沒有適用於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工資，外資企業的員工工資就都可以不視為企業利潤，從而不必繳納相應的企業所得稅。在這種不平等的稅收待遇下，中國企業由於稅負過重而難以提高職工工資，外資企業卻由於稅負較輕而樂於給其員工高薪。實際上，外資企業給其員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著中國政府的企業所得稅送人情。外資企業薪金普遍高於中國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造成的
Ⅵ 逆全球化下，中國怎麼做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雖然出現了逆全球化現象，但中國堅定奉行開放戰略，堅定地支持經濟全球化。
一方面，中國應繼續創造有利於我國發展的良好外部條件，抓住關鍵機遇期，堅持與各國一道互利共贏，合作共贏，共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為經濟合作添磚加瓦，為和平與發展貢獻力量。
另一方面，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原則，推進一帶一路進程，深化亞投行建設，推動多邊關系和平發展、穩定發展。
最後，應當注意防範當前形式下所面臨的金融風險和貿易挑戰，積極推進國內供給側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機制創新，去杠桿、去庫存、去產能、補短板、降成本，保持我國經濟良性運行。
Ⅶ 舉例論述全球化的效應
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效應之一，是使世界真正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極大地促進了國際交流，降低了世界經濟活動的成本，提高了全球經濟效益和世界經濟發展水平，並有利於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世界經濟是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活動聯結成的有機整體，世界經濟的發展與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相互促進的兩個過程：全球化由經濟發展的推動而不斷加深，而經濟發展也因全球化而得到促進。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經濟開放度（貿易/GDP）的高低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高增長的13個國家經濟開放度是92.1，而低增長的國家只有70.2。高增長的國家通過擴大對外交流而獲得了更多的發展資源和發展空間。全球化為所有的國家提供了廣泛的經濟交往的舞台和發展機遇，使每個國家都能從中獲得收益。因為，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不僅發達國家之間在資金、技術和市場上實現了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也相互交織，形成了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發達國家由於經濟成熟，市場已趨於飽和，遂全力向世界市場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市場擴張；發達國家擁有較高的價格水平，經濟全球化可以使它有條件從最便宜的國家進口商品，其購買支出遠遠低於國內價格，從而獲得國民收入的外溢。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全面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大量吸收外來資本及技術，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其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中所佔的份額不斷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價格水平相對較低，難以獲得國民收入的外溢，但發展中國家相對於發達國傢具有價格競爭力的利益，這有利於擴大它們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國際經濟交往的日益頻繁與經濟關系的密切，為各國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比較優勢的發揮創造了條件。這不僅使世界經濟的內容更加豐富，而且推動了世界經濟的整體發展。
經濟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依存對長期存在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提出了嚴峻挑戰。應該承認，當下的經濟全球化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化，國際經濟規則基本上都是由西方國家單獨或聯合制定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居於不平等和不利的地位。但是，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公平等問題必然會成為世界經濟政治議事日程的當務之急。因為在全球化進程中，世界是一個經濟整體，如果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處於貧困和弱勢狀態，發達國家的發展總是以發展中國家的犧牲為代價，世界的經濟體系就缺乏和平與繁榮的真正基礎，全球化的經濟秩序就毫無正義性和普遍合法性可言。這樣的全球化是不可能長久持續和順利發展的。實際上，當前國際社會所出現的極端民族主義、國際恐怖主義等勢力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與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公正有關聯。同時，經濟全球化的深入進行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參與，必將使改革舊有的不合理規則體系、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冷戰結束後，世界市場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各種類型的國家都被深深地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成為世界市場的重要成員。與昔日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強制裹脅到世界市場不同，如今它們是作為獨立主權國家而主動參與到世界市場中來的。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它們在世界經濟舞台的地位和作用將不斷提高和增強，它們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也會不斷增強和更加有力。全球化的利益應當是共享的，全球化的競爭應當是公平的，未來經濟全球化能否順利進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能否實現某種意義的平衡。另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要求全球性的經濟制度體系不斷出新和變革。全球化的迅猛發展給國際社會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原有的制度、規則已難以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雖然近年來，一些國際性的組織制定了一系列國際規章制度，為世界經濟活動確立了相關行為規則，但是這並不能涵蓋所有領域，而且這些規則由於缺乏強制執行的權威機構而很難實施。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動盪，使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和運行機制的缺陷暴露無遺，所以對國際經濟組織及其維系的國際經濟體系進行必要的改造或重構是保證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條件。
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效應之二，是使國際關系的內容發生變化，推動和促進國際政治機制的構建與國際政治秩序的重構。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的重大意義在於它對傳統的民族國家權利及國際關系構成了深入和持久的挑戰。與其他各種體系一樣，國際體系「是通過以某種控制形式進行有規則的互動而聯結在一起的多種多樣的實體的集合體」。一方面，全球化的邏輯與國家體系正在發生沖突，國家的主權地位正在受到挑戰，國家職能越來越多地被讓渡和削弱，國際組織的作用日益強化；另一方面，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也並非完全處於一個被動的地位，因為全球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安排，是需要國家來進行推動的，國家不僅可以利用國際社會現有的規則、制度及渠道發揮多方面的影響，而且可以通過直接參與全球化進程，對全球化的速度、范圍及趨勢實施某種控制，並最終確定全球化的世界統一的規則。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將推動世界各國內外政策的調整和國家形態的重塑，以國家形態的變化為基礎，國際關系的內容及國際政治秩序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為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的背景下，導致國家間發生戰爭的因素有所減少，特別是那些在全球化方面取得較大進展的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減小。全球化的作用使得國家之間的競爭變成了經濟上的競爭和科技實力的競爭，世界各國均把主要注意力轉向經濟發展問題，並把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經濟發展環境和經濟活動空間作為自己的重要目標。為此，經濟、社會、文化及科學技術等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日益提高，而傳統的軍事關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這極大地豐富了國際關系的內涵，也使國際社會的結構發生很大變化。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在一個越來越大的市場上進行競爭與合作，經濟以及政治、文化和人員的交往日益頻繁和復雜，必須有必要的國際規范加以約束；從深度上說，世界市場的規模發展意味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要使各國在世界市場上進行有機的整合，各國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也需要遵循一些超國界的共同規范。也就是說，在全球化進程中，國際規范與規則成為調節國家之間關系的重要杠桿，成為解決不斷出現的國際性矛盾與沖突的客觀需要。不僅如此，全球化極大地改變了國家利益的內涵，國家利益的核心從傳統的國家安全發展為廣泛的經濟與社會安全，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實現必須依賴於各國的密切合作與協調，國際關系並不僅僅是國家之間的關系，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主體的作用明顯增強。這意味著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趨於多元化，民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已經無法維持壟斷性的主體地位，而必須與一些非國家行為主體共享世界舞台。這必然促使各個民族國家作出調整，重新審視傳統國際機制及國際秩序的本質特性，努力尋找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結合點。此外，隨著廣大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它們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地位和作用將會不斷加強。在全球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不僅需要得到規則和過程的公平，更需要得到某種特殊的照顧和結果的公平，發展中國家的要求與斗爭是加快新國際政治秩序構建的重要動力。總之，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為國際機制和國際秩序的重構創造了必要的環境並提供了基本的動力。
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效應之三，是為落後國家利用外資和全球市場、發揮「後發優勢」並追趕發達國家，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對於落後國家來說，全球化雖然給它們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但是，全球化也為落後國家帶來更大的利益和少有的歷史機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新興工業國家完全可以發揮「後發優勢」，利用發達國家的已有成果，藉助世界市場的資本、技術等因素而獲得加速發展。第一，全球化不僅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的資本來源，而且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增值提供了重要場所。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工業化和走向全球化的雙重任務，資金不足是困擾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而全球化恰恰為國際資本大量湧入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重要渠道並創造了條件。資本的自由化和金融國際化的發展使發展中國家很容易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剩餘資本。國際資本的大量湧入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強有力動力，而經濟的不斷發展使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不斷提高，甚至出現了資本的充裕。因此，如何實現剩餘資本的不斷增值關繫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能否深入發展，經濟全球化則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增值提供了一條途徑。據統計，1985—1996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佔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由5%上升到14.7%。與發達國家相比，盡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總量較少，但隨著國際投資自由化的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將會有一個大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既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和擴大出口，又有利於調整產業結構和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及升級，也有利於國際分工的發展和南南合作的加強。第二，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提供了廣闊的國際市場，有利於增加商品和勞務出口，進而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加速，擴大了對初級產品以及勞務的需求，這為盛產這些產品並擁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落後國家擴大出口提供了機會。同時，由於貿易自由化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口的工業品關稅的大幅度減讓，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入環境得以改善，大大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國際貿易的發展不僅大大加快工業化國際擴散的速度，促進國內經濟的增長，而且國際貿易本身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86—1996年，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佔GDP比重平均每年上升1.2%。第三，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設備、技術、信息及管理理念。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先進的設備、技術及管理是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必備條件。國際貿易的發展、生產一體化以及資本和人員流動的頻繁實際上就包含了設備、技術、人才等在內的企業經營資源的國際轉移。因此，全球化發展不僅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大量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設備和技術，而且還能同時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管理經驗及管理理念，迅速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為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打下良好的微觀基礎，並進而推動經濟與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全面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東亞地區經濟的成功表明，無論其原有的經濟基礎如何薄弱，只要採取適當的對外開放政策，將其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完全有可能在短時期內迅速實現經濟的跳躍式發展，最終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這在信息化時代尤其如此。由於信息產業明顯不同於其他現代工業，這為發展中國家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提供了更可行的機會。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在輸入發達國家的技術產品和接受投資的過程中獲取發達國家在信息革命中已創造的先進成果，從而大量節省初期研究開發費用，並使自己的信息產業建立在較高的起點上。所以，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和趕超戰略、達到自強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並非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關鍵是看各個國家如何應對並做出何種選擇。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就形象地指出：「全球化猶如一股洶涌的波濤，它既可以吞沒一些國家，也可以將另一些國家向前推進。」
Ⅷ 簡述全球經濟治理理念的核心
是一個社會學或國際關系的術語，是指為了解決超出一國或一地區的某一問題，而由各國進行政治協商以共同解決的方式。
全球治理並不是要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因此這一概念有別於世界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在保留現有各國政府管理機制和力量的基礎上，加強彼此的溝通和協調，以解決一些共同面臨的問題。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包括沖突、環境、生態、資源、氣候等許多問題的解決都非一國政府所能及，因此，全球治理受到愈來愈多的重視。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個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價值。即在全球范圍內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應當是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全人類的普世價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規制。即維護國際社會正常秩序，實現人類普世價值的規則體系，包括用以調節國際關系和規范國際秩序的所有跨國性的原則、規范、標准、政策、協議、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體。即制定和實施全球規制的組織機構，主要有三類：（1）各國政府、政府部門及亞國家的政府當局；（2）正式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會組織。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體。指已經影響或者將要影響全人類的、很難依靠單個國家得以解決的跨國性問題，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態環境、國際經濟、跨國犯罪、基本人權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對全球治理績效的評估，集中體現為國際規制的有效性，具體包括國際規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適應性、政府能力、權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識基礎等。有學者把上述五個核心要素轉化成五個問題：即為什麼治理、如何治理、誰治理、治理什麼、治理得怎樣。
Ⅸ 我國是怎樣應對經濟全球化進程和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的
全球化的本質是什麼？從正面角度講，是合作與互補；從負面角度說，是競爭、爭奪與損傷。因此，中國在進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不能放鬆本質性的東西，即國際間的利益爭奪，切防國家利益受損。
經濟戰從來都是和其它方面的冷戰滲透手段結合在一起使用的，若無政治、思想學術、文化等多方面滲透的配合協助，任何經濟戰圖謀恐都難以對一個主權國家的經濟政策進行誤導而奏效。因此經濟戰涉及國內各方面的政策。
遺憾的是，目前的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危險的靠出賣本國利益而牟利的買辦集團，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已經成為外部經濟戰及財富「掠奪」的最好幫手和合作夥伴。
由於我國已成為美、日謀取世界霸權和亞洲霸權的最大障礙。因此，美、日等國除支持其在華金融資本對我進行商戰外，還明顯具有對我進行經濟戰的戰略企圖。這種經濟戰不僅以利己為目的，而且還有利用經濟手段，兵不血刃徹底削弱打垮對手的戰略目的。
防人之心不可無！中國當前的危險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對華經濟戰的三把刀
美對華經濟戰實際上從93年6月鄧小平病重不能理事就正式開始了。日本在其中起了極壞的作用，可以說是美國的同謀。迄今為止，這場經濟戰共有三把刀。前兩把我們已結結實實挨上了，造成了我兩大財富黑洞。
第一個財富黑洞是誤導我實行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造成94－98年持續五年的嚴重經濟衰退損失至少4萬億人民幣。{2.8萬億的銀行呆帳中，估計真正損失掉的財富約為2萬億元，其餘8千億元為經過努力可追回的貸款加上地方政府為虛報政績多繳稅而向銀行借的款。而社會自有資金的損失一般不會低於銀行貸款的真正壞帳損失，因此估計因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而造成的社會財富的損失（包括銀行貸款和社會自有資金）約為4萬億元。其所對應的物質財富的損失則包括大量積壓損毀的商品，閑置報廢的生產能力和設施，虧損、破產的企業資產，廉價賣掉的土地、商品、建築物、企業和無形資產，因失業而損失的工作時間等等。雖然銀行的壞帳都被剝離沖銷了，但這個財富黑洞卻不會因此而消失。}這是其對我經濟戰的第一把刀。
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經歷了大約十年滯脹後，已基本不再錯誤地用貨幣緊縮政策治理通貨膨脹，而是自八十年代裡根時期開始主要依靠供應學派理論實行減稅政策治理通貨膨脹，並成功地應用至今。但美國卻利用其在世界經濟學術領域和國際經濟權威機構的地位和影響鼓勵中國採用（與美國內完全相反的）緊縮貨幣政策和殺雞取蛋式的增值稅改革治理通貨膨脹（居然有我宏觀調控應得「諾貝爾獎金」之說），造成我國94－98年持續五年的嚴重經濟衰退和其後持續數年的通貨緊縮。
補充：
1，國內的流動性和對外一定程度的封閉（通向外部的血管）
一國經濟若要有效率，必須有較高的流動性。喪失流動性的經濟是死住的經濟，就像我們93年6月宏觀調控以後至2002年，近十年周轉速度極慢。
但如在我高速運轉經濟肌體中裝上通向外部世界的血管，我經濟肌體高速運轉的效率就將成為對外淌血或被外抽血的「效率」。這些通向外部的血管主要包括：
A. 取消外匯管制，這是通向外部的主要血管。
B.外資控股銀行開辦人民幣業務，因對其外匯和我本位幣兌換事務難於監管，因此可繞過外匯管制，形成一條聯接外部的血管。
這兩種通向外部的血管都是既方便由內向外淌血又方便從外向內吸血。
C.而對內開放境外資本市場（QDII）和對外開放國內資本市場（QFII）則是力圖（通過裝幾條小血管再將其擴大）突破外匯管制。
D.外企在已全流通的A股上市，將使外資在生產資本形態上的原自有資本逐漸變現撤出而又不影響其繼續經營賺錢。雖未能使其原自有資本直接變為外幣而只轉變為人民幣，但畢竟可使其最不容易變現撤出的生產資本變成了貨幣形態的人民幣，接下去再將其弄出境外即可（這在電子貨幣和互聯網時代其實並不太難）。因此，這條實業外資的撤出渠道也是一條通向外部的間接血管。
由於我現在的法制環境，所有通向外部的血管只能是以我單向失血為結果。
由於2003年以來我新一屆國家領導人未再繼續以前錯誤的貨幣緊縮政策，使我過去幾乎窒息的經濟又重新活躍起來，流動性也大大增強。美國等已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以誘導我實行貨幣緊縮政策來抑制我經濟發展，於是便壓我金融對外開放，力圖使我產生效率的國內流動性成為對外失血的流動性。
因此，我國的經濟當前只能是在保持和提高國內流動性及其所產生的效率的同時，對世界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閉隔離。
2.關注以小博大的經濟杠桿
欲提高我金融對外淌血的「效率」，不管是經濟戰還是被其利用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商戰，都要盡量利用經濟杠桿以小博大。其形式主要有：1.控制銀行等金融機構。2.利用期貨的杠桿效果，尤其是對宏觀經濟至關重要的資本市場（股市）和外匯市場的期貨。
3.金融工作和改革應以控制和防範風險為第一目標
由於貨幣的流通制約著商品流通，金融就成為控制社會經濟運行的核心。又由於金融業通常以小博大的高效率高風險特徵，因此，金融領域不論是微觀的個別金融企業，還是宏觀的金融政策，都將規避和防範風險作為第一目標。
縱觀世界近代經濟史，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歷次經濟危機，又有幾次不是金融危機所引發？工商企業家的優秀素質在於其不斷的積極進取精神，而銀行金融家的優秀素質卻在於慎重和減少風險。同樣，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應該是積極進取的技術革命政策。而金融領域的宏觀政策卻應以重視控制和防範風險為首要內容。因此，近年來我金融領域忽視風險控制的「躍進」式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社會經濟風險。
三.外匯儲備的結構和使用問題
而當前一些人以外匯儲備過多為理由對外匯管制政策的種種非議則毫無根據。當前外匯儲備存在的問題不是多與少的問題，而是其結構和使用不合理的問題。如：為何將外匯儲備大量保持在其長期趨勢註定要貶值的美元，尤其是對國家安全風險極大的美元債券形式上？為何不將其主要保持在註定要升值並重回世界貨幣寶座的黃金形式上？等等
正是由於我們的外匯儲備被主要用於購買美國政府債券，才生出所謂外匯占款的「通貨膨脹」問題和人民幣匯率的國內升值壓力的問題。
央行對外匯占款的通脹顧慮完全是沒有必要的。外匯占款根本不會產生通貨膨脹因素，因為國家用人民幣買進的是硬通貨，如收購外匯放款過多引起物價上漲，國家隨時可用購入的外匯進口緊缺貨物平易物價回籠人民幣。任何一個國家的本位幣作為一般的交換價值，它所對應的具體物質財富，其構成都包括商品和硬通貨（世界貨幣）。因此作為本位幣所對應的物質財富--硬通貨增加了，本位幣自然也應增加。這其中沒有什麼通貨膨脹的問題，因為硬通貨可以很容易地轉變為任何緊缺商品以回籠本位幣。從這個意義上說，硬通貨比起其它具體商品，是能支撐住人民幣幣值的更為可靠的物質保證。
如果我們從過去幾年就將匯儲備合理使用，購買大量石油、鐵礦砂、有色金屬等戰略物資儲備。難道不是比現在將外匯儲備主要美元債券上更有利於抑制通貨膨脹嗎？如果我們的硬通貨有一個合理的儲備結構，將其主要保持在註定要升值並重回世界貨幣寶座的黃金形式上，難道不是比保持在美元債券形式上更有利於國家安全，更能使其保值增值嗎？正確的使用和儲備外匯，人民幣又能有什麼內部升值壓力？
外匯管理局顯然把問題搞錯了，然後又藉此提出要實現外匯進出平衡，鼓勵境內對外投資，這只能有利於資本外逃。
四、其它一些較大的經濟失血問題
1.關於銀行大量壞帳的處理問題
巨額的壞帳損失有很多是完全可以追回來的。但經濟管理權威匆匆忙忙讓這些拖欠銀行巨額壞帳的大中型國企破產解散，有關責任人也一走了之，人走帳爛，人為地造成無人追帳無人過問的狀況。如中央各部許多直屬公司都是這種情況。這實際上是當時的管理層放棄了追逃巨額銀行壞帳的努力。
現在銀行和金融管理部門又將這些原本只要認真追逃就能部份追回的大量壞帳打包，以不成比例的低價濺賣外商。這也是一種巨額財富外流。
2.外資大量兼並我骨幹國企的嚴重金融後果
跨國公司對我骨幹國企大量兼並的嚴重後果，除我民族產業基礎、市場、品牌、優良資產、技術研發力量及大批熟練技工、國防軍備、就業、稅收等各方面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外，對金融和宏觀經濟方面也有著非常嚴重的惡劣影響。
對外大批濺賣骨幹國企無疑是國家民族財富的巨大流失，並將因此而極大地惡化已很危險的金融形勢。由於我已存在總共不小於六、七萬億人民幣的兩大財富黑洞。在此已嚴重失血的經濟形勢下，外企大鱷對我骨幹國企大量兼並不但使我進一步大失血，而且還將使我徹底喪失寶貴的造血細胞。因此其必導致我財政金融形勢更加惡化，從而大大增加了發生金融及經濟災難的危險。
拉美國家由於腐敗而走上經濟發展的買辦化道路，為一時的財政收益不惜對外大肆出賣國企、礦山、港口、土地等等。直至賣光全部資源、權益、基礎設施，國家再無可創造財富的造血細胞，慘烈的金融及經濟危機就隨後降臨了。
歷史證明，這種對外開放的買辦化道路，其最終結果不是拉美國家的經濟崩潰，就是甲午戰爭的喪權辱國。總之都是一蹶不振。
3.重大對外經濟合作失誤造成失血
由於目前我法制環境不能有效抑制腐敗，以及與外國勾結的買辦貪官政治勢力坐大，以及我重大經濟決策機制還存在較多漏洞，因此我在重大對外經濟合作中很可能會出現較嚴重的失誤，出現一些片面有利於外方而我由方承擔風險和損失十分悖理的情況，尤其是幾百幾千億甚至上萬億的特大型項目，如出現失誤就將使我經濟遭受重大挫折，而且還是在不觸動外匯管制的情況下流失大量外匯。
總之，所有這些經濟失血問題加在一起，也會大大增加金融風險，惡化國家金融及經濟安全形勢。
五、建議採取的措施
鑒於目前我法制環境尚不能有效清除嚴重腐敗並杜絕大量非法收入形成資本外逃的源泉，並於與國際金融接軌後不能有效監管、防範境外金融資本的沖擊、控制和侵蝕，
鑒於美、日等國對我明顯的經濟戰圖謀及已使我受到的重大損失，
鑒於美國對俄羅斯、拉美、東南亞實行的經濟戰並使其經濟實力均受到毀滅性打擊的前車之鑒，
鑒於境外敵對勢力對我各個領域尤其是要害關鍵部門的嚴重滲透及這種滲透對其經濟戰的有力配合，
我目前應高度重視國家金融及經濟安全，特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1. 暫停一切與國際金融接軌的推進措施和計劃，在保持國內經濟活力和流動性的同時，對國際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離狀態。中國金融若要與世界接軌，必須是在基本清除了腐敗及其產生的資本外逃的源泉，並基本完善了法制，消除了主要「接軌」隱患的成熟條件下，方才是可行的。
2. 成立國家經濟安全監管機構。以對經濟改革經濟運行及國際經濟合作中任何可能出現有損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及其它方面安全的事件和發展趨勢，執行檢查、審議、評估、監督等職能。該機構應有足夠的權力，並向國家領導人、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報告工作。其成員應是具有專業素質的愛國者，以維護國家利益為根本宗旨，而不能是以全球化和各類改革目標為根本宗旨。
3. 完善法制，嚴肅法紀，鏟除腐敗。並健全金融及經濟政策決策機制。以消除未來以國際金融接軌的一切隱患。
4. 一切國家工作人員、各級人大、政協代表及候選人，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基層民意代表及候選人都應該而且必須是愛國者。應追究任何有意損害國家利益的人和事，以純潔各級國家組織，清除買辦漢奸貪官污吏的政治勢力。唯如此才能有效應對境外敵對勢力對我實行的經濟戰及各方面的嚴重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