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與匯率

① 如何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

經濟新常態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為轉方式、調結構提供根本動力。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需要主動作為，而改革創新是根本出路。
管清友認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修修補補的體制機制調整，而是自我革命式的全面革新。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的破除，將打破利益固化籓籬，解除限制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激發經濟活力；經濟增長機制轉換和宏觀調控體系完善，將為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提供不竭動力和根本保障。伴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微觀活力將進一步釋放，新的增長引擎將被打造出來，我國經濟提質增效、轉型升級將具備更堅實的制度基礎、更充沛的動力源泉。
管清友對中國經濟網記者表示，首先是改革基本經濟制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包括國資國企改革（理順國企與出資人以及國企內部的關系，提高國企運行效率）、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降低企業稅收負擔）、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強化市場）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從貿易開放到投資開放，從製造業開放到服務業開放，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四大關鍵領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戶籍制度，改善勞動力供給，包括放開「單獨兩孩」，逐級放寬戶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體系，改善資本供給，包括理順價格（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和深化開放（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鄉管理體制，改善土地供給，重點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推進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② 經濟新常態對財政政策的挑戰是什麼如何調整財政政策

「新常態」下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更多挑戰，而貨幣政策也被賦予了過重的壓力，人們期望央行能夠運用單一政策來解決多個甚至具有內在矛盾的目標。然而，諸多條件決定了當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其目標和工具都存在內部協調難題。一方面，貨幣供應量的可測性、可控性、與GDP的相關性都在弱化，這使得數量型工具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利率市場化未完成、利率與匯率政策纏繞在一起、價格與數量工具難以聯動等，也使利率工具效果有限。對貨幣政策自身來說，應該把重點放在努力創造其有效發揮作用的條件方面；從外部政策協調來看，則應弱化對於貨幣政策功能的過高預期，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主動性。
進一步就貨幣與財政政策協調來看，一直就是我國宏觀調控的核心內容，但在實踐中卻存在很多問題。一方面，有過多的被動性政策協調壓力。在兩大政策的配合中，有許多被動性因素會產生較大的政策協調難題。關注這些因素，有助於在最優政策協調過程中，事先認清各種外在干擾和影響，並做出恰當的政策反映。例如，全口徑政府收入的波動、財政支出集中於年末等現象，都影響到貨幣政策穩定性和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再如，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以及貨幣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都需要國債政策等的配合。對於這些典型的協調難題，顯然目前還缺乏有效的應對機制。
另一方面，兩大政策制定者之間缺乏動態協調機制。一則，財政與貨幣當局構建日常協調溝通機制，對於政策配合來說具有深遠的制度含義。但是從我國情況來看，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協調通道，甚至近年來隨著政府體制改革而不斷弱化。在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下一年政策姿態之後，實際上兩大政策部門就基本陷入了「各自為戰」的狀況。二則，在我國，兩大政策的制定程序、獨立性都存在一定模糊性，公開性和透明度嚴重不足，這使得兩大政策當局間的協調缺乏有效基礎。
長遠來看，兩大政策協調需要抓住幾方面重點。一是從總量目標來看，作為傳統的兩大政策協調重點，往往致力於「松」「緊」結合的需求管理政策。將來這方面的政策創新，不僅應注意嘗試更多的「松」「緊」搭配方式，而且需理順政策傳導機制，對「松」「緊」的程度從模糊目標到逐漸量化，此外更需要圍繞政策服務對象與功能，進行多樣化的配套合作。例如，一方面貨幣政策主要作用於總需求，但通過推動構建適應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與消費主權社會的金融服務體系，能夠對於資源配置和生產率提升有正面促進；另一方面在政府亟須「瘦身」而且「讓利於民」、「讓權於民」之時，與動用投資性支出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相比，更重要的是採取靈活的稅收政策，尤其是更有力度的減稅政策，可以通過不同稅種更有效地影響總需求和總供給。所有這些著眼點，都拓展了兩大政策的協調空間。
二是從結構性目標來看，財政和貨幣政策協調一直沒能充分發揮作用。對實體經濟結構問題，應該是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對金融結構問題，則是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當然也有二者並重的，例如，國內儲蓄投資結構失衡下的流動性管理問題，就是兩大政策協調都大有用武之地的領域。

三是重視基於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政策協調。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政策選擇面臨更多外部約束，也有了更多協調配合空間。例如，在浮動匯率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作用要大於財政政策，隨著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市場化改革，貨幣政策也受到制度約束而產生內外平衡困境。在此情況下，財政、貨幣、匯率等政策的協調配合和避免沖突，成為具有挑戰性的新領域。
四是著眼基於特定領域或市場的政策協調。例如，在發展綠色和生態經濟方面，既需要財稅政策的引導，也需要金融創新工具的支持。再如，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貴」的問題，除了從金融視角著手，更需要先解決降低稅費壓力的問題。

③ 人民幣匯率貶值啥意思

指單位人民幣所含有的價值或所代表的價值的下降，即單位人民幣價格下降。

人民幣貶值對中國經濟有一定的影響，比如將促使大量對賭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資本在短期內流出中國，進一步加劇國際資本流出，進而會造成國內企業融資成本抬高，讓中小企業融資局面進一步雪上加霜。

人民幣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未來人民幣匯率進入貶值周期，將會使出口企業身上的壓力得到緩解：出口產品價格具有優勢，競爭力也增強，所以利潤率也會上升；此外，人民幣貶值將推高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刺激國內消費。

(3)經濟新常態與匯率擴展閱讀：

人民幣貶值是相對而言，以人民幣對美元為例，100美元現在能兌換667元人民幣，如果人民幣貶值的話，則是100美元可兌換的人民幣變多。

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將會繼續貶值，而從長期來看，將會很長時間都處於雙向波動區間。這與中國經濟整體改革進程想掛鉤的，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改革進程中，也就是大家經常提及的經濟新常態，如果迅速結束貶值而再次進入單邊升值預期，將會使熱錢重新來到中國境內，落後產能也將再次東山再起；

④ 如何理解外匯匯率對中國進出口的影響

在國際市場的影響下，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十分頻繁，而且有升
值，也有貶值，需要全面分析其對於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確保國際
貿易的持續穩定進行。

1.人民幣升值。

1.1有利影響。

（1）有利於減輕外債壓力。人民幣匯率上升後，尚未償還的外
債還本付息所需要支付的人民幣數量就會相對減少，在一定程度上，
減輕了外債負擔。例如，我國在與美國的貿易中，尚未償還的外債有
30億美元，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為6.35，則需要支付人民幣本金190.5
億元。而如果人民幣升值，與美元的匯率變為6.22，則需要支付的人
民幣本金為186.6億元，數量減少3.9億元，使得外債負擔有所減輕。

（2）優化外貿結構。人民幣升值後，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將
會有所上升，有限的資金可以購買更多的資源和商品，從而降低進口
商品的價格，擴大我國對於石油、糧食等大宗產品的進口數量，也可
以有效抑制初級產品的出口，對我國的外貿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例
如，原本10萬元可以在國際市場購買8萬斤糧食，人民幣升值後，變
更為10萬斤，可以提高進口，緩解我國的糧食壓力；同時，原本的初
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會有所降低，從而抑制初級產品的大量出
口，優化對外貿易的結構。

（3）推動我國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由於受到經濟發展程度的
限制，我國出口企業長期以來走的都是粗放型增長的道路，主要依靠
我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出口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
消耗大，附加值低，企業僅僅獲得少量的加工費用。最為明顯的，就
是我國中東部地區的蘋果生產廠商，依靠流水線作業的方式，生產蘋
果手機等產品，缺乏技術性，盡管企業經營狀況良好，但是經濟效益
低下，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利於國際貿易的發展。而人民幣升值
後，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價格競爭優勢將會減弱，逐漸淘汰
那些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管理效率低的企業，促進企業向著技術
創新型和自主品牌型轉變，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提升可持續發展
的能力，從而實現我國國際貿易有粗放型向效益型和質量型轉變。

（4）促進國際市場的開拓。人民幣匯率的提高，使得人民幣在
國際市場中的購買力上升，從側面減少了企業對外投資的成本，提升
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開拓能力，推動我國跨國、跨州企業的形成和發
展，從而為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提供不竭動力，促進我國有資本輸入
國逐漸向著資本輸出國的轉變。

⑤ 如何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首先要正確認識新常態。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改革創新是根本出路
經濟新常態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為轉方式、調結構提供根本動力。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需要主動作為，而改革創新是根本出路。
首先是改革基本經濟制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包括國資國企改革（理順國企與出資人以及國企內部的關系，提高國企運行效率）、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關系，降低企業稅收負擔）、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強化市場）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從貿易開放到投資開放，從製造業開放到服務業開放，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四大關鍵領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戶籍制度，改善勞動力供給，包括放開「單獨兩孩」，逐級放寬戶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體系，改善資本供給，包括理順價格（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和深化開放（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鄉管理體制，改善土地供給，重點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推進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保持平常心態 保持戰略定力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運行態勢是好的,同時也面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對此，在戰略上要保持平常心態，同時要保持戰略定力。

⑥ 給詳細的分析解釋下為什麼說人民幣匯率降低有利於出口

你如果是老闆，你要往美國出口你的某種產品。 注意美國人和中國進出口貿易，都是只用美元結算的，不認人民幣的。

每件這種產品，美國人最多出100美元。你如果繼續加價，美國人就會從其他國家手裡買。因為其他國家肯100美元或者99美元賣這種產品。

那麼每件100美元這筆買賣能不能做呢，就看你的成本價和匯率。

假設你這產品每件全部成本是700人民幣。

如果匯率是1美元換6.5人民幣。那麼這筆買賣是不能做的。

因為如果你賣了，每件收到100美元，回國時100美元按匯率換成650元人民幣，你每件要虧損50元人民幣。你當然不能賣。

如果匯率是1美元換8人民幣，那麼這筆買賣就是可以做的。

你買1件，收100美元。回國時這100美元按匯率換成800人民幣。你每件賺100元人民幣。

(6)經濟新常態與匯率擴展閱讀：

專家觀點：

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從長期基本面的因素來看，在2014年我國外貿的順差性失衡壓力繼續弱化、美聯儲QE退出的背景下，人民幣難以繼續顯著升值。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認為，QE退出引起有關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貨幣匯率波動增大，也可能給人民幣匯率帶來一定的貶值預期，進而形成雙向波動的局面。

宋清輝：人民幣貶值是大概率事件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持有既定觀點，那就是人民幣匯率應該一直處於升值狀態，如果人民幣匯率稍微有點兒風吹草動，市場上便充斥著擔憂的聲音。誠然，人民幣貶值對中國經濟是有一定的影響，

比如將促使大量對賭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資本在短期內流出中國，進一步加劇國際資本流出，進而會造成國內企業融資成本抬高，讓中小企業融資局面進一步雪上加霜。而對那些長期依靠熱錢存活的房地產企業影響則會更大，甚至導致房地產企業崩盤的危險，而這又將進一步增加中國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

正如硬幣有正反兩面，人民幣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未來人民幣匯率進入貶值周期，將會使出口企業身上的壓力得到緩解：出口產品價格具有優勢，競爭力也增強，所以利潤率也會上升；

此外，人民幣匯率貶值將會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按照一般規律來講，將會引發通貨膨脹，影響經濟穩定，但中國經濟正處於通縮通道，而人民幣貶值將推高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刺激國內消費。

可以預見的是，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將會繼續貶值，而從長期來看，單邊升值也不會那麼快來到，將會很長時間都處於雙向波動區間。

因為這與中國經濟整體改革進程想掛鉤的，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改革進程中，也就是大家經常提及的經濟新常態，如果迅速結束貶值而再次進入單邊升值預期，將會使熱錢重新來到中國境內，

導致房地產泡沫繼續被吹大，落後產能也將再次東山再起，而這些都是當局不願意看到，也是中國經濟不能承受之重。而人民幣匯率形成的機制市場化改革也被迫中斷。

監管層讓人民幣上下波動，因為只有上下波動才能真實反映實體經濟需要的有效的市場供求關系，改變過去扭曲的人民幣匯率價格機制，進而防止投機套利行為。雖然央行曾稱匯率將交給市場，但並沒指出完全交與市場，還是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出手干預的，人民幣中間價逆勢走強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參考資料：網路-人民幣貶值

⑦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其重要意義包括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首先要正確認識新常態。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改革創新是根本出路
經濟新常態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為轉方式、調結構提供根本動力。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需要主動作為，而改革創新是根本出路。
首先是改革基本經濟制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包括國資國企改革（理順國企與出資人以及國企內部的關系，提高國企運行效率）、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關系，降低稅收負擔）、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強化市場）和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從貿易開放到開放，從製造業開放到服務業開放，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四大關鍵領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戶籍制度，改善勞動力供給，包括放開「單獨兩孩」，逐級放寬戶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體系，改善資本供給，包括理順價格（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和深化開放（推進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鄉管理體制，改善土地供給，重點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推進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
保持平常心態 保持戰略定力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運行態勢是好的,同時也面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對此，在戰略上要保持平常心態，同時要保持戰略定力。

⑧ 中國新常態對中國匯率運行有什麼影響

國際貨幣政策分化，美元持續走強
後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經濟表現不一。雖說全球各大經濟體時不時都有亮點出現，但不少都是「曇花一現」，與美國經濟的穩定發揮和逐步向上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於各國經濟復甦步伐不一致，全球貨幣政策出現了分化。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各個央行都在考慮用非常規的措施走出困境，而美聯儲卻在考慮合適時機進行加息。再加上地緣政治等因素的「推波助瀾」，市場避險情緒升溫，大量資本湧入美國尋求保值增值，導致美元持續走強，而非美元貨幣則普遍面臨貶值壓力。
首先，全球經濟復甦分化，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強。美國經濟自2014年二季度以來出現強勁反彈，三季度GDP增速進一步大幅向上修至5%，創下過去11年以來最高。此外，美國通過「再工業化」和「頁岩氣革命」顯著增強了內生增長動力，擺脫了能源條件約束，復甦步伐將穩步加快。而歐洲經濟復甦力度依然疲軟，日本經濟仍將在低位徘徊，新興經濟體風險增大，可謂「東邊日出西邊雨」，主要發達經濟體與美國經濟冰火兩重天的格局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強。
其次，全球貨幣政策分化，進一步推動美元步入升值周期，非美元貨幣貶值壓力加大。隨著美國經濟強勢復甦，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逐步退出，加息逐步浮出水面。美聯儲剛剛公布1月FOMC 會議紀要對勞動力市場的改善情況更有信心，同時認為通脹短期雖然會再次下滑，但中期上漲以及長期持穩卻是明顯的趨勢，並取消了保持當前低利率「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措辭。可以看出，美聯儲正按部就班，穩步、謹慎地改變加息前瞻指導，此次的FOMC會議聲明顯示美聯儲又向加息邁進了一步。因此，不出意外的話，美聯儲在今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較大。
與此同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卻在持續大規模放水。歐元區再次接近衰退邊緣，且面臨較大通縮風險。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再一次重磅出擊，並於1月22日宣布了擴大資產購買項目，規模之大，甚至超過市場主流預期。日本央行也宣布擴大資產購買規模，貨幣基礎年增幅目標擴大至 80萬億日元。受歐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歐元貶值預期加大的帶動，各主要貨幣有競相貶值之勢。
再次，地緣政治因素導致避險情緒升溫進一步推高美元匯率。2014年以來，國際地緣局勢持續緊張。敘利亞、加沙、伊拉克局勢升級，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爭端更是無休無止，近期歐美日各國與俄羅斯相互制裁升級，希臘退出歐洲風險加大，一系列因素進一步提升了美元作為避險資產的吸引力。未來國際地緣局勢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出現局部地區爭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避險情緒升溫狀況下，資金將再一次迴流美國，從而支持美元走強，加大非美元貨幣的貶值壓力。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美國經濟強勢復甦趨勢不會改變，但美國經濟仍存在不少深層次問題，包括勞動參與率仍低, 通脹率持續處於較低水平。而歐洲、日本等外圍經濟依然疲弱，世界經濟復甦進程依然曲折，可能拖累美國經濟，因此，美元走強可能並非一帆風順。同時還應辯證認識美國貨幣政策收緊的影響。在美國加快退出QE的初期，全球資本將大規模迴流美國，從而引發資本流出，美元走強。但美國經濟復甦加快不僅會帶動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增長，還會導致全球資本的風險偏好回升。因此，隨著對美國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不斷提升，並帶動世界經濟向好，美國進口增多，貿易逆差增加，以及風險偏好回升帶動資本重新進入新興市場，美元很可能又將面臨貶值壓力，出現震盪和反復。
人民幣面臨較大階段性貶值壓力
全球復甦差異和貨幣政策分化推動美元走強，進而也帶來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的壓力。自2014年2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波動中走貶，2014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小幅貶值0.36%，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更是貶值2.7%，這是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匯改以來首次出現的真正意義上的年度貶值。進入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再度出現罕見貶值壓力，近期更是連續幾日幾乎逼近跌停線。
從國際上看，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美元走強可能引發資本流出,帶來國內流動性緊縮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歐洲和日本經濟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國際金融市場仍將處於動盪之中，美元升值會導致部分資金持續撤離中國而買入美元及美元資產，中國面臨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事實上，2014年以來的外匯占款運行變化已經對此有所反映，新增外匯占款從5月份開始急劇下降，隨後一直在低位徘徊，個別月份甚至出現負增長，全年來看，2014年金融機構外匯占款累計增加7786.6億元，同比大幅下降72%。預計在美聯儲加息初期中國將再一次面臨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復雜時期，經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壓力較大。2015年1月製造業PMI為49.8%，連續5個月下跌，近28個月首次跌入收縮區間。在宏觀經濟的增速換擋與行業內部深刻變化的共同作用下，局部行業集聚的風險和問題有集中暴露的危險，導致市場情緒處於較大波動期。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貨幣政策中性寬松的預期加強，且近期進一步降息、降準的市場預期加大，從而進一步導致資本流出壓力加大，人民幣匯率面臨下行壓力。與此同時，我國已成為資本輸出大國。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推動資本外流，增加市場外匯需求。
在美元走強，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強等因素的影響下，市場主體結匯意願下降，購匯動機增強，進一步加大了市場上的外匯需求。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衡量企業和個人結匯意願的銀行代客結匯占涉外外匯收入的比重（即結匯率）總體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三季度的68%，四季度略有回升至71%，全年平均為71%，結匯率比上年回落了1個百分點；而衡量購匯動機的銀行代客售匯占涉外外匯支付的比重（即售匯率）則逐季上升，由一季度的61%升至四季度的73%，全年為69%，售匯率比上年上升了6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支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首先，中國經濟將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雖然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內外部的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還要看到一系列積極因素正在積累，宏觀調控政策仍有較大操作空間，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等戰略的穩步推進，將在拓展新外部空間的同時，盤活中國部分過剩產能的存量，化解產能過剩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改革的穩步推進，經濟結構將不斷優化，發展質量和效率將不斷提高，新的增長點有望得到培育，因此，未來3-5年中國經濟仍有望繼續保持7-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穩定的經濟增長是支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基礎，很難想像一個保持中高速增長國家的貨幣會出現趨勢性的大幅貶值。
其次，中國仍有望保持一定規模的國際收支順差。近年來，在促進國際收支趨向平衡的政策推動下，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有所收窄，但仍將維持一定的規模，順差的格局短期內不會改變。盡管人口紅利正在消退，但相比國際市場，中國勞動力價格的相對優勢狀態仍有可能維持一段時間。據統計，2014年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仍達1000多億美元。而隨著美國經濟強勢復甦，世界經濟回暖，中國出口有望好轉，進口需求有加速回暖趨勢，未來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規模將保持穩步增長，國際收支仍將保持一定規模的順差。國際收支狀況的穩定，將使外匯儲備規模基本保持穩定，這將使人民幣缺乏趨勢性貶值的基礎。
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中國貿易收支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結構性問題，即一方面對歐盟和東盟等主要經濟體基本上都是逆差，而唯獨對美國存在巨額順差，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波動，但同時也制約了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可能。據統計，前些年對美順差占整個順差之比重曾高達100%以上，2013年雖有改善，但也達到83%，2014年仍有望保持在65%以上。鑒於貿易結構存在問題，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在短期內難以迅速改變。順差國貨幣升值、逆差國貨幣貶值的國際經濟學原理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未來仍存在升值壓力。因此，可以說，目前中美之間貿易的較大不平衡基本封殺了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可能。
再次，充足的外匯儲備是保障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引導市場預期的重要基礎。中國擁有近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位列全球第一，這是防止人民幣出現持續顯著貶值預期、陷入「預期貨幣貶值→資本流出→貶值預期增強……」惡性循環的重要保障。有了充足的外匯儲備，匯率中間價就可以充分發揮對市場預期的有效引導作用，市場對中間價不會「無動於衷」，從而確保匯率保持基本穩定。
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與「新常態」的
內在要求南轅北轍
在「新常態」下，投資將繼續發揮關鍵作用，消費將繼續發揮基礎作用，出口將繼續發揮支撐作用，但經濟將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內需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常態」下深入推進的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及經濟提質增效等戰略都要求不能再依靠低幣值提升出口競爭力，靠貶值促進出口。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匯率是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變數，作為重要的相對價格水平變數，匯率影響著國際分工的成本，對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具有重要作用。人民幣貶值對低端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出口有較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對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卻有一定的抑製作用。人民幣貶值可能減弱低端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動力，同時也可能減弱其通過自身創新、求變，從而實現自身產業升級的動力。
此外，人民幣持續大幅度貶值也會導致國內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成本提高，不利於產業技術的升級和出口產品附加值的提高，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進而會影響到經濟的提質增效。因此，經濟新常態的內在要求不支持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政策導向。
企業「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要求幣值堅挺
中國目前已經成為資本輸出大國，人民幣國際化正在穩步推進。從國際化戰略的角度來看，人民幣不宜持續大幅貶值。
當前，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不利於企業「走出去」。中國企業「走出去」已成為近幾年中國對外經濟的一個新亮點，中國已逐漸成為一個資本的輸出大國，而且正在持續擴大對外投資規模。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達1400億美元，而且實際對外投資額首次超過吸引外資額約200億美元，成為對外凈輸出國，而且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潛力還很大。國際經驗表明，擴大資本輸出的過程，往往伴隨著本幣的升值，英鎊、美元、馬克和日元所走過的路程無一不是如此。貶值與擴大資本輸出背道而馳。人民幣出現持續大幅貶值，企業有可能出現匯兌損失，外債成本增加，加劇企業財務風險，不利於企業 「走出去」。
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求人民幣幣值穩定且相對堅挺。對於國際貨幣而言，價值的穩定性是作為交易媒介、計價尺度和儲藏職能的基礎。無論是貿易領域的人民幣結算、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發行都需要以匯率穩定為基礎。很難想像，一個持續疲弱的貨幣會為全球投資者所普遍持有。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不僅不利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甚至可能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出現倒退。因此，持續大幅度貶值的人民幣匯率與人民幣國際化顯然是背道而馳。
人民幣持續大幅度貶值可能催生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人民幣持續大規模貶值可能加劇資本外逃風險，使經濟面臨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當前，中國資本項目規模已不小，持續大幅貶值可能引發短期資本大規模外逃。理論和實踐均表明，資本管制不僅代價高昂，而且管制的有效性越來越打折扣，一旦資本加快流出形成趨勢，將很難能被有效阻擋住，更何況當前中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步伐正在加快。而且資本大規模外逃與本幣迅速貶值等可能相互影響、循環聯動，並通過流動性效應、逆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沖擊人民幣資產價格和國內金融市場。
從流動性效應看，人民幣貶值將壓縮投機資本的獲利空間，促使資本流出，導致國內流向房地產、股票等市場的資金緊張，進而影響房地產和股票價格。從逆財富效應看，人民幣貶值將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從而導致進口減少，造成國內商品價格上升，使得社會購買力不足，造成國內房地產、股票等金融資產需求降低，最終帶來金融資產價格的下跌壓力。
從替代效應看，在人民幣貶值或者具有貶值預期條件下，政府為保持匯率穩定將進行市場干預，可能造成流動性不足，抑制房地產、股票等金融資產價格上漲。當前中國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復甦進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反復和波折，加之國內股市較長時間處於熊市，房地產泡沫風險也在潛藏暗長。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形勢下，若聽任人民幣趨勢性貶值，令市場形成錯誤預期，不僅不利於穩增長，甚至有可能催生、助長類似的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之前有大量「熱錢」在經濟形勢較好、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時期進入中國，「蟄伏」在股市和樓市等金融市場上。在美國經濟向好、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要特別提防這些「熱錢」因某些事件觸發（比如美聯儲提前加息、地緣政治緊張）而大規模、迅速撤出，並引發股價、樓價迅速下跌，人民幣面臨較大貶值壓力，甚至對國內金融體系穩定構成威脅。歷史上看，不乏一些國家在強勢美元期間股市和樓市泡沫破裂、本幣急劇貶值的例子，比如1994 年墨西哥、1997 年泰國菲律賓等國、1998 年俄羅斯、1999 年巴西等。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階段性升貶值交替
可能成為常態
應當注意的是，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主要是相對美元，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貨幣甚至還有升值壓力，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貶值的可能性更小。以2014年的情況為例，美元指數從7月份開始穩步上升，從80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5左右，漲幅接近 20%。人民幣有效匯率也一改上半年的貶值態勢，從8月份開始升值，2014年12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環比續升1.23%，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環比續升0.75%，均為連續第七個月回升並刷新歷史新高。
在國外及國內兩方面因素影響下，2015年跨境資本流動將出現階段性流出與流入交替進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將更趨頻繁，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出現可能成為常態。
一方面，美聯儲加息預期提升期限利差進而影響境內外利差的縮小，可能導致階段性的資本外流，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然而歐元區和日本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在特定時間段產生對沖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國內房地產市場有可能止跌企穩、股市逐漸回暖、金融及資本市場改革釋放活力，不排除國際資本可能出現階段性流入、從而形成升值壓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態化外匯干預，逐步擺脫依靠外匯占款供應基礎貨幣的模式，允許匯率根據市場供求雙向波動成為常態，不但能有效防範跨境套利和套匯行為，而且能夠提升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應在四重目標間尋求平衡
盡管也存在有利影響，但美元走強對中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更應引起重視。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經濟正處在下行周期，PPI持續負增長，內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強使得我國宏觀調控面臨兩難的處境。為了緩解企業融資成本壓力、促進融資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準利率，但降息可能會進一步縮小中美利差，加大資本流出壓力，從而增加市場風險和貶值壓力。
為了保持中國出口競爭力，需要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但貶值又不利於開展對外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過度貶值又與新常態的要求背道而馳。因此，政策選擇有必要在穩增長、調結構、控風險和國際化四重目標間尋求平衡。在此復雜局面下，建議採取允許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的總體策略，當然這只是一種次優的選擇；同時積極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並輔以合適的貨幣金融政策。
一是貨幣政策保持中性寬松，謹慎下調基準利率，適度下調准備金率。未來貨幣政策主要在穩增長、防風險和去杠桿之間進行權衡，考慮到短期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貨幣政策總體應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貸供需偏緊的形勢下，降息對新增貸款利率的影響有限，而且在美國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國降息可能會加劇資本流出，引發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有鑒於此，建議在近期利率已經調整的情況下，進一步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需要謹慎，不建議通過大幅降息來促進融資成本下降。而存款准備金雖然也有寬松作用，但畢竟是對銀行體系的負債產生直接影響，而對幣值的影響則相對間接。從應對外匯占款大幅減少和提升基礎貨幣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慮適度下調存款准備金率，同時繼續使用SLF、MLF等創新工具。這樣既可以有效減緩資本流出造成的流動性收縮壓力，又可以通過保持流動性合理寬裕、改善銀行的信貸投放能力來帶動市場利率和融資成本下降。
二是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保持有效匯率基本穩定。建議利用美元走強下人民幣升值壓力減緩的契機，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可以從現行的2%進一步擴大到3-4%，並著力用好匯率中間價的調節功能。在人民幣呈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出現的格局下，匯率彈性增強有利於降低「熱錢」大規模進出套利，減小跨境資金頻繁進出對國內金融體系的不利影響，匯率機制可以成為調節資本流動的有效手段。
與此同時，建議擇機增加貨幣籃子中其他主要貨幣的比重，減低美元佔比，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在降低籃子中美元權重後，應允許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以減緩對出口的不利影響。在對美元適度貶值的同時，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特別是盡量保持人民幣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對外投資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或略有升值，為人民幣國際化和開展對外投資提供良好的匯率環境。
三是積極穩妥地實施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不應操之過急。美元走強加上國內經濟下行及影子銀行、融資平台等領域的風險積累，中國在一定階段可能面臨較大的資本流出壓力。2013年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順差仍高達3262億美元，而2014年則迅速轉變為960億美元的逆差。在此新局面下，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有必要堅持穩妥審慎的原則，合理設計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的相關制度安排，尤其是審慎、穩妥放開金融賬戶中證券投資流出入的限制。
應關注銀行體系相關管理制度的設計和安排，因為跨境資本流動和貨幣兌換活動基本都通過銀行來展開。堅持對跨境資金流動進行持續密切跟蹤和監測，並做好資金大規模流出下的應急預案准備。從保證有足夠的干預能力看，未來中國仍應擁有比通常水平高得多的、充足的外匯儲備。
四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與資本輸出。在美元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偏弱的背景下，未來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單靠貿易結算，而應該發揮好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輸出的推動作用。當以本國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建立起來，本國企業掌握了從資源採集到中間品分包、再到最終產品銷售的生產鏈條時，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的接受程度自然就會隨之提高。
在重點領域上，應以基建投資、資源開采以及戰略新興產業為主；在具體策略上，應積極推進合資並購，並積極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境外人民幣債券融資、權益類融資，以支持本土企業「走出去」，必要時可以限定這些融資專門用於對外投資。
五是大力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降低企業避險成本。未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升貶值交替出現將成為常態，這意味著企業有效應對匯率風險將至關重要。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習慣了人民幣的單邊升值和小幅波動的狀況，很大程度上缺乏匯率風險意識。而一些大企業在離岸市場使用衍生品多數出於對賭心理用其進行套利，因此對規避外匯風險的工具使用並不充分。未來，隨著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幅度的不斷擴大，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不可小覷。
當前中國的衍生品市場發展相對滯後，市場容量小，產品種類較為單一，企業避險的成本比較高，不利於企業進行風險應對。因此，應加快發展匯率期貨、期權等在全球市場上比較基礎且成熟的衍生產品，並進行適當創新。大力發展匯率衍生品市場，從而為企業提供多樣化的匯率避險工具，降低企業避險成本。

⑨ 經濟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是投資還是消費

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模式依然還是「投資、消費、出口（外貿）」。
從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比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以及投資扶貧發展模式來看，投資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供給側改革，金融創新，鼓勵信貸消費說明國家通過流動性來改善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關系，消費促經濟發展的模式也被重視。同時這也可以理解為消費、擴大內需成為經濟轉型的方向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反映到具體數據上就是最終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升，這在很多解讀現在經濟形勢的文章和文件中會看到一些重視最終消費貢獻度的數據。
出口，包括匯率改革，利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等等，都是在創造有利於出口的形勢。
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來都是同時發力的，所以現價段依然是。消費促經濟之所以被重視，是因為這個空間比較大，比如發到國家和一些新興國家最終消費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達到80%左右，而我國才60%左右（2015年數據）。因此，如果消費提升到80%，將會釋放15萬億左右的消費動力。所以，可以把它理解為階段性的主要發展方向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