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杠桿率周期性

① 經濟學中什麼叫逆周期調控

逆周期調控是一種宏觀審慎政策。

央行等相關部門應在客觀准確判斷宏觀形勢的基礎上創新貨幣政策工具，進行靈活的逆方向調控，建立健全與新增貸款超常變化相聯系的動態撥備要求和額外資本要求。

通過逆周期的資本緩沖，平滑信貸投放、引導貨幣信貸適度增長，實現總量調節和防範金融風險的有機結合，大大提高金融監管的彈性和有效性。

簡而言之，逆周期調控是指通過一些政策工具和措施讓整個周期波動性平緩下來，負面沖擊小一點。

(1)宏觀杠桿率周期性擴展閱讀

實現逆周期調節的政策目標，需加強財政、貨幣、信貸和產業等政策工具的協調運用。

1、第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並通過產業、科技、土地、貿易、勞動用工等政策協調配合，經濟擴張時要防止投資過熱、經濟過熱；經濟收縮時要擴大融資總量、增加財政投資、鼓勵產業投資。

2、第二，增加資本監管制度的「逆周期」要素，即根據經濟周期的變化動態調整資本充足率，以實現在經濟蕭條時適度放鬆監管標准，在經濟過熱時適時提高監管標准。

3、第三，建立逆周期的信貸調節機制，發揮資本、宏觀政策與市場機制對信貸增長的約束作用，平抑信貸周期。

4、第四，注重新工具的開發和運用，建立與新增貸款超常變化相聯系的前瞻性撥備要求，設計與經濟周期變化有關的杠桿率和流動性要求，實現總量調節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有機結合。

② 降杠桿，債轉股，到底和企業有何關系

我們知道，杠桿是一種簡單機械，能夠通過改變力臂長度實現在作用力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力矩的機械效果。所以，企業降杠桿，翻譯成人話就是使小勁辦大事。
如果僅僅是商業企業，使用高倍率的杠桿進行經營，對社會的影響不大，無非就是無法償債，變賣貨物還債罷了，處置周期很短，不足部分債權人可能就損失掉了，下次借錢謹慎點兒，別借給老張這種不靠譜的。
但是生產型的工業企業就不一樣了，企業的杠桿率太高，企業面臨的經營風險就越大，欠了債權人的錢還不上，人家過來就不讓你繼續幹了，廠房、機器設備、原材料可沒有普通商品容易變現，這些生產資料一堆積，工人也沒辦法幹活，這個影響可就不小了，出現這樣情況的工廠多了，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就會陷於停頓，市場機制沒辦法簡單直接地發揮調配資源的作用了。
說到這其實很清楚了，所謂杠桿率，其實就是資產負債比率，對於金融機構來說，就是資本充足率。杠桿率越高，經濟風險就越大，當然，在宏觀經濟環境好的時候沒什麼，但是在經濟下行周期，杠桿率高就很危險。
中國經濟連續的高速增長，導致很多企業不斷通過融資擴大生產規模，很多企業杠桿率過高，互相之間又形成大量交叉的擔保，更是進一步放大了風險，一旦出現了經營風險，很容易形成系統性的債務危機，最終走向生產停頓，降低整個社會的福祉。
所以，降低杠桿率，其實就是降低系統性經濟風險。
如何降低企業杠桿率呢？
一是清償債務，降低債務規模，減小杠桿倍數，毫無疑問，這很困難。大部分負債經營的企業並不具備大規模清償債務的能力。
二是擴大自有資本，增資擴股，增大杠桿率的分母，尋找看好企業前景的戰略投資者。我們知道，這也不容易，因為你這個企業將來怎麼樣誰也說不好，股權的變現能力並不強，即便是上市公司，大股東套現也有諸多限制。
於是，大招來了——債轉股！也就是說，原來你公司欠銀行的錢，銀行也不要了，乾脆以這些錢入股，成為你們公司的股東。債務規模削減了，同時股本金增加了，真是一舉兩得！
債轉股也並非是「免費午餐」，發改委就發布了債轉股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
三類鼓勵債轉股的企業：
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

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
高負債居於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
四類企業禁止債轉股：

禁止失去生存發展前景、扭虧無望的「僵屍企業」債轉股;

禁止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嚴重失信企業債轉股;
禁止有可能導致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債轉股;
禁止債權債務復雜且不明晰的企業債轉股。

③ 非周期性因素對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作用特點

我所理解的經濟周期是指有規律的經濟波動，有循環往復的特徵，是由經濟的內生變數所自發導致。並非所有的經濟波動都是周期性的。就我國過去一個時期和當前的情況看，經濟波動的某些成分與周期因素有關，但還有一些不具有周期性的外生變數對經濟走勢有重要影響，這些不能用周期理論來解釋。對這些因素需要關注和研究，才能相對准確地預測未來的經濟走勢。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一個時期以來的貨幣政策、政府投資規模，再加上收入分配結構對消費、儲蓄、投資的影響，這些因素對過去的經濟走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未來的經濟走勢。
我們很長時期以來，一直採取的是偏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刺激投資。貨幣增長持續地、大幅度地超過GDP增長，流動性持續性地過於充裕，債務杠桿率持續上升，這些已經不是短期現象。而各級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提高GDP，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並用各種優惠政策鼓勵和刺激投資。
2000年以後，支出法GDP的投資率從過去的35%左右持續上升到接近50%。最終消費率從63%左右跌到50%以下，近年來有小幅度回升，剛出來的數據是53%左右。現在和80年代、90年代比較正常情況下的最終消費率相比，仍然低十個百分點以上，但是儲蓄率和投資率高於80年代和90年代十個百分點以上。這與政府投資及貨幣刺激有直接關系。正是過度投資導致了大規模產能過剩、效率下滑和持續的增長乏力。
宏觀經濟學里早就有資本積累黃金律的理論，說明資本積累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我們用我國的長期增長歷史數據做過一個模型分析研究，發現最終消費率在66%左右是相對合理的比例。對應的投資率應在34%或略低。低於66%的消費率和過高的投資率會帶來產能過剩、效率下降、債務杠桿率上升等一系列結構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是在2000年以後的這十幾年來不斷加重的。
最近幾年結構有所調整和改善，但是離回到更加正常的消費率和投資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考慮到這些因素，我認為目前出現的一些經濟回暖跡象仍然是短期波動，而中長期增長趨勢還取決於深層次的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如何推進。

④ 親周期性的得出結論

綜上所述，不論對於監管部門還是中央銀行來說，准確預測經濟所處的周期以及商業銀行潛在的財務風險，並採取相應監管措施緩解監管制度親周期，難度都是相當大的。目前的金融危機已清楚地證明了這一觀點。即便是實力雄厚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無法預測歷史上出現的各次金融危機，包括本次金融危機。建立預警體系，加強預測危機的能力，也正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後要認真完成一項重要工作。從監管部門的角度看，核心的問題是保證銀行在經濟下行時期銀行持有充足的資本，從而保證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因此，資本的質量、規模及其純潔度則顯得尤為重要。與危機造成的損失相比，銀行持有更多資本比持有少量資本要付出的代價小得多。提高資本覆蓋的風險面、重新採用杠桿率以及提高總體資本充足率水平，這些措施都將有助於進一步完善監管制度，相對來言也易於達成共識。如果制定資本監管親周期性的補救措施難度較大，短時間內難以成形，不妨先集中精力把後幾項工作做好做扎實，確保成效，從微觀角度為提高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作出貢獻。親周期性-考慮了親周期性的信用風險度量模型 當前考慮了親周期性的信用風險度量模型主要是三類模型：一是經過發展後的結構模型，即在原有的描述信用風險的結構中加入宏觀經濟周期因素，對原有模型進行修改。二是新興的簡約化模型，這種模型以強度過程為分析的基礎，在強度過程的設計中可以加入宏觀經濟周期變數；三是引入宏觀分析的結構模型，直接將信用等級遷移概率與宏觀因素之間的關系模型化。
發展後的結構模型
結構化模型由Merton(1974)首先提出，它建立在Black&Scholes期權分析理論基礎上的。基於結構化方法的模型正是通過將系統性風險因素納入到資產價格的隨機擴散過程來測量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違約概率的影響的。隨著宏觀經濟周期變化，一方面資產回報的波動率在發生變化，另一方面違約點和違約距離也在發生周期性的變化。
由於Merton模型中關於違約時間和違約邊界的假定過於嚴格，以後的研究對默頓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了放鬆。如Black與Cox(1976)模型，該模型假定公司資產到達較低邊界時就會發生違約，同時分析了不同債務級別對內生違約邊界的影響：借鑒Black與Cox(1976)模型的建模思想，Longstaff與Schwartz(1995)構建了新的模型，當公司資產價值第一次觸發較低違約邊界時就會發生違約。Briys和deVarenne(1997)以隨機障礙為特徵，將違約邊界推廣到隨機利率環境下，對Longstaff- Schwartz模型進行了推廣。
簡約化模型
該方法放棄了對企業價值的假設，將違約看做由隨機強度過程決定的不可預期的隨機事件，隨機強度過程決定了信用風險的價格。無論隨機強度過程是通過信用等級遷移矩陣還是通過無風險利率結構，都與宏觀周期是密不可分的。Jarrow，Lando和Turnbul(1995)提出了基於信用等級遷移矩陣的強度過程模型。在模型中，違約強度過程被看做有限狀態的馬爾可夫過程，通過信用等級遷移矩陣確定違約強度。 Duffie&Singleton(1998)提出了另一類簡約化模型，該模型將無風險利率替換為帶有違約強度過程調整的短期利率，提出了基於期限結構的簡約化模型。
引入宏觀分析的結構模型
麥肯錫公司所開發的CreditPortfolio View模型就是典型代表。Nickell、Perraudin和Varotto(1998)、Wilson(1997a，1997b)的經驗證據表明，信用評級的轉移一般取決於宏觀經濟周期。CreditPortfolio View模型最大特點是引入了當期的宏觀經濟環境，認為信用質量的變化是宏觀經濟周期變化的結果。
從考慮了經濟親周期性的信用風險度量模型的綜述中，我們發現：這些信用風險度量模型在信用風險產生機理、度量的時間跨度以及對宏觀經濟周期波動的處理等方面均不相同。但是，信用風險度量模型存在的缺點是導致商業銀行親周期性的重要原因。關於信用風險度量模型親周期性的效應比較的實證研究可能是今後努力方向。

⑤ 在調節宏觀經濟運行的各種經濟杠桿中最有效的經濟杠桿

這個不好說，不同經濟體不一樣，中美日歐各有不同，不同的經濟周期也不一樣，一般來說要看具體的宏觀經濟政策。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都很有效

⑥ 銀行體系存在的順周期性到底是什麼

順周期性(procyclicality)是近來一個熱門話題，但它具體是指什麼？ 在當前危機中起到了什麼作用？有哪些政策選擇可以緩解其對金融系統的影響？

什麼是順周期性

嚴格地講，順周期性是指在經濟周期中金融變數圍繞某一趨勢值波動的傾向。因此，順周期性增強就是意味著波動的幅度增大。

但這種簡單描述很難准確概括現實生活中金融體系的變化。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在發生了一次沖擊之後，資產價格的變化路徑和金融變數的變化方式會呈現出各種不同或極端異常的波動，而且幾乎都是非線性和不連續的(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流動性緊縮)。這些都是復雜金融體系的典型特徵。一旦金融體系出現不穩定性，則其變化就會偏離線性趨勢和出現非線性特點，如路徑依賴、持續震盪和制度性轉變等現象。

確實，金融體系是一個復雜系統。金融系統是基於多種因素和許多交易對手方的相互依存。變數通過各種網路進行傳導，而由於金融創新及監管套利行為，網路結構和制度框架會不斷地變化。另外，金融體系是由「人」組成的體系。金融體系的變化受到人類對周圍沖擊反應方式的影響。很早以前大家就知道「羊群行為」是金融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徵。更准確地講，由於相互間的影響，因此個人根據其理性判斷所形成的反應會產生非常強的放大效果。

因此，順周期性的更廣泛定義包含了三個部分，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區分這三個部分：(1)圍繞趨勢值波動；(2)趨勢本身的變化；(3)均衡值可能出現累計性偏離。這些都會給監管機構帶來挑戰。監管機構必須努力識別在什麼情況下純粹的周期性波動會導致不同結果：可能是趨勢本身的變化，或是一個累計過程的開始。

解決順周期性的一種可行操作方法是分析所有放大機制，這些機制會造成金融體系永久性偏離我們事前所掌握的路徑，因此趨勢本身會在短期或中期內受到影響。

哪些機制會起作用

從分析的角度講，區分資本的順周期性與杠桿率的順周期性非常有用。資本的順周期性容易理解。在經濟條件好的時候，金融機構是盈利的，而且強大的資本基礎會使金融機構不斷擴大市場業務。市價重估的會計原則也會進一步放大這種機制的作用。根據市價重估的會計原則，資產價格的上漲會迅速增加金融機構的資本。這種「倒置的需求曲線」(即需求隨價格上升而增加)會形成巨大的反饋效應。

杠桿率的順周期性則比較難以捉摸。一般來說，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會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而擴張和收縮。在這一過程中多種不同機制會發生作用：

第一是風險管理技術，風險管理技術是度量和管理風險的工具，如VaR具有很強的順周期性，尤其是當模型的建立是依據非常短的時間序列。與估值相關的風險管理實踐(如增加保證金的規定)會放大杠桿率的波動，並會導致恐慌性拋售和「單邊下跌」的市場。

第二是與短期貨幣市場相關的其他機制，當市場感到流動性充裕時，交易商和經紀商會有強烈動機通過增加杠桿率來進行期限轉換(即短借長貸)。

第三是風險嗜好本身也會隨經濟周期變化。顯然，人類的動物本性也會發揮作用。另外，估值的收益和損失的核算方法會鼓勵承擔更多風險或引發突發性收縮行為。

應當避免順周期性嗎

因為如下理由，所以我們並不一定需要避免順周期性：

第一，金融穩定本身並不是目的。只有當金融穩定有利於更好的宏觀經濟發展時，金融穩定才有意義。金融波動可能是由於基本因素引起的。資產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可能有助於金融體系發揮緩沖器的作用，「吸收」外部的經濟沖擊。金融波動可以增加財富和改善財富質量，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或緩解對靈活性較低的產品或勞動力市場進行調整。

第二，由於上述原因，並不是所有順周期性都是有害的。具體結果如何取決於因果聯系：金融體系是否是不穩定變化的原因或放大了不穩定因素？或金融系統僅僅是對實體經濟的周期性變化做出反應？我們只應當關注「內在順周期性」，即金融體系自身和由金融體系引發的順周期性。

第三，實體經濟中的周期性可能對長期增長是有益的，因為這可以在生產系統中產生一種「積極的清除」機制。

如果出現金融失衡的長期累積，就會在兩方面造成真實和重大的損失：第一是資產價格顯著偏離其基本趨勢，這會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第二，如果在短期內突然消除金融失衡，會對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造成極大幹擾。這就是目前正在發生的情況。我們目前遭遇的情況完全符合泡沫的定義。

當前情況清楚地說明了宏觀審慎監管的一個潛在目標，即宏觀審慎性監管應當，也完全可以避免泡沫。泡沫並不總是出現在金融體系內部。生產率沖擊也會造成泡沫。但周期性波動並不一定導致泡沫，除非在某種金融環境中允許放大機制充分發揮作用。

當前危機中順周期性發揮了什麼作用

在本次危機的第一階段，大家很可能對順周期性問題採取一種「短期」看法。似乎是市價重估的會計原則，加上極端缺乏流動性的市場，共同導致了資產價格的螺旋式下跌和造成了「過度」損失，而與基本經濟因素沒有關系。

但現在看來，銀行的損失與基礎資產價格變化之間不成比例的現象似乎完全可以歸咎於極高的杠桿率，這種極高的杠桿率是在過去10年中積累而成的。順周期性在較長時間內發揮了作用，而且是在信貸周期上升的階段中。

以下典型事實可以具體說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第一，在過去10年裡，整個金融體系的杠桿率上升非常快；

第二，在20032004年間，杠桿率的增長趨勢出現了顯著的提升；

第三，金融機構之間的「內部」杠桿率上升速度快於實體經濟的外部杠桿率；

第四，杠桿率的上升與期限轉換的大幅增加有密切關系；

第五，在降低杠桿率問題在財務和風險報告中的影響方面，風險度量技術發揮了一定作用；

第六，會計核算方法也發揮了一定作用。立即確認利潤會導致度量資產收益率與確認風險兩者之間在時間上失去聯系，這會造成承擔風險的強大動機和極大放大信貸周期。

政策選擇

解決順周期性問題顯然涉及許多政策措施。這些措施應當是宏觀審慎性監管整體框架的組成部分，具體包括一般方法和緩解順周期性的工具兩方面的內容。

1.一般方法

像許多公共政策問題一樣，在應對順周期性問題時也涉及在規則與相機抉擇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

我們可以按照「自動穩定器」的原則來建立一種基於規則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約束金融機構的行為，但並不考慮這些機構自身的具體情況。具體例子包括反周期的資本規定和貸款損失准備金的動態提取規定等。

相反，相機抉擇的政策可以是來自宏觀審慎監管當局「自上而下」的干預措施。當得出危險的失衡正在積累(或消除)的判斷時，監管當局就採取措施和施加(或取消)限制。

也許我們不能放棄第二種方法。由於很難准確識別周期狀況，所以完全依賴自動機制具有很大危險性，因為自動穩定機制無法進行准確定位。尤其是金融周期通常受到風險嗜好的驅動，而我們現在還無法對風險嗜好進行預測。實際上，宏觀審慎性監管的一個關鍵目標可能是「管理」(不是法律意義上，而是經濟意義上的)金融體系中總的風險嗜好。這不可避免會涉及一些相機抉擇的判斷。如何做出這類判斷將決定宏觀審慎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過去審慎性監管框架是基於所有資產價格的變化都是由於基本因素的假設。這種方式會造成監管當局不能及時處理過度的順周期性問題。例如，無法在泡沫破滅之前證明其存在。至少在泡沫的初始階段，我們並不缺少對資產價格變化的「基本因素」解釋。

為了在將來更好地應對順周期性問題，評估和證明某些事實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主要資產價格、風險貼水或信貸總量指標顯著和持續偏離過去水平或趨勢，則應當進行宏觀審慎性分析，目的是發現發揮作用的放大機制。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因為事前猶豫不決而造成當前巨大的社會成本的話，則一定會得出這種方法是非常有益的結論。

這也是政策措施的一個理性過程。順周期性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承擔過多風險。泡沫的出現是因為投資者存在某種動機，即忽略泡沫會破滅的「最終風險」。我們很難在事前消除這種動機中的非對稱性。因此，宏觀審慎性監管機構有必要密切監測金融體系和保持進行干預的機制。

2.工具

我們當前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是針對一些金融機構的資本規定。資本規定主要是一種強制性緩沖機制，銀行和股東必須遵守。資本規定也是一種動機函數：可以促使或限制銀行管理者承擔風險。因此在解決順周期性問題時，似乎很自然會想到反周期的資本規定。

但是，在銀行最需要調整資本的時候，資本規定可能沒有約束力。如果資產市場處於繁榮時期，而且預期收益率很高，則無論監管規定怎樣要求，銀行都可以找到必要的資本金。銀行會有能力同時滿足資本規定和分配利潤。相反，在經濟下降階段，資本金會減少，而這時最需要資本金。顯然現實中存在一種非對稱現象：在繁榮時期有大量資本進入，而在蕭條時期則沒有資本進入。現在還不清楚引入反周期性資本規定是否足以應對這種非常強大的機制，尤其是在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

為了應對順周期性問題和及時消除失衡的積累，可能有必要尋找其他工具。這些工具必須可以更直接地對單個機構或整個金融體系的動機產生影響。在這方面，會計核算方法可能會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從經濟的角度講，在分析一筆金融投資的收入時，一般很難識別因承擔過風險而產生的超額收益。但是財務報告可以通過某種方式來引入這種審慎性的區分機制。

對可交易的證券，沒有理由或可行的其他方法來替代公允價值核算方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應當對所有估值收入或損失立即確認為利潤或損失，並在財務報告中列示和披露。我們完全可以隔斷估值與收入/損失確認之間的聯系。必須引入某種機制來隔斷估值過程(仍然應當依據市場價格)與收入及利潤確認之間的聯系，如果目的僅僅是為了考慮風險狀況的話，則我們的結論是這些風險的確存在，但還沒有成為現實。當發現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時，貸款損失准備金的動態提取方法就是一種可以運用的相關技術。如果因復雜性和流動性不足造成額外風險時，也可以使用估值准備金的方法。如果這些調整是基於規則和完全透明的，則這些做法不會降低或減少投資者可以獲得的信息的質量和數量，投資者可以據此來了解金融機構的真實狀況。

需要我們進行研究的另一種方法是，監管體系如何「迫使」金融機構對風險的各個方面進行定價。在稅收理論中有一個類似觀點：如果金融機構不將風險轉移，而是在內部充分考慮到各種風險，我們就可以避免市場失敗。這種方法最好能夠應用到與期限轉換相關的流動性風險管理中。目前，許多國家都對金融機構實行定量的流動性比率管理。但是，這種方法可能無法保護整個金融系統免受總的流動性沖擊，如果對流動性的需求變得非常大和所有緩沖機制都變得不充分的話。事前對系統的流動性風險進行定價會降低這種沖擊的可能性，並促使金融機構不過多依賴期限轉換的融資方式。

必須承認，在如何對流動性風險進行定量分析方面，我們還面臨巨大的挑戰。但我們生活在一個次優的世界，因此，一些比較合理的方法肯定比什麼都沒有要好得多。

⑦ 逆周期資本緩沖的影響

作為金融危機後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逆周期資本監管體現的是監管部門對於危機的反思與新危機的預防。旨在緩解銀行順周期行為的逆周期資本監管制度對宏觀經濟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逆周期資本緩沖體現宏觀審慎監管理念，熨平宏觀經濟波動。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主要有兩個維度：一是跨行業維度，二是時間維度。關注的是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是時間維度的監管，即隨著時間的推移，系統層面的風險如何通過金融體系內部以及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的相互作用而被放大，所使用的是資本、撥備和杠桿率等政策工具。逆周期資本監管制度作為宏觀審慎監管時間維度的監管工具，能夠有效緩解銀行業順周期行為對經濟周期的放大作用，從起到穩定經濟波動的作用。
其次，逆周期資本緩沖能夠減少銀行信貸順周期對貨幣政策的消弱作用，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由於銀行順周期性使貨幣政策呈現出非對稱特徵。在信貸擴張階段，寬松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和產出效應大於緊縮貨幣政策；在信貸收縮階段，寬松貨幣政策的價格效應和產出效應也大於緊縮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更加明顯。銀行信貸順周期性行為對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產生了嚴重阻礙。
因此，旨在緩解銀行順周期行為的逆周期資本監管制度在另一層面上也有助於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最後，逆周期資本緩沖增強了銀行資本監管要求，提高了對商業銀行安全的關注。逆周期資本監管制度實質上也是增強了銀行資本監管的要求，這種新安全指標的建立，也意味著在經歷最嚴重金融危機的洗禮後，全球銀行業的監管迎來了新的時代，銀行業監管的核心價值觀選擇上對銀行業安全的關注可謂史無前例。 在有利於中國宏觀經濟的同時，逆周期資本監管制度也帶來了種種挑戰。如銀行資本缺口加大和未分配利潤受到擠壓等。巴塞爾協議Ⅲ已對提高對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我國銀行業若要達到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要求，將面臨巨大的資本缺口。逆周期資本緩沖的計提無疑更進一步擴大此缺口。
在經歷2009年信貸擴張的大幅資本消耗的中國銀行業因此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資本短缺困境，不得不再次考慮資本補充路徑。這將大大抑制商業銀行信貸擴張的意願，更高的資本計提要求也將吞噬商業銀行利潤，商業銀行資產回報率和資本回報率會有所下降，這將推動中國銀行業轉型。按照新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需要建立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
因為目前我國監管層對緩沖資本沒有特別要求，國內商業銀行距離巴塞爾協議Ⅲ中2.5%的要求尚有差距。申銀萬國的分析表明，在資本緩沖准備方面，國內銀行業平均水平在1.76%，除交行外，其他銀行均低於2.5%的標准。如果按照巴塞爾協議Ⅲ的標准，銀行將需要提取更多的一般風險准備，從而未分配利潤將受到一定擠壓。

⑧ 如何理解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積極穩妥去杠桿

積極穩妥去杠桿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當前，杠桿率高企弱化了實體企業的投資能力，加大了債務違約風險，亟須多措並舉去杠桿，為產業轉型升級、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提供必要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應堅持市場化路徑，充分發揮經濟主體的能動性。
從短期看，應針對企業的債務結構分類施策，合理運用金融市場工具，逐步化解存量債務風險。一是支持適應市場發展並有持續經營能力、但暫時存在資金流轉困難的企業以債務轉移或置換等方式降低債務負擔。可由債務企業的關聯方或有意對負債企業進行重組的企業購買並承接債務；也可給予增信安排，通過發行長期公司債券置換短期債務。二是積極探索市場化、法治化的債轉股實施方案，推動企業債務重組。引入第三方評級機構，選擇有較好發展前景但面臨周期性、暫時性困難的企業，以及雖然債務負擔較重但運營正常的企業，以企業價值為核心，適時將部分債務轉化為優先股或普通股，並建立市場化退出機制。需要注意的是，應警惕惡意逃廢債現象。同時，加大僵屍企業出清力度，杜絕其搭債轉股便車。三是推進實體企業資產證券化，盤活存量資金。以有穩定現金流、系統性風險較小的大中型企業為主，通過結構性融資安排將存量資產轉化為可交易對象，提高資金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合理匹配資產和負債期限，最大限度地發揮資產的效益和價值，以優化劣，分散風險。同時，進一步探索做市商制度，提高做市商的積極性和做市能力，增強資產證券化產品二級市場流動性。化解債務風險方式的選擇，應遵循市場規則，由債務雙方協商決定，切忌搞「拉郎配」。應依託資本市場的價格發現和價值回歸功能，由市場對證券化產品合理定價，防止在債務重組過程中出現虛抬資產價格和過度投機行為，並制定配套措施，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
從中長期看，應逐漸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擴大直接融資所佔比重。一方面，在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的框架下，商業銀行應嚴格落實資本金管理制度，構建信用風險評估體系，通過風險權重調整、優化授信結構等方式提高抗風險能力。同時，嚴控影子銀行規模和表外業務風險，從源頭控制企業部門杠桿率。另一方面，積極發展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深化創業板、新三板改革，規范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推動債券市場發展。通過首次公開發行（IPO）、再融資、發行債券等途徑加速股權、債權資本形成，幫助企業優化融資結構、降低融資成本、化解債務風險，引導社會資本向優質企業集中。同時，改革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監管框架，為各類經濟主體投融資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從根本上看，企業去杠桿要建立在宏觀經濟穩增長的基礎上。這就要求追加企業貸款或擴大赤字，但二者均有導致不良債務增加的隱患。因此，應保持穩增長和去杠桿的平衡，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善企業經營環境，逐步優化企業債務結構，消除經濟泡沫化風險隱患。一方面，通過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有效的信用管理，清除資金向實體企業流動的障礙；以預期管理降低匯率波動等外部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為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拓展空間。另一方面，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將企業去杠桿和優化全社會杠桿結構結合起來，優化債務在政府、企業和居民間的分布。同時，加快稅收制度改革，降低企業稅負；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企業活力，提高資本回報率。

⑨ 中國央行與銀保監會：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

中國央行與銀保監會發布《關於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的通知》，自2020年9月30日起實施。
通知從中國實際出發，參考國際慣例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有關要求，明確了中國逆周期資本緩沖的計提方式、覆蓋范圍及評估機制。同時，根據當前系統性金融風險評估狀況和疫情防控需要，明確逆周期資本緩沖比率初始設定為0，不增加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資本管理要求。
中國央行、銀保監會將綜合考慮宏觀經濟金融形勢、杠桿率水平、銀行體系穩健性等因素，定期評估和調整逆周期資本緩沖要求，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是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豐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箱的重要舉措，有助於進一步促進銀行業金融機構穩健經營，提升宏觀審慎政策的逆周期調節能力，緩解金融風險順周期波動和突發性沖擊導致的負面影響，維護中國金融體系穩定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