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部門杠桿率研究

1. 居民部門杠桿率是怎麼計算的舉例說明

居民部門杠桿率=居民部門貸款余額/名義GDP
如:2016年我國GDP74.4萬億,居民部門貸款余額大約33.33萬億,相除後得2016年末居民部門杠桿率為44.8%。
杠桿率一般是指資產負債表中權益資本與總資產的比率。杠桿率是一個衡量公司負債風險的指標，從側面反應出公司的還款能力。杠桿率的倒數為杠桿倍數，一般來說，投行的杠桿倍數比較高，美林銀行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桿倍數在2007年為33倍。
杠桿率的優點
引入杠桿率作為資本監管的補充手段，其主要優點為：一是反映股東出資的真金白銀對存款人的保護和抵禦風險的作用，有利於維持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水平，確保銀行擁有一定水平的高質量資本(普通股和留存利潤)。二是能夠避免加權風險資本充足率的復雜性問題，減少資本套利空間。本次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在新資本協議框架下，如果商業銀行利用新資本協議的復雜性進行監管套利， 將會嚴重影響銀行的資本水平。有關數據顯示，一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和杠桿比率出現背離。

2. 什麼是全社會杠桿率為249

2015年全社會杠桿率為249%,李揚稱中國的債務水平從全球看不算太高,一直以來，中國的債務問題不僅是各方人士關注的高頻話題，也是海外評級機構十分關注的一個方面。近期，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披露的最新研究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其中，居民部門債務率約為40%，金融部門債務率約為21%，政府部門債務率約為40%。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試驗室理事長李揚認為，這樣的債務水平，從全球來看不算太高，且中國政府的債務處於可控范圍內。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合計26.66萬億元，佔GDP比重約為39.4%。即便將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加入，以更寬的口徑估算，政府債務水平達到56.8%，仍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與此同時，日本這一數字為200%，美國超過120%，法國超過120%，德國80%，巴西100%左右。

盡管如此，但在經濟學家宋清輝看來，2015年全社會杠桿率249%這個數字仍然不低，若再不重視中國實體經濟和全社會杠桿率過高的問題，將帶來較大的風險隱患。降低全社會杠桿率就是降低全經濟風險，也是經濟穩健發展的前提。

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白朋鳴告訴《證券日報》記者，杠桿率偏高則企業債務負擔偏重，使得企業很大一部分現金流用於還本付息，而用於維持正常生產經營的資金減少，不利於企業釋放活力與經濟增長。全社會杠桿率偏高增加了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一旦企業資不抵債大規模爆發，將沖擊到銀行體系的穩定性，甚至誘發金融危機。

宋清輝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世界經濟局勢撲所迷離的背景下，中國亟需加快金融、房地產、鋼鐵等行業風險出清的步伐，加強抵禦風險的能力。這些高杠桿行業必須率先出清，否則「脫虛向實」將是一句空話。

將如何去杠桿

「綜合來看，對於負債率超過80%的企業，需要多管齊下形成合力，即通過減虧止虧、增收節支以及妥善處置低效資產等措施，把資產負債率控制在合理區間，減少佔比過高的金融杠桿，規避企業經營上的風險。」宋清輝說道。

白朋鳴則認為，對於一些產能過剩行業來說，降低杠桿率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首先是償還債務，可以通過出售資產減債等方式；其次是通過上市或其他方式增資來降低杠桿率；最後是債轉股，通過組建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銀行不良資產，來把債權債務關系轉變成控股與被控股關系，達到降低杠桿目的。

3. 居民部門杠桿率偏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說明啥

居民部門杠桿率偏低說明還有加杠桿釋放需求動力的空間。

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過高說明企業運營成本較高，較多的運用財務杠桿，風險性因素可能會被擴大。

4. 超8成買房者需貸款，我國哪些城市的居民杠桿率較高呢

不同地區、不同城市，居民資金杠桿率、住戶部門杠桿率也呈現較大差別。總體上，我國城市居民杠桿率呈現南高北低的格局。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在重點城市中，廈門、深圳、南京、杭州等東南沿海城市杠桿率較高。

據悉，目前「杠桿率」的統計存在較多口徑，其中比較常用的有兩種：一是住戶貸款余額/GDP，即住戶部門杠桿率；另一種是住戶貸款余額/住戶存款余額，即住戶存貸比或居民資金杠桿率。

四城杠桿率比較：

數據顯示，2020年，四城的居民資金杠桿率均超過了130%，其中最高的廈門達到了148.9%。在住戶部門杠桿率方面，杭州高達126.8%，深圳和南京也超過了90%，廈門為87.3%。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去年GDP增速較慢，因此四成的住戶部門杠桿率均有明顯提升。

房價高，會帶來居民杠桿率高，杠桿率高則進一步推高了房價。數據顯示，深圳、廈門、杭州和南京房價均位列我國城市房價前十位。

以廈門為例，根據中國房價行情網數據，廈門3月均價達到了48570元/平方米，在全國所有城市中，也僅次於深圳、北京和上海三大一線城市，位居第四，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廣州。

以上內容參考 第一財經－超8成買房者需貸款，「95後」全款買房比例最高

5. 適度引導居民部門加杠桿有多重好處

你可以參考一下！
關於居民個人、企業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企業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企業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企業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企業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企業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企業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企業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企業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平台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企業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企業。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企業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企業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企業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企業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企業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企業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企業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企業破產？
我知道所以你知道！

6. 居民資金杠桿率到底是怎麼算的

杠桿比率到底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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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銀行配資業務重啟 杠桿率1:1.5到1:2.5之間 2.融資融券的比例為1：1，和買房首付是20%，那麼杠桿率為有

7. 央行表示我國居民杠桿率在國際處合理水平，你對杠桿率有何了解

央行表示我國居民杠桿率在國際處合理水平，但是人們對於杠桿率的了解不是很深，在這里給大家解釋一下杠桿率。

在金融中，杠桿的含義很明確，這意味著經濟實體承擔的債務與自身資產的比率，並且意味著經濟實體使用自身資產履行債務的程度。迅速上升的杠桿比率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風險因素。近年來，居民的杠桿比率增長過快，居民的債務過分集中在住房投資上，這加劇了房地產泡沫。

但是，如果投機者對房價有相同的期望，它將使房價上漲的趨勢由群體的期望形成。為了將來獲得豐厚的利潤，他們將開始購買大量房地產以促進房價的上漲。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漲，這將導致更多的投機者購買房屋。房價上漲的預期將進一步成為集團的預期。最後，整個團隊將加入購房大軍，這使房價遠離其價值。這個過程通常存在於房地產價格上漲的過程中。這種情況是：由於一定的因素，房地產價格上漲，使得投機需求持續增加，投機者將購買大量房地產拉高房價，人們形成了對房地產價格上漲的一致預期並急於購房，導致居民總債務不斷增加。

8. 當前我國居民杠桿率是在上升還是下降

關於居民個人、和三個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杠桿率（債務／GDP比重），因為統計數據等原因，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基於公開信息，在兩個方面是有共識的：一是全社會杠桿率超過200%，在全世界居前列；二是，在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最高，次之，居民的杠桿率最低。
具體說來，杠桿率被認為在120%~170%，領先於很多大經濟體；杠桿率在30%~70%（如果算上更多隱性債務，可能更高）；居民杠桿率在40%以內，落後於主要國家。
從上述數字上看，三個部門中，居民加杠桿的空間最大；且居民杠桿形成的銀行資產，質量優於部門，是銀行偏愛的安全產品。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正應和了這一現實：「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分析造成三個部門之間杠桿率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判斷居民的杠桿空間到底有多大。
三個部門之間的杠桿率差別如此之大，特別是部門如此之高，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代替和居民部門，提高並維持了其部門的杠桿率（當然，2009年之後貸款增加的直接原因在於刺激經濟的政策）；而不在於中國主要依賴於間接融資、不像美國有那麼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同樣不如美國發達的其他幾個金磚國家，杠桿率甚至不及中國的一半。
如果只考慮認可的賬面的債務，杠桿率在30%左右，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相信這是各種分析認為仍有加杠桿空間的理由。但如果考慮到地方的各種融資債務及全國范圍內社會保障的隱性負擔，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也因為此，中央對地方債務擴大比較謹慎，在推出地方債務置換的同時，力保全國地產市場不大幅下跌，因為後者是維系地方乃至全國債務狀況穩定、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
同樣，的杠桿率幫助降低了居民的杠桿水平。不是每個居民都有資格加杠桿。穩定的現金收入應是首要條件。因此，對於加杠桿，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被寄予厚望的農民工）。周小川行長希望鼓勵的群體，應是大部分工薪收入階層。而他們的收入均直接、間接來自於。可在經濟不景氣、PPI連續幾年負增長的情況下，要保證不虧損已經很難，維持運營、繳上稅費、發下工資，銀行貸款是最優選擇。
部分承擔和個人的杠桿率的成本有多高呢？其每年銀行貸款利息支出在6萬億元左右（如計算上銀行外的融資，成本會更高），超過名義GDP的年度增加額；貨幣供應量（M2）增量的近一半要用於支付這些利息。就是說，貸款的利息，也要用貸款來還了。經濟疲弱、無現金利潤、虧損，滾雪球般的債務模式不可持續。
是否可以不維持這種模式呢？那就是去杠桿(破產，退出市場），對上述的邏輯做一個調整，的杠桿率降下來、的杠桿率上升。個人的杠桿率也會下降，因為該破產的破產了、有些個人收入下降甚至沒有了收入，就失去了承擔債務的條件，其歷史債務將轉嫁給銀行。最後的債務接盤者仍是，但真正的損失者是居民個人：如果不讓銀行破產，那債務只能通過全社會通脹的方式消化；如果允許銀行破產，通脹的幅度稍小，銀行的儲戶損失更大。同時伴隨的，將是GDP萎縮，資產價格暴跌。
兩害相權無輕者。這恐怕也是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自去年起就吹風降低社會負擔（五險一金）的原因。
周小川行長在前述會議上同時提及：「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占銀行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占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不難理解，希望通過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
要實現這個預期，須考慮三個問題：房地產行業是否能發揮期望的作用？居民的杠桿空間是否足以滿足期望？期望房地產引領的經濟增長是否能在未來維持居民的杠桿水平？同時，這種具有明顯選擇性的政策暗示，也應考慮其他因素，比如中國經營性現金流是否可與這些國家比？中國是否有這些國家差不多比重的收入穩定、可加杠桿的居民群體？中國是否能承受大量的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