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内生缺陷

Ⅰ 金融机构信息安全包括哪些方面

(1) 信息泄露：保护的信息被泄露或透露给某个非授权的实体。
(2) 破坏信息的完整性：数据被非授权地进行增删、修改或破坏而受到损失。
(3) 拒绝服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或其他资源的合法访问被无条件地阻止。
(4) 非法使用(非授权访问)：某一资源被某个非授权的人，或以非授权的方式使用。
(5) 窃听：用各种可能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窃取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和敏感信息。例如对通信线路中传输的信号搭线监听，或者利用通信设备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电磁泄露截取有用信息等。(6) 业务流分析：通过对系统进行长期监听，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诸如通信频度、通信的信息流向、通信总量的变化等参数进行研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和规律。
(7) 假冒：通过欺骗通信系统（或用户）达到非法用户冒充成为合法用户，或者特权小的用户冒充成为特权大的用户的目的。我们平常所说的黑客大多采用的就是假冒攻击。
(8) 旁路控制：攻击者利用系统的安全缺陷或安全性上的脆弱之处获得非授权的权利或特权。例如，攻击者通过各种攻击手段发现原本应保密，但是却又暴露出来的一些系统“特性”，利用这些“特性”，攻击者可以绕过防线守卫者侵入系统的内部。
(9) 授权侵犯：被授权以某一目的使用某一系统或资源的某个人，却将此权限用于其他非授权的目的，也称作“内部攻击”。
(10)抵赖：这是一种来自用户的攻击，涵盖范围比较广泛，比如：否认自己曾经发布过的某条消息、伪造一份对方来信等。
(11)计算机病毒：这是一种在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能够实现传染和侵害功能的程序，行为类似病毒，故称作计算机病毒。
(12)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不完善：由于当前约束操作信息行为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漏洞，很多人打法律的擦边球，这就给信息窃取、信息破坏者以可趁之机。

Ⅱ 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优点缺点

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相比较有以下的优点：
（1）混业经营使银行优化资产结构，实现资产多元化和资产风险分散化，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使商业银行资产比分业经营具有更大的整体稳定性。
（2）混业制度下银行新增投资业务，对企业提供包括投资在内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建立起密切协调的银企关系，增强银企综合的竞争能力，使银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从效率方面看，混业制度下全能型银行通过向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银行业可以利用客户资源加长业务链条，另一方面，证券业、保险业等也可共用银行网点、设备、人员，接受银行客户委托买卖有价证券及办理保险业务，大大方便银行客户的资产“一条龙”运作。另外，金融业共用日益更新和增加的技术、信息和设备资源，可以大大降低各自经营成本。


但是，实施混业经营也有它的缺点：
（1）如果允许银行资金直接进入证券市场，会产生三个问题：一是银行运用他人资金买卖证券，但一般投资者是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买卖，显然，在资金方面一般投资者与银行相比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二是相对一般证券投资者，银行可更方便迅速地获得外界难以知道的各种内幕信息，从而容易造成内幕交易。三是由于银行负债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因而进入证券市场的银行资金不可避免地带有短期的特性。这将加大证券价格的波动性，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四是证券市场风险大，而银行在经济中扮演极重要角色，允许银行资金直接进入证券市场，容易产生泡沫股市，一旦泡沫破裂，会引发股市危机－－银行危机－－经济危机。
（2）金融业务多元化可能会引起在经营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一是从事多元化经营的全能金融机构，在其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服务品种上，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运行机制，它们交织在一起必然有显现的和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二是为保持多元化的经营优势，全能金融机构必须不断推行金融创新，如果在新业务领域的创新活动不幸失败，很容易会传染开去，导致其他业务也会遭受挫折。三是容易形成金融垄断，不利于竞争。
（3）金融机构复杂的混业经营结构，产生了不利于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的问题。如果实行功能型监管，期货证券、保险和银行业的监管结构界限分明，这些监管部门如何进行协调，谁负责牵头监管者并负总责任等问题尚需妥善解决。

Ⅲ 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国次贷危机最早显现迹象是在2007年2月，当时汇丰控股最先发出警告，称由于大批低收入房贷客户无力偿还贷款，公司为其在美国的房屋按揭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孕育了很久的危机。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响警报，认为“一些次级房屋贷款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它们的贷款行为最终会危及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和积累财富的两个美国梦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快速增长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已经引发贷款违约的增加，房屋赎回的增多以及不规范的贷款行为的涌现”;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葛兰里奇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葛兰里奇的文章时感到非常遗憾，葛兰里奇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葛兰里奇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执掌美联储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机证明，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在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为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次贷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六宗罪
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一方面体现在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相关金融机构，如房贷机构、投资银行、银行表外投资实体、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次贷危机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就连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 的衍生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
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全部落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机证明，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产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缺陷，助长了衍生产品的过度投机，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政府隐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双方均能准确理解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因此双方的交易纯属市场行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在监管纵容下，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持续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产品结构过于复杂，使基础产品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三是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的杠杆率没有限制，致使风险过度放大，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违约掉期)主要通过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场内交易会受到交易所的监管，但由于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银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有限，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导致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四，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实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准确估计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围。
房贷机构监管——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国房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发展，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使风险得以轻易转移，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展的欲望。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众多贷款机构纷纷降低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放松了资信审查，向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了“次级按揭贷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监督的条件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相关监管部门一再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发放房屋按揭贷款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住房贷款公司或经纪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市场全部房贷中约60%和高价房贷中约45%经住房贷款经纪商发放，这些经纪商根本不在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标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没有及时将独立放贷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内。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过于相信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自行调节解决风险;二是认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较低，不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出于竞争压力及利益驱动，放松资信审查、降低贷款标准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及时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上述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对这一高风险的贷款发出任何警示，这表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监管的确存在疏忽。

投资银行监管——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将此次危机的诱因集中到美国监管者对华尔街大行过度宽容及监管缺失的制度层面上。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监会是投行的唯一监管机构，其对投行的监管也只限于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审慎性监管和投资风险监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投资银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

美国曾在1929年大危机后一度加强了投资银行监管。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爆发，美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法律，其中对投资银行业务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这一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与混业一直是美国政策与立法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分业型的金融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管理限制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因此，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宽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分业经营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投资银行不受传统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约束，它们开始通过金融创新广泛使用高杠杆，投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为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职业操守。而上述高杠杆化且具有短期行为特点的业务扩张几乎是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的。
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左右，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只有十几倍。在经济繁荣年代，高杠杆为投行带来丰厚利润。但高杠杆使得投资银行对流动性和维持自身高级别评级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被评级公司降低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继而出现流动性问题等连锁反应，就容易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对投行的资本金、流动性等均缺乏严格的监管标准，导致风险与资本并不匹配。另外，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的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间接救助投资银行。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投资银行业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经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也于2008年9月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它们从此纳入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美国独立投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时代宣告终结。

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

金融机构常常为特定的融资、并购等交易活动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注册成立一个与发起人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这种实体不需要大额的资本金，一般由其母体注入高等级的债券作为资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评级、增信等手段，获得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资格。这样的实体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依据的法律和遵循的监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有所差别。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中已经声名狼藉，但在这次金融机构危机中以新的变形体——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形式卷土重来。银行表外投资实体是一种由银行发起设立并提供全部或部分债务担保的证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专为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而设立的管道公司(conit)、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发生前，SPE在发生损失时，其损失不须并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国监管当局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合并准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加强对SPE的监管。特别是在2003年对相关会计准则做出修改，要求在SPE发生损失时，对其拥有控制权并需承担最终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将此合并入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表外投资实体信息不透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对表外实体尤其是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有效监管不足的状况依然在延续。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表外投资实体的业务模式给设立机构带来的巨大风险逐渐暴露。以SIV为例，银行通过发行短期票据和中期债券，将所得收益投资于如抵押贷款证券等高回报资产，所发行票据与结构性证券之间的差额即银行所得利润。由于旗下的SIV大规模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贷危机的爆发给大多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均造成巨额损失。例如，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SIV资产、约占全球SIV总资产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团，由于次贷危机以来SIV资产大幅缩水近40%，被迫于2007年12月将旗下7个结构性投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另外，汇丰控股、法国兴业银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银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额亏损已经将各自的SIV并入资产负债表内。SIV成立之初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造成损失后，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原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投资者信心危机。

评级机构监管——利益冲突规制有限，评级方法不够透明

早在美国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闭案发生时，评级机构就曾因为相关的评级失责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各界也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业之运作及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该法案的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

首先，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的监管非常有限，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构建的直接参与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明令禁止的利益冲突情形只有四种：(1)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2)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3)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与其有关联的发行人的评级;(4)若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担任某一发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

此外，监管部门无权对信用评级模型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评级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评级机构仅仅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无论是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证监会，还是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这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评级机构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评级机构通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例如，在美国涉及公司债务评级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裁定评级结果属于“观点”，就像报纸的社论一样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也许只有当法官不再把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观点”，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才会得以真正的提高。
对冲基金监管——各国监管理念存在分歧，监管环境总体宽松

目前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较宽松。首先，各国在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分歧，体现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理念冲突。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前一种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国则主张后一种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

自2005年以来，德国对对冲基金提出了强烈质疑，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增强对冲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国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只好转向“自愿地”建立行业行为规范，起草了《对冲基金行为规范》，目前也仅处于积极寻求相应支持的阶段。

美、英等国认为政府指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进一步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对冲基金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对冲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尽管美联储一向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但由于衍生品市场属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很多配套的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

其次，对冲基金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享有较为宽松的法律及监管环境。美国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监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为指导，认为市场自律是对冲基金监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张对冲基金进行登记注册，从而使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资策略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对冲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公司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注册登记。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0人以内。尽管先后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对冲基金倒闭的事件，但美国仍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监管现状。如2007年2月，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监管体制，认为足以防止对冲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客观上存在相当的监管难度。从注册地来看，全球大约有55%的对冲基金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以及百慕大等地作为注册地，此类离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约2/3的对冲基金资产。在美国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34%，管理的资产占24%;在欧洲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9%，管理的资产占11%;剩余的对冲基金大多在亚洲注册。

“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规则导向监管，即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于2007 年1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提出，“我们也应该研究在美国采用更多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可能性和好处的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于2007 年5 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

美国金融专栏作家吉姆？索罗维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来比喻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榄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它们有细致入微的比赛规则手册，严格规定了运动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场上应处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种更纯粹的以原则导向的体育项目，与众多的美国体育项目相比较，英式足球规则更少，并且赋予裁判员至高的权限，裁判员能够打断比赛进程甚至能影响比赛结果。”

美国的监管规则很多，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更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

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Ⅳ 从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看金融衍生工具 的基本功能及内在缺陷

金融机构开办衍生工具交易业务所受的约束大多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外汇管理规定,不利于金融机构对衍生工具交易业务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也不利于监管部门实施审慎监管.为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4年2月4日发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切实有效控制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风险.

Ⅳ 金融生态环境的存在问题

(一) 金融产权制度性缺陷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正常发展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转轨时期，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是在以计划经济为大的背景环境下建立并成长起来的。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有商业银行一直都肩负着支持国有企业发展与解困的重任。由于行政上的不当干预、政策性贷款等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中国人民银行曾作过专门的抽样调查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过程中，由于计划和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真正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仅为20%(周小川，2004)。
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是一种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制度安排。按其表面形式，银行经营者应代表国家对银行进行管理、经营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事实是，由于产权主体权利缺失以致形成了“重权轻责”的怪现象。这严重削弱了我国银行自主经营权利和抗风险能力。
目前我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已经进行了成功的股份制改造，明确了产权制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工作效率，保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 法律环境不完善加大了我国金融业的信用风险
我国已经颁布实施的与金融生态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合同法》、《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基本上能与金融业的发展相互协调，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
然而，我国《破产法》是1986年颁布实施的，当时主要是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政策性破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相关规定已与时代不相适宜。由于其缺乏对债权人的合法保护，后果是导致大量的逃废债事件发生，加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另外《刑法》在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难以对违法乱纪行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三) 社会信用缺失加剧了我国金融业的不稳定性
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经济。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法制还不成熟，社会信用水平仍很低下。正是由于社会信用缺失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企业和个人逃废债务而蒙受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三角债务和为避免信用风险而进行的现金交易而增加交易成本约 2000亿元。
信用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金融创新效率和金融的稳定。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还得不到有效的归集和评估，金融机构在作出相关决策时难度很大，使“骗贷”事件屡有发生。与此同时，失信惩戒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Ⅵ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功能的缺陷有哪些,以及如何改变

一，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功能的缺陷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银行机构设置行政化，业务范围狭窄，仍以传统业务为主，服务手段落后，金融产品单一，中国有价证券只占20％，无法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大金融机构相比。
2，中国金融近几年还正在推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制度，虽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但却不利于金融机构拓展业务，限制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限制了银行业的发展，目前金融市场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很难适应加入WTO 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3，中国金融业最令人担忧的是透明度低，内部监控机制不完善，道德风险普遍存在。我国银行虽然已经开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和贷款五级分类管理办法，但相应的机制还不健全，造成整体协调不强、很难接受国际挑战。


4，金融扩大开放，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监管带来许多难题。


5，金融业将面临所有制及管理体制与人事制度等体制上的竞争压力。
二，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改变：
1，完善金融管理制度与管理技术。
2，尽快培育市场体系，实现本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封闭运行下的完善性，然后通过不断健全市场运行机制和利率、汇率机制、使市场开放后能够具备基本的抵抗、缓冲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3，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按照先利率后汇率的开放秩序，让市场决定价
格。
4，确立正确的对外开放策略。
5，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6，政府应加强金融的监管。

Ⅶ 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

解析美国金融风暴之原因篇:六因素推动金融危机爆发

自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浮现开始，次贷危机开始逐渐显现。2008年9月15日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同一天，美国银行以约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华尔街投行美林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信用评级下调。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美国连续17次加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长久以来的经济政策导致了鲜明的两极分化，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逐步进入跨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来，资本全球调度导致美元滥发，1971年至今，全球基础货币供应量呈数十倍增长，全球物价飞涨，世界平均通胀水平日益增加，由此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也逐渐恶化，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实际就是两极分化的结果。正是由于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经济条件差，甚至没有住房，宽松的次级贷款政策极大的点燃了民众购房的热情，推动了美国房市的繁荣，吹大了美国房市泡沫。然而，当贷款优惠时间结束。贫困的民众无法偿付房贷的时候，这一庞大的金融链条便开始从根部断裂，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

当然，即便有丰厚的贷款优惠政策，如果出于社会下层的贫苦民众能够冷静的看待，这场危机或许也能避免，然而人性的弱点致使这些民众在当时美国经济一片大好，房市节节攀高的环境下，忽视了自己的生存条件，高估了自己的偿付能力。甚至有相当部分的贫苦民众贷款购房是为了在繁荣的房市中炒房挣钱。华尔街金融巨头更是把人性的弱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财富的贪婪追求、在金融操作过程中的种种欺诈，正是导致这场危机爆发并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美国人理查德-比特纳2008年7月出版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仅从书名就一针见血的揭示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书中所描绘的篡改信用、放大收入等行为极大的扰乱了信贷市场，为了获得更多的贷款以及更大的利益，从普通民众到金融机构，这种欺诈行为蔓延在金融领域的各个角落。

持续升温的美国房价在2004年时上涨幅度比正常情况高出了30%，美国总体房价比实际价值高出15%以上。鉴于此，自2004年6月起，在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的影响下，美国房市开始逐步降温。穆迪2008年3月19日发布公告称，用于衡量美国商业房地产价格的穆迪/REAL商用物业价格指数1月份下降0.6%，美国房价连续下滑已经逐渐扭转了美国过去几年房价的持续上涨幅度。至此，美国房市逐渐萎靡、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并逐步蔓延到与次贷相关的金融市场各个角落。因此可以说，美国政府的利率政策正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六大因素推动“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爆发

从表象上看，有相当多的因素促使了这场次贷危机的爆发。

1.宽松的信贷条件和日益膨胀的住房泡沫

格林斯潘曾被誉为“世上最伟大央行行长”，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创造了辉煌的纪录，美国经济在他的带领下出现了长达十年的持续增长。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危机时，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国经济得以很快摆脱困境，但是，在他退休两年后，经济界却发出这样的疑问：格林斯潘实际上是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

住房贷款本应当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按揭贷款的提供者要求借款者既要有充足的收入又要有一大笔存款来支付首付。可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获取住房贷款变得极其容易。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布什在格林斯潘支持下推行令富人受益的减税政策，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过低的利率引发了宽松信贷，也直接刺激了民众的贷款投资热潮，越来越多的生活状况不稳定的民众通过银行贷款加入到购房者的行列中，“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房屋价格节节攀高的环境下，即便是无力偿贷卖掉房屋，自己也不会吃亏。”正是市场对美国房市前景普遍预期过高，极大的刺激了美国房市，房价在1996年至2006年飞涨了大约85%，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格林斯潘在2007年12月12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首度承认他任职期间施行的低利率政策可能助长了美国房地产泡沫。

2.华尔街对金融衍生品的滥用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在近几年发展很快，其复杂程度也日益加剧，以至于连投资大师巴菲特都弄不明白。在巴菲特看来，衍生工具是金融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正常意义上来说，提供按揭贷款的银行通常都把按揭贷款当作一种优良资产持有到期并赚取相应月利润以及银行资金成本之间的利差，这样做在获取相应利润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是这种金融产品一开始并不适合华尔街的运作，因此在将按揭贷款证券化并产生第一只CDO(担保债务权证)之前，这类产品并没有获得华尔街的青睐，CDO的出现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划分更细致，投资受益率也更高，同时也极大地激起了华尔街的热情。打着金融创新的口号，华尔街大举涉足次贷领域，并迅速推高其规模。2004年，全球CDO发行量为1570亿美元，到了2006年，这一规模达到5520亿美元。

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华尔街投行将原始的金融产品分割、打包、组合开发出多种金融产品，根据风险等级的不同，出售给不同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或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金融产品被放大为高出自身价值几倍或十几倍的金融衍生品，极大地拉长了交易链条。从本质上看，这类金融衍生品并没有降低投资的风险，它仅仅是将风险进行转移，而且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开发，风险在无限分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察觉。以至到后来，买家看到的这类金融产品，除了投行提供的数字以外，根本无法判断资产的质量。

因为CDO等金融衍生品蕴含的巨大利润，美国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参与其中，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等，都大量持有CDO等债券，无论美国本土还是海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了对这种金融产品近乎疯狂的追求。美国房地产的泡沫，也通过这类金融衍生品将风险扩散到了全球范围，这也正是次贷危机为什么能够波及到全球范围的原因。

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确拥有活跃交易，分散风险的功能，但如果不加监管控制的滥用，它凭借杠杆效应掀起金融波澜的能力便会显现。一旦危机爆发，金融衍生品的这种杠杆效应以及风险的分散性，必将极大地扩张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华尔街投行在金融衍生品上“玩”得过火了。

3.华尔街激进的财务政策和侥幸心理

流动性过剩致使资本不断涌入美国住房市场，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也为了不致让这些日益膨胀的资本影响次贷市场发展，华尔街以疯狂放贷作为解决方案，花样繁多的月利率、甚至零首付的出现，极大刺激了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按揭贷款的流程变得日益简单，有的按揭依据完全凭借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收入作为依托，甚至有的按揭贷款额竟然大于实际总房价。至此，借贷标准变得名存实亡，2006年的美国房屋按揭贷款甚至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率。当房市萧条，次级贷款者无资金偿还债务的时候，危机便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华尔街在财务上过于激进，这也直接导致了困境的生成。在无限放大的利益面前，华尔街日益变得疯狂。在对CDO的追逐中，华尔街日益提高资产权益比率，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家投行的杠杆率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大。2003年底，美林的资产是其所有者权益的17.9倍，而到了2007年中期，美林的资产达到了其所有者权益的27.8倍。受危机影响最深的雷曼兄弟，同期杠杆率甚至高达31.7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令公司领导者丧失了理智，雷曼兄弟便是华尔街的一个缩影。就在2007年贝尔斯登、美林纷纷为减值做准备的时候，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福尔德尔仍然坚定地说：“我们的目标股价是200美元。”当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福尔德仍然固执地认为抄底的时机已到，大量购进与次贷相关的金融产品，这直接加速了雷曼最终的破产。

不可否认，华尔街不可能觉察不到近几年如日中天的次贷市场上的风险，但是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致使华尔街普遍蔓延着一种侥幸心理，这也是导致华尔街众多金融巨头折戟沉沙的原因之一。直到2008年6月，福尔德尔仍然对外宣称雷曼兄弟资本和流动性状况处于前所未有的强劲水平。

4.监管机构的失职与政策的失误

次贷危机产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就在于对金融监管存在缺陷，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次贷及各类衍生产品的发行规模和数量没有控制，监管力度的松懈以及对市场潜在金融风险的忽视，都是监管不力的表现。放松监管一向是格林斯牌所推崇的管理之道，也正是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央行降低了抵押贷款的标准，导致相当一部分信用或生存状况不佳的贷款人以低廉的成本通过贷款购买房屋；美国监管机构对市场评级机构监管不严，也导致了评级机构在对次贷相关产品评级时的主观性，在大范围调低次贷相关产品的评级时，极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加深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恐慌。

自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监管机构放宽对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监管之后，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合法地把很多亏损的投资科目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以达到迷惑投资者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监管机构本应当从现实出发制定新的更加详尽的规定，以打击这种有害金融市场的行为。但是遗憾的是，监管机构的失职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类对市场有害的行为，并为最终危机的爆发酿下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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