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改革的目標
面對新匯率環境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行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時網·金融時報
FN記者 黃麗珠 攝影 黑土
編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十一個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即將一周年之際，由本報與人民銀行南京分行、江蘇省金融學會共同舉辦了「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也是「江蘇金融發展高層論壇
」的開壇之作。其意在促進區域金融和社會經濟發展，及時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人總行、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決策參考。以論壇的形式發布最新理論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論周刊》實現理論與實踐更大范圍的結合，更好地推動區域經濟、金融良性互動之策。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江蘇省委省政府有關部門、江蘇省社科院、江蘇省銀監局、各商業銀行、有關高校、企業等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學者與會並作了精彩演講。此次研討會由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主持。
為匯率形成機制營造適宜的宏觀與微觀經濟環境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 孫工聲
隨著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面對愈來愈大的機遇和匯率風險。在此情況下，各類經濟主體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提高風險意識，學會運用各種避險方式，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努力提高匯率避險能力。政府及有關部門也應作出相應調整，為實體經濟營造有利的環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為匯率改革創造良好的氛圍
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升值趨勢的經驗和教訓顯示，匯率改革中從外需帶動轉向內需帶動的增長路徑轉換才是至關重要的。從江蘇的情況來看，要加強財政、金融、稅收、投資、貿易等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對發展內需和服務業的支持力度，將投資為出口服務的循環，轉變為投資為消費服務的循環，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今後一段時期，針對目前基礎性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問題，建議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釋放居民的消費能力。也可考慮通過稅收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二、加快外匯市場建設，為各類經濟主體規避風險提供有效渠道
要進一步加快外匯市場建設步伐。允許不同交易目的的主體進入外匯市場交易，提高外匯市場的競爭程度，同時為使市場參與主體具備風險管理能力，應適當增加匯率期權等衍生工具，拓寬經濟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渠道，從而增加經濟主體的選擇，以減少人民幣升值預期中的投機行為，也使市場對人民幣的價值定價更加真實、准確。
三、引導企業主動適應匯率變化，適當運用金融工具規避風險
企業要進一步提高風險意識，培養和引進相關的專業人員，增強處置匯率風險的能力，增強對外匯市場變化的適應能力。同時，企業要加強成本核算，控制費用開支，進一步擴大利潤空間。並且應注重科技創新，提高核心競爭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盡快實現產業升級。
四、銀行應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提高風險定價能力
商業銀行應適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形勢和要求，抓住外匯市場快速發展和企業匯率避險需求迅速增長的機遇，正確處理改進金融服務與防範風險的關系，增強服務意識，創新金融產品，推出適應不同需求的外匯避險工具，並相應拓寬遠期結售匯業務的期限設置。
要關注和重視貨幣流動性和匯率彈性問題
金融時報社總編輯 宋輔良
今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提出匯制改革的目標是「增加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還清楚地闡明了「市場供求」在新體制中的「基礎性作用」。並提到深化外匯制度改革要用「創新手段」等。對「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涉及，比如QDII，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規避風險的前提下，實施有效的金融創新。
近來，我國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問題有加劇的態勢。使得貨幣流動性、匯率彈性與經濟政策的獨立性等問題日益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雖然有國內金融結構的原因，但與美元流動性過剩在中國匯率需增強彈性情況下輸入有著緊密的聯系。巨額外匯儲備占款導致人民幣發行過多是目前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之一。
綜觀國際社會，美元的泛濫只能輸入到以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並且在匯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匯率國家。因此，在當前情況下，不僅外部通貨膨脹可能會輸入我國，而且外部的資本價格、商品價格變化都將傳輸到我國，對此,我們要進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應對。
當前，匯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預定目標向前推進，我們要努力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不斷完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使之成為政企分離、可獨立承擔金融風險的主體；在國內逐步推出外匯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險產品，為金融機構和企業能夠規避外匯風險奠定基礎；依靠收入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組合，擴大內需，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實現內外部經濟的均衡發展。這里，我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要重點關注經濟微觀主體——銀行和企業對匯率改革和匯率變動的反映，關注他們的反饋，這會使匯率形成機制有一個良好的微觀基礎。
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
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盡管在短期內變動的不確定性較大，但從中長期來看，基本呈現出人民幣升值的「漸進性」格局。就是說，人民幣升值的方向是可預期的。這就給外貿出口企業留下了一個「學習期」或「適應期」。對於外貿出口企業來說，與其說面臨匯率不確定性風險，還不如說是面臨能否如期消化匯率升值成本的風險。因此，要求外貿出口企業在「學習期」或「適應期」內，增強匯率風險意識，加強自主創新，挖掘內部潛力，調整產品結構，並學會運用匯率避險工具。金融機構則要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和工具，加強對外貿出口企業的培訓和咨詢，為企業匯率避險提供優質服務。
在高度關注匯率風險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通貨膨脹的風險。近年來，通貨膨脹的壓力已先後在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反映。之所以尚沒有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充分反映出來，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業產能過剩，市場過度競爭；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並不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供應充足等。特別是由於經濟國際化的發展，國內商品市場價格受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大，國內市場商品和國際市場商品的價格聯動效應日益顯現。如果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不上漲，國內市場商品價格也難以有較大幅度上漲。
不久前央行已採取了提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的調控措施。顯而易見，不提高存款利率是為了促進內需，同時防止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提高貸款利率是為了抑制貸款需求，控制信貸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擴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機構放款動力。因此，提高貸款基準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義在於發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貸款過快增長的強烈信號。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趨勢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歐美等主要貿易國進一步加息，就會給我國在人民幣升值壓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騰出空間。銀根收緊和利率上升，將對信貸和投資過快增長以及資產和商品價格的上漲，起到有力的遏製作用。對此，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應有所預期和准備，密切關注經濟金融走勢。
周小川行長針對匯率改革指出：「各類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自己的行為模式以進一步適應彈性增加、波動加大的匯率環境。」可以想見，隨著人民幣匯率日益走向彈性化、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不斷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再過一個月就是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周年，在這個時點下，召開「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意義深遠。與會各界人士就匯制改革後，經濟微觀主體如何適應新的匯率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金融創新，有效規避匯率風險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眾多觀點的交流和碰撞，生產了許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動了人們對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等問題的認識，這將有力地推動這項改革的深入和發展。
市場化是外匯儲備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蘇銀監局局長周忠明認為，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三元悖論」，一個國家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與固定的匯率制度之間，最多隻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銀行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同時，又是事實上最終的和最大的外匯需求方和供給方。既要穩定的貨幣政策，又要保持相對適量的外匯儲備，這雙重角色的沖突使得人民銀行必須有所取捨。
人民銀行是專司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外匯制度應該服從並服務於貨幣政策。因此，人民銀行在外匯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轉變，將外匯的供給和需求還給市場和大眾。簡而言之，就是要將目前的藏匯於人民銀行轉變為藏匯於人民和銀行。
藏匯於人民和銀行，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市場化的又一重要進程。市場機制是一種分散決策機制，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參與者的偏好。藏匯於人民和銀行，就是希望通過市場化方式來消化央行手上過多的外匯儲備，讓國內投資者更便利地進入外匯市場，表達多元化的偏好。外匯市場要由行政性的集中決策向市場化的分散決策轉變，充分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韓紅梅認為，所謂「金融創新」，指在中國現有社會經濟背景下的一種制度創新。國際上已經有成型的外匯市場和外匯產品，像掉期、遠期、期權、期貨等。所以，在產品創新方面，我們還處於學習階段；就制度上來講，國際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產品、避險產品的制度。我國的金融創新應該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增強企業、銀行和各類經濟主體的競爭能力。
而要想實現金融創新，首先要在觀念上創新。政策制定者要認識到不同交易主體在市場發育過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斷完善市場基礎設施，並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管。企業要從企業成本核算方面進行觀念更新。雖然企業利用遠期結售匯來規避風險的比例在增長，但是，占總交易量還很低。銀行需要在人員配備、會計核算、技術支持等方面加大創新力度。國外市場主體追求高附加值產品，而我們可以用漸進的方式做好基礎性產品，培育市場後再逐步走向高端產品。
其次，從外匯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約束、增強金融創新，需要加強行業組織的作用。對於監管和政策設計、管理者，需要不斷增強監管能力。同時，在設計產品方面，要加強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研究，保證國家金融安全。
外匯管理局作為政府管理部門，主要職責是為商業銀行和企業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我們將努力為更多外匯市場新產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場發展空間和配套政策措施，推進我國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
不斷增強對匯率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認為，經濟主體的靈活性、適應性，是有效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在漸進改革的戰略下，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與各類經濟主體的適應程度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我們不能僅僅把目光盯在匯率本身的變化上，應著力觀察匯價背後所隱含的深度和廣度變化。一年來，我國經濟金融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金融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治理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外匯市場產品和價格形成機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各類經濟主體對匯率改革適應性逐步增強。這些變化本身體現了我國關於匯率改革漸進性、可控性和主動性原則，體現了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對外開放的整體戰略。
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國際收支不平衡所帶來的種種壓力並沒有根本緩解，經濟主體的適應性也有待增強。這反映了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必須看到，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是單純的貨幣問題和匯率問題，需要政策、市場和國際協調多方面的努力。今後一段時期，要盡快減少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所帶來的扭曲，逐步消除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非理性繁榮，同時，不斷完善、培育和深化外匯市場。此外，還要重視外匯改革及其相關政策的溝通，為市場主體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適應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
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副總裁裴傳智認為，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有兩個：一個是人民幣從局部可兌換到最終完全可兌換；另一個是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從以市場供求為基礎變成把市場供求作為主導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價格，來決定資源的配置，這是市場規律。市場供求的力量在市場中是最基本、最主導的力量。它的不平衡會引起波動，即引起金融危機或者金融風暴，所以，我們要尊重市場的供求規律，把市場供求作為匯率最終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宏觀調控，放眼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放棄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只是調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場經濟越不發達，越不成熟，調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場經濟成熟時，更多的是用利率來調節。
那麼，匯率制度改革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呢？匯率的波動會帶來風險，這就需要我們規避風險。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在不斷加深，就必須學會規避和管理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它會迫使國內金融機構和企業有緊迫感，加快掌握和運用避險工具，同時也給銀行的中間業務進一步打開了空間。
當然，也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我們知道，匯率變化以後，即期匯率或遠期匯率怎麼確定，它有成型的經濟理論。但在匯率決定模型中，我們現在知道的主流理論只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變數而已，而在現實中，操作這些避險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個挑戰就是需要知識的創新和人才的創新。第二個挑戰是制度方面的創新。在制度創新方面，一方面監管部門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創新；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在內部制度上也要多創新。第三個挑戰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險工具。所有的避險都需要工具。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只有遠期和互換，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風險控制為保障實現銀行業穩健發展
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副行長郭寧寧提出，外匯業務是中國銀行的傳統優勢，如何應對匯制改革帶來的變化，是中行關注的重點。匯制改革以後，中行敏感地意識到市場對產品創新的要求，注重研究並及時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外匯避險、保值、增值的相關金融產品，幫助企業和個人合理運用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和市場風險。2005年中國銀行及時推出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並成為全國首家擁有開辦銀行間人民幣與外幣掉期交易資格的銀行。中行江蘇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敘做了全國第一筆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研發並敘做了公司及個人人民幣結構型理財產品，向市場推出規避人民幣匯率風險的新產品———補貼式售匯(NDO)和提升式遠期結匯(三角形NDF)；完善國際結算遠期結售匯產品，提供出口信用證項下人民幣押匯業務、(假)遠期信用證、海外代付等業務；研發「出口全益達」、「進口匯利達」、「國內綜合保理」等國際結算新產品，積極向客戶推薦貿易融資產品等。
當然，由於人民幣目前仍屬於不可自由兌換貨幣，雖然從產品角度有很多的國際化經驗可以借鑒，但是，鑒於國內匯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漸進性，目前有效規避人民幣匯率和利率風險，或者結構較為復雜的理財產品需要銀監部門進一步的審批通過。所以，總體上來說，銀行和客戶操作空間還很有限。
新匯率制度下銀行業的風險管控
南京市商業銀行副行長禹志強認為，在未來幾年裡，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匯率改革政策理念，將貫穿匯率制度改革的始終。匯率制度改革進程的加快，向國內銀行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國內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針對匯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銀行應採取以下對策：
1、加快觀念轉變，增強適應能力。在市場營銷、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考核激勵等方面及時做出調整，應對變化。2、加強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強對人民幣匯率走勢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走勢的跟蹤分析，為風險產品的定價提供准確的決策依據。3、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對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等要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辦法和操作流程。4、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研究，提高創新能力，將外匯市場的成熟產品復制到本幣市場來，從中挖掘獲利的機遇。5、抓住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個人理財產品。6、利用差別定價策略提高利潤，降低風險。商業銀行可根據不同的客戶、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風險靈活定價，實現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自身利潤的目標。7、推動本外幣交易一體化。通過本外幣市場不同工具的組合運用，實現對沖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目標。
在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之間尋找平衡
英國渣打銀行南京分行行長陳蓮英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內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和債券市場利率，再逐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央行按照這樣的思路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這固然減緩了一次性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風險，但貨幣市場的浮動利率制度與商業銀行存貸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時存在，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以剛剛過去的2005年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調超額存款准備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觀調控，商業銀行存款高速增長，貸款增速卻有所回落，這兩項因素導致銀行資金過剩。在資金過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動的貨幣市場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據統計，在2005年3月超額存款准備金率降低之後，銀行間市場利率以及1日回購利率迅速走低，並在5月之後持續連綿的陰跌態勢。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存款利率由於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調後的基礎不變，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不變，貨幣市場連續陰跌，在2005年的很多時間里，便出現了貨幣市場主要投資工具利率與存款利率倒掛現象。對我們銀行來說，存、貸款間的利差意味著盈利，持續下跌的貨幣市場利率則意味著損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採取措施推動貨幣市場利率上行，並有序地進行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這對金融及資本市場的發展都有正面影響。
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策略選擇
江蘇蘇美達集團董事長余本禮在發言中說，去年匯制改革啟動當天，人民幣「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間我們公司賬戶上收到的外匯賬款，一下子縮水了近1000萬元，影響還是較大的。對於習慣了匯率穩定的外貿企業來說，在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彈性逐漸增強的現實情況下，該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保證既得利益的實現是對外貿企業經營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驗。為此，在充分利用現有的銀行避險工具；改變貿易結算方式和結算貨幣；加強管理，增強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尋求政策支持，申請外匯資金集中管理的基礎上，提出幾點建議：
1、期待人民幣匯率及早參照一籃子貨幣自由浮動，使企業盡快適應，並採取有效措施防範匯率風險。
2、目前銀行推出的匯率避險產品種類不夠豐富，實用性不強，希望金融機構盡快提供期貨、期權、互換產品等高端品種，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金融避險工具。
3、匯率變動影響的是全部進出口企業，是「一刀切」政策，國家應更多地通過下調出口退稅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導企業優化出口產品的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推進外匯制度改革的緊迫性
江蘇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長吳先滿教授認為，外匯制度改革應該加緊推進，其緊迫性來自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廣義市場的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完善非常緊迫。目前，外匯市場發展滯後於其他要素市場的發展。在「十一五」期間，外匯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市場的改革。
第二，從廣義的價格體系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一般商品勞務價格都已放開，市場調節機制基本形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也比較完善，但是，匯率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影響了整個價格體系功能的發揮。在「十一五」期間，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把價格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要在目前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上，鞏固成果，深化推進。
第三，從廣義的國家經濟實力來看，匯率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凸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增強，成為儲備大國，但同時也隱藏了很多問題。但外匯儲備的增加也為我們更多、更大幅度地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解決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的策略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裴平教授提出，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不可操之過急，要穩步前行。短期內，應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積極採取有效措施，緩解人民幣對外升值壓力和對內貶值壓力，減輕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一是緩解人民幣外部的升值壓力。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背景下，要調節經濟的內外平衡，須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入手。在總量方面，可以通過刺激總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長來減輕匯率升值壓力；在結構方面，可以通過調整關稅水平和出口退稅率，放鬆資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匯的限制，進一步提高國內投資率，以及擴大消費、降低國內儲蓄等。二是預防惡性的通貨膨脹。要求貨幣政策要有預見性或前瞻性，避免貨幣在傳導過程中偏離目標，適度控制貨幣信貸的增長。三是增強公眾對匯率變動的心理准備。在內外部壓力減輕和公眾有心理准備時，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可以暫時緩解人民幣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於短期內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並為長期內改革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奠定基礎。
② 「對於有固定匯率的國家，如果只有政府停止做最大的努力以防止更正，
哈佛大學教授Keneth Rogoff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了題為「匯率體制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中國的表現及含義」的演講。演講由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他指出，現在對Rogoff教授演講是很好時機。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中國匯率制度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不久前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升值2%，並開始由釘住美元轉為釘住一籃子主要貨幣，同時允許匯率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即實行所謂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Rogoff教授講演將對理解我國匯率制度問題具有借鑒作用。
Rogoff教授首先對最新的匯率方面的研究文獻做了綜述，從這些文獻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採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並具有可持續性。對於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於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從歷史上看，十多年前國際上很多國家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使用了浮動匯率制，但所謂中間浮動匯率制度非常之少。在1975年左右，約三分之二的國家是固定匯率制，而現在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使用了中間匯率制度。並且這個趨勢會不斷持續，到2020年可能會繼續上升。Rogoff教授強調，在劃分國家匯率制度分類時，不是聽政府宣稱他們使用了某種匯率政策，而是要看他們的匯率政策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很多宣稱浮動匯率的國家實際上是固定匯率制，同樣有很多宣稱固定匯率制實際是浮動匯率制的，這樣的國家很多是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雙重匯率。
Rogoff教授接著討論未來匯率制度會如何變化。對於「2050年世界匯率體系應該如何」？在中國影響較大的羅伯特·蒙代爾教授觀點是，未來只有一種世界貨幣。Rogoff教授的觀點則與此不同，他認為在未來50年後，世界貨幣系統應該由至少三種到四種主要貨幣組成，比如人民幣、美元、歐元，再加上一個主要石油輸出國或是商品輸出國的「與大宗商品相聯系的」貨幣。當然對於外圍貨幣而言，還會存在很多問題。
另議一個問題是，現今中國應該做什麼？Rogoff教授指出，現在中國政府將匯率制度變得更加彈性化這一舉措既是必需的、也是合適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國自身的快速發展以及貿易的擴張，固定匯率制已不再是中國可行的匯率制度，特別是如果中國想要對自己的貨幣政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採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會迫使中國跟從美國的貨幣政策。保持固定匯率制也非常困難。當然中國有能力永遠保持固定匯率制，但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既然中國政府明確應該改革匯率制度，但應如何考慮時機選擇問題？Rogoff教授認為，早調整比晚調整要好，否則國家會因此遭受損害。也有意見認為，中國不會受損，原因是中國有約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Rogoff教授以90年代的歐洲經驗為例說明外匯儲備並不能使國家免受傷害。由於不願放棄固定匯率制，瑞典損失了100億美金的儲備，整個銀行系統也在短短一個月內崩塌，花費了近7年的時間才得以重建。另外，中國7000億的外匯儲備相比於全球每天20000億美金的交易市場規模而言微乎其微。外匯儲備並不是不能起作用、但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麥金農、蒙代爾教授都曾指出，中國不應放棄原先的固定匯率政策。從蒙代爾80、90年代的著作看來，維持固定匯率制的一個中心論據在於，沒有一個政府不會通貨膨脹。這也幾乎是蒙代爾教授唯一重要的論據。但現在大多數人都明白這一點：穩定的浮動匯率制會比原來的固定匯率制好。貨幣政策上的改進，例如獨立的央行、設定通脹目標，都使國家在沒有匯率工具的條件下仍可以控制通貨膨脹。而且現今國際社會的通脹問題已經遠遠沒有過去那麼嚴重。1992年，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的通脹率達40%，其中辛巴威是20000%，剛果人民共和國是10000%。現在，辛巴威的問題依然嚴峻，但其他的國家都已控制住了通脹程度。剛果人民共和國現在的通脹率也只有個位數而已。因此Rogoff教授認為中國不會因為放棄固定匯率制而遭受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即使遇到問題，也可以加以控制。這需要中國對自身的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同時加強對通貨膨脹的控制和管理。
反對放棄固定匯率制的第二個理由在於金融危機。西方學術界很多文章認為，如果國家放棄固定匯率制，則會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Rogoff教授認為出現金融危機多半是由於國家是被迫放棄原先的匯率制度。更重要的是，發生金融危機一般是由於貨幣價值的大幅降低而非升高。以墨西哥為例，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原因在於墨西哥政府將比索對美元的匯率降低30%而造成匯率危機。比索實際價值下降了一半多，一夜之間墨西哥全國GDP的30%也由於比索貶值而消失殆盡。損失嚴重的還有墨西哥的很多銀行，他們多為借入美元、貸出本國貨幣。同樣的情況還曾出現在韓國和印尼。但中國目前情況是存在匯率升值壓力。當然會有銀行和企業在此次匯率變動中受損，但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體變得更加富有了。因此不會出現大規模全球性的宏觀經濟危機、或者說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極小。
蒙代爾教授等人認為，如果中國人民幣升值，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可能達到10%、而會和日本一樣降為0。1985年日本曾與美國在歐洲訂下廣場協議，約定日本匯率升值。到了90年代，日本經濟一蹶不振。Rogoff教授不贊同此種觀點。他認為，日本經濟問題不是在匯率政策調整之後就出現的，導致經濟萎靡的主要原因並不能確定為日元的升值，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宏觀政策嚴重失誤。
匯率制度彈性化和匯率升值是兩碼事。現在對於人民幣的壓力是升值，但可能今後的某一天壓力會是使人民幣貶值。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僅來自於貿易順差，也來自於資本的凈流入。而資本的控制是不平衡的，通常是流入容易流出難。如果資本控制力平衡，那麼現在人民幣的壓力則可能貶值。
接著Rogoff教授列舉了人民幣被低估的論據。首先，從貨幣的購買力看，舉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為例，在各國此產品的銷售價格各不相同，中國價格最低，僅合1.27美元。再者，從中國的貿易增長來看，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化後發展起來的經濟體。以中國、日本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為例做比較。中國以1979年為基點，日本以1955年為基點，而新興工業化國家以1966年為基點，作圖比較發現，中國與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趨勢完全相同，貿易規模逐年上升，並且這個趨勢還會繼續維持。
但從真實匯率(經過用通貨膨脹率調整的匯率)來看，中國情況則並不典型。1979年後中國真實匯率發展趨勢與自由化後日本背道而馳。日本保持上升趨勢，而中國則不斷下降。通常來說，從整個世界來看，一個國家富有的程度與其國內的價格水平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即越富有的國家東西越貴。因此，中國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變得富有後，真實匯率水平是應該上升的。這就是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會經歷貨幣的升值，原因在於較高的生產率發展水平會帶動工資的提升。而在中國，Belassa Samuelson效應並沒有出現，因為中國有龐大的勞動力後備隊伍。中國經濟正在全球化、但是生產率高的地區可以不斷地從尚未全球化的較為落後地區吸入勞動力，這一過程阻止了勞動力價格上升，從而阻礙了整個價格水平上升。
正是由於人民幣被低估，中國2004年貿易順差官方數據為1000多億美元，但實際上應該是這個數字可能要在增加25%到50%。中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7000億美元，很有可能在2006年達到日本儲備規模。
人民幣升值壓力來源於何處？龐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和貿易赤字是最主要的原因，這也是其他很多國家對美元匯率升值的最大壓力。美聯儲提高短期利率會推動美元短期內升值，但這只是暫時性效應，美元總體面臨的壓力是貶值。美國用掉了全球儲蓄量的3/4，而世界上很多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卻必須為最富有國家的揮霍行為買單，這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美國的赤字在全球占很大的部分。2004年美國總的經常賬戶順差為8880億美金，當今國際上順差最大的國家是日本和德國，比中國還要高出很多。而美國2004年的赤字已經達到6660億美金，幾乎吸收了經常賬戶總額的3/4，這也是美國廣借外債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在美國貿易不平衡中，中國只佔較小一部分。
Rogoff教授現場展示了一幅曲線圖，表現的是各國在國外擁有資本規模占國內GDP比例。可以發現，紅色虛線代表的日本是這一比例最高的國家；瑞典和挪威僅隨其次。新興的亞洲國家近期發展很快，他們以及中東國家現在這一比例都在逐漸升高。歐洲國家和美國這一比例都為負數，即所負外債超過擁有的國外資產。且美國這一比例很高，並逐年增長。這也是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原因。
Rogoff教授肯定中國匯率的彈性化有助於改變世界貿易不均衡的狀況，但這一作用很小。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民幣與美元間存在較大的關聯。Rogoff教授200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把世界貿易分成供給和需求兩部分，以需求部分為標准來使世界貿易獲得均衡，那麼需要整個亞洲地區貨幣全部升值18%。而即使亞洲貨幣升值20%，但如果不配合相應的政策調整，國際貿易的不平衡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地緩解。
改變國際貿易不均衡的現狀最需要美國的調整，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很低，基本上為零；公共儲蓄則為負數。另外，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也可以起到作用。例如歐洲可以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增加儲蓄、降低赤字；歐佩克國家雖然可以通過油價的上升可到更多的盈餘，但從過去的經驗而言，他們面臨著政策和價格水平的調整；拉丁美洲也不可能長期維持赤字運轉的狀況。
最後Rogoff教授討論了「匯率制度與資本市場整合緊密相關」這一問題。他展示了資本市場開放與不同經濟體發展關系的圖形，其中列舉了1980到2000年間發展最快國家和最慢國家，分別列出他們的人均GDP變化以及資本市場是否開放的情況，最快的置於左邊，最慢的置於右邊。左邊的國家包括中國、韓國、泰國、印度等，右邊的則包括海地、尼日、尼加拉瓜、多哥等。總體來說，發展最快的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慢的國家則反之。Rogoff教授強調，資本市場是否開放，仍然要看國家怎麼做、而不是怎麼說。例如中國，雖然說資本市場不放開，但實際上仍然有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部分，印度也是如此。可以得出結論：發達國家大多資本市場開放；發展中國家也在逐步地將資本市場放開。老一輩的宏觀經濟學家多是持這一觀點：資本控制是不好的政策，但從最近的宏觀經濟學著作來看，年輕的經濟學家們開始對這一觀點持懷疑態度。Rogoff教授認為，如果從長期的國家發展證據出發，傳統觀點仍然站得住腳。
從資本開放角度看，中國在某種程度包含兩個部分，較發達的東部和內地尚未很好發展的地區。較發達的地區，類似於土耳其、韓國等，屬於新興市場。而其他內地地區尚不屬於新興市場，很多方面與中國的東部地區完全不同，但所有地區使用同一種貨幣。因此，更彈性的匯率制度對於發達地區而言非常適用，但對其他地區並非如此，這是個困難的問題。彈性匯率制度如果運用於貧窮地區，帶來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但總體而言這個問題在中國不會很嚴重。
最後Rogoff教授對其演講的內容做了簡短的總結。匯率制度非常重要，並且匯率制度是與資本控制緊密相連的，必須結合在一起考慮。另外，沒有一種匯率制度使可以放之天下而皆準的。但有一條基本規律是，國家變得越富有，匯率制度就應該越彈性化，同時資本市場也應該越開放，以增加與國際資本市場整合的程度。
如果認為我回答的好記得給贊哦。
mjunyusoen87563015752016-12-23 10:51:25
③ 泰國中央銀行為什麼放棄已堅持14 年的泰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
索羅斯利用金融期貨等手段，買入3個月或6個月的期貨，然後迅速拋空,致使泰銖對美元匯率一度下降,到時再從低買回,從中獲利.
當中央銀行的外匯與黃金儲備不足以維持固定匯率的情況下,實行浮動匯率制,可以取締非法的外匯黑市交易.
舉個例子吧:
比如匯率是1美元可換25泰銖,可以先向銀行借25泰銖,然後進行瘋狂拋售,把拋售的泰銖換成1美元,拋售成功後,泰銖一瀉千里,開始貶值,1美元可以換30泰銖,你用1美元再換回30泰銖,把25泰銖還給銀行後,是不是又賺了5泰銖呀.
誰做不好,誰就要下台,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④ 你認為人民銀行應該確定並公布 名義錨嗎為什麼
所謂貨幣政策的「名義錨」，就是貨幣政策的目標規則，用來對一國貨幣對內價值或對外價值進行限定，其選擇有兩個考慮：一是通過設定「名義錨」可以提供物價水平被唯一確定所必要的條件，進而穩定通貨膨脹預期，從而在長期內保證物價水平的基本穩定；二是「名義錨」能夠對中央銀行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動機以及政府的通貨膨脹偏好形成約束，從而抑制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說，成功設定「名義錨」，能夠充分保證貨幣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在本質上，「名義錨」是一國貨幣政策盯住的名義經濟變數。西方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名義錨」主要有三種：匯率目標、貨幣供應量目標和通貨膨脹目標。
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雖然沒有明確公布「名義錨」變數，但在操作中貨幣供應量和匯率事實上充當了「名義錨」的角色。從199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向社會公布貨幣供應量指標，1996年正式採用Ml和M2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1998年後每年會提前公布下一年度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並根據經濟的實際運行狀況隨時調整。同時，1994年以後多數時間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都被限定在一個較小的區間內。因此，中國人民銀行事實上有義務同時維持貨幣供應量和匯率的穩定。
雙重「名義錨」的困境
在雙重「名義錨」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經常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國際收支長期「雙順差」對貨幣供應量形成嚴重沖擊，央行對M2的控制難度增加；而外匯儲備增加正是我國執行當前匯率制度的結果，如果為了維持貨幣供應量目標，就要放棄當前的匯率制度。這樣，中央銀行就必須在貨幣供應量和匯率這兩個「名義錨」之間做出選擇。從近幾年的實踐來看，中央銀行更多地把維持匯率穩定作為首要目標，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貨幣供應量目標，M2保持著「系統性寬松」狀態，多數年份超出年初目標，導致經濟面臨過熱和通貨膨脹等問題。
此外，貨幣供應量目標和匯率目標自身也存在難以控制的風險。第一，社會融資渠道呈現多元化趨勢，除傳統的銀行信貸外，其他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也在提高，貨幣供應量控制難度增加。從去年數據來看，A股市場融資量創歷史新高，以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為主的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快速發展，銀行信貸類理財產品發行呈井噴式擴張，通過信託、私募、小額貸款等「影子銀行」渠道融資的比例不斷上升。第二，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增大，但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受到許多條件限制，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黃金非貨幣化、貨幣發行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缺乏明確可信的「貨幣錨」，各國匯率波動劇烈頻繁，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各主要儲備貨幣國都選擇明哲保身甚至以鄰為壑、轉嫁危機，不惜公開挑起「貨幣戰爭」，我國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難度在增加。
繼續完善「名義錨」功能
盡管雙重「名義錨」面臨諸多困境，但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短期內雙重「名義錨」仍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改良和完善。
首先，應豐富和完善貨幣政策工具。按照銀監會與人民銀行協商的意見，今年貨幣信貸總量調控重新由人民銀行負責，並且推出差別准備金動態調整這一新的調控手段，配合其他貨幣政策工具，引導貨幣信貸適度增長。差別准備金動態調整如同懸在銀行頭上的利劍，商業銀行不得不在上繳差別存款准備金和貸款投放之間做出選擇。可以說，差別准備金動態調整措施的推出可以有效提高信貸增長的可控性。
其次，要進一步完善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和准確性。「社會融資規模」的提出是對信貸、M2指標的有益補充，有利於提高貨幣供應量的可測性。擴大直接融資規模，是今後我國金融市場改革必須堅持的方向。面對直接融資規模及比重的逐漸增加，社會融資渠道日益多元化，「影子銀行」違規業務層出不窮，單一的信貸、M2指標都難以滿足貨幣供應量調控的需要，明確提出「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成為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保證。
最後，從長期來看，我國目前採取的盯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只是一種過渡性措施，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將是必然選擇，在這一過程中，匯率的「名義錨」作用會逐步退出歷史舞台。同時，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化，貨幣供給內生性增強，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能力也會下降，轉變貨幣政策目標，採用通貨膨脹目標製作為新的單一的「名義錨」，將更有利於實現我國經濟的內外均衡。
你是周麗暉的貨金么 <(▰˘◡˘▰)> 剛好在做這道題。。
⑤ 如何確定合理的匯率水平和匯率安排
人民幣匯率是否在一個合理的區間，這需要有一套標准進行核定，無論是IM F，或者是經濟學家，大家都認為目前人民幣匯率基本處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和合理的區間。」經濟學家們普遍同意，
一個國家的貨幣的匯率在短期內主要由兩大要素決定：一是它與其它國際主要貨幣的利率的差別；二是人們對該貨幣未來的匯率的預期。
⑥ 國家是不是已經放棄匯率了
匯率怎麼放棄？匯率是兩種貨幣的交換比例，不是誰能放棄的。只要存在不同貨幣的交換，匯率就會存在。
⑦ 如何應對經濟崛起時期的匯率升值壓力
20世紀60、70年代以後，日本和德國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崛起過程中，匯率升值也都曾經成為困擾這兩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難題。
面對貨幣升值壓力，日本和德國採用了不同的對策，給這兩個國家的宏觀穩定和經濟
普力馬新內飾系列上市 TCL服務升級維權有禮 中行個人實盤黃金買賣 生活資訊 一網打盡
增長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影響。
日本的教訓
二戰過後，日本相對美國的經濟實力逐步增強，日本產品國際競爭力日益強大，70年代以後，日本出口在趨勢上大於進口，經常項目保持持續性順差。持續的貿易順差造成了國內的貨幣政策壓力，同時也帶來了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國的不滿。當一個國家相對於世界經濟的其它部分保持了較快勞動生產率的時候，匯率升值本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它會引導國內經濟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重新配置，實現貿易品部門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的協調發展。令人遺憾的是，日元升值過程當中，匯率政策和賃幣政策的錯位給日本經濟帶來了非常不利的宏觀經濟環境，並伴生了一系列後遺症。
在60年代，日本基本保持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日元和美元的名義匯率基本保持在360：1的水平上，該時期內，日本的對外貿易也基本保持平衡，少量的貿易逆差由資本項目下的順差彌補。60年代末期，受約翰遜總統偉大社會計劃和越戰升級的影響，美元難以繼續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以德國為首的其它國家也不願忍受美國向世界輸出通貨膨脹。1971年，尼克松總統徹底中斷了美元和黃金的兌換承諾，同時單邊向所有美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市場預期美元貶值。
最初，日本銀行不願放棄360：1的匯率水平，但是，市場上出現的美元貶值預期引起了美元的大量拋售。盡管日本當時對資本賬戶還保持嚴格管制，但日本銀行在短短幾周時間內因為吸納美元超額供給使基礎貨幣供給增長了50％，360：1的匯率水平再也難以維持，日元開始走上升值之路。
面對美國為首的貿易逆差國的壓力，貨幣當局不得不讓匯率升值。但是，匯率升值引起了國內貿易品部門的反對。如日本尼桑公司財務總監所言：日本公司辛辛苦苦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節省成本，但是，日元升值一夜之間把這些努力全都白費了。
為了減緩日元升值壓力，日本貨幣當局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試圖緩解日元升值壓力。表面看來，日本貨幣當局採取低利率政策可謂一箭雙雕：低利率有利於激勵私人部門(主要是日本銀行)持有更多的美元資產，減少外匯市場上日元升值壓力。同時，根據傳統的宏觀經濟增長工具箱，降低利率有利於擴張需求，有利於減少了由於日元升值給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是，不僅無法在長期內阻擋日元的升值，反而給國內帶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70年代中期，日本通貨膨脹最高達到了接近25％的水平。
廣場協議以前，盡管日元升值，但是幅度並不很大。廣場協議以後，在1985-1987年短短的3年時間里，日元升值75％。匯率的調整要求原來在貿易品部門的投資大量轉向非貿易品部門。日本儲蓄率非常高，高儲蓄率同時也支撐著非常高的投資率。當貿易品部門突然難以為巨大的資本創造利潤時，資本流向何處呢?日本國內金融市場難以在短時間內為這些過剩資本找到合理的出路，於是，大量資本湧向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一觸即發。緊要關頭，迫於日元升值壓力的日本貨幣當局又一次大幅下調利率，希望能緩解日元升值壓力，同時也希望藉此減少匯率升值帶給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但擴張貨幣政策還是沒有改變日元升值的趨勢，相反地，低利率向市場注入了大量流動性，刺激著洪水般的資本湧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經濟由此而生。
德國的經驗
20世紀60--90年代，德國經濟和日本經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為了戰後世界經濟最突出的亮點，也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
1960-1990年的30年間，德國的對外貿易幾乎無一例外地保持順差，而且順差規模在1965年以後逐步擴大。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國的對外貿易更多地在歐洲國家占據較大比重，對美國雖然也有大量貿易順差，但遠不如日本貿易順差那樣集中。
在持續的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馬克持續升值。從1960-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期間內累計升值2．79倍。同期內，馬克經過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升值2．43倍。無論是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還是貿易加權的名義匯率，同期內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過了日元。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前，馬克對美元保持固定匯率。同期內，德國經濟相對美國經濟走強。固定的匯率無法反映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變化，為了保持和美元固定的匯率，德國貨幣當局不得不在市場上購入超額供給的美元。貨幣當局美元資產的不斷增加威脅到了國內的物價穩定。尼克松沖擊以後，對國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的德國貨幣當局放棄了當時4馬克兌換1美元的固定比價，馬克開始連續升值。
盡管馬克升值，但是德國的貿易順差並沒有因此減少，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推動馬克的進一步升值。
德國貨幣當局政策旗幟鮮明，重心是國內，尤其是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馬克匯率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1974年，德國放鬆外匯匯兌方面的管制。在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難選擇之間，德國貨幣當局同樣選擇了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讓馬克匯率自由浮動。德國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貫徹貨幣政策獨立性，物價和產出穩定是貨幣當局最關心的事情。相對而言，馬克匯率居於次要的位置上，貨幣當局基本貫徹了資本自由流動下的浮動匯率制度，不會因為緩解馬克升值壓力而犧牲國內的物價穩定。
藉助歐洲區域內的貨幣聯動機制，德國馬克匯率較少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歐洲其它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馬克升值的壓力。歐洲共同體國家於1972年達成協議，區域內各國貨幣之間匯率波動幅度保持在2．25％以內。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正式建立以後，這一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機制也被延續下來。歐洲貨幣聯動機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對馬克升值的投機資本轉移到了那些貨幣聯動機制中相對較弱的貨幣身上。無論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還是來自德國自身某項關鍵經濟指標的變化，當市場普遍預期馬克相對美元要升值的時候，投機資本並不直接沖擊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相對馬克較弱的里拉、英鎊或者是其它歐洲國家貨幣身上。
啟示
通過以上日本、德國1960-1990年匯率波動歷史的回顧，可以發現以下幾方面的啟示：
一國經歷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遇到匯率升值的壓力，匯率必然需要隨著這種趨勢進行調整。
經濟基本面的調整往往是緩慢漸進的過程，與此相對應，匯率的調整最好也是緩慢漸進的，這樣的調整過程最符合經濟基本面變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漸進的調整過程有利於國內經濟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日本的教訓告訴我們，面臨非常突然的大幅匯率調整，國內投資會一下子找不到出路，這部分資本如果大量湧向資本市場，很可能引發泡沫經濟。
政策目標的取捨方面，要強調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決不能讓貨幣政策成為匯率政策的附庸。德國的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產出和物價都比較穩定，沒有因為匯率價格中的泡沫傷害國內的經濟；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保匯率，最終，匯率沒保住，反而觸發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德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貨幣當局旗幟鮮明地維護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和資本項目開放並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在一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國經常地指手畫腳，這就需要向外界給出堅決維護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的明確信號，同時通過加強國際間的政策協調(如果在非常嚴重的時期也可以訴求於突然的資本管制)緩解國際壓力。絕不能犧牲國內貨幣政策保匯率政策。
區域貨幣合作有利於區域內強國減少投機資本沖擊，減少匯率升值對貿易品部門的負面影響。利用歐洲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德國把投機資本引向了區域內那些弱國貨幣的身上，同時又藉助予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減少了該國貨幣在區域內的升值，保持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穩定。(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斌何帆)
⑧ 以外幣對外支付時，匯率應如何確定
問：以外幣對外支付時，匯率應如何確定？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的通知》（國稅發〔2009〕3號）第九條規定：扣繳義務人對外支付或者到期應支付的款項為人民幣以外貨幣的，在申報扣繳企業所得稅時，應當按照扣繳當日國家公布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摺合成人民幣計算應納稅所得額。
⑨ 為什麼很過國家放棄盯住美元匯率
每個國家的經濟情況都可能不同，而每個國家的央行都是根據自己國家的經濟運行情況來決定使用何種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當一個國家使用盯住匯率制的話，那這個國家便失去了通過調節貨幣政策來影響經濟運行的手段。
當盯住美元的國家的經濟運行周期和美國相近的話，那盯住美元不會有太大問題，而一旦該國的經濟運行周期和情況和美國發生很大偏離，就很難繼續盯住美元匯率，而必須要使用貨幣政策來調節和控制本國經濟了。
⑩ 央行怎樣應對匯率問題
我國的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版
央行權對匯率進行有管理的操作，以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央行通過控制央行中間價和對外匯交易中心每日匯率波動幅度進行限制，以控制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范圍。
同時，央行通過直接入市，用人民幣對外幣進行買賣，來改變市場外幣和人民幣的供求關系，穩定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
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央行逐步放棄了對匯率的直接干預，但如果匯率波動超出央行容忍范圍，央行仍會對匯率進行直接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