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房地产企业杠杆率成效

『壹』 “三道红线”后房企普降档 “表外负债”风险犹存

“三道红线”新规的威力正在房企身上显现，至少从房企2020年的财务报表中看起来是如此。

据克而瑞统计，从67家已经披露业绩报告重点上市房企的财务情况来看，短期有息负债五年来首次实现同比下降，有超过六成的房企净负债率实现了下降。通过调整优化，2020年末有15家房企成功降至绿档。

这种集体转档的局面没有降低投资者的担忧。市场普遍认为，房企的财报具备较大操作空间，通过表外融资以及非并表项目的方式，房企的真实债务状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藏匿，这正是风险点所在。

一名长期投资港股内房股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作为房地产公司，并不是划了条红线就能调整很多东西的。他们是覆水难收，现在资金链紧也是必然现象，现实决定了目前的状况。”

积极降档求稳

从行业的整体情况来看，房企的平均负债水平有所改善。

据克而瑞统计，从2020年年报来看，房企通过加大销售回款、推进主体上市等方式增加现金流入，从而使得行业平均现金短债比优化10个基点至1.47，短期流动性增强，债务结构优化。房企净负债率同比大幅下降12.5个百分点至66.04%。

“三道红线”对房企还是具有相当的约束力，从房企的表态来看，房企降档的决心的确很大。以龙头房企万科为例，万科董秘朱旭在2020年度业绩推介会上表示，万科有信心年内回归到绿档，并保持在绿档。

万科最终成功转档，根据万科2021年一季报，万科净负债率为15.5%，剔除预收款项的资产负债率为69.5%，持有货币资金1966亿元，远高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总和723.7亿元。

万科此前仅踩中一条红线，财务管理也向来稳健，因此成功转为绿档也是投资者预期之中的事件。

但事实上，转档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名龙头房企的总部财务部人士李挺以其所在房企的情况分析称，房企当前“降负债”的招数无非就是开源和节流，“我们有在分拆上市获取资金，也有在出售优质资产，同时还寄希望于薄利多销;现在还有限制奖金、小幅度裁员。我们现在连地都拿得很少，就想做点旧改，但也就慢慢推。”

但即便如此，最终成效都并不显著。李挺所说的这些招数，许多踩中“红线”的房企都在用，但最终红转黄也并非普遍情况。

例如富力地产，其从去年开始就积极践行出卖资产、暂缓拿地以及缩减人员的方式来“求生”，但截至今日，富力地产依然是三道红线全踩的房企。

中国恒大亦如是。去年开始，中国恒大通过分拆恒大物业上市以及恒大汽车引入多轮战投的方式来降负债，管理层也多次抛出降负债的目标，但截至2020年底，恒大的债务规模依然庞大。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底，恒大的净负债率为153%，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83.4%，现金短债比为0.54，依然处于“红色档”。

警惕表外负债

房企的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

不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业界人士都认为，实际上体现在财务报表的部分无法完整体现全貌，房企通过非控股权益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节财务报表，因而即便房企决心很大，但投资者依然没有办法持乐观的态度。

“这一直就是一个风险点，只不过是藏起来了。”上述投资港股内房股的人士表示。

华泰固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指出，近年来，房地产企业的表外融资成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主要原因是由于房企出于降成本、扩规模等因素的考虑，通过项目公司合作开发的现象日趋增多，为表外融资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房企表内融资渠道不畅，被迫选择表外融资。

华泰固收同时强调，表外融资有助于房地产企业美化业绩和隐藏负债。

“企业如果通过非并表公司来实现表外融资，意味着企业在财务报表中只剩下长期股权投资的科目，表外公司的杠杆率就不会体现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如果这部分公司的杠杆率高于公司整体，通过出表实现降低公司账面负债率的效果，使得公司表观的杠杆率不能真实的反映公司的实际债务负担。”华泰固收称。

一个被投资者引以为戒的例子是禹洲地产，其2020年上半年，公司就已经实现了140.07亿元的收入，全年营收却缩水至104.12亿元，下半年不但没有任何收入进账，反而少了近40亿元;而归属净利润从2020年上半年的10.19亿元下滑至1.17亿元。

禹洲集团公开的解释是部分盈利较好的联营合营企业未能并表确认收入，导致利润下滑，这种解释部分印证了投资者的疑虑。

正因为这种操作空间的存在，房企更应该更加具备行动力，驱动自身真正实现财务健康运营而非通过财务调节的技巧来实现转档。

协纵策略管理集团创始人黄立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房地产开发商比较合适的方法是适当降低杠杆率、降低发展的速度，降低风险。“事实上真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有市场的压力、股价的压力，也有很多的存量去处理。许多投资方已经尽量避开这种高风险的行业了。”

『贰』 2019年世界经济

全球经济已经低迷了好几年了，但毕竟70多亿人的巨大需求是始终存在的。所以，2019，经济也再坏不到哪里去了。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率很低，但一定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者说，谨慎乐观吧。

『叁』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如何积极稳妥去杠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去杆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是美英的两倍多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的杠杆率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并明确三个特点。

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公布的信贷与GDP的比例作为杠杆率的衡量指标,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255.6%,其中,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6.1%,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2%,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3.2%。2008年至2016年三季度末这段时间,四个杠杆率指标增幅都在70%以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增幅甚至超过140%。

二是从国际范围看,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但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低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0%；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受基数较高并且增长速度较快等因素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范围内最高,比BIS统计报告的国家和地区企业部门杠杆率平均水平高出75%,是美国、英国的两倍多。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的测算,国有企业债务在企业部门债务中的占比约为65%,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

三是加杠杆的资金来源中,虽然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规模和占比正在快速提高。根据BIS的统计,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在2007年之前,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例尚不足十分之一。近几年银行金融同业业务发展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点。2008年-2016年,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均值约为7万亿元,是2001-2007年的7倍多。由于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其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从2001-2007年的2.7%升至2008-2016年的4.7%。同业资产增速快于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银行融入资金再给企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出于规避监管等目的,借道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高一剩、房地产行业贷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

我国的杠杆率快速增长并且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促成因素较多。从宏观经济方面看,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流动性较为充裕,我国的投资坏境较好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流入,为加杆杠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而国内也针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不仅降准降息而且货币超发问题相对突出。2008-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7.5个百分点,而2001-2007年只有5.8个百分点,增长了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GDP年均增长率从2001-2007年的10.8%降至2008-2016年的8.4%,下降了2.4个百分点。货币超发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在下降,推动了杠杆率提升。

从金融方面看,我国融资方式中以债务融资为主,也会导致杠杆率提升。长期以来,国内高储蓄率为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也推动了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业的银行业规模壮大,让其有足够的规模和实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信贷资金。2016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232万亿元,是信托、保险、证券、期货、基金、融资租赁业总资产之和的5倍多,是当年GDP总量的3倍多。这些都为债务融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供给。而从资金需求看,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且税收征缴中债务利息具有税盾效应,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增大了其主动负债的动机,以及企业破产清算成本较高等,均导致企业部门也有较强的债务融资偏好。据中国金融论坛课题组的研究,国内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的国有企业,其杠杆率较同类企业明显更高。

杠杆率增长速度较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都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就国外的情况看,几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情况,杠杆率的过快上升增加了经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风险蔓延进而引发危机。这方面,2016年我国居民部门房地产贷款飞速增长需要高度关注。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5.7万亿元,约占当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5%,比2015年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6%。家庭的资产配置中,对于房产配置的比例过高,而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不仅微观层面存在较大的风险,也加剧了宏观层面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特别是在近几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过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企业难以承受,也易于导致再融资的成本更高。金融加速器理论表明,银行监督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融资溢价正相关,而融资溢价与杠杆率正相关,即杠杆率越高,银行贷款所要求的利率越高,以抵消企业可能的违约损失。企业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与逐步下降的盈利能力同期出现,势必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

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同时采取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积极稳妥推进

对于杠杆率快速提高,以及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积极稳妥去杠杆。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去杆杠的思路和重点。杠杆本身并不是坏事,而杠杆率快速提高,杠杆率较高易于引发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也正是如此,去杠杆并不是不加区分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要重点控制杠杆率的过快上升,降低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也就是说,去杠杆要同时兼顾杠杆率过快上涨和企业部门高杠杆率。对于政府部门,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低,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合理调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有缩小的预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杠杆率问题也要予以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主要是用于配置房产,要重点关注其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对房地产的调控,减少家庭部门加杠杆配置房产,让房子回归其居住属性。就国际经验看,去杆杠的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也不是单一措施就可以全面解决的,对此需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其次要控制货币量,对金融业务进行规范。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也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充足所致,在这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去杆杠需要从源头上控制好货币供给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控制货币发行规模,管好货币供应的总阀门。在此基础上,结合基础货币供给方式变化,适当提高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短期借贷便利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价格水平,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并进行套利的积极性,以控制金融机构负债的总规模。对于近几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同业业务,不排除其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较多,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减少同业套利空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加杠杆也提供了较多的资金,因此我们不仅要管理好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同业业务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也不容忽视。

最后要推动经济发展和融资方式转变。杠杆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予以解决。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既要对经济增长速度有合理预期,也要积极通过创新、加快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稳定经济增长。要通过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税收制度改革等,提高企业部门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做大分母的方式降低杠杆率；要积极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完善企业破产制度规定,降低企业退出成本。要规范并完善企业上市管理制度,发展好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提供制度支持和市场保障,从而逐步降低对债权融资的依赖。

总之,对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去杠杆也要积极稳妥,根据杠杆的实际情况与最新变化,平衡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的矛盾,统筹好各方面都因素,既要控制好资金的供给端,也要调节好资金的需求端,采用多种手段从多方发力,以保障去杠杆的成效。

『肆』 中国经济杠杆率处于稳定状态吗

据报道，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推进，我国总体杠杆率虽然保持基本稳定，但国有企业版杠杆率权和地方政府债务依然是当前我国最突出的债务问题和去杠杆工作的重点领域。

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央企、国企去杠杆确实已取得积极成效。数据显示，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5.7%，相比上一年下降0.4个百分点。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相比上一年下降0.3个百分点。

目前国资委已制定了中央企业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的指导意见，并明确到2020年前中央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要再下降2个百分点。

『伍』 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带来的积极意义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去杠杆

一系列政策在多个领域共同发力。市场化债转股、处置僵尸企业、调整考核评价标准……多措并举之下，截至今年6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较年初下降0.3个百分点。

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为去杠杆、防风险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6月末，我国M2余额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增速较上年同期低1.1个百分点。

一系列旨在遏制资金脱实向虚的强监管政策出台，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大幅萎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去杠杆重点领域的不规范融资减少。上半年房地产贷款增加3.54万亿元，占同期贷款比重较上年低1.9个百分点。

“随着金融监管加强，影子银行等导致杠杆率上升的状况将有较大改变，对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的清理、整顿和规范力度也在加大，预计未来我国杠杆率将总体趋稳，并逐步有序降低。”刘世锦说。

风险可控 去杠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金融

随着去杠杆工作稳妥有序推进，风险防范的藩篱正在逐步筑牢。

一度持续攀升的银行业不良贷款出现企稳向好的态势。5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9%，远低于国际水平；贷款损失准备余额3.5万亿元，拨备覆盖率183%，风险抵补能力充足。

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遏制，截至5月末，银行业在保持12%以上信贷增速的同时，总资产规模少增20多万亿元；同业理财在上年减少3.4万亿元的基础上，继续缩减1.2万亿元，已累计削减三分之二以上。

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金融机构，去杠杆，正对中国的经济金融产生深刻影响：越来越多的资金从传统产能过剩领域逐步退出，向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动能聚集。

“我们对钢铁、水泥、煤炭等五大产能过剩行业融资余额较2013年末高峰时点下降近五成。与此同时，近两年来对先进制造业贷款增长超过10%。”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从全国情况看，6月末，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1%，比同期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高5个百分点。

“集中抽贷和蜂拥授信都容易产生信用风险，吸取前些年的教训，虽然我们的资源在往新兴产业方面转，但也不能一哄而上。”一家城商行行长助理表示。

去杠杆，也正在潜移默化影响企业的发展理念。

“国家去杠杆的决心和力度很大，不会是一阵风，企业应适应形势，先把自己的‘泡沫’挤掉。”人福医药融资主管李阳帆告诉记者，今年公司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做资产剥离，把精力聚焦在发展医药主业上，出售资产带来的收益改善了公司的资产结构和现金流，公司发展更有底气了。

根源治理 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尽管已初见成效，但去杠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难点，需要通过有力但有序的措施，使宏观杠杆率逐步回落到合理水平。

去杠杆，国有企业是重中之重。但高杠杆的国企集中在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去杠杆与去产能、补短板等任务相交织，情况复杂。

“市场化债转股和兼并重组应成为重点攻坚方向。目前已有部分企业陆续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未来应扩大到更多负债率较高、产品有市场、有竞争能力的企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去杠杆，要发挥企业自身的积极性。“如果企业自身不走出过度扩张、过度负债的传统路子，不主动聚焦核心业务，那么去杠杆就成为金融企业的独角戏，成效不会明显。”一名银行业人士表示。

高杠杆的形成，与我国的金融、财税和国企等体制机制紧密相关。去杠杆要坚持着眼长远、深化改革，强化根源治理。

在金融领域，要丰富金融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财税领域，明确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在国企领域，要深化国企改革优化资本结构……从根源上去杠杆、防风险，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去杠杆从本质上来说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金融生态，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董希淼表示。

守住底线，才有底气。只要我们直面挑战，主动作为，就一定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经济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来自新华网

『陆』 银保监会：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和重点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规定

1月28日，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近日召开。会议指出，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银保监会在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务院金融委的决策部署，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指出，有力支持国民经济稳步复苏。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9.6万亿元，增长12.8%。新增制造业贷款2.2万亿元。普惠型小微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8.1个百分点，5家大型银行增长54.8%。全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新增3.2万亿元,保险赔付超1.4万亿元。
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持。全力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探索促进科技创新的各种金融服务。持续促进扩大内需。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信托。加强外贸领域综合金融服务。稳步推进银行业保险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整体效能。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持续加大首贷、续贷、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加强民生领域金融支持。推动发展养老、健康、责任、巨灾等保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会议提出，要毫不松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和重点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规定。继续做好不良资产处置。加快推动高风险机构处置。完善重大案件风险和重大风险事件处置机制。加大对非法金融以及“无照驾驶”打击力度。积极防范外部风险冲击。
要大力规范整治重点业务。持续整治影子银行，对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的新形式新变种露头就打。对理财存量资产处置不力的机构加大监管力度。深入整治保险市场乱象。大力整治名实不符金融产品。会同有关部门深化债券市场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