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200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背景
從2002年末以來，由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上散布「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級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到2005年前後，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於國內經濟的需要，或迫於國內政治的壓力，要求中國改變匯率制度或強迫人民幣升值。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美元每天浮動范圍限制在上一交易日收盤價的上下3‰之內，對非美元則在1.5％的范圍內浮動。然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並非受到上述國家的壓力，而是出於對未來的發展道路的高瞻遠矚，主動的調整。之所以選擇目前這個時機來改革匯率機制，是由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對外開放度提高，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強化等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外匯占款不斷提高，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票據對沖，提高了宏觀經濟調控成本，使得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上升。據最新數據顯示，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進出口等保持高速態勢，物價漲幅等則持續下滑，為匯率機制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經濟環境。而美元持續反彈，歐元和日元回軟也為改變盯住美元匯率制度創造了良機。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成本與收益問題
(一)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成本的反思
由於人民幣改革後有一定的升值，面臨的成本大概有以下幾點：一是可能減少外部需求和出口，並影響到實現短期的經濟增長目標；二是可能增加國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於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三是可能造成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失業問題。
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並非有如上的成本發生，即使有，其影響也十分有限，甚至模糊不清。
1.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並不明顯。高盛銀行胡祖六(2003)指出，人民幣匯率出口彈性非常小，匯率調整不會給出口帶來太大的變化。這與中國獨特貿易結構有關。目前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出口中佔55％。同時，來料加工裝配貿易、進料加工貿易和外商的機械設備進口占所有進口的60％，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只賺取固定的工繳費，與匯率的變動基本沒有關系。進口加工貿易的情況也相差不大。同時，中國的部分出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相當的高，而且與競爭對手的成本相差很遠，人民幣升值2％反而會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
2. 90年代中期以後，FDI(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動因發生了新的變化。更多的FDI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目的更傾向於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不像以往那些東南亞中小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 2002)。匯率升值雖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資的投資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計價的外商企業在本地的銷售收入。一方面它可能阻礙了一部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優勢的FDI流入，但同時也可能鼓勵一批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FDI的流入，因此，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FDI有太大的影響。
3.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2年《貿易與發展報告》的計算，在17個重要樣本國家內，中國的單位勞動工資最低，樣本國工資分別是中國工資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慮到單位勞動生產率，17個樣本國家當中也有10個國家高於中國的成本。所以，2％的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對就業造成影響。退一步說，即使出口部門的就業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考慮到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幾乎沒有改變，而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正在大幅度的提高，服務部門增加就業機會完全可以彌補出口部門減少的就業機會。
4. 央行匯率改革使用「參考」而非「盯住」貨幣籃子的做法，其不利之處在於匯率更具靈活性的同時，央行對匯率政策的相機抉擇更容易受到來自政府其他職能部門的影響。所以，央行必須在行使靈活的相機抉擇權和維護匯率政策的動態一致性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收益的考察
匯率改革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將匯率調整到與實際均衡匯率運動趨勢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時也意味著得到了與國際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的匯率價格。它有利於各個產業的平衡發展，有利於長期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第二，匯率積極調整把匯率調整的主動權交到了貨幣管理當局手中，同時也留給貨幣當局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有利於宏觀經濟穩定。第三，匯率改革提升了人民幣購買力，有助於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時匯率升值導致的收入更利於農民和城市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第四，匯率改革等於向市場宣布，中國貨幣當局是以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狹隘的貿易順差為政策目標的。
從目前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收益還是非常明顯的，新匯率制度對我國主要產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雖難以平衡國際收支，但大幅度減少央行的干預頻率
匯率改革後國際收支狀況仍然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基礎，從2005年以來，我國月均外匯儲備增長在150億美元左右，近三個月更是到達了200億美元，外匯儲備始終在持續大幅度的增長。但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當期的儲備增長扣除外匯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外都是熱錢。以2004年的國際收支為例，全年順差2066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順差分別為590億美元和531億美元，這並不能理解為其餘的國際收支順差全部都可歸納為所謂「熱錢」，其餘大多數差額，是可以用經常轉移、證券投資和貿易信貸來解釋的。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更注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兩項的總體平衡，從2000年到2004年，這兩項基本是穩定的，商品貿易大約是200億美元至300億美元的順差，服務貿易大約是100億美元的逆差，這兩項合計占我國GDP的2％左右，占進出口的總額也在2％左右，從今年上半年來看，我國進出口總值達6450.3億美元，高出低進使得貿易順差達到396億美元，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而預期下半年中國外貿出口、進口增速分別為22％和18％左右，可實現順差300億美元以上，因此單純依賴匯率改革，並不能迅速、顯著的使國際收支恢復到基本平衡的軌道上來，所以在短期內並不能改變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只是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央行只在必要的時候對外匯市場進行以防止匯率出現過大的波動，而不必每天進行干預操作，這時的外匯市場能比較真實地反映匯率的變化。
帶來金融創新熱潮
匯率機制改革之後，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是一個常態，因此需要相應的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鎖定風險，其本身就意味著對加快外匯市場發展和相關金融產品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8月4日，央行在其上半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下半年將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產品，盡快開辦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推出人民幣對外幣掉期等產品。8月9日，央行決定擴大外匯指定銀行遠期結售匯業務和開辦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這些衍生工具的推出將有助於穩定現行的匯率，可以通過市場交易形成對人民幣的下一步波動的預期，同時給市場一個導向，從而更好地消化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提高銀行對匯率風險管理的能力
「有管理的浮動」考驗了銀行對風險管理的難度，對於這次匯率改革，銀企如果過於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即期匯率的波動區間是遠遠不夠的。
就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必須對不同幣種的小額和大額現鈔、現匯等具有差別定價能力，必須對來自居民、企業和同業的外匯供求有差別化的定價能力，必須對流動性較好的人民幣兌美元等即期品種和其他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非美元品種具有差別的定價能力。這種審時度勢的差別定價，較之央行為外匯交易市場確定的波動區間要靈活得多。如果商業銀行忽視了匯率改革帶來的風險定價挑戰，其貿易融資的信用風險、結售匯凈頭寸的匯率風險，以及外匯代客理財業務風險等都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所以，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給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帶來了挑戰，有助於商業銀行提高其風險管理能力。
三、我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向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回歸，其優勢是明顯的，但從中國實際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較快的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是因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還很不發達。在金融市場體系不完善、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金融市場無法在整體上做出靈敏的反應和自發的調整，就可能造成局部市場的嚴重失衡和秩序混亂；經濟主體無法進行適宜的資產頭寸調整，從而發生嚴重損失。目前我國正規的外匯市場只局限於少數銀行，企業個人無法直接進入，還沒有外匯期貨市場，遠期外匯市場交易也沒有全面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微觀經濟主體、特別是進出口企業將很難通過外匯交易來規避匯率風險。
(2)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對非國際貨幣國家來說，匯率制度改革過程實際上就是與國際金融制度與規則接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於對政府依賴的慣性，企業除了考慮從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和發展外，還特別注重從政府及其政策中謀取利益，他們對政府的政策具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政府一旦出現決策失誤，將可能給企業和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由此招致強烈的反對，匯率制度改革就可能夭折，並可能造成經濟的大幅動盪。
(3)我國金融體系還比較脆弱。我國目前的金融結構仍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而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還相當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全面放開匯率，貶值預期會造成人民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升值預期會造成外幣存款被大量提取，嚴重時可能引起擠兌，引發銀行危機，並由此爆發貨幣危機。
(4)我國市場化的金融監管和金融調控體系還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執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習慣於在狹小的外匯市場上以盯住的方式控制匯率，缺乏一套開放市場條件下外匯管理和市場干預的制度、規則、手段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完全放開匯率，就未免會出現市場混亂、匯率失控等問題。
(5)我國貨幣錯配矛盾突出。根據戈登斯坦(Goldstein, 2005)教授的定義，所謂貨幣錯配是：「在權益的凈值或凈收入(或二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動非常敏感時，就出現了所謂的『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指的是資產負債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貨幣錯配則是指損益表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就越嚴重。」
貨幣錯配的形成，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就外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是國際貨幣格局的自然產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關鍵貨幣」角色主要是由美元和歐元來承擔，這事實上將歐美以外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邊緣化」了。由於國內貨幣無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使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便呈現多種貨幣並存的局面，貨幣錯配由此成為常態。就內因而言，資本市場普遍落後和匯率長期保持固定都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在資本市場發展滯後的情況下，缺乏有效資金來源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到海外去籌資，而難以尋求到有效投資機會的「過剩」儲蓄又不得不大量流向國際資本市場。由於國際資本市場不接受發展中國家的本幣，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導致的跨國資本流動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從形成機制看，中國難以避免貨幣錯配。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為時甚遠，因而「原罪」和「高儲蓄兩難」特徵在相當長時期內還難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低下有目共睹，這無疑加劇了貨幣錯配；此外，長期實施得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使中國的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錯配麻木不仁。簡單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已屬貨幣錯配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截止2004年底，中國居民持有的外幣資產佔M2的比重已達27％，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外債余額在2004年已經高達2285.96億美元的現實，貨幣錯配矛盾顯然更為突出。巨額的貨幣錯配使得中國不可能較快地過渡到完全意義的浮動匯率。
四、完善我國匯率機制的配套措施
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日漸推進，我國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進行改革和完善，如何在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避免貨幣錯配風險的失控，避免匯率的大幅度波動，要有一個與之相應的經濟政策作為保障，我們也應當從多方面採取措施，逐步推進改革，以實現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第一，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水平，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和運用。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水平有助於控制貨幣錯配風險。首先，較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重要保證。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幣危機的威脅促使發展中國家迅速增加了國際儲備。從「保持信心」看，國際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脅」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的匯率制度就越不敢造次。其次，較高水平的國際儲備可以保證政府有能力接手私人部門的貨幣錯配，通過政府承擔貨幣錯配損失來避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全面沖擊。
第二，積極參與和構築區域貨幣合作。亞洲地區經濟與貿易聯系的不斷加深為區域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加強了亞洲資金自我循環和抵禦外部沖擊的實力。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發展大國，應積極參與和構築亞洲貨幣合作。(1)以積極的姿態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2)發揮香港國際金融兩種新的優勢，並積極推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使其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和功能互補，由此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功能。(3)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4)積極加強亞洲各國和各地區的中央銀行的合作。(5)積極推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康的金融體系，並與亞洲各國及時交流降低不良貸款和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的經驗與教訓，共同建立亞洲地區金融風險早期預警機制，加強各國各地區金融監管當局的合作，共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第三，通過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完善的微觀制度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貨幣錯配的起因之一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不發達。從這一角度來看，發展資本市場應在管理貨幣錯配奉獻的戰略中居於重要地位。從根本上說，穩定的經濟環境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前提。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應當逐步過渡到通貨膨脹目標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從控制貨幣供應轉向調控利率。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審慎的財政政策來穩定公眾與企業絕對必要。對資本市場發展而言，僅有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還不夠，加強微觀制度層面的建設同樣重要。同時，中國在微觀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存在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因素，都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完善。
第四，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匯率改革後，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面臨新的壓力：短期資本流動更頻繁；資本流動均衡管理的重要性更突出；外匯管理的有效性難以保證。針對國際資本的非均衡流動，現階段應採取的措施是建立「以不變應萬變」，能應對「升值」和「貶值」壓力交替出現的、均衡管理的新機制：合理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利用利率和匯率的變動來影響宏觀經濟；靈活利用政策，在制度設計上體現流出入並重，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有效應對「升值」和「貶值」預期的轉換。同時，一方面，加強資本跨境流動管理是加強外債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抵禦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匯率的一項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針對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因國內資本市場發展滯後帶來的「過度」國際借貸和「過度」國際投資。
第五，加強宏觀政策的搭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政策的搭配基本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匯率政策幾乎缺失，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將由中間道路向浮動匯率制度演進，匯率政策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也將日益突出。因此，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相互協調，合理搭配。(1)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將匯率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之中，並使匯率政策發揮其市場調節的作用。(2)運用創新政策工具。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不協調時，特別是面臨嚴重困境時，可及時採用創新政策工具，以擺脫困境。(3)妥善處理好匯率穩定與匯率失調的關系。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良好銜接。
②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意義是
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我國宣布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之一，也是實現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基本前提。2006年底，中國央行提出「藏匯於民」的口號，幾乎等於宣布人民幣正走出完全自由兌換的道路上。試分析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的條件、以及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緊迫性、阻礙我國實現自由兌換的因素以及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對我國的影響。
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論述：
1) 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含義。
2) 人民幣自由兌換需要具備的條件。
3) 人民幣自由兌換的緊迫性。
4) 阻礙我國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的因素。
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③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狀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就是如何選擇以及如何制定匯率制度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亦簡稱匯率制度。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加強和成熟，我國的社會和經濟對匯率波動承受力的要求，尤其在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的資本市場日益開放的大勢下，也迫切要求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
關鍵詞：匯率 外匯市場 彈性 政策敏感性
我國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從1994年元旦開始實行的。這是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生成逐步向市場化靠攏的開始。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允許市場匯率在一定范圍內圍繞基準匯率上下浮動這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核心。這個核心所規定的匯率形成機制是非常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的，20年來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然而，客觀上來說，目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也存在著的諸多的缺陷，需要我們進一步改革加以完善。
1、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被歪曲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結售匯制的建立，一直是我國人民幣外匯體制改革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同時，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現行基礎包括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結售匯制。從理論上來看，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反映的是市場供求關系。然而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卻存在著兩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其一是是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其二是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扭曲以上兩點有不可忽視的貢獻。由此可以看來人民幣匯率在是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匯率的，而相反卻可以基本上體現的是政府意志。
（1） 銀行間外匯市場具有封閉性
所謂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它的建立初衷是為了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以改進，但是實踐來看，初衷並沒有達到這一目標並未達到，反而暴露了銀行間外匯市場自身存在的缺陷這：
第一，封閉性的市場。在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的是會員制，作為外匯市場的主體，首先銀行必須是中央銀行指定的，確定銀行獲得了會員資格，然後要報送中央銀行或外匯管理局審批。這樣嚴格的市場准入規則，自然就使這個市場失去了開放性。
第二，被動干預的市場。在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會彌補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不完全匹配的頭寸。為了保證外匯市場的「出清」，保證外匯市場的有效運轉，中央銀行就處在了被動干預的角色上。這種迫不得已，不僅限制了央行干預的靈活性，而且使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匯率趨於僵化，浮動空間非常狹窄。顯而易見，這種扭曲的人民幣匯率制約了市場的外匯資源配置，大大降低了外匯的使用效率。
第三，嚴格管制的市場。不僅在市場准入上非常嚴格，在外匯的持有額度上，中央銀行也有嚴格的規定，這樣外匯指定銀行也不能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持有外匯，更難以進行資產的收益最大化和規避匯率風險，比如依據人民幣與外幣資產的合理組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所有交易當中，處於壟斷地位的是中央銀行，外匯銀行的持有額度，控制權在於中央銀行。與此同時龐大的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這三者使得中央銀行擁有了絕對的壟斷地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具有非常強的政府意志。
第四，單調的市場。在我國目前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交易的幣種尚且只有美元、歐元等幾種外國貨幣，其中，成交量也主要以美元為主。人民幣的外匯遠期交易，只有極少幾家銀行有資格辦理，根本沒有外匯的期貨交易等豐富的匯率衍生工具，使得外匯市場顯得沒有生機。交易種類的單調與稀少，嚴重製約了形成多層次的外匯市場結構。
（2） 具有強制性的銀行結售匯制
我國的結售匯這種制度安排本身就具有挺大程度上的強制性。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出口企業因出口所得的外匯，必須毫無條件的賣給外匯銀行。出口企業不可以自己持有單獨的外匯賬戶，以後雖然允許大型的外貿企業持有部分的外匯，但是要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根本不能依據企業自身對未來的外匯需求和對未來的匯率走勢預期，自行選擇適宜的數量和出售時間。但是出口企業的非貿易用匯則受到了比較嚴格的人民幣外匯審批的制約。這樣一來，出口企業就沒有辦法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選擇的持有外匯。所以說，這樣的「強賣」所形成的人民幣匯率不會是真實的市場匯率。
2、人民幣匯率缺乏應有的彈性
沒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弱化了企業的風險意識。人民幣匯率長期在很小幅度內的波動，導致整個外匯市場忽視了匯率風險，導致企業在自身經營當中，在進行融資活動當中，很少考慮到風險，這樣就累積了一定的風險。
沒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產生了差距。由於我國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單一匯率制度，所謂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也只是浮動在很窄的范圍之內，這樣其他貨幣間的匯率變化就讓人民幣匯率不好及時調整。近年來，由於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不太穩定，美元處於不斷貶值的趨勢，導致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結果就使名義匯率表面上保持穩定，其實早就與實際有效匯率發生了差距。
1994年我國人民幣實行並軌制，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每天就只有幾個基本點。究其原因是中央銀行每天都參與外匯市場，市場有買賣差額，央行就進行平補。這種制度造成了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敏感性。長期的結果就是向市場傳達一個信號，匯率的大幅度波動是政府允許或者說意願的。這樣一來，匯率政策的操作彈性就大大降低了以至於沒有了彈性。
3、人民幣匯率調整沒有準確的依據
我國是在1996年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但只限於經常項目。在資本項目下，仍然實行嚴格的管制。這樣銀行間的外匯市場，外匯的供給與需求就取決於貿易項目。但是，在國際貿易中，與貿易有關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貨幣的購買力。所以，購買力平價理論就有必要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的理論依據。這就與已經逐步成為固定匯率制度的人民幣匯率相悖。在目前的情況與條件來看，購買力平價的理論適用條件幾乎通通不可以滿足，比如信息充分，交易成本為零，關稅為零等等。但是，在購買力平價的理論下，一般物價水平的計算包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這樣的結果是存在很大的偏差的。這樣，從理論上看，人民幣的匯率調整的真實依據也不充足。
4、維持現行匯率制度成本高
就目前的趨於固定匯率制度的匯率制度，維持它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很大。
首先是加大操作貨幣政策的難度。在資本流動的條件下，固定的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其唯一用途是維持本國貨幣的穩定；而在資本管制的條件下，資本不能自由流動，不能進行資本套利，利率平價理論也發揮不了作用，固定的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也因此又獲得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其次增加了財政負擔。在美元強勢的趨勢下，若繼續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比例，我國的出口將受到沖擊。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步伐，我國外匯市場相比以前，已經日趨活躍了，但是與此同時也給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有一種市場倒逼改革的趨勢。所以人民幣匯率改變的步伐迫在眉睫，完善人民幣的匯率的形成機制刻不容緩。■
④ 研究「人民幣升值及其影響」的目的與意義
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幣升值2%，同時改盯住美元匯率的制度為參照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央行調整匯率後，留給我們思考的是這2%的升值是否已經反映人民幣的升值空間，也就是人民幣在升值之後是否已經在其合理的區間上運行？假若這2%的升值之後的匯率仍沒有運行在合理區間上，人民幣還有進一步的升值空間，那麼這空間還有多大？
通過對人民幣匯率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利率平價理論和均衡匯率法（簡稱BEER）來估算人民幣的實質均衡匯率的理論分析，目前人民幣仍有10%以上的升值空間。
由於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宏觀經濟的沖擊作用一直存在爭論，在經濟運行機制不能完全承受完全浮動匯率制度時，國家對人民幣匯率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避免過度的波動影響國家的宏觀經濟運行。
目前，人民幣升值已經有一段時間，各微觀主體也已調整戰略應對人民幣的升值。在此時讓人民幣在現有的浮動空間范圍內逐步地回歸到均衡匯率水平，相對而言調整的成本更小。目前國內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最為擔心的是升值會對出口、FDI流入以及就業帶來不利影響，我們認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即便人民幣升值很快，FDI的影響也是難以確定的，而對於就業，匯率調整更多的是帶來一些非熟練工人的摩擦性失業，其影響有限。
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在長期內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並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人民幣升值將通過兩種途徑對不同行業產生影響。一是因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在長期內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並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二是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改變行業內企業的資產、負債、收入、成本等賬面價值，通過外匯折算差異影響其經營業績。概括而言，人民幣升值將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或擁有高流動性或巨額人民幣資產的行業是長期利好；而對出口行業、外幣資產高或產品國際定價的行業沖擊較大；其他則影響較小。
人民幣升值會導致整個工業企業利潤的減少，但這並不意味著會導致所有行業利潤的減少，有的行業會由於人民幣的升值而導致利潤增加。同時由於各行業對貨幣升值的敏感性不同，從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不同行業利潤沖擊的時間長度和波動性會產生差異。在所有的行業中，交通運輸設備行業利潤的沖擊、特殊用途設備利潤的沖擊、鐵冶煉行業利潤的沖擊和橡膠行業利潤的沖擊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有一種正向的沖擊作用，也即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導致這兩個行業利潤的增加。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這兩個行業的中間產品均依賴進口，人民幣的升值直接導致這兩個行業利潤空間的拉大。例如：人民幣升值對鋼鐵行業的最大利益在於降低鋼鐵行業的采購成本：目前40%左右的鐵礦石依賴進口，而以鐵礦石為主的原料占鋼材成本的30-40%，人民幣升值對鋼鐵行業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將加大鋼材的進口量，同時減少出口量。當然這種負面影響是中長期的，在短期受國內需求和國內外價差制約，這種負面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首先，目前國內鋼材需求仍然旺盛，出口量所佔產量比例僅為4%。從產品結構而言，出口的主要是附加值較低的線材及普板等產品，進口產品則以國內無法生產或者是產能不足的高附加值產品，包括汽車用薄 板、船用中厚板等。其次，國內外目前的價差在20%以上，即使人民幣升值，依然無法彌補這一塊價差。
繼央行7月21號宣布人民幣升值2%之後，9月23號央行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改善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匯價和外匯指定銀行掛牌匯價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進一步放寬了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區間，增強了外匯指定銀行定價的自主性，其目的就是擬通過市場來反映出人民幣的真實匯率水平。
浮動區間每年只要超過15%-30%，其實就已經接近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進一步放寬人民幣的匯率浮動區間，是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根本上完善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匯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能夠反映真實經濟基本面變化對匯率調整的要求，可以從根本上消除匯率失衡問題，但是這種制度必須有較發達的國內金融市場的支持，人民幣匯率制度一旦走向浮動，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微觀經濟個體如何規避匯率風險。發達國家有期限結構完整的國內債券市場，因此很容易建立遠期外匯市場，外匯市場上形成的價格也相對合理。但是在中國，國內債券市場處於初級發展階段，各種利率期限結構的人民幣資產價格還不完善，這勢必難以形成合理的遠期外匯價格。如果在此時引入人民幣匯率浮動機制，浮動匯率形成的價格可能會持續偏離均衡匯率，匯率風險對於對外貿易和投資行為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因此，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會維持目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本文節選自華夏證券研究報告《人民幣匯率及匯率制度改革：將走向何處？》）
⑤ 研究人民幣匯率的目的
因為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或下降對社會經濟等方面有著諸多方面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有一定促進作用。由於我國很多出口產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低，主要以價格低廉贏得國際市場。人民幣升值迫使出口企業必須積極地參與國際合作和分工，以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而不是僅依靠價格和資源優勢；迫使企業必須進行技術創新升級，增加商品的附加值，提高產品科技含量。
1、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我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開拓國際市場。我國大力鼓勵本國企業"走出去"，許多大企業也開始實施國際化的經營戰略，人民幣升值使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國外的資源，使人民幣海外購買力增強，降低了海外並購的成本。
2、人民幣升值有利於企業技術提升，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出口企業要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必須進行技術創新，對先進技術設備的進口需 求將不斷擴大。
人民幣升值，使企業能用更少的資金購買先進技術設備，直接降低企業技術研發成本，間接促使企業不斷更新技術，提高管理水平，改進產品檔次， 增強核心競爭力，從而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改善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3、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發展。人民幣升值可以最有效率地對出口企業進行洗牌，把製造業中那些附加值和技術含量低的企業出局，有 利於改變過去資源過度向製造業集中的局面，引導更多資源轉向服務業，從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良性發展，進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服務業和服務貿易 快速發展，最終實現服務貿易與商品貿易共同協調發展，提高整個國家的綜合競爭力。
4，對內升值有利於壓低國內大宗商品價格，控制通貨膨脹，調控房地產價格，促進股市制度性下跌，降低股市圈錢功能，使優質上市公司受到損失，損害本國實體經濟，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加大經濟衰退風險。
5，對外升值有利於推高本國外向型製造業企業出口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因自主科技水平不足，又失去一定價格優勢，而競爭力大幅下降，使國家出口減少，經濟增長乏力。同時，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令外國企業在具有技術優勢的同時，又獲得了成本優勢，而加大對中國的出口，通過對中國的貿易，使本國經濟獲得復甦。
6，降低本國學生出國留學的教育成本和生活成本，有利於留學生定居國外，到外國學習先進理念，和舒適生活，促進中國人才的全球擴散，傳播中國文化。
7，有利於中國企業在國際上對即將破產企業或業務進行收購，促進中國的對外投資，幫助世界各國經濟復甦，體現了中國的良好風范。
⑥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作用
所謂人民幣匯率改革 就是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人民幣升值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
1）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更值錢了，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國外債壓力的減輕和購買力的增強等等。
例如：誰在掏錢維持號稱「全球老大」的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轉？想當然的回答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廣大納稅人。這個回答並不全對。因為當前的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巨大，光*納稅人的貢獻還不夠開銷，因而不得不大量舉債。而最大的債主是誰？是日本和中國。中國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買的是美國政府公債。
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強大的帝國的最大債主之一。這個事實本身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去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說話的人民幣自然而然也就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這是好事。
3）有利於進口產業的發展：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符合黨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要求，符合我國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於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對於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⑦ 研究人民幣升值問題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人民幣升值
目前 一般就美元而言
即相對於美元升值或貶值
直接影響進出口
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夥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且不說90年代人民幣是不是過度貶值或定價過低，單說近年來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沒有動，僅此一條，就可以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價值有可能低估。
(三) 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籲人民幣升值，背後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製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製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希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四)人民幣升值的客觀作用
1、 加強經濟自循環的能力
當匯率變化反映了外幣的供求程度之後，企業和家庭就能及時調整其策略，更為有效地利用外幣。而且，如果國內企業長期藉助有利匯率帶來的成本優勢，通過出口低端產品賺取利潤越容易，國內企業投資於產品研發的動機就越小。這不利於國家的競爭力的長期發展。
2、 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為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人民銀行必須從市場中買入美元、投放人民幣。這使央行難以將貨幣供應控制在目標區間之內。為抵消外匯占款的影響，人民銀行必須進行所謂的「本外幣對沖操作」，即在買入美元的同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賣出政府債券或央行票據，從市場中回籠資金。適度擴大人民幣波動范圍能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3、 與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
在固定匯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外匯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而通過發放央行票據來回籠外匯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並將導致政府財務負擔的上升。擴大人民幣浮動范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由於：1) 外匯占款減少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2) 貨幣升值將使進口價格降低，因此可能壓低國內價格。
人民幣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中央政府做出的決定，不會是因為某一個原因，除非這個原因的壓力大到讓政府無法迴避或阻擋。我覺得原因有三：
第一：化解各國以及各種資金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和壓力；
第二：逐漸擺脫盯住美元的模式，為人民幣成為硬通貨做准備；
第三：藉此機會，縮小港幣和人民幣的匯率差，爭取達到1：1，然後，在適當時機下，人民幣、港幣和澳元將融合，形成單一貨幣。
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人民幣近10年都處於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1994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8.6212，1995年為8.3490，1996年為8.3143，到2003年為8.2770（國家統計局，2004），人民幣匯率近10年下降了4.1％。從2001年開始連續3年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幣匯率累計平均仍為8.2770.2003年以來，人民幣再一次面臨升值壓力，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斷施壓，希望迫使人民幣升值。國內外理論界也有人依據各種模型估算出人民幣「應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計達到50％以上，低的估計也有15％以上。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2002年達到2864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了5.55倍。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 ）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 ）為-0.3％，比美國低2.53％。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製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對策：
一、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
匯率升值的壓力來自於多個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長、資本流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從對外貿易入手，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不易。不過，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夥伴中，對美順差最大，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也最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調整對外貿易地理結構來減輕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針對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壓力，在繼續鼓勵外資流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可以適度考慮以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他國市場。針對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可以採取措施適當控制其增長速度。另外，也可以考慮推行QDII制度。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為漸進式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打下基礎。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權衡人民幣升值問題，適時調整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
從國際經驗來看，既然經濟大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面臨匯率升值的內部壓力與外部壓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在人民幣未來的升值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廣場協議」那樣的大幅度匯率調整極為重要。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要簽訂類似「廣場協議」式的國際性文件。為此，要讓匯率始終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我們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對人民幣匯率適時做出適當的調整，使匯率水平既能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狀況，又能避免未來人民幣快速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要認識到，成功地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對於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貿易品部門與非貿易品部門產業間的平衡發展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都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而這一點，有待於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消除升值預期。
三、要綜合處理匯率升值影響物價水平所產生的問題
對於人民幣未來走勢，基於巨大的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對其可能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要實事求是,具體深入地分析他國匯率波動的歷史教訓,才能真正有助於我們借鑒。匯率問題,涉及面甚多,在我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國際交往的情況下,匯率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從整個日元的升值中，就長期來看，日元的升值導致了日本物價的整體下跌，日本CPI指數，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來多年出現負增長。所以說看本幣升值對物價的影響不能只看眼前，而要著眼於長期，著眼於對未來物價的影響，對長遠的整體經濟的影響。那種認為人民幣升值可能抑制當前通貨膨脹趨勢的觀點，短期來看也許可行，長期來看，還可能進一步形成通貨緊縮趨勢，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
我們不能單從本幣的升值來看對物價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能因為眼前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而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抑制短期通脹壓力。在短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畢竟，通過人民幣對外升值來抑制通脹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匯率升值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影響是整體的，且宏觀經濟政策對物價的影響也會抵消本幣升值對通脹的抑製作用。所以說，要認真研究綜合處理匯率升值通過影響物價，進而影響經濟系統的問題，為未來人民幣升值後減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做好准備。
四、其他減輕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的對策
針對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適時調整我們的貿易戰略，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作為出口企業來說，要努力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逐步改變原來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的做法。針對出現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下調的壓力，以及對總需求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通過西部大開發的措施，擴大內需來解決。針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儲備風險，我們要深入研究未來世界主要貨幣的變動趨勢，根據我們進口規模，適時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和總量規模。針對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增加投資、融資渠道。
一、人民幣升值之利：
（一） 人民幣升值可能意味著人民幣地位的提高，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提升。
1）中國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更加值錢，人民幣一升值，老百姓手裡的錢就更值錢了，中國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國外債壓力的減輕和購買力的增強等等。
例如：誰在掏錢維持號稱「全球老大」的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轉？想當然的回答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廣大納稅人。這個回答並不全對。因為當前的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巨大，光*納稅人的貢獻還不夠開銷，因而不得不大量舉債。而最大的債主是誰？是日本和中國。中國3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很大一部分買的是美國政府公債。
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強大的帝國的最大債主之一。這個事實本身顯示了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去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說話的人民幣自然而然也就獲得了更大國際事務話語權，這是好事。
3）有利於進口產業的發展：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二）人民幣升值的前景還是越來越清晰的。
這是因為，正如1994年以前人為高估人民幣幣值的政策被迫放棄一樣，人為低估人民幣幣值也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在匯率的問題上，政策干預，雖能一時起作用，但最終還是市場說了算。只要中國能夠保持經濟高增長，同時推動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進程，那麼，人民幣升值，成為區域乃至世界貨幣將為時不遠。而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不遠的將來突然停步；中國的貨幣當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幣將走向完全可自由兌換。
實際上，人民幣的上升之旅已經開始，起點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貶值。這一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向市場匯率並攏，由上一年的1美元兌5.80元人民幣調整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貶值幅度為33%。從那時起到去年末，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的情況是，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1999年以前為德國馬克)和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和17%；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升值分別為18.5%、39.4%和62.9%。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的結果也反映了同樣的趨勢。
雖然如此，但在當前，試圖誘導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具備現實條件。
二：人民幣升值之弊：
（一）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表現在三個方面：
1） 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到我國外貿和出口。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帶來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
一國貨幣的升值，帶來的是該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不景氣。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訓的。在1985年，為了遏制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財政首腦就採取過相應的手段，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從而逼迫日元升值30%。此後，從1985~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而「廣場協議」被公認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現在日本無非是想把這一悲劇轉嫁到中國。
2） 還會影響到我國企業和許多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因為盡管「中
國製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佔的市場份額，主要依*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在競爭中並不處於主導地位，如果競爭力受到打擊是很可怕的。
《中國企業家》這次調查的最大發現是：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對於正在中國經濟舞台上活動著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例如：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宏生，這位中國彩電出口大戶的老總面對升值的前景憂心忡忡，他認為，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人民幣如果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等於出口價格提升了10%，而中國國內製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怎麼可能調節10%的升值壓力？肯定會出現大面積虧損。
黃宏生以創維為例，勾劃出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線：「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很難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廠產品跟我們的價格一樣低。比如來自墨西哥的彩電、歐洲土耳其的產品很便宜，我們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們今年在美國市場希望能提高三千萬美金銷售，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了，那麼這個計劃就流產了。」
又如：與製造企業相比，那些在匯率風險最前沿的外貿企業，是變化的最強烈的感知者。對於出口型企業來說，出口的量，相對進口，要大得多。因此，黃宏生才說，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東方科學儀器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黃方寧，向記者講了一個因為歐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們有一筆交易，簽約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還是1:0.9，等到交貨時，漲到了1:1.1了，他們又沒有採取鎖定匯率的措施，於是賠了。「即使我們有10%、20%的中間利潤，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損失。只能自己補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來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將投資轉移到墨西哥或馬來西亞，20世紀80年代，台灣也曾經歷過中國現在的壓力，在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40漲到1:25後，一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產業，紛紛轉移到東莞。同樣，有專家分析，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傳統產業又會從東莞轉移到像中亞、越南等更不發達的地區。本來，中國還有很多地區，比如西部，可以容納這些產業，但因為貨幣的調整是針對所有企業的，可能使得中國被迫提早經歷產業空洞化的過程。
3） 還會破壞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
緣越來越近。升值業可能葬送我國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資環境，新增的海外投資則會減少，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將被大大消減，因為這種投資變得相對昂貴。另一方面，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可能增加，使我國的金融距爆發危機的邊緣越來越近。
例如：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貨幣政策，以吸納國內資金，但其效果卻適得其反，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同時又產生了外資流入推高了本幣匯率的矛盾，觸發了經濟結構問題的暴露，或出現泡沫經濟或出現經濟滑坡，從而被迫實行本幣貶值政策，直接導致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的交易風險，並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何為金融危機？這就好比是一戶本來很窮的人家，來了一個巨富親戚，
為他們帶來了暫時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闊而借給這家人巨資，不料這戶人家的富親戚突然消失，留給這戶人家的只有高築的債台，並因此導致了借其巨債的朋友。一時間危機四起。
可見，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由於內部資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
的國際游資流入，使資金流向出現偏差而形成資金結構上的矛盾，埋下了貨幣危機的隱患
4） 還有，升值後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國
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達到高潮，一些「泡沫」進一步膨脹或造就新的「泡沫」，兩極分化繼續擴大，導致投機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國許多散戶投資者紛紛在當地開立人民幣儲蓄帳戶，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幣匯率制度變化會讓他們受益。當然，這些散戶帳戶並非是真正的人民幣帳戶，因為依照中國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在海外開立人民幣帳戶是非法的。他們開立以人民幣計價的儲蓄帳戶，帳戶內的存款是美元，但基於人民幣的現貨匯率，這些帳戶將因人民幣兌美元現貨匯率的波動而升值或貶值。 Everbank首席執行長Frank Trotter稱，公司此舉在一些客戶中產生了很大反響。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幣匯率開始顯示失衡跡象以來，這些客戶一直在要求開立人民幣計價帳戶。Everbank於7月1日推出了此類新帳戶，並在隨後的幾周內將逾650萬美元投入該類帳戶。
（5）此外，人民幣升值之不利多多：
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通貨緊縮帶來更大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物價肯定會降下來，因為進口品的價格會下降。
人民幣升值增大就業壓力，惡化當前就業形勢：外商投資企業對吸引國內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現在的情況更是如此，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財政赤字將由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時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
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勞動力成本為優勢的。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很容易受到反傾銷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勢並不樂觀。如此時人民幣升值則會是使目前這種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此時人民幣升值不僅會影響吸引外資，而且也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
匯率的變動與各國國內的利率水平、貨幣供應量、國民收入水平以及物價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一種貨幣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應該由市場說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說了算。
然而：鹽川正十郎的提案則更像一場政治陰謀。手拿一張一百元的人民幣，如果是一個小孩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個小孩一定還幼稚到沒有學會用錢。如果是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問，這值多少？那麼，這就會引發一場風波。而這場風波就是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的一項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
最近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討論成為國際上一個十分關注的話題。先有日本財相在七國財長會上提出要求，後有美國財長斯諾講話和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都呼籲人民幣升值，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格林斯潘的講話，更是讓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其實，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考慮，鹽川正十郎提出這個問題並非沒有道理。首先，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谷，憑什麼你中國卻一枝獨秀？中國的一枝獨秀我們日本也有貢獻，你看，日本從你們那裡進口了多少商品。其次，人民幣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夠貶值，這樣日本的出口產品才有競爭力。 中國經濟具有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平和廉價的貨幣3大優勢，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幹涉的，只有最後一點——人民幣匯率。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幣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但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不了企業的行動，所以他們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使他們在國內達不到的目的，通過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來達到。
迫使人民幣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美歐方面的動機似乎更為明顯，就是為了通過人民幣升值消弱中國的經濟實力，進而打擊中國的國際影響。
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美元貶值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升值的國際壓力日大。盡管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真正的出口優勢(品牌)之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於一旦。
我以前做的
基本上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了吧？
⑧ 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有何意義
浮動匯率制
以前的固定匯率制由政府承擔了匯率變動的風險
改浮動匯率後我國的金融市場直接與國際金融市場掛鉤，在外匯方面個人/企業承擔更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