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自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㈠ 深化金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還是去杠桿

國企改革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部分關系密切，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也是改革的難點。「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足可以看出國企改革在改革事業中的重要位置。

㈡ 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2)金融機構自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展閱讀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參考資料

搜狗網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含義和意義

含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意義：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2、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3、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

4、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

5、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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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內容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

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

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

「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㈣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改革內容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描述人們口頭上所說的「供給側改革」，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方式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產生、輸出、執行以及修正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說到底，供給側改革，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來規范政府的權力。離開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談供給側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無形之手，不僅不會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會損害已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
供給結構
從中國中央政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等明確表示看，供給側改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供給約束為標準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看，無論是削平市場准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還是降低壟斷程度、放鬆行政管制，也無論是降低融資成本、減稅讓利民眾，還是減少對土地、勞動、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實際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內容。
改革角度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的需求的響應」。隨著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一些制度體系已嚴重滯後，進而提出了創新制度供給的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需求加起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雖然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為止仍然只能稱為「半拉子」市場經濟，在影響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土地、勞動力、資本、創新等要素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現在制度結構、生產結構已經不能滿足龐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類新需求，不利於中國各類消費潛力、改革紅利的釋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會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號召。
1.居於制度創新之首的，應當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
具體表現在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嚴格規范政府的行權方式，做到廉潔、高效、透明、公正、公開，一方面優化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規范，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諸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浮出水面，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決心與勇氣，更需要改革的系統設計與專業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為的空間還很大。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2.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形成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穩定的經濟關系以及規范的政府財政管理制度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兩年來，財稅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推進財稅改革的外部環境正在變得現實而嚴峻。今後一個時期，財政改革既要兼顧與其他改革之間的協調配合，自身更要向縱深推進，需要啃下多個「硬骨頭」，如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央與地方事權改革、地方收入體系重構、預算管理基礎制度建設、PPP等。這些都是十分復雜而牽動全局的改革，但對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在「管住權」「管住錢」的同時，還要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對要素市場進行全面改革，以真正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全面釋放經濟社會活力。 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一、我國經濟增長正面臨「五力」約束
1.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響區域競爭力的提升
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仍然與東部、城鎮地區有著顯著差距，且公共服務大部分附著於戶籍之上，它已經影響到全國統一要素市場的形成，使得區域、城鄉不平衡產生自我強化的內生機制。這種格局決定了我國雖然進入新常態，但並不意味著各地區、城鄉同步進入新常態。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仍有非常廣闊的財政投資空間，潛在經濟增長能力較為充足。但是，這些地區的發展不能簡單重復「昨天的故事」，要發揮「學習效應」，避免出現東部地區、城鎮地區的負面問題，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主動優化供給側。
2.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產業的總體創新能力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對產業結構競爭力形成抑製作用
我國處於加速工業化，並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重要節點。然而，幾乎所有傳統產業都出現危機，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較為突出，產業網路化創新程度較低，知識擴散和共享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投資意願不強，市場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由樂觀轉向觀望甚至悲觀，嚴重影響了我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進一步轉向知識文明的進程。一些傳統稟賦優勢在逐步喪失，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來優化生產方式，讓技術創新成本更加「低廉」，實施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3.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入攻堅期，束縛經濟轉型升級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結構競爭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仍然得不到正確處理，政府在對待處理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時，仍然懷著「管控」的思維，而非樹立平等的「合作關系」，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較為嚴重。企業、社會主體在開拓市場、配置資源時，第一時間不是想到「找市場」「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過強大的政府之手來實現既定目標。
4.改革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給側管理與對外開放新格局有機融合的方式，構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結構，提高利益結構競爭力
經濟新常態之前，出口導向戰略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吸引了大量外資，改善了我國資本短缺的狀況。然而，這種「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模式，加劇了全球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局面，引發了我國和資源能源產地的利益矛盾。我國須加快構建新型開放經濟格局，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統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做強製造業和提升服務業，服務於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從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亞投行並不是一個區域、局部概念，而是創造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機制。
5.我國傳統鄉土社會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不斷喪失，以家族為紐帶的傳統倫理結構受到劇烈影響，亟待按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完善社會倫理結構，服務於供給側管理

㈤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孫凌宇：供給側的主要因素一般認為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緊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做好優化調配和升級改造。對於勞動力，可以通過大力引進人才進行調配和優化結構，同時注重對現有勞動力的培訓進行升級；對於土地，則可以通過多規合一、產業協同等手段進行高效利用；對於資本，利用青海省金融試點的契機，有的放矢地提高資本效率和效能；創新是最主要的因素，體制機制創新是關鍵，科技創新是核心。政府要通過制定激勵相容的制度激發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力，使企業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加大投入，切實把創新落到實處。
李勇：除了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我們認為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還應包括政府自身的改革這條主線。
改革開放初期，當時的中國屬於「短缺經濟」，通過一系列體制機制的改革，我們釋放了經濟發展的活力，搞活了經濟，解放了生產力，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自然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髙速增長。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現在的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過剩經濟」，不但工業領域許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而且消費品領域也全面過剩，城鄉居民不斷提升的消費需求與不適應市場變化的供給結構矛盾日益明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補」，就是針對形成這些過剩問題的原因提出的針對性解決對策。目的是要糾正資源錯配，發揮市場調節的決定性作用，培育中國新的增長動力。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只注重生產領域的調整，而怱視生產關系的改革，新的增長動力就難以形成。
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也在不斷完善和成熟，制度的優化進程中還存在不對稱的地方。因此，政府應當在「供給側改革」中要作出表率，改革行政體制，降低制度成本，加強反腐、打破壟斷、放鬆管制、減少審批，鼓勵正當競爭，增強市場活力，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降低企業經營的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從而形成有效的市場機制，保證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從供給端的機制創新入手，推進制度改革，這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方面，是供給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加快形成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新動力，新活力。
孫凌宇：是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度重於技術，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真正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當前，青海的簡政放權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放權的虛化，含金量高的不放；二是放權不系統，權力下放呈現碎片化傾向；三是為放權而放權，對所放之權評估不足。
其次，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改革方向的頂層設計能否達到目的，過程式控制制是關鍵。但改革過程的影響因素較多，有一個因素必須加以重視，即建立新型的政商關系。從歷史經驗來看，合法遵規的政商關系是各種經濟社會關系的基礎和根本，對於經濟轉型地區而言，這一關系尤其重要。我們應當認真研究並遵循經濟規律，用「親」商、「重」企的政策調動和激勵市場主體創新發展的熱情和潛力，為供給側改革提供不竭動力；清晰明確有所不為，各級政府部門，尤其是各級領導必須堅守法律、政策和道德紅線，率先垂範。真正把「親」和「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保證供給側改革不跑偏。
張宏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需要處理好短期與長期，整體性與差異性等多個關系。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短期任務，也有長期戰略；既要做好打持久戰的准備，又要組織好重點領域的殲滅戰。從短期來看，要抓好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核心的五大戰術任務；從長期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目標，特別是要轉變發展理念，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
李勇：最近我們正在開展新一輪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調研。在實際調研中我們深刻感受到，「去產能」過程一定要有保有壓，分類指導。特別是金融機構，一定要客觀理性對待涉及過剩產能行業的不同企業，區別結構性過剩、區域性過剩等問題。對於裝備技術先進的環保達標企業或是經過調整和改革可以得以提升的企業應該繼續給予支持。而且，在內蒙古等與青海產業結構相似的地區開展電力市場化改革後，青海的電力優勢逐步減弱。加快電力體制綜合改革，這是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通過體制機制改革釋放發展活力重要抓手。

㈥ 什麼叫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是什麼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屍企業，淘汰落後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五大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

(6)金融機構自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展閱讀：

把補短板作為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深遠的戰略意義。補短板是優化供給結構和擴大有效需求的結合點，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合點，也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結合點。

要加強既有針對性又有力度的政策支持，著力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新動能培育方面補短板，在現代服務業和民生急需領域補短板，在實體經濟有效投資領域補短板，在精準脫貧方面補短板，在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方面補短板，在優化營商環境等制度供給方面補短板。

補短板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補短板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補短板工作具有重大意義。

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需要補短板。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向好，同時穩中有變。從主要經濟指標看，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結構持續優化，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供給強、需求弱，宏觀強、微觀弱的反差。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補短板，當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帶來哪些變化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描述人們口頭上所說的「供給側改革」，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方式
供給側改革實質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給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產生、輸出、執行以及修正和調整方式，更好地與市場導向相協調，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說到底，供給側改革，就是按照市場導向的要求來規范政府的權力。離開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談供給側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無形之手，不僅不會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會損害已有的市場化改革成果。
供給結構
從中國中央政府「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改善供給體系的供給效率和質量」等明確表示看，供給側改革就是以市場化為導向、以市場所需供給約束為標準的政府改革。從供給側改革的階段性任務看，無論是削平市場准入門檻、真正實現國民待遇均等化，還是降低壟斷程度、放鬆行政管制，也無論是降低融資成本、減稅讓利民眾，還是減少對土地、勞動、技術、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的供給限制，實際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內容。
改革角度
從中國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可謂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時間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多方面降低對中國經濟的供給約束，使產業、企業的自然活力非受限於作為公共政策供給方的政府約束。 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任何制度都是對實際生活中已經存在的需求的響應」。隨著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一些制度體系已嚴重滯後，進而提出了創新制度供給的迫切需求。所有這些需求加起來，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主要是因為，雖然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為止仍然只能稱為「半拉子」市場經濟，在影響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土地、勞動力、資本、創新等要素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供給抑制與供給約束。現在制度結構、生產結構已經不能滿足龐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類新需求，不利於中國各類消費潛力、改革紅利的釋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才會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號召。
1.居於制度創新之首的，應當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方式的創新
具體表現在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管住、管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嚴格規范政府的行權方式，做到廉潔、高效、透明、公正、公開，一方面優化合法經營、公平競爭、高度法治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規范，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目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諸多系統性、基礎性問題正在浮出水面，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決心與勇氣，更需要改革的系統設計與專業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政府在這方面可以作為的空間還很大。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2.深入推進財稅改革，形成政府與公民、中央與地方之間穩定的經濟關系以及規范的政府財政管理制度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兩年來，財稅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推進財稅改革的外部環境正在變得現實而嚴峻。今後一個時期，財政改革既要兼顧與其他改革之間的協調配合，自身更要向縱深推進，需要啃下多個「硬骨頭」，如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改革、中央與地方事權改革、地方收入體系重構、預算管理基礎制度建設、PPP等。這些都是十分復雜而牽動全局的改革，但對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在「管住權」「管住錢」的同時，還要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營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當前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對要素市場進行全面改革，以真正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全面釋放經濟社會活力。 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一、我國經濟增長正面臨「五力」約束
1.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響區域競爭力的提升
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仍然與東部、城鎮地區有著顯著差距，且公共服務大部分附著於戶籍之上，它已經影響到全國統一要素市場的形成，使得區域、城鄉不平衡產生自我強化的內生機制。這種格局決定了我國雖然進入新常態，但並不意味著各地區、城鄉同步進入新常態。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仍有非常廣闊的財政投資空間，潛在經濟增長能力較為充足。但是，這些地區的發展不能簡單重復「昨天的故事」，要發揮「學習效應」，避免出現東部地區、城鎮地區的負面問題，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主動優化供給側。
2.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產業的總體創新能力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對產業結構競爭力形成抑製作用
我國處於加速工業化，並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重要節點。然而，幾乎所有傳統產業都出現危機，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較為突出，產業網路化創新程度較低，知識擴散和共享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投資意願不強，市場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由樂觀轉向觀望甚至悲觀，嚴重影響了我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進一步轉向知識文明的進程。一些傳統稟賦優勢在逐步喪失，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來優化生產方式，讓技術創新成本更加「低廉」，實施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3.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入攻堅期，束縛經濟轉型升級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結構競爭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仍然得不到正確處理，政府在對待處理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時，仍然懷著「管控」的思維，而非樹立平等的「合作關系」，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較為嚴重。企業、社會主體在開拓市場、配置資源時，第一時間不是想到「找市場」「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過強大的政府之手來實現既定目標。
4.改革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給側管理與對外開放新格局有機融合的方式，構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結構，提高利益結構競爭力
經濟新常態之前，出口導向戰略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吸引了大量外資，改善了我國資本短缺的狀況。然而，這種「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模式，加劇了全球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局面，引發了我國和資源能源產地的利益矛盾。我國須加快構建新型開放經濟格局，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統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做強製造業和提升服務業，服務於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從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亞投行並不是一個區域、局部概念，而是創造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機制。
5.我國傳統鄉土社會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不斷喪失，以家族為紐帶的傳統倫理結構受到劇烈影響，亟待按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完善社會倫理結構，服務於供給側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