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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去杠桿

發布時間:2021-06-08 02:43:01

⑴ 如何讓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敢貸、願貸、能貸」

民營企業融資難一直存在,相比國企有政府的背書和兜底,民營企業的融資更加市場化,融資難、成本高。這種情況很難在根本上改變,牽涉到更深層次的原因。但是也在積極尋求解決這種矛盾的方法。

這些政策出台以後,情況有多改觀,截至2019年1月末,普惠小微貸款(包括單戶授信1000萬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及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主經營性貸款)余額9.7萬億元,同比增長17.6%,增速比上年末高2.4個百分點。1月份增加2109億元,增量是上年同期的2.6倍;2019年1月,新發放的1000萬以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平均水平為6.16%,環比下降0.12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下降0.21個百分點;截至2019年1月末,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小微經營主體2165萬戶,1月份增加26萬戶,同比多增7萬戶。可以看出,最近幾個月對小微企業的貸款金額有較大提升,利率也有所降低。主做股權設計、並購,業余股民,愛好搏擊更多好文,歡迎點贊關注

⑵ 民營上市公司債務違約頻現該怎麼解決

近一段時間以來,債券市場信用風險加速暴露,一些民營上市公司或持有上市公司的集團接連出現債券違約,引發了市場的擔憂。業內人士認為,這些債務違約,體現出金融與政府債務雙重監管大背景下,一些企業自身經營和財務控制能力出現了問題,債券市場的風險整體仍然可控。

而在稍早之前,則出現了企業發債10億元幾乎全部流標的情況。5月21日,東方園林發布公告稱,公司公開發行不超過15億元的債券已經獲批,原本計劃發行的10億元公司債券,實際發行規模僅0.5億元。業內人士認為,在信用收縮的大環境下,資質較差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部分城投平台再融資壓力進一步加大,這可能將繼續加快相關信用風險的暴露。

WIND統計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已經發生至少19起債券違約事件,涉及發行主體11家,合計債券余額為176.04億元。除此前的春和集團、大連機床、丹東港、億陽集團外,新增違約主體5家,分別為上海華信、富貴鳥、凱迪生態、神霧環保和中安消。與2016年不同的是,本輪違約多集中在民營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一些較知名的上市公司,因此引發了市場對風險蔓延的擔憂。

中金公司認為,本次「違約潮」並非事出偶然,本輪債務違約加速受去年底來融資環境收緊所驅動,尤其是資管新規出台後銀行非標資產快速回表為地方政府與民企的資金鏈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同時,多項去杠桿宏觀政策疊加,包括財政支出放緩、地方政府融資及基建投資監管趨嚴,表內信貸額度偏緊等,也加劇了企業融資的壓力。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記者表示,這一情況的發生,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產業調整所致。由於中國經濟區域發展差異較大,違約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形勢相對較差的地區。從行業來看,違約事件主要集中在一些面臨較大行業分化和環保壓力的傳統產業。

上市公司發債熱情高漲

Wind統計顯示,今年以來上市公司信用債發行規模已達4465.34億元,而去年同期僅為979.41億元,增幅高達355.92%。大幅攀升背後,上市公司償債壓力進一步提升。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存量信用債規模已達28188.96億元。其中,年內償債規模將達5436.61億元。即使扣除年內發行的短融,償債規模仍達3666.11億元。

從行業分布來看,按照細分行業分類,房地產發債規模最高,達到了864.9億元,緊隨其後的是電力能源行業,達到了831.9億元,采礦行業發債規模也達到了215億元。這三類行業發債規模占上市公司發債總量的比例達42.81%。Wind統計顯示,在年內上市公司債券到期情況方面,包含多個細分行業的製造業到期債券規模為1761億元,其次為電力能源行業,到期規模為822.6億元,房地產行業為717.86億元。

東方金誠評級公司首席分析師蘇莉認為,強監管下發生的信用收縮對債券發行人構成了一定的挑戰,融資成本和再融資難度有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對「借新還舊」過度依賴的企業沖擊較大。具體來說,部分負債高企、盈利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的民營企業或較為邊緣化的國企,尤其是處於產能過剩領域企業或成為信用風險暴露的集中區;部分面臨債券到期和回售壓力的房地產企業,在再融資難度明顯上升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出現新的違約主體。

另一方面,公開信息顯示,年報公布後,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正在受到交易所的高度關注。以飛樂音響為例,5月18日,上交所對其下發2017年年度報告的事後審核問詢函,問詢函要求該公司結合業務構成、資金使用安排、經營情況,說明報告期資產負債率大幅上升的原因,並要求上市公司結合短期借款規模、流動資金等,分析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是否存在短期償債風險以及應對措施。

債券市場信用風險整體可控

盡管債券違約事件時有發生,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債券市場的信用風險仍然整體可控。李迅雷強調,從違約金額來看,信用債違約金額比例還不到1%,大概只有0.4%、0.5%左右,遠遠低於目前銀行的壞賬水平,在一個正常的范圍內。李迅雷表示,從金融監管角度來講,要打破剛性兌付,所以不排除接下來還有不少公司出現違約。他指出,應當要有防範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意識,做好預期引導。

中信證券則認為,近期頻繁爆發的信用風險事件,各家主體違約的導火索和根源有所不同,其風險的積聚與爆發不在貨幣政策或流動性環境,而在於自身經營和財務控制能力。在穩杠桿和防風險目標下,預計原有風險處置將更加溫和,防範新風險積聚。未來信用風險總體會更為緩和,但結構上低評級主體仍然面臨一定風險。

中金公司建議,在政策層面,要遏制風險蔓延,短期內需要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及較穩定的政策預期,保持社融增速環比在一個較合理的水平有助於穩定總體融資條件及總需求,同時盡快頒布資管新規的執行細則及過渡期的安排也有助於「非標」資產有序退出,降低「踩踏」風險。中長期制度建設方面,金融去杠桿不能「單兵突進」,平穩去杠桿需要財稅體制改革及低質量信用資產平穩退出機制等方面的配合。

蘇莉認為,近期及後續可能出現的違約案例是我國信用債市場去除剛性兌付面紗之後呈現的信用風險本來狀態,信用風險的還原和釋放將促使信用債市場回歸信用風險定價的本源,引導投資者理性平衡信用風險與收益,有助於消除系統性風險的隱患。不過,在相對集中暴露信用風險的階段,也需要避免金融機構集體非理性和踩踏效應導致風險傳染性加劇。建議債券市場投資者提升信用風險識別和組合管理能力,對債券風險的暴露制定應對預案,冷靜應對信用風險。

⑶ 民營企業如何去杠桿

推進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穩健的貨幣政策需要加大靈回活度,貨幣政策應為結答構性改革提供合適的條件;積極的財政政策需要更加有力,財政赤字需要逐步提高;中國將努力化解過剩產能和房地產庫存,將幫助農村居民在城市定居置業;中國將更注重供給側改革;承諾堅持開放政策;繼續採取措施防範金融風險;繼續創新驅動的策略;將鼓勵大眾創新和萬眾創新。 中國將鼓勵房地產開發商降低房價,以此作為去房地產庫存的措施之一;將促進房地產開發企業整合,鼓勵其轉變營銷策略;過時的(房地產市場)限制措施應予以撤銷

⑷ 民營企業頻現債務違約中國如何實現「良好的去杠桿」

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在《關於去杠桿化的深入理解》(An In-Depth Look at Deleveraging)一文中,將去杠桿過程分成了「糟糕的通貨緊縮去杠桿」「良好的去杠桿」「糟糕的通貨膨脹去杠桿」三個類別。而所謂良好的去杠桿是指貨幣增加供給,以緩解因債務減少及緊縮形成的通縮壓力,形成正增長,負債/收入比率下降,名義GDP增長率超過名義利率。
達利歐發現,有些國家去杠桿會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社會劇變,甚至引發戰爭,有些則能通過有序的調整,經濟恢復到生產與消費的平衡狀態。而好的去杠桿能平衡好債務減記、緊縮政策、財富轉移和債務貨幣化的關系。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直言,如果不改變營商環境,不做其他要素市場的改革,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只是一個口號。
去杠桿進入新階段,最佳的圖景是中國能夠通過「和諧去杠桿」,不僅將經濟恢復到平衡狀態,還能推動生產率持續增長,實現「美好生活」。「結構性去杠桿」的提出讓整個去杠桿的路徑更為清晰,然而相應的配套改革卻是缺位的,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民間資本將有可能在未來有進一步收縮的風險,經濟活力也會黯然失色。

內容來源:鳳凰網

⑸ 中國民營經濟2016年全年概況如何,經濟何時全面回升。2016年下半年小型企業的走向

2016年中國經濟將呈現趨勢放緩態勢,經濟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但經濟運行中的風險隱患不容忽視。(一)經濟增長仍將下行1、領先指標不樂觀。2014年以來,作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的「克強指數」呈現趨勢性下滑。2015年9-11月份分別為0.18%、0.38%和0.61%,1-11月份累計1.65%。從先行指標短期波動和累計指標的趨勢看無明顯改觀的跡象。2015年12月中採製造業PMI指數為49.7%,環比小幅上升0.1%,但連續五個月低於榮枯線,亦為2012年1月份以來較低值。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4.4%,比上月上升0.8%,為年內高點,顯示以服務業為主的非製造業表現較好,是目前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總體而言,2015年PMI指數顯示製造業在低位小幅波動,下行壓力依舊。2、需求端改善預期減弱。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依舊維持下行態勢。房地產投資增速將繼續回落。2014年10月份以來,隨著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等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出台,房地產銷售逐漸回暖,但房地產企業缺乏擴大投資動力,房地產銷售的好轉難以向投資端傳導。高庫存短期內難以消化,商品房待售面積從上年末的6.21億平方米上升至2015年末的7.19億平方米,加之73.5億平方米的施工面積,高庫存將隨著在建項目竣工進一步加劇。2016年在政策層面,供給端如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將進一步弱化,需求端如信貸、利率、公積金政策則會相應加強,但政策旨在消化庫存,難以帶動房地產投資大幅度回暖。2016年房地產市場格局依舊是以消化庫存為主,房地產投資難有大的起色。製造業投資可能繼續下滑。考慮到其本身具有的順周期性,伴隨經濟放緩,製造業企業利潤也將下降,企業盈利惡化將進一步拖累企業投資,加之企業高負債率、去杠桿,以及PPI持續負增長等多重因素疊加,企業經營2016年將更加困難,進一步對製造業投資產生抑製作用。基建投資增長可能乏力。基礎設施建設還有較大空間,除交通外,生態環保、城市綜合管廊等領域有望成為新的投資重點;財政赤字可能將繼續提高,地方政府債務進一步置換,城投債發行加速,有利於增加財政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國開行政策性作用進一步增強,將繼續有助於基建設施建設增長。但2015年以來基建投資增速已經逐漸顯露疲態,比上年同期低3.6個百分點。考慮到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捉襟見肘的現狀,以及未來供給側改革和相應的減稅政策,財政在收入端將面臨更大壓力。而基於前期基建投資高增長帶來的高基數效應,為維持基建投資的較高增速,在邊際上需要財政政策更大支持力度,基建投資維持較高增速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因素。未來基建投資增速主要看政府財政能否突破資金的約束,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的落實效果,如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規模、專項建設債的發行以及PPP模式推進等,但基建投資增長乏力的可能性較高。出口低迷態勢可能仍將延續。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匯率波動和製造業成本上升,都將對中國出口形成持續拖累。第一,全球貿易放緩將繼續使出口承壓。從全球范圍看,全球貿易增長連續三年低於全球經濟增長。根據WTO於2015年9月30日做出的最新預測,2015年全球貿易將放緩至2.8%,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率為1.4%,將首次低於發達國家的貿易增長率3.05%。第二,主要經濟體形勢對未來出口改善的促進作用不大。預計2016年美國經濟有所回暖,有利於中國對美出口回升,但TPP和TTIP協議反映出美國區域主義的貿易態度,對中國出口也可能產生阻礙;歐元區和日本經濟或有所改善,但預計總體依然低迷;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前景依然不太明朗,多數國家仍處於經濟萎縮周期中。第三,受全球低速增長影響,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出現分化,近期美國經濟數據持續好於預期,美聯儲已宣布加息25個基點至0.25%-0.50%,2016年可能進一步加息,包括歐元、英鎊、日元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匯率的波動性可能加大,這將給2016年中國出口帶來不確定性。第四,從出口製造業成本看,在當前製造業勞動力減少,土地價格上升的局面下,製造業成本相對上升的趨勢短期內不變,對2016年出口產生不利影響。但中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優勢仍然較大,未來在出口方面的潛力將逐漸顯現;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對外經貿合作力度加大及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可能有利於改善中國出口。綜合判斷,2016年出口仍將延續低迷態勢。消費需求將繼續保持有所企穩的態勢。促進消費增長的有利因素主要有:首先,短期消費和房地產市場高度相關,2016年房地產銷售仍將保持增長,房地產銷售的增長將帶動家居、建材、家電等消費的增長。其次,近年來餐飲消費增速呈現上升態勢,未來有望繼續保持較高水平,但提升空間可能有限。再次,前期政府出台的相關政策措施將對消費產生促進作用。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國務院出台的《關於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等將帶來長期潛在消費需求的提升。2015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車輛購置稅減半政策對汽車銷量形成短期利好,也將對2016年上半年的汽車消費產生影響。另外,鄉村消費需求也在不斷擴張。鄉村與城鎮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差值從2014年底的1%,增加到2015年末的1.3%,將對未來消費形成一定的支撐作用。但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及勞動力市場低迷很可能對2016年消費形成制約。國家統計局城鄉一體化住戶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總體放緩,全年實際增長7.4%,比上年同期低0.6個百分點。居民未來收入增長情況與就業均不樂觀,收入增速回落將影響消費增長,而勞動力市場低迷也將改變消費者預期,降低消費。綜合看,2016年消費需求將繼續保持相對穩定的態勢。3、金融業對經濟增長貢獻度下降。金融業主要包括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三個子行業,其增加值近似為三個子行業增加值之和。從年度數據看,2015年金融業佔GDP之比為8.5%,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16.7%,拉動GDP增長1.2個百分點,皆為歷史最高。從季度數據看2014年第4季度至2015年第4季度,金融業當季同比增速顯著提高,分別為14.2%、15.7%、19.2%、16.1%和12.9%,不僅高於第三產業中的其他行業,也高於2008年以來金融業自身的增幅。2015年金融業增加值的增速提高與2014年下半年以來資本市場的繁榮有關。金融業相對發達的英、美、日、德金融業增加值佔GDP之比多數年份也在8%以下。因此,無論從自身年度數據和季度數據的走勢,還是與英、美、日、德等經濟體相比,中國金融業佔GDP佔比相對較高可能是一個短期的經濟現象。考慮到經濟放緩對金融機構的影響及股票交易量可能放緩等因素,2016年金融業行業增加值增速將會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可能下降。總體看,短期內經濟仍將延續下行走勢,季度增速波動較大,全年可能在6.5%左右;中長期內,經濟增速可能會經歷一個L形增長階段,何時築底企穩,則取決於供需兩端發力和供給側改革的力度和效果。(二)通貨緊縮風險有可能加大從國際看,受全球需求增速放緩、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等因素的影響,輸入型通縮的壓力將增加。從國內看,盡管逆周期的宏觀調控政策可能起到促進增長和價格穩定的作用,經濟增長放緩速度得以緩解,但受經濟增長放緩和總需求疲軟等因素的影響,價格水平仍將低位波動。2016年豬肉和鮮菜鮮果等對CPI拉升作用有限,而諸如居民收入增速放緩、糧食價格下行等其他因素對CPI的抑製作用應受到關注,總體上CPI低位波動仍將延續,PPI繼續維持下跌態勢,跌幅有可能收窄,但存在不確定性。預計2016全年CPI漲幅在1.1%至1.5%之間,中值為1.3%;PPI漲幅在-5%至-3%之間,中值為-4%。(三)就業壓力可能顯現一方面,2016年經濟增速可能進一步放緩,影響就業狀況。另一方面,去產能可能對就業形成較大沖擊。2015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去產能的工作任務,2016年傳統行業的去產能和僵屍企業的關停重組如果推行力度過大,原來過剩嚴重行業的隱性失業將顯性化,就業市場產生壓力增大。(四)金融風險動盪概率不減1、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反彈風險上升。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186萬億元,已連續16個季度反彈;不良貸款率1.59%,已連續9個季度反彈。2016年去產能和處置僵屍企業可能加速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顯現。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發生變化,庫存消化周期拉長,房價下行預期增強。房地產是企業融資的重要抵押物,若其價格下行將直接降低企業資產價值及抵押物估值,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質量。部分中小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鏈較緊,存在高成本、多渠道融資現象,一旦房地產價格持續下行或預期變化,可能出現資金鏈斷裂。非法集資等外部風險在2016年存在向商業銀行等轉移傳染的可能性。2、債務問題可能凸顯。一是地方政府債務償債能力下降。近期3.2萬億地方債務置換緩解了地方政府短期償債的時間約束,降低了地方政府債務成本,減輕了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放緩,加之土地出讓金大幅度下降,使地方政府的現金流趨於衰減,償債能力明顯下降,部分地方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地方政府性債務與銀行體系有著密切聯系,需防範財政風險向銀行風險轉化。二是企業負債率較高。我國企業部門債務與GDP之比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上升較快,目前是幾大部門中杠桿率最高的,並且顯著高於其他經濟體企業部門的杠桿率。根據經濟金融統計數據測算,截至2014年末,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內的非金融企業債務余額96.6萬億元,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約為152%;如將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融資平台債務扣除,非金融企業債務約80.2萬億元,與GDP之比仍高達126%。2016年在經濟增長放緩、PPI長時間下降且仍未企穩反彈的情況下,企業部門債務風險加大。3、金融市場風險不可忽視,流動性管理難度加大。2015年6月以來中國資本市場出現大幅震盪,盡管目前資本市場的整體風險下降,但市場的修復和投資者信心的恢復都有待時日,在此過程中市場的不確定性仍然很大。同時實體經濟放緩和金融體系的發展導致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不斷下滑,國內企業和居民為尋求更高的回報,選擇投資高風險資產或海外資產。而在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率不斷下降的背景下,為刺激經濟需要不斷降息降准,在實體經濟投資率放緩的背景下,這會促使投資資金流向高風險資產,加劇金融風險因素的積累。4、新型金融業態可能隱含風險。近些年來,中國金融業態出現多元化趨勢,一些市場交易所等類金融機構及P2P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缺乏有效監管,中小投資者缺乏風險自擔的意識和能力,部分交易場所違規經營甚至涉嫌非法集資等違法活動,一旦發生資金鏈斷裂,風險和責任有轉嫁社會、商業銀行和政府的趨勢。5、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和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上升。伴隨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中國經濟放緩及國內流動性充足、市場利率降低,我國資本流出的壓力加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可能上升。6、國際金融風險上升。美聯儲已開啟加息周期,一些新興經濟體經濟基本面惡化,全球金融風險上升。目前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形勢較為嚴峻,貨幣貶值、資本外流,美聯儲加息已引起跨境資本異常無序流動和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國際金融風險可能對中國產生較大負面沖擊。此外,在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債務問題、金融市場及新型金融業態的風險、國際資本流動與國際金融風險等問題相互疊加,相互影響,將使這些問題更加復雜,流動性風險將以各種方式顯現。(五)經濟政策面臨困境1、貨幣政策空間較小。一是在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降低的環境下,降息降准會促使資金流向高風險資產,加劇金融風險因素的積累,特別是在當前新型金融業態、金融組織、金融模式不斷涌現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二是寬松的貨幣信貸條件可能繼續推高企業杠桿、弱化去產能政策效果。三是在美聯儲加息背景下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有可能加大資本流出的壓力。2、財政政策也面臨困境。在經濟增長放緩和減稅的背景下,財政收入增長將放緩。而財政支出將增加,這可能導致財政赤字率上升。同時,土地出讓金的減少及積累的大量地方政府債務也縮小了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2016年推動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需要權衡。去產能及企業部門去杠桿、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可能導致金融機構的加杠桿;房地產企業去庫存和就業狀況惡化可能導致居民部門的加杠桿。在企業經營困難、融資成本較高和居民收入放緩的情景下,2016年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保持在11%至13%之間,如何實現降杠桿可能是一個艱難的政策選擇。

⑹ 民營企業發展的痛點不包括什麼

民營企業發展的痛點不包括產權過度保護。民營民營企業發展的痛點是市場需求不足;投資回報率低;轉型升級壓力。

民營企業面臨著「三山」「三門」「三荒」等問題。即: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市場准入門檻高如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企業面臨用工荒、用錢荒、用地荒;還有「兩高一低」即成本高、稅費高、利潤低。

幫助民營企業的措施:

1、全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優先解決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甚至融不到資的問題,同時逐步降低融資成本。採取股債並舉、成立救助基金等辦法,以市場化、專業化的方式馳援民營企業。

2、全力幫助企業降本減負。

對中央明確的減稅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企業,對小微企業、科技型初創企業實施普惠性稅收免除。繼續執行階段性降低養老、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費率政策。進一步清理、精簡涉及民間投資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和涉企收費,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明顯降低用地和物流成本,切實減輕企業負擔。

3、全力營造公平競爭環境。

在市場准入、審批許可、經營運行、招投標、軍民融合等方面,為民營企業打造公平競爭環境,把服務和保障企業發展貫穿紀檢監察工作和執紀執法的全過程、各方面。

4、全力加大政策落實力度。

解決好政策落實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切實增強民營企業及中小企業的獲得感。堅持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執行同樣標准去產能、去杠桿,絕不能不問青紅皂白對民營企業斷貸抽貸,安監、環保等領域執法和執行政策過程中避免簡單化,杜絕「一刀切」「一關了之」「一律不批」。

⑺ 宏觀經濟兩大政策

近日,國土部向各省國土部門下發了《關於嚴格落實異常交易地塊上報制度有關問題的函》,要求各縣級國土部門對2011年以來的成交地塊進行清理,對漏報的地塊應在6月30日前補充上報。價格監控體系進一步升級。此外,國務院《關於進一步落實房地產調控的通知》中,對於限購給出的總體原則,房價上漲較快、房地產調控壓力較大的城市,只要符合這一原則,就都可以實施限購政策,限購令也同時升級。

對房價體系進一步監控

合富置業市場部首席分析師龍斌表示,政策主要就是穩定房價,加強對各地房價、地價監測,以便能夠第一時間掌握市場動向,加強監管。對樓價地價應該沒有直接影響,但將會問責地方、督促地方重視監管問題落到實處。

地產經濟學家鄧浩志認為,從最近整體市場動向來看,目前不少熱錢仍在追逐住宅產品,比較突出的表現是熱錢從限購的城市轉戰部分不限購的小城市。相關部門已經注意到了這一動向,所以擴大了監控范圍。而部分地方政府尤其部分不發達地區對房地產的依賴還是比較嚴重,所以,他們對中央政策執行有「打折扣」的情況出現。中央這次清理通知也是覺察到部分小城市地方政府的行為而作出的舉動,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發生。

那麼,對房價體系的進一步監控,是否會讓樓價應聲而落?鄧浩志表示,政策整體對已經監管比較嚴厲的大城市影響比較大,對此前監管相對不嚴的小城市也有一定影響。而影響的層面主要集中在土地市場,對一手住宅市場的影響不大,短期內也不會影響到房價的走勢。

限購擴大至三四線城市

對於限購令升級,限購范圍還將繼續擴大到三、四線城市這一舉動,鄧浩志認為,如果熱錢持續沖擊中國住宅市場,那麼三、四線城市限購可能是有必要的。因為如果今年下半年中央宏觀調控成果穩住「錢太多」這個問題,則三、四線城市的炒家自然會退去,那時候限購也不再需要。他同時認為,限購仍舊只是一個過渡性措施,限購的目的是為十二五期間計劃中的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爭取時間。如果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能按計劃推出,緩解了住房壓力,則放開限購是水到渠成。如果這個計劃完成不了,或者有較大差距,住房供求矛盾仍舊突出,那麼只要限購一放開,房價還會出現暴漲。

⑻ 哪些領域和部門最應該去杠桿

應該是房地產市場和房貸吧,房地產熱綁架了實體經濟,是中國當下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而同時老百姓將錢都用到了房子上,擠壓了其他消費不說,從金融角度而言,更是非常危險的。

⑼ 是努力去杠桿還是在默默加杠桿

鳳凰財經訊 在2014年已經較高債務的基礎上,2015年的中國經濟繼續加杠桿,而今年依然繼續提高。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那麼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的杠桿情況分別如何呢?今日華泰證券[1.04% 資金 研報]在華爾街見聞發布最新研究結果,對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
中央、地方政府:已接近國際警戒線,仍持續加杠桿
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政府債務約為388250億元,佔GDP比重為57.37%,國際警戒線為60%,可見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已然偏高,但低於發達國家。然而,從政府此前表態可以預見,為「穩增長」今後一段時期政府部門仍將處於加杠桿進程。
有許多學者反映,政府部門的「錢」應該花在「正地方」,財政支出應該是幫助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的支出。市場預計我國今年一季度的社會融資規模會超過5.5萬億元,而其中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數相對較小,所以5.5萬億元的社會融資,絕大部分還是進入了傳統的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廣發證券[1.37% 資金 研報]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其經過調研發現,「地方政府拿這個錢,在現有的政策激勵下也沒什麼人幹活,大部分又買入了銀行的理財產品,這是中國目前的金融空轉的狀態。」
居民部門:加杠桿進程,但遠低於發達國家
華泰證券報告顯示,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明顯低,與新興經濟體相比則略高。負債率低與我國的高儲蓄率有著必然的聯系,此外,居民部門的債務構成單一,只有貸款,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15年樓市回暖,購房需求集中釋放,人們紛紛前去申請公積金貸款買房。近日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蘇州、合肥、福州等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吃緊,公積金賬戶幾乎出現「被貸空」的現象。今年房地產持續高溫,這一現象恐怕會加劇。
企業部門:去杠桿進程,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報告數據顯示,上市公司企業資產負債率變化較為平穩,呈穩中有降格局,工業企業則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產能過剩行業以及部分傳統行業去杠桿效果明顯。而房地產、部分服務業、新興產業等行業在不斷加杠桿,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加杠桿」明顯。此外,大中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偏高,地方企業高於中央企業。
華泰證券預期,企業部門去杠桿趨勢在未來幾年仍將持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企業部門處於加杠桿進程,但是我國企業部門的杠桿率較高。數據顯示,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居於首位,高出發達國家平均值80個百分點,高出新興經濟體國家平均值66個百分點。由於經濟下行、企業盈利能力惡化,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近5年內增加了42個百分點。
對此,央行行長周小川多次強調,我國當前金融體系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商業銀行主導,這個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國總體杠桿率偏高的事實。未來我們將通過股權投資,減少企業對於借貸杠桿的依賴性。
我國2016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杠桿位列其首,但是,真的會「去」嗎?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在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得到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李揚認為,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高杠桿陷阱,因為我們很難接受短期調整的成本,不但宏觀層面去杠桿的可能性很低,微觀層面的資產重組也很難推進,金融體系轉型更是無法一步到位。黃益平建議,短期內不宜在宏觀層面過度強調去杠桿,以政府、居民和民企加杠桿配合國企去杠桿。
樓市去庫存應加杠桿還是去杠桿?
關於樓市去庫存應該是加杠桿還是減杠桿的問題,在兩會期間就被討論得沸沸揚揚。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目前房地產領域用加杠桿的辦法去庫存,風險很大,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先例。而央行行長副行長潘功勝的態度則是,目前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率並不高。
此前,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稱,同時做到去庫存、去產能和去杠桿理論上是可以實現的,但是現實中概率很小。目前看到的,至少在房地產領域,還是為了去庫存而加杠桿,但加杠桿的結果,卻是一二線城市房價的大漲,三線及以下城市的去庫存的效果尚不明顯。這是由於市場的自發資源配置之下資金的虹吸效應造成的——資金一致流向那些更具有保值投資前景的一線城市樓市。這種情況不僅會帶來對實體產業的抽血,也為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難題更添一重難度。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
最後,華泰證券表示,當前「去杠桿」更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事實上,我們今年也這么做了,從此前央行降准、逆回購「天天見」,SLF(7天期常備借貸便利操作)「月月見」可見一斑。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海通證券[0.06% 資金 研報]副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稱,09年至今,中國的M2規模不僅超越美國,而且接近於美國的兩倍。有人說,這是中國版的QE,但美國的三次QE,前提是出清,即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去杠桿了。然後再慢慢加杠桿。中國目前則是在杠桿的基礎上加杠桿,在泡沫的條件下創造泡沫, 在債務的基礎上增加債務。這就很難實現去杠桿和化解泡沫的目標。如果說,寬松的環境有助於改革的順利推進,但過度寬松的環境則往往會樂不思蜀。
說到底,我們都明白,提高經濟生產率、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才是去杠桿最具活力的方式。

⑽ 傳統製造業是高杠桿企業嗎

當前中國經濟的高杠桿問題已經引起普遍的關注,大家討論中國經濟風險,幾乎三句話不離高杠桿。中國經濟是否進入了風險鐵三角?
美國經濟學家雷恩哈特和羅格夫在2009年出了一本暢銷書:《這次不一樣》。一個主要的結論,是錢借多了、杠桿太高,容易出問題。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杠桿率一直在快速上升,這讓人擔心中國版金融危機是否正在不斷逼近。最近國際清算銀行做了一個研究報告,提出在很多國家出現了風險鐵三角現象:第一,生產率下降;第二,杠桿率上升;第三,政策空間收窄。三個因素攪合在一起,很難走出來,所以叫風險鐵三角。這三個方面的問題,當前中國經濟中似乎也都存在。
今年政府提出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三去一降一補」,其中一個是去杠桿。目前看,去杠桿政策的成效不大,任重道遠。實際上,無論是學界、業界還是政界,對高杠桿問題有普遍的擔憂,但在很多具體問題上,認識並不深入,起碼共識不清晰。
談到杠桿率,國際比較中常用綜合性指標是M2/GDP。中國的負債率做一個簡單的跨國比較可以看到,M2佔GDP比率已經達到200%,美國是80%。除了日本比我們高,再比我們高的已經不多。還有一個更常見的綜合性指標是非金融負債與GDP之比,我國目前是240%左右,這個數字超過多數新興市場經濟的水平,但跟發達經濟比的水平相似。
但如果我們簡單地拿這類數字來下結論,還需要考慮一些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杠桿率太高其實還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如果細分一下,比如把非金融部門再分成政府、家庭和企業來研究,我們發現其實政府的負債率並不高,居民部門也不算太高,負債率最高的是企業,非金融企業負債與GDP之比達到160%,在全世界都算是很高的比率了。繼續細分下去,我們再把政府分成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發現地方比中央的高。
政府杠桿率太高有什麼問題?研究發現,如果一個國家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在30%以下,GDP增長率平均為4.1%;這一比重在30%-90%時,GDP平均增長率大概在2.8%;這一比例超過90%,GDP平均增長率為2.2%。顯然,政府舉債對GDP增長的效應有負面影響。
中國企業的負債率太高似乎是共識,總體達到160%。但各行業的杠桿率差異很大,最高的是房地產與采礦業。如果進一步分解成國企與民營企業,它們的杠桿率也不相同。另外,研究也發現民營企業的杠桿率的提升對GDP增長貢獻比較大,國企差一些。這樣看來,如果加杠桿,加民營企業的杠桿更好,如果去杠桿,去國企的杠桿更好。但現實情況恰恰相反,在經濟前景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更願意把錢借給國企,民企反而會變得更加保守,它們的杠桿率會下降。這意味著即使政府想刺激經濟增長,但發出的錢更多地流入到了效率相對較低的國企。國企加杠桿、民企去杠桿,從效率的角度看,這可能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現象,換句話說,杠桿的質量在下降。這不但令生產率下降,政策空間也會大打折扣,因而出現了風險鐵三角。這就是當前最令人頭痛的困局。
為什麼會走入這樣一個境地?我的解釋是三個雙軌制。第一個雙軌制是國企和非國企的雙軌制;第二是要素市場的雙軌制,政府對金融、土地等諸多生產要素的干預還很明顯;第三是金融行業的雙軌制,傳統大銀行與互聯網金融等市場化金融並行。我們國企與民企杠桿率的分化問題,其實也與這三個雙軌制有關,簡單地看,國企和民企所受到的政府的支持是不一樣的。國企面對軟預算約束,受市場紀律約束相對較少,即便績效一般,銀行也會認為把錢借給國企更安全。從微觀層面看,這完全沒問題。從宏觀層面看,資源不斷流向效率相對較低的部門,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要往前走,關鍵是新舊產業的更替。今後要用創新驅動經濟發展,但新產業往往得不到好的金融服務。傳統的製造業有很多國企,杠桿率已經很高,下不來,繼續佔用大量的金融資源。無論是東南沿海勞動力密集型的製造業,還是西北、東北的資源型企業,很多已經失去自生能力。但東南沿海的產業調整非常快,東北、西北的產業調整比較艱難,因此形成了很多僵屍企業。中國當前過剩產能問題嚴重的領域,僵屍企業也很多。
但是對於去杠桿,我們的預期也應該切合實際。去杠桿的重點應該放在改善杠桿的構成與質量,一句話就是增加好杠桿、減少壞杠桿。第一個建議是去僵屍。當然,去僵屍也不是說簡單關門了事,中央政府還應該在就業安排和不良資產處置等方面提供支持,盡量讓這個過程變得相對平穩。
第二個建議是終結雙軌制。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尤其是金融體系的改革。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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