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怎麼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應該選取那些變數
可以，不過要在回歸模型中把其他影響GDP的因素也考慮進去。回歸後通過考慮人民幣匯率的系數是否顯著已確定其對GDP是否有影響。最好還要考慮數據的異方差、多重共線性、時間序列造成虛假回歸等問題，具體看看書吧。
Ⅱ 論文：人民幣匯率均衡的實證研究
匯率均衡論
匯率研究是貨幣金融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西方國家的匯率理論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形成了豐富的成果。相比而言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卻起步較晚，『成果很少。隨著我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匯率這種經濟杠桿的作用日益重要，匯率政策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促使我們必須重視對匯率進行理論上和政策上的研究。
在匯率研究范圍內有不少問題可供選擇，本文以匯率均衡為研究對象，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匯率均衡研究在西方匯率理論中仍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自然也就是一個很有「挖掘」潛力的理論課題。如果我們能用科學的方法，取得不同於西方理論但又高於西方理論的匯率均衡研究成果，將是有理論意義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匯率研究中，尚沒有發現對匯率均衡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可以說這還是一個「空白」領域。而現實是，經濟發展中總存在著「均衡」運行的問題，西方國家如此，我國也是如此。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就強調經濟總體和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現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更需要重視經濟的均衡運行。而經濟的均衡運行是由許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組成的，匯率便是其中之一。匯率均衡是保征我國對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條件，對國內經濟的其他方面也將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論分析為前提，以中國現實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建立我們自己的匯率均衡理論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我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瀏覽了國內外關於匯率研究的大量文獻和搜集了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論述採取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為匯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匯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兩大部分。
主要內容如下（按各章順序）：
首先，對全文的中心議題、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及有關概念作概括說明，並對西方匯率理論中關於「均衡匯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紹，這些構成緒論的內容。
在上篇中，我們首先將匯率均衡納人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中，建立了匯率這一經濟變數與經濟其他主要方面之間的均衡關系。這些均衡關系包括；匯率與價格水平的均衡、匯率與貿易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貨幣供求的均衡、匯率與利率的均衡、匯率與國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匯率與財政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資本流動的均衡。這些內容是我們論證匯率均衡的理論基礎。
在闡述了匯率與各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之後。我們又將匯率均衡置於匯率政策目標下，對匯率政策進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匯率均衡既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又是一種目標體系。它應成為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輔助宏觀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實現。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匯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對此，我們進行了3個層次的分析，包括：內部均衡與對外均衡、局部均衡與總體均衡、短期均衡與中長期均衡。
匯率均衡不是一個靜態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概念，其內容既會因匯率及各種經濟變數的變化而不同，也會因匯率政策的調整而不同。匯率政策調整對匯率均衡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於匯率政策取向上。匯率政策取向是一個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的概念，它引致匯率均衡向著某一個由政策確定的方向變化，這個方向有時是根據客觀經濟變化而定的，更多的時候是政府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而作出的決策。無論如何，取向性的匯率調整可能會導致匯率均衡在現象上出現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確的，是符合經濟發展目標的，這種「偏差」就是匯率均衡過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進行了宏觀經濟環境下和匯率政策條件下的匯率均衡分析之後，我們對有關的匯率指標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這些指標包括：購買力乎價、實際匯率、有效匯率（多邊有效匯率和雙邊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等，還有可以估價匯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國際收支法。它們能夠從不同方面分別測量匯率的真實水平或客觀水平。作為量化的匯率指標，它們可以為匯率均衡程度檢測、匯率政策調整提供明確的、可行的依據。
在上篇的一般理論分析基礎上，我們展開了人民幣匯率的特殊均衡分析。這構成下篇的內容。
首先，對於人民幣匯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簡要說明。人民幣匯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匯率目標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應地，人民幣匯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分析，是從其歷史回顧開始的。在第7章中，我們系統地介紹了人民幣匯率的演變過程，同時對伴隨人民幣匯率歷史變化的原因進行了評價和分析。
人民幣匯率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經濟體制的許多方面都密切相關。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80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匯率政策與我國貿易體制、價格體制、貨幣供求關系、財政稅收等方面表現出日益密切的相關趨勢。一方面，匯率政策對於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響或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對匯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標內容上、政策手段上都進行相應的變革。
在論文的第9章中，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進行了系統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幣購買力平價之評價、人民幣實際匯率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分析、出口換匯成本分析、以及對作為「平行匯率」的貿易內部結算價、黑市匯率、外匯調劑市場匯價進行的分析。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分析可以為我們提供官方名義匯率所不能表現出來的許多東西，可以從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幣匯率變化的真實軌跡及其存在的問題。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能為匯率政策的歷史評價、匯率政策的改革調整和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檢測提供現實的依據。
根據上篇理論分析的思路，我們在第10章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分析。人民幣匯率均衡是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它與一般理論分析下的匯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內容，就其本身而言，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內容。我們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步驟劃分出近期的和中長期的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標適應干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是匯率政策改革的現實選擇。它取決於3個大前提：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外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中長期的均衡目標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匯率政策目標選擇，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遠期的目標方向。可以設想的是，中長期匯率均衡目標將是一個包含更多變數的、較寬的匯率目標區間，是由許多個近期目標區域構成的連續運行軌跡。
在論文的最後一章，即第11章，我們就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有關問題作了探索性的分析。這些問題包括：關於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探討；統一匯率形式、建立健全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探討。這是目前我國外匯體制與政策改革中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就這些方面提出的觀點或建議是在本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礎上闡述的個人觀點，也是作者希望將匯率理論研究運用於現實分析的具體體現。
論文在就上述各方面進行了論證之後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l）匯率是宏觀經濟體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僅僅是一個「價格形式」，匯率均衡也就應體現出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內在的、有機的「因果鏈」關系，而不只是一個匯率水平問題。由此決定了匯率均衡研究必須從匯率與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入手，將其納人宏觀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
（2）匯率均衡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從匯率政策角度來研究，它就是一種目標體系。匯率政策必須以匯率均衡為目標來確定其具體內容、手段和調整方向。而作為目標體系的匯率均衡應是全面的、動態的、多層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所決定，又因各種經濟因素和政策取向的變化而不斷地得到調整。
（3）匯率均衡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均衡匯率，均衡匯率是量化的匯率均衡水平。由於匯率均衡是一個全面的、動態的概念，均衡匯率作為具體化了的目標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個「水平點」，而只能是一個由不同時間長度等因素決定的、寬域不同的、動態的、最佳匯率區間，這個目標區間就是匯率政策的「目標靶」，而且是一個可移動的「目標靶」。
（4）對於人民幣匯率來說，同樣存在著匯率均衡問題，只是傳統經濟體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幣匯率均衡研究在內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對其評價也沒有一致的標准。特殊的經濟體製造就了匯率均衡以特殊的內容和含義。對人民幣匯率均衡進行的特殊分析應著眼於目前和近期的發展，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匯率均衡已成為經濟均衡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條件之一。匯率政策應該樹立匯率均衡的目標體系，並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來確立其內容。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均衡這一政策目標，改革匯率調節機制、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匯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導，但政策取向不應以主觀決策為主，而應順應經濟發展規律，作出有利於市場經濟改革的選擇。
在整個論文的構思寫作過程中，作者力求對匯率均衡這一題目進行有創見性的研究。指導思想有兩條：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雖借鑒它們的一些基本理論，但重在用科學的、辯證的方法形成獨立的研究體系；二是將理論研究服務於現實經濟生活，唯其能為我國的匯率政策和經濟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試圖作突破性的研究，這些方面是：
（l）將匯率納人宏觀經濟體系中，確立匯率與多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由此得出了更為全面的匯率均衡概念。
（2）指出匯率均衡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的辯證統一關系；並提出匯率均衡作為目標體系，是一個動態可調整的特定匯率區域的論點。
（3）提出匯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這一概念，對政策取向的特徵、含義及其客觀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4）對於西方匯率理論中出現的一些匯率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們觀念中對這些指標模糊的或錯誤的認識。
（5）對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應用分析，其中有些是應用國際上已有的指標模式進行的現實分析，有些則是對我國外匯體制下的特殊匯率指標進行的分析。它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幣匯率存在的偏差和匯率體制存在的問題。
（6）對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面臨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論述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有不少屬於因個人理論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導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觀條件限制所致。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沒有得到更理想的發揮或更深人的論證。這些地方主要包括：
對於匯率均衡的目標模式，本文只是著重了涵義和基本思路和刻劃，而沒能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匯率均衡理論還缺乏數量分析方法的進一步論證；
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分析可能由於資料和統計數據的限制而不夠全面和精確；等等。
另外，在涉及到匯率以外其他方面的論述時可能存在著一些不足甚至錯誤之處。所有這些都有待於本人今後通過向前輩們學習和進一步的探索來加以修正和充實。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Ⅲ 求人民幣匯率影響國內物價實證分析方法
呃...樓主不是問實證分析么？那可以選取人民幣匯率（名義有效或者實際有效）還有CPI，再加上別的變數找數據做回歸，一般用VAR模型什麼的。很多論文都是這個方面的呢~
Ⅳ Gdp增長，外匯儲備對我國匯率變動的影響的計量模型和實證分析
本文對人民幣匯率與我國國際收支之間的變動關系，分別用簡單直觀的走勢圖和協整技術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匯率是影響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國際收支並不是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因素。據此，本文認為，解決我國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問題必須使用一攬子綜合治理措施。但是同時必須把匯率作為調整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解決雙順差問題的一個重要工具。[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協整；國際收支[中圖分類號]F8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518X(2007)09-0157-04薛昶(1973－)，女，四川大學經濟學院2005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金融理論和實踐。(四川成都610064)國際收支系統地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全部經濟交易。國際收支是否平衡是一國對外經濟的主要表現，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也是各國政府追求的主要宏觀經濟目標之一。我國於2005年7月21日調整了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以期通過對匯率的調整來對我國國際收支作出調節。但兩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國人民幣升值壓力仍然沒有有效釋放，外匯儲備規模還在不斷膨脹，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外匯供大於求的局面。人民幣匯率與我國國際收支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因果關系?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是否能夠調節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本文擬用匯制改革後的有關數據來分析匯率與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一、我國國際收支現狀國際收支系統地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全部經濟交易。國際收支的平衡是一國對外經濟均衡的主要表現，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也成為了各國政府追求的主要宏觀經濟目標之一。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狀況理論上應經歷如所示的四個階段。第1階段是資本輸入階段。由於收入水平低，又要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相對於投資需求往往不足。在這一階段，國內投資大於國內儲蓄，發展中國家存在貿易逆差，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收入增加，儲蓄率提高，當國內儲蓄已足以為國內投資提供資金，貿易逆差隨之消失時，資本輸入階段即告結束。第1I階段是資本輸出早期階段。在這一階段，貿易開始轉為順差，該國已成為資本輸出國。但是，由於仍需對外國投資者凈支付利息，貿易順差還不足以抵補為外國投資者支付的利息和利潤，凈借貸仍為正。第III階段是資本輸出中期階段。在這一階段，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順差並存。資本凈流出量為正。債務開始減少，直至降為零。第Ⅳ階段是資本輸出成熟階段。由於債務早已還清，貿易順差和經常項目順差使該國由債務國轉變成為債權國，發展中國家成熟為發達國家。我國由於國內資金短缺，需要引人外資來彌補國內儲蓄不足，因此一般應處於第一至第二階段，即國際收支應表現為「經常帳戶逆差+資本帳戶順差」模式。但是，我國目前的國際收支結構並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標准模式，而具有提前進入第三階段的表現。我國不僅由於貿易順差導致經常項目順差過大，而且在保持巨大貿易順差的同時，我國又是引資國，但沒有把外資的流入轉變成經常項目逆差，還有巨大的資本項目順差。這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雙順差現象，雙重的資源誤配置，導致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雙順差格局下造成的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說明了我國國際收支結構的不合理性，與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不相稱。二、匯率波動與國際收支關系理論分析匯率在開放經濟的各種變數中居於核心地位，這是因為，開放經濟中各種變數的狀況最終將在匯率上得到不同程度的體現，而匯率的調整又會對從外部到內部、從宏觀到微觀的各個方面以及各個層次對開放經濟的運行產生深刻而叉廣泛的影響，因此，匯率政策在一國的經濟政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各國政府都將匯率政策作為協調本國內外經濟平衡的主要手段之一。一般認為，匯率變化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匯率水平的變化，貨幣的升值或貶值決定了一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二是匯率的波動幅度，匯率的短期波動程度增加會影響貿易參與者的實際收益。(一)匯率波動對一國際收支的影響匯率作為兩國貨幣的相對價格，其偏離均衡水平的波動必然會影響兩國商品的相對價格，繼而對貿易產生影響，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匯率變動方向(即升值或貶值)對貿易的影響，即貿易條件的影響，本幣貶值促進出口而升值使出口下降；二是匯率波動幅度對貿易的影響。匯率波動對進出口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宏觀上，匯率變化因對商品進出口產生的影響而使貿易收支差額以至國際收支差額發生變化；微觀上，匯率波動會改變進出口企業成本、利潤的核算。匯率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一是表現在貨幣升、貶值後帶來的資本流出或流入增加，當一國外匯市場上出現本國貨幣貶值的預期時，會造成大量拋售本幣、搶購外匯的現象，資本加速外流，這與貶值預期後的資本流入增加的結果正相反；二是表現在匯率預期變化，即匯率將升未升或將跌未跌對資本流動的影響。當一國外匯市場上出現本國貨幣升值預期時，則會形成大量拋售外匯、搶購本幣的現象，使資本流人增加，這與本幣升值後資本流出增加的結果相反。-通過匯率水平調整來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的理論基礎是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分祈理論，而根據彈性理論，匯率水平調整對國際收支調節發揮作用是要滿足一定條件的，即著名的馬歇爾一勒那條件，進出口商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之和必須大於1，而我國的經濟情況是否滿足這個條件，國內外學者已經就該問題作了大量詳盡的分析與檢驗，由於選取的數據區間及檢驗方法上的差別，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大部分的研究結論認為我國滿足馬歇爾一勒那條件，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程度也在逐漸增強，但是這不能說明只依靠匯率的調整就能對我國日前的國際收支狀況作出有效的調節。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經驗表明，匯率大幅升值既未能減少外貿順差，也未能減少外匯儲備的增加，而且很可能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巨大的不利影響。那麼，單靠匯率的調節能否有效地改善我國目前的國際收支雙順差現象呢?(二)國際收支對匯率變化的影響一國國際收支差額既受匯率變化的影響，又會影響到外匯供求關系和匯率變化。其中，貿易收支差額又是影響匯率變化最重要的因素。當一國有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或貿易逆差時，說明本國外匯收入比外匯支出少．對外匯的需求大於外匯的供給，外匯匯率上漲，本幣對外貶值；反之，當一國處於國際收支順差或貿易順差時，說明本國出口對外匯收入增加，進口等外匯支付較少，外匯供給大於支出，同時外國對本國貨幣需求增加，會造成本幣對外升值，外匯匯率下跌。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匯率波動幅度有所加大。國際資本流動對匯率的波動產生了重大影響。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演變更是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因而在匯率的決定中，國際資本流動逐漸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在於國際流動資本對匯率波動的敏感性越來越強；外匯儲備變動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結果，也是一國國際競爭實力的反映，從而外匯儲備變動會影響匯率變動。當外匯儲備相對上升時，人們預期該國貨幣升值，對該國貨幣產生升值壓力；反之亦然。那麼在我國，人民幣的升值是否源於我國巨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呢?三、人民幣匯率波動與我國國際收支變動關系分析首先，利用圖2簡單直觀地分析人民幣匯率水平的改變對國際收支的調節關系。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調整後，人民幣匯率和我國國際收支之間有著相同的變化方向。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不斷升值，從2005年7月末的0.1233上升至2007年3月末的0.1293；但同時，我國的國際收支(外匯儲備凈額)也不斷攀升，從2005年7月末的7327.33億美元升至2007年3月末的12020.31億美元。這表明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的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也在增加，人民幣匯率升值沒有減少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如果僅僅靠匯率的調整對我國國際收支進行調節，效果並不明顯。接下來利用協整技術來分析人民幣匯率與我國國際收支之間的變動關系。1．數據選取本文採用的數據是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2005年7月到2007年3月的月度數據，其中：匯率(E)：選用樣本期間內，直接標價法表示的100美元對人民幣的月末匯率；國際收支(Y)：以樣本期間內的官方儲備余額表示。2．實證方法由於多數時間序列是不平穩的，使用傳統的回歸方程會產生虛假回歸的現象。協整分析就是針對非平穩時間序列而提出的一種標准分析方法，其理論是：單獨的時間序列是不平穩的，但是同階時間序列之間的線性組合可能是平穩的，這種平穩性體現了各變數之間存在的一種長期均衡關系，並可以通過誤差修正模型調整短期內各變數對長期均衡關系的偏離。協整分析需要首先檢驗各個序列的平穩性，即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採用ADF檢驗。根據各個序列的性質靈活選擇常數項和趨勢項進行檢驗。最後，進行各個變數之間的協整檢驗。協整檢驗的方法有EG兩步法和JJ檢驗法。EG兩步法針對兩個變數之間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對於3個或3個以上的變數一般採用IJ檢驗法。本文採用EG檢驗法。接下來我們進行實證結果分析。1．單位根檢驗在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首先利用ADF檢驗進行序列的平穩性檢驗。本文所有分析都藉助於Eviews5.0來完成。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序列E和Y均是非平穩序列；其二階差分在1％的顯著水平上均是平穩的，即E和Y均是二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前提，從而可以進行協整分析。2．協整檢驗用OLS方法估計下列方程：Y=a+bE得到：y=94449．39-106.9037e②②式表示的是人民幣匯率和我國國際收支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系數的符號與直觀分析一致：人民幣的升值會導致國際收支的上升，但影響效果不大。3.因果關系的確定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匯率和國際收支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各個變數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有待檢驗。本文運用葛蘭傑因果關系檢驗，置滯後階數分別為1到4：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滯後階數分別為1到4的人民幣匯率變化沒有引起國際收支變化的概率中，最大值為0.13037，這表明大約以87％的概率可以保證匯率變化帶動了國際收支的變化；滯後階數為1和4時，概率分別為0.30627和0.36705，但不能很好地解釋國際收支對匯率的影響，表明國際收支的變化對匯率沒有影響。因此，可以說我國的匯率是影響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國際收支並不是影響我國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因素。四、結論與啟示本文通過人民幣匯率與我國國際收支之間的協整分析，得出匯率是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因素之一，但還有其他因素影響國際收支。當前，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一方面表現為總量的不平衡，即外匯儲備持續較快增長；另一方面還表現為結構的不平衡，即國際收支經常項日與資本項目連續多年「雙順差」。由於儲蓄大於投資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經常項目順差在我國具有長期性，這在很多具有高儲蓄傾向的國家也普遍存在。但這些國家大都沒有資本管制，資金可以自由跨境流動，所以，其經常項目順差通常與資本項目逆差相抵，國際收支總體上比較平衡。由於我國仍然沿用外匯短缺時期建立的鼓勵資本流人、限制資本流出的管理體制，導致在經常項目順差形勢下資本流動對國際收支的自我調節作用缺失，加劇了國際收支總量不平衡的矛盾。雖然我國現在是對外凈債權國，但是民間對外債權並不多，對外金融資產中60％以上都是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資產，也就是官方渠道的資本輸出。這種對外資本輸出的格局，雖然有利於集中管理，但不利於分散風險，不僅加劇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壓力，而且還不利於有些部門進一步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本文的分析也顯示匯率在起作用，但確實不是問題的全部，也可能不是最主要的部分。人民幣匯率升值也沒有很快消除我國的雙順差。可見，解決我國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必須使用一攬子綜合治理措施，包括刺激內需的政策、取消對外資的優惠政策等；消除各種各樣的價格扭曲，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同時應該把匯率作為調整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解決雙順差問題的一個重要工具。
Ⅳ 貨幣政策從制定執行到作後發生效用，可供選擇的工具變數，中介變數以及最終變數有哪些
一、貨幣政策最終目標
指通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所期望達到的最終目的，這是作為貨幣政策制定者的中央銀行的最高行為准則。
當代各國的貨幣政策一般可以概括為五項：
1、穩定物價
2、充分就業
3、經濟增長
4、國際收支平衡
5、金融穩定
二、貨幣政策中介指標(intermediate target) 又稱遠期指標,是處於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和操作指標之間的中介性政策變數.如市場利率、貨幣供應量等.
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影響中介指標，進而最終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的傳導途徑與作用機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三個主要環節：
1、從中央銀行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
2、從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到企業、居民等非金融部門的各類經濟行為主體。
3、從非金融部門經濟 行為 主體到社會各經濟變數，包括總支出量、總產出量、物價、就業等。
希望採納
Ⅵ 中美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匯率關系的實證分析
如此的問題還真是難度大，好像是篇學術論文呀！近年來，當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後，美國政治利益集團直接將目標鎖定於人民幣匯率，多次要求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2005年4月，美國參議院以67票對33票的表決結果啟動一項立法程序，聲稱如果中國6個月內不調整人民幣匯率，將對中國產品徵收27.5%的懲罰性進口稅。2005年7月21日，中央銀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盯住美元。匯率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讓人民幣升值以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但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數據，自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中美貿易順差仍不斷增長。由這種現象似乎可以推出一個結論，人民幣升值對縮小中美貿易順差並無功效。遺憾的是，這種推論並不為美國當局所接受，而我們卻面臨著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尷尬局面，物價水平持續上漲，經濟泡沫不斷膨脹，情況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日本非常相似。長此以往，人民幣的雙向走勢必將放大中國經濟體系的脆弱性。因此有必要採用實證研究方法，檢驗匯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釐清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原因和實質。
協整分析與格蘭傑因果檢驗
（一）方法選擇和數據說明
在傳統的多元回歸分析中，非平穩的序列由於帶有趨勢項會產生所謂的「偽回歸」問題。相比之下，協整分析可以有效避免「偽回歸」問題，且建立在協整分析基礎之上的格蘭傑因果檢驗，對於變數間因果關系的判斷更為全面和准確。鑒於此，本文採用協整分析方法和格蘭傑因果檢驗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具體分析步驟如下：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傑檢驗。文中出現的COFB表示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月度值；EXRA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綜合匯率對貿易影響的時效性，本文選取每月第一個工作日匯率作為當月匯率。
（二）計量分析及結果
1.樣本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又稱對時間序列數據平穩性的檢驗， 主要檢驗樣本序列的平穩性和單整階數，為協整檢驗做准備。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原時間序列數據和一階差分後的序列即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穩的，而二階差分後的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故原時間序列是二階單整的，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2.樣本數據的協整檢驗。單位根檢驗表明，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都是二階單整的，它們可能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由於D(COFB，2)-I(2)，D(EXRA，2)-I(2)，故協整回歸模型為：
D(COFB，2)= α+βD(EXRA，2)+ε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各參數得方程：
D(COFB，2) = -1.026596+41.45292*D(EXRA，2)
(-0.257916) (0.225316)
R2=0.001877F=0.050767DW=3.312722
由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它們之間並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更不可能存在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與中美兩國的政策預期相差甚遠，也與傳統經濟理論相差甚遠。所以，美國政府和民眾都不應該期望通過匯率調控來改善貿易狀況，而應該秉承貿易自由化思想的精髓，摒棄通過製造貿易摩擦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錯誤做法，理性看待貿易逆差。否則，任何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將同時損傷兩國人民福利。因為兩個基本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現在甚至未來一段時間內中美貿易順差存在的必然性：
其一，中美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存在較大差異。美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從低端製造業轉向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而中國目前仍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國家。再加上美國的經濟結構是以家庭消費為主導，中國又是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出口大國，近年來中國一直是美國最大的進口玩具和體育用品供應地，並取代日本成為美國進口電子消費品的最大來源地。這種格局未來幾年不會變。
其二，亞洲地區產業梯度和供應鏈的變化，使中國成為亞洲對美出口的主要原產地。因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存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優勢，日本、韓國等國的企業不斷增加對華投資，加工貿易逐漸成為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方式。隨之，中國大陸對韓日的貿易逆差開始擴大，對美歐的貿易順差開始增長。因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是亞洲其他經濟體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替代。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分析
本文實證研究結果也證明匯率和貿易順差並不存在因果關系，但是為什麼面對貿易逆差擴大這一問題時，美國當局就直接將目標鎖定於人民幣匯率呢？本文認為其深層原因是從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的角度，讓中國分擔美元的貶值成本，防範中國經濟崛起，但這深層原因一直被掩蓋在一表層借口之下：減少美中貿易逆差，其實質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這一點可從二戰後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變化軌跡中得到佐證。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對表層借口和實質進行分析。
貿易逆差在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中一直具有指標性意義。1971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20.24億美元，當年8月尼克松政府立即宣布加征10%的進口附加稅。同年12月根據「史密森協議」，十國集團分別調整了對美元匯率，其中日美順差最多，貨幣升值幅度也最大，由1美元兌360日元上升為308日元。但這些舉措未能阻止美國貿易逆差的增加，1972年增至64.4億美元，當年2月美國再次宣布美元貶值，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256日元。1984年美日貿易逆差激增至368億美元。自此美日貿易濃煙四起，日元升值壓力不斷加劇，至「盧浮宮協議」簽訂時升值到1∶150。日本卻以此為轉折點進入泡沫經濟時代。
與當年的美日貿易情形極其相似，如今美國製造業和紡織業等利益集團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要求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製造貿易爭端就是美國當局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統計，從1980年到2006年10月，美國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111起，且主要集中在中國入世以後。僅入世後美國就根據421條款對華實施保障措施調查案6起。另外，2007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決定對中國的銅版紙徵收反補貼稅，標志著美國對華反補貼稅政策已發生重大轉變。無疑，中國成了美國低迷經濟的替罪羊，他們以美中貿易逆差為借口，以製造各種經濟摩擦為手段，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政府施加升值壓力，其實質即是純粹的貿易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