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匯率貶值

2. 大家認為中國調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有多

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來學界和政策界廣泛討論的話題。財政部部長去年4月在一次校園演講中說，中國在未來的5~10年內有50%幾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起各方熱議。
現有文獻中並不存在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定義。美國教授艾肯格林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視同為經濟增長失速，即經歷一段較長的高速增長期（增速大於3.5%）後進入一段較長的低速增長期（前後增速相差至少2個百分點）。北大王勇教授給出的判定條件是，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在長時間內不顯著高於同時期的發達國家，亦即收入水平未實現趕超。上述定義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艾肯格林強調與本國的過去進行比較，王勇強調與同期發達國家進行比較。筆者以為兩者的結合即為完整的定義，換句話說無論是增長失速還是趕超失敗，都足以讓我們懷疑一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的核心是產出，產出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討論。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到的是產出的趨勢性變化，更適宜採用供給面分析框架。大而化之地說，供給面分析將增長的源泉歸納為兩點，一是有效要素的積累，二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進步。前者可通過要素數量的增加（如物質資本的積累）或要素質量的改善（如人力資本的提升）實現。後者有很多實現途徑，最受重視的是技術進步。
增長文獻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人均產出的可持續增長只能通過TFP的進步或要素質量的改善實現，而無法通過要素數量的增加尤其是物質資本的積累實現，因為後者受制於邊際產出遞減的鐵律。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在「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指出，若干東亞經濟體（不含當時的中國）長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物質資本積累實現的，因此不可持續。
以供給面分析框架討論「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主要成因，並對各個因素的未來演變趨勢及其影響進行預測，最後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會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判斷。
（一）人口結構。
人口結構可通過不同渠道作用於經濟增長，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給定其他因素不變，撫養比的下降有助於人均產出的提高。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最近一兩年中國的撫養比持續走低，成為同時期人均產出增長的助力之一。隨著嬰兒潮世代逐漸步入老年期以及預期壽命的延長，中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演變為老齡社會，撫養比已進入不可逆轉的上升通道，生育政策的放鬆也無法扭轉這一大趨勢，這無疑增大了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幾率。
（二）物質資本積累。
中國逾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也是通過物質資本積累實現的。根據經濟學家彭文生的測算，物質資本積累為1992~2007年間中國實際GDP增長貢獻了4個百分點。中國的資本形成主要依靠本國儲蓄而非外債，因此更具可持續性。目前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仍存較大距離，不少學者據此認為中國仍有通過進一步資本深化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的空間。
從長期看，資本邊際產出遞減是顛撲不破的規律，艾肯格林明確指出，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的國家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從短期看，中國資本市場中的一系列「摩擦」嚴重妨礙了資本配置的效率，形成了一部分行業（企業）「融資難」和一部分行業（企業）「重復投資」、「產能過剩」並存的獨特局面，在此情況下通過加大投資為經濟增長提速很可能得不償失。2009年「4萬億元」刺激政策留下的諸多後遺症，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
（三）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是TFP的進步，因此對東亞增長模式的批評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中國TFP的進步，此處強調兩點：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
技術進步可通過學習、技術引進或自主研發實現，在過去30餘年裡學習和技術引進是中國技術進步的主要實現途徑。中國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具有多個面向，既體現為要素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轉移（如早年鄉鎮企業的興起和持續多年的城鄉勞動力轉移），也體現為要素從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的轉移（如國企改制和外資企業的壯大）。朱曉東發現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在進入經濟起飛軌道後均經歷了TFP的長期快速增長，這一勢頭直到TFP達到美國的60%時才有所減緩。他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TFP雖增長很快，但到2007年才僅達美國的13%，據此可判斷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一方面，朱曉東對中國TFP水平的估計可能過低。根據劉培林等的估算，2009年中國的TFP已接近美國的40%；根據PennWorldTable8.1中的數據，2007~2011年間中國的TFP始終在美國的40.3%到41.8%間徘徊（見下表）。另一方面，即使目前中國的TFP水平與美國相比仍較低，也並不必然意味著中國的TFP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
事實上，不少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TFP增速已明顯放緩，如經濟學家白重恩和張瓊發現2008~2012年間中國TFP的平均增速只有1%，而2003~2007年間這一數字為4%。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10年的一份預測報告，雖然21世紀前10年裡中國TFP的平均增速高達5.5%，但在接下來的20年裡這一數字將降至1.5%~2.2%，且將低於部分其他亞洲經濟體的同期TFP增速。
中國TFP增長之所以缺乏後勁，可能有如下幾點原因：從技術角度看，通過學習和技術引進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在不斷縮小，而自主研發不僅投入不夠（2007年中國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尚不及日韓的一半），其成效也受到落後的創新體制的制約；從要素配置角度看，應該承認中國的要素配置效率還存在較大改善空間，如以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仍偏低、勞動力流動和土地流轉還存在較多限制、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仍十分突出。這些問題的存在部分是因為市場失靈，更與政府對市場的無效干預有關。更關鍵的是，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要素市場改革的阻力不低於改革開放以來任何一次重大改革的阻力。
（四）對外開放。
從供給角度看，對外開放可通過增加物質資本存量、推動技術進步、改善要素配置等渠道促進經濟增長。另外資本賬戶開放能使一國私人部門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產，起到增加收入和降低風險的作用。中國的貿易開放程度已較高，所謂「WTO紅利」已接近耗盡。但金融開放的空間仍較大，允許企業「走出去」和居民海外投資將有助於增加凈海外要素收入。但這一效果的顯現需要時日，且短期內積極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可能並不成熟。
匯率被低估或高科技出口佔比低的國家更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這些國家更缺少產業升級的動力或能力。而歷史經驗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快速實現了產業升級。人民幣匯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確實被嚴重低估，但近年來升值壓力已大大減輕乃至逆轉。在高科技出口佔比方面，艾肯格林的計算結果表明中國的高科技出口佔比（27.5%）僅略高於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平均水平（24.1%），而如果考慮到中國接近50%的加工貿易佔比，中國出口的科技含量很可能還要更低。
綜上所述，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幾率較大。除非果斷推動新一輪重大改革。中國政府在改革阻力和難度不遑多讓的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都成功推動了改革，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我們衷心期待這一次會做得更好。

3. 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中等收入陷阱」困擾東南亞國家

近期越南經濟出現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主要表現為：通貨膨脹嚴重;貿易逆差迅速擴大，越南盾大幅貶值;股市樓市雙雙暴跌;國家信用評價下降，國家財政力量薄弱。泰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基礎設施薄弱，缺乏人力資本的積累，教育和科學技術滯後。馬來西亞現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於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經濟政策」(NEP)。

4. 未來幾年人民幣會貶值嗎或升值嗎

簡單來說，貶值的壓力和可能性更大。
這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首先是從經濟環境的角度。由於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正面臨一個艱難的轉型期，或者說正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指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於無法很好的轉型導致發展停滯，從而使得大量被經濟增長所掩蓋的社會矛盾集中爆發，並進一步拖累社會發展的惡性循環。因此，近兩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增長質量變差。經濟基本面的由盛轉衰對長期處於升值通道的人民幣帶來了比較大壓力。尤其是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經濟紛紛復甦，美國甚至已經在討論加息，而中國還在持續地降息，利差縮小也會加大人民幣的貶值壓力。
因此，無論是從經濟增長，還是從利率平價，人民幣都有一定的貶值壓力。
其次，從投資者行為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停滯後資本會尋求新的出路——美國無疑是個完美的選擇。而人民幣遭遇貶值壓力後，資本也會尋求保值的通道，美元同樣是個不錯的選擇。正所謂越跌越賣，越漲越買，貶值壓力下的人民幣可能會遭遇巨大的資本流出壓力和外匯會對壓力，從而進一步增大貶值壓力，形成惡性循環。
綜上，未來人民幣貶值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目前來看，管理層已經通過強行做多以及穩定預期等手段平穩國內的官方匯率，但離岸遠期人民幣市場的走勢仍體現了全球對人民幣貶值的擔憂。實際上，經濟是很難人為操控的，如果中國經濟依然找不到新增長點，增長依然乏力或者讓國際投資者看不到希望，那麼人民幣貶值壓力將持續。但只要巨額外儲還在，現實的貶值就不太可能看到。不過坐吃總會山空，縱有3萬多億外匯儲備，究竟能挺多久，還需拭目以待。

5. 中國掉入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嗎

「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陷阱」

中國經濟已經成功地從聯合國劃分的「低收入經濟體」進入了「中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然而，近年來，面臨增速放緩，一些人開始對中國將來能否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產生焦慮。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一些研究報告都從歷史經驗角度列舉了許多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失敗的案例，比如，從1960年算起，當時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13個在2008年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餘88個國家或地區要麼降至低收入水平，或發展止步不前；二是目前中國發展要解決好創新問題、增長問題，也面臨來自國際秩序動盪對中國發展的挑戰。

中國作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國，焦慮主要在於如何維持中高增長，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銀行報告中，並沒有對這個概念進行重點深入闡釋。此後，鮮有研究報告對這一提法作出公認、統一的定義，背後也缺乏綜合、嚴謹的理論論證。按世界銀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盪等現象，最終永遠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個概念，存在的「邏輯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與發展全貌。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顯著高於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不丹多年來都屬於中低收入國家，卻被公認為「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國等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沒有經濟學理論中的方法論支撐，是一個相當片面的概念。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標准往往是在與美國、美元的對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說法，各國人均GDP為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小於20%的為「低收入國家」。收入多少則按2015年可比美元計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方法明顯是站在美國的角度評判世界發展，帶有「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國民收入均已超過1.3萬美元，早已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多少帶有「美國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色彩。

三是「歷史陷阱」。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局限在二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多數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一些彎路。過早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永遠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為時尚早。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成為高收入國家也並不代表未來發展就能高枕無憂，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低增長的困境。有的歐洲高收入國家還因財政困局而陷入國家破產的境地，面臨淪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風險。因此應該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從這個角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遠存在的概念，而永遠在許多時候代表著虛無。

四是「人口陷阱」。後發的、人口體量較少的國家很難獲得經濟獨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了74億，其中27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擁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這27個國家，其餘經濟體的平均人口數只有850萬。人口相對較少的經濟體，尤其是後發的、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受到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抑制、沖擊就會相對較大，甚至很難經濟自主，它是必須依賴國外，有時國家存續都存在問題。1950年全球只有84個國家或地區，1970年也只有143個，現在則有200多個。這說明世界上多數經濟體的續存時間尚且相對短暫，在全球經濟體競爭激烈的常態下，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小經濟體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體量較大的國家，只要政策得當，社會穩定，國內市場消費能力得以培育，持續增長就是大概率事件。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規模不同的國家之間對等地比較經濟現象。

當然，平常心看待增長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輕心。畢竟，二戰後有過連續50年以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5%以上的國家總共只有五個，分別是中國（6.7%）、波札那（6.0%）、新加坡（5.6%）、韓國（5.5%）和赤道幾內亞（5.5%）。中國既要為過往的增長成績而感到自豪，也要為未來能否繼續增長而放平心態，不必過於焦慮，但也不必過於無視。畢竟，對於這個高難度的任務，中國需要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從長計議，轉換發展動力，才能經受實現長期發展目標的考驗。

全球增長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經濟體都會因其中的全球化影響而面臨增長陷阱。在當前開放型經濟、價值鏈全球化的世界，增長動力與發展變數和外部環境更是分不開。國際金融、大國經濟變動、跨國基礎設施、地緣政治、國際規則、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國際元素，都與每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此時，分析增長因素時，不只是分析本身，還要從主權國家的世界觀去分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許多經濟體「增長陷阱」變得更加突出，深層化發展的動力更是貧乏。2016年後，發展狀況更為嚴峻。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增長陷阱」，性質堪稱全球經濟的「新增長陷阱」。造成「新增長陷阱」的原因主要來自「輸入型」經濟風險，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強國制裁、戰爭等國際因素，而非像過去那樣僅僅聚焦在內部原因。

當下的「新增長陷阱」源於2008年。西方經濟體無節制地「印鈔救市」，佔了全球貨幣發行量九成，給國際資產價格帶來巨大的泡沫，也導致了全球實體經濟通縮惡果。經過深層化發展，可以發現，當下全球「負利率」、西方「零增長」、各國金融市場頻頻波動、匯率震盪、大宗商品長期低迷等全球經濟系統性問題，乃至難民潮、恐怖襲擊頻發等非傳統安全層面的「次生災害」，都源於2008年。2015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當年的全球增速預期為3.1%。但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已被調低至2.9%，2017年的預期略有復甦，但世界經濟仍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即使相比於2008年-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經濟也沒有提升到當時的3.26%水平。

全球的諸多病灶如果不解決，很難讓人看到走出「新增長陷阱」的希望。這主要來自於五個問題：

一是主要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短缺、長期增長動力不足等難題。目前，中國人的年齡中位數為36歲，而發達經濟體卻已超過43歲。這就意味著發達經濟體不得不面臨社保與醫保的負擔過高、財政赤字、創新能力下降等社會難題。

二是全球財富分配不公「新鴻溝」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惡果。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指出，資本投資的長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於勞動報酬的長期年均增長率，導致存量社會財富出現日益擴大。窮人越來越多，會使得社會消費動力不足，依靠社會消費而出現經濟新增長很難實現。

三是全球技術創新「中梗阻」使得新興經濟體無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識產權與創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識產權為代表的創新獲利權產生巨額暴利，發達經濟體壟斷了暴利，進而通過各種壟斷性技術扼制了新技術創新，最終使得創新乏力，無法帶動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

四是全球強勢貨幣「風暴潮」使得熱錢「全球漫遊」，潛在危害巨大，甚至會引起下一輪的「金融海嘯」。1997年，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像馬來西亞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體，在一夜之間幾乎失去一代人的財富。目前，游資像是「風暴潮」，一旦襲來，後果難以想像。

五是地緣政治風險「正反饋」難題，導致了難民潮與恐怖主義等對經濟造成傷害的非傳統因素。當今世界面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負反饋」迅速放大，危害到各個經濟體的旅遊、生產以及各類消費，對各個經濟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長瓶頸，每個經濟體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來應對。面對五大難題，只有找到合作應對的新框架，全球經濟才能共同跨越「增長陷阱」。

中國已充分意識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險

在「中等收入陷阱」討論中，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後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貧富差距懸殊，沒有技術進步的單純資本積累使得本國產業鏈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無法與高收入國家抗衡。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收了拉美國家的發展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國家在其城鎮化進程中，因為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了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湧入城市，而落後的工業無法提供充分的崗位，貧民數量不斷增加，出現了大量的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同時，官員腐敗問題也激發了民眾不滿情緒，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相比之下，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有序、扎實地推進。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布局，發展生態文明，提供充足就業崗位，提高城鎮化質量；大力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採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食、住、行水平，並且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承諾到2020年讓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中國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極大贏得了民心，社會和諧穩定程度進一步提高。

上述三大舉措，足以保證中國不會重蹈拉美國家覆轍，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史為鏡，明確未來。

6. 請問一個國家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是什麼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我個人覺得：
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這個標准（這個是以前的數據，我覺得應該是購買力的問題。現在由於美聯儲不斷量化寬松，美元的購買力明顯下滑，所以標准應該有所提高。）

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是 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現在中國就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搞不好也會落入這樣的陷阱之中）
理論上講，脫離「中等收入陷阱」不應該以人均收入看，主要還是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及經濟增長動力足不足？當然人均收入是一個衡量指標。

你說假定2020年中國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那麼是不是代表中國逐步脫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隱患？可以算是吧，如果那個時候沒有沒有大幅貶值！

7. 中國中等收入陷阱

什麼時候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貧富差距是否縮小，公共服務得到基本保障，那麼中國不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且成為真正的發達國家也指日可待。

至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用驚人的速度上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盡管如今中國的GDP已經超越許多發達國家，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眾多，它在近階段也是一直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位置。

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大概值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12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據目前統計，大部分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來自於拉丁美洲，比如，巴西，智利，和委內瑞拉等。

中國將邁入高收入國家

林毅夫

2020年9月14日，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廈洽會發表了一篇《林毅夫：新形勢下的全球治理體系》文章闡述了他的觀點，在林毅夫先生看來，根據各種預測，中國大陸應在2025年之前可跨過人均收入12700美元的門檻，變成高收入經濟體。屆時，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將從現在只佔全世界人口16%，大幅提升至34%。社科院學部委員李培林則表示，在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規劃期間，中國將由一個中等收入偏上的國家走向高收入國家。李培林表示：「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左右，按照現在的人口增長、匯率變化，以及經濟增長的態勢，預計在2021-2025年的五年期間某一個時間點我們將跨過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12600多美元）高收入國家的一個門檻。李培林指出：「我們一般說的發達國家是指經合組織三十多個國家，這三十多個國家的人均GDP低的2.5萬，高的大概8萬多，所以我們和發達國家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們也不能輕言，跨過這個坎以後就認為我們跨過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很多國家在這個階段長期徘徊的情況也是發生過的。

不難發現，中國終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似乎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如何規避轉型期間可能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少的經濟學家和學者或是迴避或是閃爍其詞，並不願意主動觸及這個問題，作為從事信息分析27年的獨立智庫，安邦從2009年開始著手分析這個問題，並不斷預警，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不能低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技術持續進步、產業高端化等條件對中國而言都絕非易事。

實際上，對於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決策層的看法有時比學者觀點更直白，也更客觀。早在2014年11月10日，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曾經表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後如何更好向前發展。領導人表示，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政府的表態給出了兩個信息

（1）中國現在仍處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今後肯定會邁過去；

（2）即使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階段，也存在以後如何向前發展的問題。

這意味著，跨越之後並不是萬事大吉，正如有些學者所言，在高收入階段也會陷入停滯的陷阱。

中國將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陳功

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

安邦智庫（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在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看來，從歷史來看，世界上有多個國家曾經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大部分國家都失敗了。

戰後可以穩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並不多見，雖然從技術層面來講共有11個國家（赤道幾內亞，希臘，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模里西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韓國）先後進入高等收入經濟體行列，但其中大多數國家隨後的表現並不穩定，真正穩居高收入國家的只有四個——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和韓國。

其他全球上百個國家經超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和努力，始終都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國家即使僥幸暫時跨越，但很快就跌落「神壇」，被打回原形。

統計顯示，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諸如馬來西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之後數十年裡卻一直停滯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階段。世界銀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從1960年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成功發展為高收入經濟體。

研究顯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其跨越過程中都出現了大量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吸收，以及隨之產生的產業高端化升級。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四個國家都是美國進行技術轉移的受益國。如果中國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迴避吸收技術轉移升級、產業高端化的過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並非易事，有如下因素需要考慮：

（1）人均國民收入的提升速度正在放緩。按世界銀行對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1.2萬美元左右的標准，中國如果維持2017年的增速，大約在2022年將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人均國民收入的達標時間也會變長。如果考慮到中國經濟中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實現人均收入達標的時間可能更長。

（2）中國的技術提升並不那麼順利。要成為發達國家，技術提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別仍然較大，要追上較高水平並以科技來支持經濟，這一跨越並不容易實現。尤其是在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的背景下，中國獲得技術轉移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3）中國需要進行持續有效的制度改革。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最終都要看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各種紅利因素消退之後，新的發展動力往往來自製度改革。客觀來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仍然存在滯後的問題。

8. 中等收入陷阱表現的主要特徵有哪些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奉行GDP增長方式，經過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使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由於道德淪喪、法治崩潰、坑蒙拐騙黑橫行、假冒偽劣毒充斥、腐敗與兩極分化嚴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並使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壟斷國家資源、掌控國家經濟命脈、掌握國家大部分財富，造成國內市場萎縮、產業升級乏力、增長停滯不前、民族主體性削弱、經濟對外依賴性增強的狀態。
通常，被困於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表現為：
1、投資比例低；
2、製造業增長緩慢；產業不夠多元，如僅依靠能源或者廉價勞動力產品出口，缺乏高科技附加值的產業；
3、勞動力市場狀況貧窮；
4、國民受教育程度較低；
5、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嚴重，導致人力成本增加
6、收入不均， 內需不足。

溫馨提示：以上信息僅供參考，不代表任何建議。
應答時間：2021-01-06，最新業務變化請以平安銀行官網公布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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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後經濟會是什麼樣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我個人覺得：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這個標准（這個是以前的數據，我覺得應該是購買力的問題。現在由於美聯儲不斷量化寬松，美元的購買力明顯下滑，所以標准應該有所提高。）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是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現在中國就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搞不好也會落入這樣的陷阱之中）理論上講，脫離「中等收入陷阱」不應該以人均收入看，主要還是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及經濟增長動力足不足？當然人均收入是一個衡量指標。你說假定2020年中國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那麼是不是代表中國逐步脫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隱患？可以算是吧，如果那個時候沒有沒有大幅貶值！

10. 從匯率上看 人民幣是生值了 但從近期的物價上漲來看 人民幣卻是變相貶值了 人民幣到底是升了還是降了

相對於現在的形式來講人民幣對外是升級的。對內還是貶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