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匯率制度中選擇關鍵貨幣的原則有哪些
各國在制定匯率時必須選擇某一國貨幣作為主要對比對象，這種貨幣稱之為關鍵貨幣。
選擇關鍵貨幣應注意的三條原則：
1、必須是該國或地區國際收支中，尤其是國際貿易中使用最多的貨幣；
2、必須是在該國或地區外匯儲備中所佔比例最大的貨幣；
3、必須是可自由兌換的，它在國際上可以普遍接受的貨幣。
㈡ 匯率選擇問題
看看你用哪個銀行，各銀行的匯率變動可能有點差別，你客戶的美金換成人民幣就是買進人民幣賣出美元，也就是買入價。每天的匯率都在變，這個換算需要根據當時的變化來
㈢ 匯率選擇理論分析中國目前應選擇怎麼樣的匯率制度
那麼，一國如何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不同於國際匯率體系的選擇。相對國際經濟體系而言最優的匯率制度，並不總是適合某國某個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即並不一定是最優的。但是要確定一國較合適的匯率制度，不得不考慮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包括國際貨幣體系所處的發展階段、國際匯率制度、調節機制、資本流動甚至不同的政治體制等因素。同時，如前所述，既然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固定、浮動匯率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危機的沖擊，那麼在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中，具體如何選擇，或者說，應注意些什麼？ （一）尋找最優貨幣區實際上，只要允許國際間的交易，則兩個市場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相互作用，即不論採取何種匯率制度，經濟周期的相互傳遞不可避免，只是傳遞的方式不同而已。傳遞的程度取決於各經濟體的特徵（以不同的彈性表現，大國與小國又有明顯的區別），由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不盡相同。換句話說，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只是在選擇與外部國家之間經濟周期的傳遞方式而已。著名經濟學家蒙代爾在《資本流動和國家相對大小》一文中，在一個世界的模型分析中，證實了在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下（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本國和世界的影響。證明在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完全喪失，而是傳遞到了國外；在浮動匯率下，財政政策的效果並沒有喪失，而是傳遞到了世界其他地區。 （二）大國、小國與發達、發展中國家的不同選擇一國的經濟特徵，首先是大國與小國的區別。匯率作為國家之間的貨幣比率，當一個國家沒有對外經濟聯系時，匯率就沒有意義，這時任何匯率制度都沒有區別。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必然是基於一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存在一定的經濟聯系基礎之上的。同樣，這個時候所謂的大國、小國，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的程度密切相關。在閉關鎖國（或嚴格控制與世界的經濟聯系）的情況下，即使是像中國一樣的大國，在這里也不能認為是一個大國。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的波動對世界無足輕重，世界經濟的波動對中國來說也是微不足道。因此，這里的大國、小國，既與一國的經濟規模、經濟的多樣性有關，也與一國對外開放程度、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有關。匯率制度的選擇，對於大國和小國，具有不同的意義。以上的討論都以小國為基礎，即本國的宏觀政策、經濟行為不會對世界經濟、貨幣環境造成實質性影響。但對於像美國、歐盟，甚至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其一舉一動都將對世界經濟帶來影響。類似於完全競爭的模型已不能提供足夠的分析線索，這些大國對匯率制度的選擇結果，需要進一步考慮其與世界之間的互動。（三）資本賬戶管制是對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以上分析，原則上是建立在資本賬戶開放的基礎之上的。實際經濟生活中，一國可以通過資本賬戶管理這種「計劃經濟」手段，來調節兩個國家貨幣、金融市場的融合程度，並從數量管理上作為匯率這一價格機制的一種補充。或者說，資本賬戶管制規定了兩國在哪些金融市場將相互融合，哪些市場將相互分割（或不完全分割），從而規定了匯率波動所反映的市場范圍。資本賬戶的管制狀況，是一國金融市場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影響著最優貨幣區的選擇。 （四）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誰主沉浮歷史上，單個國家的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表現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同時期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也表現出不同的特性。影響匯率制度的最終表現，不僅僅是匯率制度本身的差別，它還與政治環境、國際資本流動有關，與國內的經濟表現、宏觀調控目標、監管措施甚至金融微觀結構有關。說到底，匯率制度是從屬於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其作用發揮的優劣結果也是整個貨幣體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單純從一國匯率制度判斷其最後結果的優劣，並沒有明確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國際匯率制度的演變本身，相當程度上只是國際政治環境、資本流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演進和國家間競爭的一個反映。由於存在網路效應，在匯率制度具體形式的選擇上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但需要解決的矛盾卻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五）中間匯率制度是對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的揚棄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匯率，除了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外，還存在大量介於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間的各種中間匯率制度。中間匯率制度本質上是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一種組合，在某種條件下使用所釘住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其他條件下則允許本國採取較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巴里·艾肯格林（1994）、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 （1995）等依據資本高度流動使得匯率承諾變得日益脆弱分析，提出了「兩極論」或「中間空洞論」匯率制度假說。「兩極論」認為，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要麼是固定匯率，要麼是浮動匯率，沒有中間匯率可以選擇。如奧伯斯費爾德和羅格夫認為，「形成和保持信譽已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像歐洲貨幣體系（EMS）那樣的寬幅匯率目標區也面臨投機攻擊，因而浮動匯率與共同貨幣之間的中間匯率制度不再是合意的。」 （六）不能忽視匯率制度轉換過程本身的重要性最後想指出的是，匯率制度選擇是否合理，有否風險，不僅僅是被選的匯率制度本身，還涉及到從被選前的匯率制度向被選匯率制度這一轉換過程本身。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匯率制度頻繁變動（見表4-9）。1975~1999年各國匯率制度變動次數合計高達310次之多。其中，退出次數最多的就是單一貨幣釘住制度，而同時轉換到這一制度的為39次；進入合計次數最多的就是任意干預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達107次，而同時轉換出這一制度的為82次。從每種匯率制度實際採用的時間看，嚴格釘住制度的久期最長，均值為14.9年，中值為23年；單一貨幣釘住和貨幣籃子釘住的久期次之，均值為9~10年，中值為6~8年；浮動匯率制度的久期最短，均值為4~6年，中值為2~4年。這表明，一是匯率制度轉換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沒有任何一種匯率制度會一勞永逸。當決定匯率制度的主導因素發生變化時，原有的匯率制度必然重新面臨選擇。即匯率制度的選擇不是一個靜態問題，而是一個動態轉換過程，具有歷史階段性。起碼這一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的國際匯率體系歷史性特徵，即使因美國2008年引致了全球危機，但全球都在探索國際體系重建，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這一歷史性特徵仍不會消失。二是一國匯率制度往往不是一次性轉換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反復和轉軌。
㈣ 一國如何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
匯率制度又稱匯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指各國或國際社會對於確定、維持、調整與管理匯率的原則、方法、方式和機構等所作出的系統規定。傳統上，按照匯率變動的幅度，匯率制度被分為兩大類型：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
每個國家制定或匯率制度，都沒有固定的模式，這需要充分結合本國的基本國情來制定，在選擇匯率制度時，通常會考慮以下因素：
第一，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如果貿易佔GNP份額很大，那麼貨幣不穩定的成本就會很高，最好採用固定匯率制度。
第二，通貨膨脹率。如果一國的通貨膨脹率比其貿易夥伴高，那麼它的匯率必須浮動，以防止它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如果通貨膨脹的差異適度，那麼最好選用固定匯率制度。
第三，勞動力市場彈性。工資越是具有剛性，就越需要選擇浮動匯率制，以利於經濟更好的對外部沖擊做出反應。
第四，金融市場發育程度。金融市場發育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選擇自由浮動制度時不明智的，因為少量的外幣交易就會引發市場行情的劇烈動盪。
第五，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中央銀行的聲望越差，採用盯住匯率制來建立控制通貨膨脹信心的情況就越普遍。固定匯率制幫助拉丁美洲經濟減緩了通貨膨脹。
第六，資本流動性。一國經濟對國際資本越開放，保持固定匯率制就越難，就越傾向於採用浮動匯率制。
㈤ 如何選擇匯率制度
Fischer（2001）將以上的匯率安排歸納為三組：「硬」的釘住制（包括1和2，共有47個成員），中間匯率制度（包括3—6，有59個成員），和浮動匯率制度（包括7和8，有78個成員）。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到2001年3月底，世界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經濟體，這其中大多是發展中經濟，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Fischer指出在過去的十年中，隨著「硬」的釘住制和浮動匯率制在比例上超過「軟」釘住制，中間匯率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見圖1，在1991年實行硬釘住制的國家有25個，佔16％，而到1999年則上升到45個國家，佔24％；同樣，在1991年，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有98個，比例為62％，而到1999年數目下降到63個國家，比例為34％；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數量在1991年為36個，比例為23％，到1999年的數量則為77國，佔42％）。他預期「兩極論」將適用於新興市場經濟。而在硬釘住制與浮動匯率制之間的選擇則根據經濟體的特徵，特別是他們的通貨膨脹歷史而定。硬的釘住制對於有長期的貨幣不穩定歷史的經濟體或者對在資本與經常帳戶交易幾乎與其它經濟體實現了一體化的經濟體適用。Summers（2000）的研究也發現最近的貨幣危機的根源不是財政赤字和經常帳戶危機，而是銀行和金融部門嚴重的脆弱性和短期資本的流入。他指出在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的表現是非常糟糕的，他認為選擇正確的匯率制度就意味著「從可調整的釘住匯率這樣的中間匯率向兩極匯率制度（浮動和固定匯率制），如果必要的話可通過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來支持」。
但也有人反對以上的「兩極論」觀點，因為兩極論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分類標准來進行研究的，但是基金組織的分類方法，特別是1998年以前的分類方法，可能只簡單的反映了成員國匯報的法定匯率制度。然而，基於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變數實際運行的事實上的匯率制度可能更准確。一些經濟學家就是根據事實上的匯率制度研究來反對「兩極論」的。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據匯率波動率（以一年中名義匯率平均每月的絕對變動百分比計算）、匯率變動的標准差（以匯率每月變動率的標准差計算）、以及外匯儲備的波動率（以國際儲備相對前一月的貨幣基礎的每月平均變動率計算）這三個宏觀經濟變數，將經濟中的匯率制度分為四類：浮動匯率制、中間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和其他匯率制。這一分類方法又稱為LYS分類方法。按照他們的分析，歸為「中間匯率制度」的經濟體的數量仍然超過所有經濟體的四分之一。Masson（2001）還指出中間匯率制度還將繼續構成實際匯率制度一個可觀的部分。另外，Frankel（1999）也強調，兩極匯率並不是對所有國家普遍適用的，它只在一定時間內對某些國家適用。
㈥ 一國在進行匯率制度選擇時應考慮哪些因素
出口例子：我國出口某款箱包在前年本幣人民幣6.85元/美元時的出口保本價是100美元，那時可換成人民幣685元（出口成本），而眼下本幣匯率高估，人民幣升值到￥6.27可換1美元了，這款箱包出口保本價約109.26美元，比前年增加了9.26美元。切確地說，本幣人民幣升值，導致我國出口的商品的外匯標價增高，削弱了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導致普通商品出口量下降。進口例子：我國進口某消費品在前年本幣人民幣6.85元/美元時的進口到岸價是100美元，那時需花人民幣685元（進口到岸成本），而眼下本幣匯率高估，人民幣升值到￥6.27可換1美元了，這種消費品進口價只需花本幣人民幣627元，比前年節約本幣人民幣58元。切確地說，本幣人民幣升值，導致我國進口商品的本幣標價降低，增加了進口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導致進口量擴大。
㈦ 急!!一道高三政治中經濟生活的選擇題!匯率的~
這很簡單。
如果現在1美元可以兌換8元人民幣。也就是說美元：人民幣＝1：8
如果人民幣升值到1美元兌換7元人民幣。也就是說美元：人民幣＝1：7。很明顯比值升高。但這樣的比較方法是外匯兌換人民幣的匯率。
相反地比一下也就是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了。也就是人民幣：美元＝8：1 ＝＝》人民幣：美元＝7：1 這樣的匯率明顯是下跌的。
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在國外進口中國的貨物時。成本升高了。利潤降低了。為什麼？因為用美金來買人民幣的貨物沒有以前多了嘛。所以貨幣升值對於進出口貿易一定是不利的。
D這個選項和貨幣升值貶值沒有任何關系。所以不選。
明白了吧～
㈧ 我國外幣報表折算匯率的選擇中採用類似何種方法
當今世界上關於外幣報表折算方法的爭論主要在時態法和現行匯率法之間展開，選擇模式分為三種：採用現行匯率法、採用時態法、或兩者兼用。
時態法的基本特徵
時態法認為外幣折算只是一種計量變換程序，是對按外幣計量的既定價值的重新表述，它不應該改變計量項目的屬性，而只是改變計量的貨幣單位，即對外幣改用本幣計量，折算的結果好似子公司的報表中的資產和負債在交易時日就已經把發生額折算為本國貨幣等值。根據這一思想，其具體做法是，對所有的貨幣性資產、負債項目按編表日的現行匯率折算，對於按歷史成本計量的非貨幣性資產、負債項目採用原入賬時的歷史匯率折算，對按現行成本計量的非貨幣性資產、負債項目採用期末匯率折算。
在此法下，考慮到匯率變動是一個客觀事實，只有在匯率變動的當期就確認其會計影響，才能更好地滿足報表使用者預測和決策的需要，所以，時態法通常將折算差額妝接記入當期合並損益中。
現行匯率法的基本特徵
在現行匯率法下，對國外子公司報表中的所有資產、負債項目都要按單一的現行匯率折算，其目的在於保持子公司外幣報表原先表述的財務結果和關系，同時揭示匯率變動對母公司在國外子公司的投資凈額(子公司報表中的母公司權益) 的影響，其著眼點與不同的資產、負債項目在交易時日的不同計量屬性毫不相干。正因為如此，折算的結果將以「折算調整額」這一獨立的項目，包含在合並資產負債表的股東權益內，並且除非母公司出售其對國外子公司的投資或對其清算，平時均不得減少這部分折算差額累計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