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金融资源

㈠ 贾康的个人经历

1978年，贾康手捧录取通知书，站在北京经济学院的大门前，如沐春风。他的心情不是简单的“激动”二字可以概括的：经历了十年浩劫，他们这些从工厂、农村、部队走出来的青年学子终于跨入了大学校门。
和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贾康求学历程颇为坎坷。1954年7月，他出生于江城武汉，一岁多时，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北京。尚未完成小学学业，“十年浩劫”便开始了。断断续续，贾康又曾在北京和湖北农村读了两年初中，主要的知识积累基本是靠自学来完成的。
1970年，贾康应征入伍。度过了三年军旅生活，又返京做了五年装配钳工，他一直没有放弃求学的念头。当时盛行的是“工农兵占领大学”，尽管贾康年年申请，工人师傅们也年年“推荐”，大学还是离“没有门路”的他太遥远了。
不甘心青春时光白白逝去，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促使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学习。即便是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他也在阅读马列、鲁迅著作和可借到的各种各样的“旧书”。终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贾康迎来了春天——通过勤奋的自修和对解析几何等课程的突击补习，他考上了第一志愿：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
此时的贾康已近24周岁。带着多年以来的期望、梦想以及自学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如饥似渴般地泡在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室，并最终以八个学期各门考试课程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求学道路上贾康并未打算就此止步，但他认为自己若搞理论经济学研究，容易走上“空对空”的路子。抱着可以将经济理论与实际经济部门的运作结合起来研究的念头，他报考了财政部科研所，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财政部科研所是我国最早开办研究生部的部委研究机构。在贾康看来，科研所提供了许多了解国家机关工作状态和深入基层调研的机会，能够将“务虚”与“务实”较好地结合起来。果然，自第二年开始，他便跟随由资深研究人员担任的指导教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机关工作、学术活动和基层调研交织进行，十分繁忙。
在攻读研究生的三年时光，贾康初步学到了如何站在全局视角观察我国复杂的改革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现象，也开始了对中国经济问题和财政状况的理论探索。1984年，他离京赴江苏调研，从南京只身一人坐火车，转汽车，乘江轮，辗转于常州、无锡、南通、镇江，走访财政部门和有关综合部门，调查了数十个工商企业及乡镇企业，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江苏之行的调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文章随后陆续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受到了专家的好评。而他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介绍的常州市综合财政工作情况，也被财政系统称之为“常州经验”而得到推广。此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不止如此，贾康还找到了一条科研之路——他确定了自己未来“从事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深入社会并奉献社会”的人生主线。
留财科所工作后，1988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顺利地申请到每年只在全球资助两人、入选率极低的美国亨氏基金进修项目，去匹兹堡大学进修一年。在大洋彼岸，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努力学习有用的知识与方法，除财政经济方面的学习调研之外，还尽可能参加了各种学术交流、社会考察。国外的进修生活使他眼界和思路大为开阔，也对“中国国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思考与探索进一步深化。1989年9月，贾康如期归国，随身携带的是《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启发》研究报告中英文本，并托运回了四大箱书籍资料。
回国以后，贾康继续在财科所工作。1994年担任财科所副所长，1995年破格晋升为正研究员，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98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5月出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并出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财政研究》主编，先后被多家地方政府、高校聘为顾问或兼职教授……
纷繁的行政事务、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贾康的学术研究。他潜心工作，边调研边写作，完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报告：宏观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财税改革方向、预算外资金的宏观管理、振兴财政的战略性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多篇论文被权威刊物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参加了数十个国家级研究课题和中外协作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有关方面和财政部领导的重视与肯定，博得学术界前辈和平行的高度评价。 贾康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至今提起最初的也是最难忘的专题之一，还是分税制改革。
1994年的宏观层面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建立起了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的国家宏观间接调控新体制，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体系制度建设里程碑。这次改革中，财税配套改革处于中心地位，而核心就是实行分税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实行了“统收统支”、“总额分成”、“分灶吃饭（地方包干）”等财政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原有财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中央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过度下降，中央财政吃紧，财政分配状况紊乱。
1993年4月，中央领导听取了关于财税改革的汇报，指示财政部要研究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问题，指出现行包干体制是一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体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搞的，财税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施。
而贾康正是这场变革的经历者，更是推动者之一。早在1986年，贾康就率先提出：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必须改变“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他坚持围绕这一思路作了系统的研究，就财政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理论依据，我国的现状、特点，借鉴国外经验，过渡性方案与整体配套设计等方面，撰写了多篇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受到领导、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1990年，他所写的《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一文受到时任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高度重视，写下了长长一整页批语。同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
财政改革前后，他执笔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财政体制改革》（1991年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优秀奖一等奖）、《我国财政平衡政策的再认识》（1993年全国财政征文二等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1993年中国科学院评为“八五”优秀科技成果）、《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1994年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等文章、调查报告，以及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所作的关于分税制的谈话，引起了社会上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对推进分税制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分税制实施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分税制调动了中央、地方政府的理财积极性并促进了企业摆脱行政隶属关系的公平竞争，开启了后续深化改革、推进公共财政转型的空间。
从1986年的设想到1994年付诸实施，分税制改革从提出到最后出台，历经八载以上时间。这期间，贾康一直把主要研究重心放在宏观经济和财税改革上。能亲历改革历程，有幸成为分税制改革的推动者，至今仍是贾康感到骄傲的工作之一。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非完美。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提高，分税制的优势展现出来，但运行中存在和出现的各类问题也很快显露端倪。在中央把财权适当上收的同时，各省也依葫芦画瓢把地市以下的财权上收。县乡基层政府财力捉襟见肘，许多地方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当舆论对“分税制改革”愈益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贾康认为，分税制改革对我国财政经济的正面影响毋庸置疑是里程碑式的，问题出在分税制的落实而不是分税制本身。他在与白景明博士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一文中指出“县乡财政困难”的源头在于“五级财政、五级政府”的行政体制和财政层级构架，使得20多个税种的分税在其中无法落实。经过长时间的理论思考与在各地普遍调研的分税，贾康提出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的思路，从财政体制创新入手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通过财政层级扁平化——将五级渐次归为三级，进而才能摆脱体制难题，扫清改革障碍，走上真正的分税制和健康循环之路。
这篇文章获得2003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贾康被称为“中国最诚实、坚定的公共财政改革理念的推行者”，具有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之力的改革思路引起了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后几年间，与这个思路相关的改革事项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和认同，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试验（“乡财县管”与“省管县”）开始在各地积极尝试和扩展。

㈡ 1997年后中国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经济学家贾康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充分表明了这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 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 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 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 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 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 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 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 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 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 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 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 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 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 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 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 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 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 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 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 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 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 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 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 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 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 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 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 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 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 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 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 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

㈢ 如何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动力。

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财税金融改革？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的背景下，应当如何更好地深化这一领域的改革？记者为此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营改增”倒逼财税体制改革，未来要推进资源税、房产税等改革

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将在全国范围推开，每年可为纳税人减税1200亿元以上，伴随这一改革继续推进，减税额还要上升为年度数千亿元。据测算，去年，“营改增”使上海的经济增长了0.6%左右，增加就业14万人。

“不只是减税，这一改革还会倒逼财税体制的配套改革。”贾康说。随着“营改增”试点逐步向全国各地和全部行业扩围，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随着“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和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稳妥推进“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各个行业推开。二是调整政府间财政体制安排，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三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此外，还要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并提高其绩效水平。

“营改增”对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而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意义，影响深远。贾康说：“财政问题，实质上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要服务全局。当前我国各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使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包括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

贾康认为，从近中期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进一步通过“营改增”改革，消除服务业发展的重复征税因素，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积极研究推出环境税改革，理顺基础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对节能降耗形成长效杠杆机制。适时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构建地方税体系。推进个人所得税分步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即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也综合纳入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范围，并针对家庭赡养负担等因素的不同情况作出专项扣减。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不需要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7.6%，有市场人士呼吁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保证经济增长。贾康认为，在上半年经济增速7.6%的基础上，我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定目标的调控压力并不太大。只要密切跟踪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微调，就能够在后两个季度之后，顺利实现全年7.5%或者更高一些的目标。

2013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呈现经济增长下滑趋势。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定的恢复态势；欧洲应对债务危机取得重要进展，宽松财政政策有望推进经济增长。随着发达经济体复苏过程的推进，新兴经济体的机会和潜力释放空间也有望扩大。

如无特别的情况变化，没有必要重启类似于“4万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可利用当前相对放缓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立足全局、放眼长远，着力于促使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挤掉一些落后、过剩产能，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的结构优化、质量提升。

从我国当前财政状况来看，财政必须“过紧日子”，大力压缩行政成本和一般性开支，但对于具有刚性特征的民生支出，必须作为重点来保障。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针对部分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应如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渠道过少的原因，也有信贷政策不合理、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政策性融资机制发展不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解决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应该多管齐下。”贾康说。

信贷政策方面，在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积极促进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改善“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中的融资状况，积极开展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纠正偏差。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形成科学合理的基准利率曲线，适度联通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利率定价机制，增大金融市场的利率弹性。

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应当进一步扩大金融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发行规模，增加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内金融机构主体，逐步推动境内企业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完善并优化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研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

拓宽融资渠道方面，推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各种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政府资金专门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培育和发展诸如小额贷款公司、产业创新基金等专业化的市场主体，以及信用担保机构。

作者：吴秋余

㈣ 政府主导投资的性质

在日前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的第五届绿色财富论坛上，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当前，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行了必要的财政扩张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同时须把握好结构导向、支持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的有利政策背景条件。

贾康提到，4万亿元政府投资纳入到了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中，包括基础设施、灾害重建、新农村建设，实际上都包含低碳趋向的一些投资。还有一部分资金是以贴息的方式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种机制起到了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项目技术改造很必要，是低碳化的，只能承担5%的利率，但商业性的要求是承担10%的利率，两者之间5%的缺口财政以贴息的形式贴进去。”贾康表示，这种机制今后将继续延用。

他表示，国家财政还将在出口退税制度方面，降低“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产品出口的退税率，或者不予退税。对于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相关的产品，则可以考虑用出口退税、政府采购等方式予以支持。

贾康指出，在资源税改革方面，新疆在石油、天然气两个类别上已经先行启动了资源税改革，未来资源税的门类覆盖面将扩大。“不光包括新疆，还包括其它地区，征收资源税的产品种类也不仅是石油、天然气，还包括其它。”他表示，通过资源税赋的提高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使整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形成新的经济压力，促使从开发环节，到制造、使用资源产品的各个环节向低碳转型

㈤ 贾康的成就

·《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
·《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财政与发展》（主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主笔，远东出版社 2000 年）
·《中国财政50年》（总纂、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
·《转型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世界贸易组织与财税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地方财政问题研究》（主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公共财政与公共危机：“非典”引发的思考》（主编之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从民怨到民享——地方税费改革研究》（主编，吉林科技出版社 2001 年）
·《教育投入问题研究》（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
·《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合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实践》（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
·《税务人员实用手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年）
·《中国企业筹资与投资全书》（副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年）
·《财政边缘考察》（主编之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年）
·《港澳台财经与华侨华人经济》（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
·《乡镇企业财务会计》（合作，新时代出版社1986年）
·译有《发展中国家税收理论》（合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
·参加《中国股票证券实用全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年）；《中国财政税收财务会计实用全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财政调节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财经改革大思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等书的写作。·《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经济研究》 1988 年第 5 期）获 1988 年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与方晓丘教授合作《深化财政改革的构想》（《财政研究》 1989 年第 2 期）获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奖
·《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改革》 1990 年第 4 期）获财政部科研所科研成果一等奖
·执笔《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财政体制改革》（载《中国：财经改革新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优秀奖（一等奖）
·《国有资产管理的分类与分层》（载《国有资产管理理论与实践》，统计科学出版社 1991 年）获全国国有资产管理征文二等奖和财政部科研所科研成果一等奖
·《我国财政平衡政策的再认识》（《中国财经报》 1993 年 2 月 16 日）获全国财政征文二等奖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济纵横》 1993 年第 8 期）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八五”优秀科技成果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财贸经济》 1994 年第 6 期）获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
·与阎坤博士等合作《国库管理体制改革及国库现金管理研究》，获财政部优秀论文一等奖·与白景明博士合作《财政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获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
·与白景明博士合作《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第二期），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中国财政通史》（多卷本专著，任副主编及当代卷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
· 《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
· 《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研究》（主笔，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㈥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贾康在线阅读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上加难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其中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个世纪，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挣扎，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就下来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训多
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主要是靠积极的升级政策和良好的体制。具体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不断改进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等。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看，主要是没有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政策，经济缺乏改进升级的动力和支持；还有的是因为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缺乏活力；此外发展缺乏包容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内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训。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一般说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劳动、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转变，即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实现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过程。根据研究，导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在依靠劳动、资本投入的阶段上。若从更宏阔视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不仅涉及经济且包括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包括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保护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圆中国梦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此持乐观看法，但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要成功实现跨越，一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转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关键是发挥好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处理好与市场、与、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动财政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简政放权以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进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

㈦ 为什么我国现实却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4万亿投资的强力刺激下，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已基本确立，但通胀预期、产能过剩、全球此起彼伏的政策“退出”声使得中国经济前景依然充满变数。 在近日举行的“2010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包括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均建议，在通胀尚未构成现实压力的情况下，应抓住良机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同时推进资源价格改革。 通胀不需要过分担忧 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披露信息称，今年后几个月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这一政策信息使得投资者更加关注中央政府将如何“管理通胀预期”。 尽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管理通胀预期”，但贾康指出，其中“预期”二字非常重要，表明我们尚未面临现实的通胀压力。近期财政部公布的9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当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3%，重回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在贾康看来，今年财政收入增长应该和GDP增长在名义指标上同步，有望达年度8%的增幅。 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目前既有推动价格上涨的压力，同时也有抑制价格上涨的因素，通胀不需要过分为之担忧。但也有经济学家担心，粮食价格上涨未来可能构成通胀压力。 “大家不必担心因粮价、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出席论坛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说。 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三季度，粮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韩俊表示，今年以来，粮食市场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价格下滑，国家不得不通过大规模按最低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以稳定粮价，维持农民的生产意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此前的测算亦显示，四季度价格增长速度可能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亦即小幅通缩。 恢复高增长须靠内需 尽管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已基本确立，但夏斌指出，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必须扔掉对美国消费需求的幻想，转向扩大内需，切实调整经济结构。 “美国人减少消费，对于原来靠大量出口维持增长的国家来说，相当于突然减少了最大的一块消费需求。中国如何才能恢复过去9%至10%的高增长？必须靠扩大内需，扩大国内需求。”夏斌说。 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顺差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达35%，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达66%。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让西方国家消费者捂紧口袋，中国产品出口大幅下滑，今年进出口数据同比一直保持两位数负增长。前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外贸对GDP的贡献为负3.6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此前表示，进出口今年对中国GDP的贡献几乎接近零。 “应该在维持中国社会能够接受的较低的增长水平的情况下，主动加快经济调整，不要抱有幻想。”夏斌认为，主动加快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消费上，解决“高储蓄、低消费”的问题。消费如果真正能上来，产能过剩的问题也相对好解决。 中国政府刺激内需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启动“家电下乡”。但截至目前，家电下乡的效果远未达到预期。韩俊说，有关部门最初制定的3年“家电下乡”目标是销售额8000亿元人民币，后来两次下调至3000亿元。今年1—8月，在农村地区销售的家电共计326亿元，目前看，全年要达到800亿元非常困难。 他透露，中央政府选定的下一个刺激农民消费的热点是农民住房。今年中央财政拿出40亿元，在全国23个省份支持农民进行危房改造，一户补贴1万元。理论上测算，仅山东潍坊一个地级市，3年即可启动消费300亿元。 财政政策也需要适当微调 贾康认为，在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迷期的情况下，目前谈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退出为时过早，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有必要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就像货币政策进行了微调一样， 财政政策也需要适当微调，转向侧重于经济结构调整。 “通胀尚未构成现实压力，目前不用发力对付通胀，这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时间窗口，更应该注重用我们的经济手段促进结构优化和转变发展方式。”贾康说。 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启动资源价格改革。逐步理顺扭曲的资源价格体系，推动资源税赋关系调整。“财政政策必须在资源价格改革方面承担起重要责任。”贾康说，前几年曾经反复讨论过资源税费改革，但一直找不到恰当的时机启动，而目前正当其时，应该抓住这个时机。 尽管短期内通胀压力不明显，但对于通胀预期仍需提前应对。货币和信贷政策如何调整，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明年在保持基本稳定、不出现大起大落的前提下，如何使货币信贷的增长势头平稳回落，这是关键。”夏斌认为，信贷应该支持4万亿元投资项目完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可能继续保持今年9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人民日报海外版） 追问： 我的意思是，在现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为什么面临的不是 通货紧缩 的压力？

㈧ 贾康：个税征收真的太多了吗

其中个人所得税3633.07亿元，完成预算的116.4%”。这些数据引来不少网民对“超额完成”的质疑，其实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国家财政运作中是常见的。我们有必要做冷静而深入的思考，避免陷入情绪化的误区。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平稳发展，培养财源的种种努力亦进入收获期，国家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确实存在多项税种收入年年超过预算任务目标的情况。这次之所以能超额完成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在于去年前三季度在个税征收上明显超过预算进度，而在新个税征收方案出台后，第四季度虽有所下降，但前三个季度基数太高了，所以全年仍完成目标的116.4%。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个税改革方案的出台，超额完成的比例可能会更大。
目前，个税改革方案已经出台，起征点也得到调高，但社会仍然质疑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个人收入方面的效果，这些讨论一般只是发泄情绪，理性讨论很少。例如，过分看重和仅仅讨论起征点就是其中的一个认识误区，一些主张“把起征点提高至一万元以上”的声音往往能得到一片叫好。其实，在个人所得税优化方面，起征点根本没有这么重的作用，必须要把它同其他因素通盘考虑，包括级次、级距，做整体优化设计才能产生综合效应，而只提高起征点效果未必会好。
在如何看待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这一问题上，社会也存在类似的误区。虽然行政开支透明度不够、运行成本偏高问题确实存在，但一些人完全否定中国财政规模扩张的态度也过于片面。中国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与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仍能保持稳定增长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财政分配日益向“公益性”倾斜。可以说，近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部分多用于民生方面，即大量财政资金被用于支农、惠农、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方面，用于照顾中西部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用于加强对社保、教育、医保、住房等基本民生项目的支持。这都属于我国财政近年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而那些人们一直诟病的行政成本偏高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只讲某一点并以为它足以表明全景情况，无异于盲人摸象。
因此，围绕个人所得税和国家财政开支的各种看法，既有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上升过程中公众期待变革和积极参与的心理，也有一些中等收入阶段极易凸显的“过度期盼”因素。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我们仍有必要强调理性分析认识，坚持制度建设大方向，实质性推进配套改革，避免走入情绪化和极端化误区。

㈨ 贾康：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新常态全局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消化过剩产能提速。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当前多个行业、多个地区的产能过剩正引起各方的担忧，可能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
服务业黄金时代到来。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一方面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产业每增长 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 50万个左右。对政府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下服务业发展的根本瓶颈不是需求不足，恰恰是供给不足。在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领域，一方面国内抱怨声不断，另一方面大批消费者源源不断地到国外消费。究其缘由，这跟国内服务业供给侧的乏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