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金融理論的核心內容

⑴ 公司金融學的研究現狀

中國理論界對於公司金融理論的研究，主要發端於國有企業的改革需求。有觀點認為，國有企業陷入財務困境是由於其所背負的債務過重，即資本結構不合理。而更為一般的看法則把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歸咎於其產權不清，公司治理上存在較為嚴重的弊端。為此，應該大力推進股份制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結構與資本結構，以此來提高企業的效率。從這個角度來講，那些研究公司治理以及公司績效等問題的大量文獻，都可歸入中國公司金融學的研究范疇。
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是利用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其涵蓋了公司資本結構、公司治理、業績評價和信息披露等各個方面。如張翼等人所做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經營與公司業績之間關系的研究，王鵬和周黎安所做的控股股東的控制權、所有權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等。
另外，戰略公司金融理論的引入，也大大豐富了公司金融理論的研究內容。這一理論將企業融資結構和市場行為的關系作為研究重點，探尋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互動問題。這一研究領域在國外還沒有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不同的研究者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如財務杠桿對於公司競爭策略的影響等。但從發展前景來看，戰略公司金融理論將企業的金融決策與生產決策相銜接，嘗試建立包括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互動關系的一般均衡模型，進一步增強了公司金融理論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重要地位。
盡管由於多種原因造成中國有關金融學的內涵界定與西方存在顯著差異，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場在資源配置與風險管理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須加強微觀金融方面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公司金融學是在市場環境中研究公司與管理層的融資、投資和分配等行為，在中國當前的轉軌階段，這些研究領域都與宏觀金融體制之間存在著更為密切的聯系。因此，緊密結合中國本土實際的公司金融學研究，不僅可以直接面向市場，更對中國金融改革與金融市場的規范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⑵ 金融中介理論的主要內容

這一部分詳細論述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的金融中介理論的主要內容及其發展過程。以中介形成與影響發展的主要因素為中線論述。 跨期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可分為個人不確定性和社會不確定性，當面向個人的不確定性在某種程度上結合起來，即從結果上表現為經濟社會總體的不確定性時，社會不確定性就產生了。假定無論社會不確定性還是個人不確定性都是經濟社會所固有的，從某種意義講，個人並不能通過其他資源的使用就減少這些成本。
Bryant(1980) 和 Diamond & Dybvig(1983) 研究了在個人面臨消費不確定性時銀行類中介的作用。在他們的研究中，銀行負債是作為平滑消費波動的機制而出現的，而不是執行交易媒介的功能。銀行為家庭提供防範影響消費需求（路徑）的意外流動性沖擊的保險手段。
Diamond & Dybvig(1983) 模型（以下簡稱 DD 模型）的前提假設為：假定從投資機會中獲得的支付與消費者的期望消費路徑不一致，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是隨機的。除非他們通過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消費沖擊，否則滿足這些隨機消費需求會要求消費者提前結束投資。 Diamond & Dybvig(1983 ， 1985) 模型認為在投資者面對獨立流動性沖擊的經濟中，金融中介提供的存款合同可改進市場配置。而市場不能為防範流動性提供完全保險，因而不能導致有效的資源配置。實際上， DD 模型的金融中介為個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風險保障。投資者可以利用金融中介來提高自己在孤立狀態下備用投資的可能性。一方面，他可以避免投資機會中固有的風險；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消費需要中固有的風險。在 DD 模型中，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況下，投資者之間可直接訂立合約，以獲得與利用金融中介相同的投資結果。但是，由於道德風險的原因，這樣的私人合約會最終走向解體。
Diamond & Dybvig 假定活期存款是不能交易的，且沒有考慮其他證券市場。 Jacklin(1987) 和 Haubrich & King(1990) 也認為金融中介的存在依賴於上述假定。 Hellwig(1994) 和 von Thadden(1998) 考察了在 Diamond & Dybvig 模型中加入其他條件時銀行的功能問題。為了回應 Jacklin(1987) 、 Haubrich & King(1990) 、 Hellwig(1994) 和 von Thadden(1998) ， Diamond （ 1997 ）發展了一個包含銀行和證券市場的模型，考慮了在市場上代理人有限參與的情況。文章的重點是關於銀行流動性的提供和市場深度的相互作用。代理人參與證券市場越多，銀行提供額外流動性的能力越弱。
Allen & Gale(1997) 考慮了金融中介的不同的平滑功能，也就是所提供的平滑跨代風險轉移機制。在迭代模型中，市場是不完全的，但是 Allen & Gale 指出，長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是提供這種跨期平滑作用的制度機制。中介持有所有資產，為每一代人提供存款合約。在積累了大量儲備之後，中介為每一代人的存款提供獨立於真實紅利實現情況的不變收益。
上述分析主要是針對個人的消費風險所引起的不確定性。投資不確定性會引起風險厭惡型的投資者進行多樣化投資，而金融中介可以減少個人持有多樣化組合的成本。這在下一部分會詳細分析。 交易成本曾經是解釋金融中介存在的一個主要因素，正如 Benston George （ 1976 ） ) 所述：「這一行業（指金融中介業）存在的原因在於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貨幣交易成本、搜尋成本、監督和審計成本等。其中搜尋成本、監督和審計成本放在信息與金融中介部分介紹。
新金融中介理論的先驅格利和肖及其後繼者 Benston George （ 1976 ）和 Fama(1980) 認為，由於金融資產交易技術中的不可分性和非凸性，阿羅—德布魯範式中理想的無磨擦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場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融中介參與金融交易；金融中介可視為單個借貸者在交易中克服交易成本、尋求規模經濟的聯合，並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於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思路，從而開創了新金融中介理論。金融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技術上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也可以這樣說，規模經濟和（或）范圍經濟起源於交易成本。若存在與任何金融資產交易相關的固定交易成本，那麼，和直接融資情況下借貸雙方一對一的交易相比，通過金融中介的交易就可以利用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之所以有規模經濟存在，是因為在金融市場上，當交易量增加時，一項交易的總成本增加得很少。從整個社會的儲蓄投資過程看 ，中介手段有助於提高儲蓄和投資水平以及在各種可能的投資機會之間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儲蓄 ，這被稱之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術」。同時 ，金融中介還可通過協調借貸雙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進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 ，並且依靠中介過程創造出各種受到借貸雙方歡迎的新型金融資產，這被稱之為「中介技術」（孫傑， 1998 ；張傑 2001 ）
Klein(1973) 認為多樣化成本是出現金融中介的必要條件，並且注意到這「提供了一種聚合資財的經濟刺激，而中介機構則是如此聚合資財的合乎邏輯的工具」。 Kane & Buser(1979) 研究了美國商業銀行持有證券的多樣化程度。金融中介的規模經濟還表現在它能更好地開發專門技術來降低交易成本。互助基金、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開發了計算機專門技術，使之能以極低的成本提供多種便利的服務。
另一類型的規模經濟與流動性保險相關。按照大數法則，大的投資者聯合將能夠投資於流動性弱但收益性高的證券，並且保持足夠流動性以滿足單個投資者的需要。這一討論並非僅僅適用於銀行業，對保險活動或存貨管理同樣有效。
Freixas & Rochet(1997 ）認為范圍經濟主要涉及支付和存款服務之間，無論在經驗還是理論層次上，范圍經濟並不易准確陳述。 Anthony Saunders(1997) 指出金融中介形成的產品間成本協同節約的能力為范圍經濟。比如說，計算機化可以使有關客戶和他們需求的重要信息得以儲存和共同使用。技術使得金融機構共同使用自己的資源投入（如資本和勞動力），以較低的成本（所謂較低的價格是與這些金融服務產品各自獨立生產時相比）生產出一系列金融服務產品。
80 年代以來有大量文獻考察了不同金融服務行業中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關於銀行，除了最小規模的銀行外，許多早期的研究都沒能發現規模經濟（ Benston et al. ， 1983 ； Berger et al . ， 1987 ； Gilligan & Smirlock ， 1984 ； Gilligan ， Smirlock & Marshall ， 1984 ； Kolari & Zardkoohi ， 1987 ； Lawrence ， 1989 ； Lawrence & Shay ， 1986 ）。最近，由於數據的完善和測量技術的提高，人們發現規模在 $1 億到 $50 億之間的銀行存在規模經濟（ Mester ， 1990 ； Noulas et al. ， 1990 ； Shaffer ， 1988 ； Hunter et al. ， 1990 ）。關於范圍經濟，不論是在存款、貸款及以其他傳統銀行產品業務中找證據，還是從表內與表外業務中找證據，有關成本互補的證據最多隻是很弱。對非銀行金融業的研究相對較少，幾乎都說明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不存在 (Mester ， 1987 ； Lecompte & Smith ， 1990 ； Fields & Murphy ， 1989 ； Grace & Timme ， 1992 ； Goldberg et al. ， 1991 ）（上述關於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實證來自於 Anthony Saunders,1997 ）。 運用信息不對稱來解釋金融中介的存在，是 20 世紀 70 年代金融中介理論的熱點。我們通常認為關於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文獻可追溯到 Leland & Pyle(1977) 或更早到 Akerlof(1970) 。但 Stiger(1967) 把這一問題追溯到 Keynes(1936) 的關於借款者的風險和貸款者的風險的區別。在回顧了 Keynes 關於諸如獲得借款人的知識和監督他們在貸款期間的行為的「信息成本」的分析之後， Stiger 得出一個經典的定義：「信息成本是指從無知到無所不知轉變的成本，而很少有交易者能夠負擔全過程的成本」。新的文獻通過確認融資過程中獲得信息資源的困難，把以信息成本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理論導向一個更加基礎的水平。
所謂的信息不對稱是指交易的一方對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的現象。例如，對於貸款項目的潛在收益和風險，借款者通常比貸款者了解得更多一些。信息不對稱會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 , 兩者都會導致金融市場失靈。
解決逆向選擇問題的一個辦法是讓私人來生產和銷售信息。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生產信息而成為知情者，然後把信息出售給不知情者。然而，這引入了「可信度問題」 (reliability problem) ， Hirshleifer(1971) 首先指出了這一問題：即不可能使信息生產者可信地保證他事實上生產了有價值的信息。一個相關的問題涉及信息的再出售。如果信息生產者可信地生產了有價值的信息，然後賣給另一代理人，但沒有辦法阻止第二個代理人把該信息賣給第三方，以致第四方等。換句話說，信息的購買者在不必減少自己對信息的使用的情況下把它賣給別人或與人共享。這是所謂的「剽竊問題」 (appropriability problem) 。信息生產者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產的回報，這使得信息生產不經濟（見 Grossman & Stiglitz(1980) ）。信息生產中的再出售和剽竊問題激發了金融中介的產生。 Leland&Pyle(1977) 首次提出中介可以克服可信度問題。中介通過將它自己的財富投資在資產中以可信地生產信息，這表明它所生產的信息是有價值的。 Leland& Pyle 建議金融中介通過發行證券和將收益投資到證券組合中使得中介成為私人知情者，這樣能有效地解決信息生產中的可信度和剽竊問題。從其委託監督模型出發， Diamond(1984) 從 Leland& Pyle(1977) 模型得出相對於企業主的成本來說，分散化可降低中介的顯示成本。在 Leland& Pyle(1977) 之後，許多文獻尤其著名的是 Campbll & Kracaw(1980) 也探討金融中介存在以生產潛在投資的信息，這些信息在資本市場上不能有效的生產出來。然而，最完整的論述代理人聯盟能夠生產潛在投資的事前信息的是 Boyd & Prescott(1986) 。在 Boyd & Prescott(1986) 模型中，代理人可以評價他自己的項目，然後向投資者發行承諾支付特定回報的證券。或者，代理人聯盟可以提供給投資者一個組合回報。金融中介就是這樣的代理人聯盟，它可以評價項目，投資到必定會產生高回報的項目，從項目組合中分享回報。金融中介( 尤其是銀行 ) 之所以能從信息生產中獲利，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它們主要發放私人貸款，而不是購買在公開市場上交易的證券，這避免了「搭便車問題」。
從交易成本的角度看，逆向選擇導致的成本為：在貸款之前，貸款人在逆向選擇環境下對合適的投資項目和借款人進行搜尋和核實投資項目預期收益的成本，即搜尋成本和核實成本。 Chan(1983) 建立了一個模型 ，認為金融中介的優勢是能將搜尋投資機會的成本分散於眾多投資者之間 ，因為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場合 ，每個投資者都要獨立支付一筆搜尋成本 ，而金融中介則可以在不同投資項目之間進行廣泛的搜尋 ，一旦找到了某個有效益的項目 ，還可與其他投資者一同分享。即金融中介在項目搜尋方面存在規模經濟。核實成本是對投資效益進行評估的成本 ，要進行評估就要採取措施 ，就要花一筆費用。核實成本的效果是落實所取得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是「不能輕易地在投資者中間分享的」。意思是投資效益不容易直接分配給各個投資者 ，要分配給各個投資者 ，只能通過金融媒介體。金融媒介體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就在於投資效益的一部分能夠讓自己的客戶分享。 Broecker(1990) 研究了逆向選擇環境下進行的項目篩選問題。
解決道德風險的辦法是增加監督，而監督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大量的小的貸款人直接監督借款人，成本會很高，而且同樣會產生「搭便車問題」。而銀行監督則具有規模經濟，所以把它委託給一個特定的機構—銀行是有效率的。銀行相對於其他金融中介的另一個優勢是：由於企業通常在銀行開戶，銀行就可以直接得到重要的信息，銀行就可以通過觀察企業的存款和取款來評定企業的金融狀況（ Irena Grosfeld ， 1997 ）。 Diamond(1984) 首次對金融中介的存在作了一致性的解釋。 Diamond 模型中的金融中介「監督」借款人。 Hellwig(1991) 對此進行了研究。 Holmstrom & Triole(1993) 研究了在項目實施期間防止借款人的道德風險問題。 Townsend(1979) ， Gale & Hellwig(1985) ， Krasa & Villamil(1992 ）提出了處罰或審計違約借款者的問題。 Winton(1995a) 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即銀行資本的作用問題，他指出銀行資本是完成委託監督功能的另一機制。同時，中介貸款時所解決的任何能夠增加價值的問題同樣也是借款給金融中介的一方面臨的問題。在 Diamond 模型中，中介代表借款給中介的投資者監督借款人。但是貸款給中介的貸款人自己不得不直接監督中介。這個所謂的監督監督者的問題如何解決？ Diamond(1984) 是第一個認識到並解決這一問題的人（ Gorton & Winton ， 2002 ）。更准確地說，「監督監督人」的問題是指：如果監督中介的成本低於貸款人直接貸款給借款人的成本和所導致的監督成本，則借款給中介會減少監督成本。 Diamond 的基本結論顯示，隨著中介規模的增大，如果中介按所承諾的監督借款人，它就會按承諾的支付存款人。如果不是這樣，中介會遭受非金錢的懲罰即破產或聲譽損失。如果貸款的回報是相互隨機獨立的， Krasa & Villanil(1992) 應用大偏差定理表明：只要存款人的監督成本不隨銀行規模成指數增長，對大銀行充分監督的期望成本趨於 0 。其他的關於銀行類中介的理論觀點強調了長期承諾關系的優點。認為銀行會通過建立長期承諾機制來減少投資者、經營者和雇員之間的道德風險（ Shleifer & Summers ， 1988;Mayer ， 1988 ， Franks & Mayer ， 1990; Irena Grosfeld ， 1997 ）。 對於金融中介有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種方法視現存的金融中介為給定，認為公共政策的目標就是幫助現有的機構生存和興旺，把這種分析方法簡稱為機構觀；另一種分析方法則不同，視金融中介運作的功能為給定，並探索運作這些功能的最佳機構結構，這種方法稱為功能觀。 Jensen & Meckling(1976) ， Leland& & Pyle(1977) ， Greembaum & Higgins(1983) ， Diamond & Dybvig(1986) ， Black(1985) ， Williamson(1985 ， 1988) ， Brennan(1993) ， Cossin(1993) ， Pierce(1991) 和 Scholes & Wolfson(1992) 都不同程度的論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系統的論述金融中介的功能並把它提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觀層次的是 Bodie & Merton （ 1993 ， 2000 ）、 Merton & Bodie （ 1993 ， 1995 ）和 Merton(1995 ）的分析。金融中介功能觀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論的視野，從而把金融中介理論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觀的核心內容可表述為：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穩定，亦即在地域和時間跨度上變化較小；機構的形式隨功能而變化，即機構之間的創新和競爭最終會導致金融系統執行各項職能的效率的提高。而且功能觀首先要問金融體系需要行使哪些經濟功能，然後去尋求一種最好的組織機構，而一種組織機構是否最好，則又進一步取決於時機和現有的技術（ Merton ， 1995 ；博迪， 2000 ）。
當然，這里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金融中介功能的具體內容，而是金融機構的動態變化。 Merton （ 1995 ）承認，近年來，金融體系結構（ Ross(1989) 把金融機構分為透明的各類證券市場、半透明的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不透明的傳統金融中介如商業銀行與保險公司）發生變化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新設計證券的大量涌現，計算機和電訊技術的進步也使得不同證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順利完成，部分原因是由於金融理論的重要進步，所有這些都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結果，導致金融市場交易量大幅提高，從而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職能。中介與市場在金融產品的提供上是競爭的，而技術進步與交易成本的持續下降加劇了這種競爭的強度。 Finnerty(1988,1992) 對金融產品創新的大量事件的考察表明，最初由中介提供的金融產品最終都走向了市場，這種範式隱含著：金融中介（特別是非透明中介如銀行）正在被金融市場的制度性安排所替代。上述觀點對於金融中介總體來說是不成立的，中介除了提供定製的產品和服務的明顯功能以外，還具有重要的創造與檢驗新產品的潛在功能。 Merton 根據金融產品的性質對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作了具體「分工」。相比之下，金融市場傾向於交易標准化的或者說成熟的金融產品，這種金融產品能服務於大量的消費者，並在定價時能被交易所充分理解；而金融中介則更適合於量小的新金融產品，這些新產品一般而言是高度定做的，只針對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費者，因此信息也是完全不對稱的。中介和和市場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介通過創造出構成新市場基礎的產品和加大市場上已有產品的交易量來幫助市場成長。反過來，市場通過降低生產產品的成本幫助中介創造新的更加個性化的產品。當我們靜態地審視某一特殊產品的活動時，中介和市場的確是兩個相互競爭的制度。然而當我們動態地看待金融系統的演進時，兩者又恰恰是互補性的制度，在功能的發揮上彼此加強、相互促進。從這種意義上講， Merton 對金融中介理論的貢獻是真正具有建設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功能需求的穩定性使 Oldfield & Santomero(1997) 認為金融服務，如發行、配置、支付、及融資，比提供服務的機構和滿足客戶要求所提供的特定產品都要穩定。 Eichberger & Harper （ 1997 ）也為我們理解中介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在他們看來，金融制度發展的特徵實際上就是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之間持續的競爭，金融制度演進的歷史也就成為人們試圖調和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場競爭性關系的歷史。 Allen & Santomero (1998) 認為現有的文獻過分強調了中介在減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方面的作用。他們指出，中介是風險轉移的推進器和處理日益復雜的金融工具及市場難題的推進器（ Facilitators ）。同時指出，為參與金融活動提供便利是金融中介的一項重要服務。減少參與成本（即學習有效利用市場並日復一日地參與到這個市場中來的成本。）對理解已在金融市場發生了的變化是事關重要的。 Merton(1989) 增加了金融部門的另外一個功能。他認為金融中介具有在不同參與者之間分配風險的能力。在這里，金融中介的主要增值能力在於它們具有以最低成本有效地分配風險的功能。金融中介可以通過動態交易戰略創造大量的合成資產。其業務日漸集中於風險的交易和各種金融合約風險的捆綁和拆分。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許多傳統的金融市場擴大了，新的金融市場產生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信息變得便宜和容易得到，但卻沒有伴隨著中介的減少。反而，金融市場廣度與深度的擴展卻是中介和企業增加運用這些金融工具的結果，也就是說，金融市場的擴大並沒有使人們對金融中介的依賴程度降低，反而，個人參與金融市場的方式急劇轉向通過各種中介。因此，傳統的以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理論對此現象的解釋就存在問題。
針對銀行等金融中介業務的變化， Allen & Santomero (1998) 在歸納銀行新業務後認為，風險管理已經成為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業務。 Scholtens & Wensveen(2000) 則認為，風險管理從誕生起就是銀行的核心業務，銀行總是持有風險資產並管理它。而隨著銀行新業務的拓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現，這一職能大大加強了。管理風險現在是，而且一直是金融中介的生計所在。依靠在信息生成和處理上的專業化以及分散個體信貸和期間風險，中介一直能夠吸收風險。針對金融中介職能的變化， Allen & Santomero(1998) 認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論視野過於狹窄，需要用風險管理和參與成本來解釋現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們認為，在傳統的以銀行業為基礎的經濟中，金融市場的作用並不顯著，銀行管理風險的辦法是將風險跨期平滑化：在資金充裕的時候吸收大量短期流動性資產，而在資金短缺時用它們作為流動性風險的緩沖劑。但是，近 20 年來，金融市場的發展對銀行業形成的沖擊，使這種風險管理辦法難以為繼了。因為金融市場給投資者提供比銀行利息高得多的回報，因而使資金從銀行流入金融市場。為了生存，銀行不得不對其風險管理辦法動手術：銀行等金融中介繞開分業經營的限制，開拓新業務，進入新市場，進行金融創新，推出新的金融產品，向「全能銀行」轉變。這樣，與傳統的信貸業務比例下降相伴隨，銀行開始在金融市場中扮演著進行資產交易和風險管理代理人的角色。參與成本可以解釋銀行的職能轉變。所謂參與成本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花在參與風險管理和決策上的時間。 Allen & Santomero(1998) 指出，最近 20 年來，隨著人們特別是專業人士的單位時間收入的提高，他們花在風險管理和決策上的時間的機會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於金融創新，金融工具越來越復雜，使得非金融從業人員了解金融風險交易和風險管理的難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資者學習某種金融工具需要花費固定成本，既然如此，雖然交易成本與信息成本可能已經大為下降，但由於伴隨著上述固定成本，投資者的最佳選擇仍然是只持有有限的資產（ Brennan ， 1975 ）， King & Leape （ 1984 ）提供了相應的經驗證據。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個人參與金融資產交易和風險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為專業機構，可以利用其專業優勢，代理人們進行風險交易和管理，從而大大減少參與成本。在這里，金融中介的職能主要是代理金融資產交易和風險管理，已不同於傳統的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的職能了。 Scholtens & Wensveen （ 2000 ）基本同意 Allen & Santomero （ 1998 ）的觀點，但是認為他們的分析並不全面。盡管市場不斷向完美市場逼近，信息價格不斷下降，但不對稱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 Scholtens & Wensveen （ 2000 ）認為參與成本並不能很好地解釋金融業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巨大變化，諸如共同基金的發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廣泛使用。在他們看來，這些金融產品迅速發展的關鍵仍然是風險而不是參與成本，金融中介理論必須拓展其目前的研究邊界。應當放棄靜態的完美市場範式，採用更為動態的概念，金融中介理論應當包括金融創新的動態過程和在此基礎上的市場差異化。金融中介不是居於最終儲蓄者和投資者之間充當「代理人」，以減少像不對稱信息和參與成本之類的市場非完美性，而是一個獨立行事的市場主體。它能夠創造金融產品，並通過轉換財務風險、期限、規模、地點和流動性而為客戶提供增加值。因此價值增值是現代金融中介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從而理應成為金融中介理論的核心。當然，價值增值是通過降低人們的參與成本和擴展金融服務來實現的。
基於此， Scholtens & Wensveen 的這種所謂的補充理論（ amended theory ）自然強調金融中介的顧客導向而不是信息不對稱。也就是說，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顧客出售金融服務並從中獲利的，而傳統理論所謂的節約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對稱以及參與成本等則屬於上述過程的伴隨效應（ by-effect ）。總之，這種補充理論與傳統理論相比，後者強調成本，而前者則強調價值；後者強調信息不對稱，而前者強調顧客導向（張傑 2001 ）。

⑶ 現代金融學的三大理論基石是什麼

銀行，是依法成立的經營貨幣信貸業務的金融機構，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保險（Insurance），本意是穩妥可靠保障；後延伸成一種保障機制，是用來規劃人生財務的一種工具，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的支柱。

證券是多種經濟權益憑證的統稱，也指專門的種類產品，是用來證明券票持有人享有的某種特定權益的法律憑證。主要包括資本證券、貨幣證券和商品證券等。

(3)公司金融理論的核心內容擴展閱讀：

金融體系包括金融調控體系、金融企業體系（組織體系）、金融監管體系、金融市場體系、金融環境體系五個方面。

（1）金融調控體系既是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組成部分，包括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配合、保持幣值穩定和總量平衡、健全傳導機制、做好統計監測工作，提高調控水平等；也是金融宏觀調控機制，包括利率市場化、利率形成機制、匯率形成機制、資本項目可兌換、支付清算系統、金融市場的有機結合等。

（2）金融企業體系，既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託投資公司等現代金融企業，也包括中央銀行、國有商業銀行上市、政策性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小金融機構的重組改革、發展各種所有制金融企業、農村信用社等。

⑷ 簡述金融學的核心原理

金融學(Finance)是從經濟學中分化出來的應用經濟學科，是以融通貨幣和貨幣資金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具體研究個人、機構、政府如何獲取、支出以及管理資金以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學科。金融金融學專業主要培養具有金融保險理論基礎知識和掌握金融保險業務技術，能夠運用經濟學一般方法分析金融保險活動、處理金融保險業務，有一定綜合判斷和創新能力，能夠在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證券公司、人壽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公司、再保驗公司、信託投資公司、金融租賃公司、金融資產公司、集團財務公司、投資基金公司及金融教育部門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金融學主要學習貨幣銀行學方向有貨幣銀行學、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央銀行、國際金融、國際結算、證券投資、投資項目評估、投資銀行業務、公司金融等。

歷史起源
金融學在古代不是獨立的學科。如在中國，一些金融理論觀點散見在論述「財貨」問題的各種典籍中。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最早形成於西方，叫「貨幣銀行學」。近代中國的金融學，是從西方介紹來的，有從古典經濟學直到現代經濟學的各派貨幣銀行學說。
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後，「貨幣信用學」的名稱逐漸被廣泛採用。這時，開始注意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下的金融問題進行綜合分析，並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一些理論問題加以探討，如：人民幣的性質問題，貨幣流通規律問題，社會主義銀行的作用問題，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和物資供求平衡問題，等等。不過，總的說，在這期間，金融學沒有受到重視。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金融學建設進入了新階段，一方面結合實際重新研究和闡明馬克思主義的金融學說，另一方面則扭轉了完全排斥西方當代金融學的傾向，並展開了對它們的研究和評價;同時，隨著經濟生活中金融活動作用的日益增強，金融學科受到了廣泛的重視;這就為以中國實際為背景的金融學創造了迅速發展的有利條件。
金融學研究的內容極其豐富。它不僅限於金融理論方面的研究，還包括金融史、金融學說史、當代東西方各派金融學說，以及對各國金融體制、金融政策的分別研究和比較研究，信託、保險等理論也在金融學的研究范圍內。
在金融理論方面主要研究課題有：貨幣的本質、職能及其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銀行的職能以及它們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質和作用;在現代銀行信用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貨幣流通的特點和規律;通過貨幣對經濟生活進行宏觀控制的理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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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什麼是金融學基本原理

金融學(Finance)是從經濟學中分化出來的應用經濟學科，是以融通貨幣和貨幣資金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具體研究個人、機構、政府如何獲取、支出以及管理資金以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學科。金融金融學專業主要培養具有金融保險理論基礎知識和掌握金融保險業務技術，能夠運用經濟學一般方法分析金融保險活動、處理金融保險業務，有一定綜合判斷和創新能力，能夠在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證券公司、人壽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公司、再保驗公司、信託投資公司、金融租賃公司、金融資產公司、集團財務公司、投資基金公司及金融教育部門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金融學主要學習貨幣銀行學方向有貨幣銀行學、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央銀行、國際金融、國際結算、證券投資、投資項目評估、投資銀行業務、公司金融等。

歷史起源
金融學在古代不是獨立的學科。如在中國，一些金融理論觀點散見在論述「財貨」問題的各種典籍中。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最早形成於西方，叫「貨幣銀行學」。近代中國的金融學，是從西方介紹來的，有從古典經濟學直到現代經濟學的各派貨幣銀行學說。
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後，「貨幣信用學」的名稱逐漸被廣泛採用。這時，開始注意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下的金融問題進行綜合分析，並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一些理論問題加以探討，如：人民幣的性質問題，貨幣流通規律問題，社會主義銀行的作用問題，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和物資供求平衡問題，等等。不過，總的說，在這期間，金融學沒有受到重視。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金融學建設進入了新階段，一方面結合實際重新研究和闡明馬克思主義的金融學說，另一方面則扭轉了完全排斥西方當代金融學的傾向，並展開了對它們的研究和評價;同時，隨著經濟生活中金融活動作用的日益增強，金融學科受到了廣泛的重視;這就為以中國實際為背景的金融學創造了迅速發展的有利條件。
金融學研究的內容極其豐富。它不僅限於金融理論方面的研究，還包括金融史、金融學說史、當代東西方各派金融學說，以及對各國金融體制、金融政策的分別研究和比較研究，信託、保險等理論也在金融學的研究范圍內。
在金融理論方面主要研究課題有：貨幣的本質、職能及其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銀行的職能以及它們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質和作用;在現代銀行信用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貨幣流通的特點和規律;通過貨幣對經濟生活進行宏觀控制的理論，等等。

學科分支 金融學從經濟學分化出來的、研究資金融通的學科。傳統的金融學研究領域大致有兩個方向：宏觀層面的金融市場運行理論和微觀層面的公司投資理論。
其主要研究分支包括： 金融市場學(en:Financial market) 公司金融學(en:Corporate Finance)
金融工程學(en:Financial Engineering) 金融經濟學(en:Financial Economics)
投資學(en:Investment Investment) 貨幣銀行學(en:Money, Banking and Economics)
國際金融學(en:International Finance) 財政學(en:Public Finance) 保險學(en:Insurance
Insurance) 數理金融學(en:Mathematical Finance) 金融計量經濟學(en:Financial Econometrics)
[編輯本段]學科分類
金融學(Finance)的定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且用來定義學科的術語對該學科的發展方向會有極其重要的影響。Webster字典將「To
Finance」定義為「籌集或提供資本(To Raise Or Provide Funds Or Capital
For)」。華爾街日報在其新開的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的固定版面中將(公司)金融定義為「為業務提供融資的業務(Business Of
Financing Businesses)」，這一定義基本上代表了金融實業界的看法。代表學界對金融學較有權威的解釋可參照《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Money And Finance) 的「Finance」相關詞條。由斯蒂芬•A•羅斯(Stephen
A.
Ross)撰寫的「Finance」詞條稱「金融以其不同的中心點和方法論而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其中心點是資本市場的運營、資本資產的供給和定價。其方法論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給金融契約和工具定價。」羅斯概括了「Finance」的四大課題：「有效率的市場」、「收益和風險」、「期權定價理論」和「公司金融」。羅斯的觀點，集中體現了西方學者界定「Finance」倚重微觀內涵及資本市場的特質。
在國內學界，對「Finance」一詞的翻譯及內涵界定存在較大爭議。總覽50多年來國內出版的各類財經專業辭典，「Finance」一詞的漢語對譯主要有「金融」、「財政」、「財務」、「融資」四種。相對而言，後三種譯法用途相對特定，唯有「金融」頗值商榷。「金融」就其理論內涵來說，在國內具有轉軌經濟背景下的典型特徵。基於貨幣、信用、銀行、貨幣供求、貨幣政策、國際收支、匯率等專題的傳統式金融研究，對於「金融」一詞的代表性定義為「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以及與之相聯系的經濟活動的總稱」(劉鴻儒，1995)，並不突出反映資本市場的地位。一般而言，國內學界理解「金融學(Finance)」，主要以「貨幣銀行學(Money
And Banking)」和「國際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兩大代表性科目為主線。其原因大致有二：在視資本、證券為異類的歷史環境下，由政府主導的銀行業間接融資是金融實踐的中心內容。與此相適應，針對銀行體系的貨幣金融研究成為金融學絕對主導。二是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國策導致將對外貿易加強，國內高校相應大面積開設以國際收支和貿易為核心的「國際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專業。
令人尷尬的事實是，基於以上兩大學科界定的(國內)「金融學」，今天看來卻恰恰不是Finance的核心內容。西方學界對Finance的理解，集中反映在兩門課程：一是以公司財務、公司融資、公司治理為核心內容的Corporate
Finance，即公司金融。二是以資產定價(Asset
Pricing)為核心內容的Investments，即投資學。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很多學者將Corporate
Finance譯作「公司財務」或「公司理財」，很容易使人誤解其研究對象為會計事項，今後應予修正。總體觀之，國內所理解的「金融學」，大抵屬於西方學界宏觀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內容。而西方學界所指的Finance，就其核心研究對象而言更側重微觀金融領域。
鑒於以上分析，我將金融學(Finance)分為三大學科支系：微觀金融學，宏觀金融學，以及由金融與數學、法學等學科互滲形成的交叉學科。這種界定對於澄清目前中國學術界的金融學定義之爭應有所幫助。
1、微觀金融學(Finance) 也即國際學術界通常理解的Finance，主要含公司金融、投資學和證券市場微觀結構(Securities Market
Microstructure)三個大的方向。微觀金融學科通常設在商學院的金融系內。微觀金融學是目前我國金融學界和國際學界差距最大的領域，急需改進。
2、宏觀金融學(Macro Finance) 國際學術界通常把與微觀金融學相關的宏觀問題研究稱為宏觀金融學(Macro
Finance)。我個人認為，Macro Finance
又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微觀金融學的自然延伸，包括以國際資產定價理論為基礎的國際證券投資和公司金融(International Asset Pricing And
Corporate Finance)、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Financial Market And Intermediations
)等等。這類研究通常設在商學院的金融系和經濟系內。第二類是國內學界以前理解的「金融學」，包括「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等專業,
涵蓋有關貨幣、銀行、國際收支、金融體系穩定性、金融危機的研究。這類專業通常設在經濟系內。
宏觀金融學的研究在中國有特別的意義。這是因為微觀金融學的理論基礎是有效市場理論，而這樣的市場在中國尚未建立，所以公司和投資者都受到更大范圍的宏觀因素影響。金融學模型總會在開始說「讓我們假設……」，例如，以金融的範式——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為例，詹森(1972)歸納出CAPM建立在下述七個假設上：所有投資者追求單周期的財富期望效用最大化;根據期望收益的均值和方差選擇資產組合;可以無限量地拆借資金;對所有資產的收益回報有相同的估計;他們是價格的接受者，資本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資產總量是固定的，沒有新發行的證券，並且證券可以完全分離，交易無成本;最後，資本市場無稅收。這些假設顯然過於苛刻，尤其在中國這樣的不成熟市場更難成立。
諸如此類的假設，側面反映了宏觀經濟體制、金融中介和市場安排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我這里所定「宏觀金融學」的研究內容。我們必須重視對這些假設本身的研究。
3、金融學和其他學科的交叉學科
伴隨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學科交叉成為突出現象，金融學概莫能外。實踐中，與金融相關性最強的交叉學科有兩個：一是由金融和數學、統計、工程學等交叉而形成的「金融工程學(Financial
Engineering)」;二是由金融和法學交叉而形成的「法和金融學(Law and
finance)」。金融工程學使金融學走向象牙塔，而法和金融學將金融學帶回現實。
數學、物理和工程學方法在金融學中被廣泛應用，闡述金融思想的工具從日常語言發展到數理語言，具有了理論的精神與抽象，是金融學科的一個進步。當我開始涉足金融學理論時，正是將物理和應用數學應用於金融模型的高峰期，比如使用差分、偏微分方程和隨機積分等數學工具描述股票走勢、收益率曲線等。我讀金融學博士時的一個同窗是義大利人，他本科學的是物理，之所以選擇金融，是因為期望金融能成為20世紀後期的物理學。11年後的今天，事情並沒有像他當初預期的那樣，物理和數學並未能統治金融學，完美的金融模型並沒有出現，金融學經歷了對物理和數學的狂熱期後，回歸到了基本面分析的基礎上。
那為什麼高深的數學和物理方法在金融研究中作用有限呢?金融是藝術(Art)而非科學(Science)。物理學理論模型使用確定性的參數，而金融學研究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所以不存在完美的金融模型來指導實踐。科學利用理論模型引導人們的認識由未知走向已知，而金融利用理論模型從一種期望變成另一種期望——如股票定價、期權定價模型的參數分別是期望紅利和期望收益變動率，永遠是一個不確定性。
基於以上原因，加之我國金融衍生產品等金融工具的缺乏，估計金融工程學在中國近期不會有太大的現實意義。金融學人應該學會「走過數學」(Go Beyond
Mathematics)。另一方面，我國金融改革實踐的發展卻亟需法和金融學的理論指導，可以預見法和金融學在我國將會有相當發展。
我國目前金融改革的結構性難題大多都同時涉及法律和金融兩方面問題：如在轉型期的法律體系下，什麼樣的金融體系最能有效配置資源?怎樣為解決銀行壞帳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等金融創新提供法律支持?怎樣修改《公司法》、《證券法》、《破產法》和《商業銀行法》等法律中不合時宜的條款，激勵金融創新?等等。類似的研究在國際學術界近年來已成風潮，而且逐漸形成了一門新興學科，謂之「法和金融學(Law
And Finance)」。 「法和金融學」是自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法和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的延伸，Rowley(1989)把法和經濟學定義為「應用經濟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考察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程序和影響」，法和經濟學強調法學的「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要有利於資源配置的效益並促使其最大化。法和金融學有兩大研究方向：一是結合法律制度來研究金融學問題，也就是以金融學為中心、同時研究涉及的法律問題，強調法律這一制度性因素對金融主體行為的影響，這也是本叢書的核心任務。二是利用金融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法學問題，本叢書同時覆蓋這方面的重要問題，例如金融立法和監管的經濟學分析。
法和金融學對中國的金融創新和司法改革意義尤為深遠。目前，這門學科在我國尚屬空白，吳敬璉教授和江平教授最近已開始倡導經濟和法的融合研究，不過目前學術界的研究還停留在概念引進階段，其對實際工作和教學科研的意義尚未顯露。換言之，要實現法和金融學由概念詮釋到實務操作、教學普及直至學科發展的躍升，學界仍需付出巨大努力，從頭作起。
[編輯本段]金融學專業 培養目標
本專業培養具備金融學方面的理論知識和業務技能，能在銀行、證券、投資、保險及其他經濟管理部門和企業從事相關工作的專門人才。金融學培養要求：本專業學生主要學習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證券、投資、保險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相關業務的基本訓練，具有金融領域實際工作的基本能力。
專業能力 1.掌握金融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 2.具有處理銀行、證券、投資與保險等方面業務的基本能力; 3.熟悉國家有關金融的方針、政策和法規;
4.了解本學科的理論前沿和發展動態; 5.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能力。 主幹課程 主幹學科：經濟學
主要課程：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財政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管理、證券投資學、保險學、商業銀行業務管理、中央銀行業務、投資銀行理論與實務等。
金融學國家重點學科院校：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
金融學領域極其重視畢業院校，以上5所大學的畢業生是金融學領域的翹楚! 跨專業報考金融學的優勢
雖然現在金融人才需求旺盛,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進入這個行業的門檻正在水漲船高。金融招聘會上，學歷的要求仍然很高，比較好的金融機構，幾乎都要求碩士以上學歷，名校畢業，甚至要海歸。
除了學歷要求之外,銀行也需要越來越多的復合型人才。目前的情況是銀行中有一半人，甚至更多是非金融、經濟、財務專業的人員。他們本科專業各異，有計算機、通信、法律甚至機械和物理。現在備考和在讀的金融研究生也有很多是跨專業的，導師們非常歡迎這些跨專業學生。有些金融分析機構指明要有工科背景的畢業生，他們要的就是工科那種嚴謹理性的思維和分析。
就業前景 從近幾年就業情況來看，金融學專業畢業生通常有這些流向：
1、商業性質的銀行，其中包括中國工商、建設、農業銀行等四大行和招商等股份制商行、城市商業銀行、外資銀行駐國內分支機構;
2、保險公司、保險經紀公司，如中國人壽、平安、太平洋保險等; 3、中央人民銀行、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4、金融控股集團、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金融租賃、擔保公司; 5、證券公司，含基金管理公司;上交所、深交所、期交所;
6、信託投資公司，金融投資控股公司，投資咨詢顧問公司.大型企業財務公司; 7、國家公務員系列的政府行政機構，如財政、審計、海關部門等;
8、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或社保局; 9、一些政策性銀行，比如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 10、上市(或欲上市)股份公司證券部、財務部等;
11、高等院校金融財政專業教師，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出版傳播機構等。 報考建議 1、職業導向：
從上面的就業流向可以看出，職業方向和報考專業有很大的聯系。因此如果你准備從事基金類工作，報金融工程方向比較好;如果你想到保險公司工作當然要選擇保險方向。
2、學校導向：
首先，報考時盡量選擇名校。現在金融行業都有「名校情結」，企業在選擇學生時，比較看重學生就讀的院校，一般情況下會選擇比較知名的，如上海財經大學、人民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的學生，因為這些學校已經在企業心目中樹立良好的口碑。
其次從人際關系方面考慮你所報考的院校。最好是選擇傳統上具有優良的金融學教育積淀的學校，比如一些著名財經類專業院校，如中財、上財，或是金融經濟類傳統較好的綜合類大學，比如復旦、南開。這樣的院校通常在金融經濟界有一定的校友資源，對於未來就業好處頗多。
第三，學校的地域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你所要報考的院校，應該在你未來准備發展的地區或附近。因為學校在該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力，這樣在你畢業之後會方便你到該地區擇業。比如考上海的學校就把目標定在上海發展。2020年，上海將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從倫敦、紐約、東京等國際金融中心的情況看，其金融人才都在30萬人以上，而目前上海市的金融從業人員在10萬人左右，上海與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人才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尤其是高級金融人才更是短缺。
3、專業導向：
既然你准備在這個行業發展，那麼選擇什麼專業方向更符合你的發展目標呢?從當前的金融學科專業分布來看，比較有發展前景的專業方向有：公司財務、風險管理與控制、金融工程、金融市場、保險精算、證券投資等。
目前基金市場最為活躍，而熟練的基金經理人只有3000人左右，人才缺口過萬;目前中級基金經理人的年收入已經達到40萬元.而擔任高級職位的經理人年薪已經突破百萬元，可見金融行業是一座未開採的金礦。

⑼ 金融主要學什麼,

金融學研究的內容極其豐富。它不僅限於金融理論方面的研究，還包括金融史、金融學說史、當代東西方各派金融學說，以及對各國金融體制、金融政策的分別研究和比較研究，信託、保險等理論也在金融學的研究范圍內。

在金融理論方面主要研究課題有：貨幣的本質、職能及其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信用的形式、銀行的職能以及它們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利息的性質和作用；在現代銀行信用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貨幣流通的特點和規律；通過貨幣對經濟生活進行宏觀控制的理論等等。

就業方向：基金公司、證券公司、金融機構、銀行等。可從事基金績效評估、風險控制、資產配置、理財產品設計、債券市場操作、公司債券市場產品設計、抵押支持債券產品設計等工作。

(9)公司金融理論的核心內容擴展閱讀

人類已經進入金融時代、金融社會，因此，金融無處不在並已形成一個龐大體系，金融學涉及的范疇、分支和內容非常廣，如貨幣、證券、銀行、保險、資本市場、衍生證券、投資理財、各種基金（私募、公募）、國際收支、財政管理、貿易金融、地產金融、外匯管理、風險管理等。

金融學領域的學科交叉與創新發展的趨勢非常明顯，涌現出許多引人注目的新興邊緣學科，如演化金融學（Evolutionary Finance）就是介於生物學和金融學的一門邊緣科學，演化證券學則是介於生物學和證券學之間的邊緣學科。