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融资公司改革

①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后有什么优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展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以下简称“两类公司”）改革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还有不少争议和困惑，需要厘清。
“两类公司”改革的重要意义
厘清为什么要推进“两类公司”改革是顺利推进“两类公司”改革的前提，需要深刻把握改革的内在逻辑。
第一，“两类公司”要成为体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分水岭。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进行配置。目前市场经济规则与秩序已进入最后完善的阶段，国有企业应通过“两类公司”改革，构建政府与企业的“一臂之距”，更加清晰和明确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使“两类公司”成为法治化市场环境配置资源的合格市场主体。
但中国国有资本还存在配置上的结构性问题，国有企业的高杠杆和相对较低的资本回报，表明存在“资本结构性错配”，在赶超模式下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和增长偏好被强化，预算软约束问题没能有效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决定》提出要“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也说明了两类公司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是国家所有权代理链条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代理链条向上追溯，必然要规范国家所有权政策，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规模、范围、优化方向和策略，以及政策意愿的法制化传导机制；向下延伸自然是功能定位、权责边界、治理结构、管控体系、机制创新。因此在产权层次上应鼓励“两类公司”所属企业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员工持股改革，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第二，“两类公司”要成为市场经济中服务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平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混合所有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及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四个问题放在一起集中表述，不仅是归类的需要，而且有内在的逻辑，特别是明确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逻辑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顶层国有资本控制，动态调整国有资本配置，逐级放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重塑大型国有企业的微观结构，释放体制机制变革的活力，探索引领战略新兴产业，提高国有资本回报造福社会公众。从各国经验来看，通过政府投资承担探路成本抢占产业制高点，是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有资本发挥主导作用、占领“制高点”，控制经济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其载体是“两类公司”。要通过“两类公司”，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充分发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效应，积极追踪技术革命的浪潮，快速引领推进国民经济新引擎的发展形成，激发经济新动力、新活力，提高国有资本发挥主导作用的效率。
第三，“两类公司”要探索中国特色产融结合新模式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成立之初，很多都是政府一纸批文，没有资本金注入，直接融资比例低，这也是导致企业负债率杠杆率过高的重要原因。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普遍规律。2012年底，中国直接融资占比为42.3%，不仅低于美国（87.2%）、日本（74.4%）、德国（69.2%）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66.7%）、印度尼西亚（66.3%）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不相匹配，且这种失衡一直处在加强的趋势。而2007—2012年，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由53%上升至76%。在经济下行阶段造成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客观上也加重了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融资贵、居民投资渠道有限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除了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外，一个重要措施是培育发展一批大型产融结合直接投资的投资运营公司。
从国际上看，产融结合有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这两种模式。英美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侧重金融立国，企业偏好金融使命，投资银行起到强大的中介作用，企业融资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企业股权分散，采取以股权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实施较为激进的劳资政策。英美模式资本转化率高，对资产的增量调整和存量优化都快速实现，比较有利于宏观风险的规避，但面对市场失灵和长周期产业缺乏解决问题的力度。莱茵模式以德国、荷兰为代表，日本师从德国，韩国学习日本，具有更强的政府主导特征，将市场作为繁荣经济的工具，侧重产业立国，企业偏好产业使命，一般是银行主导型，商业银行主导产融结合，公司以间接融资为主，法人资本的力量超过私人资本，商业银行等法人机构持有企业最大股份，股权相对集中。比如德国大企业85%的股份由银行、退休基金等法人机构持有。从1949—1989年，日本法人持股从15.5%上升到72%，大型企业形成了银行相互持股的产权结构。莱茵模式中以银行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经济目标均带有社会性质，关注劳资协同和社会福利，社会各阶层分享繁荣福利。但银行主导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放大银行体系和企业经营连带风险的担忧。法国在上述两种模式之间选择了折中。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以银行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向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的阶段。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庞大的人口和老龄化的压力使得中国尚不具备高福利的积累和支付能力，因此应结合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优点，在产融结合方面选择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的有机结合，重视产业立国，适度使用金融杠杆。在此过程中，“两类公司”的制度设计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属于类金融公司，是具有中国特色产融结合的最佳载体。“两类公司”应实施国家经济战略，大力开展股权投资，对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化机制，提高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提高企业资产证券化率，对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具有全局意义。目前，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逐步从财务公司演进到产融结合阶段，积累了不少产业控股和金融控股经验，具备了改组组建两类公司实践基础。且产融结合是大型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规模扩张和产业多元化的重要手段，可以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节约运营成本、创造协同价值

② 如何适应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新趋势

——重新构架中国的资本进入与退出机制

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依据"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宏观调控有力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专家评价，此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根本调整。目前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要对两大关键机制——进入和退出进行再造。尤其对于创业投资者，如果没有可行的资本退出方案，投资者不会将资金投入。

据有关专家分析，2004年国家将继续清理现行投资准入政策，在明确划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类政策时，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逐步建立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对企业投资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可望部分抵免企业所得税；对个人的实业投资，则全额或部分抵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中国政府亦将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市场经济中的运行成本尤其是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

为民间投资松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最近表示，（制订）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是国家发改委成立后转变职能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将进一步扩大企业——当然包括社会投资的自主权，进一步缩小政府投资的领域和范围；而且要简化审批程序，为社会投资，包括外商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

发改委投资司人士透露，根据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创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将是一个重要方向，其核心应是收缩政府直接投资范围，全面放开民间投资实业的领域限制。

这意味着，除了国家政策、法规限制开放的领域，今后，所有经营性领域将逐步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尤其是如水务、公交、燃气、供电、环保、收费公路、供水、供气、供热、轨道交通，以及文教卫体等经营性基础设施，经营性社会事业项目等，各种资本都有机会参与投资兴建。

地方政府加盟债市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应是下一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全面发展包括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市政债、抵押贷款债等在内的债券市场，已是当务之急。

目前，美国市政债券市场已经成为美国各州、县政府以及下属政府机构筹集公共事业所需资金的重要市场。在美国资本市场，所谓"市政债券"，指的是各州及州以下市政机构发行的长期债券。在中国，除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几乎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而地方政府债迄今近乎为零。专家形容说，"重股轻债"使中国的证券市场变成了"跛脚的残疾"。

央行票据近期在中国的债券市场上风生水起，正说明中国债券市场的规模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宏观经济的要求。目前，政府决策层已形成共识：一个完备的债券市场可以有效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应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

在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地方债券的出现将成为耀眼的亮点。专家介绍，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每年高达约5000亿元。北京市为2008年奥运会的计划投资已经达到3000亿元，但2001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50亿元左右。

此外，国家发改委还将考虑适当增加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中国纺织报

③ 体制改革的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管理改革启示

严格来说，体制改革并不属于企业管理的内容，但却对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投融资平台这类生存于体制之内的企业组织。从最近我们的观察来看，各地平台面临的问题已非单纯的内部管理问题，它们采取的实践也超越了一般的管理范畴，而是向着外部化、上层化、宏观化的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方向前行。
其实，对于平台而言，投融资体制改革并非新的内容，它伴随着平台的产生、发展乃至可能的消亡。从企业治理结构来看，地方政府是平台的唯一股东，然而，它却无法像一般的市场化企业股东一样行使很纯粹的职能，它必须综合城市经营、部门协作等多方面对平台实施管控，于是，平台所做的事情可能超越能力及必要之外，平台需要处理的关系也覆盖政府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这一切都可归纳为城市投融资体制。因此，投融资平台要取得好的发展，就必须将自身置于整个体制的改革之中。
从目前南京卓远的实践来看，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所有体制改革一样，基本面临组织和制度两个方面，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在组织改革中，像很多地方成立资金管理中心统筹资金、城市投资控股集团统筹资源资产；而在制度优化中，则是基于组织的良好运营及权限划分。可以肯定的是，体制改革将为平台的发展吹起一股春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平台的发展环境，但我们也意识到，改革是困难的，也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外部力量（如咨询机构）是行之有效的，但如何借用则是值得深思的。

④ 政府融资平台如何转型，最佳模式是什么

市场先导，资本运作，没有最好模式，要因地制宜。提供几种方式参考
（一）、直接融资。这类融资主要以地方政府为融资主体而获得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具体表现为：（1）财政资本金投入而获得的股权收益；（2）由财政投入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而带动外资和民营资本的投入；（3）获得中央转贷的由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内外政府债券；（4）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贷款；（5）获得中央转贷的由中央政府向外国政府的贷款；（6）外国政府援助赠款。
（二）间接融资。这类融资主要通过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而获得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和资金。目前地方政府主要采取此种方式进行大规模融资。具体表现为：（1）政府授权一些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投资公司，向银行贷款，财政实施担保并进行贴息；（2）政府授权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实施担保并承担债券利息。
（三）项目融资。这类融资主要利用政府各种特定资源，为达到政府特定目的，采用各种市场手段而获得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的资金。具体表现为：（1）利用土地级差效应，获得土地出让金；（2）由企业进行建设经营政府授权的特别项目，到期转让给政府的BOT方式；（3）政府将业已建成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转让给企业，经过一段时间运营后，企业再无偿转让给政府的TOT方式；（4）由企业建设经由政府授予的特别项目，财政给予补贴，到期转让给政府的 BOST方式：（5）政府把具有商机的盈利项目和公益性非盈利性项目“捆绑”在一起，企业通过比较利益，进行自行开发和还款的项目；（6）由政府授权一些大型国有公司，对特别项目实施融资租赁。
（四）非项目融资。这类融资主要运用资产动作手段吸引社会各类资金的融资方式。具体表现为：（1）通过有关投资信托公司，采用集合信托方式向社会投资者筹资，获得的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对一些公用事业企业进行包装上市，由这些企业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方式；（3）政府出让部分公用事业股权而获得的用于该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建设和改造资金。

⑤ 如何完善投融资机制，推动企业所有制改革

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社会投资。

科学界定并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将投资管理工作的立足点放到为企业投资活动做好服务上，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实现服务。

打通投融资渠道，拓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有效缓解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投融资体制改革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领域改革有机衔接、整体推进，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同工作机制，形成改革合力。

(5)政府投融资公司改革扩展阅读：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规定：

1、实行备案制的投资项目，备案机关要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或政务服务大厅，提供快捷备案服务，不得设置任何前置条件。

2、实行核准制的投资项目，政府部门要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或政务服务大厅实行并联核准。精简投资项目准入阶段的相关手续，只保留选址意见、用地（用海）预审以及重特大项目的环评审批作为前置条件。

3、按照并联办理、联合评审的要求，相关部门要协同下放审批权限，探索建立多评合一、统一评审的新模式。加快推进中介服务市场化进程，打破行业、地区壁垒和部门垄断，切断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关联，建立公开透明的中介服务市场。

⑥ 如何深化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

几年复来，政府财政融资平台虽然制有所发展，但已经不能适应现行财政和金融政策，无法继续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筹集政府投资，政府财政融资平台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急需改造和完善。据《中国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模式与发展战略分析报告》建议，欠发达地区城投公司必须告别传统的发展愿景，回归到“市场经济”，才是各地政府及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的根本。对县级平台而言，要进行资源整合，将政府资源、资本通过市场化模式，以“产业合营、区域合作”的思想，以实实在在的产业为基础，从政府性的投融资主体、投融资平台向市场化的产业发展运营平台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