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管制和汇率升值

『壹』 汇率升值，有利于资本流入。这句话怎么解释

中国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之后，出现了巨额的海外资本流入（当时说的“热钱”）。原因就在于，海外资金预期人民币将出现升值，人民币资产的价值也会相应提高。可见，在这里，汇率升值的预期，才是资本流入的主要动因。所以，楼主的那句话并不完整。

『贰』 什么是汇率升值和汇率贬值

简单来说就是汇率升值对中国而言就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汇率贬值则是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

『叁』 取消资本管制，强制结汇，汇率会怎样

结汇是指外汇收入所有者将其外汇收入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外汇指定银行按一定汇率付给等值的本币的行为。
结汇有强制结汇、意愿结汇和限额结汇等多种形式。强制结汇是指所有外汇收入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不允许保留外汇；意愿结汇是指外汇收入可以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也可以开立外汇账户保留，结汇与否由外汇收入所有者自己决定；限额结汇是指外汇收入在国家核定的数额内可不结汇，超过限额的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意愿结汇，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你不想结汇就放在外汇帐户内;你想结汇就提供相应的手续将外汇出售给银行,有一部分资本项下外汇结汇尚需到外汇局办理相关手续.

『肆』 汇率的贬值效应和升值效应分别是什么

汇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其变动对国家经济产生诸多重要的影响。
1、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
本币的贬值有利于该国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这是本币贬值最重要的影响，也是一国货币当局降低本币对外汇率经常要考虑的方面。但只有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贬值国的出口需求弹性才会逐渐增加，其贸易差额状况才会得到改善。由于汇率变动是双向的，本币汇率下降就意味着其他国家货币汇率上升，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经济增长减缓的现象，由此招致其他国家的抵制和报复。
2、汇率变动的资本流动效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国汇率下跌可使等量的外币购买到比以前更多的劳务和生产原料，从而引起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国内。如果人们预计一国货币贬值是短暂的，那么它可能吸引长期资本流入该国，因为该国货币增值后，其投入就会升值；如果人们认为一国货币贬值是长期的，那么它对资本流动的作用刚好相反。同时，当一国货币贬值时，以该国货币计量的金融资产的相对价值就会下降，人们就会用该国货币兑换他国货币，将资本大量移往国外，以寻求资本保值和增值。另外，本币贬值还会造成通货膨胀的预期效应，即人们预计该国货币会进一步贬值，从而造成投机性资本的外流。
3、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效应 从进口角度来看，本国货币汇率下降，会导致进口商品和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上升，并使国内同类商品和最终成品的价格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从出口角度来看，本国货币汇率下降，会引起出口量扩大的现象，在国内生产能力已得到较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这会加剧国内的供需矛盾，对国内制成品以及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产生压力；从货币发行来看，货币贬值可增加一国的外汇收入，外汇储备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而外汇储备增加的另一面是该国中央银行增加发行相同价值的本币，因而会扩大该国的货币发行量，导致该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
4、汇率变动的利率效应
本币贬值会鼓励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同时使本币投放增加；本币升值则会减少出口，使外汇收入减少，使货币投放减少。因此，货币贬值会扩大货币供应量，引起物价水平上升，促使利率水平下降，这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效应，但通货膨胀又会引起货币需求的增加和利率的上升。对一般国家来说，伴随着汇率贬值而来的总是利率的上升。
5、汇率变动对外汇储备的效应 如果某种储备货币升值，持有该货币的国家就会增加收益，而发行该货币的国家就会增加债务；如果某种储备货币贬值，则持有该货币的国家就会遭受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储备货币汇率的变动可以改变外汇储备资产的结构。
6、汇率变动对国民收入、就业的效应 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的增加，会带来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增加；同时，由于进口价格上涨，一些消费者会把准备购买进口商品的支出转向于购买国内商品上，这会产生同出口增加一样的作用，使国民收入继续增加，并带动就业率的上升。
7、汇率变动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 汇率变动是双向的，本币汇率下降就意味着其它国家货币汇率上升，会导致其它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经济增长减缓，由此招致其它国家的抵制和报复，掀起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 一国货币对外贬值，只有在适度的范围内才可能产生正面效应。如果一国货币贬值幅度过大，反而会使投资者失去信心，从而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引发货币危机。
8、汇率变动对各国经济的影响程度
第一、进出口占GNP的比重越大，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大；
第二、货币可自由兑换性越强，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率越高，则汇率变动对该国的影响越大； 第三、一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程度就越深，汇率变动则对该国的影响也就越大；
第四、一国家经济越发达，各种市场机制就会越完善，同时投机的渠道就会越广泛，因而汇率变动对该国经济的影响就越大。

『伍』 中国采取资本管制的汇率制度的弊端，和对未来中国外汇市场的展望

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目前我国实行可调整的盯住汇率制度。人民币上升的压力主要来自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和入世后没有像一些人所期望的一样出现贸易逆差。日本最早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以降低中国的出口速度。日本美国让人民币升值是想让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阻止中国的前进。中国市场没有完全开放，货币缺乏一定的独立性，资本市场同样没完全开放，不能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汇率制度的选择必须与市场的开放程度，贸易自由化程度相结合。
东南亚经济逐步恢复，我国加入WTO，各种新的状况不断出现。经济的发展推动制度的变迁，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快速发展，内地要求汇率制度向更有弹性的方向改变。我国正式加入WTO后，按照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可以预测，在未来的3—4年内，不管愿意与否，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都将实现市场化，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将完全由准外汇管理向宏观间接外汇管理转变，逐步实现资本账户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单一货币钉住)，而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所以，入世后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无非是货币当局在实际中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由实行相当一段时间的固定汇率制度转向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因此，中国在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同时，应该积极寻求平稳实现灵活汇率的途径，并确定中长期的目标。
目前，要增加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我们必须大大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的改革，加快外汇市场的培育。中国目前外汇交易主体主要是国内的商业银行，交易币种主要是美元、日元各港币。外汇交易形式主要是现货交易，人民币的远期交易市场和期货交易市场尚未开展。所以，首先应该给银行更多自主权，建立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扩大外汇交易主体，允许外贸企业直接进入外汇市场，提高外汇交易规模。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改革目前的银行结售汇制度，进一步放宽对经常项目下的外汇限制，包括允许企业保留更多外汇，即提高有外贸业务的企业保留外汇的比例直至取消强制性的银行结售汇制度，放宽对旅游等外汇汇总数额的限制。

『陆』 人民币应如何升值

一种可能方案是，先让有效汇率在一段时间内升值10％左右，同时大大扩展汇率浮动区间。此后，可考虑结合政策有效性和国际市场变化重新评估汇率调整幅度 笔者常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民币应该加速市场化进程，人民币升值多少才合理？目前每年5％左右的升值会延续多久？对此，有人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升值10％，有人认为应升值更多，20％、30％或40％不等。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的是：第一，人民币相对什么升值对美元升值还是有效汇率升值？实际汇率升值还是名义汇率升值？第二，对谁或对什么而言合理是满足市场供需，还是实现经常项目平衡？或是符合中国经济相对于贸易伙伴的长期基本面？第三，在什么条件下升值保持资本管制，还是改变宽进严出政策？辅以其他结构性的政策，还是单靠汇率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 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让其自由浮动，那么在强烈的升值预期和疲软的美元下，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可能很难打住，40％也不难想见。也许这是一个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但并不一定合理，因为不一定反映中国经济和结构的长期基本面。其实，在问题实质和参数不清的情况下，众多关于升值的答案都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是合理的。 在谈论人民币汇率时，我们往往过于注重对美元的汇率。然而，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只有两个国家的世界，在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单看对美元升值多少意义不大。影响中国对外收支的是有效汇率，即以贸易量加权平均的、兑一揽子货币的汇率。例如，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但同期有效汇率只升值3％左右，这也就不难解释升值对出口为何影响甚微了。 那么，决定长期实际汇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当一个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它的货币应该升值。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后起之秀如西班牙、爱尔兰等。这种观点源于经济学家巴拉萨和萨缪尔逊的研究。简单来说，当一个国家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主要表现在可贸易商品产业即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更快，而不可贸易行业（如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相对较慢。因此，上升更快的制造业的工资会吸引劳动力从服务业流出，从而抬高服务业工资水平;其结果是整个经济的工资水平提高及物价水平的上升，也就是说实际汇率升值。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实际汇率的长期趋势，但在中期和短期，还有许多因素影响这一趋势的形成。就中国而言，近年来实际汇率升值不明显除名义汇率政策外，还有深层的结构性根源。巴拉萨－萨缪尔逊的理论是在一个劳动力相对充分就业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中国目前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制造业。这也许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和产能扩张并没有把工资水平推得更高的原因。而生产率提高快于工资上涨，是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没有引发价格水平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疲软，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贸顺差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也是经济中结构性问题的表现。 首先，人口结构及政策等因素，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储蓄、高投资因而高外贸顺差的国家。一个国家合理（均衡）的经常项目差额，取决于经济中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后者又取决于人口结构、收入水平、金融体系及市场发展深度等。中国目前正享受所谓人口红利，就业人口负担率低，储蓄率高；企业留利不分红而用于投资（储蓄），国企改革的社会负担也增加了所谓审慎储蓄；金融市场和个人信贷市场尚不发达，使大部分居民消费受到信用限制。这样一个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是中国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贸易逆差的根源之一。在这种结构下，合理的汇率水平不等于能让国际收支平衡的水平。 第二，中国偏好投资与工业增长的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造成了国内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这些政策包括提供低成本的能源和资源、土地，低成本的环境污染，也包括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不分红，使其资金机会成本非常低。这些低廉的生产要素不仅刺激国内的投资，也加大了廉价劳动力之外对世界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转移的吸引力。而新产能的增加，一是替代进口，二是在国内消费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化为出口，其结果就是外贸顺差增加。 要素价格扭曲的另一个结果是经济发展的资本密集度增加。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密集的产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其结果自然是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但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不需要很多劳动力，种种结构性因素及劳动力市场的限制，也使企业不能雇佣更多工人。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没有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即实际汇率的提高。 许多人提议，为减少外汇储备增加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应鼓励资本流出。然而近期来看，由于国内投资回报高，经济发展迅速，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放松管制难以让资本流出抵消资本流入和巨额外贸顺差。从长期看，过快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稳定有很大的潜在风险。当国际国内回报和投资者信心发生变化时，家庭和企业在全球重新配置资产的需求也许会让大量资本外流，对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而且，从长期来说，一个人口众多、就业不充分的中国真的应该是一个净资本输出国吗？ 不能回避的是，加快汇率升值是有效缩小外贸顺差、降低流动性和控制通胀的必要手段。而且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度，也有利于让市场逐步发现它的合理水平。如果配之以结构政策，就并不意味着人民币需要巨幅的升值。 实际操作中，决策者可以选择多种方案。比如，第一步可以先让有效汇率在一段时间（如一年）内升值10％左右（我们估计汇改以来两年多只升了3％左右），既可以明显减少外贸顺差，又保持了汇改渐进的原则。如果美元在这期间持续疲软，那么很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要超过10％。与此同时，应该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大大扩展现在每日上下0.5％的浮动区间。这可以增加短期投机的风险和成本，增加企业避险的动力，并有助于发展外汇市场，又可以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帮助汇率逐步向合理水平发展。在此之后，可以考虑结构政策有效性和国际市场变化，重新评估汇率调整幅度。 如果继续目前对美元缓慢升值的政策，那么人民币升值压力会持续高企。在美元预期走软的背景下，目前这种每年5％－6％的升值持续几年之后，我们面临的还将会是顺差增加、资本流入、流动性过剩、资产/商品价格攀升和资源持续错配的不利局面。■作者为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与策略主管

『柒』 汇率变动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1、 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的影响：

汇率变动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进出口贸易。一国货币的对外贬值有利于该国增加出口，抑制进口。反之，如果一国货币对外升值，即有利于进口，而不利于出口；汇率变动对非贸易收支的影响如同其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2、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一是对贸易品价格的影响；二是对非贸易品价格的影响。

3、汇率变动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汇率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本币对外贬值后，单位外币能折合更多的本币，这样就会促使外国资本流入增加，国内资本流出减少；二是如果出现本币对外价值将贬未贬、外汇汇价将升未升的情况，则会通过影响人们对汇率的预期，进而引起本国资本外逃。

4、汇率变化对外汇储备的影响：货币贬值对一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储备货币的汇率变动会影响一国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影响储备货币的地位。

5、汇率变动对一国国内就业、国民收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

当一国本币汇率下降，外汇汇率上升，有利于促进该国出口增加而抑制进口，这就使得其出口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得以大力发展，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国内就业机会因此增加，国民收入也随之增加。

(7)资本管制和汇率升值扩展阅读

汇率的上浮与下浮是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变化的两种形式，在该制度下货币汇率随时常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当外汇求过于供时，其汇率会由下往上升高，称为上浮，意味着该国货币升值。

当外汇供过于求时，其汇率就会由上往下降低，称为下浮，意味着该国货币贬值。如果中国货币持续上涨就会影响汇率上浮的下浮

『捌』 专家是如何解读人民币升值的

人民币的升值与贬值与其汇率有关。一般别人说人民币升值了是相对于美元而言。人民币贬值了也是相对于美元。因为美元是世界上流通的货币，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将其作为外汇存在，因此美元在货币行业中是一种大哥大的存在，因此任何国家的壁纸升贬值都是参照美元进行的。当然这只是单一的说该国家的壁纸升贬值，但是如果具体到两个国家，只是很两个国家的货币了。两个国家的货币有其国内的购买力所决定，因此假设人民币兑日元升值了，也是说人民币的购买力是大于了日元。如果人民币贬值了，那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低于了日元。汇率也就是多少人民币能够换取日元或者是美元在一种比率也叫做购买力的比率。

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升贬值也与其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货币反映的是其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其货币的价值就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能成为别的国家的外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森林体系中，美元就是因为其强大的统治力将美国推向了货币的权力最高峰。

『玖』 如何应对经济崛起时期的汇率升值压力

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日本和德国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崛起过程中，汇率升值也都曾经成为困扰这两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难题。
面对货币升值压力，日本和德国采用了不同的对策，给这两个国家的宏观稳定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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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日本的教训
二战过后，日本相对美国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日本产品国际竞争力日益强大，70年代以后，日本出口在趋势上大于进口，经常项目保持持续性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造成了国内的货币政策压力，同时也带来了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国的不满。当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经济的其它部分保持了较快劳动生产率的时候，汇率升值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它会引导国内经济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重新配置，实现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令人遗憾的是，日元升值过程当中，汇率政策和赁币政策的错位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伴生了一系列后遗症。
在60年代，日本基本保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日元和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保持在360：1的水平上，该时期内，日本的对外贸易也基本保持平衡，少量的贸易逆差由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弥补。60年代末期，受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和越战升级的影响，美元难以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以德国为首的其它国家也不愿忍受美国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1971年，尼克松总统彻底中断了美元和黄金的兑换承诺，同时单边向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市场预期美元贬值。
最初，日本银行不愿放弃360：1的汇率水平，但是，市场上出现的美元贬值预期引起了美元的大量抛售。尽管日本当时对资本账户还保持严格管制，但日本银行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因为吸纳美元超额供给使基础货币供给增长了50％，360：1的汇率水平再也难以维持，日元开始走上升值之路。
面对美国为首的贸易逆差国的压力，货币当局不得不让汇率升值。但是，汇率升值引起了国内贸易品部门的反对。如日本尼桑公司财务总监所言：日本公司辛辛苦苦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节省成本，但是，日元升值一夜之间把这些努力全都白费了。
为了减缓日元升值压力，日本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压力。表面看来，日本货币当局采取低利率政策可谓一箭双雕：低利率有利于激励私人部门(主要是日本银行)持有更多的美元资产，减少外汇市场上日元升值压力。同时，根据传统的宏观经济增长工具箱，降低利率有利于扩张需求，有利于减少了由于日元升值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不仅无法在长期内阻挡日元的升值，反而给国内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70年代中期，日本通货膨胀最高达到了接近25％的水平。
广场协议以前，尽管日元升值，但是幅度并不很大。广场协议以后，在1985-1987年短短的3年时间里，日元升值75％。汇率的调整要求原来在贸易品部门的投资大量转向非贸易品部门。日本储蓄率非常高，高储蓄率同时也支撑着非常高的投资率。当贸易品部门突然难以为巨大的资本创造利润时，资本流向何处呢?日本国内金融市场难以在短时间内为这些过剩资本找到合理的出路，于是，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泡沫经济一触即发。紧要关头，迫于日元升值压力的日本货币当局又一次大幅下调利率，希望能缓解日元升值压力，同时也希望借此减少汇率升值带给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扩张货币政策还是没有改变日元升值的趋势，相反地，低利率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刺激着洪水般的资本涌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经济由此而生。
德国的经验
20世纪60--90年代，德国经济和日本经济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为了战后世界经济最突出的亮点，也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
1960-1990年的30年间，德国的对外贸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顺差，而且顺差规模在1965年以后逐步扩大。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对外贸易更多地在欧洲国家占据较大比重，对美国虽然也有大量贸易顺差，但远不如日本贸易顺差那样集中。
在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持续升值。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期间内累计升值2．79倍。同期内，马克经过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升值2．43倍。无论是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还是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同期内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过了日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前，马克对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同期内，德国经济相对美国经济走强。固定的汇率无法反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变化，为了保持和美元固定的汇率，德国货币当局不得不在市场上购入超额供给的美元。货币当局美元资产的不断增加威胁到了国内的物价稳定。尼克松冲击以后，对国内通货膨胀深恶痛绝的德国货币当局放弃了当时4马克兑换1美元的固定比价，马克开始连续升值。
尽管马克升值，但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推动马克的进一步升值。
德国货币当局政策旗帜鲜明，重心是国内，尤其是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马克汇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1974年，德国放松外汇汇兑方面的管制。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难选择之间，德国货币当局同样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物价和产出稳定是货币当局最关心的事情。相对而言，马克汇率居于次要的位置上，货币当局基本贯彻了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浮动汇率制度，不会因为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的物价稳定。
借助欧洲区域内的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欧洲共同体国家于1972年达成协议，区域内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动幅度保持在2．25％以内。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正式建立以后，这一区域内的汇率联动机制也被延续下来。欧洲货币联动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对马克升值的投机资本转移到了那些货币联动机制中相对较弱的货币身上。无论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还是来自德国自身某项关键经济指标的变化，当市场普遍预期马克相对美元要升值的时候，投机资本并不直接冲击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相对马克较弱的里拉、英镑或者是其它欧洲国家货币身上。
启示
通过以上日本、德国1960-1990年汇率波动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国经历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遇到汇率升值的压力，汇率必然需要随着这种趋势进行调整。
经济基本面的调整往往是缓慢渐进的过程，与此相对应，汇率的调整最好也是缓慢渐进的，这样的调整过程最符合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渐进的调整过程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面临非常突然的大幅汇率调整，国内投资会一下子找不到出路，这部分资本如果大量涌向资本市场，很可能引发泡沫经济。
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决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德国的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因为汇率价格中的泡沫伤害国内的经济；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保汇率，最终，汇率没保住，反而触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德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在一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如果在非常严重的时期也可以诉求于突然的资本管制)缓解国际压力。绝不能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利用欧洲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德国把投机资本引向了区域内那些弱国货币的身上，同时又借助予区域内的汇率联动减少了该国货币在区域内的升值，保持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稳定。(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