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現狀

A. 造成2016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較大幅度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2016年下半年匯率波動比較大一些，有多種因素。其中，2016年下半年，中國對外投資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銷比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這個季節都會多一些，去年多得明顯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業在外面收購的熱情比較高。第二，美國大選，特朗普當選，之後出現了很多和一般人預期不太符合的變化，因此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猛。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波動比較大。
從外部來看，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之間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分化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沖擊是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重要原因。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新規則——「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表明，人民幣匯率走勢更多關注與一籃子貨幣相關聯。2016年以來，上述國家的匯率均呈現明顯波動，美元指數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而且，由於美國經濟數據的搖擺、英國退歐黑天鵝等事件，匯率市場波動劇烈。
從內部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和靈活性上升也是匯率正在更多由市場因素驅動的表現。伴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深入，匯市的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化，預期也更為多元化和分散，主體的多元化和行為的變化可能會在短期內加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2016年以來，受企業外幣負債去杠桿以及海外兼並收購意願不斷升溫等因素影響，中國外匯市場呈現階段性的外匯供小於求的局面，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匯率階段性地呈現較中間價貶值的走勢。
市場對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離岸和在岸匯差階段性較大的問題也需要一個過程來逐步化解。2016年2月13日周小川行長接受專訪，首次就匯改與市場進行全面系統的政策溝通，是這一輪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注重政策溝通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後，央行不斷強化與市場的溝通，在匯率引導上也更加市場化，干預頻次在減少，但在市場出現異常波動時積極干預，有助於預期的穩定。

B.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狀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就是如何選擇以及如何制定匯率制度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亦簡稱匯率制度。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加強和成熟，我國的社會和經濟對匯率波動承受力的要求，尤其在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的資本市場日益開放的大勢下，也迫切要求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
關鍵詞：匯率 外匯市場 彈性 政策敏感性
我國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從1994年元旦開始實行的。這是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生成逐步向市場化靠攏的開始。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允許市場匯率在一定范圍內圍繞基準匯率上下浮動這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核心。這個核心所規定的匯率形成機制是非常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的，20年來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然而，客觀上來說，目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也存在著的諸多的缺陷，需要我們進一步改革加以完善。
1、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被歪曲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結售匯制的建立，一直是我國人民幣外匯體制改革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同時，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現行基礎包括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銀行結售匯制。從理論上來看，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反映的是市場供求關系。然而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卻存在著兩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其一是是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其二是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扭曲以上兩點有不可忽視的貢獻。由此可以看來人民幣匯率在是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匯率的，而相反卻可以基本上體現的是政府意志。
（1） 銀行間外匯市場具有封閉性
所謂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它的建立初衷是為了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以改進，但是實踐來看，初衷並沒有達到這一目標並未達到，反而暴露了銀行間外匯市場自身存在的缺陷這：
第一，封閉性的市場。在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的是會員制，作為外匯市場的主體，首先銀行必須是中央銀行指定的，確定銀行獲得了會員資格，然後要報送中央銀行或外匯管理局審批。這樣嚴格的市場准入規則，自然就使這個市場失去了開放性。
第二，被動干預的市場。在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會彌補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交易的不完全匹配的頭寸。為了保證外匯市場的「出清」，保證外匯市場的有效運轉，中央銀行就處在了被動干預的角色上。這種迫不得已，不僅限制了央行干預的靈活性，而且使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匯率趨於僵化，浮動空間非常狹窄。顯而易見，這種扭曲的人民幣匯率制約了市場的外匯資源配置，大大降低了外匯的使用效率。
第三，嚴格管制的市場。不僅在市場准入上非常嚴格，在外匯的持有額度上，中央銀行也有嚴格的規定，這樣外匯指定銀行也不能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持有外匯，更難以進行資產的收益最大化和規避匯率風險，比如依據人民幣與外幣資產的合理組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所有交易當中，處於壟斷地位的是中央銀行，外匯銀行的持有額度，控制權在於中央銀行。與此同時龐大的外匯儲備與貨幣供應這三者使得中央銀行擁有了絕對的壟斷地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具有非常強的政府意志。
第四，單調的市場。在我國目前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交易的幣種尚且只有美元、歐元等幾種外國貨幣，其中，成交量也主要以美元為主。人民幣的外匯遠期交易，只有極少幾家銀行有資格辦理，根本沒有外匯的期貨交易等豐富的匯率衍生工具，使得外匯市場顯得沒有生機。交易種類的單調與稀少，嚴重製約了形成多層次的外匯市場結構。
（2） 具有強制性的銀行結售匯制
我國的結售匯這種制度安排本身就具有挺大程度上的強制性。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出口企業因出口所得的外匯，必須毫無條件的賣給外匯銀行。出口企業不可以自己持有單獨的外匯賬戶，以後雖然允許大型的外貿企業持有部分的外匯，但是要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根本不能依據企業自身對未來的外匯需求和對未來的匯率走勢預期，自行選擇適宜的數量和出售時間。但是出口企業的非貿易用匯則受到了比較嚴格的人民幣外匯審批的制約。這樣一來，出口企業就沒有辦法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選擇的持有外匯。所以說，這樣的「強賣」所形成的人民幣匯率不會是真實的市場匯率。
2、人民幣匯率缺乏應有的彈性
沒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弱化了企業的風險意識。人民幣匯率長期在很小幅度內的波動，導致整個外匯市場忽視了匯率風險，導致企業在自身經營當中，在進行融資活動當中，很少考慮到風險，這樣就累積了一定的風險。
沒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產生了差距。由於我國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單一匯率制度，所謂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也只是浮動在很窄的范圍之內，這樣其他貨幣間的匯率變化就讓人民幣匯率不好及時調整。近年來，由於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不太穩定，美元處於不斷貶值的趨勢，導致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結果就使名義匯率表面上保持穩定，其實早就與實際有效匯率發生了差距。
1994年我國人民幣實行並軌制，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每天就只有幾個基本點。究其原因是中央銀行每天都參與外匯市場，市場有買賣差額，央行就進行平補。這種制度造成了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敏感性。長期的結果就是向市場傳達一個信號，匯率的大幅度波動是政府允許或者說意願的。這樣一來，匯率政策的操作彈性就大大降低了以至於沒有了彈性。
3、人民幣匯率調整沒有準確的依據
我國是在1996年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但只限於經常項目。在資本項目下，仍然實行嚴格的管制。這樣銀行間的外匯市場，外匯的供給與需求就取決於貿易項目。但是，在國際貿易中，與貿易有關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貨幣的購買力。所以，購買力平價理論就有必要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的理論依據。這就與已經逐步成為固定匯率制度的人民幣匯率相悖。在目前的情況與條件來看，購買力平價的理論適用條件幾乎通通不可以滿足，比如信息充分，交易成本為零，關稅為零等等。但是，在購買力平價的理論下，一般物價水平的計算包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這樣的結果是存在很大的偏差的。這樣，從理論上看，人民幣的匯率調整的真實依據也不充足。
4、維持現行匯率制度成本高
就目前的趨於固定匯率制度的匯率制度，維持它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很大。
首先是加大操作貨幣政策的難度。在資本流動的條件下，固定的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其唯一用途是維持本國貨幣的穩定；而在資本管制的條件下，資本不能自由流動，不能進行資本套利，利率平價理論也發揮不了作用，固定的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也因此又獲得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其次增加了財政負擔。在美元強勢的趨勢下，若繼續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比例，我國的出口將受到沖擊。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步伐，我國外匯市場相比以前，已經日趨活躍了，但是與此同時也給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有一種市場倒逼改革的趨勢。所以人民幣匯率改變的步伐迫在眉睫，完善人民幣的匯率的形成機制刻不容緩。■

C. 05年後我國人民幣匯率現狀 問題 今後改革的方向

1994年以來，盡管中國實行固定釘住匯率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面對新的國內外經濟環境，繼續維持固定釘住匯率安排，其成本將是很高的。本文在反思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及其運行機制的基礎上，以貨幣模型為分析框架，對人民幣匯率制度對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從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角度提出實行新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必要性。
關鍵詞： 匯率制度 貨幣政策 影響分析
自1994年1月1日我國人民幣匯率並軌後，我國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然而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管理」有餘而「浮動」不足，形成事實上的釘住美元。在當時環境下，這種匯率制度的合理性是明顯的（麥金農，1999）：第一，通過事先的政策承諾增強了政府的信譽；第二，維護了公眾對國內金融體系的信心，鞏固了1994年改革的成果；第三，穩定了危機打擊後的亞洲局勢。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頻繁使用公開市場工具控制貨幣發行量，使主要針對國內經濟失衡而實施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了很大的制約。經過幾年時間的調整，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面對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人民幣匯率機制需要重新審視其合理性。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經國務院批准，即日起，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次針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不僅是緩解對外貿易不平衡、擴大內需以及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需要，也是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主動性和有效性的需要。

一、 分析框架

在現代信用貨幣制度上，一國貨幣供給是由該國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MB）進行擴張而創造出來的。根據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存在下列數字表達式：
FX+LG≡MB
根據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存在下列數字表達式：
MBb+L≡D
如果把這兩個方程等式兩邊分別加起來，為：
FX+ MBb+（LG+L）≡MB+D
其中，FX——黃金和外匯儲備，LG——對政府貸款，MB——貨幣發行（基礎貨幣），MBb ——流通的貨幣加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L——商業銀行對個人和公司的貸款，D——公眾存款， LG+L表示整個銀行部門對政府、私人及對非銀行部門的貸款，稱為國內信貸，記作DC。
等式兩邊都減去MBb，方程為：
FX+DC≡（MB-MBb）+D
方程右邊由流通中的貨幣加銀行存款，即為貨幣供給Ms，則有：FX+DC≡Ms
當中央銀行以買賣外匯的方式干預外匯市場時，官方的國際儲備的數量也隨之變化。中央銀行向公眾出售一項資產時，貨幣供給量收縮，而當中央銀行購入資產時貨幣供給增加。 可見在開放經濟下，一國貨幣的供應總量，不僅僅來源於國內，還來源於國外。中央銀行若要按固定方程式控制住Ms，就必須同時控制FX和DC，否則此增彼減，貨幣供應的增長就會突破控制目標。

Mickinnon利用Frankel-Wei的回歸分析模型對亞洲國家匯率波動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在亞洲金融危機前（1994.1-1997.5）、危機期間(1997.6-1998.12)和危機後(1999.1-2000.5)人民幣匯率波動與美元、日元和德國馬克（或歐元）的權重分別為：0.996，0.000，0.012；1.001，0.000，0.000；1.000，0.000，-0.001。因此，人民幣匯率主要是釘住單一美元。2
Masahiro Kawai在《東亞匯率安排：1997-1998年貨幣危機的教訓》中採用Frankel-Wei的模型對人民幣匯率運行進行了回歸分析（分析結果見表1），發現1994-2002年α1基本保持在1，α2、α3值極小，估計的標准差也很小。尤其是1999年以後，估計的標准差幾乎為0，明顯小於1999年以前的估計的標准差，表明人民幣是釘住美元的，而日元、歐元的權重很小。而較小的回歸標准差說明從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明顯小於危機前的波動幅度，而且浮動的區間越來越小。

唐國興、徐劍剛對中國1991.1--2002.10人民幣匯率的周數據和月數據進行Frankel-Wei的回歸分析，發現1994年後無論是周數據還是月度數據，美元隱含的權重為1左右，日元和歐元隱含的權重很小。3
從人民幣匯率的實際表現來看，1994年初並軌時，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為1：8.70，與1993年末的官方匯率相比，貶值了50%左右。此後，從1994年至1997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了4%。從1998年至2004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基本保持在8.2791-8.2768的「狹窄」區間內小幅波動，波幅不超過120個基本點。

D. 人民幣匯率升值現狀

[摘 要]人民幣升值在增強人民幣的支付能力、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貿易條件、提高中國經濟國際地位、緩解貿易矛盾、 加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等方面有著積極意義，但同時也會對出口、吸引外資等方面產生不利影響，應從積累外匯 知識、培養外匯人才、定位產業結構等方面採取積極措施加以應對。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匯率；中國經濟；影響；對策

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2008年3月2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7.0512元，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大漲136個基點，一舉突破7.05和7.11，日漲幅1.93‰，再度創下匯改以來的新高。
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日19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自從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以來，由於各種內外因素推動，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我們應客觀看待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影響，積極應對，把握機遇，迎接挑戰。

一、人民幣匯率概述

(一)匯率的概念。何為匯率?兩國之間貨幣折算的比率即為匯率。一個國家要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或非貿易交往，必然要進行貨幣的支付。然而由於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兩國等面額的貨幣所代表的實際購物量並不相等，這就需要將兩國貨幣按一定的比率進行折兌，雙方交易才能夠公平進行。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情況。從長期看，一個經濟持續增長的國家，本幣會呈現升值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中國經濟增長率遠高於同期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率，這促進了人民幣的升值。同時由於近年來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雙順差」呈擴大趨勢，我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均推動了人民幣的升值。而來自國際上的壓力，尤其以美、日、歐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強烈要求，也成為我國人民不斷升值的因素之一。

二、人民幣升值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系統過程，它對於我國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推動作用，合理的升值能讓我國更好地融入全球一體化。
(一)人民幣升值增強了人民幣的支付能力。人民幣支付能力的增強可以減輕我國償還外債的壓力，提高我國企業海外並購的能力。近幾十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明朗。要想獲得更好的發展，中國企業必須果斷實行「走出去」的戰略，而要「走出去」其中一種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並購國外企業。人民幣升值之後，中國企業在國外並購的時候會變得更富競爭力。
人民幣支付能力的提高能夠降低我國進口商品的成本。合理升值能夠促進國民對國外優質產品的消費和購買，降低原材料進口依賴型廠商的成本。此外，國民出國學習、培訓和出國旅遊探親的機會也因此而受益。
(二)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人民幣的升值，將導致流向出口部門即勞動密集型部門的資金向資本密集型部門流入，使我國的產業結構向有利的方向調整，最終資本會轉向投資國內市場，當貨幣升值後，資本就會尋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進行投資，使這些產業有更多的資金進行技術創新改革，增加其國際市場競爭力，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進軍國際市場。
中金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同樣持這一觀點，他認為「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淘汰一部分生產力落後的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在人民幣升值階段，由於流向的變化，中國三大產業的比例調整可以同步進行，在貿易品出口受阻情況下，非貿易品的投資與生產必然加大，第三產業將得到發展，使中國產業結構趨於合理。
(三)人民幣升值有利於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優化貿易條件，擴大內需。人民幣匯率的上升雖然對我國大量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造成了一定的傷害，並最終導致出口的減少。但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層面分析，升值有利於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的完善，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從而對出口企業產生正面推動作用。為此，我國應該調整粗放式外貿發展戰略，促進外貿出口由規模導向型向效益導向型轉變。同時，各企業應注重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改變以低廉價格水平參與競爭的局面，更好地融入國際市場。
人民幣的升值增加了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購買力，促進了國內需求及外需與內需的協調發展，形成了內外貿結合的發展態勢，緩解了對外貿易的不平衡，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起到了穩固的作用。
(四)人民幣升值有利於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從國內與國際上看，一國貨幣的升貶主要與其綜合國力的興衰密切關聯。在人民幣長期升值的趨勢中，國內外對人民幣和中國經濟的信任將與日俱增。因此，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經濟綜合實力強、經濟形勢好的信號，有利於增強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以及改變他們對政府行動和經濟運行的預期，增強投資者的投資意願，為人民幣成為區域化、國際化貨幣創造有利條件，實現人民幣的國際發行收益。
(五)人民幣升值有利於平衡與緩解各國的貿易矛盾，減少糾紛和摩擦。中國積累的巨額貿易順差，經常會受到美、歐、日國內政治及其利益集團的抨擊，貿易糾紛呈現越來越多之勢，中國近年來頻繁遇到的反傾銷訴訟和其他貿易爭端均與這一背景有某些關聯。
隨著對人民幣的升值，不僅可以改變對外均衡的問題，而且在我國出口產品的生產成本和國際價格上提升後，可以起到緩解與美國、日本等主要貿易夥伴國在低價反傾銷上的貿易摩擦，進而減少貿易糾紛、高額成本、征稅等方面的成本。
(六)合理的人民幣升值有助於我國加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在我國加入WTO後，我國的企業必須積極融入世界經濟，參與到全球范圍內的競爭中去。匯率作為國際經濟的紐帶，對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立足於我國經濟發展背景上的人民幣合理升值既是現實經濟情況的正常反映，也表明了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時的負責態度，有助於減少國際貿易摩擦，促進我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

三、人民幣升值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挑戰

(一)出口將受到制約，從而減少中國國民收入，增加就業壓力。人民幣升值後，我國出口廠商的生產成本會相應的提高。在國際市場產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出口的利潤將下降。如果提高產品價格，根據產品需求理論，對於需求彈性大的產品來說，又將使產品需求量減少，降低出口商品或勞務的價格競爭力。這不但會影響到出口廠商的積極性，而且會削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使一國的國民收入減少。
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國外進口商品在國內售價相對低廉，進口量進一步增加，國外商品對國內商品的市場份額競爭壓力將進一步增強。
(二)不利於吸引外資，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資將受到抑制。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成本如投資建廠、購置設備、在華勞動力的成本無疑提高。其次在華外商投資企業的各類產品和服務中有相當部分是面向國際市場的，人民幣幣值的上升同樣給這些企業的產品走向海外市場的競爭力打了折扣，這些給我國政策的制定也帶來巨大挑戰。
(三)迎合投機資本的預期，製造資產泡沫，同時可能引發部分國際游資外逃。人民幣升值帶來更大的升值預期，會減少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吸引更多的非直接短期資本的流入，增加對地產、股市等投資和投機，製造資產泡沫，甚至將製造虛假繁榮，誤導經濟向非理性方向的發展。而在進入我國的國際資本中，不乏相當部分是對人民幣有升值預期的國際游資，這部分國際游資察覺到人民幣升值的潛在收益，當人民幣升值特別是短期內迅速大幅上升時，就會兌現收益，實現資本外逃，如何防止資本出逃成為一個巨大的挑戰。所以保持人民幣匯率維持漸進性小幅度升值對於金融市場的穩定極為重要。 (四)人民幣升值使我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縮水的可能。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一。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對外開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標志，也是我們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參與對外經濟活動的有力保證。然而，人民幣升值將使我國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縮水的可能。
(五)人民幣升值使我國經濟進一步與國際接軌，給我國各級政府帶來巨大挑戰。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背景是中國與世界經濟、政治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要求我國政府實現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同時匯率形成機制必須是合理的，有利於中國金融的穩定，人民幣升值要在人民幣經常項目放開，實現完全可自由兌換，走向國際化硬通貨的大前提下逐步實施。

四、對外貿易行業的應對策略

中國加入WTO後，外貿業的平均增長率明顯加快，使得中國在國際貿易舞台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隨著全球製造業的重新布局，中國的加工貿易持續發展，加工貿易成了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隨著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外貿業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變壓力為動力實現外貿業的健康發展是當前大計。我國如何應對匯率調整，做貿易強國，這是新時期對外貿業提出的新問題。
(一)培養風險意識，積累外匯知識，主動進行匯率風險管理。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背景下，外貿企業應有風險意識，積累外匯業務知識，以便在匯率波動的市場上有前瞻性，真正做到運籌帷幄，掌握主動權。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從多方面入手，加強避險能力，主動進行匯率風險管理。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企業，存在著不同的規避匯率風險的方式。企業可以根據我國外匯管理部門與銀行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措施和避險工具，因企制宜選擇不同的產品構成適宜的投資組合，以規避人民幣升值導致的收益減少風險。
具體有以下四種避險方法：一是利用金融工具進行避險。目前的匯率避險產品主要有遠期結售匯業務、結構性結匯業務、擇期交易等。遠期結售匯是目前我國金融市場上主要的避險方式。二是通過合同條款的選擇迴避匯率風險。如與進出口保險公司合作或者通過與外商在合同協議中註明匯率變動後的措施等來達到保值的目的。三是採用貿易融資形式迴避匯率風險。目前我國主要融資品種有授信開證、出口押匯、打包放款、外匯票據貼現、進口押匯和國際保理融資等。貿易融資可以較方便地解決企業資金周轉問題。如通過出口押匯等貿易融資方式，獲得外幣貸款並立即結匯，企業既滿足了出口發貨與收匯期間的現金流需要，又規避了匯率風險。四是利用出口信用保險規避風險。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成立以來，已有上千家企業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險項下融資便利，直接避免了匯率波動損失。
(二)注重培養企業外匯人才。當今世界，技術快速發展，知識日益創新，體制不斷變革，競爭日益激烈。而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使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變得愈加復雜，在愈演愈烈的市場經濟和金融環境中，在應對匯率改革所帶來的挑戰時，企業碰到很多新問題。人才資源作為企業發展中的第一資源和企業的財富和資本，它的管理與發展對於企業能否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勝有著重大意義。在應對匯率的變動所帶來的影響時，企業應注重培養外匯專業人才，這對於企業面對人民幣升值如何做出預測並且及時採取措施降低企業匯率風險有著重大作用。
(三)對企業發展戰略和產品結構重新定位。企業的決策層應該對企業的發展戰略和產品結構進行重新定位。中國目前外貿產品的突出問題是高物耗高能耗，附加值低，國際技術競爭力不強，產品長期處於低層次。外貿企業只有通過大力推動技術創新，樹立品牌觀念，積極創造品牌優勢，實施品牌戰略，提升產品檔次和質量，加大自主研發高新技術產品的力度，把自己的牌子打出去，增強核心競爭力，創造綜合效益。同時要注重改變外貿出口產品的結構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外貿行業的持續增長。
人民幣的升值是一把雙刃劍，有利有弊。從我國宏觀形勢上看，人民幣的升值利大於弊。綜合全面考慮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所有正反兩方面影響及其在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程中的重大意義，人民幣的升值是有利的。從全面，長遠的發展上看，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將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促使我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匯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貿易差額，但絕不是唯一決定的因素。人民幣升值後，中國的出口並沒有減少，這反映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優勢。在今後的匯率升值中，人民幣匯率不應大幅波動，應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維持漸進式小幅度升值步伐。人民幣的漸進式升值有利於確保市場對於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穩定，同時能夠避免可能引發的大幅度的投機活動和市場波動。
希望採納

E.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旅遊業的影響！！急！！！！

匯率變動是影響旅遊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前不久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有關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消息，立即震動了整個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當日人民幣針對美元升值2%，並導致了全球外匯市場亞洲貨幣及歐元等對美元匯率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上揚。金融市場這一新的變化，無疑將對我國旅遊業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旅遊業從此告別了本幣長期貶值的發展背景，步入了本幣升值這一新的發展環境。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宏觀經濟中任何經濟杠桿的運用，都會對經濟形勢和產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開放性極高的旅遊業更是如此。
1984年到1994年人民幣的10年貶值歷程為我國旅遊業的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1994年以前，我國先後經歷了單一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然而無論是在哪一種匯率制度下，由於出口貿易創匯規模不大和改革開放初期進口技術裝備所需外匯巨大，造成了很大的外匯供求缺口，導致以美元為主的外匯非常緊缺，人民幣長期處於逐步貶值的態勢中。1984年國家公布的外匯牌價為1美元兌1.70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基本保持不變。1985年1月開始，人民幣匯率逐步對外貶值，到1985年10月下調為1美元兌3.02元人民幣，1989年12月又貶值為1美元兌4.70元人民幣，1990年10月再次貶值為1美元兌5.22元人民幣，1993年3月又下調為1美元兌5.75元人民幣。而當年外匯調劑市場上的匯率已經貶值到1美元兌8.00元人民幣，甚至出現過1美元兌11.00元人民幣的調劑價。此後，國家通過干預市場，使人民幣調劑價回升到1美元兌8.50元人民幣左右[1]。從1984年到1994年10年間，剔除物價等因素，人民幣針對美元的直接貶值率累計高達400%。在此階段，我國入境旅遊尚處於初始發展階段，1994年接待入境旅遊者僅有4368萬人次，不足2004年的40%；出境旅遊更是微乎其微，1994年出境總人數僅有373.4萬人次，不足2004年的13%。在出入境旅遊規模都非常小的情況下，匯率波動對旅遊業的影響並未引起廣泛關注，反而是在外匯緊缺的情況下，入境旅遊的創匯功能得到了極大重視，人民幣貶值和外匯緊缺，使中國旅遊業獲得了發展入境旅遊的明顯價格優勢和有力的政策扶持，為中國旅遊業的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1994年至2005年7月人民幣的10年低估歷程有利地促進了我國旅遊業的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經濟實力和外匯儲備高速增長，外匯供求矛盾得到明顯改善，我國在此階段實行了單一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採取了較為審慎的小幅波動政策，匯率波動明顯低於經濟增長，造成了人民幣價值被長期低估，客觀上為我國入境旅遊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價格優勢。1994年到1997年，隨著外匯供求矛盾的緩解，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但波動不大，中國旅遊業的發展基本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環境中，保持著人數、創匯連年「雙增」的格局。但此時由於人民幣停止貶值，此前靠貸款建設起來的部分旅遊企業，尤其是賓館飯店，由於是將人民幣按照當時甚至高達1：11的匯率調劑成美元來進口設備和材料，而此時其創匯所形成的美元收入僅能按1：8.50左右的匯率兌換成人民幣還貸，匯率升水高達2.50元人民幣，造成了這類企業長期經營良好，卻虧損嚴重的特殊現象，匯率風險可見一斑。1997年以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人民幣匯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兌8.27元人民幣這一水平，而此時我國經濟發展更加迅速，人民幣價值低估特徵更加明顯。在此階段，我國入境旅遊連年高速增長，到2004年入境旅遊人數達到了創紀錄的1.09億人次，躍居世界第4位。
2005年7月21日的匯率改革使我國旅遊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該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稱，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經國務院批准，即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當日19時，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人民幣針對美元升值2%。今後，人民銀行將根據市場發展狀況和經濟金融形勢，適時調整匯率浮動區間。這一新形勢，必將對我國旅遊業，尤其是出入境旅遊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F. 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如何

以「8·11匯改」為分水嶺，人民幣匯率徹底告別單邊升值模式，有彈性的雙向浮動成為新常內態。未來，容人民幣將在雙向波動中，長期保持趨勢性穩定，並堅守調節中國經濟內外部均衡的功能本位。

人民幣有望加大雙向波動力度。8·11匯改以來，人民幣雖然在大部分時間里貶值，但也有部分階段小幅升值，並非單邊走勢。

未來還是希望升值。

G. 人民幣匯率的發展現狀

當前我國外匯市場發育趨於成熟，交易主體自主定價和風險管理能力日漸增強，為順應市場發展的要求，促進人民幣匯率的價格發現，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建設，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擴大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浮動幅度。

H. 求2016人民幣匯率變化情況...季度最好 有總結和圖表謝啦

2016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總計下跌6.5584%

I. 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國進出口的貿易研究的現狀

出口

出口增長主要受外部需求和實際有效匯率的影響。外部需求的增長促進了中國出口，而實際有效匯率的提高在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會擬制出口。其實，外部需求是影響中國出口增長的最重要因素。

一般貿易出口和加工貿易出口均對實際有效匯率變化敏感。多數原料類產品的出口與匯率水平負相關。一些產品的出口價格競爭力不強，對匯率有較強的依賴。例如，紙類、

棉紗、黑色金屬(鋼材、粗鋼、錳等)、鋁、木質裝飾品等。人民幣匯率升值將使這些初級產品、原料類產品出口增長減緩，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但在長期內將有利於中國調整出口的產品結構，畢竟我國並不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這些資源類產品所處的一般又是高耗能、高污染行業。資源類產品過多的出口短期內容易加大國內「煤電油運」緊張的矛盾，長期內將加大國內的環境、資源的壓力，不利於國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家有關部門近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擬制部分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過快增長，包括陸續採取下調或取消部分產品出口退稅、停止加工貿易、提高出口暫定關稅等措施。這將有利於改善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人民幣升值與這些調控措施有異曲同工之效。

我國某些原料類行業具有較強的價格競爭力，對匯率不甚敏感。這些行業包括焦炭、紡織面料中的有機棉纖維、有色金屬(除鋁外)等。面料作為一種勞動密集型產品，紹興生產的面料出口價格遠低於國際同類產品的價格，因為激烈的國內競爭把出口價格壓到了底線(競爭來自於國內廠商之間)。人民幣一旦升值，為維持同樣的人民幣價格底線，我國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將有所提高，但有於之前的國際競爭優勢明顯，人民幣升值之後的價格依然有競爭力，因次，單純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對這些行業不會有明顯的影響。鑒於焦炭、有色金屬是高污染、高能耗的產品，而且匯率、出口退稅的調整夜不會自動地帶來這些產品出口的減少，因此從長遠來說國家應該採取其他的措施對其進行控制。

製造業產品的出口普遍受匯率變動的影響較大。原因在於我國製造業出口產品多集中在低端，競爭優勢不強，競爭方式也主要通過價格手段。

總的來說，出口短期內將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這顯示出當前中國出口產品對價格優勢的依賴程度很高，缺乏非價格方面的核心競爭力，這對改善出口產品結構，提高技術含量，實現出口的產業升級提出了迫切要求。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出口的持續增長提出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反觀日本、台灣省的例子，其在日元、新台幣大幅升值之初也受到過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這種壓力最終帶來的是這兩個經濟體出口的產業升級。

進口

進口需求理論上受實際有效匯率和需求影響。內部需求與進口呈正比，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口呈反比，因為匯率的上升將導致進口商品本幣價格的下降。與出口相似，進口也可以分兩部分——國內消費或投資用進口(一般貿易進口)和加工貿易進口，因此，加工貿易生產的這部分內部需求實質上來源於外部。

因為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將增加一般貿易進口，但由於加工貿易出口的放緩而導致加工貿易進口的減少，所以人民幣匯率升值對進口總額影響並不大。

人民幣升值對不同行業的進口影響各異。

將有利於中國對原料、能源產品的進口。分行業來看，橡膠、原木、紙漿、毛料、銅礦石、塑料、原油和有色金屬等產品進口對匯率比較敏感。雖然這些原料、能源類產品的總需求有一定的剛性，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將降低人民幣進口價格從而帶來進口量的增長。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幣升值未必導致鋼材進口量的增加，這是因為國內鋼鐵產能的不斷擴張帶來了較強的進口替代效應，在剔除了經濟增長導致的進口增長之後，我國的鋼鐵進口與匯率變化的關系不大。

集成電路的進口量與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呈反向關系。原因是集成電路的進口更多的是滿足於加工貿易出口的需要，人民幣升值後，集成電路進口將受需求(加工貿易出口)下降的影響而減少。

匯率的升值也未必帶來製造業產品進口量的顯著增加，其原因在於進口替代效應在這些產品上表現突出。例如電視機、錄音機、汽車等。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國內的製造能力不斷提高，一些產品的國產化程度越來越高。原本需要進口的商品現在已越來越被國內生產(雖然這些最終產品的原料或者零部件仍需進口)，這種進口替代效應主要體現為這些產品的進口量雖隨經濟水平的提高而增長，但在剔除了經濟增長因素之後的進口量與總體呈上升趨勢的實際有效匯率負相關。

J. 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改革論文

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是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本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並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有關步驟和措施。
一、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1日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從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運行建立在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的基礎上,但匯率形成機制主要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強制結售匯制度,即對企業除了規定的可保留的現匯收人外,其他外匯收入全部賣給外匯指定銀行。二是中央銀行對各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匯周轉頭寸實行限額管理,也就是說,外匯指定銀行在辦理結售匯過程中,對於超過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拋出;對於不足其規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時,該外匯指定銀行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補足。這樣頻繁進行的「拋」或「補」,便形成了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並以此為基礎形成次日交易貨幣(美元、港幣、日元、歐元)對人民幣交易的基礎匯率。
上述匯率機制的形成,雖然由市場供求來決定,但是從嚴格意義來說,它並未形成全面的外匯供求關系。這是因為:
1.強制結售匯制的缺陷。雖然中央銀行幾次調整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外匯供求關系,只能是中央銀行被動人市進行干預,充當外匯交易最後差額的承擔者,失去了外匯調控的主動權。
2. 匯率變化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7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出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況,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為此,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供求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約。從1995年到2001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近幾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7―8.30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是釘住美元。
3.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於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金不能自由流動以及金融工具、外匯交易品種和方式的匱乏,都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中央銀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
二、改革的指導方針
1.要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調控的關系。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央銀行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市場的調控的重要性,這關繫到我國經濟穩定安全地運行。因為,匯率機制的改革首先要確保經濟運行的穩定。
2.要考慮開放經濟的總體要求。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要充分考慮我國經濟進一步融人世界經濟體系後可能出現的變化,根據開放經濟的總體特徵及我國經濟的自身特色,把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與經濟結構的變動聯系起來,增大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影響范圍和作用力度。
3.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和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水平,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一個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作為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的杠桿作用。
4.要充分認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近年來,我國經濟地位和貿易總額有很大的提升和發展,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政策立場已經奠定了人民幣作為亞洲區域主導貨幣之一的地位。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地區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相對於美元、日元、歐元等國際貨幣,人民幣仍然屬於「邊緣」貨幣,匯率水平的確定及釘住目標的調整受到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動盪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環境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及新的均衡水平的確定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因此,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三種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的趨勢,因此,未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的調整應以國內政策的目標為主,要兼顧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前景,適當考慮人民幣作為區域主導貨幣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5.要充分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基於貿易平衡的傳統思路,貿易差額在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中居主導地位,匯率與外貿換匯成本的偏離程度一度成為衡量匯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
隨著我國外資流入的不斷增加,資本流動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日漸顯著。從發展來看,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結構已出現一定的調整。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我國利用外資提供了新的增長動力,導致我國資本流入規模出現新的突破。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服務業中的投資超過一半。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開放了部分服務領域,尤其是對於金融、保險、證券、商業、中介服務等領域的開放,等於增加了一倍的潛在投資者。其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後,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將更為豐富,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借款等形式以外,將更多地採用發行境外債券和股票等籌資形式。估計外商直接投資的相對比重將有所下降,其他投資相對比重上升,尤其是證券投資資金量將會增加。再次,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具體方式及結構可能出現調整,導致整體流動性的提高。
2001年以來,我國外資流人數額出現持續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市場對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樂觀預期開始發揮作用。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
新的資本雙向跨境流動的形勢,要求我們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中,適當增加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權重,匯率政策目標由貿易平衡擴大到國際收支總量及結構的平衡。
6.要適應國際化的原則。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匯率機制改革將在金融市場全方位開放的框架下進行,因此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和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我國經濟要全方位與國際接軌,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了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撤除資本國內外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首先是利率的市場化,進而是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人民幣與外幣的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使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真正接軌,才能使競爭機制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
三、改革的步驟與措施。
在本著人民幣匯率既要均衡、又要相對穩定,有利於穩定通貨和保持中長期國際收支平衡、有利於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原則基礎上,增大匯率形成的市場化和靈活性,使匯率保持在相對均衡和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從而促進經濟健康、穩定地發展。
改革的核心是:(1)逐漸增加匯率彈性;(2)逐步使用匯率波動區間,放寬波動范圍;(3)在放寬匯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改釘住美元為釘住一籃子貨幣。
總體而言,改革的進程應採取漸進的做法。可採取的步驟和措施是:
1.要認真總結以往匯率運行的正反經驗。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1996年12月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1998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金融危機的考驗,2001年11月我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前,在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機制應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服務,更好地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此,應該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背景以及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交往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只有在深入總結過去的基礎上,才能在新形勢下更好地進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
2.積極推動基礎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研究。在確定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指導原則下,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研究。總的來說,有關各個時期人民幣匯率的研究,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下,各有關部門以及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實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與教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是有相當成績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對各個階段的人民幣忙率改革以及政策制定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現應繼續進行深入地研究探討,比如,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理論比價模型、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有關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釘住單一貨幣或者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中心匯率等都值得研究和探討。在研究探討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更適應我國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的有關方案,供決策參考。
3.改革的環境與時機選擇。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內經濟學界加大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討論,特別是2003年以來,日本有關方面挑起人民幣幣值低估的觀點,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這些討論,往往囿於匯率升值或貶值的爭論,淪為簡單的政策解釋和說明。在我國已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更深地融人世界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匯率的影響將突破傳統的涉外經濟范圍,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更強的影響力。因此,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考慮國內外這樣一個大環境,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選擇一個有利時機,也就是說,在改革時機的選擇方面,我們既要根據國內的需要,又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它不能過急,也不能不變,匯率機制的改革一定有利於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4.回歸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在1994年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中,人民幣匯率制度被重新定義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在前幾年的實際操作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區間,保持基本不變。實際上屬於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取決於政策部門對於「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性」這一著名的「不可能三角」中不同解的偏好及目標權衡。筆者認為,對於日趨呈現內需導向特徵的大國經濟而言,獨立貨幣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的首要選擇,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在未來5年內將有顯著上升,那麼,其結果必然是人民幣匯率波動性的上升。上述變化最終落實到匯率制度調整上,但人民幣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必須謹慎從事。可選擇的是一個具有充分彈性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在當前匯率水平的基礎上,波動幅度擴大到上下1％。
建立內部匯率目標區,目標區上下可定為10―15％。改釘籃子貨幣應相機而行,從籃子的加權成分看,由於我國與美國以及香港地區的貿易額較大,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鉤,美元在籃子中仍然佔主要比重,歐元與日元以及其他有關貨幣進入籃子後,將使人民幣匯率水平更趨合理。與此同時,應加強外匯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進一步提高外匯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完善市場做市商制度,為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奠定基礎。
5.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在人民幣匯率機制市場化日益提高的同時,建立人民幣匯率的監測機制,目的是監測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乎實際,符合國家中長期政策目標,以便為國家制定和調整匯率政策提供決策依據。
人民幣匯率的監測體系包括宏觀監測體系和微觀監測體系兩個層次。宏觀監測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率、財政收支狀況、進出口增長率、資本流動等數據。通過建立宏觀監測體系,了解一個時期匯率水平對宏觀經濟各項指標的影響,預測下一日期外匯供需情況和市場匯率的走向,用以研究調整匯率政策。微觀經濟指標包括出口換匯成本、進出口盈虧狀況、實際稅負、對外負債和還本付息情況、盈利匯出狀況等。觀察微觀狀況的變化,監測匯率水平的合理性,了解企業對匯率的預期並對外匯供需的可能變化進行預測。
通過匯率監測體系取得宏觀監測指標及微觀監測指標後,可用於編制季度及年度的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指數(NEER)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ER)。觀察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的變化可以准確地了解人民幣匯率對我國涉外企業的影響,反映我國貿易部門實際競爭力的變化,對我國出口產業及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6.加強完善外匯監管體系的建設。在逐步有序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特別要增強對短期流動資金的監管,必要時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防止國際流動資金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放鬆管制,加強監管,以監管取代管制,這是今後時期我國外匯管理當局工作的核心。即使在實現資本項目下可兌換的狀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中央銀行的干預調控作用。同時應時刻關注我國周邊金融市場的動向,動態測算人民幣對周邊地區貨幣相對水平的變化,保持我國出口及利用外資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