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前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⑴ 1949到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綜述

我國外匯體制沿革及變遷

從1949年到2005年，我國外匯體制變革大體經歷了五個階段。一是「匯率基本穩定期」，從1949年---1980年12月，歷時31年；二是「雙重匯率制」，從1981年1月---1984年12月，歷時3年；三是「回歸單一匯率制」，從1985年1月---1993年12月，歷時9年；四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從1994年1月---2005年7月，歷時11年半；五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2005年7月至今。匯率機製作為一個價格機制，既是一個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也反映了整個國際經濟與貿易、資本流動的客觀環境變化。為了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認識本次人民幣匯改的意義，現對我國外匯體制沿革及變遷做簡要回顧：
匯率基本穩定期。建國初期，匯率主要根據當時國內外的相對物價水平來制定並調整。1953年後開始參照西方各國的匯率進行調整，並逐漸同物價脫離。在當時國際上實行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與英鎊掛鉤，只在英國宣布英鎊升值或貶值時作相應調整。到1972年底，人民幣匯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兌換2.46元人民幣。從1953年到1972年底的20年間，人民幣對英鎊的匯率只在1967年11月英鎊貶值14.3%時調整過一次，從1英鎊摺合6.893元人民幣調整至5.908元人民幣。1973年西方主要國家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後，我國原則上採取盯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根據貨幣籃子平均匯率的變動情況來確定匯率。1949年至1980年30多年間人民幣匯率是基本穩定的，是當時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幣之一。應該說，當時的匯率政策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人民幣基本穩定的政策，有利於當時外貿企業內部核算和各種計劃的編制和執行。以至於在改革開放後一段時期內，對外貿易仍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和統一經營，進出口都按國家批準的指令性計劃進行，並實施「出口收購制」和「進口調撥制」。即出口商品貨源按國內計劃價格收購，進口商品的內銷按國內調撥價供應；出口商品的外銷和進口商品的購進則按國際市場價格作價。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計劃體制逐步脫離了進出口貿易的實際，且內外有別的規定割斷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的聯系，匯率風險也隨之產生。雖然匯率波動加上國內外兩種市場價格給出口企業造成很大虧損，但當時國家的政策是進口補貼出口，這種國家統負盈虧的狀況使得企業形成嚴重依賴性。因此，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匯率只是外貿的工具，一方面，內外雙重標準的外貿價格體制會招致風險；另一方面，盈虧由國家兜底的狀況又使得企業缺乏風險意識，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這種匯率體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沖擊。
雙重匯率制。1979年以來，為了調動企業出口的積極性，國家開始實行了外匯留成制度。由於企業持有的外匯指標留成額度與現實生產需求之間有一個時間差，加上在企業現實的經營活動中，企業作為創匯者與用匯者的雙重身份常常發生職能上的分離。因此，在1980年10月開創了外匯調劑業務，建立了外匯調劑市場，全國各地紛紛設立了外匯調劑中心，形成以外匯調劑市場上的外匯供求關系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價格。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大門徐徐開啟，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過度，對人民幣高估帶來的問題逐漸顯現，一些外貿企業出現了「出口越多虧損越多」的經營困境。據統計， 80年代初，全國進出口總額只有約幾百億美元，對外貿易的持續逆差，使國家面臨外匯短缺的局面，所以在外貿體制改革後，提出了「獎勵出口，適當限制進口」的方針，而與此相配套的兩種官方匯率適時產生。從1981年起，人民幣實行兩種官方匯率：一是繼續保留人民幣的公開牌價，主要適用於非貿易外匯收支；二是貿易外匯的內部結算價，開始把企業的利益與進出口業務掛鉤。由於實行了外匯留成制度和貿易內部結算價，一定程度地刺激了出口，增加了外匯儲備，1981年到1983年，我國的外匯儲備數量由27億美元增加到89億美元。貿易外匯的內部結算價的出台是為了適應外貿體制改革後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需要，其定價標準是在往年全國出口換匯成本的基礎上上浮10%作為利潤來定價的，因此，外貿出口企業由虧轉盈的效果是比較明顯。其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與非貿易使用的掛牌匯價之間的差價實際上相當於對外貿出口的一種補貼，因而對進出口確實起到了一種調節作用。雙重匯率脫胎於新舊體制並存、膠著的狀態之下，它作為當時外貿體制改革的「權宜之計」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國內包括價格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入，也失去了應有的生命力。隨著產品價格的放開，出口成本的上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格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已不明顯。因此，調整在所難免。
回歸單一匯率制。1985年1月1日起，國家取消了貿易內部結算價，實行單一匯率。從1985年起，我國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家財政對國有企業進出口補貼下降，到1990年取消了出口財政補貼。當政府逐步減少行政手段干預進出口貿易時，匯率對出口量進行調節的作用開始加大。此間人民幣官方匯率先後在1986年7月、1989年12月和1990年11月進行了三次大的貶值調整，擬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但由於我國出口商品價格彈性低，因而靠降低價格並沒有按比例擴大出口額，人民幣匯率貶值總的效益差強人意。內部結算價取消後，實際上存在的是官方牌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並存的雙重匯率，其根源就在於外匯短缺，外匯供不應求，外匯資源在外匯需求與外匯供給者之間的配置「錯位」，造成官方牌價「有價無市」。外匯調劑市場的繁榮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標志。1991年國內實際利率和投資收益均高於發達國家，1992年我國外資流入17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0%，說明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相對比較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加快改革開放步伐，迫切需要外匯管理體制更深度、更廣度的變革。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1994年1月1日，我國宣布進行外匯體制改革，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以1993年底的外匯公開市場匯率1美元摺合人民幣8.7元作為人民幣市場匯率，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管理」主要通過銀行結售匯制度及外匯周轉頭寸管理制度體現，當然進出口核銷制度的推出也是一項重要內容。1994年的改革是對外匯管理體制的一次根本性的變革，建立了銀行間外匯市場，它的穩定運行，保障了銀行結售匯體制的有效運行。1996年對外匯體制改革繼續深化，企業感觸最深的一點就是可以不經過計劃審批，只要憑著有效證件，就可以到外匯指定銀行購買外匯。1996年11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致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人民幣匯率形成進一步邁向市場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承擔了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責任，受到了國際上的一致好評，但自身的經濟發展也受到了一定影響，外匯市場也不例外。應該說，人民幣匯率的「浮動」主要是體現在1994年到1997年這一時期，1997年後，則是「穩定」地盯住美元。因此，盡管匯率政策服從貨幣政策的總體需要，但匯率政策的倒逼作用越來越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越來越弱。特別是隨著人民幣匯率對外匯資源的配置主要從貿易領域擴大到貿易與資本流動並存的時候，外匯管理的難度和潛在的匯率風險也越來越大。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中國對匯率進行了進一步調整，不在以盯住美元為主，而是實行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預計在未來的幾年，隨著入世後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我國的匯率制度將會進一步深化，宏觀監管的力度會加強，市場對外匯需求的調節作用越來越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的幅度會加大。

（《外債信息》2005-11期）

⑵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⑶ 2005年匯率改革的主要內容

核心內容有三條：
第一條就是我們這個匯率將來不再盯住一個單一的一種貨幣，即單一的美元了，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
第二條就是人民幣匯率將是浮動的，而且浮動的區間也是合理的；
第三條就是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在2005年7月21日即日元兌美元升值2%。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⑷ 中國從2005年進行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如何

2006年人民幣升值歷程

2006年1月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以8.0702起步，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從緩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過程。按照12月29日的匯率中間價7.8087計算，人民幣在這一年中升值了2615個基點。

2006年1月4日的報價與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完全相同。從這一天開始，詢價交易這一國際主流交易機制被引進中國，揭示了外匯交易方式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重大改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也被賦予了更為市場化的形成方式。人民幣匯率註定在這一年裡以更富彈性的方式運行。

5月15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首度突破1美元對8元人民幣。在此後的2個月內，人民幣匯率始終圍繞著這個重要關口上下波動。7月20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再次「破8」後一路向下，從此告別了這個關鍵的位置。

8月30日破7.96，9月28日破7.90，10月30日人民幣匯率突破7.88。此後的一個月間，人民幣匯率相繼突破7.87、7.86、7.85、11月29日突破7.84關口，12月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再破7.83關口，以7.8240再創匯改以來新高。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累計升值幅度已超過3.65％。12月14日，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舉行的當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首度突破了7.82關口。第二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又以7.8185再創匯改後的新高。按照當日的數據計算，匯改之後人民幣已累計升值超過3.72%。12月29日，人民幣匯率再創匯改以來的新高，並首次突破7.81關口達到7.8074。

2007年：
1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7.80關口告破，同時貴過港幣；

3月8日保爾森訪華，人民幣突破7.73關口；

5月8日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夕，人民幣突破7.70關口；

7月3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7.60關口；

10月24日G7財長會議舉行後，人民幣突破7.50關口；

11月23日中國10月份貿易順差以270.5億美元創出新高，人民幣突破7.40關口；

11月27日第十次中歐領導人峰會後，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從11.007一路上漲至10.5434；

12月12日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後，人民幣對美元連續5日上漲，連破3關破；

12月20日中國央行意外加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加速，連續6個交易日上漲；

2007年，人民幣匯率整體上呈現單邊升值狀態。其中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在振盪中不斷改寫匯改以來歷史新高。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最終以7.3046收，較2006年末的7.8087，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6.5%。這一升值幅度較年初市場普遍的年內5％左右升值預期高出很多

除美元外，人民幣相對於其它主要貨幣，如英鎊、日元等在2007年也呈現一定程度的升值；只是相對歐元表現為貶值。

2008年4月10日人民幣中間價破7.0大關 。

⑸ 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

核心內容有三條：
第一條就是我們這個匯率將來不再盯住一個單一的一種貨幣，即單一的美元了，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根據市場供求關系來進行浮動；
第二條就是人民幣匯率將是浮動的，而且浮動的區間也是合理的；
第三條就是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在2005年7月21日即日元兌美元升值2%。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參考資料：《人民幣匯率改革外匯政策實務手冊》

⑹ 從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自此拉開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序幕，如今，我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