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序列分析中美匯率

① 根據某20項的時間數列,採用五項移動平均法進行修勻,修勻後的新的時間數列有幾項

根據某20項的時間數列，採用五項移動平均法進行修勻，修勻後的新的時間數列有19項。

五項移動平均法是不斷向前移動的、5個數據的平均的方法，它通過引進越來越近的新數據，不斷修改平均值作為預測值，這樣就可以反映數值的變化趨勢。所以修勻後的新的時間數列有19項。

(1)時間序列分析中美匯率擴展閱讀

常使用的方法有移動平均法、指數平滑方法和模型擬合法。移動平均法是根據時間序列，逐項推移，依次計算包含一定項數的序時平均數，以此進行預測的方法。移動平均法的基本原理，是通過移動平均消除時間序列中的不規則變動和其他變動，從而揭示出時間序列的長期趨勢。

移動平均法根據預測時使用的各元素的權重不同，可以分為：簡單移動平均和加權移動平均。接下來我們將使用KNIME軟體對實現最簡單的時間序列分析法之簡單移動平均法，以美元匯率數據集為例。

② 時間序列不穩定怎麼做格蘭傑因果檢驗萬分感謝哦！

如此的問題還真是難度大，好像是篇學術論文呀！近年來，當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後，美國政治利益集團直接將目標鎖定於人民幣匯率，多次要求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2005年4月，美國參議院以67票對33票的表決結果啟動一項立法程序，聲稱如果中國6個月內不調整人民幣匯率，將對中國產品徵收27.5%的懲罰性進口稅。2005年7月21日，中央銀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盯住美元。匯率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讓人民幣升值以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但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數據，自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中美貿易順差仍不斷增長。由這種現象似乎可以推出一個結論，人民幣升值對縮小中美貿易順差並無功效。遺憾的是，這種推論並不為美國當局所接受，而我們卻面臨著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尷尬局面，物價水平持續上漲，經濟泡沫不斷膨脹，情況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日本非常相似。長此以往，人民幣的雙向走勢必將放大中國經濟體系的脆弱性。因此有必要採用實證研究方法，檢驗匯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釐清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原因和實質。

協整分析與格蘭傑因果檢驗

（一）方法選擇和數據說明
在傳統的多元回歸分析中，非平穩的序列由於帶有趨勢項會產生所謂的「偽回歸」問題。相比之下，協整分析可以有效避免「偽回歸」問題，且建立在協整分析基礎之上的格蘭傑因果檢驗，對於變數間因果關系的判斷更為全面和准確。鑒於此，本文採用協整分析方法和格蘭傑因果檢驗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具體分析步驟如下：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傑檢驗。文中出現的COFB表示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月度值；EXRA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綜合匯率對貿易影響的時效性，本文選取每月第一個工作日匯率作為當月匯率。
（二）計量分析及結果
1.樣本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又稱對時間序列數據平穩性的檢驗， 主要檢驗樣本序列的平穩性和單整階數，為協整檢驗做准備。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原時間序列數據和一階差分後的序列即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穩的，而二階差分後的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故原時間序列是二階單整的，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2.樣本數據的協整檢驗。單位根檢驗表明，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都是二階單整的，它們可能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由於D(COFB，2)-I(2)，D(EXRA，2)-I(2)，故協整回歸模型為：
D(COFB，2)= α+βD(EXRA，2)+ε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各參數得方程：
D(COFB，2) = -1.026596+41.45292*D(EXRA，2)
(-0.257916) (0.225316)
R2=0.001877 F=0.050767 DW=3.312722
由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它們之間並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更不可能存在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與中美兩國的政策預期相差甚遠，也與傳統經濟理論相差甚遠。所以，美國政府和民眾都不應該期望通過匯率調控來改善貿易狀況，而應該秉承貿易自由化思想的精髓，摒棄通過製造貿易摩擦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錯誤做法，理性看待貿易逆差。否則，任何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將同時損傷兩國人民福利。因為兩個基本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現在甚至未來一段時間內中美貿易順差存在的必然性：
其一，中美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存在較大差異。美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從低端製造業轉向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而中國目前仍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國家。再加上美國的經濟結構是以家庭消費為主導，中國又是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出口大國，近年來中國一直是美國最大的進口玩具和體育用品供應地，並取代日本成為美國進口電子消費品的最大來源地。這種格局未來幾年不會變。
其二，亞洲地區產業梯度和供應鏈的變化，使中國成為亞洲對美出口的主要原產地。因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存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優勢，日本、韓國等國的企業不斷增加對華投資，加工貿易逐漸成為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方式。隨之，中國大陸對韓日的貿易逆差開始擴大，對美歐的貿易順差開始增長。因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是亞洲其他經濟體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替代。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分析

本文實證研究結果也證明匯率和貿易順差並不存在因果關系，但是為什麼面對貿易逆差擴大這一問題時，美國當局就直接將目標鎖定於人民幣匯率呢？本文認為其深層原因是從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的角度，讓中國分擔美元的貶值成本，防範中國經濟崛起，但這深層原因一直被掩蓋在一表層借口之下：減少美中貿易逆差，其實質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這一點可從二戰後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變化軌跡中得到佐證。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對表層借口和實質進行分析。
貿易逆差在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中一直具有指標性意義。1971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20.24億美元，當年8月尼克松政府立即宣布加征10%的進口附加稅。同年12月根據「史密森協議」，十國集團分別調整了對美元匯率，其中日美順差最多，貨幣升值幅度也最大，由1美元兌360日元上升為308日元。但這些舉措未能阻止美國貿易逆差的增加，1972年增至64.4億美元，當年2月美國再次宣布美元貶值，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256日元。1984年美日貿易逆差激增至368億美元。自此美日貿易濃煙四起，日元升值壓力不斷加劇，至「盧浮宮協議」簽訂時升值到1∶150。日本卻以此為轉折點進入泡沫經濟時代。
與當年的美日貿易情形極其相似，如今美國製造業和紡織業等利益集團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要求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製造貿易爭端就是美國當局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統計，從1980年到2006年10月，美國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111起，且主要集中在中國入世以後。僅入世後美國就根據421條款對華實施保障措施調查案6起。另外，2007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決定對中國的銅版紙徵收反補貼稅，標志著美國對華反補貼稅政策已發生重大轉變。無疑，中國成了美國低迷經濟的替罪羊，他們以美中貿易逆差為借口，以製造各種經濟摩擦為手段，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政府施加升值壓力，其實質即是純粹的貿易保護主義。

③ 怎麼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應該選取那些變數

可以，不過要在回歸模型中把其他影響GDP的因素也考慮進去。回歸後通過考慮人民幣匯率的系數是否顯著已確定其對GDP是否有影響。最好還要考慮數據的異方差、多重共線性、時間序列造成虛假回歸等問題，具體看看書吧。

④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用什麼時間序列分析方法

可以直接從軟體上看得到，你自己找找看

⑤ 外匯匯率的時間序列存在季節性特徵嗎

盯住一攬子貨幣實行按市場供求的浮動匯率制度。問題是主要存在貨幣政策在調節宏觀經濟的獨立性不足。→更多詳情請點擊

⑥ 以2010年不變價格計算GDP時間序列（1991——2010）中國

10年前生產的物資，與現在生產的完全一樣么？
另外又如異質的蘋果和梨，都增長10%，你可以說經濟增長10%，而現實各種商品的物質增長率顯然是不同步的，如蘋果增長15%，梨增長5%，你可能得到一個指數么？如這兩者的總價值量是1000萬元，這1000萬無是代表多X噸蘋果，還是Y噸梨，還是Z個妓女的屁股？？？
商品（貨幣）拜物教之謎，就是把人支配人勞動（行為）的社會關系，說成是物質的屬性，物質的屬性是物質在那種形態下的客觀存在，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創造，自然力（包括人類勞動）只能改變其形式，引起屬性轉化。
因此「生產總值」的概念本身就是一個邏輯錯誤，說物價上漲多少，還不如說人們被榨取的剩餘價值（這種勞動時間）增加多少。
什麼是馬克思所說的「商品（貨幣）拜物教」，把「總價值量」稱為所謂的「生產總值」，認為它代表了具體財富就是「商品（貨幣）拜物教」，它實際上代表的正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總支配關系總和，是代表權力，而不是具體財富。 因為價值是一種人類勞動，代表的是人支配人行為（勞動）的社會關系，它意味著權力，而不是具體物質的客觀屬性轉化率。
劍橋資本爭論的內容對於新古典來說是致命的，總生產涵數的說法和使用，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其經濟理論的根錯了，一切都是錯的。生產涵數關系，並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變數關系，資本主義追求的實際變數是金錢，是利潤。
總生產涵數是錯的，而單一生產涵數關系，只能在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中找得到這種一一邏列的關系，但它與金錢游戲有關么？

物價指數的應用，這本身就是假定每個行業的物質生產效率是同步提高或者物同減少的，而這個假設明顯違背現實。

⑦ 中美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匯率關系的實證分析

如此的問題還真是難度大，好像是篇學術論文呀！近年來，當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後，美國政治利益集團直接將目標鎖定於人民幣匯率，多次要求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2005年4月，美國參議院以67票對33票的表決結果啟動一項立法程序，聲稱如果中國6個月內不調整人民幣匯率，將對中國產品徵收27.5%的懲罰性進口稅。2005年7月21日，中央銀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盯住美元。匯率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讓人民幣升值以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但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數據，自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中美貿易順差仍不斷增長。由這種現象似乎可以推出一個結論，人民幣升值對縮小中美貿易順差並無功效。遺憾的是，這種推論並不為美國當局所接受，而我們卻面臨著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尷尬局面，物價水平持續上漲，經濟泡沫不斷膨脹，情況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日本非常相似。長此以往，人民幣的雙向走勢必將放大中國經濟體系的脆弱性。因此有必要採用實證研究方法，檢驗匯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釐清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原因和實質。

協整分析與格蘭傑因果檢驗

（一）方法選擇和數據說明
在傳統的多元回歸分析中，非平穩的序列由於帶有趨勢項會產生所謂的「偽回歸」問題。相比之下，協整分析可以有效避免「偽回歸」問題，且建立在協整分析基礎之上的格蘭傑因果檢驗，對於變數間因果關系的判斷更為全面和准確。鑒於此，本文採用協整分析方法和格蘭傑因果檢驗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具體分析步驟如下：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傑檢驗。文中出現的COFB表示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月度值；EXRA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綜合匯率對貿易影響的時效性，本文選取每月第一個工作日匯率作為當月匯率。
（二）計量分析及結果
1.樣本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又稱對時間序列數據平穩性的檢驗， 主要檢驗樣本序列的平穩性和單整階數，為協整檢驗做准備。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原時間序列數據和一階差分後的序列即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不平穩的，而二階差分後的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故原時間序列是二階單整的，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2.樣本數據的協整檢驗。單位根檢驗表明，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都是二階單整的，它們可能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由於D(COFB，2)-I(2)，D(EXRA，2)-I(2)，故協整回歸模型為：
D(COFB，2)= α+βD(EXRA，2)+ε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各參數得方程：
D(COFB，2) = -1.026596+41.45292*D(EXRA，2)
(-0.257916) (0.225316)
R2=0.001877F=0.050767DW=3.312722
由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它們之間並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更不可能存在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與中美兩國的政策預期相差甚遠，也與傳統經濟理論相差甚遠。所以，美國政府和民眾都不應該期望通過匯率調控來改善貿易狀況，而應該秉承貿易自由化思想的精髓，摒棄通過製造貿易摩擦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錯誤做法，理性看待貿易逆差。否則，任何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將同時損傷兩國人民福利。因為兩個基本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現在甚至未來一段時間內中美貿易順差存在的必然性：
其一，中美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存在較大差異。美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從低端製造業轉向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而中國目前仍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國家。再加上美國的經濟結構是以家庭消費為主導，中國又是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出口大國，近年來中國一直是美國最大的進口玩具和體育用品供應地，並取代日本成為美國進口電子消費品的最大來源地。這種格局未來幾年不會變。
其二，亞洲地區產業梯度和供應鏈的變化，使中國成為亞洲對美出口的主要原產地。因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存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的優勢，日本、韓國等國的企業不斷增加對華投資，加工貿易逐漸成為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方式。隨之，中國大陸對韓日的貿易逆差開始擴大，對美歐的貿易順差開始增長。因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是亞洲其他經濟體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替代。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分析

本文實證研究結果也證明匯率和貿易順差並不存在因果關系，但是為什麼面對貿易逆差擴大這一問題時，美國當局就直接將目標鎖定於人民幣匯率呢？本文認為其深層原因是從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的角度，讓中國分擔美元的貶值成本，防範中國經濟崛起，但這深層原因一直被掩蓋在一表層借口之下：減少美中貿易逆差，其實質就是貿易保護主義。這一點可從二戰後美國對外經貿政策的變化軌跡中得到佐證。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對表層借口和實質進行分析。
貿易逆差在美國對外經濟政策中一直具有指標性意義。1971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20.24億美元，當年8月尼克松政府立即宣布加征10%的進口附加稅。同年12月根據「史密森協議」，十國集團分別調整了對美元匯率，其中日美順差最多，貨幣升值幅度也最大，由1美元兌360日元上升為308日元。但這些舉措未能阻止美國貿易逆差的增加，1972年增至64.4億美元，當年2月美國再次宣布美元貶值，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256日元。1984年美日貿易逆差激增至368億美元。自此美日貿易濃煙四起，日元升值壓力不斷加劇，至「盧浮宮協議」簽訂時升值到1∶150。日本卻以此為轉折點進入泡沫經濟時代。
與當年的美日貿易情形極其相似，如今美國製造業和紡織業等利益集團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要求美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製造貿易爭端就是美國當局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統計，從1980年到2006年10月，美國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111起，且主要集中在中國入世以後。僅入世後美國就根據421條款對華實施保障措施調查案6起。另外，2007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決定對中國的銅版紙徵收反補貼稅，標志著美國對華反補貼稅政策已發生重大轉變。無疑，中國成了美國低迷經濟的替罪羊，他們以美中貿易逆差為借口，以製造各種經濟摩擦為手段，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國政府施加升值壓力，其實質即是純粹的貿易保護主義。

⑧ 2000以來中國央行的貨幣供給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系

這個也許對你有幫助：
匯率對一國經濟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外匯市場的表現也越來越受到各國貨幣當局的關注，因為匯率不僅是一國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同時也是一國發生貨幣危機的導火索。目前，我國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呈現上升走勢，到2009年7月22日，四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累積升值21%，但國際社會依然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呼聲很高，處理不當可能會導致經濟內外失衡，同時貿易摩擦加劇。

文獻回顧

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側重研究匯率水平問題，即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Robert Mundell（2005）認為不管中國面臨的貿易爭端有多麼激烈，中國都應該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他甚至認為在未來20年內人民幣盯住美元的政策都應保持不變。而日本金融學家、首相智囊黑田東彥（2005）則認為人民幣應當緩慢升值。國內學者施建淮（2005）、范從來（2004）、張斌（2003）、林伯強（2002）、張曉朴（1999）等通過相關計量模型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水平進行了估算和探討。值得注意的是張曙光（2005）深入系統的研究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宏觀經濟背景和匯率升值的成本收益問題，指出由於內外經濟失衡和持續雙順差的持續可貿易品部門和勞動生產率等一系列原因造成升值壓力，在對升值的成本收益作出分析的同時，並對升值方式和對策選擇提出了一些建議。

另一個方面側重研究匯率的形成機制問題，即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匯率體制對宏觀經濟的內外平衡問題和經濟的安全運行等問題的影響。一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後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麼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麼放棄盯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1999）、費雪（2001）和愛德華茲（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盯住美元，實行有治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匯率形成機制上，其中更以匯率水平為甚。而短期內關於我國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是否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產生影響的分析較少，本文正是這一方面闡述的。

實證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短期內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之間的相互關系，數據來源於中國人民銀行統計資料庫，數據選擇期間為2000年1月到2009年12月，共計10年120個樣本。採用的方法主要是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在進行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前，需要對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本節有關計算都由計量經濟軟體Eviews5.0完成。

(一) 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

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的目的是排除時間序列回歸相關變數之間的偽回歸現象。此處採用的是ADF(Augmented Dickey - Fuller) 檢驗，實際上就是在零假設H0：ρ=0（Ri為一階單整序列）下對下面的方程進行最小二乘回歸。

下文用LnM2、LnM1、LnM0、LnFER、LnER分別表示M2、M1、M0、FER、ER的月增長幅度。用ΔLn M2、ΔLn M1、ΔLn M0、ΔLnFER、ΔLnER分別表示M2、M1、M0、FER、ER的一階差分，即這些變數的月增減值。（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外匯儲備exchange rate：匯率）其中M2為廣義貨幣量、M1為狹義貨幣量、M0為流通中的現金、FER為外匯儲備、ER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Ln M2、Ln M1、Ln M0、LnFER、LnER以及各自的差分進行ADF 檢驗的結果見表1。

從表1 中的ADF 檢驗結果來看， M2、M1、M0、FER、ER在5 %的顯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穩的；對ER進行一階差分或取對數後一階差分，得到ΔlnER，對其餘進行二階差分或取對數後二階差分，得到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再對其進行單位根ADF 檢驗，其ADF 檢驗統計量均小於顯著性水平1%的臨界值，拒絕原假設，表明至少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差分序列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ΔlnER均不存在單位根，為平穩時間序列。因此， M2、M1、M0、FER、ER這5 個序列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均為二階單整I(2) 過程。

（二）協整檢驗

由於變數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ΔlnER都通過了單位根檢驗，是單整變數，所以可以對這些變數再進行協整檢驗。在對變數Ln M2、Ln M1、Ln M0、LnFER、LnER做單位根檢驗時採用的差分方法，會使變數之間的長期關系的信息丟失，協整檢驗目的是判定兩變數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的經濟聯系。如果兩個變數通過了協整檢驗，我們就說其間存在著長期的經濟聯系。對單整變數進行協整檢驗的方法很多，有菲利普斯- 配榮（Philips - Perron）PP 方法的Zt 統計量和Zρ統計量、ADF 檢驗的t - 統計量，Johansen檢驗等。本文採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 Johansen 協整檢驗的結果看， 變數d(ΔLn M2)、d(ΔLn M1)、d(ΔLn M0)、d(ΔLnFER)和d(ΔlnER)之間都以5%的顯著水平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這意味著各變數之間存在著長期相互作用。

（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短期內我國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是否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產生相互作用。此處採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判別變數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其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表明：

1.在滯後期為2時，外匯儲備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不是引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的概率是0.39366，隨著滯後期為6和12時，這一概率分別上升為0.52702和0.67309，可見，外匯儲備在短期內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具有一定的影響，長期來看這一影響在不斷弱化，由此可知長期來看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並不是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的理由。與此相反，在滯後期為2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不是引起外匯儲備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的概率是0.102，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對外匯儲備具有顯著影響，但長期來看這一影響同樣也在不斷弱化。

2.從貨幣供給量角度來看，在滯後期為6時，廣義貨幣供給量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不是引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的的概率是0.34284，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卻是廣義貨幣供給量自然對數二階差分的變動的Granger成因；在滯後期為4時，狹義貨幣供給量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Granger成因同廣義貨幣供給量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Granger成因正好相反；在滯後期為1時，流通中現金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互不為Granger因果關系。這些結論清楚的表明， 短期內狹義貨幣供給量引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又引起廣義貨幣供給量的變動，流通中現金不受匯率影響。

3.同樣，由表3可知，廣義貨幣供給量與外匯儲備互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廣義貨幣供給量與狹義貨幣供給量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

結論與對策分析

本文通過搜集短期內貨幣供給量、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相關數據，運用了經濟計量學的有關方法對這些數據進行了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有關變數之間的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各變數自然對數的二階差分都是平穩的，說明一定時期范圍內相互間存在著經濟聯系。對變數自然對數的二階差分做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結論

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估值對外匯儲備具有顯著影響，但長期來看外匯儲備的增加並不是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的理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更多來自於非匯率因素。

短期內，流通中現金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互不為Granger因果關系，但狹義貨幣供給量會引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又引起廣義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隨著我國匯率機制的完善，外匯市場作為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有效的，但也必須認識到這種效率在長期是有限的。

貨幣供給量與外匯儲備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我國的貨幣政策對外匯儲備不會產生直接影響，致使我國貨幣政策在公開市場業務一定范圍內是無效的，這也合理的解釋了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大量基礎貨幣吸收外匯，結果卻是給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注入了過多流動性的事實。

（二）對策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對策：

在短期內，貨幣當局或政府機構可以通過貨幣供給量的調整來影響匯率，促進我國經濟內外平衡和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但從長期來看，這些政策在一定范圍內將會失效，其結果不僅會提高通貨膨脹的預期水平，同時也使宏觀調控陷入困境。因此，應適度控制廣義貨幣供給量，使其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增長水平；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應該最終由兩國的價格水平、經濟增長率和利率的差異來決定，減少人為的干預。

⑨ 美聯儲降息對美元匯率有什麼影響啊

美聯儲降息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降息在美國證券市場引起劇烈反應。

美聯儲宣布降息決定之後，市場反應較為劇烈，2007年9月18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躍升336點至13739.39，創下2002年10月15日以來的五年最大當日漲幅；標准普爾500指數躍升43點至1519.78，上漲2.9%；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躍升70點至2651.66，上漲2.7%。市場反應劇烈的原因在於美聯儲降息50個基點在政策調整幅度上超出了市場事前的普遍預期，Bloomberg的調查顯示，近80%的經濟學家和市場參與者預測美聯儲僅會將基準利率下調25個基點。

降息將對美國實體經濟產生滯後的擴張性影響。

降息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利率降低將減少投資成本、增強投資需求，投資擴張彌補消費萎靡帶來的增長動力不足；二是利率降低將減輕住房抵押貸款人的還貸壓力，抑制房市違約率的不斷上升，進而防止「次級債風波」的持續惡化；三是利率降低將進一步緩解信貸緊縮狀況，減弱生產活動和企業擴張的融資困難；四是利率降低將支撐美元匯率貶值，刺激出口增長；五是利率降低將增強市場預期，抑制經濟活動在信心缺乏下的萎縮。

受政策時滯影響，這種刺激作用的大小在短期、中期和長期(短期為1年之內，中期為2到3年內，長期為4到5年內)有所不同。短期看，寬松貨幣政策的擴張效應會逐漸顯現。在降息初期實質效應較為有限，金融市場的走強將主要源於降息帶來的信心恢復。從第二個季度開始，GDP增長受消費萎靡的抑制影響將有所緩和。中期看，降息能使美國經濟避免陷入衰退。長期看，降息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將非常有限，價格機制的調整將使降息效應基本體現在流動性增加和通脹壓力加大上。總體看，美聯儲降息在短期和中期將給美國經濟增長提供助力，「次級債風波」帶來「大蕭條」式美國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較小。

我們用1971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時間序列上連續146組數據對美國實際經濟增長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長期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美聯儲基準利率下降或貨幣供應增加對美國實體經濟的影響會在3個季度之後完全顯現，這意味著美國貨幣政策的外部時滯為3個季度，在政策變化初期實體經濟受到的影響較小，而在10個季度之後，貨幣政策變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將緩慢消失。由此可以推算，此次降息將使美國經濟在2008年第二季度出現反彈。

降息將使美元持續貶值。

降息50個基點以及由此確認的寬松貨幣政策取向將使美元匯率持續走弱，而且這種走弱是美元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的全面走弱。美聯儲此番大幅降息迅速在外匯市場上引起了強烈反應。2007年9月24日，美元指數創下78.313的本世紀新低，這一數字相對於2001年7月6日創下的121.0的本世紀高點已經下跌了35.3%。美元指數的大幅下降是各權重貨幣集體對美元升值的整體表現。進一步分析，美元貶值並不局限於短期，原因有四：一是根據均衡匯率決定的利率平價理論，利差變化帶來的資本外流會導致本幣貶值，美國利率政策較其他經濟體更趨寬松將帶來美元走弱的影響；二是根據均衡匯率決定的基本因素理論，經濟基本面的強勢是幣值堅挺的基礎，美國經濟增長在「次級債風波」中的預期看淡將給美元匯率帶來貶值動力；三是根據均衡匯率決定的國際收支理論，政府可以通過貨幣貶值來減輕債務負擔和減少貿易赤字，美國長期的「雙赤字」將導致美元貶值的基本走向；四是根據均衡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次級債風波」影響下，國際投資者對美元資產的減持會加劇美元走弱。

美聯儲降息對國際金融的影響

降息將使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受到負面影響。

美元持續貶值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其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下降，從而增加油價和金價大幅上漲中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分析，代表「國際貨幣制度、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及由習慣和歷史沿革形成的約定俗成的國際貨幣秩序的總和」的國際貨幣體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包括儲備資產安全、匯率制度穩定和收支調節有效三個層次的內涵，而美元貶值以及油價和金價的波動高企將惡化這三層內涵，並給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帶來負面影響。

美聯儲降息還給國際商品市場帶來了較大影響。

國際金價在持續上漲之中已經突破2006年5月12日730美元/盎司的歷史高位，2007年9月21日金價最高升至739.3美元/盎司，較2001年2月16日253.85美元/盎司的本世紀低位上漲了191%。國際油價在供需博弈之間已經進入新一輪沖高階段，2007年9月21日油價一度走上82.40美元/桶的高位，較2005年5月24日49.66美元的低位上漲了65.9%。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並不局限於短期。由於黃金和美元同時發揮著價值儲藏的職能，所以美元貶值將使黃金的替代避險作用更為明顯；而由於石油標價貨幣大多為美元，所以美元貶值也會給油價上漲形成支撐。我們用2005年6月23日至2007年9月25日美元指數、金價和油價589組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近兩年來金價波動受到美元貶值較大影響，而油價波動在顯示出較強自主性的同時也與美元幣值較為相關。因此，美元的貶值將與金價和油價的高位波動一起增強國際貨幣體系中長期的不確定性，並給國際投機性資本的大幅流動創造條件。

美聯儲降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降息將減輕美國需求下降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

前述分析表明，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增長短期內會有所放慢，但不太可能出現大幅下降。中國出口在本世紀一直保持較快增長，而且市場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已經降低了中國出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對美出口佔中國出口總值比率從2005、2006年的21%左右下降到近幾個月的20%以下，2007年7月，這一數字已經降至18.96%，創下本世紀以來的最低點。美聯儲降息將刺激美國經濟增長，抑制美國進口需求的過快下降。在「次級債風波」發生的2007年8月，中國出口總值增長並沒有受到明顯影響，1113.6億美元的單月出口總值創下了歷史新高，相比7月的1077.3億美元增長了22.7%，在美聯儲降息影響下，這一高增長勢頭將繼續維持。

美聯儲降息不會改變中國貨幣政策審慎收緊趨勢。

在美聯儲降息決定發布之後，很大一部分市場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有序緊縮受到了外部「掣肘因素」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央行以往的加息行動是在美國利率維持高位、中美之間存在較大利差的背景下進行的，而中美利率政策方向的背離將會在收縮利差的同時給中國進一步緊縮銀根形成制約。我們認為這種分析有失偏頗，依舊維持我們之前對中國貨幣政策走向的判斷：「宏觀調控的重點是遏制金融增長高位加快的勢頭，切實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宏觀調控將進一步加強，年內央行還有一次甚至兩次加息的可能。」

從中美經濟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當前中國內部均衡缺失相比外部均衡缺失更具有緊迫性，尤其是2007年以來宏觀經濟金融增長高位加快，CPI和金融機構信貸增速較快，貨幣政策進一步緊縮的壓力增加；二是國際游資的流向對中美利差變化本身並不十分敏感，而更看重人民幣升值、中國股價和房價等資產價格高漲帶來的收益。

美聯儲降息釋放的流動性給中國帶來雙重風險。

美聯儲此番大幅降息和未來可預期的進一步放鬆銀根所帶來的過剩流動性，很可能將流入預期回報較高的中國市場。這種國際資本流動變化將給中國經濟帶來雙重風險。

首先，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金融開放壓力將進一步增強。由於中國目前資本項目還沒有全面開放，因此國際資本在中國市場投資價值放大的背景下會進一步要求中國金融改革提速。此外，國際游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會帶來人民幣升值更大的市場壓力，尤其在美元可預期的持續貶值下，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將加大。

其次，中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非理性繁榮」的風險將進一步加大。由於市場內部風險控制尚不完善，中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在國際流動性湧入加大的背景下有可能出現投機勢力更趨活躍、資產泡沫不斷形成的發展態勢，增強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周期性風險。從數據來看，中國房市已經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2006年外資對中國房產行業的月度平均投資尚不足8億美元，但2007年前8個月都逼近或超過了10億美元，2007年8月這一數字已經高達14.7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21%。與此同時，對房地產行業投資佔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總值比率也從2006年初的0.085%躍升至2007年8月的27.6%。

商業銀行需要關注的幾個方面：

——關注美元持續貶值帶來的外幣資產管理問題。在目前商業銀行股東和市場主體都較為關心「次級債風波」對中資銀行收益影響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外幣資產管理需要通過資產組合及時調整來防止可能損失的出現，並審慎減少對固定收益類美元資產的購買和持有。

——密切關注美國政策環境變化可能帶來的海外發展影響。在降息帶來流動性增加的背景下，美國監管層為最大限度地抑制海外資本流入美國進而減弱流動性過剩壓力，未來很可能以提高透明度、公司治理以及反洗錢法律架構不足等市場門檻來人為放緩中資銀行的市場准入或業務開辦審批進程，對此商業銀行應密切關注相關政策變化，主動拿出應對措施。

——密切關注境外資金可能加大流入中國股市和房市等境內市場的動態，主動防範信貸風險。尤其應加強對房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按揭貸款的審查力度，嚴格控制信貸發放節奏，並加大房地產貸款證券化的創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