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背景下匯率風險

『壹』 一帶一路對人民幣匯率有什麼影響

「一帶一路」戰略能夠有效推動沿線國家乃至世界各國實現互利共贏。因此，概述了「一帶一路」戰略現狀，深入分析了「一帶一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並探索了「一帶一路」戰略對人民幣國際化負面影響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措施

一、「一帶一路」戰略構想

（一）「一帶一路」概述

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戰略東起東亞經濟圈，西達歐洲經濟圈，其間橫跨的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我國與周邊各國旨在建立一條實現共同發展、繁榮的互助共贏之路，這有利於彌補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短板」和培養新的全球經濟增長點。

「一帶一路」構想主要是由內外兩方面因素驅動的。

1.從國際形勢來看，全球經濟重心正在逐步發生轉移

目前，我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迅速上升，這其中，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總規模達21萬億美元，全球佔比達29%，貨物和服務出口全球佔比達23.9%，經濟重心正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我國面臨的國際壓力加大。近幾年，美國相繼推出了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政策，並且相繼簽訂了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這一系列舉措意味著全球經濟規則的改寫，我國可能面臨被邊緣化的境地。因此，我國需要發展多層次和多元化的貿易結構，通過「一帶一路」的經濟紐帶加強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合作和經濟互補。

2.從國內經濟形勢而言，首先是需求不足現象突出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全球經濟疲軟的大環境下，全球出口增速十年見頂回落，過去三年持續零增長，中國較難獨善其身。首先，國內低成本優勢消退，低端製造業向東南亞轉移已成態勢。其次，我國的產業結構存在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比重偏高的狀況。表現在消費領域中，即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供需錯配：國內消費增速持續下降與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國內航空客運增速緩慢下行與跨境出遊卻持續高增長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我國的產能過剩行業圈佔資源，不利於經濟的中長期發展。總而言之，就是消費、投資、出口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疲軟，無力拉動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目前，我國GDP同比增速持續下滑，2015年為6.9%，經濟發展已經由高速進入中高速，要素成本優勢逐漸消失，傳統的經濟驅動因素疲軟。因此，我國亟需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推動經濟結構優化，並且創造有利的外部經濟環境，利用國際貿易拉動國內需求增長。而「一帶一路」戰略為我國新的經濟發展構架了平台。可以預見，「一帶一路」在未來進程中將囊括更多的國家，促進更多經濟體實現交流與合作。

（二）「一帶一路」現狀

「一帶一路」在國內主要區域以西部和東南省份為主，途徑我國西部的蘭州、西安、烏魯木齊和東南部的福州、泉州、廣州、湛江、海口等地。重點行業包括基建（鐵路、港口）、油氣管網及設備、旅遊、電網設備、交通物流、農產品、商業貿易和金融業。經過大多數古代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與中國關系友好的鄰國，體現了地域和國別上的開放政策。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2月，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相關經濟體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共計22.3億美元，同比增長41.1%，占同期總額的7.5%。投資主要面向東南亞國家。對外承包工程方面，對相關的60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421份，新簽合同額154.6億美元。

二、「一帶一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

（一）「一帶一路」戰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1.「一帶一路」擴大了人民幣的認可度和結算范圍

目前，亞洲國家大部分處於手工業化、城市化起步或加速的發展階段，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亟需長期的資本服務。而中國的一些產業已經具有輸出能力，如中國的高鐵、核電、對外工程承包、智能電網、大型設備、建材生產線等已經具備國際競爭力。中國的設備製造質優價廉，配套能力強，與這些國家的需求高度吻合。例如，在高鐵方面，我國申請技術專利多達200餘種，佔全球高鐵申請總額的70%，而且我國高鐵成本低廉，時速350千米的項目為每千米1.29億元，時速250千米的項目為每千米0.87億元，遠低於每千米3億元以上的國際高鐵建設成本。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將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互補，利用我國的基礎建設優勢彌補其他國家的缺口，同時又能夠緩解我國國內需求不足的狀況。在「一帶一路」進程中，我國與相關國家的貿易規模將持續擴大，油氣管道、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通信網路、航線航道等將成為我國與周邊國家互聯互通的重要載體，而且剛成立的亞投行可以為這些亞洲國家提供貸款，增加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范圍。在我國與亞、歐、非洲等多國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交流的同時，也將推動人民幣在這些區域的認可。特別是我國進行的相關設備輸出、基礎建設、提供運營管理服務，均可以採用人民幣作為結算和計價的貨幣，這些都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2.「一帶一路」推動人民幣境外流通量

在亞洲地區，存在著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通常以低價換來過剩的產能。我國目前在建材、鋼鐵、服裝等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而其他國家對此類產品存在旺盛需求。在推行「一帶一路」之前，我國主要以貿易形式來銷售這些過剩產能，但是由於人民幣在外匯的認可度太低，所以只能以本幣貶值的方式來換取過剩產能的銷售，但會產生匯率波動的風險。「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後，能夠為沿線國家建立海路、陸路沿線國家建立與毗鄰國家的互聯互通，中心城市與經濟腹地的互聯互通等貿易通道，推動貿易發展，有利於形成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的貿易圈。同時，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多變金融機構，有利於構建一個軟通貨的計價機制。當一國資金短缺，亟需融資購買建材產品，恰好我國有過剩的建材產品時，只需要用人民幣進行支付，這樣不僅我國的過剩產能銷售出去，人民幣也慢慢在國際上流通了，還可以從中獲取利差。這些都表明，「一帶一路」將有利於提升人民幣的境外流通量，當境外流通量達到一定規模時，人民幣甚至將成為周邊國家的儲備貨幣，這些都最終推動了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3.有利於擴大人民幣的資金融通

依託於「一帶一路」戰略，通過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境外人民幣債券融資和權益融資等，有利於實現人民幣輸出。結合我國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所產生的融資需求，可以設立人民幣投資基金，專門用於以人民幣的形式投資於國外基礎設施建設、礦產資源開發等項目，並附帶購買中國的產品和設備等條件。這些項目投資將產生巨大的人民幣融資需求，從而擴大人民幣的資金融通。

（二）「一帶一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負面影響

1.金融市場波動的風險加劇

「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除了中國、印度、俄羅斯、土耳其這樣的較大的新興經濟體之外，絕大多數是經濟不發達、貨幣幣值波動風險高、金融機構抵禦風險能力弱的小國，這些國家多發貨幣信用與金融風險，並且通過「一帶一路」的聯結，周邊國家潛在的信貸違約風險極易通過亞投行傳導給我國。

2.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提高將引發「特里芬難題」

Triffin於1960年首次提出特里芬難題，他以美元為例，指出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與儲備貨幣，需要美國保持長期貿易逆差；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需要具備幣值穩定與堅挺的特性，這反而需要美國保持長期貿易順差。這兩個目標互相矛盾，形成一個悖論。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增加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就意味著中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將拉大，而國際收支逆差又會導致人民幣貶值。因為為了滿足各個沿線國家對資金的需求，我國就需要發行更多的貨幣，發行過量又將會引起人民幣貶值，動搖其他國家及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人民幣持續逆差時，持有人民幣作為儲備資產的國家可能放棄持有更多人民幣，從而使人民幣遭遇貿易逆差引發的貶值壓力與維持幣值堅挺的沖突。

3.削弱貨幣政策獨立性

目前，央行能夠有力調控貨幣供應量、利率、信貸規模等，貨幣政策調控的作用比較直接。人民幣國際化後，央行的貨幣供給不但受到國內貨幣需求影響，還受到國際貨幣需求影響，另外，來自國際的需求，不管是出於盈利、保值還是風險規避等多種目的而進行外匯交易，都會影響國內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在人民幣在境外流通量大幅上升的情況下，央行對國內人民幣的調控能力將同時受到國際上貨幣流通的限制和約束。同時，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必須考慮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產生的連鎖反應，這也加大了宏觀政策的調控難度。

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後，央行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與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可能發生矛盾，這種內外平衡之間的矛盾，增加了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此外，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我國需要與一些經濟體建立貨幣合作和貨幣政策協調，這又將導致人民幣匯率政策工具部分失效，限制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三、應對措施

（一）實施控制風險措施，降低金融市場波動風險

我國需要實施控制風險的各項措施，為人民幣搭建金融安全區域，從而有效降低金融市場波動風險。例如，為了我國進口商面臨的風險問題，應該構建大宗商品人民幣期貨市場和其他的金融產品。我國應該積極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貨幣、貿易、政策、道路等多方面合作，了解不同國家的具體需求和目標，從而因地制宜地確定合適的合作機制。其關鍵是要把握雙方的利益共同點，系統推進「一帶一路」戰略。

（二）為大型經濟項目構建融資平台，穩定人民幣匯率

針對「特里芬難題」，一方面，我國可以在其他國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另一方面，我國應積極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IMF等多變金融機構合作，共同為大型的經濟項目構建融資平台。同時，我國主推的亞投行也應採取開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邊協作的金融平台。這些措施將推動沿海多國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減少外界摩擦，降低貨幣量發行過多或過少的現象，同時也有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加快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影響

伴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央行對貨幣政策的調控難度加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影響。因此，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央行應綜合考慮其他經濟體的貨幣供需狀況，承擔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責任。並且在進行調控時，應關注多國的利益共同體。同時，有業內人士指出，當前中國的貨幣政策更需「以靜制動」。

『貳』 「一帶一路」戰略下企業應如何走出去

「一帶一路」為廣大中國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投資機遇。首先，與大部分「一帶一路」的國家相比，我國在技術、設備、資金和服務上具有較大的優勢。由於技術和資金優勢，我國首要任務是幫助周邊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比如發電站、港口、公路和高鐵等。這些有利於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連接。一旦周邊國家的整體基礎建設改善了，更加具備了被投資的條件，整個海外投資活動就會提高。
同時，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的人工成本較低，會吸引外國投資者進入投資勞動力密集型的製造業，進而提高當地工人的工資，帶動當地的消費，形成良性循環。通過對外投資，企業能夠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最大限度地獲取經濟效益；獲取相對廉價的原材料，提高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可以向外擴張，推廣自己的產品，擴大市場佔有率；促進企業自身良性發展。
其次，中國相當一部分產業，尤其是低附加值的製造業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中國企業與經濟轉型也遇到了瓶頸。但過剩的產能光靠國內的消費力還不夠，需要有新的方向釋放。可以說，「一帶一路」為中國傳統企業轉型升級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契機。
再次，在「一帶一路」的推動中，國企和民企海外投資機會是均等的。在這個過程中，兩者的分工是不同的。國企有更多在海外投資的經驗。相對來說，民企在投資大型項目上的經驗會少一些。我國的「一帶一路」對周邊國家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扶持作用。
在發揮這一作用時，國企有可能會投資一些回報較長、毛利率較低但對當地政治影響力較大的項目，民企會進入分工更為細致，投資期短的一些項目，兩者投資重點是不同的。
企業應該怎樣走出去
宋海認為，「走出去」的企業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選擇國家，二是選擇行業，三是要搞好跨國投資和經營的團隊；四要認真研究風險，尋找專業的服務團隊；五是建議企業尋找合適的本地夥伴。具體而言，宋海給出以下建議。
一是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堅持誠信為本。宋海表示，參與「一帶一路」海外投資的企業，不僅要考慮存在的經濟風險，更要考慮東道國對我國對其投資的心理認同和接納程度。也就是說，企業在海外運營中，要樹立和維護良好的企業形象。即一方面要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兼顧項目的經濟性、環保性和對當地社會民生的改善，以誠意和行動改變國際社會的認知；另一方面，要把維護和改善形象納入公司海外戰略的統籌考慮和規劃。「走出去」的企業要通過實施具體的商業合作項目，用看得見、信得過的成功商業項目運作，打消疑慮，築牢合作根基。
二是熟悉並自覺遵守國際法律規范，這是企業參與海外投資的關鍵要素。宋海認為，商業運營的底線是遵紀守法，「走出去」的企業更要遵守三條「紅線」：即本國法律法規、東道國法律法規以及國際規范和慣例。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走出去」企業應當特別注意各國法律制度體系的差異性，加強與我國駐當地使領館的聯系，積極防範相應的風險，避免盲目投資。
三是提升與媒體及公關機構的交往能力，提高透明度和規范信息披露。宋海說，在當下，「酒香也怕巷子深」，要提升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整體形象，必須提高「走出去」企業的透明度，通過主動、真實、客觀的信息披露，讓世人了解中國企業在東道國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開展負責任投資所做出的努力，以及為支持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改變。
他建議，企業家可以同我國駐當地的媒體、公關公司聯系，同時重視海外公關人才的培養和公共關系工作的常態化與制度化，構建和諧、務實與互利共贏的合作平台。
四是尊重當地文化。「走出去」的企業，要有國際化視野和擔當，尊重東道國民眾的社會文化心理與習慣，了解東道國的文化特點及其差異性，找到與當地利益相關和溝通交流的渠道和最佳方式，提升當地居民對企業的認知度與滿意度，增進中國企業與當地居民的情感紐帶和文化認同。
企業參與海外投資策略的選擇
當代跨國投資市場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並形成了美國、歐盟、日本三極化市場。有資料顯示，它們約佔全球對外投資額的70％。
宋海認為，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對外投資中，其市場戰略的選擇，應該是盡量避免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生正面的市場爭奪，要力爭先在市場空隙地帶有所突破，以積蓄力量，不斷擴展，逐步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多樣性的對外投資市場格局。選擇這種對外投資市場戰略，他給出的具體建議是：首先，利用我國在資源開發方面所擁有的非常成熟的技術和低成本的人工優勢，可在「一帶一路」沿線資源豐富的國家進行投資，合作開發資源。他說，這些地方所擁有的石油、天然氣、森林、有色金屬礦及棉花等，資源豐富，又是我國長期所需要的，在發達國家沒有進入之前，中國企業應作為一個重點選擇的投資市場。
其次，應利用發達國家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產品的優惠條件，積極投資初級產品加工、工業品加工領域。並在發展中國家建立出口加工市場，把其銷售市場主要建在發達國家。
再次，利用國際跨國公司只掌握核心技術、其產品自製零部件不斷下降帶來的市場機會，企業可根據自身優勢在國內外為其生產配套產品，採用跟進投資。通過把自己融入跨國公司的國際化生產經營體系之中，獲得其全球市場的一定市場份額。
對外投資方式的選擇
宋海指出，現階段，我國對外投資企業主要採用的是新建海外企業的方式，而且大都為現匯投入，這種單一、落後的投資方式也是制約我國對外投資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當代的資本輸出，早已不是單純的資金輸出了，特別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需要採用成熟技術、成套設備、具有與投資國家和地區有較強互補關系的過剩原材料、技術軟體、工程人員及信息服務等為主的資本輸出方式，以加快我國成熟產業的國際轉移。
他建議，投資具體方式的選擇應重點在以下兩方面：首先，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要盡可能避免獨資或一切從頭開始的做法。要充分利用對方優勢，切實貫徹「優勢互補」的原則，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特別是合作開發資源方面，既要保持自身優勢，又要保證對方的利益，才會有長遠的合作與發展。
其次，在發達國家進行投資，主要應採取並購的方式。尤其是對那些擁有專門技術特點的中小企業，要盡可能通過國外融資進行兼並或股權收購，不僅可以減少投資成本與風險，還可以進入成熟市場，培育技術上的競爭優勢。
對外投資可能面臨哪些風險
「一帶一路」貫穿幾十個國家，每個市場成熟度不同，國家間更有來自文化、經濟、法律、政治和監管體繫上的差異，甚至一些國家還存在政治不穩定或是政府管治低效的情況。加上技術革新、全球化和大宗跨境投資等趨勢影響，各個國家的投資環境更加錯綜復雜。
宋海認為，其中的投資風險、信用風險、政治風險、互聯風險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企業將要面臨的四個最主要的風險。
他說，各國的法律法規不盡相同，不合規的操作往往會遭受嚴厲的處罰。法律風險是應重點關注的問題。當地到底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外商投資有怎麼樣的法律規定和待遇，兩國簽合同是按照哪國的法律進行，遇到仲裁又去哪個國家，都有很多實際操作問題。在應對相關監管風險的同時，企業還需要考慮到風險敞口程度、保險范圍、資金和稅收、索賠和保險憑證需求等問題。
宋海給出如下規避風險的做法：一是建議企業可以選擇購買本地保單、全球保單，或者是全球統籌保險方案。即通過一家全球性保險公司為自己提供統一的保險保障服務，該保險公司可以通過其關聯公司或合作夥伴，來提供統一的保險保障服務等不同方式，覆蓋以上所提及的主要風險。
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企業將面對使用不同信用和支付方式的客戶，因此增加了交易風險。企業可以通過評估並購買針對交易方違約風險的保險加以防範。
二是關注匯率風險。宋海提醒企業，還應該注意的是參與「一帶一路」對外投資也存在金融體系風險問題。目前人民幣比較穩定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充足，但很多國家在外匯儲備上很不充足。因此，去投資的企業賺的是當地的錢，但一旦當地貨幣貶值，投資回報就會大受影響，必須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如何應對海外投資帶來的風險挑戰
宋海指出，「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國家經濟落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實現發展，能否在短期內通過「一帶一路」就能發展起來？尤其是一些人煙稀少地區，建立互聯互通能否獲得經濟效益？許多基礎設施建設能否盈利，甚至能否回本？至少在短期內能否通過發展經濟產生經濟效益？這些問題都值得關注。
「一帶一路」戰略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可能在於能否創造穩定的投資回報率。沿線發展中國家的商業環境不佳，政治版圖也存在著不確定性，這都使得投資項目的回報率存在著較大變數。
宋海建議採取以下策略：首先，採取審慎的投資策略與操作。研究顯示，企業海外並購的失敗率在50％—70％之間。從目前的投資回報來看，「一帶一路」中一些項目甚至有可能風險高於收益。
因此，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企業都需要堅持「兩個審慎」，即採取審慎策略和審慎操作。「一帶一路」在戰略層面上可以高調推進，但在具體操作中應謹慎從事，避免急功近利、大幹快上，更要避免好大喜功。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可選擇「高估風險、降低預期」的審慎策略，即寧可將風險評估得高一些，並適當降低收益預期。
其次，企業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時應保持清醒的戰略頭腦。
一是應搞清楚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為了達到什麼樣的戰略目標，是為了在全球范圍內優化生產布局以取得系統綜合優勢﹖還是為了獲得廉價的原材料供給？或是為了打入競爭對手的本國市場﹖明確目的後根據不同的戰略目標選擇制定相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策略。
二是企業應充分運用資本運營手段。走並購之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並購不僅可以利用目標企業現有的生產設備、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而且還可以獲得對企業非常有用的技術、專利和商標等無形資產；還可以大大縮短項目的建設周期，可以利用目標企業原有的銷售渠道，較快進入當地以及國外市場，既節約了營銷成本，又避免了艱難的市場開拓；通過跨行業的並購活動，可以迅速擴大經營范圍和經營地點，促進產品多樣化和生產規模擴大；可以減少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使企業處於有利的競爭地位。
再次，熟練利用國際資金，做好項目觸資。這樣不僅可以擴大企業規模，也可降低項目風險。項目融資是針對一個特定項目所進行的貸款活動，以項目現金流量和收益作為償還貸款的資金來源。它與傳統融資方式不同，即使項目未來現金流量和收益欠佳，只要借款人目前有良好的資信和償債能力，貸款機構也會放貸。項目融資作為一種新的國際金融方式成為一種專為大型工程項目的建設開發籌集資金的手段。
最後，重點加強對投資項目的管理。一是引入第三方對投資項目進行評估審查。企業作為投資方，有時可能因為「身在此山中」的緣故無法正確辨析投資項目的利弊，為此，可委託第三方機構對投資項目進行評估審查，以保證最大限度地、公正地對項目進行分析，同時也能避免由於企業內部人員評估審查時的「走過場」行為，以致無法作出系統性、真實性評估的情況。
二是加強項目實施過程中的控制管理。在企業決定實施對外投資並明確了投資方案之後，要注重對投資實施活動中各項事務進行控制。項目實施過程中，嚴格執行內部控制制度，做到相互制衡。企業財務部門要全面監控對外投資的資產價值，關注對外投資的資產價值變化，及時防範投資風險發生。

『叄』 一帶一路計劃的優勢和風險分別有哪些

一帶一路計劃的優勢和風險有：

優勢：

1、「一帶一路」倡議投資規模和影響力巨大。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年7月，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累計已達511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中國企業在相關國家建設的經貿合作區達52個，累計投資156億美元，為東道國創造了9億美元的稅收和近7萬個就業崗位。

2、「一帶一路」專注於基礎設施建設，助推國際產能合作，將為沿線國家帶來福利。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沿線國家佔世界人口的60%、全球經濟總量的30%。這些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它們既面臨著嚴峻的發展挑戰，也蘊藏著巨大潛力。

3、「一帶一路」倡議，將是中國與世界的雙贏。

不但會給這一項目所覆蓋的國家帶來貿易上的活躍和經濟上的繁榮，而且也能促進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以及這些國家與世界之間實現更大的政治凝聚力。

風險：

1、戰略謀劃拖累市場經濟規則

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項目時往往存在強烈的政治性指令傾向，附加了諸多戰略上的意義。這給「一帶一路」項目的落地和實施帶來極大的道德風險。如果項目的落地不是基於成本收益核算，而是某種政治決定的「國家投資」，那麼失敗的學費永遠交不完。

2、對地緣政治風險重視不夠

「一帶一路」倡議的陸海兩條路線都穿越地理上的「破碎地帶」，突出特點是大小國林立，民族宗教文化繁雜交匯，歷史包袱沉重，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地緣政治風險極高。

3、缺乏統一標准

「一帶一路」倡議由於過於宏大，具體項目的設計和推進可能涉及多家企業，缺乏統一的符合現代理念的標准和價值觀。

「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縮寫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 。

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一帶一路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肆』 一帶一路的主要障礙

一是情感障礙。歷史文化是遺產，也是包袱。研究認為，沿著張騫、玄奘、耶律楚材、馬可波羅等人走過的陸上絲綢之路，沿途史籍對絲路歷史的記載失真頗多。在絲路沿途國家，蒙古鐵騎「比轄而屠」的傳說婦孺皆知，而對中國在蔥嶺以西的文化貢獻，記載卻寥寥無幾。我們不可想當然地認為「一帶一路」「己所欲」，便可簡單地「施於人」，要下大力氣還原「絲綢之路」真實歷史，宣傳「一帶一路」的和平本質。
二是溝通障礙。「一帶一路」涵蓋人口數十億，文化差異性不可低估。絲綢之路族群繁多，百教交錯。沿帶沿路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基督教等，華夏儒道罕有存跡。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可不問文化差異和宗教禁忌，中國文化傳播也不是幾百億基金就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有足夠的耐心和包容心。
三是道路障礙。陸上絲路有北、中、南三條主路，途徑地帶多雪山峻嶺、戈壁沙漠。目前，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徵收高額關稅，各國邊界管理機關效率低、不作為甚至存在貪腐行為，這些都嚴重阻礙絲綢之路復興。「海上絲路」重在港口設施，但基礎設施遠非一般企業所能承受，而商業銀行一般又難以承擔風險，因此較難的路段可能會成為長久「瓶頸」。
四是制度障礙。目前中國企業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穩難」。在治理制度層面，中企與「一帶一路」多數國家最易沖突的是環境壁壘和社會責任壁壘，被抵制甚至驅趕的主要原因是所謂「污染」「人權」等問題。制度建設的國際化本來就是中企一大短板，而如果企業沒有問清規則就踏上了「一帶一路」，結果是簽約容易獲益難。
五是人為障礙。「三股勢力」、境外恐怖分子對油氣管線和交通干線等的破壞威脅不容小覷。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也使「一帶一路」相關協議的落實過程屢遭波折。另外，當今世界諸大國都是「一帶一路」的利益攸關方。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它們雖未公開反對，但私下裡卻在問中國人：你們想做什麼？如果不能協調各利益攸關方的立場，它們的攪局能力不可不察。

『伍』 一帶一路給世界經濟文化帶來哪些影響

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共同分享中國改革發展紅利、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將著力推動沿線國家間實現合作與對話，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系，夯實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

「一帶一路」正在推動全球再平衡。「一帶一路」鼓勵向西開放，帶動西部開發以及中亞、蒙古等內陸國家和地區的開發，在國際社會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

同時，「一帶一路」是中國主動向西推廣中國優質產能和比較優勢產業，將使沿途、沿岸國家首先獲益，也改變了歷史上中亞等絲綢之路沿途地帶只是作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過道而成為發展「窪地」的面貌。

這就超越了歐洲人所開創的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差距、地區發展不平衡，推動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5)一帶一路背景下匯率風險擴展閱讀：

合作機制

加強雙邊合作，開展多層次、多渠道溝通磋商，推動雙邊關系全面發展。推動簽署合作備忘錄或合作規劃，建設一批雙邊合作示範。

建立完善雙邊聯合工作機制，研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方案、行動路線圖。充分發揮現有聯委會、混委會、協委會、指導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等雙邊機製作用，協調推動合作項目實施。

強化多邊合作機製作用，發揮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合組織（APEC）、大湄公河次區域（GMS）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CAREC）等現有多邊合作機製作用，相關國家加強溝通，讓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繼續發揮沿線各國區域、次區域相關國際論壇、展會以及博鰲亞洲論壇、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亞歐博覽會、歐亞經濟論壇、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以及中國－南亞博覽會、中國－阿拉伯博覽會、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中國－俄羅斯博覽會、前海合作論壇等平台的建設性作用。

『陸』 「一帶一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

1、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區」形成。

最優貨幣區理論表明，在多國區域內形成最優貨幣區需要具備若干條件：生產要素流動、經濟開放、金融市場一體化、產品多樣化、貿易結構互補和政策協調等。

2、有利於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資金需求巨大，而巨大的資金需求需要長期穩定的資金投入，這有利於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對外輸出，並在經常項目下通過跨境貿易形成迴流。盡管人民幣國際化是從貿易結算開始的，但投資將成為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推動力。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金融服務相對缺失，中小微企業融資困難，資金價格普遍較高。中國作為全球重要的資本輸出國，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加強與「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資金融通，既可以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又能幫助這些國家破除資金瓶頸、加快發展。

(6)一帶一路背景下匯率風險擴展閱讀：

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加強金融合作頂層設計，創新金融合作機制。

2、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確保人民幣幣值相對穩定，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

3、完善區域性貨幣合作體系，擴大貨幣互換規模，發揮「一帶一路」人民幣專項貸款和基金優勢，為投融資和貿易合作提供便利化服務。

4、在「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推動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幣計價結算，逐步提高國際貿易中人民幣的使用程度。

『柒』 一帶一路的戰略的實施，有利於中國外匯儲備減少嗎

外匯儲備可以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提供資金支持。從海外投資或者直接投資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會貫穿亞歐大陸，東聯亞太經濟圈，西進歐洲經濟圈，大概涉及3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來主要搞的還是基礎設施，中國政府會動用外匯儲備、財政、金磚銀行或者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會做一些開發性的金融，最後是由企業自己來籌集資金進去，「這個我們有一定的優勢。另外是消化國內的過剩產能，這是我們的一個老問題。一些大項目的推進，將使我們的一些產能能夠增加使用率，還有有效使用中國過高的外匯儲備。
1.什麼是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就是指一國貨幣當局所持有的、可以用於對外支付的國外可兌換貨幣。但是它並不是所有的國家的貨幣都可以用於充當國際儲備資產的。只有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並且能自由兌換其他儲備資產的貨幣才能充當國際儲備資產。
2.外匯儲備有什麼用？
從現實意義來看，一定的外匯儲備是國家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足夠的外匯儲備表明一國干預外匯市場和維持匯價的能力，它對穩定匯率有一定的作用。同時，一定的外匯儲備可以維護本國的國際信譽，可以作為國家向外借款的保證。
3.外匯儲備並不是越多越好？
過量外匯儲備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首先會加大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其次，巨額外匯儲備也會加大了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且使我國在相當程度上陷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抑制貨幣供給增長難以兼顧的兩難境地，第三，中國外匯儲備最大的投資就是買美國國債，太單一。事實上，目前美國國債仍是全球規模最大、質量最優、流動性最好、信譽最佳的國債，在相當長時間內還找不到可以替代美元的資產。
4.長期以來，中國巨量的外匯儲備恰恰是「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和實施的誘因之一。外匯儲備可以為戰略實施提供資金支持，在戰略實施過程中緩解過量儲備負面影響。

『捌』 一帶一路的風險有哪些的最新相關信息

一帶一路計劃的優勢：
「一帶一路」建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通過政府間的高效溝通，可以相互深入了解雙方所需所長，發揮優勢互補，避免重復建設，合理對接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有的發展戰略和計劃項目。

風險：
從安全環境層面分析，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正處於全球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期、亞太地區多邊機制變動過程中的紊亂期、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認識的集中反應期這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全球化下相互依賴的積極作用並沒有有效地折射到雙邊、地區、全球安全層面，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時，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影響因素在增多，維護安全的成本也在隨之上升。毋庸諱言，「一帶一路」戰略所涉及的部分國家局勢緊張，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伊拉克、敘利亞等。北非、中亞一些國家也被視為安全環境復雜多變的國家和地區，其中部分國家政局雖然趨穩，但局部地區武裝沖突時有發生。哈薩克、烏茲別克面臨新舊政權交接問題，政權更迭引發社會動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還有一些國家在防範和打擊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分裂主義上效果依然欠佳，境外恐怖分子威脅破壞油氣管線和交通干線等恐怖活動不容小覷。因此，不和平、不安全、不穩定因素已經成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沿線國家實施過程中優先考慮的議題。
此外，還有一些國家由於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應急管理處置能力嚴重不足。在近一兩年內，涉及中國公民的安全事件時有發生，針對中國公民的襲擊、搶劫、綁架和排外事件已經嚴重威脅到中資企業及駐地機構有關中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中國在當地的企業投資、項目工程等經貿合作以及境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其影響是長期的、復雜的，這些問題都將是雙方、多方共同應對和合力處理的難點。
從經濟環境層面分析，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使「一帶一路」相關協議的落實過程屢遭波折。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徵收高額關稅。在一些自貿區協定簽署後，各種「隱形壁壘」的客觀存在使得「互聯互通」大打折扣。例如部分東盟國家對中國出口鋼材產品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印尼頻繁在原產地證上對我國電梯、電子產品、傢具等實行退證查詢。秘魯對我國出口的瓷磚、牛仔布等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等。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徵收高額關稅，各國邊界管理機關效率低、不作為甚至存在貪腐行為，這些都嚴重阻礙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
此外，金融危機後美國重新布局全球經濟戰略，想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謀劃跨兩洋經貿安排，加之其自身多年經營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三者的結合可以有效編織起全球區域經貿合作新版圖，將完成美國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再次以主導者的身份重構全球經貿新格局。美國不僅將過去體系的挑戰者日本和歐洲重新拉入其主導的經貿安排中，同時也在中國這個未來最可能挑戰美國經濟金融霸權國家的家門口合縱連橫。
目前，中國適度調控經濟增速以更好地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而不少國家將世界經濟下行壓力的矛頭指向中國，指責中國經濟轉型減速拖累了全球經濟的穩步復甦。將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因素歸咎於人民幣匯率的一時波動，將全球大宗商品走勢的滑坡歸咎於受中國股市暫時動盪的影響。
從投資環境層面分析，「一帶一路」在投資環境上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沿線一些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落後，物流承載力嚴重不足。陸上絲路北、中、南三條主路，沿途多雪山峻嶺、戈壁沙漠。與我國相鄰的吉爾吉斯坦、塔吉克、蒙古和阿富汗等國的公路、鐵路年久失修，運輸能力不足，雖然本國政府近幾年已經加大了基礎設施改善力度，但主要投入用於省際通道，而在國際化通道建設上，無論是在資金上還是技術支持上還存在較大缺口。「海上絲路」重在港口設施，但基礎設施遠非一般企業可以輕易承受，而商業銀行一般不容易承擔風險，較難的路段就會成為長久的「瓶頸」。中國企業不得不面對這些國家有限的基礎設施環境和薄弱的承接能力。
二是沿線一些國家嚴格的法律和勞工保障制度，令中國企業深感頭痛。以西亞國家卡達關於外國勞工的相關法律規定為例，規定僱主必須在應結付日起7日內將員工工資匯至銀行，按期支付勞動報酬。若僱主未及時支付，將採取停發任何營業執照等行政處罰甚至是監禁等刑事處罰。2014年第18號決議還對勞動者的住宿條件與標准做出新規定。卡達國目前正鼓勵興建勞工大型高端居住社區，保證勞動者享有高水平的娛樂休閑生活，社區的建設還將遵循最高安全標准與衛生標准。該國勞動調查專員對用人企業進行監督，調查員擁有總檢察官授予的司法拘捕權，對違反勞動法的犯罪行為可施行拘捕與定罪。根據2004年第14號法令的勞動法規定，勞動調查專員擁有「在白天或夜晚任何工作時間，無須提前告知便可進入工作場所，對記錄、賬本、檔案等任何與勞動者相關的文件進行檢查，確定其行為是否合法」等職權。④我們的一些企業制度遭到了沿線國家工會組織形形色色的抵制。在緬甸，甚至在最危險的索馬里、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考察時發現這些國家的工會制度也與我們有很大差別。制度建設的國際化本來就是中國企業的一大短板，而許多企業沒有問清規則就踏上了「一帶一路」，結果是簽約容易獲益難，且訴訟難、撤資難。
三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涵蓋人口數十億，文化差異性不可低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基督教、東正教等，華夏儒道罕有存跡。我們在實地考察中聽當地人介紹，中國一種食品以「八戒」為標識，結果遭到了多國抵制。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可不問文化差異和宗教禁忌。意識形態、民族、文化、種族的差異是必須直面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