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簡述貨幣制度的構成要素
根據貨幣性質，可以分為金屬貨幣制度和信用貨幣制度。你想問的大概是這兩種制度的優缺點吧。金屬貨幣制度是用金銀等貴金屬充當交易和支付手段的制度。歷史上的金本位制、銀本位制、金銀復本位制等都屬於金屬貨幣制度。這一貨幣制度尤其是金本位制的優點是物價穩定，可以減少通脹的發生；在國際貿易領域，實行金屬貨幣制度有利於匯率的確定，並且由於其金屬貨幣的流動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但其缺點是金銀數量有限，開采日益困難，當商品經濟發展時，其不能滿足需要；攜帶不方便；某些工業部門需要金銀等貴金屬原料，這樣會不利於對流通中貨幣量的控制。
信用貨幣制度的優點對應的是央行可根據需要印刷，成本極低；攜帶方便。金屬貨幣制度發展到信用貨幣制度在一定層面上有技術因素，即防偽技術，古代由於不具備防偽技術是沒有大規模發行條件的。信用貨幣，由國家強制力保證發行流通，但因為發行成本低，極易造成超發，也就是超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造成通貨膨脹甚至是惡性通貨膨脹。
㈡ 簡述貨幣制度的涵義
貨幣制度（monetary system），國家法律規定的貨幣流通的規則、結構和組織機構體系的總稱。 貨幣制度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產生和發展的，到近代形成比較規范的制度。
它是國家對貨幣的有關要素、貨幣流通的組織與管理等加以規定所形成的制度，完善的貨幣制度能夠保證貨幣和貨幣流通的穩定，保障貨幣正常發揮各項職能。依據貨幣制度作用的范圍不同，貨幣制度包括國家貨幣制度、國際貨幣制度和區域性貨幣制度；根據貨幣的不同特性，貨幣制度分為金屬貨幣制度和不兌現的信用貨幣制度。
㈢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㈣ 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有何意義
浮動匯率制
以前的固定匯率制由政府承擔了匯率變動的風險
改浮動匯率後我國的金融市場直接與國際金融市場掛鉤，在外匯方面個人/企業承擔更大的風險
㈤ 貨幣制度的含義
貨幣制度中的貨幣是規定貨幣的法定支付能力。兩個國家通過貨幣交易是已經規定了兩國家的貨幣之間的匯率。
㈥ 論述匯率有哪些類型並解釋各種匯率的含義
答：
1）按照制定匯率的方法不同，匯率可分為基準匯率和套算匯率。
基準匯率是指一國選定一種或幾種外國貨幣作為關鍵貨幣，制定各關鍵貨幣與本國貨幣的兌換比率，這一匯率即為基準匯率。
套算匯率：是根據本國基準匯率套算出本國貨幣對國際金融市場上其他貨幣的匯率。
2）按照外匯交易的清算交割時間劃分，匯率分為即期匯率和遠期匯率。
即期匯率是指外匯的買賣雙方成交後的當日或2個營業日內進行外匯交割，這種即期外匯交易所使用的匯率即為即期匯率。
遠期匯率：是指外匯的買賣雙方在未來一定時期進行外匯交割，而事先由雙方簽訂合同達成協議的匯率。
① 按照銀行買賣外匯的不同劃分，匯率分為買入匯率、賣出匯率和中間匯率。
買入匯率是銀行向同業或客戶買入外匯時所使用的匯率。
賣出匯率是銀行向同業或客戶賣出外匯時所使用的匯率。
中間匯率：買入匯率與賣出匯率的算術平均數是中間匯率。
② 按照國家對匯率管制的寬嚴程度劃分可將匯率分為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
官方匯率是指國家貨幣管理當局所公布的匯率。
市場匯率是指外匯市場上由外匯供求決定的匯率。
③ 按照是否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劃分，可將匯率分為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
名義匯率：沒有剔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匯率。
實際匯率：是名義匯率用兩國的價格水平調整後的匯率。
㈦ 什麼是貨幣制度其主要構成要素有哪些
貨幣制度是國家對貨幣的有關要素、貨幣流通的組織與管理等加以規定所形成的制度，完善的貨幣制度能夠保證貨幣和貨幣流通的穩定，保障貨幣正常發揮各項職能。依據貨幣制度作用的范圍不同，貨幣制度包括國家貨幣制度、國際貨幣制度和區域性貨幣制度；根據貨幣的不同特性，貨幣制度分為金屬貨幣制度和不兌現的信用貨幣制度。貨幣制度（monetary system），國家法律規定的貨幣流通的規則、結構和組織機構體系的總稱。 貨幣制度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產生和發展的，到近代形成比較規范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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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分別簡述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內涵
國際貨幣體系是指各國對貨幣的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國際儲備資產的構成等問題共同作出的安排所確定的規則、採取的措施及相應的組織機構形式的總和。有效且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經濟極其重要的環節。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中，國際貨幣體系分裂成幾個相互競爭的貨幣集團，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動盪不定，因為每一經濟集團都想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解決自身的國際收支和就業問題、呈現出—種無政府狀態。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和二次大戰後，各國的經濟政治實力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國際地位因其國際黃金儲備的巨大實力而空前穩 固。這就使建立一個以美元為支柱的有利於美國對外經濟擴張的國際貨幣體系成為可能。 在這一背景下，1944年7月，44個國家或政府的經濟特使聚集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商討戰後的世界貿易格局。會議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決定成立一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組織（有關這個貿易組織的演變情況，本刊第24期已作介紹）。 1945年12月27日，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國中的22國代表在《布雷頓森林協定》上簽字，正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兩機構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為聯合國的常設專門機構。中國是這兩個機構的創始國，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兩個機構中的合法席位先後恢復。 從此，開始了國際貨幣體系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鉤，並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可以兌換黃金和各國實行可調節的釘住匯率制，是構成這一貨幣體系的兩大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是維持這一體系正常運轉的中心機構，它有監督國際匯率、提供國際信貸、協調國際貨幣關系三大職能。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在戰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確實帶來了國際貿易空前發展和全球經濟越來越相互依存的時代。但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自己無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點是：它以一國貨幣（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資產，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因為只有靠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國家獲得美元供應。 但這樣一來，必然會影響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機。而美國如果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就會斷絕國際儲備的供應，引起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從5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競爭力逐漸削弱，其國際收支開始趨向惡化，出現了全球性「美元過剩」情況，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開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日益泛濫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於這年8月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日本、加拿大等國宣布實行浮動 匯率制，不再承擔維持美元固定匯率的義務，美元也不再成為各國貨幣圍繞的中心。這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已全部喪失，該體系終於完全崩潰。 但是，由布雷頓森林會議誕生的兩個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在世界貿易和金融格局中發揮著至為關鍵的作用。
㈨ 國際金融概論-匯率政策的內涵及其主要目標是什麼
國際協調可以遼過國際融資合作、外匯市場的聯合於預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進行。在實際操作中，一國的匯率制度目標確定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也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而進行調整，但無論如何，在某一階段，一國的匯率制度的目標總會相對固定。
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政府為達到一定的目的，通過金融法令的頒布、政策的規定或措施的推行，把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比價確定或控制在適度的水平而
採取的政策手段。匯率政策主要包括匯率政策目標和匯率政策工具。
匯率政策工具主要有匯率制度的選擇、匯率水平的確定以及匯率水平的變動和調整。匯率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匯率制度的選擇，匯率制度是指一個國家政府對本國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匯率的變動方式等問題所作的一系列安排和規定。匯率制度傳統上分為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兩大類。釘住匯率政策的基本觀點：通過貨幣匯率釘住來引入錨貨幣國家的反通貨膨脹政策信譽，同時公眾通過調整預期通貨膨脹率使得通貨膨脹率與錨貨幣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相一致。如果本國的通貨膨脹率要高於錨貨幣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那麼會引起本國的貨幣實際匯率升值，本國商品的價格相對來講比錨貨幣國家商品的價格要高，本國商品的需求就相應地減少，經濟活動相應就下降，隨後會使本國的通貨膨脹率和錨貨幣國家的長期通貨膨脹率相一致。
目標(1)保持出口競爭力，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與經濟增長的目標;(2)穩定物價;(3)防止匯率的過度波動，從而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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