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社会融资成本

❶ 2016年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是多少

一、短期贷款，一年以内（含一年）4.35%。

二、中长期贷款，一年至五年（含五年）4.75%，五年以上4.90%。

三、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利率%，五年以下（含五年）2.75%，五年以上3.25%。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10月24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

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同时，对商业银行有利于突出中国银行的信贷政策和业务特点。对效益好的外贸企业、三资企业、外事企业和大中型出口生产企业、高科技生产企业在利率上给予优惠。

(1)2016年社会融资成本扩展阅读

浮动依据

1、有利于突出中国银行的信贷政策和业务特点。对效益好的外贸企业、三资企业、外事企业和大中型出口生产企业、高科技生产企业在利率上给予优惠。

2、有利于促进中国银行相关业务的共同发展。对我行的基本客户的贷款、存大于贷的客户临时性贷款及在我行办理进出口结算业务、中间性业务的客户贷款，在利率标准上，可以给予适当照顾。

3、有利于信贷资金的成本核算，改善资产负债比例及其成本结构。贷款利率上下浮动的幅度要参照银行综合资金成本的承受能力，低成本来源总量制约利率实行下浮的贷款总量，高成本来源总量确定利率实行上浮的贷款总量。资金来源的利率结构要与资金运用的利率结构相适应。

4、有利于信贷资产的风险管理。原则上低风险贷款实行低利率，高风险贷款实行高利率。对自有资金达不到合理比例，或未按规定补足自有资金、信誉等级低下的企业，要通过利率手段促进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❷ 中国实际上的社会融资成本到底高不高

确实有点高

❸ 社会融资成本中保险

保险融资保险融资是指保险公司为使其结余的资本增值，风险分散，而向外融通其资金的活动。保险融资分为金融性融资和风险性融资两大部分，金融性融资是狭义上的保险融资，即保险人将其结余资金按一定渠道投放井预期回流增值的资金融通活动。这种融资活动，可增强保险经营能力，扩大承保偿付能力，提高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金融性融资按其融资方式，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前者是保险人直接渗入金融市场，后者是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由其代为投资。风险性融资是保险人通过风险的分散，实现资金融通．以协调资金和风险关系的活动，主要指保险人之间的相互分保．旨在保持经营稳定．而不是以经济效益为目的。[1]保险融资的四个要素[2]保险是风险融资的一种方式，保险作为风险融资方式成立的前提条件是签订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承保人和投保人签订的风险管理协议。一般来说，保险融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素：1．合同协议。保险合同是保险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根据协议，投保人交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就可以转移风险，就可以获得补偿损失的经济保障；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则必须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保险义务；承诺承担损失带来的财务负担，提供风险事故损失的补偿资金。2．支付保险费(或者承诺支付保险费)。保险合同签订后，投保人负有按照合同约定缴付保险费的义务，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是投保人购买保险所支付的价格。3．支付保险赔偿费的条件。合同约定支付保险赔款的条件是保险公司对所承保的保险标的履行保险责任的依据。根据保险合同内容的不同，保险条款可以分为基本条款和附加条款。基本条款是关于保险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以及按照其他法律一定要记载的事项；附加条款是指保险人按照投保人的要求增加承保风险的条款。增加了附加条款即意味着扩大了标准合同的承保范围。根据合同约定，保险人对于发生合同约定的风险事故以及因其发生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时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4．保险人为赔偿损失所拥有的资源。从被保险人的角度看，合同约定的风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相应地经济补偿。被保险人获得必要的经济补偿、弥补损失造成的财务负担的过程，也是风险管理单位保险融资的过程。但是，从保险人的角度看，保险人补偿损失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保险费，保险人是否具有偿付能力，决定于它所收取的保费总额是否能够补偿保险人所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保险融资进行的原则[2]企业在选择保险融资的过程中，投保人通过选择购买保险单把损失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由保险人承担损失的财务损失。投保人转移风险是有成本的，企业在决定是否选择购买保险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是企业是否选择保险公司转移风险的重要条件。确定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需要确定企业自担风险的最大成本。如果企业自担风险的管理成本过高，就可以选择保险公司来转移风险。如果企业自担风险的管理成本比较低，就可以选择风险自留的管理方式。2．保险产品费用和附加费用。保险产品的价格及其附加费用是企业转移风险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保险产品的价格过高，企业评估保险融资不合算的话，就不会选择保险融资的方式；保险费率水平过高，企业就会采用其他风险管理方式替代保险转移风险的方式。如果保险费率水平过低，企业就会用保险融资方式替代其他风险管理方式，这会加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确定适度的保险产品费率和附加费率，不仅关系到企业的风险融资方式，而且还关系到保险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3．转移风险所受到的限制和法律约束。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不能履行义务时，另一方可以向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保险合同只有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转移风险要受到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的限制，国家法律、法规不允许企业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不可能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的。4．企业对风险控制的程度。企业对风险的控制程度不仅是决定企业是否转移风险的依据，也是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企业风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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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为什么社会融资成本利率下行对于债券市场是利好

社会融资成本利率下行就意味着市场利率下行，市场利率一般与债券市场的到期收益率成正相关关系的，但问题在于市场利率与债券的持有期收益率成负相关关系。
这个实际上是对于债券投资原理不甚理解其原理而陷入顺势思维的一个误区，因市场利率越低，会导致债券持有至到期收益率降低，但并不等于会导致债券投资持有期间收益率就会降低，相反利率越低却会导致债券投资持有期间收益率因利率降低而上升。原因是在于计算债券的理论价值的时候是一般采用现金流贴现法进行的，一般来说债券在不违约的前提下，其未来现金流是可预期的，而在现金流贴现法方式下债券现金流贴现计算过程中是用债券各期的现金流除以[(1+利率)之和后的对应现金流的时间次幂]，然后求总和，即利率高计算出来的债券理论价值就会低，利率低计算出来的债券理论价值就会高。
很多时候债券是采用固定票面利率来进行发行的(就算是浮动利率即俗称的浮息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是影响呈度相对于固定票面利率即俗称的固息债要低)，而债券本身的面值也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债券投资的未来现金流在不违约的前提下是可预期的，而一般来说债券投资很多时候是十分看重那一个持有至到期持有收益率的，如果未来利率降低会导致债券持有至到期收益率会通过债券市场交易中的债券价格(债券价格与到期持有收益率是成反比)的上升会体现在持有至到期持有收益率的下降，最主要原因是市场整体的利率会由于利率降低的预期而有所下降。而对于债券投资者来说是存在较大部分投资者不是把债券一直持有至到期的，这样的利率下降会导致债券价格上升的影响直接影响到这些债券投资者持有期间收益率，虽然这些债券投资者是能收取得到债券本身所产生的利息的，但是由于债券价格本身的上升则会额外带来一部分价差上的收益，故此这样会导致债券投资持有期间的收益率会因利率降低而上升，故此会造成社会融资成本利率下行对于债券市场是利好的这种说法。

❺ 怎样有效合理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打破刚性兑付，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关键一环。目前而言，社会存量债务规模巨大，如果不对僵尸债务进行清理，本息兑付对资金的需求压力将难以改变，资金利率下行将不可实现。此外，刚性兑付打破也有利于市场主体行为和投资者投资行为正常化。

当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已成为高层和市场参与主体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使得短期内实现该目标变得尤为困难。笔者认为，降息不是短期应有之策，而规范约束融资主体行为、打破刚性兑付以及加快推进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才是长远之计。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6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6%，虽然比2013年12月份下降了25bp左右，但依旧处于高位且下行幅度极为有限。造成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旺盛的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监管约束的矛盾；二是融资主体财务软约束、利率不敏感以及资金资本化的特点明显。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20%以上，新增投资资金达7-8万亿元；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2008年4万亿配套项目尚未完成，已经存在较大的融资缺口，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或已超过20万亿。由于存量债务导致本息兑付压力和新增投资资金缺口较大，社会融资需求保持旺盛。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体，商业银行受存贷比约束和信贷规模控制，通过表内无法完全满足市场的融资需求。因此，融资主体不得不借道信托、券商资管等通道进行表外融资，这无形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近两年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冲击以及外汇占款下降，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

另外，在我国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较为有限，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主要的投资主体也是信贷获取能力最高的部门。这两个部门中，前者具有财务软约束以及利率不敏感的特点，由于债务规模大、且事权多，融资需求旺盛；大中国有企业往往资金充裕，从金融机构获取资金后并不进行实业投资，而是投资金融机构的高收益产品，使得资金出现空转的现象。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也使得资金向该部门聚集，相应挤压了其他部门的资金可得性。

面对以上的问题，今年以来，央行创新性地使用了再贷款、PSL和定向降准等结构性工具为市场输血，但收效并不明显，7月数据显示经济企稳基础较弱，因此市场呼吁启动降息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但笔者认为，降息并非解决当前困境的良方，主要的判断依据依旧是上述两大主因。如果降息，依旧是资金可得性高的部门能获取资金，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难以解决。何况，低利率对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冲动可能更为明显，这与经济结构转型的思路相悖。

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还需从约束融资主体行为、打破刚性兑付以及发展直接融资等途径入手。

需要约束的融资主体主要是信贷可得性较高且利率不敏感部门，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大中型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对地方政府，需加快市政债的发行，区分公益性和效益型项目，并加强预算考核，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加强现金监管，防止出现资金空转套利行为；对房地产企业，要管理房价快速上涨预期，限制资金过度流入。

打破刚性兑付，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关键一环。目前而言，社会存量债务规模巨大，如果不对僵尸债务进行清理，本息兑付对资金的需求压力将难以改变，资金利率下行将不可实现。此外，刚性兑付打破也有利于市场主体行为和投资者投资行为正常化。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解决社会融资需求旺盛与银行监管约束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有利于解决融资链条过长、不透明的缺陷。通过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创新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盘活存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而降低融资成本。

当然，随着外汇占款的下降，基础货币缺口扩大也需要央行加快转变货币操作思路，同时加快基准利率建设，以有效传导货币政策思路，有序引导市场预期。

❻ 1.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央行决定于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个百

1.【解析】C。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央行决定于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是全面降准，体现了逆周期调节，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故本题正确答案C。

❼ 社会融资总量是如何计算的

社会融资总量统计数据完整可得，采集及时准确。社会融资总量是增量概念，为期末在数据汇总方面，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和所有权关系相互轧差，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

❽ 2016年影响国家经济的政策主要有哪些

2016年国经济的主要发展目标和政策基调已基本确立。总体看，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以稳为主基调，强调供给侧供给，突出长期发展与短期增长的结合，强化市场的力量，保持政策的相对灵活性。
宏观调控：供给为主、需求为辅
近年来，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些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潜在风险显性化的可能性增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内在因素，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即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面对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而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因此，宏观调控中需要综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使宏观调控从仅需求管理的一维政策，升级为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首先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间的组合，然后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内部和需求管理政策内部具体政策工具的组合。
针对2016年的经济形势以及稳增长的政策目标，虽然需求、供给二者都扩张，但扩张的力度不一样，需求方面是适度扩张，而供给方面则扩张力度较大，因此是以供给扩张为主的双扩张政策组合。
经济管理：坚持四项原则
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把握好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加强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备好用好政策工具箱。当经济面临滑出合理区间的风险时，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增长措施，以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坚持在区间调控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统筹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坚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一方面，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通过预调微调，搞好需求管理，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不断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国内和国际统筹。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
坚持改革和发展协调。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主动调控、稳中有为，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有力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通过改革创新引导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着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财政：降成本、优结构、促改革
2016年，财政政策一方面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促进适度扩大总需求，力求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消费税改革。
二是稳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提高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坚决遏制各种乱收费，坚决不收“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
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按可持续、保基本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创新公共服务方式，能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不再直接承办，能够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非基本需求主要靠市场解决。
四是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继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预算管理机制，将政府存量债务还本付息纳入年初预算，根据批准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债务收支情况随同预算公开的常态机制。强化风险预警，督促风险较高的地区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新增债券安排与各地区风险程度挂钩。
工业：去产能、提效率
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化解过剩产能，与深化改革、企业重组、优化升级相结合。一是严控新增产能。进一步加大力度，根据市场需求，设定钢铁和煤炭等全国总量“天花板”。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技术改造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二是淘汰落后产能。对环保、能耗、安全生产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或淘汰类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关停退出。三是优化存量产能。理顺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提高产业准入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加快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转型转产。鼓励企业开展上下游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引导扭亏无望企业主动退出。四是开拓产能利用空间。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 +”、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走出去等，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五是创造新的就业空间，为企业人员转岗提供支撑，支持传统企业开展“双创”。
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加快结构升级步伐。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级工程，支持轻工、纺织、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有市场的企业提高设计、工艺、装备、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创新型企业和新兴产业成长。促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进一步深化，使得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推出旨在推进智能制造、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的多个行动计划。
货币：稳健、灵活、防风险
2016年，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增量，保持灵活适度，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又不随意放水。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继续运用抵押补充贷款、中期借贷便利、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继续加强对区域金融改革的支持。
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创新发展。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房地产：去库存、促发展
在经济增速下行和高库存压力下，政府更加重视房地产在促进消费和拉动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政策聚焦于挖掘房地产消费潜能，鼓励需求入市，进而恢复并带动投资信心。2016年，将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的住房体制改革，把去库存作为房地产工作的重点。
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努力提高安置比例，将新安排600万套棚户区改造任务。实现公租房货币化，通过市场筹集房源，政府给予租金补贴。改进房地产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进一步落实地方调控的主体责任，实施分城施策、分类调控。
农业：由数量转质量，加快产业融合
当前，国农产品中低端供给较为充足，另一方面放心安全的农产品供给又明显不足。因此，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稻谷、小麦等口粮，保耕地、保产能，保主产区特别是核心产区的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农业生产将由数量为主，逐步转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更加满足消费者需求。
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农业支持政策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惠农政策由普惠向新型经营主体转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以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建设现代的饲草料产业体系，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加快农业由生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推进农业与旅游 、教育、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从单纯的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的拓展，大力发展比如像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农耕体验等等。
土地：有保有压、控制成本
为加强结构性改革，服务稳增长目标，2016年土地政策将强化去产能、去库存、降低企业成本、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等基调。制定配套政策，盘活企业存量土地，促进“僵尸企业”分类有序处置，稳妥安置分流下岗职工。以煤炭、钢铁行业为重点，加快去产能步伐。严把土地供应关口，三年内对煤炭、钢铁新上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与此同时，综合考虑房地产去库存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施有保有压的用地政策。积极保障新产业发展用地，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各地可结合地方实际，纳入重点保障范围。以“先存量、后增量”的原则，优先安排新产业用地供应。多种方式供应新产业用地，差别化保障新业态用地，鼓励盘活利用现有用地。
深入研究降低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用地成本问题，合理确定地价水平，防止企业用地价格过快上涨、加重企业用地成本。创新企业用地模式，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出让方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对利用存量土地、荒废地开展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区域政策：落实总体战略，加强合作
支持各地发挥比较优势，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建设顶层设计以及各省(区、市)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实施方案，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支持三省市制定各自方案和支持政策，稳妥有序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协调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和试点示范。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支持建立由北京市牵头的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市场要素对接对流、社会保障共建共享等重点领域合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认真组织实施即将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支持沿江11省市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协商合作机制，高起点高水平合作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沿江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升级，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推动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全面开放。发挥长三角区域合作组织作用，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带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三大战略为引领，积极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等经济支撑带建设，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其他地区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做法，提高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水平。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支持有条件地区积极探索同城化。根据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探索建立毗邻省份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推动空间布局的协调和时序安排同步进行。
建立区域合作资金保障机制，创新利益分享与保护补偿机制，强化区域互助机制。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各地开展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加强区域合作的新路径、新方式，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丰富区域合作工作的手段。

❾ 融资成本的动态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资本成本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资本成本包括资本筹集费用和占用费用两部分。资本筹集费用是资金在筹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但资本占用费用包括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投资者考虑的风险报酬，如股息、利息等。目前国内大多数关于上市公司融资成本的研究都是从上述角度来定义并测算的。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郑健敏(2001)从社会融资体系的角度探讨了上市公司恶意融资的动因，潘伟荣(2001)探讨了上市公司过度“圈钱”的社会成因，李晓昌(2001)从行为金融理论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圈钱饥渴症”的形成原因，黄少安和张岗(2O01)则从制度和政策因素角度探讨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形成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黄少安和张岗(2001)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总成本定义为股票投资股利、股权融资交易费用、上市公司的控制及负动力成本以及股票上市广告效应带来的负成本4个部分之和。在实际测算时，后两项成本因素内忽略，他们测算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单位成本仅为2.42% ，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期为5.85%，三年期为5.94% ，五年期为6.03% 。他们由此得出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要比债务融资成本低得多，因此说明了所谓“免费资本幻觉” 的存在。我们认为，之所以形成上市公司在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选择上的股权融资偏好越来越演变成一种“圈钱饥渴症”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而言是因为在新股发行长期实行行政审批和额度分配的制度之下。包括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大多数上市公司从IP0时起。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免费资本幻觉”， 即认为股权融资最大的好处是所募集资金永远不用归还，公司效益好时就派送红股或象征性地派点股息。公司效益不好时干脆就”一毛不拔”。事实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以任何方式获得企业资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任何一种形式的融资都存在资金成本或融资成本。因此，黄少安和张岗(2001)提出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总成本的计算公式所计算出来的实际上只是表面意义上的/我们姑且称之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名义资本成本”。而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则是究竟应如何合理计量上市公司的“真实资本成本”或“真实融资成本”这些研究都符合一定的经济规律，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些共同的局限性，即没有能够牢牢抓住融资成本这一主线展开对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实证研究，缺乏对实施了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样本的融资前后的融资成本的变化的具体定量比较研究，缺乏建立在经济计量模型基础上的上市公司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的经验研究和深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